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在統籌發展中增加城鄉居民收入

在統籌發展中增加城鄉居民收入

戴福生

2011年第3期 ——社會建設

麻城市委、市政府以統籌城鄉發展為平臺，通過政策幫扶、項目拉動、資金投入、社會保障、鼓勵創業和加大扶貧開發力度，有效促進了城鄉居民收入較快增加，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不斷提高。2007年-2010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速連續四年位于黃岡市和全省前列，城鄉居民收入提前兩年完成“十一五”規劃目標。

一、落實惠民政策，保障居民增收。認真落實強農惠民政策，發放“種田”補貼。把糧食、良種、油菜、棉花、農資、農機和退耕還林等政策補貼落實到位，2008年以來，共發放各類惠農資金12.51億元，農民人均受益2000元。發放“用（沼）氣”補貼。大力推進農村沼氣工程建設，共補貼資金3000萬元，有2萬余農戶收益。發放“家電”補貼。開展“家電下鄉”、“汽車摩托車下鄉”活動，有18.6萬農戶享受了家電補貼，有4.7 萬農戶享受了摩托車補貼。發放“住房”補貼。實施農村危房改造和城鎮廉租房建設，共發放危改資金和廉租房補貼1.2億元，2000余農戶和近1000城鎮戶受益。發放“讀書”補貼。義務教育免書費111萬人次，困難學生獲寄宿生活補助16萬人次、8000萬元，中職生享受國家助學金4萬人次、3000萬元。搶抓國家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擴內需、增投入、上項目”機遇，共爭取國家投資項目164個、無償資金近2億元，有力地保障和改善了民生。

二、發展特色優勢產業，促進居民增收。2008年以來，我們突出發展富民產業，著力夯實居民增收基礎。一是發展特色農業增收。重點培育產業基礎好、群眾有共識、市場前景好的“三鄉三業”（中國菊花之鄉、中國油茶之鄉、中國板栗之鄉，蔬菜產業、畜牧產業、桑茶藥產業），著力把“三鄉”推向全國，使“三業”叫響華中。市財政每年拿出400萬元對“三鄉三業”基地建設進行獎補扶持，基地面積達到110萬畝，覆蓋全市95%以上農戶。2010年“三鄉三業”實現總產值40.4億元，占農業總產值的比重70%，帶動從事種植的農民通過“三鄉三業”，人均增收180元。“三鄉三業”有農產品加工企業82家，其中規模以上農產品加工企業32家，2010年完成產值18.2億元。建成菊花、板栗、蔬菜等10大專業市場，年成交額超過15億元，帶動從事加工和市場銷售的農民人均增收300元。特色農業成為農民增收的主渠道。注冊有“福田白菊”、“東木”老米酒等50宗農產品注冊商標，“麻城福白菊”成功申報國家地理標志證明商標，“麻城黑山羊”通過國家品種資源鑒定，“麻城茶油”獲國家地理標志產品保護。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145家，合作社成員7900人，帶動農戶8.8萬戶，戶平增收1000元以上。二是做旺旅游業增收。我們推進“三山（龜峰山、五腦山、九龍山）一村（杏花村）一線（紅色精品旅游線路）一大片（鄉村農家樂）”6大旅游板塊建設，開發生態游、紅色游和人文游，著力打造“杜鵑花城”品牌，突出“人間四月天，麻城看杜鵑”旅游節。全市直接從事旅游服務的業主1600余戶，從業人數1萬余人。麻城旅游業呈后發快進態勢。旅游賞花期，人如潮，車成龍，賓館酒店爆滿，土特產供不應求。龜峰山村興辦農家樂38家，商鋪28家，運輸戶口12家，全村勞動力實現景區創業、就業，戶均旅游收入3萬余元，居民人均收入2010年增長到8000元，成為麻城富裕村、湖北旅游名村。

三、完善社會保障健全社會救助體系，促進居民增收。加大投入，不斷擴大社保覆蓋面。2007年以來，本級財政每年用于民生支出占總支出85%，用于社保各項配套和補助資金6700萬元。全市有4.78萬人參加基本養老保險，24萬人參加城鎮居民醫療保險。新農合參合率從2007年的84.29%提高到2010年的98.4%，住院補償率從36.8%提高到50.12%。進一步健全社會救助體系?；窘⒁跃用竦捅?、農村“五保”為重點，以醫療、住房、災害、教育等專項救助為輔助，以慈善救助、社會幫扶為補充，覆蓋全市困難人群的社會救助體系，做到困有所幫、難有所救、需有所助。城鄉低保規范化管理達到省A級標準。2006年以來，共發放低保金近2億元，實施醫療救助1.2萬余人次。城鎮低保對象1.18萬戶、3.1萬人；農村低保完成5次擴面，低保戶達3.6萬戶、7.3萬人，基本實現應保盡保。

