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半月刊時談：扶貧深處是賦權

扶貧的難度愈來愈大，扶貧的標準也愈來愈高。當初的救濟性扶貧雖然有立竿見影成效，但救濟的終結常常就是返貧的開始。后來的開發性扶貧有利于借助本 土資源培植現代產業，但也容易滋生資源掠奪經營透支生態環境的隱患。在“輸血”、“造血”之外，我們還當有新的視角和新的思維。

扶貧深處是賦權。賦權性扶貧著力的是以貧困人群為主體，激發他們的自主意識，提升他們的行動能力，拓展他們的發展自由，保障他們的公平權益。

當務之急，就是幫助貧困人群普及自主參與的機會，提升向上流動的能力，搭建社會合作的網絡。

誰是主體?誰的發展?這是扶貧工作的首要問題。

水電路三通，這是貧困地區改變面貌的第一需求。在一些深山區，一頭肥豬要八九個人抬，走兩三個小時才能抬出去;“大米吃不完也賣不出，一頭羊趕出去 要瘦四五斤”。“要想富，先修路”，這是誰都明白的道理。可是，在不少地方還是難上加難。或是強求地方資金匹配，或是抱怨財政沒錢。如何打通發展經脈滿足 貧困農戶基本的權益訴求? 移民式搬遷，這是傳統就地扶貧方式的路徑突破。但是，應否搬遷?搬往何處?還得充分尊重農民意愿。還在從事耕種養殖的，和已經進入二三產業并在城鎮 有一定立足基礎的不一樣，土地貧乏、條件艱苦、信息閉塞的，和自然資源豐富、生態環境良好、具有特色產業基礎的也不一樣，不可強求一律，更不可僅僅為了完 成“農村新社區”“新型城鎮化”考核指標，就一廂情愿搞搬遷大躍進。“挪窮窩”是為了“拔窮根”，但挪了地方，能不能找到新的就業門路、發展機會?一些地 方“房已建好，不見人住”，已經敲響警鐘。

產業化推進，這是加快脫貧致富的堅實支撐。但是，這應是農民的自主行動，而不能是政府的大包大攬。參與式扶貧正是以賦權為核心，在政府扶持的產業建 設中，讓扶貧對象全面介入全程參與，賦予他們知情權、選擇權、參與權和監督權，直接參與項目的制定、執行、監測和評估，讓農民從被動的受益者真正轉變成為 積極的建設者。他們祖祖輩輩生活在這里，對這片鄉土有更深的感情和更深的體味，一旦有了自主權，自己推進投資項目，自己規劃村莊發展，就會迸發出充足的干 勁和無窮的智慧。

貧困群體要脫貧致富，就要努力創造向上流動的機會。靠什么流動?健康，知識，能力。政府的責任，就是幫助他們提高身體素質、文化素質、就業能力,努力阻止因病致貧、因病返貧,打開孩子們通過學習成長、青壯年通過多渠道就業改變命運的寬廣通道,堅決阻止貧困現象代際傳遞。

健康是貧困人群最重要的資產。一場疾病襲來，就是一場災難降臨，沉重的治療費用會像一座大山壓垮一個家庭。這里有疾病預防普查的大片盲區，有醫療保 健質量的城鄉鴻溝。雖然絕大多數貧困群眾都參加了新型合作醫療，但由于一些偏遠山區就醫困難，這一政策福利有時還難以陽光普照。在鄉村社會老齡化問題更加 嚴重醫療資源空心化現象更加凸顯的今天，如何順利地跨越這片盲區、這道鴻溝? 教育是貧困人群最重要的權益。最直接的是職業教育，開展實用技術培訓，提高農民就業能力。最根本的還是素質教育。自然，教育的意義未必就是上大學，賺大錢，做大官。它的真正價值是改變人，是轉換發展觀念，是解放每一個人矚目未來的夢想，是助益每一個人健康成長的公平。教育于貧困人群尤顯重要。它可以 激勵人們去重新認識自己，增強自信，融入社會。解決貧困鄉村的教育公平，更緊迫的還不是高校招生中的政策傾斜，而是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而是鄉村學校的分類 發展和留守教師的福利保障。

有學者言：合作化是小人物在大世界中的機會。確實，構建社會合作的網絡，這是壯大農民力量的根本途徑。

我們常常困惑產業扶貧的兩難：幫貧，一時難見成效;扶富，先富難帶后富。我們也常常埋怨貧困人群的懶惰：總是指望政府救濟補貼、投錢建棚，“等靠要”已成頑癥。兩難怎么解?頑癥如何治?鼓勵互助合作是一條出路。

分散的小農只有組織起來，加強社會融入，形成集體行動能力，才能擺脫生活的黯淡，生長發展的自信，才能激發自力更生和積極求變的意識，更好地維護和 實現自己的利益。記者在湖南桂東采訪時就看到，當地堅持創新產業扶貧機制，在產業基地建設中，政府與龍頭公司合作，采用扶貧資金自愿入股，前三年公司每年 按股金10%的固定比例分紅，三年后根據實際收益分配。農民很愿意，收效很明顯。

賦權式扶貧，是扶貧模式的轉換，也是扶貧視角的創新。它著力的，不只是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且是發展自由的開拓;不只是經濟增長指標的變化，而且是社 會公平正義的建設;不只是保障貧困人群共享改革發展收獲的成果，而且是要向社會底層普及改革發展帶來的機會。借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的表達，就是“聚焦于人們去過他們有理由珍視的那種生活，以及去擴展他們所擁有的真實選擇的能力”。

第二篇：半月時談：扶貧深處是賦權

扶貧的難度愈來愈大，扶貧的標準也愈來愈高。當初的救濟性扶貧雖然有立竿見影成效，但救濟的終結常常就是返貧的開始。后來的開發性扶貧有利于借助本 土資源培植現代產業，但也容易滋生資源掠奪經營透支生態環境的隱患。在“輸血”、“造血”之外，我們還當有新的視角和新的思維。

