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民盟精神價值的文化內涵

民盟精神價值的文化內涵

民盟精神淵藪于博大精深的中華傳統文化,凝結著許多我國古代先哲的政治智慧, 對傳統道德思想的延續和傳承表現得非常深刻。在民盟精神價值中,既蘊涵了切實的百姓日常禮儀規范, 又富含著崇高的人生價值目標理想。民盟精神可以概括為: “立盟為公, 以天下為己任;正直正派、學有專長、甘于奉獻;修德守身、淡泊名利、自尊自強。”第一, 以“天下”為重。“大道之行, 天下為公”,“ 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 國家興亡, 匹夫有責”。這些雋永幽遠的教誨, 深深震撼著一代又一代國人的心靈, 成為中華兒女不甘凌辱的強大精神動力。

在各個歷史時期, 民盟堅定不移地與中國共產黨同甘苦、共患難, 與廣大民眾同呼吸、共命運, 為國家的獨立、民族的振興、人民的解放事業英勇奮斗, 為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獻計出力, 作出了許多卓越的貢獻。民盟的精神價值, 本質上鐫刻著中華民族千年不朽的“先天下之憂而憂, 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傳統文化精神。

第二, 以“道德”為先。孔子主張: “志于道, 據于德”, “君子謀道不謀食”。道是理想的人格, 德是立身的準則。人生以求道為標的, 社會以遵守孝悌、忠恕、誠信、恭敬、智勇為秩序, 故此而有“朝聞道, 夕死可矣”之感嘆。我國傳統文化中一個深入人心的基本理念, 就是為有道之邦服務則是利國利民, 為無道之邦處事便是“助紂為虐”。說到底, 做人要立足于“ 道德”。

綜觀民盟前賢和才俊, 無不是修治的優秀典范。他們坦坦蕩蕩“真君子”, 行為謙恭合乎禮節, 處世誠信講究道義。民盟首任領導人黃 炎培留給后人的座右銘: “言必守信, 行必踏實;有言必信, 無欲則剛”。

第三, “以仁愛”為本。“仁者愛人”。仁是人的本質特性, 仁的內核是“愛人”。“ 愛人”有三個層面,一為“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二為“博施于民而能濟眾”, 三為“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達而達人”。這種以仁愛為核心的人本精神是慷慨無私、助人為樂的, 它輻射到社會各個方面、各個領域, 滲透到人的靈魂深處, 塑造著一種“人人為我, 我為人人”的“ 濟眾”品格。

七十年來, 仁愛精神一直流淌在民盟的血脈之中, 并且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賦予其新的內涵。在新的歷史時期, 民盟堅持以“ 仁愛”為本, 光大了“關注民生”的人道精神、“扶貧支邊”的濟困精神、“ 樂以忘憂”的樂感精神、“ 燭光教育”的奉獻精神等, 這些都是民盟成員今天獲得終極價值理想和精神家園的生命動力。

第四, 以“和合”為貴。“和合”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粹之一。“和”既是萬物化生的根據和源泉, 亦是萬物存在的一種狀態, “ 和”可以理順各種關系, 融合各種沖突, 從而達到化解矛盾而“和合”, 這便是“大本達道”的原則。

烽火連天的抗戰歲月, 民盟深明“合作福, 不合作禍”之大義, 保持著一種不偏不倚的謹嚴態度, 既不茍同也不立異, 為的是避免“同室操戈”, 求的是一致對外。抗戰結束, 民盟以極大的仁愛之心促進國共和談, 對國共兩黨簽訂“雙十協定”的成就, 表示十分欣慰, 認為這是“國家無限的幸福, 更是中國民主同盟多年來的愿望”。此后, 民盟堅定地與中國共產黨“同盟、同志、同心、同德”, 與全體中華兒女一道, 和衷共濟、和諧并進, 奮力促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實現了一個又一個“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與共, 天下大同”的美好夢想。

第五, 以“ 文章”為尚。“ 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文章乃經國之大業, 不朽之盛事”;“ 鐵肩擔道義, 妙手著文章”等。我國歷代有識之士對“文章”的定義, 遠遠超越了文章本身語言組合、思想表達的范疇, 成為道德修養處事之旨義、經世治國思想之典籍。70年來, 民盟一直自覺擔當 “經國文章”的重大使命和責任, 把“文章大業”、“學問人品”看得勝于生命, 甚至以言獲罪也終生不悔。在民盟組織中, 有很多學者專家, 在學術領域堪稱大師泰斗級領軍人物, 但在盟內終其一生只是普通盟員。他們在孤寂與冷清的品味中, 沉淀思想、凝聚才思, 秉筆直書、振臂吶喊, 發出社會的強音, 不斷譜寫出精神的圣歌, 描繪出人生的壯麗篇章。

第六, 以“教化”為基。“教化”者, 指以教育為手段, 感化人的心靈, 達到“內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效果。中國歷來就是一個重視教育的國度。民盟繼承了我國傳統教育思想的精華, 認為教育的目的在于“養成獨立人格, 培植善良風氣, 發展民主精神”, 以此奠定人民民主的基礎, 挺起中華民族的脊梁。

民盟擁有不少的教育大家如黃炎培、陶行知、梁漱溟等, 他們力倡教育是改造社會、移風易俗的動力,是社會治平的支撐, 主張平民受教育權利的平等和機會的均等, 推行大眾教育、職業教育、民主教育、鄉村教育、生活教育, 并且身體力行創辦各種學校, 為中國教育尋覓曙光, 希冀通過教育撥開民眾懵懂的迷霧, 讓底層百姓在心靈沮喪和痛苦的擠壓中, 喚起向前的決心, 振奮搏擊的力量, 使善良的靈智發射光芒,而不走向自我人格的淪喪。

第二篇：中醫學文化內涵及其價值

中醫學文化內涵及其價值

中醫的根是中國傳統文化，是祖先留給我們的一份寶貴的文化遺產，是中國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爭的經驗過程中，并通過長期醫療實踐逐步形成并發展成的醫學理論體系，它以整體觀相似觀為主導思想，以臟腑經絡的生理、病理為基礎，以辨證論治為診療依據，是研究人體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診斷和防治等的一門學科。

中醫不僅僅是治病的醫術，而且還是治人的醫道。《大醫精誠》有言：“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愿普救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蚩，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亦不得瞻前顧后，自慮吉兇，護惜身命。見彼苦惱，若己有之，深心凄愴。勿避險巇、晝夜寒暑、饑渴疲勞，一心赴救，無作功夫形跡之心。”這里強調了醫德的重要性，它明確地說明了作為一名優秀的醫生，不光要有精湛的醫療技術，還要擁有良好的醫德。大醫體現了儒家倫理的道德要求，最核心的就是要懷有仁心，要行忠恕之道。“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醫人之病與醫國之病道理相通，故范仲淹有“不為良相，愿為良醫”之慨。傳統文化稱儒術為仁術，同樣亦稱醫術為仁術，二者同具仁愛之心。中醫是治病的人，不單是治人的病。這些都是中醫人文精神之所在。所以說蘊含著極其豐厚的傳統人文精神。

中國古代是一個農業社會，氣候對生產的影響非常的大，為了很能夠很好的掌握氣候變化規律，中國古代訂立的一種用來指導農事的補充歷法，就是二十四時節和氣候，也就是我們平時所說的二十四節氣。中醫藥文化是包含和超越中醫藥本身的一種文化形態，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其他形態融為一體，并滲透到人們的日常文化生活當中。二十四節氣是我國勞動人民在長期農業生產實踐中，不斷積累和掌握了農事季節與氣候變化的規律后總結出來的。根據節氣和氣候總結的農業諺語，對從事農業生產也有很好的參考價值。中醫的天人相應理論和它有著很大程度的一致性。中醫治病講究“不治已病治未病”，所以養生在中醫體系中顯的格外重要，這里我們又不得不提出二十四節氣養生，它是天人合一思想的高度統一。立春揭開了春天的序幕，表示萬物復蘇的春季的開始。此刻“嫩如金色軟如絲”的垂柳芽苞，泥土中躍躍而試的小草，正等待著“春風吹又生”，而“律