四、開展全民創業發展勞務經濟，推動居民增收。我們出臺推進全民創業36條意見，2007年以來，財政每年安排200萬元創業發展基金，幫助有創業意愿的城鄉居民自主創業。重點打開山門、城門、校門、廠門，幫助農民圓創業夢、市民夢、求學夢、就業夢。4年來，通過創業行動，新增就業3萬人，帶動1200余戶家庭走上致富路。做大做強勞務經濟，實現“打工”增收。大力實施職業技能培訓，著力打造“麻城海員”、“麻城幼師”、“麻城地勤”等勞務品牌，提高外出務工人員的技能和競爭能力。先后輸送海員1100余名，人均年收入6萬元以上。2007年，“麻城海員”被國家勞動保障部授予“全國優秀勞務品牌”稱號。深入開展“新型農民科技培訓”、“農村實用人才培訓”、“溫暖工程”和“送科技下鄉”活動，每年培訓農民10萬人次以上，提高了農民科技素質和務農技能。全市共轉移農村勞動力26萬多人，年勞務經濟凈收入超過26億元，年人均勞務收入過萬元。

五、推進城鎮化建設，擴大居民增收渠道。大力開展小城鎮建設試點。放寬城鎮戶籍限制，引導農民到鎮進城興辦實業實現增收。從2009年起，市政府每年預算100萬元，用于編制新農村建設規劃；每年預算300萬元支持宋埠、白果、順河等試點鎮建設；預算500萬元發展鄉鎮工業集中區。2010年，鄉鎮工業集中區規模企業發展到94家，完成工業產值28.85億元，吸納1.2萬余人就業，成為居民增收的重要渠道。在大力發展城鄉傳統服務業的同時，因地制宜發展信息中介、房地產、金融保險等現代服務業，不斷增加就業容量，擴大居民增收渠道。大力發展村集體經濟。積極探索資源依托型、產業帶動型、服務創收型、招商引資型、互助合作型等發展模式，壯大村級經濟，打造了“旅游型”、“商貿型”、“工業型”、“城郊型”產業新村，有效帶動城鄉居民增收。城郊西畈村充分利用區位優勢，投資3000萬元建成300畝汽配工業園，入駐企業28家，安排就業1000余人，年實現工業總產值3.6億元、稅收800萬元，年租金收入120萬元，村民人均純收入6730元，成為遠近聞名的工業強村。城中陵園村靈活采用BOT等投資模式，開發建造桂源、新東方等大型酒店，村集體經營性資產增加到1.2億元。城西村開發建造準4A級天吉新時代大酒店，成立首家股民合作社，村民年人均分紅近千元。

六、加大扶貧開發力度，夯實居民增收基礎。麻城弘揚艱苦奮斗、自強不息的老區精神，大力實施整村推進為主體的扶貧開發，以解決群眾生產生活困難為著力點，不斷夯實可持續發展和農民增收致富的基礎，扶貧開發取得了明顯成效。2007年來，共投入扶貧和老區建設資金5000余萬元，中央彩票公益金扶貧項目資金2125萬元，啟動了348個貧困村整村推進計劃，實施完成360多個產業扶貧項目，貧困村人均增收500元；共減少貧困人口11.1萬人，大大加快了貧困人口脫貧進程?！?/p>

（作者系中共麻城市委常委、辦公室主任）

第二篇：統籌城鄉發展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統籌城鄉發展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近年來，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連續增長緩慢，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三農”問題成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十六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這些重要論斷為解決新階段的“三農”問題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當前農村發展面臨的最大問題仍然是農民增收困難，特別是糧食主產區和純農戶增收難度更大從1997年開始，農民收入增長進入一個低谷期。1997～2002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平均增長3.97％，比改革開放以來24年平均值（7.33％）低3.36個百分點。

具體到糧食主產區和純農戶，相當一部分農民的收入是停滯甚至是下降的。

2000～2002年，全國減收農戶占42％。城

鄉之間、不同地區之間、不同階層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的局面不僅沒有改善，而且在不斷惡化。1997～2002年，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長7.8％，比農民人均收入增幅高3.84個百分點，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拉大。2002年城鄉居民收入比達到3.11：1。2004年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達3.2：1。雖然近年來農民收入出現了恢復性的增長，但基礎并不牢固，影響農民收入增長的一些根本性的、長期的、深層次的因素并沒有克服?，F在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農產品供應最豐富的時期，也是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增收形勢最嚴峻的時期，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得最大的時期。2004年中央1號文件是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發出的第一個專門關于增加農民收入的政策性文件。文件科學分析了新階段農業和農村發展的重大變化和農民增收面臨的嚴峻形勢，明確提出通過調整農業結構，擴大農民就業，加快科技進步，深化農村改革，增加農業收入，強化支持保護，力爭實現農民收入較快增長，盡快遏制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文件提出了一系列增加農民收入的綜合性政策措施，特別是在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加大國家對“三農”的支持力度方面制定了更加有力的政策。

