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實訓室到學習中心

從實訓室到學習中心

摘 要：隨著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國家的重視，職業教育的投入不斷加大，資金已不是阻礙職業教育發展的瓶頸。對職業教育的研究和課程開發方面也在不斷走向深入和成熟，形成了一些共識，比如職業教育的培養目標是培養學生綜合職業能力，職業教育采用工作過程系統化課程開發方法來開發課程，教學采用工作過程與學習過程有機融合的一體化教學。

關鍵詞：一體化；學習中心；學習資源

一、能呈現工作現場的結構及要素

1.工作現場布局結構。不同職業的工作現場結構、布置的特點差異較大。比如機械加工專業，其工作現場結構特點表現出車間面積大、設備有序排列、工件擺放及流動要求順暢等布局特點。對于汽車維修專業，職業工作現場以4S店結構布局為特點，除了車間布局滿足汽車維修工作需求，還要考慮給顧客展現一個良好的企業形象，為顧客提供舒適的休息環境。

2.工具、設備要素。提供給學生完成學習任務的工具設備及工具設備取用的途徑與企業實際工作要求相一致。此外，對工具、設備的管理驗收，保證完好率等，不僅是正常教學的保障，也是形成學生職業素養的要求。

3.職業安全要素。研究企業工作現場職業安全規范，轉化為學習現場的安全管理規定，在教學中強化安全規范的執行。

4.5S作業規范要素。生產過程5S作業要求已經成為工作現場管理的一種重要規范，在改善生產現場環境、提升生產效率、保障產品品質、提升企業管理水平以及創建良好的企業文化等方面取得顯著效果。在學習中心運行過程中，制定5S工作細則，貫徹5S，使學生養成5S工作習慣，是培養學生綜合職業素質的重要教學內容。

5.作業管理要素。考察企業現場管理的有效措施，并將這些措施有效地運用在學習中心。比如工作現場的看板管理，或由此引申出的學習現場的各種指引看板，使學生明確學習進度、總體安排、人員責任，這些都能使學習過程更加有序，學習環境的各種要素一目了然，進而提高學習效率。

二、能實現理論學習與技能實訓的有機結合

一個完全參照工廠環境建立的實訓車間，就是一個好的教學場地嗎？當然不是！技師在企業工作的過程主要是一個能力的輸出過程（當然也有通過積累工作經驗實現其能力的輸入），他表現出來的是在完成一步一步的工作的顯性過程，期間他利用自己的知識和經驗的過程是隱性過程。我們也由此可見顯性的工作過程和隱性的知識與經驗的調用過程形成了不可分割的職業活動過程。

學生在學校的學習過程與技師在企業的工作過程相比，由于學生還不具備職業的知識和技能，因此知識的學習過程和技能的實訓過程都應該在教學中呈顯性的狀態表現出來，不僅如此，如果二者能在學習過程中有機結合，表現出與真實工作過程相同的結構形式，那么學生的學習過程就能直接形成工作過程所需要的職業能力（包括知識、技能以及它們的結構形式）。

職業教育的研究證明邊做邊學的一體化學習方式，是構建學生工作過程能力的最有效方式。目前國家在職業教育的理論教室、實訓室的建設方面進行了很大投入，把理論教室與實訓室的功能放在一個完整而又相互隔離的空間來實現，使知識學習與技能訓練的結合能更為便利，這是職業教育的一個較大進步。進一步的要求是建立能實現理論學習與技能實訓有機結合的課程學習中心。學習中心通過對學習環境進行合理的布局設計、資源配置，學生能方便地實現邊做邊學。

三、提供豐富并具有多樣性的學習資源

學校為學生提供的學習資源包括：教材、實訓設備、工具媒體資源庫。這些學習資源在以教師為主導的教學模式下基本能滿足教學的要求。比如教學中的教學難點，教師通過自己準備的教學材料進行講解、演示等手段讓學生理解，但學生還必須通過自己的探究和思維過程才能真正消化。這個過程需要更多的條件在學生需要時能及時進行幫助。比如復雜結構的解剖件，工作過程或結構原理的視頻、flash、PPT資料，學生需要查找的技術資料等等，都應該能在學習中隨時方便地使用到。所以作為學習中心要提供比實訓室更為豐富并具有多樣性的學習資源，對學生開放。還有一種學習資源，那就是先前的學生留下的學習成果，不僅可以對現有學習者提供一些參照，也能對其產生激勵作用，促進其充分發揮潛能、通過創新做出更好的產品。

四、提供科學的學習指引及學習過程文件

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由于沒有本職業的基礎，在學習新知識、訓練新技能時，雖然教師提供了豐富的學習資源和條件，但自己是難以知道要學什么、怎么學習的，此時需要有教師的引導才能實現學生自我學習的過程。教師引導的最有效方式是通過開發合適的學習指引及學習過程文件，學生在這些學習指引的引導下，明確學習要求，完成學習任務。目前普遍使用的工作頁就是很好的學習指引之一。考核試題也是一種重要的學習指引，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或學習結束時利用試題進行自我測試，可以及時檢驗學習效果。

基于上述四個方面建立的學習中心，學生進入中心學習的過程可以簡單地歸納為以下流程：

下圖為一個一體化學習中心（教室）的布置案例。場地面積約160平方米，六個工位，可容納40人左右的一體化教學需要。

參考文獻：

[1]中國就業培訓技術指導中心.預備技師課程體系培養方案及課程大綱汽車維修專業[M].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9.[2]F.勞耐爾.學習領域課程開發手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3]趙志群.職業教育與培訓學習新概念.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