回歲晚冰霜少，春到人間草木知”，形象地反映出立春時節的自然特色，內經有言：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夜臥早起，廣步于庭，被發緩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奉長者少。所以此時養生要順應春天陽氣生發，萬物始生的特點，注意保護陽氣，著眼于一個“生”字，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就是說人和自然在本質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應順乎自然規律，達到人與自然和諧。中醫藥文化是中華民族的原創文化，她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中，是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文化符號。中醫治病也講究“以平為期”，過猶不及，體現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所以中國的傳統文化給中醫的發展提供了豐厚的土壤，而中醫學又使中國的傳統文化有了實踐的作用，充分發揮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能動性。

中醫藥還滲透到人們的日常文化生活當中，除文學藝術、飲食起居外，民風民俗中也具有中醫藥色彩，如端午節家家將菖蒲艾葉插于門楣，飲雄黃酒，佩香囊以避邪驅瘟。這是由于夏季天氣燥熱，人易生病，瘟疫也易流行，《荊楚歲時記》中記載曰：“雞未鳴時，采艾似人形者，攬而取之，收以灸病，甚驗。是日采艾為人形，懸于戶上，可禳毒氣。”現代實驗研究證明，艾葉也具有抗菌及抗病毒作用。艾葉本身性溫、味苦、無毒、純陽之性、通十二經、具回陽、理氣血、逐濕寒等功效。艾草還具有一種特殊的香味，這特殊的香味具有驅蚊蟲的功效，所以，古人在門前掛艾草可用于避邪，也用于趕走蚊蟲干枯后的株體泡水熏蒸以達消毒止癢。達到了未病先防的目的，這種看似迷信，但的確又是有益于身體健康的衛生活動。重陽節登高遠眺、插茱萸、吃重陽糕、飲菊花酒。《易經》中把“六”定為陰數，把“九”定為陽數，九月九日，日月并陽，兩九相重，故而叫重陽，也叫重九。在民俗觀念中，九九重陽，因為與“久久”同音，包含有生命長久、健康長壽的寓意。金秋九月，天高氣爽，這個季節登高遠望可達到心曠神怡、健身祛病的目的。茱萸香味濃，有驅蟲去濕、逐風邪的作用，并能消積食，治寒熱。民間認為九月九日也是逢兇之日，多災多難，所以在重陽節人們喜歡佩帶茱萸以辟邪求吉。從醫學角度看，菊花酒可以明目、補肝氣、治頭昏、降血壓。從這些傳統民俗中，我們可以看出古人對健康的渴望。1989年，我國把每年的農歷

九月九日定為老人節，倡導全社會樹立尊老、敬老、愛老、助老的風氣，因此重陽節又多了一層新含意。中醫藥已形成一道別具一格的民俗風景線。

中國傳統文化是指在遠古或較久以前在中國區域內產生和發展的，世代流傳至今的具有自身特點的精神文化。它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的結晶，除了儒家文化這個核心內容外，還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態，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儒、道、佛三種流派思想長期融合，三位一體，不可分割，更以儒家思想為主體。儒學中的天人合一，以人為本，以和為貴，中庸等思想；道家的禍福相倚，對立統一，沉靜無為等思想；佛教中的眾生平等，慈悲為懷等思想，均對中醫學的形成與發展影響深遠。尤其是強調人與自然界協調統一的“天人合一”觀，不僅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之一，也直接締造了中醫學的基本框架，為中醫學的起步與發展找到了出發點與歸宿。中醫天人相應的整體觀念，五行相貫的藏象學說，陰陽互根的治療原則無不打上了中國古代哲學的烙印。

第三篇：民盟精神

“民盟精神”解讀

劉國安

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民主同盟常務副主席張梅穎在2005年民盟九屆四中全會上第一次提出了以“立盟為公，以天下為已任；正直正派、學有專長、甘于奉獻；修德守身、淡泊名利、自尊自強”為內容的“民盟精神”。作為基層盟組織，認真學習“民盟精神”，深入領會“民盟精神”的本質內涵，對于我們深入思考民盟和中國共產黨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光輝歷程與現實實踐，對于準確把握歷史定位，明確時代責任，加強自身建設，提高整體素質，對于高擎薪火，與時俱進，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更好地履行參政黨職能，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出更多更大的貢獻都有極其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一、解讀“民盟精神”的本質內涵

什么是“精神”？精神就是“宗旨”。一個組織、團體、政黨的“精神”，就是這個組織、團體、政黨的“宗旨”，因此，“民盟精神”所揭示的實質就是“民盟宗旨”。結合民盟六十多年的奮斗歷程及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共事的輝煌而偉大實踐，仔細研讀用長達34字表述的“民盟精神”，我們可以發現這段文字實際上是從三個層面上揭示了“民盟精神”的本質內涵。

一是從理想信念層面上揭示了民盟愛國憂民的本質內涵。“立盟為公，以天下為已任”所揭示的就是民盟“身無半畝，心憂天下”，忠心報國，矢志為民的理想信念。民盟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政黨，在國難當頭，民族面臨生死存亡，而國共兩黨合作正摩擦頻頻，破裂在即的關鍵時期成立，完全是為了推進抗戰，防止內戰，救亡圖存，而非為了政黨的一已之利；1948年民盟被國民黨蔣介石無理宣布為非法組織并強行予以解散，也不是因為她與國民黨反動派爭權奪利，而是因為她支持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的政治主張，因為她沒有自身的利益，國家利益就是她自己的最根本的利益。半個多世紀以來，民盟堅定不移地以愛國、報國為根本宗旨，堅定不移地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堅定不移地為國家的獨立、民族的振興、人民的解放事業而奮斗，堅定不移地投身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即使在多黨合作事業遭受嚴重挫折時期，她也從沒有放棄過愛國、報國、強國的宗旨理想與堅定信念。“民盟精神”本質上就是中華民族“先天下而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傳統精神。

二是從品質特征上揭示了民盟良知、學識的本質內涵。戰爭時期，民盟和中國共產黨一樣，都是在野黨，都是國民黨的反對黨。那個特殊的時代，民盟踐行自己的理想信念不是靠權力也不可能靠權力，她靠的是正直正派的道德風范，靠的是學識楷模，靠的是樂于奉獻的精神，概而言之，靠的是有良知，講風骨、講操守、講氣節、有學問、有水平的人格魅力與非權力因素，并以此團結一大批志同道合的知識分子，與中國共產黨同心同德，并肩戰斗；新中國成立之后，民盟作為參政黨，政治地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但作為知識分子的一個進步群體，民盟仍然是憑良知、憑學識、憑為國奉獻的精神來實踐自己的理想信念，正如費孝通老前輩所說的那樣，“正是這樣一批人，作風正派、學有專長、有社會影響、愿意為國家做事情，大家走到一起才有了民盟組織，有了更好的做事情的條件”。

三是從個體素質上揭示了民盟精神的本質內涵。民盟在成立不久，國民黨對之實施了拉攏政策，以高官厚祿進行誘勸，但民盟的態度非常明確而堅決：“民主同盟自成立以來，他的要求便不是當國府委員，也不是部長院長，而是中國團結、和平、民主、統一之實現”。“位卑未敢忘憂國”，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也是民盟前輩的一個顯著特點。正是在這種精神激勵下，廣大盟員堅持操守，默默無聞，腳踏實地，不求名利，勤奮工作。民盟組織中，有很多學者專家，在學界堪稱大師泰斗，然而他們在盟內終其一生只是普通盟員，這些學者專家淡泊名利，卻把道德文章看得比生命還重；他們中的一些人經受過許多磨難，曾經被誤解，受屈辱，卻不計個人恩怨和一己之榮辱，歷經坎坷而積極豁達，忍辱負重而執著付出，以自己的無私、風骨、情操實踐著愛國、報國、富國、強國的宗旨理想和堅定信念。