對于解決“三農”問題，應該說中央的思路越來越明確。1998年中央就提出了農業和農村的發展進入新階段的科學判斷；1999年中央提出新階段農業和農村發展的主要任務是推動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2000年又提出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的核心目標是增加農民收入；2002年中央提出增加農民收入要采取綜合性措施“多予、少取、放活”；2003年中央又提出要把解決“三農”問題

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這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三農”問題上的鄭重承諾。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了“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論斷，提出了解決“三農”問題的指導思想。十六屆三中全會又進一步提出了“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這些重要論斷為解決新階段的“三農”問題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繼續清理各種針對外出民工的歧視性政策，為農民外出就業創造公平環境在降低農民外出就業門檻，保護進城務工農民的合法權益方面，最近兩年政策力度很大。2003年國務院辦公廳專門發了一個保障外出就業農民權益的政

策文件。今年國務院在最短的時間里出臺了廢止收容遣返制度的政策。對農村勞動力的職業技能培訓和外來人口子女教育問題現在也引起了高度重視，出臺了相應的文件。特別是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建立城鄉勞動者平等的就業制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對這些政策的落實情況進行了大量的調查。我們的調查表明，已經制定的這些政策并沒有真正落實到位，還有一些針對農民外出就業的歧視性的政策需要解決。

盡快取消專門面向外出就業民工的就業證、健康證等不合理的證卡，簡化農民外出就業手續，堅決糾正各種變相收費。1994年，勞動部頒布《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動就業暫行規定》，根據這項規定，開始實施以就業證卡管理為中心的農村勞動力跨地區流動就業制度。進城務工就業的農民工，要辦理名目繁多的證件。從實際情況看，這種以就業證卡管理為中心的就業制度，在實際執行中，大多演變成以管理之名，行收費之實。這種證卡制度對外出就業農民帶有明顯的歧視性，這種做法損害了進城農民平等的就業權利，不符合市場經濟公平競爭的原則，也沒有真正起到引導農民有序流動的作用。從最近幾年的情況看，在農民辦理各種證卡時，收費過多、過濫。雖然中央出臺了清理對進城農民務工亂收費的政策，但有的地區繼續變相向民工收費。例如，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的調查，在國務院已明令取消對進城就業農民不合理的收費之后，某個大城市在民工辦理就業證和健康證時，又變相亂收費。農民辦一個就業證，要交50—60元的“培訓費”，辦一個健康證，辦證費、體檢費和培訓費加在一起要收114元

。實際上，辦證單位并沒有向民工提

供真正的培訓服務，完全是“搭車”亂收費，這種做法嚴重侵害了農民的合法權益。再如，南方某個城市，過去辦理暫住證340多萬個，每年收費金額約10億元。

2002年中央要求取消對進城農民務工不

合理收費的政策后，為解決承擔外來人口管理功能的戶管員的工資來源問題，又決定對出租

屋開征治安管理費。治安管理費的征收，很可能會轉嫁為外來工的打工成本。最近幾年，要求取消就業證和健康證的呼聲很高，建議：2004年下決心取消這些不合理的證卡；嚴厲查處強迫農民接受培訓，以培訓之名，向農民亂收費的行為；明確要求輸入地政府將對外來人口的管理費用納入政府的財政預算中，絕不能變相向企業或個人轉嫁負擔。

抓緊研究取消暫住證的問題。1995年，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關于加強流動人口管理工作的意見》，決定實行統一的流動人口就業證和暫住證制度，以提高流動的組織化、有序化程度。從這些年實際執行的情況看，目前實行的以暫住證為主的流動人口管理制度存在明顯缺陷。實際上，相當一部分流動人口已經在暫住地扎下根來，已經成為事實上的常住居民，但仍不能享受本地居民的權利。現在，有的城市（如沈陽等）提出要對外來人口實行“人性化管理、市民化待遇、親情化服務”，并取消了對流動人口實行的暫住證制度。

暫住證制度對外出就業農民來講，不是一種科學有效的管理制度，從某種程度講，甚至是一種帶有歧視性的政策。新的居民身份證管理條例已經頒布，按照十六屆三中全會關于建立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制度的精神，建議適時取消對外來人口實行的暫住證制度，實行暫住申報制度。

將農村勞動力就業培訓作為一件大事來抓，大幅度增加各級政府用于勞動力培訓的投入，探索新的培訓方式。對解決我國“三農”問題而言，人們對開發自然和生態資源，對增加物質資本的投入等都有了足夠的重視，但對于開發人力資本的重要性，不見得都認識到位了。據了解，農村勞動力中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僅占9％。