第二篇：從培訓到學習

從培訓到學習

——人才培養和企業大學的中國實踐

前言

1、一個人永遠都修不好漏雨的屋頂；

2、要把企業大學辦好，首先必須要有戰略高度、戰略遠見，必須

要搞明白：企業是由什么能力組合起來的，哪些才是核心能力，如何管理這些能力，又該如何提升這些能力；

3、平衡計分卡：學習與發展、運營層面、顧客層面、財務層面；

4、卓越企業大學七大優點：

A 他們從培訓部或培訓中心升級為企業大學，不再局限于“培訓事務專家”的煩瑣工作，而是積極做好員工發展顧問、業務伙伴或變革推動者；

B 他們不再局限于簡單的培訓管理體系，而是致力于構建整個企業的學習發展體系，創建學習動力圈和學習型組織；

C 他們不再局限于傳統的零散課程，而是將課程體系和能力模型、職業發展聯系在一起，為員工繪制清晰而系統的學習地圖；

D 他們不再局限于僅僅使用外部講師，而是積極培養和發展內部講師隊伍，加速內部知識積累和分享；

E 他們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培訓運營模式，而是熟練運用LMS等各種各樣的學習技術，打造高效的學習引擎，促進無處不在的學習； F 他們不再局限于傳統的面授課堂，而是積極創新學習方式，從嵌入式學習到跨界學習班、從非正式的學習到行動學習班，他們將學習混

合起來；

G 他們不再局限于把學習狹義為上課，而是把學習作為最有效的管理手段，從文化落地到業務創新、從戰略制定到變革管理，無不見證了學習的偉大力量。

第1章 突破“培訓事務”的角色局限

1、中國企業大學轉型的核心觀點：

1）培育整個企業的學習能力和持續的學習文化，是企業大學深層次目標；

2）改進和提升專業力和業務力，是企業大學成功轉型的雙引擎；

3）發揮領導力，和高管層并肩作戰，是企業大學轉型的成功藍圖。

2、哪些因素阻礙了企業大學實現其角色的轉型呢？

１）培訓部門的資源過度消耗在緊急事務和日常工作的處理上； ２）企業大學缺乏處理具有戰略意義的業務能力；

３）培訓人員不能完全理解公司業務需求。

３、企業大學的核心能力：專業力、業務力和領導力。

４、其中專業力之下，企業大學應具備以下三種能力：績效分析能力、學習設計能力和組織學習能力。

５、CLO面臨的挑戰是努力提升自身能力與充分發揮作用，策動并推動企業的業務發展。

6、CEO最關注的六大關鍵詞：戰略增長、創新管理、變革轉型、組織發展、人才培養和企業文化。

７、優秀ＣLO的3E公式：高瞻遠矚、激情創新、水平影響，其中高瞻遠矚指將企業的戰略地圖翻譯成能力地圖，再將能力地圖翻譯成學習地圖。

8、在企業大學里，從精通培訓，轉向既精通培訓也精通業務，從單純進行培訓活動，轉向建立持續學習能力，從關注輸入點（提供課程），轉向關注辦輸出點（提升績效）。

9、今天的企業大學已經悄然“變身”，它遠遠超越了培訓本身，它已被賦予了最多的內涵，它可以是高層和員工溝通的最佳空間，可以是傳承企業文化的最佳平臺，也可以延伸到供應商或客戶而成為整合戰略性資源的秘密武器。

10、企業大學的含義：企業大學是推動企業持續成長而建立的一個內部學習管理組織，名字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職能，在組織發展中發揮的作用。

11、企業大學建立的必要條件：一是課程體系，二是師資體系，三是培訓管理人員本身的意識轉變與能力提升，企業大學成立對培訓人員能力也提升了挑戰，包括自身的培訓專業能力、與業務部門的伙伴關系建立，以及業務知識掌握等；此外，沒有高層領導的重視、認可與支持，也是辦不好的。

12、企業大學建立的一般流程是“三看三定位三基礎”，首先是三個看：向內看，向外看，向前看。向內看是全面評估企業培訓體系的現狀，盤點已有的積累，分析面臨的挑戰；向外看是指以標桿企業大學的研究，看看別人是怎么做的，找一些借鑒；向前看是指分析公司的戰略要求，看看哪些核心人群是企業大學要重點服務的，公司戰略要求企業大學承擔什么樣的職責。其次是“三定”，定位、定課程、定師資（尤其內部講師），定位是指企業大學是最終服務對象是企業的中高層還是基礎員工，還有就是企業大學課程體系、講師體系。最后就是“三基礎”，包括管理制度的基礎、運營流程，人員編制和信息系統規劃，以及文化基礎。

13、要做好培訓評估，選題與學習設計是關鍵，評估的根不在后端，而在前端。

第2章 提升企業的學習氛圍

1、學習動力圈：就是通過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為員工提供適合的學習內容和學習方式，并促使員工將學習的成果應用于工作，從而收到良好的學習效果。

2、學習成果的應用與轉化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學習者自身、培訓師、學習者的主管，以及業務部門、人力資源和培訓管理等諸多部門高效協同。

3、企業學習，應從非系統化到體系化，再到業務化，最終向戰略化轉變。（P45）

第3章 從課程體系到學習地圖

1、學習地圖是指以能力路徑和職業規劃為主軸而設計的一系列學習活動，是員工在企業內學習發展路徑的直接體現，核心要素包括崗位

能力模型、職業發展路徑和學習資源。

2、基于能力模型的課程體系使得企業員工的學習與發展不再盲目，而是緊緊圍繞企業戰略所層層分解下來的能力要求。根據各專業序列的能力模型，開發各專業序列的培訓課程體系，設定每一職業發展階段所需要的職業技能培訓和專業培訓，突出針對性。

3、學習地圖可分為三種類型：整體型、群體型和重點崗位型；

4、學習地圖包括四個步驟：崗位梳理、能力分析、內容設計以及體系建議，具體分別是崗位庫及職業發展路徑、能力地圖或能力模型、學習內容及學習活動，最終綜合為學習地圖以及員工學習發展手冊。

第4章 培養和發展內部講師

1、教學型組織要求每個人不但要做學生，還要作教師，偉大的教師同時又是偉大的學生。

2、教學是領導者最有效的領導方式，韋爾奇認為，他一生最偉大的成就莫過于培養人才，企業領導人講授領導力，遠勝大學教授。

3、企業內訓師修煉的三重境界：企業講師、企業教練、企業牧師。

4、企業講師可以分初、中、高三級。初級講師的核心能力要求側重于講師的演講能力和呈現技巧，以重點講授知識、技能等類課程為主。如產品知識、商務禮儀、6S管理等；中級講師的核心能力側重于講師感染力塑造、課程設計、課程開發與二次開發等方面能力的提升，以重點講授企業文化、管理技能、素質訓練等類課程為主；高級講師核心能力是講師的魅力塑造與思維拓展能力的提升與訓練。