扶貧深處是賦權。賦權性扶貧著力的是以貧困人群為主體，激發他們的自主意識，提升他們的行動能力，拓展他們的發展自由，保障他們的公平權益。

當務之急，就是幫助貧困人群普及自主參與的機會，提升向上流動的能力，搭建社會合作的網絡。

誰是主體?誰的發展?這是扶貧工作的首要問題。

水電路三通，這是貧困地區改變面貌的第一需求。在一些深山區，一頭肥豬要八九個人抬，走兩三個小時才能抬出去;“大米吃不完也賣不出，一頭羊趕出去 要瘦四五斤”。“要想富，先修路”，這是誰都明白的道理。可是，在不少地方還是難上加難。或是強求地方資金匹配，或是抱怨財政沒錢。如何打通發展經脈滿足 貧困農戶基本的權益訴求? 移民式搬遷，這是傳統就地扶貧方式的路徑突破。但是，應否搬遷?搬往何處?還得充分尊重農民意愿。還在從事耕種養殖的，和已經進入二三產業并在城鎮 有一定立足基礎的不一樣，土地貧乏、條件艱苦、信息閉塞的，和自然資源豐富、生態環境良好、具有特色產業基礎的也不一樣，不可強求一律，更不可僅僅為了完 成“農村新社區”“新型城鎮化”考核指標，就一廂情愿搞搬遷大躍進。“挪窮窩”是為了“拔窮根”，但挪了地方，能不能找到新的就業門路、發展機會?一些地 方“房已建好，不見人住”，已經敲響警鐘。

產業化推進，這是加快脫貧致富的堅實支撐。但是，這應是農民的自主行動，而不能是政府的大包大攬。參與式扶貧正是以賦權為核心，在政府扶持的產業建 設中，讓扶貧對象全面介入全程參與，賦予他們知情權、選擇權、參與權和監督權，直接參與項目的制定、執行、監測和評估，讓農民從被動的受益者真正轉變成為 積極的建設者。他們祖祖輩輩生活在這里，對這片鄉土有更深的感情和更深的體味，一旦有了自主權，自己推進投資項目，自己規劃村莊發展，就會迸發出充足的干 勁和無窮的智慧。

貧困群體要脫貧致富，就要努力創造向上流動的機會。靠什么流動?健康，知識，能力。政府的責任，就是幫助他們提高身體素質、文化素質、就業能力,努力阻止因病致貧、因病返貧,打開孩子們通過學習成長、青壯年通過多渠道就業改變命運的寬廣通道,堅決阻止貧困現象代際傳遞。

健康是貧困人群最重要的資產。一場疾病襲來，就是一場災難降臨，沉重的治療費用會像一座大山壓垮一個家庭。這里有疾病預防普查的大片盲區，有醫療保 健質量的城鄉鴻溝。雖然絕大多數貧困群眾都參加了新型合作醫療，但由于一些偏遠山區就醫困難，這一政策福利有時還難以陽光普照。在鄉村社會老齡化問題更加 嚴重醫療資源空心化現象更加凸顯的今天，如何順利地跨越這片盲區、這道鴻溝? 教育是貧困人群最重要的權益。最直接的是職業教育，開展實用技術培訓，提高農民就業能力。最根本的還是素質教育。自然，教育的意義未必就是上大學，賺大錢，做大官。它的真正價值是改變人，是轉換發展觀念，是解放每一個人矚目未來的夢想，是助益每一個人健康成長的公平。教育于貧困人群尤顯重要。它可以 激勵人們去重新認識自己，增強自信，融入社會。解決貧困鄉村的教育公平，更緊迫的還不是高校招生中的政策傾斜，而是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而是鄉村學校的分類 發展和留守教師的福利保障。

有學者言：合作化是小人物在大世界中的機會。確實，構建社會合作的網絡，這是壯大農民力量的根本途徑。

我們常常困惑產業扶貧的兩難：幫貧，一時難見成效;扶富，先富難帶后富。我們也常常埋怨貧困人群的懶惰：總是指望政府救濟補貼、投錢建棚，“等靠要”已成頑癥。兩難怎么解?頑癥如何治?鼓勵互助合作是一條出路。

分散的小農只有組織起來，加強社會融入，形成集體行動能力，才能擺脫生活的黯淡，生長發展的自信，才能激發自力更生和積極求變的意識，更好地維護和 實現自己的利益。記者在湖南桂東采訪時就看到，當地堅持創新產業扶貧機制，在產業基地建設中，政府與龍頭公司合作，采用扶貧資金自愿入股，前三年公司每年 按股金10%的固定比例分紅，三年后根據實際收益分配。農民很愿意，收效很明顯。

賦權式扶貧，是扶貧模式的轉換，也是扶貧視角的創新。它著力的，不只是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且是發展自由的開拓;不只是經濟增長指標的變化，而且是社 會公平正義的建設;不只是保障貧困人群共享改革發展收獲的成果，而且是要向社會底層普及改革發展帶來的機會。借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的表達，就是“聚焦于人們去過他們有理由珍視的那種生活，以及去擴展他們所擁有的真實選擇的能力”。

近年來，政府對扶貧工作高度重視、投入前所未有，但在一些地方，投入的增加并沒有帶來明顯的效果，一些扶貧項目不接地氣、不做周密的計劃，只管把資金投出去就完事，成效如何反倒不重視。有農民甚至反映：扶貧項目，搞啥虧啥，農民都怕了。

“頭年一哄而上，來年一拍兩散”

在西部某地，為幫助群眾脫貧，一度興起養兔熱，政府整合各類資金予以支持，高峰期兔子存欄接近40萬只，但市場行情急劇變化，短短5年時間，產業規模已萎縮到不足7萬只。不少養殖戶血本無歸，多年緩不過勁來。

為啥政府投入巨資，幫助群眾打造的富民項目卻成了“傷民產業”?當地干部反思道，產業培育只重視生產環節，對產品深加工、營銷、市場信息預警等產業鏈建設“缺課”嚴重，結果是投入越多、產量越大、風險越高。農民增產不增收，反受其累。