二、“民盟精神”形成的歷史探源

歷史造就了解民盟，也造就了內蘊豐厚的“民盟精神”。回首漫長的歲月，民盟在血與火的砥礪中，在刀光劍影的考驗中，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經受住了嚴峻的歷史磨難，逐漸形成了足以使每一個盟員深感自豪的“民盟精神”。今天，我們沿著民盟走過的65年歷程，探溯“民盟精神”的淵源，當有助于我們更深刻地領悟“民盟精神”，從而更好地繼承和發揚“民盟精神”。

從民盟的產生背景看“民盟精神”形成。

眾所周知，20世紀初，孫中山先生領導資產階級推翻了封建社會最后一個王朝——清朝，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其后雖經歷了袁世凱復辟等一系列事件，但最終是以民族資產階級為主體的國民黨作為政治新形象登上了歷史舞臺，成為舊民主主義革命的主導力量；但孫中山逝世后，蔣介石背叛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代表官僚資產階級封建殘余勢力和帝國主義的利益，實行一黨獨裁，壟斷獨霸了國家政權和社會財富，大小軍閥之間爭權掠地，一片混戰，中國仍然是戰火頻仍不止，內憂外患不息、國家動蕩，國力衰敗，民不聊生。當此國家分崩離析、國土烽煙彌漫之際，一大批有良知的進步知識分子目睹這種政治亂象都在苦苦地思索中國的出路。這是民盟產生的背景之一。

與此同時，蘇俄革命取得成功，馬克思主義伴隨著蘇俄革命勝利的訊息傳入中國，喚醒了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和工人階段，中國共產黨于1921年誕生了。中國共產黨誕生之后，在孫中山“新三民主義”感召下，與國民黨合作，共同致力于反對封建軍閥的斗爭，但北伐成功不久，蔣介石便悍然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公然反共反人民，將中華民族拖入了十年內戰的水深火熱之境地。這是民盟產生的背景之二。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三省，并虎視眈眈不斷加快吞噬全中國的步伐，終于在1937年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就在民族和階段矛盾日益尖銳的歷史關頭，國共兩黨再次合作出現嚴重摩擦，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發生了，抵御外侮的救亡圖存斗爭面臨嚴重危機。這是民盟產生的背景之三。

就在這國難當頭之際，民盟作為第三種政治力量應運而生了。民盟成立的公開宣言中指出：“國共黨派問題的不速求解決，近則妨礙抗戰，遠則重演內戰，要求解決這個問題，第三者的聯合實為當時第一要事”。

民盟建立以后，積極地調解國共紛爭，爭取團結統一，并聯合國共兩黨以外的主張抗日的黨派和人士，與國民黨排斥異已、限制人民民主權利的反動行徑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在關鍵時候發揮了重要作用。陳毅同志是這樣評價民盟的：“皖南事變后，與國民黨分裂陰謀作斗爭，民盟成立直接支持了我們抗戰，當時竟敢和蔣介石分庭抗禮，堅持抗戰，反對妥協；對內堅持團結，反對分裂。這是一個嚴重的考驗，是一個關鍵問題。就當時的情況來說，新四軍和八路軍正在敵后，黨的領導又偏處邊區，整個大后方的對蔣斗爭，主要靠民盟來支持”。民盟正是以自已憂國憂民，矢志報國，促進抗戰的理想信念和一代民盟前驅的愛國主義精神，不畏強權，堅持民主，維持民族和國家利益，將組織宗旨的根深深地植入中華民族的土地，用自己的熱血與生命澆灌出燦爛的“民盟精神”之花！

從民盟追求真理，與中國共產黨密切合作歷史看“民盟精神”的形成。民盟建立之初，原是作為介于國共兩黨之間的“第三種政治力量”出現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的，對于這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國民黨蔣介石先是采取拉攏、利用的政策，誘之以高官厚祿，當遭到拒絕之后，便采取種種手段予以打擊、排斥。民盟的政治理想與主張同中國共產黨是一致的，于是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主張、共同的信念，使得民盟逐漸向中國共產黨靠攏，并在多方面開始了密切的合作。

在宣傳輿論上，民盟先驅們在民盟組織成立之前，自“九一八”事變始就一直利用自己的專長和資源，紛紛創辦抗日救國刊物，聲援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主張。皖南事變發生后，繼續在輿論上為抗日救亡吶喊，與中國共產黨配合默契，如，黃炎培把被國民黨查封的各地生活書店轉為“中華職業教育社”資產，改為“國訊書店”，并以鄒韜奮的“生活書店”為基礎，繼續進行抗日救亡宣傳工作，當年9月，黃炎培赴香港主持創辦民盟機關報《光明報》，并籍以募集經費，支持抗日救亡活動；1942年楊明軒、杜斌丞改《秦風〃工商日報聯合版》為民盟西北總支機關報，宣傳建立抗日聯合政府等主張；關夢覺創辦《反攻》半月刊，宣傳抗日救亡；等等；更有許多盟員通過撰寫新聞報道抗日事跡，有力地配合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斗爭。1944年，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參政會上提出建立聯合政府以挽救抗戰危機，張瀾表示擁護，并于重慶憲政座談會和成都國是座談會上，向千余群眾發展演說，支持中共提出的聯合政府的主張。

在斗爭行動上，民盟前輩們自抗戰以來，就開始了與中共密切的合作。1936年6月10日，蔣介石約請沈鈞儒和章乃器、李公樸到南京面談，要求“全救會”（后集體參加民盟）接受國民黨領導，遭到沈鈞儒拒絕，他說：“只要你停止內戰，發動民眾，堅決抗日，那就不領導也領導了”；同年7月9日，沈鈞儒受“全救會”委派與章乃器、史良、彭文應、沙千里等五人赴南京向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請愿，發表全救會宣言，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并與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聯署發表《為團結御侮告同胞書》，得到毛澤東復函支持；在第三次國民參政會上，張瀾針對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制定的《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和蔣介石進行了長達一個多小時的爭論，痛斥蔣介石自食不分黨派精誠團結抗日的諾言，質問蔣介石：“共產黨抗日，為什么你們不同意？”；1939年8月8日，張瀾邀請董必武、沈鈞儒、章伯鈞、鄒韜奮、李璜等到寓所聚會，請董老介紹“平江慘案”始末（１９３９年６月１２日，國民黨駐湘鄂邊第２７集團軍總司令部根據蔣介石的秘密命令派特務營一個連，突然包圍了新四軍駐湖南平江縣嘉義鎮的通訊處，并將新四軍高級參謀涂正坤等當場槍殺。晚上，又將八路軍少校副官羅梓銘、通訊處秘書吳淵、新四軍司令部少校秘書曾金等６人活埋于平江縣的黃金洞。通訊處財物被洗劫一空），張瀾聽后對蔣介石背信棄義殘殺八路軍、新四軍破壞抗日的罪行十分憤慨，他說：“共產黨考慮到團結不好出面，我來出面”，隨后，邀重慶各界愛國人士在“特園”聚會，再請董必武報告“平江慘案”經過，激起與會人士義憤，從而促使第四次參政會就黨派團結、保障抗日黨派合法地位的提案進行辯論，使國民黨反共有所收斂；蔣介石于1945年7月策劃召開國民大會，中共代表拒絕出席參政會，民盟的先驅張瀾與民盟成員左舜生等也拒絕參會，并寫信蔣介石，勸其考慮民意，改變主張，并與盟員左舜生在面見蔣介石時重申支持中共的立場。

在兩黨領袖間的交往上，老一代民盟領袖與中共領導層之間的友誼佳傳一直成為歷史經典，例如：1945年7月1日，民盟成員黃炎培、左舜生、章伯鈞、冷

等赴延安考察，其間有一段黃炎培與毛澤東同志關于“政治周期率”的對話，這段對話一直成為民主黨派敢于諍言的經典；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三赴民盟總部“特園”，和民盟領導人張瀾會晤，會晤后，為使國共和談的內容公諸于世，商定以張瀾的名義發表致蔣介石和毛澤東的公開信，毛、張之間的個人情誼，也成為歷史上的一段經典；正是這種特殊的關系，以至于在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主席三訪“特園”，和民盟領導人彼此達成了許多默契，當蔣介石撕毀墨跡未干的“雙十協定”，周恩來等共產黨人撤離重慶時，將中國共產黨在重慶的財產全部送給了民盟。