5、教練技術核心內容是以人為主，要實現從企業講師到企業教練的轉變，需要進行四個方面的修煉：溝通力訓練、人際關系訓練、信任訓練和領導力訓練。

6、企業牧師就是布道，就是使員工接受企業文化，把員工自身價值的體現和企業目標的實現結合起來。

7、廣東移動“金講臺”項目實施有五個核心步驟：隊伍選拔、隊伍培養、能力提升、項目回報和管理系統。

8、內訓師核心能力素質模型：愿意分享、進取心、感染力、應變能力、把握需求和邏輯思維六項能力。P77

第三篇：從“偵查中心主義”到“審判中心主義”

審判中心主義，是指在刑事訴訟各階段之間的關系問題上，將刑事審判階段作為整個刑事訴訟的中心，偵查、起訴等審判前程序則被視為審判程序開啟的準備階段；只有在審判階段，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益才能得到充分的維護，被告人的刑事責任問題才能得到最終的、權威的確定。

2014年10月30日，國新辦舉行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的重大意義等情況新聞發布會。中央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姜偉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四中全會《決定》提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這是落實刑事訴訟法“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基本原則的重要舉措。按照法律規定，案件偵查終結的證據標準、提起公訴的證據標準都是“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與審判階段作出有罪判決的證明要求是一致的。

姜偉指出，建立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要求從偵查環節開始，就必須全面、規范地收集、固定證據，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和證據經得起法庭調查、質證、辯論的檢驗，從源頭上防止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案件進入審判程序，確保案件裁判的質量，有效避免冤假錯案。

陳光中、于增尊、卞建林：我國刑事證明標準的理解與適用

文章來源：《法學家》2014年第1期

【摘要】 冤案是指已生效的裁判對無罪者判定為有罪的案件。冤案是最大的司法不公。冤案難以避免，但不能以此為借口而不加嚴防。為此，必須杜絕 刑訊逼供，保證辯護權的充分行使，運用證據準確認定案件事實，堅持疑罪從無原則，正確處理三機關關系，確保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

【關鍵詞】 冤案，刑訊逼供，辯護權，準確認定事實

公正是司法的核心價值，但并非所有案件都能實現公正。冤案就是最大的司法不公。最近在媒體上曝光的若干冤案，如浙江省張氏叔侄冤案、蕭山冤案，引起了社會關注，也引起了高層領導的關注。防止冤案是當前司法機關的重要任務之一，也是保障司法人權的標志性要求。本文就冤案若干問題略抒己見。

一、如何對待冤案的發生

（一）冤案的界定問題

對冤案的界定存在不同標準。一些國家和國際組織從賠償角度來定義冤案，比如新西蘭法律委員會的一份報告指出：“在這個國家發生的下列情況將作為冤案而得到賠償：遭逮捕、羈押卻未受指控而釋放??”。[1]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詹姆斯·S·利布曼（James S.Liebman）教授就全美1973年1月1日至1995年10月2日這23年間死刑的適用情況開展研究，在其研究報告中，死刑錯判的認定標準是，死刑判決因為錯誤被推翻并經重新審理之后改判輕罪或無罪的案件。[2]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6款規定：“在一人按照最后決定已被判定犯刑事罪而其后根據新的或新發現的事實確實表明發生誤審，他的定罪被推翻或被赦免的情況下，因這種定罪而受刑罰的人應依法得到賠償，除非經證明當時不知道的事實的未被及時揭露完全是或部分是由于他自己的緣故。”[3]根據聯合國的上述規定，結合中國實際，我們認為冤案是指已生效的裁判對無罪者判定為有罪的案件，即“無過而受罪，世謂之冤。”[4] 因為刑事訴訟是一個過程，從立案、偵查到起訴，從起訴到審判，后面的環節總是在審查、糾正前面的環節，程序尚未結束，就不能說是冤案。因此通常所說的錯捕、錯訴乃至一審的錯判均非嚴格意義上的冤案。只有如佘祥林案、杜培武案、李化偉案，以及近期發生的趙作海案、張氏叔侄案等，才是已生效裁判認定其為有罪而后平反的典型冤案。

司法實務中還存在這樣一個問題，有的案件程序進行得過于緩慢，甚至是在證據不充分、無法認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時將案件先掛起來，盡管最后可能宣告被告人無罪，但作出判決的時間卻非常之久。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于2000年組織的“刑事訴訟法執法大檢查”中，發現了大量久拖不決、超期羈押的案件，這一問題仍然存在。如河北楊志杰涉嫌爆炸罪一案，被超期羈押7年后才被起訴，進入審判程序后又被關押了5年之久，最后檢察機關以證據不足為由作出了不起訴決定。[5]河南李懷亮案也是被關押了近12年才宣告其無罪。此類案件，即便被告人最終未被法院定罪，但長達十幾年的關押已經與有期徒刑的執行類似，公眾對他的社會評價也是負面的，他們是“無罪而受過”，因此這種案件不叫冤案也近似冤案。

（二）冤案多錯在事實認定上

司法實踐證明，冤案多錯在事實認定上。所謂事實認定上的錯誤，是指已生效裁判根據證據認定的案件事實與案件的客觀事實不一致或完全背離。或者是犯罪事實沒有發生，但判決認定發生了，如佘祥林案；或者是犯罪事實客觀上發生了，但行為主體不是判決認定的被告人，如杜培武案。