無獨有偶，某國家級扶貧開發重點縣也曾品嘗相似的苦果。縣里曾鼓勵農民種黃連，高峰期黃連種植面積近4萬畝，年產量1萬多噸。雖然產業粗具規模，但由于沒有精深加工和品牌打造，黃連原料被外地企業收購，貼牌銷售。加之最近幾年黃連價格波動劇烈，種植的貧困戶受惠并不多。

“產業扶貧是農民致富奔小康的重要抓手，如果不能整合資源，科學規劃，打造有競爭力的產業鏈條，盲目上馬，可能會起反作用。”當地農業干部說。“?頭年一哄而上，來年一拍兩散?，政府投了不少錢，可看不到啥效果。”記者在一個貧困村蹲點時，村支部書記說，最近10多年，縣里、鄉里干部來規劃產業發展，先后搞過獼猴桃、柑橘、高山蔬菜、毛豬等不下7項產業，但搞啥虧啥，農民都怕了。“農民不想搞也得搞”

富農項目之所以成了“傷民產業”，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習慣行政主導，忽略群眾意愿和市場的作用。例如，某地在“整村脫貧”中，硬性規定70%的資 金必須用于產業發展，其余的30%用于基礎設施建設。記者采訪發現，政府要求大部分資金用于產業，是認為現在農村基礎設施有了很大改善，農民還沒富起來，是產業沒跟上。

“這種剛性切分資金的要求，看似沒錯，實際不接地氣。”有基層干部說，在一些貧困地區，道路、水利等基礎設施仍然是制約地區發展、農民增收的關鍵原因。沒有基礎設施，談不上產業發展。

同時不少農民也不愿意搞產業，這有三個原因，一是從以往產業發展情況看，效果不是太好，農民看不到致富希望;二是貧困村農民知識水平、素質達不到產業發展的要求;三是貧困地區大多地處偏遠、人口大量外流，產業發展缺勞力、缺人才、缺資金，難度很大。

“搞產業?看起來很美?，實際上何其難也。現在農村是?386199部隊?，土地是?雞窩地、巴掌田?、金融還不配套。貧困村山高坡陡、土地貧瘠，村子也空了，10戶人家走了六七戶。”一位基層干部說，政府要求大部分錢必須搞產業，大伙兒想破了頭，也不知道該搞啥。最后產業沒搞起來、基礎設施也沒改 善。有的干部說，由于上級部門硬性劃定了扶貧資金流向，“只能往東、不能往西，農民不想搞也得搞，有的就做成了表面文章”。“樹苗到戶、種子到戶”就是精準扶貧?

傳統的扶貧方式，資源雖然到了貧困鄉鎮、貧困村，但得到這些資源的最終可能不是最需要幫助的人家，容易出現“扶強難扶弱、幫富不幫窮”的問題，因此 這些年，到人到戶精準化扶貧被提上了議事日程。但在一些地方，扶貧說是有了新思路，辦法還是老辦法，扶貧資源看似到了人頭，效果卻不行，依然還是“假把 式”。

記者在基層采訪，了解到這么一個故事，某貧困村實施一項產業到戶措施，把“一苗一子”(核桃苗、蔬菜種子)免費發給貧困戶，村里還打印了種植技術指 導，讓農民發展產業。對這種到戶扶貧，農民并不買賬，“一苗一子”拿回家，大多扔在一旁。一位74歲的農民說，自己患有高血壓、冠心病，鋤頭掄不了兩下就 犯累，哪有力氣搞上面安排的特色農業!扶貧“扶強難扶弱”讓貧困群眾詬病，有的地方又走到了另一個極端：扶貧資金使用照顧情緒、平攤均分。某貧困村在“整村脫貧”中，規劃500畝魔芋，每畝一次性補助200元。由于種魔芋才能得補助，當年規模確實上來了。但村里摘掉貧困帽后，扶貧補助款沒了，農民積極性也就沒了，現在魔芋種植面積剩下不 到100畝。

這個村的干部后來反思說：“基層工作，講究一碗水端平，平攤均分看似公平，但扶貧效果打折扣。農民人均土地只有1畝多，補助像胡椒面一樣撒在每人頭上。大伙兒都想得，一窩蜂上，卻沒有真正的積極性，長遠看起不了啥作用。”

第三篇：半月刊時談：勞動法二十年,變革是時候了

1995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正式施行，至今已有二十年。二十 年里，勞動法為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維護勞資雙方和諧關系、維護勞動力市場秩序，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口紅利的消減和新生代農 民工的壯大，勞動法也越來越顯出它與時代不相適應的地方。二十年，中國已發生巨變，勞動法或許也到了改變的時候。

提升勞動爭議處理效率

“勞動力是社會發展的基礎。為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和勞資關系和諧，勞動爭議處理效率應高于普通民事案件，但現實狀況不容樂觀。”全國總工會法律部勞動爭議處處長黃龍說。

據了解，現在不少時候勞動爭議與勞動違法相混同。本應通過勞動監察快速有效查處的不簽訂勞動合同、拖欠工資、拒付經濟補償金、不繳社會保險、女職工權益受侵害等勞動違法案件，很多未經勞動監察查處而由職工個人走勞動爭議處理程序來解決。

而勞動爭議處理環節多，一些案件處理周期長，效率低，給勞動者帶來極大負擔。現行法律規定，普通勞動爭議可以經過仲裁、民事訴訟一審、二審三個程序;工傷等特殊勞動爭議可以經過工傷認定、行政復議、行政訴訟一審、二審、勞動爭議仲裁、民事訴訟一審、二審七個程序。