進城務工的農民中絕大多數農民沒有接受任何職業技能培訓。同時，農村大部分沒有繼續升學的初、高中畢業生，由于沒有接受過職業教育，就業競爭力不強。農業和農村現代化的實現，從根本上講，取決于9億農村人口素質的提高。只有大幅度提高農村人口的科學文化素質，培養大批的專門人才，才能把沉重的農村人口壓力轉化為巨大的人力資源優勢?？梢哉f，全面提高農民的素質，是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重大舉措，是從根本上解決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關鍵所在。從中央的角度講，對農民素質的提高和農村勞動力的培訓也越來越重視。今年國務院六個部委專門制定了農民工培訓計劃，國務

院關于農村教育發展的決定也明確提出，今后普遍開展農村實用技術培訓，每年培訓農民超過1億人次。積極實施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每年培訓2000萬人次以上。對農民的就業培訓問題，要把握四個政策要點：一是將農村勞動力的培訓納入各級公共財政的支持范圍，建立“政府主導、多方籌集”的投入機制；二是

把滿足市場需求和尊重農民意愿作為根本出發點，走先培訓后輸出、以培訓促輸出、定向培訓、定向輸出的路子等等。特別是要防止以培訓之名，對農民亂收費；三是建議推廣“勞務培訓券”制度；四是加強對農村職業技能教育的支持力度。

長期以來，農村職業技術教育教學內容與農村發展需求嚴重脫節。由于經費短缺，農村職業教育機構萎縮，人員大量流失。建議有效整合教育資源，把發展中等職業學校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可以通過高職在農村擴招，每年從800萬農村初高中畢業生中逐步轉出300萬—400萬農村青年，其余400萬人經過中學階段的職業教育可以回到農村創業或進城從事二三產業。這對減少農村中、小學大量輟學，發展效益農業，有序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推進農村城市化意義重大，符合農村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

繼續加大政府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支持力度，加快實行“兩免一補”（免學雜費、免課本費、補助生活費）目前，我國農村人口主要由受過初中和小學教育的群體構成，而城市人口主要由接受了高中及其以上教育的群體構成。這是城鄉之間最大的不平等，解決農村與城市之間基礎教育的不平衡問題，必須進一步完善農村基礎教育的管理體制和投入機制。

總體來看，我國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是不斷增加的，從1994年的485.5億元增加到2000年的919.97億元，其中預算內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支出從1994年的286.8億元增加到了2000年的597.66億元。但是，我國財政預算內農村義務教育投入嚴重不足。1994—2000年，預算內農村義務教育經費占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總額的比重為57.7％。長期以來，我國政府間教育投入的大致格局是：中央和省級的教育投入主要用于高等教育，較少用于基礎教育；基礎教育投入的職責基本上由基層政府承擔，特別是農村基礎教育投入主要由縣鄉政府承擔。中央和省級政府對義務教育只承擔補助貧困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的責任。應該看到，過去隨著義務教育管理層次逐漸下放，基層政府和農民承擔了發展農村義務教育的主要責任，這種分級辦學體制在加重了基層政府和農民負擔的同時，在客觀上也遲滯了農村教育的發展，造成了農村與城市之間以及地區之間義務教育機會不平等的延續乃至擴大。

2001年6月國務院公布《關于基礎教育

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明確了縣級政府對本地農村義務教育負有主要責任，要求教師工資由縣級政府負責統一發放。

2002年4月中央又強調指出，農村義務

教育要實現從主要由農民承擔轉到主要由政府承擔，政府的責任從以鄉鎮為主轉到以縣為主兩個重大轉變。農村義務教育“以縣為主”的管理和投入體制的確立，對解決當前農村義務教育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和困難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也應看到，中西部地區相當一部分縣、市，經濟發展水平不高，政府財力薄弱，基本上是“吃飯”財政，由縣級政府負責統一發放教師工資仍面臨著很大的困難。

應看到，由于過去欠賬多，農村義務教育發展面臨的一些突出問題遠沒有得到解決，如拖欠教師工資問題、學校公用經費不足問題、大量危房問題。據調查，農村稅費改革后，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狀況不是改善了，而是進一步惡化了；農村義務教育的資金缺口不是縮小了，而是擴大了；農村義務教育的矛盾不是緩和了，而是加劇了。對農村義務教育狀況一定要有一個客觀的估計。即使現在農村義務教育投入中政府投入已占了大頭，也應該清楚，這種投入還是低水平的，遠不能滿足農村義務教育發展的要求。我國平均受教育年限為7.11年，只相當于美國上世紀初的水平、日本上世紀50年代的水平。在教育投入中，投入小學的社會收益率是最高的。而國際經驗表明，政府將錢投在補貼學生的學費和課本費上，效果會更好。1907年日本就實行了6年的強制免費義務教育，1947年又實行了9年強制免費義務教育。最近國務院關于農村義務教育的文件提出爭取2007年農村困難家庭享受“兩免一補”。