在中外的認識理論中，論者對“事實”大多持客觀存在說，認為事實是“事情的實際情況，實有的事情”。但也有一些學者不承認事實包括案件事實（案件本原事實）的客觀存在，認為事實總是與人的主觀認識相聯系的，其典型表述 如：“事實是認識主體—人所獲得的一種認識，也就是人所把握的一種知識形式??事實乃是對呈現于感官之前的事物的一種斷定。”[6]這種觀點把人的主觀認識與事實的客觀存在混為一談，顯然是一種主觀主義的理論。就刑事訴訟而言，犯罪事實是否已經發生，是誰實施的犯罪，如何實施犯罪等等，是不以辦案人員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辦案人員不能否認它、改變它，而只能發現它、認識它。辦案人員發現、認識案件本原事實的過程，就是證明的過程，或查明案件事實真相的過程，而證明的唯一手段就是證據。因為案件對辦案人員來說永遠發生在過去，只能通過證據來再現過去的案件事實。當然對再現的案件事實需要用法律來衡量，例如發現了一具死尸首先要判明是他殺還是自殺，只有在他殺的情況下根據法律才可能存在犯罪，需要進一步立案偵查。偵查的結果可能是發現了真兇，也可能長期破不了案，在后一種情況下并不是客觀上沒有真兇，只是辦案人員主觀上還沒有發現真兇。辦案人員主觀上已經認定的真兇也可能是假“真兇”，如果這種認定成為已生效裁判的結論，就是冤案。冤案就是在收集、運用證據證明案件事實的過程中發生了背離案件客觀事實的錯誤。如果像有的學者所說的案件事實必然要與辦案人員的主觀相結合，那就沒有案件事實真相，也沒有冤案可言了。然而，從司法實踐來看，諸多悲慘的冤案昭示了查明案件事實真相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美國一名冤案受害者曾經創作了一首感人至深的名為《你好，真相》的詩，其中寫道：“你好，真相！你一直在那里，卻有人對你視而不見，??你好，真相！他們在你與證據之間玩起捉迷藏的把戲，你已被謊言和欺騙所包圍，以致耗費漫長的時間才能找到你”。[7]可見，蒙冤人的內心是多么渴望真相大白！

（三）應當嚴防冤案的發生

冤案，特別是判處死刑的冤案，一方面是對無辜者權利的殘酷侵犯，另一 方面放縱了真正的罪犯，而且對司法公信力造成巨大的傷害。從理想的角度，我們希望任何一起冤案都不要發生，但處在現實的世界中，冤案又難以避免。古今中外，沒有哪個國家、哪個歷史時期從未發生過冤案，只是有多少的區別。一般而言，制度越民主、科學、法治，冤案就越少；反之，冤案就越多。冤案發生的多少與訴訟程序保障直接相關，但程序再完善，也難以完全避免發生冤案。

但是，承認冤案的客觀存在，并不意味著可以用時下學術界流行的所謂“可錯性”、“難免論”作為借口來推脫辦案者的責任，而不主動嚴防冤案的發生。相反，我們的任務是要通過制度的完善、辦案人員素質的提高和觀念的轉變等舉措，千方百計地防止冤案錯案的發生。兩大法系主要國家也不斷發生冤案，但他們大多會面對現實，將其視為改進本國司法制度的重要契機。例如，日本“世紀冤案”[8]的發生推動了偵查制度等多項變革，包括在全國10966個審訊室內安裝單向可視觀察鏡，并由新設立的審訊監督部門的人員在審訊室外監督審訊過程等；[9]加拿大“亨利案”的糾正推動了DNA認證操作制度、法律援助制度等多項防錯機制的構建。[10]事實上，近年來我國一些冤錯案件曝光后，從中央到地方的公安司法機關是能夠積極面對的，也注意從中汲取經驗教訓以完善法律的規定，特別是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從多方面完善制度，以期防止冤案的發生。

理性對待冤案，還涉及對冤案中司法人員的責任追究問題。應當承認，冤案的發生，往往與司法人員的不同程度過錯有關，但也不能一概而論，要根據不同情況分別對待。因此，并非所有涉及冤案的司法人員都要承擔法律責任，只有在司法人員具有主觀過錯的情況下才能追究其責任。具體包括兩種情形：一是故意徇私枉法造成冤案；二是疏忽大意、沒有盡到謹慎義務，即因為瀆職 導致冤案。至于在辦案過程中的認識問題，不應作為追究司法人員責任的理由，因為只要是事實與法律的評價者、裁判者，都擁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只要其根據法律和案件證據確信被追訴人有罪就是依法履行職責的表現，而不應該追究其責任。至于有的案件司法人員曾主張無罪處理，只是迫于壓力服從領導決定，辦了冤案錯案，則更不應由其負責。

二、如何嚴防冤案發生

導致冤案的因素是錯綜復雜的，如何預防冤案，實難全面論述。但我們認為，轉變理念，切實貫徹“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原則，真正樹立被稱為刑事訴訟中“皇冠之珠”的無罪推定意識，是有效防止冤案的前提條件。對此作者已著文論述，此處不贅。[11]本文主要結合我國冤案發生的實際情況，從以下幾方面談談冤案的預防問題。

（一）杜絕刑訊逼供

刑訊逼供，是人類司法文明的一大毒瘤。兩大法系的刑事訴訟制度史，都繞不開刑訊逼供這一重要問題。早在200多年前，貝卡里亞就指出，“這種方法能保證使強壯的罪犯獲得釋放，并使軟弱的無辜者被定罪處罰。??刑訊必然造成這樣一種奇怪的后果：無辜者處于比罪犯更壞的境地。”[12]美國加州伯克利警察局的一名前副隊長W.R．基德也承認，“在三級審訊之下，對犯罪嫌疑人而言只會發生三件事：1．告訴你你想要的一切。2．在暴烈的三級審訊之下發瘋。3．死亡。”[13]美國在近期的反恐中，對恐怖分子“合法”使用水刑之類的刑訊手段，也是舉世皆知的但是總體而言，隨著美國刑事法制的進步，刑訊逼供特別是肉體逼供已經不再是導致錯案的重要因素。根據美國學者安耶·拉特勒教授的一項針對205起錯案的分析，只有6.8％的案件涉及檢察官與警察的不當行為。[14]

