第一篇：中國企業需要怎樣的價值觀（范文）

中國企業需要怎樣的價值觀

肖知興

共享型與犧牲型價值觀

建設智慧型組織的第一步是實現精神資源的共享，也就是建立共享的核心價值觀。這里的“共享”有兩個方面的含義。第一個方面，該核心價值觀必須得到組織中所有成員的內在認同，也就是英文中的“BUY-IN”，其意思是，不僅僅是員工口頭上、在使用正式話語系統時認同，而且是在信仰層面、理性層面、情感層面、行為層面全方位的認同。

第二個方面，一種核心價值觀，如果想讓趨于無限多的成員在趨于無限長的時間內產生趨于無限的內在認同(三個無限)，必須是一種博弈論意義上的均衡價值觀，必須是一種基于最普世、最恒定、最可復制的原則的價值觀，這個原則就是平等原則或者對等原則。平等原則在企業層面可能表現為很多更細分、更具體的價值觀形式，如契約精神、對制度的尊重、對個體的尊重、合作精神、信任精神等，但歸根結底，對企業的核心價值觀的驗金石都是一條：是否有共享的精神，企業的成員是否能在一起分享知識、分享財富、分享快樂，因為這些分享，從而擁有更豐沛的人生。沒有共享精神的價值觀，就絕不是均衡的價值觀，不可能讓更多的人在更長的時間段產生內在的認同，不可能達到建設智慧型組織的目標。與基于平等精神的共享型價值觀相對立的是掠奪型價值觀。掠奪型價值觀如果宣稱它們自己是掠奪型，就達不到掠奪的目的，所以，掠奪型價值觀永遠不會以掠奪型價值觀的面目出現，他們永遠有一個推在前臺的唱雙簧的伙伴，就是犧牲型價值觀，敲鑼打鼓、管急弦繁地向員工大力推薦和灌輸，這個灌輸犧牲型價值觀的過程也就是我們經常講到的洗腦。被洗腦的員工只知奉獻，不知回報，努力“奉獻”的結果通常是，收獲一大堆紙獎狀和玻璃獎杯，企業的所有權卻在不知不覺中地被暗箱操作，暗度陳倉。

這里必須解釋一下，我這樣說并不代表反對利他主義道德本身。對于出于個人信念出發的真誠的利他主義者，我與很多人一樣，對他們表示最虔誠、最真摯的敬意。而且，基于對等原則的利他主義同樣能夠成為分享型價值觀的基礎。企業主嚴于律己，“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父慈然后子孝。

日韓企業在二戰后的相繼崛起，某種程度就是這種良性循環的結果。與此對比，犧牲型價值觀的本質卻是，既得利益者、強者、統治者為達到自我表現利益最大化而對他人提出的單方向道德要求和犧牲呼吁，簡而言之，是權謀，是“瞞與騙”的老招術。莊嚴的道德招牌之下，打的是極端利己的、無法見人的丑陋算盤。

中國盛產犧牲型價值觀。儒家從一家之言走向廟堂的過程，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個從強調小圈子內合作關系的、樸素的利他主義走向犧牲型價值觀的過程。古往今來，不乏古道熱腸的知識分子，把已經廟堂化的儒家當作利他主義來信仰，把舊式軍閥當“真龍天子”來擁護；也偶爾確實有一些努力實現“王道”的明主，致力于實現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愛人者，人恒愛之”的良性循環。但事實是，在大多數情況下，被統治者劫持的儒家道德觀都是瞎子打燈籠：照別人不照自己。

令人驚訝的是，五四之后的現代中國，在經歷了一個類似于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時代之后，從西方選擇的利他主義價值觀成為新傳統，卻也同樣面臨被廟堂化 的危險。在很多地方，新舊傳統的話語體系變了，精神實質卻是一樣的。華為的價值觀改造

在如何把傳統價值觀改造成共享型價值觀方面，華為公司是一個非常經典的例子。任正非一方面幾乎以利他主義價值觀要求自己，如生活樸素，不設專車，吃飯、看病一樣排隊，與員工付同樣的費用，沒有一人獨大、控制公司股份等等；另一方面，努力建立共享型價值觀。

典型的提法包括：“堅持人力資本的增值大于財務資本的增值”、“在顧客、員工與合作者之間結成利益共同體。努力探索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內部動力機制。我們決不讓雷鋒吃虧，奉獻者定當得到合理的回報”(《華為基本法》)、“不能叫雷鋒吃虧，以物質文明鞏固精神文明，以精神文明促進物質文明來形成千百個雷鋒成長且源遠流長”(任正非語)。值得注意的是這里：通過創造性地使用傳統價值觀的話語，達到建立共享型價值觀的目的。通過使用雷鋒這個傳統的榜樣，一方面強調了工作中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另一方面，又強調物質回報，巧妙地用共享型價值觀改造了傳統價值觀，溝通效果非常好。

華為的民主生活會也是這樣一個對傳統進行創造性改造的好例子。任正非在《華為的冬天》里說到：“下面也要有民主生活會，一定要相互提意見，相互提意見時一定要和風細雨。我認為，批評別人應該是請客吃飯，應該是繪畫、繡花，要溫良恭讓。一定不要把內部的民主生活會變成了有火藥味的會議，高級干部尖銳一些，是他們素質高，越到基層應越溫和。事情不能指望一次說完，一年不行，兩年也可以，三年進步也不遲。我希望各級干部在組織自我批判的民主生活會議上，千萬要把握尺度。我認為人是怕痛的，太痛了也不太好，像繪畫、繡花一樣，細細致致地幫人家分析他的缺點，提出改進措施來，和風細雨式最好。”通過 對個體的尊重，這里的民主生活會已經擺脫了它原有的意識形態色彩，化平淡為神奇，成為類似于西方領先企業中的反思(reflection)和輔導(coaching)的先進管理實踐。

華為公司的共享型價值觀的一次最集中的體現是任正非大力培養的接班人李一男離開華為獨立創業的例子。中國企業，創業期間，花前月下，海誓山盟，一朝反目，相視如仇的庸俗肥皂劇我們已經看到過無數遍。按照這個套路，李一男要想離開華為，只有一條路：魚死網破。

但這一次故事卻完全以另一種方式展開。李一男從華為離開時，竟然用理論上完全可能是一紙空文的內部股換出了數以千萬計的網絡設備，為他創立港灣公司奠定了基礎。一年后，瑞銀華寶的華平投資和上海實業的龍科創投分別將1600萬美元和300萬美元投入港灣公司，港灣公司從此發展迅猛，大有“復制華為”之勢，成就了業界的一段佳話。