據有關資料，中西部地區農村中小學貧困學生約1500萬人，如果按每個學生平均每年減免學雜費、課本費300元計算，每年需要45億元。就我國的總體經濟實力和財力來講，應該有能力在免除農村義務教育學雜費和書本費方面走得更快些。

改革現行的征地制度，既要著眼于控制耕地征占規模，更要著眼于保護農民合法利益用不同方式剝奪農民的土地，已成為新形勢下侵犯農民利益的主要形式。

農民講，過去基層政府是吃“肚皮”（指計劃生育罰款），現在是吃“地皮”（指低價征地、宅基地亂收費等）。在征地制度改革的政策上要把握好五點：一是征地補償必須以土地的市場價值為依據，實行公平補償，不能以侵害農民利益為代價降低建設成本。二是要修改相應的法律法規，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農地轉為非農用地計劃的控制下，應允許集體非農建設用地合理流轉。這方面廣東省正在進行探索。三是對各地競相壓低土地出讓價的做法要堅決予以糾正。四是要建立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五是抓緊制定規范征地行為的法律法規。“好范文”版權所有

第三篇：放大民生工程效益 增加城鄉居民收入

放大民生工程效益 增加城鄉居民收入

全面提升人民群眾幸福指數

中共黃山市徽州區委員會 黃山市徽州區人民政府 2012年4月20日

根據會議安排，現就徽州區民生工程實施情況作一簡要匯報，并就下步工作推進作一表態發言。

一、民生工程實施情況

今年以來，在市委、市政府的堅強領導下，在市直有關部門的精心指導下，徽州區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根本落腳點，精心組織實施省、市各項民生工程。截至目前，累計到位資金7779萬元，資金到位達59.8%；實際撥付4783萬元，資金撥付率36.7%。

一是工程類項目推進迅速。嚴格按照“六制”要求，倒排建設工期，在確保質量的前提下，快速推進工程類項目，楊村鄉梅川橋危橋改造工程全面完工；山頭水庫（二期）、迎頭塢水庫（二期）除險加固工程順利竣工；豐樂人家64套公租房完成四層主體建設，永佳公租房一期108套開工建設；呈坎敬老院、農家書屋，鄉鎮幼兒園建設等工程類項目有序推進。

二是資金補助類項目及時發放。按照“政策公開、程序透明、打卡發放”的要求，嚴格核實補助對象，及時撥付農村低保、五保供養、城鄉醫療救助、城鄉義務教育經費保障等各類補助資金，全面達到時序要求。家電下鄉資金兌付率達98%。計生家庭獎勵扶助完成受益人群調查和公示。廉租住房保障租賃補貼啟動受益對象申報、復核、審批工作。

三是保險報銷類項目穩步實施。全面推進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全區參保人數達5.8萬人，參保率96%，60周歲以上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發放率100%。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參保人數1.53萬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參保人數7.69萬人，參合率達103.7%，補償病人22197人次，支付資金283萬元。

四是培訓類項目全面啟動。加強與企業的對接合作，開展就業技能培訓項目，對新進員工進行崗前培訓，參訓學員150人。新型農民培訓啟動項目申報工作。

二、下步工作安排

下一步，徽州區將以此次會議為契機，認真貫徹落實市委、市政府推進民生工程和城鄉居民收入倍增規劃的決策部署，進一步自我加壓、拉升標桿、爭先進位，全面打響民生工程攻堅戰，確保全面超額完成各項目標任務，為全市民生繼續走在全省前列作出應有的貢獻。

一是全面放大民生工程效益。在嚴格落實市委、市政府下達的民生工程目標任務，做好常態化工作的同時，我們將把民生工 程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采取更加有力的舉措加以推進。一是加大投入。大力調整支出結構，優先安排區級配套資金2470萬元，并通過拓寬融資渠道和在政策允許范圍內對工程類項目建設和養護實施市場化運作等措施，增加民生工程投入，確保工程類項目4月底前全部開工，10月底前全面完成主體建設。二是優化管理。暢通項目審批“綠色通道”，對民生工程涉及的項目用地、規劃、設計等環節優先安排，確保早啟動、早實施、早見效。加強跟蹤問效，確保發放類項目程序規范，工程類項目正常運行。三是加強管護。積極探索和創新項目管護新機制，注重發揮市場作用，調動方方面面的積極性，確保已建工程發揮持久效益。5月底前，對工程類項目管護情況開展一次自查和“回頭看”活動，對存在問題及時整改到位，確保民生工程項目經得起群眾和時間的檢驗。四是深化宣傳。以深入推進“書記帶頭大走訪”活動為載體，在4月份、10月份集中開展“民生工程宣傳月”活動，通過開展政策有獎競答、有獎測評、群眾打分評議、受益對象談民生工程等活動，深化政策宣傳，真正做到問計于民、汲取民智，提高群眾對民生工程的知曉率和滿意率。五是突出檢查。積極采取抽查和暗訪、綜合督查和專項督查、現場觀摩和專題調研等方式，加強對民生工程的督促檢查，突出對負面新聞及社會公眾上訪的關注度，確保有關問題早發現、早處理。加強審計監督，嚴禁截留、擠占、挪用、拖欠民生工程資金等行為發生，為民生工程順 利實施奠定基礎。