民盟與中共所以肝膽相照、密切合作，當時民盟機關報《民主報》的一篇社論中闡述得非常清楚：“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革命的政黨，他要求民主，反對獨裁……中國民主同盟與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在重要問題上意見常常一致，那完全是因為兩個政黨都同受國民黨法西斯的壓迫，為了要中國民主，其主張自然不約而同”。正是這種認同，使民盟與中國共產黨不僅在道義上互相支援，立場行動上完全一致，最終成了親密的友黨。

在追隨中共領導與中國共產黨親密合作并肩作戰的偉大實踐中，民盟以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為已任，堅持民主正義，淡泊名利，為國獻身的精神閑爍出熠熠的光輝，為民盟后人照亮了前進的方向，樹立了光輝的典范。

從民盟先驅的道德楷模看“民盟精神”的形成。民盟的前輩們，盡管個人情況差異很大，但他們特征都很明顯，都有一種共同的品質，就是有學問、講良知、講風骨、講操守、講氣節、講奉獻，并自然形成了一種人格魅力，一種人格精神。這些原本從事各種專業研究而且多有建樹，并不是專門從事政治、從事社會活動的一代知識分子，在歷史的緊要關頭，站起來獨立思考，站起來為國家奮斗，并為之作出了巨大的犧牲。據史料記載，曾有100多位盟員（如李公樸、杜斌丞以及重慶渣漳洞集中營的27位盟員等）都為國捐軀（而當時民盟只有不到3000人）。聞一多先生，為呼吁民主和結束內戰而倒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梁漱溟先生，在李公樸、聞一多先生犧牲后，他公開說“我隨時準備接受這樣的子彈”，即使是在全國性的多次批判中，即使是受了莫大的委屈，他仍然堅持真理，不改自己的人格。正是他們，以自己的青春與熱血，以光彩照人的道德風范，樹起了民盟的精神巨碑，永遠聳立在盟員和中國人民的心中。在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民盟的前輩們懷著深厚的強國之志，有的參與國家管理工作，引導廣大盟員積極參政議政，為國家的政權建設、法制建設，為祖國的統一勤奮的工作，不斷的奉獻，如沈鈞儒作為社會主義法制的奠基者，為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又如章伯釗，在92年高齡還遵照黨中央的指示前往香港為臺灣的統一殫精竭慮，最后逝世在統一事業的崗位上；再如費孝通，為了經濟的發展，到了80多歲高齡還四處奔波，尋求貧困地區的脫貧途徑；更多的民盟前輩以自己的專業默默地為社會主義現代化作出貢獻，諸如錢偉長為“兩彈一星”耗盡了畢生的精神力，季羨林以深厚的國學造詣樹起了巨幅的國學旗幟，等等。

前輩在我們面前，永遠都是巍峨的豐碑，高山仰止。民盟精神，是我們永恒的財富，它正如一座富礦，需要我們不斷地挖掘和研究。

三、我們今天如何傳承與弘揚“民盟精神”

我們解讀“民盟精神”，我們研究“民盟精神”，目的是讓我們每一個民盟成員都了解民盟、熱愛民盟，并能登高望遠，更好地傳承“民盟精神”，讓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將這種精神弘揚光大，使之成為新時期的民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繼續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斗的不竭動力。

首先，要傳承民盟先驅堅定的理想信念，堅持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不斷為推進我國的多黨合作事業作出努力。戰爭年代，由于共同的政治信念，使民盟與中國共產黨走到一起，成為諍友、摯友，在救亡圖存、爭取民主統一中，民盟支持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引導民盟。張瀾先生說得好：“如果沒有毛主席和共產黨對民盟的引導，我們民盟還不知道走到哪兒去呢。過去我們有三黨三派，后來青年黨和民社黨就跑到蔣介石那邊去了。正是因為毛主席、共產黨始終指引民盟和人民站在一起，和中國共產黨共同戰斗建立了新中國”。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我們要成為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建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主體，同樣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引導與支持。離開了中國共產黨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新中國半個多世紀的發展中，中國共產黨與參政黨的合作共事一度中斷的歷史事實也表明，參政黨要在民族振興事業中有所作為有所建樹，如果沒有執政黨的支持，是不可能的，甚至參政黨存在的合法性都將成為一個問題。

我們傳承“民盟精神”，就是要像民盟前輩那樣，永葆高漲的愛國熱情，堅定的理想信念，善于運用政治智慧開展各項工作，就是要關注國家的命運、人民的利益，為天地立心，為民生立命，就是要與中國共產黨肝膽相照，敢于并善于進言，做中國共產黨的諍友、摯友。

其次，要學習民盟前輩重視修身養性，正直正派，不斷完善自己的人格。民盟前輩身上有眾多優秀的品格，最重要的是修德守身，淡泊名利，正直正派，甘于奉獻。作為現代知識分子，我們要按照著名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所要求的那樣：“知識分子就是站起來思考的人們”，堅持獨立思考，增強社會責任感，培養獨立精神。切不要把民盟的事業當官做，民盟只是一個參政議政的平臺，而不是當官的階梯。誠然，一個當代有理想有才干的知識分子，無論是在民盟的崗位上，或是在自己專業的崗位上，希望自己的工作得到承認，職務得到提升，這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必須明白，當官只是一陣子，做人才是一輩子，在這方面，務必超脫一點、淡泊一點。做人要正直正派，當然，正派容易正直難。正直就是要敢于直言，善于直言，就是要出于公心，要有為人民利益著想的崇高理想，要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道德境界，要有敢于堅持真理的膽略和勇氣；敢于直言，善于直言，就是要在合作共事的實踐中，為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和民主，為維護人民利益，為促進和諧社會建設，為促進改革與發展積極直言，盡職盡責。民盟前輩的操守、自尊、涵養、風骨，既表現在大是大非上的仗義執言，也表現在日常生活細節上潤物無聲的可貴情操。民盟前輩的這種精神，正是中國優秀知識分子的人文傳統，是我們今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需的精神資源。我們應該努力開掘并大力弘揚。

再次，要弘揚民輩前輩學有專長，甘于奉獻的精神，以學識、專業為人民謀福祉、為社會進步服務。歷史上、民盟通過開展平民教育、職業教育、鄉村建設、講學辦學等方式為社會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眾所周知，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梁漱溟就在山東鄒平開展過為時七年的“中國鄉村建設”實驗，他以“文藝教育救愚，生計教育救育，衛生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為指向，帶動一批留學生、大學生和教授、學者、醫務人員進入農村，在泥濘的鄉村住下來，從認字開始幫助農民觸模現代文明，直到“七七事變”爆發而中止，實驗雖然時間不長，但在當時的國際上已經引起極大而積極反響；陶行知先生在抗戰時期，一邊以自己的國際影響力，赴國外募集資金支持抗日救亡活動，一邊創辦平民學校，開展平民教育，1920年，他與朱其慧、晏陽初等發起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于1927年創辦曉莊師范，“9〃18”事變后，組織平民教育社，創辦“山海工學團”，積極而有效地開展“平民教育”，形成了一套科學的平民教育思想體系，對當代的教育仍然具有極其重要的指導作用。今天，我們的盟員大都有自己的專業崗位，都有自己的學識專長，我們學習民盟前輩，就是要像他們那樣，不僅要扎實自己的立身之基，努力使自己在專業領域內成為帶頭人，領頭羊，而且更要以自己的專業為社會為人民提供有效的服務，為社會為人民奉獻力量。