聯想之失

與華為相比，聯想以IBM和惠普為師，以拿來主義的態度直接汲取它們的個體主義思想，努力建設共享型文化的過程，顯得波瀾不驚。大家對楊元慶在聯想公司推行直呼其名的做法可能印象較為深刻，看起來是小事，其實質是在用平等思想改造中國的根深蒂固的等級文化。

聯想的文化不高調，不強調新舊傳統中的那些犧牲型價值觀。著名的提法包括：“光說不練假把式，光練不說傻把式，能說會練的才是真把式”(柳傳志語)，這里強調的不僅僅是表達能力，實際上也是鼓勵勞動者通過溝通，取得自己應得的利益。聯想的4條價值觀(“服務客戶，精準求實，誠信共享，創業創新”)中的第三條“誠信共享”，公司的標準解釋為：“我們誠實做人，注重信譽，坦誠相待，開誠布公；我們尊重他人，注重平等、信任、欣賞和親情；我們分享遠景，相互協作，共享資源，共同發展；我們把個人追求融入到企業的長遠發展之中。”不諱言個人利益，平等、尊重、信任、分享，聯想已頗得共享型價值觀的精髓。問題出在柳傳志交班之后。2004年初，聯想公司在未完成三年計劃后實行戰略性重組，裁員5%，在業界引發了廣泛的爭論。公司員工的一篇《公司不是我的家》在網絡上廣泛流傳，“領導者戰略上犯的錯，卻要員工承擔”。聯想的共享型價值觀受到了嚴重挑戰。

為壓縮5%的人工成本，付出的代價是員工對公司核心價值觀以及對領導層整體戰略部署能力的懷疑和不信任感，這次自以為是地學“大象跳舞”的裁員的確是一出化虎不成反類犬、得不償失的大昏招。按道理，集體暫時降薪、主動離職計劃、內部創業計劃都應該是更好的選擇。千夫所指，聯想一時面臨了巨大的壓力，一向頗有大將風度的柳傳志也在鏡頭前露出了一些窘迫之態。

“聯想確實有一些戰略上的失誤由員工承擔。企業要誠懇地對員工說對不起。”他勇敢地向媒體承認，算是挽回了一點聯想在這次比戰略失誤更重大的價值觀失誤中的損失。2004年7月份，公司高層在聯想的年度股東大會上表示，為反映上年度的經營業績，大幅下調董事局成員薪酬，平均減少了40%，楊元慶則減少50%以上。早有此舉，何必當初。

發掘本土精神資源

華為、聯想這些優秀中國企業在建立共享型價值觀時，都很注重向西方企業學習。但不能忽視的是，如何充分發掘和利用本土精神資源的問題。這里深層次的原因在于，企業的核心價值觀，如果要成為企業長遠發展的基礎，必須上升到“道”的高度，“道也者，不可必須臾離者也，可離非道也”(《中庸》)。必須具有一種無庸質疑、不可妥協、毫無談判余地的特質，也就是說，除了在理性層面、情感層面、行為層面得到員工的認同，還必須進入信仰的、精神的領域。

而企業的價值觀，要想進入這個層面，必須得到企業之外的更一般、更廣博的信仰層面的精神資源的支持。而信仰是非常私人化、個人化的體驗，大多數中國人都可以毫無障礙地享受西方的物質文明，洋裝、洋房、洋車，樣樣順手，不覺得有什么隔閡，而西方人的精神文明，特別是信仰領域的文明，很多即使受過教育的中國人都覺得莫名其妙、無法理解，如基督教中的原罪、復活、三位一體觀念等等。所以，這就迫使中國的企業領袖必須回頭向更深廣的傳統文化中去尋找和發掘共享型文化的基因，依靠這些本土基因，來實現與同文同種的本土員工精神層面的順暢溝通，從而建立共享型核心價值觀。

任正非的家庭背景和成長經歷(《我的父親母親》中有詳細敘述)，使得他在創造性地使用新傳統話語方面得心應手。當然，隨著1980年代出生的新新人類進入公司，這些新傳統話語是否能繼續保持它們的溝通魔力，也是一個問題。在向傳統文化發掘本土精神資源方面，任正非也是獨樹一幟，另辟蹊徑。《我的父親母親》中對孝道、報恩、吃苦、自律等傳統價值觀的張揚，打動了很多有類似

經歷的、同樣苦孩子出身的、畢業于內地工科大學的華為員工，展紙臨屏，為之淚落。這種精神層面的交流和價值觀的共享能夠為公司的隊伍帶來什么樣的士氣和戰斗能力，怎么強調都不過分。這篇著名文章以及隨后的對同屬儒家文化圈的日本企業精神進行發揚的另一名文《北國之春》，在華為遭到最大困難的2001年發表，應該不會是巧合。

同樣畢業于軍隊工科院校的柳傳志的文字表達能力可能不如任正非，但他從父輩身上學習優秀傳統品德的做法，和任正非是異曲同工。柳傳志曾在多種公開場合提到父親對自己的影響：“我父親極敬業，他60多歲到香港去開辦事業，貸了80萬塊錢，后來做成了，為國家變成5個多億的資產。60多歲了，下雨天徒步上班，為了省下6毛錢電車費。”他回憶父親對他的叮囑：“一個人有兩樣東西誰也拿不走，一個是知識，一個是信譽。我只要求你做一個正直的公民。不論你將來是貧或富，也不論你將來職位高低，只要你是一個正直的人，你就是我的好兒子。”

一代企業領袖倡導的以敬業、誠實、正直、信用為核心的現代職業倫理體系的背后，不難發現的是歷經苦難的中國人難于泯滅的傳統儒家的樸素愛人情懷，以傳統儒家的父愛主義的教化方式，代代相承，成為中國企業的共享型價值的精神源泉。

儒家傳統與中國企業價值觀建立

很多人批判儒家傳統，同樣也有很多人悼念儒家的失落，事實上，值得慶幸的是，作為“小傳統”、支傳統、民間話語體系的儒家并沒有在中國完全斷裂，正式的典籍和禮儀系統也許不在繼續，但儒家精神中的優秀成分，一直在被優秀的中國人以典型的儒家方式默默地薪火相傳。

從這個意義上講，優秀的中國企業家，也許不可避免地是儒家精神的實踐者。推己及人，從親情到友情，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這種道德體悟的方式，是我們世代相傳的生存方式，不是幾聲激昂的全盤西化口號能改變的。我們都已經深深地打進了我們自己的文化烙印。全盤西化，好比是拔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大地，主觀上可欽可佩，客觀上卻導致對傳統文化優秀成分的保護和創造性轉換的忽視，最后可能陷入精神上“不東不西，不是東西”、無家可歸的尷尬處境，徹底喪失立身之本。