二是全面推進收入倍增計劃。我們將深入貫徹落實市委、市政府《關于實施“十二五”居民收入倍增規劃的指導意見》，進一步明確目標任務，力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14.5%，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14.9%，全面提升城鄉居民幸福指數。一是強化組織領導。成立以區政府主要領導為組長、區直相關部門主要負責人為成員的城鄉居民收入倍增規劃領導小組，認真對照省市要求和目標任務，積極抓好協調，明確分工職責，將規劃任務逐一分解落實。二是強化政策宣傳。通過報紙、廣播、電視、網絡等載體，全方位宣傳倍增工作的重大意義、目標任務、工作成效和典型經驗，充分調動廣大干部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努力營造全社會共同推動倍增規劃實施的良好氛圍。三是強化督查考核。采取隨機抽樣、查看統計數據等多種形式，及時了解核心指標、發展指標（包括城鎮非私營單位工資增長指標）以及監測性指標等數據的完成情況，深度剖析制約城鄉居民收入倍增的關鍵因素，積極采取針對性的措施予以解決。探索將城鄉居民收入倍增規劃納入對鄉鎮和相關部門目標考核和有關黨政領導干部績效考評內容，及時兌現獎懲措施，推動規劃全面執行、城鄉居民收入快速增長。

以上匯報，不妥之處，敬請批評指正。

第四篇：城鄉統籌發展中的幾個問題和誤區

城鄉統籌發展中的幾個問題和誤區

統籌城鄉發展，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根本要求，是黨中央從戰略全局出發做出的重大決策。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把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作為重要主題，與時俱進地提出了統籌城鄉發展的新要求。統籌城鄉發展，既要鼓勵積極探索，大膽實踐，又要把握好方向，防止走形變樣。一些地方以統籌城鄉為名，統農村的土地資源多，籌農村的公共服務少；統城市的建設項目多，籌農村的民生工程少。這些做法背離了城鄉一體發展的宗旨。從根本上講，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就是要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公平對待農民，使農民獲得平等的教育、就業、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等權益，提高農民的社會地位，讓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統籌城鄉發展，在政策部署上，要把握好以下三大問題。

第一，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城鄉統籌首先要在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上綜合運籌。要統籌城鄉基礎設施建設，推動城市基礎設施向農村延伸，加快農田水利、農村飲水安全、農村公路、農村能源、農村信息網絡等基礎設施建設。要統籌城鄉社會事業發展，為城鄉居民提供均等化的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務。要促進城鄉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做到縣域內學校辦學條件大致均等，促進農村義務教育質量大幅度提升。全面實行免費的農村職業教育，進一步提高農村地區高中教育普及程度。進一步鞏固和發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逐步提高政府和農民個人籌資標準，提高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保障水平。建立健全農村三級醫療衛生服務網絡，向農民提供安全價廉的基本醫療服務，加強農村婦幼保健，全面實施農村婦女住院分娩補助政策，使農民享有公共衛生服務水平得到進一步提高。完善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健全農村社會救助體系，加快建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逐步提高扶貧標準，擴大扶貧政策覆蓋范圍，對農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實施扶貧政策，實現扶貧和低保兩項制度有效銜接。建立健全農村文化設施網絡和文化服務機制，大力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近年來，無論是財政對“三農”投入總量、增量，還是增幅，都是較高的。但財政支農資金比重總體上處于波動和下降狀態，財政支農力度與國家財力的增長狀況還不相匹配。不能光看財政支農資金總量和增速，還要看比重和口徑。2003年至2008年，中央財政支農資金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分別為：8.7%、9.3%、8.8%、8.4%、8.7%和9.8%，相對于農村人口規模和農民對公共服務的龐大需求而言，財政在農村投的錢不算多，公共財政的陽光還沒有真正做到普照農村。隨著我國財力的增強，要更加自覺、更大幅度地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國家財政支出結構，促進公共財政資源在城鄉均衡配置，完善對農業生產和農民增收的財政支持與補貼政策，全面提高財政對農村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的保障水平，鞏固和完善強農惠農政策。要盡快制定和完善有關法律法規，明確界定財政總支出中“三農”支出的內涵，強化法律約束，建立財政資金“三農”投入穩定增長機制，力爭在“十二五”期間末將中央財政支農資金占財政收入的比重提高到10%以上。抓緊劃分中央與地方的支農事權，完善轉移支付辦法，建立中央與地方財權和事權相匹配的財政支農體制。積極利用財政貼息、補助等手段，引導社會資金投向農村。創新農村投融資體制，拓寬“三農”投入來源渠道。根據財政支農目標和重點，有效整合財政支農資金，突出財政支農資金的公共性，健全政府農業投資監督機制，發揮資金使用的綜合效果。