我國過去發生的冤案中，幾乎都有刑訊逼供的影子，可謂“有冤案必有刑訊”。這與我國的案件偵破方式有很大關系。偵查機關總是習慣于走“破案捷徑”，從口供入手，然后以其他證據來印證犯罪嫌疑人的口供，進而得出有罪的結論；但無罪的人極少會承認自己有罪（除非是故意頂罪等例外情況），即便是真正的犯罪分子也會為自己開脫，于是偵查訊問人員就采用各種方法逼取口供。這是我國刑訊逼供屢禁不止的根源所在。

對于遏制刑訊逼供問題，公安部于1992年制定了《關于堅決制止公安干警刑訊逼供的決定》；最高檢于2001年發布了《關于嚴禁將刑訊逼供獲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為定案依據的通知》；“兩院三部”于2010年聯合出臺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定》和《辦理死刑案件證據規定》。上述文件對防止刑訊逼供起到了較大作用。2012年《刑事訴訟法》則用多個條文構成“組合拳”，形成有力預防刑訊逼供的措施體系，包括：拘留、逮捕后應當立即將被拘留人、被逮捕人送交看守所羈押；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以后，偵查人員對其進行訊問，應當在看守所內進行；對嚴重案件的訊問采取全程同步錄音錄像以及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等。這些措施體現了立法機關杜絕刑訊逼供的決心和努力，客觀上也確實在遏制刑訊逼供方面起到了顯著作用，目前刑訊特別是表現為肉刑的刑訊現象已經明顯減少。但是也要看到，刑訊逼供仍未絕跡，特別是變相的刑訊逼供時有出現，因而不能放松警惕。特別需要指出，現行法律規定仍然存在漏洞，讓辦案人員有空子可鉆，舉其要者如，在犯罪嫌疑人進入看守所之前仍有實施刑訊逼供的可能；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期間的訊問如何合法進行，是否必須在指定居所內進行、是否需要同步錄音錄像等，刑訴法和相關司法解釋均缺乏明確規定；對于取保候審和在住處執行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偵查機關有權傳喚到其所在市、縣內的指定地點進行訊問，在訊問中也可能發生刑訊逼供行為。這些程序漏洞如不及時修補，很可能削弱立法遏制刑訊逼供的效果。

（二）辯護權的充分行使

辯護權是被追訴人的核心權利，是實現司法公正、避免冤假錯案的有力保證。我國2012年刑訴法修改在辯護問題上作了很大的改進，如確認偵查階段律師的“辯護人”地位，完善會見程序，擴大閱卷權限，擴大法律援助適用的階段和案件范圍等。當前的問題在于，一方面要落實刑訴法關于辯護制度的新規定，另一方面要彌補現有制度的某些不足。

1．保證法定辯護權真正到位。新刑訴法生效實施后，各地公安司法機關對律師辯護活動更加重視，也給予了更大的理解和支持，如為律師閱卷、會見等活動提供更多便利、[15]在審查批捕等環節更加注重聽取律師的意見等，[16]使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中能更好地發揮保障被追訴人人權、實現司法公正的作用。但從司法實踐來看，律師辯護質量仍然有待提高，辯護權的落實尚需不懈努力。

首先，辯護質量不高。羅伯特·奧爾遜在分析“正義流產”的原因時認為，其中一項就是辯護不力。“如果律師懶惰或者水平有限，就很難發現控方證據的漏洞，無法阻止冤案的發生。”[17]我國的律師數量仍不能滿足實際需要，但更主要的問題是律師專業素質參差不齊，有的律師職業能力有限，無法提供有質量的辯護服務。在法律援助案件中，律師責任心不強、怠于履行辯護職責，也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其次，律師權利實際上受到一定限制，有時難以有效開展辯護活動。例如，由于偵查階段律師取證權的法律規定模棱兩可、相互矛盾[18]，使偵查階段律師的取證權遇到困難。又如，法律規定辯護律師有權申請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但在符合條件的情況下，啟動程序不易，成功排除的更為少見。

更重要的是，公安司法機關的少數辦案人員對辯護制度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對辯護人警惕有余、信任不足，對合理的辯護意見不僅不采納，反而認為其影響懲罰犯罪而打擊辯護人，如此等等。近期發生的廣西北海四律師案就比較典型。[19]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剛剛實施，又發生在法庭審理中辯護律師被強行帶出法庭[20]或被處以司法拘留[21]，導致法庭上出現的不是控辯對抗而是審辯對抗的不正常現象。盡管律師隊伍中確有個別律師素質不高、自律不嚴，應當加強教育，但律師隊伍總體上說是值得信任的。不正確地對待律師辯護，是造成司法不公乃至鑄成冤案的一個重要原因。正因為如此，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指出，“公正司法是人民法院工作永恒的主題、任務和價值追求。這需要全社會形成合力，緊緊依靠法律界包括法學專家和律師，齊心協力，共同推進公正司法，落實依法治國的要求。”[22]一位常務副院長也撰文，稱律師“是實現公正審判、有效防范冤假錯案的無可替代的重要力量。”[23]

2．辯護律師的介入范圍需要擴大。順應辯護制度發展的時代潮流，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將辯護律師介入時間提前到了偵查階段，并將法律援助的范圍擴展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的案件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的案件，這是值得肯定的。但從防范冤錯案件的角度看，律師的介入范圍仍需擴展。一是要逐步擴大適用法律援助的案件范圍。從案件性質上，強制辯護只適用于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極其嚴重的犯罪案件，這是受制于目前社會條件作出的限定。但隨著法律援助經費的增加，應當進一步擴大適用的案件范圍，使更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受到免費的法律服務，減少這些案件錯判的可能。二是明確將死刑二審案件和死刑復核案件納入法律援助范圍。筆者一直認為，案情越重，辯護律師介入的必要性就越大。因此只要是死刑案件，從偵查階段一直到死刑復核階段都應當有律師參與，而且要有好的律師。根據刑訴法規定，被告人可能被判 處死刑的案件，如果被告人沒有委托辯護人，法院應當為其指定法律援助律師。但對死刑二審程序和死刑復核程序是否屬于“可能判處死刑”的情況，存在歧義。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在一個批復中明確指出：刑事訴訟法中規定的“可能被判處死刑”的情況也應當適用于第二審，[24]但最高人民法院的新司法解釋中卻未重申此批復的內容。至于死刑復核程序中的法律援助問題，司法解釋從未作出規定。鑒于死刑判決后果的嚴重性乃至不可逆轉性，應當在法律文件中明確，在死刑二審案件和死刑復核案件中，如果被告人沒有辯護人的，法院應當為其指定法律援助律師。