儒家中的優秀成分之所以能成為中國企業建立共享型價值觀的精神資源，這背后不僅僅是儒家作為一個信仰體系之一的豐富性和可塑性，更重要的是儒家良好的精神內核。臺灣的殷海光早年是反傳統的斗士，晚年畫了一個非常簡單的圖概括儒教、佛教和基督教的關系，大意是，孔仁孟義、佛陀慈悲和基督博愛，作為世界上最偉大的三大信仰體系，它們的核心是一致的。佛教傾向與出世，多大程度可以成企業價值觀的源泉，還值得研究。儒家要承擔這個任務，當然首先要摒棄儒家中廟堂化、洗腦化、意識形態化的犧牲型的話語成分。

所以，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企業很難避免的一項工作是，如何發揚儒家傳統中尊重個體、注重平等的優秀成分，為企業核心價值觀的建設提供博大精深的文化支持。惟以此，才能保證企業的所有成員在一個更長的時間段內對核心價值觀的不離不棄的維系和不折不扣的堅持，奠定企業長遠發展的基礎。

第二篇：1-2014-我們需要怎樣的“核心價值觀”

【小編的話】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這12個詞24個字，分別從國家、社會和個人的層面，劃定了價值航標。人民日報近期刊發5篇評論員文章，詳解核心價值，我們集納在一起，希望能對您思考這一問題有所幫助。

人民有信仰，國家才有力量

—— 一論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本報評論員

一個國家的強盛，離不開精神的支撐；一個民族的進步，有賴于文明的成長。

我們常說，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僅要在經濟發展上創造奇跡，也要在精神文化上書寫輝煌。今天，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進程中，煥發什么樣的精氣神，才能引領 思潮、凝聚共識、攻堅克難？在追逐中國夢的偉大奮斗中，弘揚什么樣的價值觀，才能使我們的國家、民族、人民在思想和精神上更加強大？

“倡導富 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黨的十八大從國家、社會和公民三 個層面概括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價值目標、價值取向和價值準則。這三個“倡導”，勾繪出一個國家的價值內核、一個社會的共同理想、億萬國民的精神家園，在全社會激發起強烈的共鳴。

物質貧乏不是社會主義，精神空虛也不是社會主義。發展起來以后的中國，對精神信仰、倫理道德、社會風尚的關注更甚 以往，對主流價值和共同信念的歸屬感尤為強烈。倒地老人“扶還是不扶”的熱烈討論，折射出人們對道德良知的珍視與焦灼；教育公平、就業公平、司法公正一再 成為輿論焦點，道出了人們對社會規則的態度和期望；構建現代文明的國家理念，體現了為公民營造踏實的幸福感、讓國家鑄就更強軟實力的理想和追求。人生需要 信仰驅動，社會需要共識引領，發展需要價值導航，三個“倡導”的指導要求，正對應這三個層面的時代要求，可謂大勢所趨、正當其時。這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社 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發熱議、產生認同、贏得共鳴的原因所在。

歷史證明，一個國家和民族，貧弱落后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精神空虛。失去了理想 信仰，內心沒有約束，行為沒有顧忌，再多的外部要求，也會“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丟失了主導價值，沒有了明確準則，沖破了道德底線，再豐裕的物質生活，也難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的奮斗目標、中國夢的重要內涵，就是在尋求國家的價值內核、實現社會的共同理想、構建國民的精神家園。在這樣的意義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人生奮斗的夢想之舵，是中華民族的精神之鈣，是當代中國的興國之魂。從知與行的角度，發掘每個人心底蘊藏的善良道德 意愿、道德情感，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化為社會群體和個人的意識，外化為群體和個人的行為規范，才能產生凝聚力、煥發戰斗力，夯實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 基礎。

人民有信仰，國家才有力量。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教育宣傳活動，融入國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設全過程，同改革開放的實踐經驗和偉大成就聯系起來，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聯系起來，我們就能不斷形成更加廣泛的價值認同，不僅為國家發展助力，更為民族進步鑄魂。

追求矢志不移的強國夢想

—— 二論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本報評論員

轉型期中國，最需要的是共識的凝聚、精神的引領。穿越歷史的三峽，靠什么蓄積奮發向上、崇德向善的強大力量？又該如何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神州百年，滄海橫流。如果說有什么理想能夠始終將億萬中國人凝聚在一起，那就是建設現代國家、實現民族復興。正因如此，黨的十八大報告將“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作為我們國家的價值目標，并將之置于“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首要層面。

時光的年輪，銘刻著中華民族從苦難走向輝煌的艱辛步履。面對瓜剖豆析的悲慘命運、山河破碎的慘痛經歷，無數仁人志士為強國夢上下求索的不懈努力，構成了 中國近代史一條悲愴激昂的主線。無論革命、建設還是改革，在歲月長河中形成的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成為當代中國人骨氣與底氣的源泉。接過歷史的接 力棒，我們這一代人，理應自覺承續中華傳統文化精髓，不斷汲取開拓創新、昂揚向上的精神力量。

“大河沒水小河干”，樸素的道理告訴人們，國家 好、民族好，大家才會好。正因此，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從國家層面標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時代刻度。“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 浚其源泉；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從這個意義出發，處于前所未有大變革、大發展時期的中國，尤其離不開這一理想信念來引領思潮、凝聚共識，守望共同精 神家園。

在利益多元、思想多樣、觀念多變的時代推進改革，人民有信仰，國家才有力量；國家有目標，人民才有希望。三中全會將完善和發展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是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夢的重要內涵，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在要求。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正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在經濟發展、政治文明、文化繁榮、社會進步等方面逐步展開后的價值訴求。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定向導航，深化改革的價值共識才能夠形成，攻堅克難的精神動力才能夠凝聚，“改什么怎么改”的國家意志才能夠明確。

“行百里者半九十”，離夢想越接近，可能遭遇的挑戰越艱巨，前行的腳步也須更堅定。我們必須清醒，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國夢，將我們這樣一個人口多、底子薄的大國，建成富強、民主、文 明、和諧的現代化國家，不會一帆風順，更難一蹴而就。惟其艱辛、才更顯勇毅，惟其篤行、才彌足珍貴。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把強國夢想融于個人奮斗，中 國必將以強國之姿傲然屹立于世界東方。