既然我們選擇了民盟，民盟也選擇了我們，我們就要沿著民盟前輩的足跡，始終不渝地奮力前行，以青春與熱血作燃料，為民族的獨立、國家的強盛、人民的富裕殫精竭慮，使“民盟精神”薪火相傳，把民盟前輩開創的事業發揚光大，堅持好，完善好，落實好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這樣，他們才不負時代的重托，不負國家的厚望，不負我們腳下的這塊熱土！

第四篇：龍文化精神內涵

中華龍文化的精神內涵

龐 進

媒體近日報道，華夏文化紐帶工程組委會發布了一項在海內外開展的“中華龍和中華龍文化的社會認知度大型調研工作”，結果顯示：87．7％的認同龍是中華民族的象征，并認同“中華兒女是龍的傳人”的稱謂，但多達72．1％的人不知道中華龍文化的精神內涵。反映出參與本次調研的人群對中華龍的認同度達到了較高程度，但對中華龍的精神象征、中華龍文化的內涵卻知之有限，并迫切表達出系統了解中華龍和中華龍文化的愿望。（人民網文化頻道，2007年09月18日）

那么，中華龍文化的精神內涵是什么呢？華夏文化紐帶工程組委會的解釋是“團結合力”，理由有二：一是因為龍的形象是諸種動物形象的合成，體現了中華民族大團結的理念；二是因為流傳至今的龍文化民俗，如舞龍、賽龍舟等，都是一種集體合力項目，個人在比賽中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滯后，必須將個人力量完全有機融入集體力量中，在集體價值中升華個人價值，這體現了中華民族特有的團隊精神和集體主義思想。

這樣的闡釋當然是對的，也是精辟的，但不夠全面。中華龍文化的精神內涵除“團結合力”外，還有“造福眾生”、“與天和諧”和“開拓奮進”。所以，我對中華龍文化的精神內涵的概括是八個字：容合，福生，諧天，奮進。

先看容合。

容合是我創造的一個詞，是“兼容、包容、綜合、化合”的概稱，與“融合”有區別，突出了“容”字。

在中華龍文化的精神內涵中，容合排在首位。

龍的形象是容合而成的。宋代學者郭若虛總結“龍有九似”，即“角似鹿、頭似駝、眼似兔、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民間畫龍有“九像說”，即“頭像牛，身像鹿，眼像蝦，嘴像驢，須像人胡，耳像貍貓，腹像蛇肚，足像鳳趾，鱗像魚”。其實，龍的容合對象遠遠不止這十多種，鱷、蜥蜴、豬、馬、熊、鯢、象、狗、猴、羊、蠶、蛾、螺、蝦、龜、蚯蚓、穿山甲、鳥類，以及云、雷電、虹霓、龍卷風、海潮、泥石流、古動物化石、樹木花草、江河山脈，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參與了龍的容合。

中華民族是容合而成的，而龍之所以能成為中華民族的象征，就在于其容合過程與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相一致，是中華民族大容合的參與者、伴隨者、見證者和標志著。新石器時代及隨后的青銅時代，是中華民族的形成期。考古學界以考古實證為據，將這兩個時代劃分為若干個區系和多種類型文化，而我們在各個區系、眾多類型文化中幾乎都有“原龍”問世——如東北區系的查海文化石塊堆塑龍，趙寶溝文化陶紋龍，紅山文化玉雕龍；西北、中原區系的仰韶文化陶紋龍、蚌塑龍，馬家窯文化陶紋龍，龍山文化陶紋龍；山東區系的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陶紋龍；東南區系河姆渡文化牙雕龍，良渚文化玉雕龍；西南區系大溪文化河石擺塑龍；等等。

中華文化也是容合而成的，而龍之所以能成為中華文化的標志，就在于龍反映、體現了中華文化的容合。比如，戰國時期出現的群龍、交龍，就反映了其時的諸子峰起、百家爭鳴的局面；而龍出現于佛教經典、亮相于佛廟殿堂，則是東漢以降，中華文化與印度佛教文化相容合的反映。不僅如此，龍還體現著中華文化的核心內容。比如儒家講的“仁”，就有“仁者，愛人”、“克己復禮為仁”，“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剛、毅、木、訥近仁”等多種闡釋，顯然是一個容合性概念。而道家講的“道”，也有宇宙的本原、本體，萬事萬物的規律，自然變化的過程等多種解釋，顯然也是一個容合性概念。容合性可以說是中華文化最本質的特征，而龍正好反映和體現了這一特征。

中國歷史上強盛時期，都是文化上的大容合時期。漢文化是對秦文化、楚文化、北方少數民族文化、西域各國文化的容合；唐文化是對全國各地、各民族文化，和以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為代表的外來文化的容合。盛唐時的長安，簡直就是一座文化容合的大熔爐。所謂恢宏開放，所謂博雅大氣，無不以容合為基礎、為內容。

容合是和諧的前提和基礎。不講兼容、包容，就不會有綜合、化合，也就談不上合力、合作，以至于和諧。大凡成功的事業，都是容合的事業，所謂“眾人拾柴火焰高”；大凡成功的人士，都是善于容合的人士，所謂“博采眾長”、“海納百川”。和諧的人際關系，和諧的家庭氛圍，和諧的社會秩序，都有賴于容合；一個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凝聚力的形成，容合是最核心的要素。

再看福生。

福生是造福眾生的簡稱。

龍本來就是中國人為福生而創造的。也就是說，中國人創造龍的目的，是為了有利于、有福于自己，而不是為了有害于、有禍于自己。事實上，古往今來，龍的身上都一直體現著福生的精神。作為水利神、農業神，龍是造福眾生的；作為祖先神、人格神、民族神，龍更是造福眾生的。

伏羲、女媧、炎帝、黃帝、唐堯、虞舜、夏禹等遠古帝王幾乎都有龍之名、龍之譽。為什么人們要將他們稱龍、比龍呢？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些人文先祖秉賦著、體現著龍的“福生”的精神，干出了一番番興國利民、功在千秋的事業。伏羲畫八卦、結網罟、造甲歷；女媧煉石補天、摶黃土造人、始創嫁娶；炎帝肇始農業、發明醫藥；黃帝的制陶造車、分土建國；大禹為了根治泛濫天下的洪水，“盡力溝洫，導川夷岳”，三過家門而不入，堪稱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的典范。

在龍文化中，有許多造福眾生的善龍祥龍，也有一些禍害人間的惡龍孽龍。善龍祥龍是人們褒贊頌揚的對象，是龍族中正面的、居主導地位的力量。惡龍孽龍一般都會受到善龍祥龍的懲處，其禍害人間的行徑，反襯出了善龍祥龍造福眾生的可貴。

福生也為容合提供了目的和規定。也就是說，容合是以福生為目的的，也是有原則和限定的，這個原則和限定的根本點，便是看這個對象是否符合福生的精神。如果這個對象的所言所行不是福生，而是禍生的，那么在容合之前、之時，就要做教育、規勸、等待、懲處等工作，總之要使其改邪歸正，棄禍生為福生，然后容而合之。

再看諧天。

諧天就是與天和諧。

龍是多元容合的神物。龍的取材對象，幾乎將與古人生產、生活關系密切的動物、天象一網打盡。這些動物和天象，代表著古人心目中的“天”，也就是我們講的自然界。換句話說，龍是人天關系的形象化表述，是天給人的生動直觀、意味深長的符號。

人與大自然風雨與共、甘苦同行，使龍成為通天神獸；它體現著中國圣哲“天人合一”的思想，反映著先民對天道的理解、對大自然的敬重。

在國人心目中，山有山龍王，海有海龍王，江河湖泊、潭淵溪澗、泓池井泉，大凡有水的地方，都有龍神駐守，龍王廟也就到處可見了。而且，每遇久旱不雨的年月，老百姓都要到有水地方，舉行隆重的祈禱龍神的活動。為了救命的雨水，虔誠的農民兄弟們就是把頭磕破，把嗓子喊啞，把腿跑腫，也在所不惜。