（三）運用證據準確認定案件事實

正確運用證據是刑事訴訟的核心問題。依法定程序收集、審查判斷證據，準確認定案件事實，是實現司法公正，防止出現冤假錯案的關鍵性保證。

1．要全面、合法地收集證據。為保證實現司法公正，刑訴法第50條要求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但在辦案實踐中，有的公安司法機關及其辦案人員往往重打擊、輕保護，更重視收集不利于被追訴人的證據，而忽視有利于被追訴人的證據，甚至偽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證據。例如，在李化偉殺妻案中，由于作案兇器上留下的指紋和現場足跡均與李化偉對不上號，辦案人員于是將案發現場提取的屬于重大破案線索的指紋、足跡全部隱匿起來；為解決犯罪嫌疑人沒有作案時間的問題，將原來的法醫現場勘驗結論推倒重來，作案時間被大幅度提前到中午12時許；以“給犯罪分子作證，是包庇罪”威脅欲為李化偉作證的人，迫使其改變證言。[25]又如在杜培武案件開庭階段，“杜培武把被刑訊逼供時的血衣穿在外衣里面，當庭出示了這件刑訊逼供的物證??然而，這件物證交給法庭后就再也沒有出現過，就此消失 了??”。[26]應當說，如果偵查人員、檢察人員、審判人員能夠客觀全面地收集、對待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證據，那么很多錯誤就會及時暴露，冤案也就不會發生。

2．證據應當在法庭上展示、質證。現代法治國家根據證據裁判原則的精神，為保證事實裁判者正確評價證據、準確認定案件事實，均要求在法庭上出示證據并經過控辯雙方的質證、辯論，這也就是所謂傳聞證據排除規則或直接言詞原則。

我國1996年修改刑訴法將庭審制度改革作為一大重點，改革措施之一就是強化控辯雙方在庭審階段針對證據的質證和對抗。此后多年來實物證據一般都能在法庭上出示，但是由于立法的缺陷，證人出庭率一直在低水平徘徊，檢察機關主要采取宣讀證言的方式，導致針對言詞證據特別是證人證言的當庭質證很難開展。為解決這一問題，修改后《刑事訴訟法》增加多個條文對證人應當出庭作證的情形、證人保護、作證補助等問題作了規定，相關解釋又做了細化。但目前來看，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實施以來證人出庭比例并無明顯提高。[27]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關鍵原因還是該法第187條對證人出庭三個條件的規定。按照此條規定，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證人證言有異議，且該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人民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的，證人應當出庭作證。這一規定實際上賦予了法官決定是否通知證人出庭的裁量權。如果法官輕信詢問證人筆錄，而控方又對通知證人出庭不積極，哪怕辯方強烈要求，法官也可以拒絕通知證人出庭。

為切實減少乃至杜絕冤案的發生，必須明確，控辯雙方對于言詞證據有分歧并且影響定罪量刑，而辯方要求證人出庭的，一般應當讓證人本人出庭接受詢問。這樣做有利于向審判者揭示案件事實真相，防止無辜者被錯誤定罪。實 際上，證人不出庭是有利于控方而不利于辯方的，因為公訴人在開庭之前對有利、不利辯方的證人都有權進行詢問，而辯方在庭審前對部分證人沒有當面詢問、對質的機會，只能依靠在法庭上的詢問對證人不真實的證言進行辯駁。正因為如此，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款（戊）項規定，在判定對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時，人人完全平等地有資格“訊問或業已訊問對他不利的證人，并使對他有利的證人在與對他不利的證人相同的條件下出庭和受訊問”。[28]

如果說防止冤案的最后一道防線是審判，那么防止事實錯誤的最重要程序就是將定案證據在法庭上出示并質證。越是重要的證據、越是控辯雙方有分歧的證據就越需要經過質證，越是言詞證據就越需要其提供者接受當庭質詢。也只有這樣，才能把我國的刑事訴訟結構從偵查中心主義真正轉變為審判中心主義。值得稱道的是，2013年10月14日至15日召開的全國第六次刑事審判工作會議強調，要逐步實行直接言詞原則，應當通知當事人有異議的重要證人、鑒定人到庭，從而彌補刑訴法在此問題上的缺陷。

3．正確把握證明標準，堅持疑罪從無。

第一，證明標準的把握問題。這次刑事訴訟法修改，在保留“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有罪證明標準的同時，對“證據確實、充分”作了三點解釋：一是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二是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三是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的細化有利于實務部門在辦案過程中的具體把握，但如何理解運用“排除合理懷疑”是保證案件質量的關鍵和司法實踐的一大難題。

有人有意無意地認為，采用排除合理懷疑的標準就是允許法官追求法律真實，不必將案件證明到確定的程度。這是對法律的一種誤讀。首先，從邏輯關 系上講，刑訴法修改對“證據確實、充分”的細化是為了增加證明標準的可操作性，“排除合理懷疑”雖是“證據確實、充分”的一項十分重要的內容，但并非否定原有的“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其次，不能一提排除合理懷疑就簡單地按照西方95％的標準來把握，并據此套用西方理論否定達到確定性、唯一性的要求。況且在英美法系國家，對排除合理懷疑的具體標準也存在很大爭議。特別是對死刑案件，很多學者主張不能適用排除合理懷疑的標準。其中的代表人物仙德（Sand）教授建議：“陪審團在決定是否對被告人適用死刑前應當重新衡量有罪判決的正確性。如果陪審團排除所有可能懷疑（beyond all possible doubt）地認定被告人有罪，那么判處被告人死刑。否則，應當對被告人判處死刑以外的其他刑罰。”“排除所有可能懷疑要求陪審團在死刑案件進入量刑程序前對案件事實的認定必須達到絕對確定（absolutely certain）的程度。”[29]我們認為，我國《刑事訴訟法》中規定的“排除合理懷疑”是指排除符合常理的、有根據的懷疑，不僅包括“最大程度的蓋然性”，而且包括結論之“確定性”、“唯一性”。通俗地說就是辦成“鐵案”、“零差錯”。一些重罪案件特別是死刑案件，只有對于犯罪事實已經發生、犯罪分子是誰等主要事實的證明達到確定無疑的程度，才能嚴防冤錯案件的發生。至于被告人實施犯罪的主觀動機以及其他與定罪量刑關系不大的情節則另當別論，因為主觀方面事實要證明到確定性確實很難。一些次要的情節要求都達到確實充分，實際上不可能，而且與訴訟效率價值相左。