堅守公平正義的共同信念

——三論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本報評論員

崇尚自由、平等，市場經濟才有源源不斷的內生動力；追求公正、法治，社會生活才有崇德向善的道德風尚。

當今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也面臨著更高層次的挑戰。經濟發展起來以后，社會領域的利益糾葛、無序競爭、行為失范等問題日益凸顯；物質生活逐漸豐 盈，人們的權利意識水漲船高，對公平正義有新的訴求。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在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過程中，如此強調社會層面的價值共識，將“倡導自 由、平等、公正、法治”，作為社會的共同價值取向。

細數改革面臨的硬骨頭，多數都與人們的“公平焦慮”有關。教育公平、醫療改革屢屢撥動心 弦，訴說著人們真誠向往平等的發展機會；收入差距、身份歧視動輒引發關注，折射出人們滿心渴望公正的社會環境；司法案件頻頻成為輿論熱點，反映著人們熱切 期盼法治政府和司法公正。發展起來以后，多元思想不斷交流交鋒交融，越是眾聲喧嘩，越要堅守公平正義的共同信念，用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價值取向引領 思潮、凝聚共識、整合社會。

一個社會的核心價值，決定著這個社會的行為準則和努力方向。市場經濟本就崇尚身份平等和規則公平，現代社會更以公 正和法治為價值核心。如果公平的陽光變得晦暗、正義的空氣逐漸稀薄，市場經濟就可能異化為茹毛飲血的霍布斯叢林，現代社會可能陷入你爭我斗的零和游戲，社 會主義本質就難以彰顯和體現。相反，當機會的大門向所有人敞開，每個人都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社會信任才會蓬勃生長，公民美德才會蔚為風尚，個體的絢麗人 生才能繪入中國夢的美好圖景。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語境中追求社會公平正義，不僅需要價值共識的弘揚，更需要利益格局的調整、制度文明的建設。十 八大提出“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三中全會強調“緊緊圍繞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深化社 會體制改革”，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標，更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在要求。拿出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的改革勇氣，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消除體制機制的 積弊，才能為公平正義的價值生長創造更好的制度土壤。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持續繁榮，有賴于釋放社會活力、激揚內生動力。當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成為共同追求，當公平正義的陽光灑向每個角落，社會活力才會競相迸發，內生動力才會充分涌流，改革發展和民族復興才能獲得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培育昂揚向上的公民品格

——四論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本報評論員

形成健康的社會風尚，需要每個公民的協力；打造奮發的時代氣質，離不開億萬人民的參與。

今日中國，“到此一游”觸動的深刻反思，“扶起老人”引發的熱烈討論，無不折射國人對道德良知的珍視、對高尚品格的向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倡導的“愛 國、敬業、誠信、友善”，正是從公民層面提出的價值準則，涵蓋了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等各個方面，是每一個公民都應當樹立的道德規范和 價值追求。

再大的社會，也是由個人組成。個人的價值選擇，是社會價值觀念的基礎所在、根本所系。涓流匯海、積土成山，每個人秉持怎樣的道德意 愿、踐行怎樣的理想信念、追求怎樣的人格品質，決定著一個社會的面貌、形塑著一個時代的氣質。積小我為大我、聚個體為群體、集小氣候為大氣候，才能繪就社 會主義中國的美好價值圖景。

回顧歷史，“中國奇跡”的書寫、“中國故事”的講述，都離不開萬千胸懷報國理想、堅持道德操守、激揚蓬勃朝氣的普 通人。青春報國、托起飛天夢的科技功臣，扎根農村、帶領鄉親致富的大學生村官，精益求精、為“中國制造”增光添彩的產業工人，殫精竭慮、為服務群眾不辭辛 勞的基層干部，一諾千金、寧肯散盡家財也決不拖欠農民工工資的“信義兄弟”??正是一個個有理想、有情懷、有擔當的個人，支撐起共和國大廈的脊梁，筑牢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根基，催動著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步伐。

當前，社會深刻變革、開放不斷擴大，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 性明顯增強。有理想迷失、信念動搖者，有道德墮落、觀念扭曲者，有腐朽落后思想文化沉渣泛起，也有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暗中滋長。但越是紛繁 復雜，越要站得住腳跟，越需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思想的壓艙石、價值的定盤星，培育昂揚向上的公民品格。

有怎樣的價值觀念，就會有怎樣的行 動。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精神，才能承擔時代賦予的使命；有“善學者能，多能者成”的敬業作風，才能把握人生出彩的機會；有“以信立身、以誠處 世”的誠信品格，才能贏得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有“取人為善、與人為善”的友善態度，才能形成和諧的人際關系。這樣的價值，讓我們能更好地處理個人與他 人、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將人生帶入更高境界。

人民有信仰，國家才有力量。深化改革重任在肩，民族復興曙光在前，每個公民都從自己做起，把握好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人生之舵，必能鼓起夢想之帆、駛好夢想之船，為事業的進步、國家的前行凝聚起最磅礴的力量。

呼喚莫若實干 心動不如行動

——五論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本報評論員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生命力在于實踐。良好道德風尚的形成，就在我們馳而不息的努力之中。

黨的十八大以來，24個字的“三個倡導”，在人們心中引發強烈共鳴，興起了關于價值觀的熱烈討論，更以強大的精神力量凝聚起全社會崇善向德的共識。無論 是贊揚道德楷模、“最美人物”，表達對崇高價值、淳樸風氣的向往，還是關注“扶人”問題、批評“挺黃”言論，深化對道德失范、社會丑惡現象的反思，都說明 核心價值觀寄寓國家理想、凝結社會期待、訴說共同愿望，是思想道德領域的“最大公約數”。呼喚莫若實干，心動不如行動，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正當其時，需要我們乘勢而上、奮發有為。

為者常成，行者常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從來都不是高高在上的教條，道德的力量蘊藏在每個人的心中，唯有付諸行 動才能實現價值。將各個層面的價值理念彰顯于國家發展、社會運行、個人生活的過程與細節，增厚道德土壤，實現社會風氣的凈化，實干是最響亮的語言，行動是 最有力的證明。公務員為群眾辦好的每一件實事，是敬業的詮釋；商家為消費者提供的每一件商品，是誠信的代言；看見需要幫助的人熱心上去搭把手，是友善的暖 流??我為人人，人人為我，每個人都是道德建設的奉獻者，也是道德風尚的受益者。以實際行動彰顯價值追求，讓價值理念轉化為價值風尚，我們就能享受到良好 價值觀帶來的福祉，這個社會就會更加美好。