“盡管制度設計考慮到了勞動爭議快速處理問題，如簡單、小額勞動爭議?一裁終局?。但因為資強勞弱，如果有用人單位惡意窮盡勞動爭議?一裁兩審?所 有程序以達到拖垮勞動者的目的，勞動爭議處理時間將大大延長，增加勞動者維權的成本，許多勞動者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正當權利。”黃龍說。現實中，這樣的案例很多，特別是一些工傷案件拖上三五年，極端的個案有七八年，甚至更長。遲來的正義光芒減損，更何況有的勞動者并沒有等到正義。專家認為，現行勞動爭議處理包括協商、調解、仲裁和訴訟等環節，在此基礎上對之進行健全完善，建立一個有機統一的勞動爭議處理制度十分必要，也是可 行的。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研究員韓旭說，應提高勞動仲裁的權威，同時加強仲裁和訴訟的銜接，簡化流程，高效、便利地處理勞動爭議。

黃龍還建議，應設立專門的勞動案件審判機構或審判組織，專業化地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這既符合審判工作專業化的發展趨勢，有國際經驗可以參照，也是我國快速、便捷地審結越來越多勞動案件的現實需要。”黃龍說。保障集體協商工資權利

“市場經濟中，勞動力是最基本的投入要素，勞動力價格則是價格體系的核心，因此勞動力價格即工資的形成，是至關重要的事情。”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黃樂平說，我們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首先完善工資形成機制。

在現實環境下，相對于資方來說，個體勞動者基本都處于弱勢地位，不具有與資方進行對等談判的能力，因而他們往往選擇采取集體行動，以實現自己對工資的訴求。如今隨著我國人口紅利的消減，這種趨勢也越來越明顯。

“勞方由個體向集體轉變，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關系發展的必然趨勢。”黃樂平說，為了適應這一趨勢，我國開始推行集體協商與集體合同制度，取得了一定成績，但也面臨一些問題。

當前，作為集體合同協商主體一方的工會力量不夠強大，一些企業甚至沒有建立工會，影響集體合同的訂立。同時，有些企業雖然實行了集體合同制度，但集體合同制定不規范，或流于形式，不具有可操作性，或缺乏針對性，僅是法律條文的生搬硬抄。

與這些現實問題相對照的是相關法律法規的不完善。韓旭說，雖然我國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工會法都有條文涉及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但規定比較籠統，可操作性不強，甚至相互之間存在沖突，缺少協商程序、法律責任、爭議處理等細節內容。

另外，集體合同的專門立法主要是部門規章，如《集體合同規定》《工資集體協商試行辦法》等，雖然規定的集體合同體系較為完善，內容較具體，但法律位階低，效力不夠。

“總的來說，我國集體協商、集體合同立法已落后于社會需求，不能有效地解決現實問題，應提高法律規范層次，盡快出臺集體合同法。”韓旭說，集體合同 法屬于特別法，制定應以勞動法為指導;勞動合同法調整個別勞動關系，集體合同法調整集體勞動關系，它們是勞動法中合同制度的兩大基石。以法律全面保障勞動者權益

我國勞動法制定于1994年，當時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在數量上仍處于絕對優勢。20年過去，企業類型、勞動關系等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勞方與資方的矛盾開始顯露，一些地方甚至發生集體停工事件。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周曉光認為，我國勞資沖突事件頻發首先是由于環境的變化，尤其是在劉易斯轉折區間，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轉 變、工資水平普遍上漲、就業結構轉變，導致工人議價能力提高。而企業雇主長期以來采取的低成本競爭策略和粗放的管理方式，具有強大慣性，這種落差加劇了勞 資關系的緊張。

緊張到一定程度，沖突就可能發生。觀察已經發生的一些勞資沖突事件可以發現，工人們在行動中往往既對雇主提出訴求，也對政府提出訴求，且行動常常超出了雇主可控的范圍，帶來社會性影響。

黃樂平說，勞資沖突頻發的現實我們不能不面對、不能不正視。越早完善法律，全面保障勞動者權益，就越能夠減少這類事件對經濟社會的沖擊。

專家們認為，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科學立法、民主立法，提高立法質量，在勞動法領域，就是要對面臨的新情況在法律上有所回應。比如隨著經濟結構轉型和知識經濟的發展，就業模式也發生改變，非正規就業群體逐漸壯大，但他們的社保權利沒有得到很好保障。

非正規就業群體往往存在于小微型企業，或本身是獨立的服務提供者。與具有確定勞動關系的正規就業相比，非正規就業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是勞動關系不固定，二是勞動收入不固定，三是工作時間不固定，四是崗位不固定。

人社部國際勞動保障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趙永生說，對于非正規就業人員而言，勞動關系的不明確、非正規就業形式的短期性和臨時性特點與現行社會保險基于連續性而進行的制度設計相背離，致使這些人員的社會保險權益大多處于虛置狀態。

“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對各方意見比較多的社保、勞動基準等法律條文，應盡快作出調整，以更好地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勞資關系的現狀，并以此為契機，對勞動領域的立法進行梳理、整合，制定勞動法典，使我國勞動領域法律更加完備和適用。”黃樂平說。

第四篇：半月刊時談：環境問題必須依法治理

2015年，二氧化碳排放強度要降低3.1%以上，化學需氧量、氨氮排放都要減 少2%左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要分別減少3%左右和5%左右……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對治理環境污染明確了一系列量化目標，凸顯政府切實整治環境 問題的決心。圍繞環境綜合整治的相關熱點，半月談記者專訪了全國政協委員、環境保護部原副部長周建。

環境質量的改善需要一個過程

半月談記者：如何理解現階段我國環境問題的階段性特征?