第二，農民工的市民化問題。城鎮化的一個根本標志就是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并沉淀在城鎮，吸納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就業和定居，并使之向市民轉變，是城鎮化的重要任務，是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的重大舉措。我國農民工轉移的穩定性得到顯著提升，流動的“家庭化”趨勢明顯。新生代農民工成為主體，他們對土地的情結弱化，思想觀念、生活習慣、行為方式已日趨城市化，融入城市的意愿強烈。針對農民就業和轉移政策，實際上過去30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上世紀80年代的政策基調就是消除離土的限制。因為在改革開放前，農民沒有自由轉移就業的權利，80年代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促進了農民就地轉移；90年代的政策基調是消除農民離鄉的限制。90年代初農民工規模只有幾百萬人，1993年才不到2000萬人，現在外出就業是1.5億多人，90年代后政策有了根本性調整，消除了農民流動就業的限制。進入新世紀，我國政策基調正在向消除農民工在城鎮定居限制的方向轉變。這個方向符合億萬農民工的意愿，符合城鎮化發展的客觀規律。今年一號文件一個很大的亮點就是明確提出，要創造條件，要讓一部分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定居，在城市落戶。已經有13個省市區宣布改革戶籍制度，取消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的劃分，實行新的戶口制度。但大部分省市區的戶口制度改革是形式上的、表面的，沒有給農村人口提供與城市人同等的享受公共服務的權利。戶籍制度改革的正確方向，就是把戶籍的登記與公共服務的提供脫鉤。不能只給有了戶口的人提供公共服務，將來的公共服務提供要與居住直接結合在一起，讓符合條件的農民工享受同等權利和待遇。農民工是最需要改善居住條件的社會群體，目前，大部分農民工集中在城中村、城鄉結合部租房，居住條件惡劣。形成適合農民工特點的住房供應體系和政策體系，是農民工融入城市需要解決的一個大問題。要多渠道多形式改善農民工居住條件，鼓勵有條件的城市將有穩定職業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農民工逐步納入城鎮住房保障體系。當然，當前的重點是從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做起。農民工真的要成為市民，首選的是中小城市和小城鎮，他們在大城市打工，但最終希望在當地縣城買房定居。

第三，農民土地權益保護問題。城鄉統籌難點、焦點、分歧點都在土地問題上。我國農村與城市土地制度仍然維持著二元性，農民對土地的權利一直處于相對弱勢。隨著工業化與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城鎮建設用地迅速擴張，產生大量的失地農民。農業用地轉化為非農建設用土地的過程，不是一個平等的、協商的產權交易過程，征地范圍過寬，征地補償辦法不合理，征地程序忽視農民意愿，失地農民生活無著落、長遠生計缺乏保障。近幾年，在國家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背景下，不少地區開始推行宅基地和村莊整理，將節省出的部分土地轉換為城鎮和工業建設用地。農村土地整理為工業和城市發展騰出了空間，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土地集約利用與新農村建設，但也存在著農民和集體土地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等一系列問題。關于土地問題，還是要回到現實當中來。什么是現實當中土地的真問題，什么是農民真正關心的土地問題？城里人議論很多農村土地問題，對農民來講，可能根本不是一個問題。

根據觀察，關于農村土地問題在認識和實踐中存在三個誤區。第一個誤區是片面強調搞土地的規模經營，片面強調要流轉土地。2005年我們在全國2749個村莊做了一個調查，發現有23%的農戶發生過土地流轉。到農民那里問，有沒有想多種地的？有很多；有沒有農民不想種地，找不到租種的？幾乎沒有，農民不想種總會有辦法流轉出去，這說明，農民自發的土地流轉是比較充分的。