傳遞正能量，還需化解負情緒。核心價值觀的踐行，既要倡導奉獻，放大榜樣力量；也要敢于說不，防范 破窗效應。在一些領域和一些人當中，價值判斷沒有了界限、喪失了底線，甚至以假亂真、以丑為美、以恥為榮。激濁才能揚清，抑惡才能揚善，對那些傷風敗俗的 丑惡行為，對那些激起公憤的缺德現象，我們不能聽之任之，應該挺身而出敢于“亮劍”。讓造假者受到懲罰，讓訛詐者付出代價，讓是非不分者受到教育，才能澄 清模糊認識、捍衛道德底線，引導人們自覺做良好道德風尚的建設者，做社會文明進步的推動者。

文明不是一天養成的。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也是一項宏大的工程，蘊涵著全黨全社會的共同責任。從黨員干部的示范引領，到普通公民 的積極參與，每個人多一些擔當、盡一份心力，就能匯聚起推動社會前行的強大力量，讓道德航船乘風破浪，把中國推向更為美好的未來。

第三篇：中國企業怎樣開展品牌營銷

中國企業怎樣開展品牌營銷

一、品牌營銷的內涵

品牌營銷的本質是以打造品牌為第一目的，通過品牌的價值提升來推動產品的營銷和產品線的拓展，進而確立企業品牌及產品在客戶-用戶心理貨架上的至高位置，減少客戶-用戶在選擇產品時的盲目性和隨意性，長期滿足客戶-用戶的心理需求和購買欲望。

品牌不是產品，但品牌包含了產品，品牌在產品之上增加了附加價值即精神體驗和享受價值。

品牌營銷著重從以下幾方面來開展工作：

1、做好品牌戰略規劃、品牌定位、品牌核心價值提煉、品牌個性塑造、建立品牌聯想、品牌價值提升等品牌精神內涵工作。

（1）品牌戰略規劃

品牌戰略規劃是企業品牌經營的行動綱領，它決定著企業品牌的發展方向。品牌戰略規劃主要確定企業是實行多品牌戰略、聯合品牌、單一品牌戰略、還是單一家族化品牌戰略；是實行品牌特許經營、還是品牌虛擬經營；等等。

企業選擇哪種品牌戰略是受其所擁有的資源及發展方向所決定的。例如對一家資源并不十分充足且市場容量有限的種業企業來說，盡管它經營水稻、玉米、棉花、油菜等多條產品線，但它不適宜選擇多品牌戰略，而應選單一品牌或單一家族化品牌戰略。多品牌戰略取得成功的典型案例是美國寶潔公司，旗下洗發水產品擁有諸多品牌如海飛絲、潘婷、飄柔、沙宣等，多品牌戰略可以說是“大玩家”的游戲。

（2）品牌定位

定位是企業建立在行業市場調研、行業市場細分、目標市場確立以后，企業對其產品或品牌確立市場地位的一個過程，也就是確立企業產品或品牌在消費者心理貨架上的位置。定位過程實質是企業確立企業戰略的過程，它決定著企業后續制定的競爭戰略及其營銷策略，它屬于戰略層次。準確的定位有利于企業進行市場區隔并集中火力，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其實質是強調自己與市場其它競爭實體的不同之處。

品牌定位不是針對產品本身，而是針對存在于消費者心智網絡中的對品牌的認知。除了在零售終端存在產品貨架外，在消費者的心智網絡中也存在一個對應的貨架，這個對應的貨架就是品牌在消費者心智網絡中的位置。它影響著消費者對產品的購買習慣和減少購買決策的隨意性。如果僅是將貨物鋪到零售終端的貨架上，而沒有鋪到消費者腦海中的那個貨架，那么這種定位是注定要失敗的。

企業對其品牌定位可從以下幾方面考慮：

品牌定位應涵蓋企業所有產品線。如果這個品牌旗下有多種產品，那么品牌定位應考慮兼容這些產品，找出它們的共同特質；如果是單一產品，也要考慮這個品牌在將來能否包容更多的產品；如果企業在將來其資源優勢或行業發展都發生了很大逆轉變化，而企業需要涉足新行業，此時，需要對品牌進行重新定位。

品牌定位包含產品定位。品牌定位不是臆想出來的，而是依附于產品實體提煉出來。如農夫山泉的天然水，“農夫山泉，有點甜”。

品牌定位應能擊中目標消費者心靈深處的那根心弦，真正從內心深處打動目標消費者。

企業品牌定位應充分考慮競爭對手的品牌定位，創造差異化。力求在品牌個性和形象風格上有所區別。

（3）品牌的核心價值提煉

品牌的核心價值是品牌的精髓，是品牌最核心且不隨時間轉移的要素。品牌的核心價值是品牌傳播的基礎。品牌的核心價值是指品牌能給客戶和消費者帶來什么樣的價值利益。是否提煉出適合企業發展的品牌核心價值，是品牌營銷能否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標志。

品牌就像一個人，她有特殊的文化內涵和精神氣質，她是有性格的。這就是品牌個性。品牌個性是區分品牌與品牌之間差別的重要依據。

品牌個性不同于品牌定位。品牌定位是指被執行者拿出來經常向消費者宣傳的品牌認同，它是由內而外的，而品牌個性卻是消費者對品牌人格化的評價，它是由外而內的。品牌定位是確立品牌個性的必要條件。品牌定位不同，品牌個性則顯得模糊不清，產品也就無法叩開消費者的心扉。隨著產品同質化程度越來越高，只有人性化的品牌才

1能深深感染消費者。

品牌個性塑造要注意：

考慮消費者的未來期望；以情感的方式樹立品牌個性；從品牌定位及核心價值出發考慮品牌個性；品牌個性越簡單越好；

（5）建立品牌聯想

品牌是存在于消費者心目中的資產，它是無形的。只有你的品牌深根于消費者的腦海里，她在購買產品時，才會首先聯想到你并激發購買你的產品動機。品牌聯想建立是個長期過程。

2、推行整合營銷（品牌）傳播IMC。

整合營銷傳播的理論基礎是4C理論，而非傳統的4P理論（產品、價格、通路、促銷）。

Consumer’ needs and wants：產品先擱到一邊，趕緊研究 “消費者的需要與欲求”，不再賣你所能生產的產品，而要賣用戶想購買的產品。

Cost：暫時忘掉定價策略，了解消費者要滿足其需求所須付出的“成本”。

Convenience：忘掉通路策略，思考用戶購買的“方便性”。

Communication：最后，請忘掉促銷。“溝通”才是根本。整合營銷（品牌）傳播倡導“堅持一個聲音、一個原則”。這個聲音或原則就是要保持傳播內容的一貫性和統一性。傳播內容主要強調在一定時段里，根據傳播目的來合理安排是傳播產品賣點USP，還是傳播經營理念，還是傳播品牌的核心價值。不管是傳播哪種內容，都要保持前后一致性。