周建：現階段我國環境問題的特征首先是污染負荷嚴重超過環境容量。一些研究結果顯示，全國大部分省區市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顆粒物、氨氮這幾個主要指標的排放總量比環境容量都高出不少，京津冀、珠三角、長三角環境超載現象尤為突出，其中PM2.5的排放總量超過環境自凈能力的90%以上。盡管“十一五”以來我們花大力氣投入污染減排，但減排成效大都被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新增污染負荷所抵消，造成環境質量沒有出現明顯改善。

環境質量的改善仍將是一個緩慢推進的過程。說進展緩慢，因為我們治污的進程離公眾的要求，還有差距。比如我們的能源結構中煤炭仍然占了66%左右。歷史積累的舊賬還沒還完，新賬又來了，現在污染復合型、疊加型、壓縮型等新情況不斷出現，一些新型污染物進一步增加治污的難度。下一步的環境治理我們將面 臨不小的挑戰，但我們的決心從未動搖。

還有就是，公眾環保意識空前增強，目前公眾對環境問題的關注，對環境權益的訴求處于不斷高漲的階段。老百姓非常關注環境與健康，這是好事，也是時代的特征。半月談記者：您剛才談到能源結構中的煤炭比例問題，如何看待煤炭占比居高不下的問題?

周建：能源結構對環境的影響是根本性的，能源結構中煤炭占比高是大氣污染的重要成因。能源結構調整是個大事，但也不能脫離中國的國情和發展階段談能源結構，目前我們的發展需要煤炭，離不開煤炭。

如何高效清潔地利用煤炭，減少污染排放才是關鍵。比如，大幅提高煤炭洗選率，加快煤炭就地轉化，集中發電后遠程輸送，加強火電和燃煤鍋爐脫硫脫硝除塵設施改造和技術升級。同時，也要不斷發展水電、風電、核電和生物質能等清潔能源。

霧霾的長距離輸送是個重要問題

半月談記者：如何理解科學治霾、系統治霾?霧霾長距離、遠距離輸送問題如何破解?

周建：科學治霾就是要根據其構成和產生的原因，分別加以防控和治理。要科學施策，不斷加強電廠脫硫脫硝除塵，機動車尾氣治理，油品提質，農村散煤整治，也包括居民良好生活習慣的養成等。治霾將是一個艱苦的過程，要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這也是“大氣十條”所要求的。

科學治霾，必須注重系統性，必須嚴防嚴控。霧霾的長距離、遠距離輸送，是個值得關注的重要問題。比如海南島，本身沒什么工業，但海南為什么會出現霧霾，根據一些機構的研究，遠距離輸送，對海南霧霾的貢獻大概占據了70%。目前霧霾大范圍出現，京津冀、長三角已經連成一片，包括山東、山西、內蒙古、湖北、安徽，這是一個大區域，有14個省區市，互相存在輸送關系。西南的云貴川渝是一個特定的區域。珠三角、廣西、福建，包括港澳地區，又是一個區域。這幾個大區域的霧霾長距離輸送、大面積覆蓋，已經成為一種經常性的狀態。所以整個區域的聯防聯控非常重要，科學治霾，需要相關省份共同施策、目標統一、步調一致、措施到位、調度有序、協調順暢，對霧霾的系統控制應該進一步實施。地方主要領導要有環境責任

半月談記者：現在一些地方在試點推進利用干部考核的指揮棒來指導環境問題治理，您如何看待干部的環境責任?

周建：考核是一種行政措施，是一種制度安排，環保考核也是一種比較有效的措施和手段。

我們淡化GDP考核，強化環保考核，就是要增強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地方主要領導干部的環境責任。讓他們在意識上，理念上加以扭轉，不能把GDP作 為唯一的政績，要把環境、生態、民生等等這些至關重要的因素也列入綜合施政中。環境問題終身責任制在一些地方已經開始試點實行。

但是考核也需要一個良綱，政績考核和環境離任審計等，還有一個科學性的問題，比如指標如何確定，而且環境指標在一些方面量化還是有一定難度的，我們必須增加科學考量的研究。

半月談記者：這些年除了大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的問題也越發引起老百姓的關注，治理土壤污染，重點和難點在哪?

周建：土壤的修復和還原，難度不小，首先是技術上的，全球包括發達國家，也沒有找到非常實用有效的技術。其次，成本太高。治理土壤污染目前最有效的措施是把被污染的土壤挖走焚燒、清洗，這樣成本都是非常高的。

現在首先要進行摸底、詳查，把污染土壤的范圍、成因、程度查清楚，對一些污染重的地區，有針對性地采取一些措施。同時，進一步研發治理土壤污染的適 宜技術。土壤污染有各種不同的成因和類型，有砷污染、銅污染、鎘污染、汞污染等等。根據各種污染的元素，和污染遷移轉化的規律，研究適宜技術，而且，技術 成本要盡量低。

治理的重點，我想首先應該包括會對食品安全產生影響的敏感地區，有些地區就不能再種植莊稼和蔬菜了;其次是跟居民住宅緊密相連的地區;第三就是重化工、重冶煉等老的企業污染場地。

半月談記者：農村環境綜合整治，量大面廣，而且對全國環境質量的改善和全面小康的實現都有重要影響，您如何看待農村環境問題治理?

周建：農村污染治理，首先要提高當地居民的環境意識，改變一些不良的生活習慣和生活方式，提高農村居民的生態文明理念。同時加強對鄉村重點項目的支 持也非常關鍵，比如沼氣、污水集中治理、規模化養殖的管理、糞便的處理、垃圾的收集轉運和處理等項目。我們還要把運行管理的機制建立起來，一般兩到三年就 可以見效，就可以長期穩定地推行下去。一個村莊一個村莊地實施，一片一片地治理，規模效益就會很快顯現出來。環境治理需要法治等綜合手段

半月談記者：環境治理是個綜合系統工程，我們應該如何更好地發揮包括法治在內的各種方法和手段的綜合作用?