這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通過這種祖先發明的，一輩一輩傳下來，且不斷地有所發展的形式，人們在和“龍”溝通，在和“天”對話，在表示自己對神秘莫測的、難以抗衡的自然力、自然界的理解、畏懼、誠敬和企盼。

于是，諧天便成為龍的基本精神之一。在環境問題日益突出，全世界有識之士都在大力倡揚生態文明的當今，強調龍的諧天的精神內涵，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再看奮進。

奮進就是奮發進取，開拓創新。

在龍的諸多民俗活動中，龍舟競渡最普及也最引人注目。但見彩旗如云，鼓呼雷動，人人奮力，龍龍爭先，如彈出膛，如箭離弦，槳影紛然，浪花激濺，那熱鬧的景象，那宏大的場面，那激昂的情緒，那蓬勃的力量，實實在在地今人振奮！

龍舟競渡典型地昭示著龍的奮進的精神。

排在中國六經之首的《易經》，其第一卦《乾卦》就是一個以龍為題材的，意義特別、影響深遠的“龍卦”。其卦以龍的發展變化——從“潛龍勿用”、“見龍在田”、“躍龍在淵”，到“飛龍在天”、“亢龍有悔”為喻，既形象又抽象地闡發了一種道理。什么道理呢？《易大傳·象傳》將其解釋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就是說，自然界行的是一種健康的大道，而人呢，應該像可以在水中游，也可以在地上行，但終要騰飛于云天的神龍那樣，努力上進，毫不懈怠。

從姿態上看，無論水中游、地上行，還是天上飛，龍給我們展示的多是昂首挺胸、瞠目振鱗、精神抖擻、全力以赴、一往無前的形象。

自古以來，龍都多被用來象征、比稱人間的杰出人物。人們之所以將人杰俊才比龍稱龍，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身上具備著奮發進取的素質，為中華民族的發展進步、繁榮昌盛做出了創造性、開拓性的貢獻。

炎帝神農氏是崇龍族團的領袖，被譽為“龍子”或龍的化身。炎帝的身上，就充盈和洋溢著奮進的精神。他帶領部族，多次、多處遷徙，翻山越嶺，穿林涉水，開辟新的生活基地，拓展新的生命空間。他“作樹五谷”，是農業的發明者；他“嘗味草木”，是醫藥業的發明者；他“耕而作陶”，“斫木為耜，揉木為耒”，是工具制造業的推進者或發明者。他還是畜牧業、紡織業、原始貿易、原始音樂和勞動分工制度的創立者。為了開拓和創造，炎帝“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鞠躬盡瘁，無私無畏。

作為炎黃部落聯盟的首領，黃帝軒轅氏有“龍祖”之稱。黃帝的事業，是開拓創造、奮發進取的事業。黃帝的奮進，為華夏民族的形成、中華文明的成型奠定了基礎。根據考古發掘和文獻資料提供的證據，黃帝族的發祥地在西北黃土高原，即黃河流域的上、中游，之后，沿著黃河流域，甚至越過黃河流域多處遷徙，“撫萬民，度四方”。——遷徙就是開拓，就是進取。而歸于黃帝名下的發明創造，也有許多項，如文字、算數、律歷、音樂、陣法、貨幣、養蠶、衣裳、舟車、宮室、典章制度，等等。

龍的奮進的精神反映在了龍的形象上：與時俱進、不斷創新、不斷發展。

龍的形象是與時俱進的，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龍。新石器時代有早期的簡單質樸的“原龍”，夏商周時期有神秘抽象的“夔龍”，春秋戰國至秦漢之際有粗獷雄健的“飛龍”、魏晉南北朝至唐宋時期有剛柔并存的“行龍”，元明清三代有復雜華麗的“黃龍”。進入新世紀后，我們看到了許多吉慶嘉瑞的“祥龍”，如穿福字褂、錢字衫、騎摩托、打手機、用E卡的“時尚龍”，以綠葉為發、為眉的“生態龍”，活躍在影視屏幕上的“卡通龍”等。從龍形象的演變，我們看到了一個不斷開拓、不斷發展、不斷創新的軌跡。

當然，我們所崇尚的奮進，是以容合為手段，以諧天為條件，以福生為目的的奮進，悖離這些要求，任何奮進產生的都是負價值，都要受到正義力量的譴責和制裁。

(本文發表于2007年10月22日西安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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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 進

著名龍鳳文化研究專家、作家。中華龍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華龍文化協會名譽主席，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民俗學會會員，陜西省社會科學院特約研究員，西安日報社高級編輯。1988年起從事龍鳳文化研究，其成果在海內外產生了廣泛深遠的影響。有專著《龍的習俗》（大陸版、臺灣版）《創造論》《八千年中國龍文化》《呼風喚雨八千年——中國龍文化探秘》《中國的圖章——說龍談鳳話麒麟》《龍起東方——龐進世紀龍文新作》《博大精新龍文化——以浙江龍游為例》《鳳圖騰——中國鳳凰文化的權威解讀》《龍子龍孫龍文化》《中國龍文化》《中國鳳文化》及散文隨筆集《兵馬俑狂想》《慧雨瀟然》《靈樹婆娑》（獲中國首屆冰心散文獎）《大悟驪山》《卓立蒼茫》等20余種。主持或出席相關論壇、研討會30余次。在互聯網上創建并主編有“中華龍鳳文化”（www.tmdps.cn）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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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關羽文化內涵及其社會價值

關羽文化內涵及其社會價值

歷史上的關羽，在其身后由侯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圣不斷推崇過程中形成的關羽文化，是個復雜的社會歷史現象和文化現象。如今我們如何看待這一現象，對關羽文化正確估量、評判、揚其精華，去其糟粕，使之與時俱進，發揮傳統文化在當今時代的積極作用，這是研究關羽文化一個十分現實的課題。

關羽文化的概念界定

這里首先要界定一下關羽文化這個概念。因為概念的界定涉及對關羽文化的總體認識和評價，不單純是表述科學與否的問題。

現在出現有一種偏向，認為這一文化現象只能稱關公文化，不能稱關羽文化，好像唯有稱關公文化才算正確。也有將關羽文化稱為關帝文化，似乎關羽文化僅僅相對關帝而言，只是一種神靈文化。

不同的提法反映了對這一特定文化現象不同的認識、不同的理解。從關羽文化的形成過程看，情況雖然比較復雜，但其涵蓋的主要方面是清楚的，那就是歷史上的關羽、藝術形象的關羽、被神圣化的關羽這三個層面。因為關羽其人其事確有史實記載，他首先是個歷史人物，由歷史人物而成為藝術典型、成為關帝、武圣的，不是單憑想象生造出的藝術典型，也不是單為造神需要生造出的神靈。關羽文化跟歷史上的關羽、藝術形象關羽、被神圣化的關羽都分不開，是三個層面共同組成的文化概念。歷史上的關羽，是關羽文化之源，它是關羽文化產生的基本前提。藝術形象關羽，神圣化的關羽，都由歷史上的關羽衍生而來，沒有歷史上的關羽，也就不會有藝術形象的關羽和神圣化的關羽。歷史上的關羽，本身是個令人景仰的英雄。他義勇剛烈，武藝超群，為人正直，在三國當時就受到人們的稱贊。陳壽（三國志· 蜀書· 關羽傳》，雖然記述過于簡略，但其中劉關張“恩若兄弟”很不一般的關系，關羽對劉備“誓以共死”決不相背的情誼，刺斬袁紹大將顏良辭曹歸劉的表現，刮骨療毒的壯舉，北攻襄樊“威震華夏”的煊赫，都給人以很深的印象。特別是他辭曹歸劉時，一方面表示自己與劉備“誓以共死，不可背之”，終究不會留在曹營；一方面深感曹操待他之厚，直言必當要“立效以報曹公”才走。這一切都是曹操派張遼試探關羽心跡時關羽對張遼說的，關羽一點不隱偉。當斬顏良報答曹操后，即盡封曹操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于袁軍。”這一走一辭，表現出關羽義重情長、忠貞不渝、磊落剛直的品格，與那些朝秦暮楚只為利祿乃至背主求榮、賣身投靠的三國過客，形成鮮明的對照，在三國諸多名將中顯得非常突出，在歷代名將中也是不多的。正是歷史上關羽所顯示的這種品格魅力，使他的人生大放光彩，為后人交口贊譽。而藝術形象關羽和神圣化的關羽，都沒有離開歷史上關羽的這些基木品格特點，只是一個通過藝術塑造使之更加典型化，一個通過尊奉使之神圣化而已。藝術形象關羽，是關羽文化之本，它是關羽文化產生巨大影響、歷久不衰的根本原因。這個藝術形象．是從三國時代起到元末明初，在一千多年民間傳說的基礎上，通過源于歷史而又不拘泥歷史的高度典型化手法產生的。集中體現為羅貫中創作的《三國演義》中的關羽，這個關羽，既反映了歷史上關羽的基本面貌，又不等同于歷史上的關羽。歷史上的關羽，只是羅貫中筆下關羽形象的原型，藝術形象的關羽，吸取了先前民間傳說的大量素材，特列是表現在宋、元三國平話和元代三國戲曲中的關羽故事。作者對這些故事進行篩選、加工、改造和再創作，使關羽形象臻于完美，關羽的品格特點更集中、更鮮明、更突出，從而給人的感染作用更真切更強烈。藝術形象關羽充分體現了文藝的功能。根據《三國演義》改編的戲曲、曲藝以及當代影視作品對此竟相烘托渲染，蔚為大觀，使這一藝術形象進而深入人心，關羽其人進而家喻戶曉。《三國演義》的問世，各類文藝品種據此對關羽故事的演繹，為關羽文化的播楊營造了極為濃厚的氛圍，發揮著超越時代的深遠影響。這種形響，是歷史上的關羽和神圣化的關羽都難以相比的。