整合營銷傳播的產生背景是上世紀90年代，產品趨于同質化，各種營銷模式易被復制，而“唯有存在消費者心目的品牌價值才是永恒”這一時代下產生的。它強調與消費者之間保持“一對一”溝通，而不是大眾傳播“一對多”。整合營銷（品牌）傳播特別注重CI或VI的設計與應用。沒有良好的CI或VI，消費者得不到視覺沖擊，留不下深刻印象，很難起到傳播效果。

3、進行品牌拓展

品牌拓展是當企業新開一條產品線或涉入新的行業時，其采用品牌的戰略方式。例如是采用多品牌戰略，還是單一家族化品牌戰略，還是單一品牌戰略。具體采用哪種品牌拓展戰略，依據企業資源、市場地位和發展方向來定。

二、種業為什么要推行品牌營銷

依前言所述，種業市場悄然發生如下變化：一是種業市場正在發生整合與裂變；二是種業公司紛紛在進行戰略轉型；三是市場產品的同質化程度越來越高。實際上，整個種業市場正處于產品力、營銷力和品牌力“三合一”的營銷交織狀態。出現這種市場狀態的原因：一是因為資本力量和知識產權保護力量未有效發揮作用，導致中國種業寡頭遲遲未能出現；二是農作物品種資源有限、科研育種方式單一以及品種審定制度缺陷等，導致產品同質化越來越高。種業市場經常出現“換湯不換藥”、“新瓶裝老酒”、“舊瓶裝新酒”等現象。

面對這樣的市場，中國有志長大的種業公司該怎么辦？如何開展著眼于長期效益和效率的營銷戰略管理工作？筆者認為：種業公司的市場整合是必然的，產品同質化也是必然的。這兩個必然決定種業公司唯有走品牌營銷之路，才能生存并長大。任何忽視品牌營銷，過于炒作的商業行為注定是短命的。當然品牌營銷不是忽略產品力和營銷力，而恰恰建立在其基礎之上的一種營銷理念和市場運作方法。產品是基礎，營銷傳播是手段，品牌打造才是目的和根本。

三、種業公司如何推行品牌營銷

就目前業市場狀態來說，絕大多數種業公司尚未認識到品牌營銷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開展品牌營銷工作，想當然地認為品牌營銷就是做些廣告，開展一些促銷活動。而忽視品牌營銷的精神內涵（如品牌規劃、品牌定位、品牌核心價值提煉、品牌個性塑造等）、整合營銷傳播和品牌拓展工作三個環節。

第四篇：建設中國企業文化要堅持四元價值觀

建設中國企業文化要堅持四元價值觀

企業文化建設作為現代企業制度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越來越受到企業和理論界的高度重視，已成為一門學問開始進入我國研究和教學的殿堂。上世紀80年代出現的企業政治思想研究會和研究熱潮，已為近年來企業文化研究會和企業文化的研究熱潮所升華。這個現象說u，我國現代企業制度的建設，已不僅局限在產權明晰、責權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這個層面，而且擴展到了更深的層面—一企業文化層面。江澤民同志所論述的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最重要的標志之一應當是先進的現代企業文化。我們做企業的同志和做企業文化研究的同志要努力工作，為建設先進的中國的企業文化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進入 21世紀，中國企業面臨一系列激烈的挑戰。

一是由傳統企業向現代企業轉型的挑戰。這里包括單一的國有制向多元的所有制結構轉型，工廠制向公司制轉型，廠長負責制向法人治理結構轉型，企業的政府隸屬制向獨立制轉型，回家終身職工制向勞動合同制轉型，大而全、小而全的封閉、半封閉運I制向專業化協作的社會化運行制轉型，企業勞動保險制向社會保障制轉型，國家包就業向社會自行擇業轉型，?。這一系列轉型的實質，是把中國一個個并不是企業的企業轉變為真正的企業，因而，不僅會對企業的體制、機制產生重大影響，而且會對傳統的企業理念從而傳統的企業文化產生巨大的沖擊。這些工作雖然己進行了若干年，但重頭戲還在后邊。

二是國際競爭國內化的挑戰。中國加入WTO后，外國企業和產品將大批進入中國。進入中國的企業將按照國民待遇的原則，向我國的同類企業面對面地叫板挑戰；進入中國的商品和服務將直而我國的同類商品和服務，在消費者面前一比高下。這里包括產品質量和性能的挑戰，品牌的挑戰，價格的挑戰，營銷戰略的挑戰，售后服務的挑戰，以銷售國外商品為主的服務貿易的挑戰，跨國公司利用全球的采購體系和營銷網絡在中國建立裝配基地的挑戰，這一系列挑戰，對中國企業來說，不但有物質形態、價值形態的挑戰，而且有國際商品和服務貿易游戲規則的挑戰，有企業管理觀念和運作模式的挑戰，還有不同特色的企業文化的挑戰。這些挑戰將對中國企業形成巨大的壓力，同時也為企業的改革提供巨大的動力，使當前推進艱難的改革得以借外力而加快步伐，使中國企業的運行能快速進入國際運行軌道，使中國企業有更多的機會借鑒外國成功企業文化的精髓。

三是信息化、網絡化的挑戰。2000年8月30日、8月31日《參考消息》連續刊登了題目為《網絡革命催生新企業模式》的一篇文章，是從美國著名雜志《商業周刊》轉載下來的。這個題日正是信息化、網絡化時代企業改革要做的重要事情。

文章指出，在新技術特別是因特網的激勵下，公司正在經歷一場決不亞于一場新工業革命的大轉變。這次革命將觸及全球的每一個角落和每一個過程，改寫由艾爾弗雷德·斯隆、亨利·福特等工業時代的巨人立下的規則。正在崛起的21世紀的公司，在許多方面將與他們幫助形成的組織截然相反。公司要在新世紀興旺發展，必須拋開工業時代久經考驗的理念，建立一套全新的規則和指導原 則。例如，不久以前，領導們還認為長期積累資產能保持競爭優勢； 在新世紀，成功的將是那些以合伙方式創造的公司，而不是把大量 資產注入資產負債表的公司。領導人曾認為，激烈的競爭能激勵員 工，保證成功；在新世紀的企業里，激烈的競爭者可能也是最重要 的合作者。每一位領導人都希望建立永恒的企業；然而在新世紀，人們會有意讓許多公司朝生暮死。因為成立企業是為了創造新技術 和新產品，使命一旦完成，企業就會被贊助公司所吸收。因特網使 組織中的每一個人，從董事長到一般員工，都能從任何地方即刻得 到大量信息，思想點子能在瞬間傳遍全球，而不是用幾個月甚至幾 年的時間慢慢滲透下去。這意味著，新世紀的公司必須以持續的變 化為基礎，而不是以穩定為基礎。新世紀企業的組織建立在網絡的基礎之上，而不是森嚴的等級制度。新世紀的公司強調利用技術優勢，而不是強調固定資產、流動資金和規模經濟的舊的企業模式。