周建：首先需要強調的就是法治的理念。法治的理念包括立法、執法、司法和法律監督的各個方面。新環保法已經出臺了，最高法也有了司法解釋，環保部把今年定為環保法實施年。這些都是法治的全流程治理，法治的理念全面提升。其次是市場力量要全面介入。我們以往的GDP里，還沒有包括環境污染損害和生態退化的成本。我們要把環境成本的代價納入生產、流通、消費的各個環節，納入每個公民的日常支出和每一個企業的運行成本。

第三是提升科技的力量，環境問題治理的科技含量還有待進一步提升。第四是加強政府的有效環境管制。簡政放權要放管結合，一方面放權，一方面加強監管，沒有政府對環境問題的一些強制性措施，環境污染很難得到有效治理。最后就是調動民眾、社團、NGO組織、媒體等社會公眾的積極性。多一份關注，多一份力量，全民族的生態文明意識、環境道德意識，就會得到全面提升。

第五篇：半月刊時談：鄉村文明在斷裂

姥姥今年90歲，是個慈祥的老人。農歷臘月二十三，這天是個好日子，因為鄉鄰商議這一天給姥姥“掛匾”。姥姥以前是我們這一帶的鄉村接生員，一輩子 接生過的孩子成百上千，在貧寒的歲月里，一個新生命的誕生會給一個鄉下家庭帶來新的希望和歡樂。鄉鄰們不忘當年恩情，在姥姥90歲高齡時，自發送匾以表謝 意。

姥姥在農村做了40多年的接生員，足跡遍布方圓數十里，經她的手而誕生的孩子有的已經當了爺爺，有的還是年輕后生;有的是樸實農民，有的成了社會精 英。姥姥說，過去我們農村的醫療條件不好，產婦都在家生孩子，每次接生她都要在床前一直守候幾小時甚至十幾小時，有時要跋涉數十里路，有時要驚心動魄地搶 救無呼吸的嬰兒……

姥姥當接生員是當年組織的安排。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勤勞能干的姥姥被村干部通知去夜校學習，到了之后才知道是學習為婦女接生。她聽從組織安排，安 心學習。盡管她大字不識一個，卻學得又好又快。學成之后，姥姥便在鄉衛生站做了全職接生員。人民公社時代，接生屬于集體勞動，勞動工分就是報酬;分田到戶 之后，接生不再屬于集體事務，可是由于周圍十里八鄉都知道姥姥會接生，所以人們還總是來請她，只是這時候不算集體勞動，也就沒有正式的報酬。物資匱乏的年代，白面湯是月子里的婦女才能吃到的食物，姥姥時常被人留下喝碗面湯，算是對接生的酬謝。鄉村里的許多孩子都是她接生的，從村前到村 后，從本村到外村，人們只要見到姥姥，大老遠地就打招呼，不是叫奶奶，就是叫嬸子。農民沒有什么貴重東西來答謝，姥姥也不圖這個，一句奶奶的呼喚，一個歡 樂的笑臉，就能使這個逐漸駝背的慈祥老人暢懷多時。

在我們鄉村社會還有很多關于愛戴與尊重的故事。我的爺爺去世10多年了，他是個木匠，祖傳的手藝。以前，每家每戶的門窗家具、桌椅板凳都需要木匠來 做，于是爺爺為他人“幫工”就成了家常便飯，有時候幾個壯年勞動力幫工一個月，分文不取。直到父親這輩兒，為鄉鄰磨鐮刀、磨剪刀、做桌椅板凳、做案板、修 理農具、修理門窗等，都是極其平常的事情。長輩們服務于鄉村的勞動自然沒有什么報酬，卻在勞動中積攢了人情與尊重。

我們村的老村醫也是這樣，他今年已經70多歲，從集體時代便是赤腳醫生，幾乎給所有的村民看過病。農村的行醫條件非常艱苦，對手腳不靈便的老人他都 上門出診，也有很多半夜急診的情況。很多時候，為農民看生理上疾病的同時還要進行精神上的慰藉，一番噓寒問暖，幾句兒女家常，就能把村民的病醫好一半。而 農民的生活條件有限，特別是一些困難老人，賒賬非常普遍，收不回賬的情況時有發生。艱苦的付出使村醫也收獲了人們的尊重和信任。

現在，接生員、木匠等都已經逐漸退出鄉村生活的舞臺了，可是這些人留給人們的念想卻時常浮現。在他們的身上，呈現的不僅僅是某一方面的技藝，更是這 種技藝所代表的守望相助的感情。技藝不斷精煉，感情日益積累，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不斷增加，鄉村社會因而被這種情感之網編織起來。這是一種被“接生”的鄉村社會。人是核心，感情是主導。接生一個新的生命，需要知識與技能，更需要許許多多對于人本身的呵護與關愛。我們出生在一個 充滿愛與關懷的鄉村，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又再生產著鄉村社會的文化基礎。因而，鄉村社會的接生員不僅是替人接生，也在無意間形塑了這個關于愛和溫情的社會。

然而，如今的鄉村社會正在遠離那個情感之網的演繹和編織。被“接生”的鄉村社會也已經被現代技術和現代理性日益占據。農民發現，迎接一個新生命的到 來，錢就可以辦到;互助合作能辦的事，錢能夠又快又好地辦到;治病救人也是錢的交換。一切都可以用錢買到，這在方便我們的同時，也讓人與人之間的那份溫情 漸漸變淡。

可是，人們懷念這份溫情，需要這份溫情。于是，一些人便想到了90歲的姥姥多年前的善舉。與其說這次“掛匾”是為姥姥歌功頌德，不如說它是鄉村社會的“鄉愁”，是鄉村社會的文化反思。

一個儀式：鄉土社會倫理空間

■ 高萬芹

我的家鄉位于魯中地區，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離孔子家鄉比較近的緣故，家里過年的習俗多，規矩也多，每次回家過年都感覺很忙。尤其是大學畢業后，除了 幫助爸媽張羅以外，還要參與各種家門聚會和活動。老媽從臘月二十二開始忙碌，一直到初

六、初七才能空閑下來，其中最忙的是年三十到初二。在家鄉，真正的過 年也就是這幾天，年三十吃團圓飯、初一磕頭拜年、初二送家堂，其中送家堂對一個家門來說是最重要的儀式。按照傳統習俗，各家門都要在年三十下午吃完團圓飯后設神位、擺家堂，供祭祀和晚輩敬拜，初一拜年就是跪拜這些神位和靈位，初二送家堂也是送走這些供 奉的神靈和先人。年三十下午，家門內的男丁要去長輩那里幫忙張羅擺設。神位一般是設兩個，天地神位和財神神位，天地神位設在庭院，財神神位設在屋內。擺家 堂主要是擺上先人的牌位，一般是去世的三代宗親。老人撫養兒女長大便是功勞，死后可以與神一樣受到家人的敬拜。