就辦案實際情況而言，許多案件中對于主要事實、關鍵事實的證明達到確定性、唯一性是可以做到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105條第4項也指出：“根據證據認定案件事實足以排除合理懷疑，結論具有唯一性”。聯合國《關于保護面對死刑的人的權利的保障措施》 第4條規定：“只有在對被告人的罪行根據明確和令人信服的證據、對事實沒有其他解釋余地的情況下，才能判處死刑。”[30]所謂“對事實沒有其他解釋余地”與結論唯一的標準是一致的。問題的關鍵不是無法證明到唯一性，而是在何種嚴格程度上把握這一標準。因為證明標準降低，就容易產生誤判，使得無辜者被定罪，進而影響司法公信力；反之，證明標準越高，疑案的數量就越多，就可能放縱真正的罪犯，而且放縱犯罪過多也會影響社會秩序的維護。不放縱罪犯與不冤枉無辜是一對永恒的矛盾，關鍵要看愿意付出何種代價，這確實是一個兩難的選擇。但總體而言，民主法治國家采取寧可放縱犯罪、不可冤枉無辜的價值取向。

第二，堅持疑罪從無而不是疑罪從輕。疑罪，包括因證據不足導致的事實疑罪和對法條適用存在疑問的法律疑罪。這里討論的疑罪僅指因證據不足導致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犯罪存在疑問的情況。如李懷亮涉嫌故意殺人案件，既有有罪證據，也有無罪證據，是典型意義上的疑案。根據無罪推定原則的要求，基于已有證據不能證實被告人有罪的，應當推定其無罪。我國古代就有“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31]的訓誡，《刑事訴訟法》第195條也規定，根據已經查明的事實，如果合議庭認為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但在司法實踐中，特別是故意殺人案件中，受種種因素制約，在罪與非罪存疑時法院往往不敢直接作出“從無”的認定，而是選擇疑罪從輕，采取一種降格處理、留有余地的判決。如趙作海案件，“對于殺人碎尸這類惡性案件，一般應該判死刑立即執行。但是當時合議庭合議后認為，這起案件尚存疑點，本著‘疑罪從輕’的原則，并沒有判決死刑，而是判了死刑緩期執行。”[32]疑罪從輕的做法與現代司法理念是背道而馳的，因為從輕建立在定罪的基礎上，只是在量刑時降格處理，實質上仍然是疑 罪從有、有罪推定。而且現在看來，留有余地的判決中確實有一部分屬于冤錯案件，某些案件之所以沒有發現錯誤可能是由于“死者未復活”或真兇尚未落網。

顯而易見，在疑案問題上采疑罪從無還是疑罪從輕，乃是產生冤案與否的關鍵所在。必須承認，不是每一個案件都能偵破。“命案必破”的要求不僅違背訴訟規律，而且強壓之下必然增加刑訊逼供和冤案的概率。面對不能偵破、不能查明事實真相的案件，只能在寧枉不縱或寧縱勿枉兩種相對立的價值取向中選擇其一。要充分認識到冤枉無辜的危害要比放縱罪犯大得多，不僅嚴重侵犯了人權，而且損害司法公正，破壞司法公信力。因此，在不枉不縱不能兼得的時候，應當選擇寧縱勿枉，對“疑案”堅決作出“從無”的裁判。只有這樣，才能有效防止冤案的發生。

（四）正確處理三機關關系，確保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

《憲法》第135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保證準確有效地執行法律。”此項憲法原則是總結我國司法經驗，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三家合一家”造成許多冤案的慘痛教訓而確定的。三機關的關系中，分工負責是前提；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并重，是辯證的對立統一。但在實踐中出現的偏向是重配合、輕制約；三機關各自把關不嚴，對其他機關的辦案質量瑕疵又不能堅持原則地加以糾正，導致偵查中的錯誤無法在起訴、審判程序中得到糾正。這是冤案錯案的一個重要成因。

還應指出，三機關的關系不限于《憲法》第135條的規定，更重要的是《憲法》第126條、第131條的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之所以將審判獨 立、檢察獨立作為憲法性原則加以規定，是由司法不同于行政的特點以及司法運行的規律所決定的，是保證法律嚴格實施的需要，公正司法的需要，維護司法公信力和權威性的需要。其中審判獨立更是全世界法治國家通行的重要原則。如果法院不能獨立行使職權，就無法在控辯雙方之間維持中立，無中立就無公正，就不可能嚴防冤案錯案的發生。

但在司法實踐中，不僅法、檢、公三機關的關系往往不能正常展開，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更難以得到確保。為此，應著重解決以下三個問題：

1.黨委政法委領導司法工作的方式需要改進。近些年發生的一些冤案，或多或少的都與黨委政法委的不當介入有關。特別是政法委召集公檢法三家開會協調辦案、拍板定案，辦案效果往往適得其反。例如，在佘祥林案件中，在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發回重審之后，荊門市委政法委召開了由荊門市法院和檢察院、京山縣政法委和有關單位負責人參加的協調會議，決定對佘祥林判處15年有期徒刑，從而導致了“亡者歸來”冤案戲劇性地發生。在案件糾正后召開的“湖北省政法工作座談會”上，荊門市委政法委認為佘祥林“殺妻”冤案的教訓是十分深刻的，其中第一項就是“要深刻汲取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主要是指導、協調、督促政法部門開展T作，支持、監督政法部門依法獨立行使職權”。[33]