文章指出，21世紀興旺的公司將有幾個非常重要的特點。一。通過網絡進行管理。它所指的網絡不僅是因特網，而且指的是企業的組織形式不再是現在的巨大權力集中于最頂層的金字塔型，而是一個扁平的網絡型。

二、信息的作用加強，公司實際資產的作用減弱。通過利用信息更好地管理自己和更好地為客戶服務，公司能以更少的錢、更快的速度辦事，大大減少浪費。

三、大規模按照顧客的具體要求生產。公司不在搞大批量生產，而是根據每一個人的需要生產。導致產品和服務個性化，并將使公司節省下大量預測和批量生產浪費的資金。

四、依靠知識資本。伴隨技術革命，產品將更加短命。要保持新產品的領先優勢，公司必須建立一個既包括雇員 又包括自由職業者的巨大的人才寶庫。現行的一套人事、工資制度 將瓦解。

五、全球性的分工和協作。公司的總部設在一個國家，軟 件編制、工程設計、加工制造則分別在其他國家進行，通過網絡連 接，可以使布分廣泛的雇員和自由職業者同時一起工作。

六、非常 快的速度。因特網是一個工具，這個工具的最大沖擊力就是速度，行動的速度、思考的速度和傳遞信息的速度都在加快，而且將繼續 加快。這樣，傳統的企業管理制度必須徹底進行改革，因為根本沒 有足夠的時間來進行反復思考，更不允許采取官僚主義作風。七，虛擬公司。一些公司將完全是虛擬的。它們的存在將完全依靠由供 貨和制造商、經銷商組成的網絡，而公司自己則把重點放在它做 得最好的事情上。這樣，它就能迅速利用一閃即逝的機會，而不必套住大量的資本。

這篇文章講得問題，在一些跨國公司已成現實，而在我國還處在朦朧之中。但信息化、網絡化的沖擊已不期而至，是想躲也躲不開的。中國企業要適應WTO的沖擊，還要適應信息化、網絡化的沖擊。要借這兩種沖擊，創造新的企業模式出來，與新的企業模式相伴隨，自然還要再創新的企業文化。

面對這些挑戰，我認為，中國的企業文化要實現由一元價值觀到四元價值觀的轉變。這個四元價值觀，我又把它概括為企業的四個“上帝”論。

企業文化是由企業的生產經營目的、企業的存在價值所決定的。建設良好的企業文化，首先要樹立正確的企業價值觀。我主張的企業價值觀是從計劃經濟下的一元價值觀轉變為市場經濟下的四元價值觀。所謂一元價值觀，就是以國家為本的價值觀；所謂四元價值觀，就是企業的生產經營目標是兼顧客、股東、員工。社會四 個方面利益的四元價值觀。顧客、股東、員工、社會我把它稱之為企業的四個“上帝”。企業生產的目的是什么？企業存在的價值是什么？由于體制不 同，理論界定也不同。在計劃經濟時代，企業只有一個目的，一個任務，就是完成和超額完成國家計劃；有一個時期還強調“計劃就是法律”，完不成計劃要負法律責任。20世紀6O年代，原蘇聯的一位經濟學家叫利別爾曼，主張企業要講利潤，受到批評；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同意利別爾曼的觀點，發表了理論文章，被定為 修正主義分子，連續批判好幾年。改革開放后，企業追求利潤的觀點受到重視，但企業生產的目的仍然被確定為對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無論完成和超額完成國家計劃還是對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那是企業價值觀的一元論，以國家為本的一元價值觀。

針對這種國家為本的價值觀，在改革開放初期曾展開一場關于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大討論。當時處于短缺經濟時代，最終消費品十分匱乏，而工廠生產的多是重工業產品和不能直接進入消費的中間產品。為此，一部分經濟學家認為，我們的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理論出了問題，需要通過討論把它弄弄清楚。然而一些同志卻不以為然。他們說，我們搞了一輩子革命，還不知道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道理上講確是這樣，但從實際經濟生活看，為滿足人民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卻被忽略了。后來由于理論上的撥亂反正，認識上的提高，以最終消費需求為出發點的經濟結構的調整，這個問題逐步得到解決。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的企業要拋棄一元價值觀，樹立四元價值觀。

一是顧客是企業的上帝的價值觀。社會本義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推進，從國外引進的一個企業價值觀，就是顧客是上帝、消費者是上帝的價值觀。這是以國家為本的價值觀向消費者為本的價值觀的轉變。這在當時是很新鮮的。這個價值觀，對生產目的理論的深化起了重要作用，更為重要的是，使企業樹立了一個為顧客、為消費者服務觀念，服務方式和服務態度發生了革命性變革。企業要盈利，就必須把企業的產品或服務投入市場參與競爭，爭吸客戶。誰爭取到客戶，誰就爭取到市場，誰就能獲得高的市場占有率和盈利率。在我國，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買方市場將成為經濟生活的常態，企業間爭奪客戶的競爭將是很激烈的。生產者主宰與消費者主宰換位，把顧客視為上帝，視為企業的衣食父母，就不再是什么新鮮事情了。因此，為客戶提供最好的產品和服務，贏得客戶的信賴就成了企業的價值觀，以消費者為本的價值觀。

二是股東是企業的上帝的價值觀。產權制度的改革和股份制改革的興起，股票市場和上市公司的出現，企業產生出另一個上帝，這個上帝就是股東。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多數企業是由股東出資興辦的。有限責任公司股東較少，股份有限公司股東較多，上市公司則有一大批流動不定的社會公眾股東，國家投資也是以股東的身份出現。這些股東投資辦企業的目的是為了獲取利潤。如果企業利潤豐厚，股東分紅甚多，就會吸引更多的投資，擴大企業的經營規模，或介入其他生產經營領域；如果企業沒有利潤，甚至虧損，使股東的利益受到損害，股東就會設法抽走資金，企業就難于經營下去。股東還可通過企業法人治理結構行使決策權，對經營者進行選擇和監督。隨著產權制度改革的深入和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我國絕大多數企業將成為以股份制為主要組織形式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在企業中把股東尊為上帝，是題中應有之義；企業經營者必須回報股東的長遠利益，更是題中應有之義。在我國的股份制企業特別是上市公司中，股東的上帝的地位還沒有真正樹立起來，而且形象受到打曲。不少上市公司是為挽救國有企業而在股市圈錢的，有些是受內部人控制造假騙錢的（如最近揭發出來的銀廣廈事件）。大股東恃權受益，小股東無權受損，內部人竊機肥己，把股東這個上帝弄得面目全非。這個問題關系到吸引民間資本、港澳臺資本、外國資本。東部沿海資本參與我國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大局，關系到我國經濟發展的大局，應引起高度重視，認真加以解決。