初二送“家堂”，家門中的人要通過放鞭炮的儀式送走先人，也意味著過年祭祀活動的結束。初二中午每家每戶還要準備一桌子的飯菜，吃完之后，先在自己 家放鞭炮送走天地神靈和先人，然后帶上鞭炮去家族內擺家堂的長輩家集合，一起送走先人。我的爺爺在同輩中是老大，因此，爺爺在的時候，每年初二我們全家都 會帶上鞭炮到爺爺家集合，五服以內的宗親也都到他家集合。爺爺很喜歡這樣的大家庭聚會，五服以內的親人到場，看到自家人丁興旺，聽到親人夸贊他福氣好、兒 女孝順，他就非常高興。

但是，說不清從何時開始，大家參與的熱情有所降低。不只是送家堂，喪葬、先人的忌日，傳統的儀式性活動都不再像以前那么隆重。

這些家族儀式會不會隨著農村傳統倫理的衰落和老一輩的故去而消失?老媽認為不會，送家堂不該取消，應該被傳承。每次送家堂，老媽都很累，忙這忙那，還一定要我們姐弟打扮得體去參與，好像就是為了讓先人和親人看看我們三個。在她看來，我們姐弟三個站在一起就是一道風景，雖然現在我們三個都沒有什么大成 就，但撫養我們三個不容易，苦盡雖未甘來，卻也看到了希望。

老爸也興致勃勃地參與這樣的活動。老爸很早就跟著爺爺做這些事情，他對逝去不久的爺爺奶奶感情深厚，忙里忙外也是盡一份孝心，當然作為家門的一分 子，他也理應盡責。然而，他一遍遍地跑來跑去，盡心盡力，不僅僅是責任的問題，他在擺家堂、送家堂的儀式活動中，很有存在感和意義感。在他眼中，一個年就 是在這些儀式的忙碌中，才有年味。

老爸老媽之所以認為送家堂很重要，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相信塵世的幸福生活要靠神靈和先人的保佑，對于神靈和先人，他們不敢不敬，也不敢 不畏，害怕自己的行為觸怒他們，把災難降臨到家人頭上。他們年年祈求神靈保佑我們姐弟發大財、當大官，年年失望，卻仍然年年祈禱，這份希望，強大而堅韌，即使遇到困難也永不泯滅。

我不知道他們的力量來自哪里，他們對待生活和壓力為何如此樂觀，直到大姑的幾句話把我點醒。她說人在拉巴(養育)孩子的時候“最有勁”，只要人生任 務沒有完成，兒女沒有成家立業，父母總是能夠使出全身力氣為孩子打拼，“心氣”高得很，再多困難也不怕，不圖別的，就希望自己的兒女過得好，自己臉上有 光。在我們這里時常聽到有父母把“任務”和“退休”掛在嘴邊——等到兒女成家立業，日子過得安穩，老一輩就算完成了人生“任務”，可以光榮“退休”了。兒女和家族親情作為他們的堡壘和支撐，讓老一輩在經歷人事變遷和面對困難時保持樂觀和堅韌，讓他們在應對現代性沖擊時不至于無依無靠，沒有了精神家園。儀式是這種人生價值和意義的集中體現，生活也就在這些儀式中鋪陳著、舒展著。送家堂就是這些儀式中非常重要的一個。一年一度的送家堂是一場家門聚會，它維系著生命傳承的神圣感，維系著家族血脈的親情，給人以依靠和溫暖。與此 同時，它也在親人之間形成一種輿論場，優秀的家族成員得到褒揚，有過失的受到批評教育，倫理價值由此潛移默化被傳承。此外，它還創造了一個壓力釋放空間。它讓人們在先人和親人面前敞開心扉，訴說一年的酸甜苦辣，得到安慰和鼓勵，對未來重新充滿希望。這樣的儀式，是一種紐帶，一種關聯方式，讓人們不至于過度 個體化，在適應社會變遷的過程中不至于無所適從。

送家堂的儀式雖然不像以前那么隆重，卻仍然是鄉土社會的重要一環。如果連這樣的儀式都沒有了，年可就真的沒有年味了。沒有了一年一度與自己的內心，與親人交流、對話的機會，過年就喪失了作為生活加油站的作用，作為不斷向家門內所有人灌輸道德和倫理準繩的機會。

農村的倫理生活確實在“日新月異”中走向衰落，但是，只要家庭和生兒育女的倫理價值在農民的生活中仍然占據重要地位，這些儀式就不僅僅是一種形式。因為它們維系家門的團結和認知，編制農民生活的意義網絡，也告訴世人和后輩，生養是一種神圣的行為，為人父母是有巨大功勞的，應該得到后輩的孝敬，死后也 應該被隆重祭奠。

一個字：觀念沖突鬧出了人命

■ 楊春滋

農歷臘月二十一，媽媽突然接到她大伯去世的消息。媽媽覺得很不理解，因為臘月十九親戚們剛去參加他曾孫的滿月酒席。當時老人身體健康、精神也很好。很快，媽媽就從親戚那兒得知，老人是上吊自殺的。

母親的大伯從小居住在村里，靠種地為生，共養育了兩個兒子，是夏姓家族輩分最高、年齡最長的老人。去年冬，他年滿八十九歲，又喜得曾孫子，成為村中 唯一的四代同堂的家庭。臘月十九，夏家的三層樓房張燈結彩，鞭炮陣陣。在外打工的兒子、兒媳和孫子、孫媳帶著曾孫回來了，為曾孫辦“滿月酒”。由于夏家在 村中的影響，親友、鄉鄰都趕來賀喜，共擺了43桌酒席。