第二個誤區是片面強調農民當了市民，拿土地換戶口和住房，拿土地換保障。這個問題在現實當中非常復雜。根據土地承包法規定，農民在設區的地級市以上城市落戶要放棄家庭承包地。南京市要給50個優秀農民工落戶，但只有一個農民辦了落戶手續。農民講，家里還有十幾畝地，把土地就這么放棄了，給一個城鎮戶口，不劃算。因此，首先要明確土地是一種權利，是一種物權，拿著土地權利去換戶口，對農民這可能是一個更大的損害。這個問題理論上要把它說透，在現實操作中才不出偏差。鄂爾多斯東勝區搞了一個城鄉統籌實驗區，就是要讓農民成為新型市民后，農村的土地權利沒有任何改變，城鎮居民能享受的所有權利都可以享受，而且比城鎮居民還要優惠。在一定階段這種做法是有意義的，是有價值的。農民剛到城里來，就把農村的承包地、宅基地都給拿走，一旦不適應，連個退路都沒有。

第三個誤區是一講城鄉統籌，就是強調城市建設用地增加要與農村建設用地的減少相掛鉤。這個掛鉤的規模是非常大的，當項目來了，沒有建設用地指標了，就要讓農民把宅基地搗騰出來，土地騰出來以后大都轉為國有建設用地。從研究的角度來講，我們要看得更長遠一點，農村龐大的建設用地背后是一個巨大的利益調整。農民可能只看到三、五年，房子比原來漂亮了，但沒有看到土地如果真的權利明晰以后，可以給社區集體，給農民帶來一個長遠的巨大利益。在土地問題上，如果現在操之過急，沒有一個規范，最后把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統沒了，把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統沒了。

土地制度事關農村基本經營制度鞏固，事關農村穩定大局，需要關注什么是農民關心的真問題。局部地區可以做一些實驗，可以做一些探索，但是一定要意識到有一些探索可能會有風險，在推廣這些經驗的時候，學術界在總結這些經驗的時候一定要非常謹慎。要進一步統一認識，明確政策方向。一是切實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系。全面頒發農戶長久擁有的具有明確法律效力的土地承包權證書，確保農民不喪失土地承包經營權。在土地流轉過程中，要保證農民是經營主體和受益主體。在現階段，不應提倡工商企業長時間、大面積租賃和經營農戶承包地，以防止出現大資本排擠小農戶和大規模土地兼并現象。二是在農民變市民過程中，不能把農民的土地權益“變沒了”。從我國的基本國情看，現階段讓農民以放棄土地為代價，獲得市民身份并享受與市民一樣的待遇是不現實的。應當看到，農民市民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既要創造條件，讓農民在城市里能夠住有所居、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又允許農民繼續享有對承包地的權益，以此作為應對不確定性及各種風險的生存保障，讓農民“既進得了城，又回得了鄉”?！凹抑杏械兀M退有據”。這是保護農民利益的需要，也是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的需要。三是在“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與農村建設用地減少掛鉤”實施過程中，要切實保護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和宅基地權益。特別是在農村土地整理過程中，首先要把增加優質耕地作為目標，節省出來的建設用地，要優先滿足新農村建設的需要，不能把增加城鎮建設用地作為土地整理的主要目的。

第五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哪里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哪里

近年來，雖然各級政府增加農民收入的惠農政策不斷出臺，但農民收入與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依然很大。我市統計部門的研究分析表明，2001年西安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為2.69：1,2005年則為2.78：1,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逐年增大。

收入來源主渠道不同

據統計，我市農民家庭收入第一支柱的家庭經營性收入2005年人均2612.18元，占總收入4495.44元的58.1％；其中，第一產業收入1693.66元，占家庭經營性收入的64.8％。2005年西安市農民人均工資性收入為1292.69元，占總收入的28.76％；其中外出務工得到的收入是406.26元，占工資性收入31.44％。

對于城市居民來說，工薪收入一直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占主導地位。據統計，2005年西安城市居民的工薪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65.1％。農村人均家庭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兩項相加為3905.87元，遠低于城市居民人均工薪收入6926.28元。

轉移性收入構成不同

據分析，2005年西安城市居民的轉移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32.2％，重要性僅次于工薪收入；其中，離退休人員的離退休金收入占轉移性收入的78.8％。

2005年，我市農民人均轉移性收入260.15元，僅占總收入的5.8％，遠低于2005城市居民年人均2446.83元的離退休金收入，更低于城市居民人均3104.3元的轉移性收入。在農村，幾十年來農民鮮有退休金，養老基本依靠自己和子女。近年來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在農村已開始實施，但是保障標準遠低于城市居民。

隱性收入差距大

調查顯示，與農村居民相比，城市居民在住房、醫療等方面享受著農村居民無法比擬的福利待遇，如購買優惠價格的住房、報銷一定比例的醫療費等。在社會保障方面，如住房公積金，城市職工每月按照自己工資一定比例交納住房公積金，而所在單位將會以三倍數額的補貼交納到職工個人賬戶上，而這筆錢在職工退休以后完全歸個人所有，這些錢都沒有計入現期的可支配收入內。因此，如果把城市職工所享受的福利待遇計算在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還會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