三是員工是企業的上帝的價值觀。無論實行計劃經濟還是實行市場經濟，企業的員工都是利潤的直接創造者，優質產品和優質服務的直接提供者，越是高新技術企業，人的作用越大。因此，企業把員工視為上帝，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在計劃經濟時代，國有企業職工在政治上被奉為企業的主人，具有國家職工的身份，享受著鐵飯碗、大鍋飯的終身待遇。這種體制有其嚴重弊端，需要進行改革。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員工是企業財富的主要創造者的作用。

在我國，企業所有制結構已經多元化，私營企業、三資企業、股份制企業大量涌現，勞動和資本的關系變得復雜起來。但員工在企業中的地位決不會因此而發生變化。無論何種資本形態，都必須依靠勞動（體力和智力勞動）才能獲得資本收益。越是復雜的知識型勞動，資本的收益越高。因此，發達國家早已推行員工持股制，使員工分享企業利潤。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不但要依法保護員工的正當權益，還要用精神的、物質的手段來提高員工的素質，調動員工的能動性，尊重員工的首創精神，充分體現員工的人生價值，為員工創造發展和提升的空間，提高員工的工作和生活質量，從而使員工成為企業發展和提高的動力源泉。損害員工正當權益、甚至損害員工人格和政治尊嚴的行為，是法律所不容的，必須堅決制止，以至繩之以法。

四是社會是企業的上帝的價值觀。在任何社會制度和任何體制下，企業的生存和發展都離不開社會所提供的外部條件。社會越進步，為企業提供的基礎的、法律的、科技的、宏觀調控的條件就約好，企業發展就越快。因此，回報社會、不斷促進社會進步，應明確樹立為企業生產經營的基本目標。以優良的產品和服務奉獻社會，以依法納稅的行動奉獻社會。以優美的環境奉獻社會，以現代產業文明奉獻社會，以先進文化奉獻社會。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也是企業的上帝，企業應為這個上帝作出無私奉獻。我們完全贊同企業的生產經營要以追求利潤為目的，否則就不是企業了。但決不能把企業利益與社會利益對立起來，更不能以損害社會利益為代價而追求企業利益。一切損害社會利益的企業行為，都應列入排斥和打擊之列。

第五篇：馬頌德 中國企業需要 開放式創新-2006-6-30

馬頌德 中國企業需要 開放式創新

在日前舉行的第七屆北大光華新年論壇上，科技部副部長馬頌德介紹了源于哈佛大學的“開放式創新”理念。馬頌德說，當前，在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維系下開放創新越來越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根據MIT管理學院對500家大企業的調查表明，這些企業建立了3000多個戰略聯盟，每家公司都有5到6個戰略聯盟。與之相比，中國企業間惡性競爭，重復投入的現象卻不在少數，所以中國企業研發要提倡開放式創新。

馬頌德是在介紹高技術產業化能力建設時提出這一觀點的。馬頌德說，目前，我國政府對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不是依靠直接投資，而是注重提高產業化能力，包括孵化器建設、高新區建設、技術成果轉移、以企業為主體的研究開發，以及中介服務體系建設五方面。

在高新區和孵化器建設方面，馬頌德說，我國現在已建設各類孵化器近500個，各類孵化器主要集中在53個國家高新區。中小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集中在一起，可以有效利用基礎設施，增強配套能力建設。目前，53個高新區內高新技術企業指標，包括企業數目、工業增加值、實現利潤、出口創匯都已經占了全國高新技術產業的一半以上，中國已經基本上形成了高技術產業集群。在53個高新區中，研究開發投入的強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8倍；人均研發投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6倍；人均經濟指標高于全國工業平均水平2倍以上，高新區人均GDP已達到1萬美元，實際上已經相當于發達國家的水平。

在技術成果轉移方面，中國啟動的863計劃，已經連續支持了近20年時間，推動科研單位技術轉移和中小企業的研究開發活動。如平板顯示器一直被日本和韓國所壟斷，863計劃支持的平板顯示器，得到了民營企業的參與，將形成中國自己的平板顯示器產業。由國家科技計劃投入和其他資源的結合，使中國已經研制和生產大型高性能計算機、高速光通訊骨干網、先進的數字程控機床、第三代移動電話及其基站設備，掌握了集成電路設計、數字電視技術等重要軟件的設計技術，在生物產業方面，掌握了部分生物制藥和疾病檢測技術。在中介服務體系建設方面，馬頌德表示，長期以來，各級政府既是領導者、所有者，又是服務者，大量應由市場提供的服務，卻由政府機關來做。1992年開始全國各地相繼成立生產力促進中心，2003年全國共有生產力促進中心1071家。另有專業中介服務機構，特別是提供法律、金融和創業風險投資，進出口服務的民營中介服務，還出現了新型的中介服務，如浙江省搞了網上技術交易市場。

此外，要把企業集中到高新區就需要有稅收優惠政策以及鼓勵科技成果轉化和激勵科技人員創辦企業的政策。有人認為，中國加入WTO以后，對高新技術企業的區域稅收優惠政策應該取消，馬頌德認為這是對WTO原則的曲解，對一些特別需要扶植的幼稚企業，各國都有優惠政策。他對主張國有企業民營化的說法也提出批評，因為中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是一個過程，而且有許多企業涉及到國家安全，目前我國還需要國有企業，國有、民營、外資企業三分天下比較合適。馬頌德同時指出，民營企業特別要注重與政府的科技計劃對接，這對民營企業是一種機遇。

在企業的研發方面，馬頌德說，據國家有關統計，中國研究開發投入經費總量在50個主要國家當中排名第7，但參加科研開發的人均經費排名第41，中國研究開發投入只占世界總量的不到2%，落后于經濟發展。馬頌德認為，在大量加強科學技術經濟學的研究，加強投入產出研究、市場分析、風險分析等專業化咨詢機構的建設的同時，中國企業研發要提倡開放式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