當晚，老人向兒子問起曾孫取名的事，兒子告訴他：曾孫姓夏，考慮到媳婦是獨生子女，就取了媳婦的姓作為名字的第二個字，代替了家族中本來的輩分 “書”。老人聽后非常氣憤，當著部分未走的親戚說：姓夏的生的兒子從來都是依輩取名的，不能亂輩。兒子說：一輩管一輩，只要姓夏，不按輩分沒有多大事，現 在好多人都不按輩分起名。由于兩人都是火爆脾氣，越爭越急，互不讓步。說到激動處，老人罵起兒子，罵了很多難聽的話，兒子覺得沒有面子，就推了老人一掌。老人氣得要打兒子…… 老人怒氣未平，覺得孫子是自己一手帶大的，平時最聽話，又喊來孫子，問曾孫的名字是誰起的，怎么連輩分都不依。孫子說：爺爺，名字是我起的，不能怪爸媽。老人一聽火更大，又提起椅子要打孫子……

第二天一早，兒子跑到鎮上，請大哥(老人的大兒子)將老人接到家里消消氣，孫子則駕車辦年貨去了。臘月二十一中午回到家中，發現老人已在樓房客廳穿戴整齊懸梁自盡了。

安葬完老人，村里人、親友們議論頗多。有的說，老人太固執，為爭曾孫的輩分，選擇自盡的方式，有點極端。有的人也私下指責，兒子、孫子不孝，為曾孫 的輩分鬧出了人命，讓一個高壽老人不能善終。老人的弟弟們歲數也都不小了，趕來為長兄送行。老人的七弟說，“小事打破大缸”，吵是吵，鬧是鬧，不能鬧出人 命來，這一鬧，讓侄兒、侄孫在村里抬不起頭來，夏家老兄弟們在村里都覺得沒面子。

看起來只是姓名之爭，其實是家庭中新舊權威的沖突，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的碰撞。兒子外出打工掙錢后，成為家里的經濟支柱，不再那么順從老父親的嚴格 要求，想用自己的方式來經營生活，也不想承擔宗族責任和義務，只想過好自己家的小日子。但在老父親的眼里，這是忘本、不仁義，這是對他的不尊重和挑戰，心 中難以接受。更深層的問題是，兒孫長期在外打工，接觸各種人和事，思想和生活都已經和現代生活接軌，他們不再想遵守傳統的規則和約束，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行 為可能產生的后果，也不明白這些秩序對老人的意義。

這個悲劇在一些人看來可能不可思議，但它只是以一種極端的方式表現出目前在農村廣泛存在的觀念沖突、情感撞擊。傳統價值受到巨大的沖擊，在農村尤其 是農村的代際矛盾中表現得非常明顯。在新舊價值的交鋒中，人們要面對許多矛盾、困惑、痛苦，如何盡快走出這一境地，整合新舊價值，促進代際溝通理解，確實 引人深思啊!

一副牌：何處尋找鄉村新文化

■ 冷波

村里大多數青壯年都外出打工了，只有過年的時候，人才是滿滿當當的。他們回得晚，走得早，過去的鄉間文化娛樂活動早已無人問津，什么樣的年味才能滿 足這些短暫停留的“客人”?擺一張桌子，有人端茶倒水，有人遞煙分瓜子，有人陪聊陪玩，再加上一副撲克，整個待客之道就形成了。舊的文化活動衰敗了，村里 人不再像以前那樣過年，而鄉村還無法承載城里的文化活動，于是就自發形成了牌文化以消磨時間。

我的村子是單姓村，相對其他村子要大一些，人口也多一些。周圍的一些小村子，人口少，這幾年冷清得很。走親訪友的時候，我聽一些人說，住在小村子沒意思，不好玩，村子沒有生氣。然而，在我的村子，人們就覺得很好玩，因為隨時都可以聚眾打牌，哪怕在平常，村中也是打牌不斷。村里的舊集體活動衰敗后，人們自發地形成了以打牌為主的新集體活動。以前的活動，男女老少都可以參與，現在的活動，男女老少依然都可以參與。打工者過年回家最多一個月的時間，主要就是通過打牌實現互動。

牌桌是個舞臺，有主角有觀眾。男女老少皆會打牌，不同的牌桌是不同的舞臺，人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有技術流的、有玩刺激的、有生馬子的、有玩表情 的等。技術流的人能掐會算，火眼金睛，一眼就能洞穿別人的牌;玩刺激的人，出手狠，不琢磨就砸錢;生馬子是初生牛犢不怕虎，不按常理出牌，很克技術流;玩 表情的人，有好牌裝可憐，沒好牌裝牛氣，和他方觀眾眉來眼去獲取信息。打牌也“分群體”，也需要“志同道合”，除了個別女的和男的一起打牌，一般來說，男 女不同桌，男的玩得兇狠些，女的玩得溫柔些，小孩子玩得隨意些。

你在那兒看他們打牌，喜怒哀樂一覽無余，有拿了一手好牌沾沾自喜的，有出錯一張牌悔恨難當的，有一手爛牌捋不順而唉聲嘆氣的，有封人之牌自己卻被封 而憤怒不已的。打牌者精神抖擻地奮戰，觀戰者更加有勁頭，叫喊聲、數落聲不絕于耳。主角在自我展示中，顯示了神通，發泄了情緒;觀眾在圍觀中，打發了時 間，獲得了談資。在展示與觀看的過程中，牌桌周圍形成了一個輿論場，玩得好的會得到觀眾的贊許，玩得差的會成為觀眾的笑談，肯為大家打牌出錢出力組織的人 一定十分受歡迎，這也會成為人們心中的一種聲譽。

在村里，打牌滿足著群體性活動的需求，看起來既有凝聚力又有影響力。但是，這就是新的鄉村文化嗎?舊的鄉村文化衰落了，新的鄉村文化真的應該是這副模樣嗎?農村究竟應該有怎樣的文化和娛樂?像我村子這樣的牌文化是對舊文化的正常替代，還是一種畸形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