神圣化的關羽，是關羽文化之表，它是關羽文化的一種神化表現形式。主要由歷代帝王和儒、道、佛三教神圣化的關羽，已將歷史上的關羽演變為關帝、武圣，即是神靈又是圣人，高居于廟堂之上，脫俗于塵世之間，它所側重的是神靈，是圣人，而不更有血有肉的關羽；它所被尊奉的目的，是封建統治者為了維護其自身的利益，儒、道、佛三教為了擴大他們本教的影響，同人民群眾對關羽的敬崇是截然不同的。盡管歷代帝王和三教對關羽的尊奉和神圣化，在關羽文化形成過程中起過重要的作用，盡管神圣化的關羽在其基本屬性上也突出了歷史上關羽忠義大勇的特點，但將關羽神圣化畢竟是個歷史現象，神化圣化只能風靡于特定的歷史年代--中國封建時代一定的歷史階段，而不能延續久遠。從文化的淵源來看，關羽文化也決不只是關帝文化，關帝、武圣只是關羽文化表現的一個方面。今天，我們更不應將關羽文化單純看作關帝文化，使之繼續披上神圣化的外衣，遠離我們所要倡導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來研究，我們應歷史地正視其形成的全過程，客觀地分析其產生的諸多因素；作為一種文化來審視，我們應抓住事物的本質，并更多地著眼其現實的價值，使之有利于為今天的社會需要服務。

根據以上簡要剖析，我們認為將這一特定文化稱之為關羽文化是比較科學的，它可以涵蓋歷史上的關羽、藝術形象關羽和神圣化的關羽這三個層面。誠然，單是歷史上的關羽是不會形成關羽文化的，但歷史上的關羽是藝術形象關羽和被神圣化的關羽產生的前提和基礎，而且，三個關羽一脈相承，都體現了歷史上關羽忠義勇烈這些基本特點。近些年出版的一些三國文化專著，一般也都把關羽崇拜過程形成的文化形象稱之為關羽文化。當然，有時候稱之為關公文化也未始不可，《三國演義》 就常將關羽稱為關公，民間也常常這樣稱呼關羽，這主要都是對關羽表示的一種尊敬。我們界定一種文化概念，要科學、嚴謹，既將合這一文化的內在特點，又有利于發揮其長遠的社會作用。

關羽文化的基本內涵

關明文化豐富多彩，其表現形式多種多樣。既蘊含中國傳統文化所褒揚的倫理道德和人格品質，又包括社會大眾對世態、人生所表露的多種心理；既表現為人們對英雄的崇敬，又表現為人們對神靈的禮拜。在封建社會里，特別是在明、清兩朝，上自最高統治者，下至蕓蕓眾百姓，都對關神頂禮膜拜，這是關羽文化在歷史上最為突出的表現。與此相關的建廟、祭祀、求簽問卜等活動，頌揚關神為民眾消災彌難、為統治者保佑江山的種種神話、傳說，都是關羽文化現象在從前社會生活中普遍的反映。除思想領域外，在政治、經濟、軍事領域也都有反映。封建皇帝為關羽加封王號、帝號、神號，主要是出自政治原因。民間利用關廟舉行廟會．既是一種文化活動又是一種經貿活動。清祖努爾哈赤編造關羽顯靈助其克敵制勝，是顯示武圣在行兵打仗中發揮作用的神話；張獻忠部將李定國在說書人勸說下，以關羽為榜樣幡然歸明，屢建奇功，成為明未主要將領之一，則是關羽文化反映于軍事領域的真實事例。至于文化領域，更是關羽文化集中體現之所。從歷代傳說到宋代民間藝人“說三分”，金代院本，元代平話、雜劇，明、清小說、戲曲、曲藝，都是形象地展示關羽文化的主要舞臺。元雜劇中4 0多出三國戲，有12 出是表現關羽的。清代的關羽戲文，多達36 出。1962 年李洪春編選的（關羽戲曲），收入有27 出。

關羽被人們不斷推崇后，他的一招一式也趨向模式化。如他的造像（紅臉、長髯、蠶目）、他身披的戰袍（綠袍）、手中的武器（青龍堰月刀）、胯下的坐騎（赤兔馬）、左右的侍從（關平、周倉）、捧讀的書卷（《春秋》)，都有固定的模式，成為關羽形象外在的特征。影響所及，關羽的畫像（五代時已有）、各種打著關羽旗號的附會之作，如關帝真君的經文（《覺世真經》等）、暗含一首五言詩的關羽《風雨竹詩》碑，以及“漢壽亭侯”印等，也都被視為關羽文化的珍品。

上述種種，可以看出關羽文化在從前影響之大、反映之廣。當然，這只是一些表象，問題的實質是關羽為什么如此受到敬重，這就要剖析一下關羽文化的基本內涵。

近年來，一些學者時關羽崇拜現象作了比較深入的研究，發表了一些文章和專著，如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忠義春秋》（梅錚錚著，1994 年8月初版，95年2月二版），巴蜀書社出版的《關羽崇拜研究》（蔡東洲、文延海著，2001年9月第一版）, 都時關羽文化的內涵提出了一些相近的看法。《忠義春秋》認為：“忠是關羽文化的核心，義是關羽文化的精髓，武是關羽文化的魅力。”這個分析很有見地，跟我們所說關羽文化的主要內涵為忠義武勇是一致的。

關羽文化是屬于精神領域的文化，忠、義、武勇是構成這一精神文化的主軸。它既符合歷史上關羽的基本面貌，又體現了我們民族的傳統品格，這是關羽文化所以產生、形成并具有巨大影響力的根本原因。

中國的傳統文化特別崇尚忠義，把忠義視為一種政治理念和道德觀念，忠義之舉歷來為人們所交口贊美。忠義作為一種政治概念和倫理概念，不同的時代、不同的人們有著不同的含義、不同的理解。在古代，忠的最高含義是忠君，義的含義則很廣，泛指正義，一切合乎情理的行為皆可視之為義，如韓愈《原道》所說“行而宜之曰義。”儒家思想把義看作一種道德準則，特別強調忠和義的統一。封建統治者所贊許的義，也正是在忠君指導下的義，像梁山好漢那樣的聚義行為是決不允許的。表現在關羽身上，忠和義是統一的，有時候又是矛盾的。他追隨劉備興復漢室，表示與劉備“誓以共死”，始終不渝，既表現出他對蜀先主劉備的忠，又表現出他對“恩若兄弟”的劉備的義。這是歷史上關羽的真實寫照。忠和義在關羽身上本不存在矛質，說有矛盾，是《三國演義》讓關羽在華容道放曹造成的，因為這一義舉與興漢大業相背。《三國演義》著力描寫關羽的義，關羽身上義的色彩實際比忠表現得更為突出。不僅表現為一種對劉備生死不渝的忠義，而且表現在信守然諾、知恩圖報（辭曹歸劉和放曹），關愛部下、寬仁大度（“善待卒伍”和小說虛構的義釋黃忠）等方面，使關羽成為集忠義、信義、仁義于一身的“義絕”的典型。義對老百性來說是最親近、最實際的，人民群眾敬崇關羽，在很大程度上是敬崇關羽所表現的義，敬崇那個義重情長的關羽。

武勇是關羽文化的又一基本內涵。古人崇拜的英雄，都是以武勇見長的剛烈丈夫，這是一個民族生存意識和爭斗精神的反映。武勇剛強，敢于斗爭，才有一個民族的生存發展。正是這種生存意識和爭斗精神，熔鑄了古人的英雄崇拜心理。歷史上的關羽本是個英雄，他式藝高強，勇冠三軍．“咸稱萬人之敵”，在兩晉南北朝，關羽的武勇常見于史冊，人們以“關、張之勇”比喻當時的名將。《三國演義》為了塑造關羽武勇威猛的形象，除對斬顏良等史實作了繪聲繪色的描寫外，又虛構了溫酒斬華雄、誅文丑、過五關斬六將等情節，把關羽的武勇威猛表現得出神入化，淋漓盡致，使人備加推崇。于是，一個忠義凜然又武勇卓絕的三國英雄，最終被推上武圣人的頂峰。

關羽文化的內涵還可包括剛強堅毅、為人正直、注重感情等關羽品格特點，這些品格特點跟忠義武勇是相關的，可以用忠義武勇來涵蓋。忠義武勇融為一體，足以顯示關羽文化的魅力，足以反映中國傳統文化延綿千秋的偉力。

關羽文化的社會價值

關羽文化形成于特定的歷史年代，不可否認其既有積極的一面，又有消極的一面。利用尊奉關羽麻醉群眾，愚弄人民，顯然即使在封建時代也是為我們的民族所不齒的。這些糟粕應當清除。關羽崇拜中的封建迷信成分也早已落后于時代，不應提倡。我們的研究、探討，應著眼于其積極的一面。

作為一種在歷史上產生過很大影響的文化，本身其有歷史的厚度和傳統文化的深度，有其不容置疑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如今，關羽文化在人們社會生活中仍有一定的影響，在海外華人中的影響還比較廣泛。我們應當討關羽文化賦予時代的內涵，探討其現實的價值，使之順應時代的要求傳承于當今，成為有益于我們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精神財富。

文化的傳承作用就在于發掘其在前進的時代中可為現實服務的價值。關羽文化在當今時代的價值，主要可括概為以下方面：

凝聚民族合力價值。崇尚忠義武勇，是我們民族的文化傳統。關羽文化植根于我們民族傳統文化的土壤，有著鮮明的民族性，反映了我們中華文化的民族特色，反映了我們民族文化中固有的凝聚力和融合力。弘揚中華文化，振奮民族精神，以增強我們民族的凝聚力，激勵海內外同胞心系祖國，報效中華，建設中華，無疑是關羽文化在當今最具時代意義的價值。由于關羽文化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在海外僑胞和華人后裔中一直有著廣泛的影響。海外華人聚居的社區，大多建有關廟。在美國、日本、東南亞等地華人社區，還在繼續興建。人們把興建關廟、敬崇關羽，作為凝聚民族合力、弘揚中華文化的一種約定俗成的方式。誠如一位海外僑胞所說：“因為關公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可以說是中華文化的代表。海外華人寄生異國異文化，亟需一種中心精神來凝聚吾民族的力量。”一些華人社區的關廟籌建委員會，把弘揚關羽為表率的、儒釋道三教融合的中華文化，增強民族情結，凈化人的心靈，作為建廟的基本宗旨．并圍繞建廟，開展同鄉同宗結社等活動，增進華人之間的情誼。

關羽在臺灣同胞中一向也有很高的聲譽。臺灣人民崇奉關羽，與大陸一脈相承，尊奉之風至今十分盛行。全島現有200多家關羽祠廟，并在繼續修建規模宏大的新關廟。有的關廟被列為島內“一級古跡”。新竹縣普天宮關羽塑像，連臺座高達15丈，為目前海內外關羽塑像之最。臺灣同胞回大陸尋根、祭祖、旅游，常將參拜內地著名關廟列入行程，有的組團專程前來荊州關廟、當陽關陵朝拜。

今天，隨著祖國的日益強大，中華民族國際聲望的日益提高，新時代的忠義觀業已成為激發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關羽文化必將進一步發揮凝聚民族合力、聯系海內外炎黃后裔的精神紐帶作用。

啟迪社會道德價值。關羽文化所體現的傳統道德精神和人格力量，是關羽文化的精髓所在。講信義、重然諾，爵祿不以靡，金帛不為惑，崇尚正義，見義勇為，正直為人，立身處事不違良知，這些蘊含于關羽文化的道德品格和為人品質，歷來為社會所認同、為世人所稱道，而那種背信棄義、見利忘義、忘恩負義、賣友求榮等不道德行為，都是為社會所不齒的。今天，在改革開放、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條件下，從傳統文化中吸取力量，加強社會道德建設，伸張社會正義，反對一切違背人的良知的行為，更有其現實的意義。

現在，關羽神靈在商品大潮的簇擁下，走出廟堂分身于市井里巷，在有些熙熙攘攘的場合依然十分走紅。人們走進一些企業、賓館、店堂，常常可以見到關羽神像端坐于神龕之中，享受著人間煙火。人們供奉之意，大多主要并非出于對關羽的崇敬，而是期望關神爺給他們帶來滾滾財源，帶來福佑平安。這種心態是可以理解的，但那里的買賣是否公平、是否正當，那里的經營是否講信譽、講誠實，也許是另一回事。但愿關神爺不要因此而真正臉紅起來。

發展旅游經濟價值。文化是一種資產，一種具有多重價值的資源。由于關羽的知名度不同尋常，關羽文化既是一種無形資產，又是一種可以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的重要資源。利用關羽文化發展文化旅游事業，擴大對外開放，活躍一方經濟，業已成為關羽文化價值在當今社會的鮮明體現，并大有你追我趕、競相爭先之勢。有的地方，關羽文化已成為那里擴大對外開放、加快經濟發展的著名品牌。有的地方為打造關羽文化品牌，舉辦研討會，拍攝電視劇，營造宣傳聲勢，使那里的知名度大有提升。有的地方修葺關廟，舉辦多種活動，乃至組織隆重祭拜。有的地方開發多種關羽文化旅游產品，從煙酒到各種精美的工藝品，頗受游客和消費者青睞。

上述做法總的來說是應當肯定的。需要提出的是，我們開發利用關羽文化，還應注意提高其應有的文化品位。重視關羽文化的經濟價值是對的，只著眼于商業目的是不夠全面的。我們開發利用關羽文化，推進經濟發展，應跟弘揚中華文化，建設精神文明很好結合起來。力求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相輔相成，既達到一定的經濟目的，又收到弘揚中華文化的良好效果。簡單重復從前關帝崇拜的某些做法，客觀上繼續使關羽文化神圣化，顯然與時代的要求是不相符的。至于民間對關羽的朝拜、祭祀，我們不去提倡，但只要不違背有關政策，是可以允許的。當然也要有一定的限度，應該限于特定的場合。因為我們所處的時代，畢競早已不是封建迷信盛行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