堅持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是完全必要的，但具體的領導方式有待改進，特別是政法委協調辦案、拍板定案，原則上應當取消。中央政法委書記也指出，“要進一步理順黨委政法委與政法各單位的關系，支持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支持政法各單位依照憲法和法律獨立負責、協調一致地開展工作，履行好黨和人民賦予的職責使命。”，2．正確處理被害人及其家屬的訴求。在刑事案件特別是故意殺人等嚴重刑 事案件發生后，被害人及其家屬遭受犯罪行為侵害，具有強烈的追訴欲望。如果公安司法機關不能理性對待、正確處理這種訴求和壓力，就可能釀成冤案。如佘祥林案之所以政法委出面協調，就與“死者”張在玉親屬上訪要求嚴懲殺人兇手的壓力有關。河南李懷亮案件中，法院甚至為被害人親屬出具了“死刑保證書”。正確處理被害人及其家屬的訴求，一方面要求公安司法機關必須頂住壓力依法辦案，特別是法院的有罪裁判必須嚴把事實關、證據關；另一方面公安司法機關必須做好相應的安撫救濟工作，向被害人及其家屬宣傳疑罪從無的道理，防止出現“冤平而事不了”的局面。另外應當盡快制定刑事被害人救助法，幫助被害人及其家屬擺脫因遭受犯罪侵害而陷入的生活困境。

3．理性對待社會輿論。與來自被害人家屬的壓力類似，可能導致司法機關無法獨立做出正確處理的還有來自社會輿論的壓力，也就是俗稱的“民憤”。特別是當今社會進入自媒體時代，借助網絡與新聞媒體的宣傳，社會輿論的影響日益巨大，黨政機關和司法人員的壓力空前增加，使得司法人員對某些疑案不敢下決心做無罪處理。前德國聯邦最高法院院長漢斯-約爾根·帕皮爾也承認：“現在的媒體公共報道和評論產生一種壓力，不僅政治家在決策時無法避免它，它也會對法官和法院產生影響。政治家為了迎合民意，有時也會向法院提出他們的期待，從而給法官造成更大的壓力。”[35]

應當清醒地看到，涉及刑事案件的社會輿論存在諸多的問題，主要表現為：一是非理性。作為輿論參與者的個人往往不是根據案件事實與法律規定表達自己的觀點，而是結合自己的經歷、感情表達觀點。二是偏頗性。自媒體時代公眾對案情的了解主要基于各種報道和網絡爆料，獲取信息的完整度、可信度存在很大問題，作出的評論難免偏頗。三是易變性。隨著網絡爆料和新聞報道的進一步展開，輿論可能會在被追訴人和被害人之間來回傾斜。

為保證公正司法，必須理性對待社會輿論。一方面，要看到社會輿論的形成是公民行使言論自由權的結果，也是其道德情感的一種宣泄，應當予以尊重并擇其善者而納之。另一方面，要加強法制宣傳教育，努力培養全社會的法治思維，對社會輿論予以正確引導，提高其法律理性成分。現在強調辦理案件要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相統一，其中社會效果的重要標志就是輿論。但如果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無法兼顧，則必須堅持法律效果優先，不能為遷就社會效果而違反法律底線作出疑罪從有的處理。

總之，要通過各種措施確保獨立、公正司法，使法院、檢察機關敢于直面各種壓力，以“天大地大不如法大”的信念依法獨立行使司法權。這才是嚴防出現冤案的正道。

【注釋】

[1]轉引自趙琳琳：《刑事冤案問題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5頁。

[2]See James S.Liebman, The Overproduction of Death, 100 Colum.I.Rev.（2000），p.2030.[3]《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盟內》，載聯合國人權網，littp://www.tmdps.cn/CH/Issues/ Documents/International_ Bill/3.pdf,2014年2月14日訪問。

[4]王充：《論衡》

[5]參見晏耀斌、劉憲明：《超期羈押：有罪無罪關十年》，《法律與生活》2003年第15期，第2-6頁。

[6]彭漪漣：《論事實—關于事實的一般涵義和特性的探討》，《學術月刊》1991年第11期，第13-42頁。[7][美]特蕾莎·馬丁內斯-莫爾韋恩主編：《你好，真相！蒙冤者的告自和他們的故事》，陳效、苑寧寧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30頁。

[8]1990年5月12日晚，日本櫪木縣足利市一名父親玩彈子機時，4歲的女孩真美在停車場失蹤。次日，真美的尸體在離彈子機房500米的河邊被人發現，衣服散亂在周圍，還有被猥褻的痕跡。1991年12月2日，住在該市的幼兒園巴十司機菅家利和以“猥褻綁架目的殺人”嫌疑被逮捕，主要根據是真美內衣上殘留的體液和在管家垃圾中找到的紙巾上的體液DNA一致。1993年7月，法院依照控方求刑，判處菅家利和無期徒刑，二審維持原判。在上訴至最高法院之后，日本最高法院于2000年7月作出維持原判的判決。2008年2月，管家利和向東京高等法院提出再審請求，東京高等法院于2008年底決定重新進行DNA鑒定。鑒定結果顯示菅家利和與兇手的DNA不相符，2009年6月初菅家利和被宣布無罪。由于該起案件是日本首例因DNA鑒定引發的錯案，因此在日本引起了廣泛關注，甚至有媒體稱該案為日本的“世紀冤案”。參見《DNA鑒定引發的日本“世紀冤案”》，《晚報文萃》2010年8期，第42-45頁。

“以審判為中心”的概念、目標和實現路徑

時間：2015-01-14 10:19:00作者：新聞來源：人民法院報 評論投稿打印轉發復制鏈接小|中|大字號 分享到：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要“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確保偵查、起訴的案件事實證據經得起法律的檢驗。全面貫徹證據裁判規則，嚴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審查、運用證據，完善證人、鑒定人出庭制度，保證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 作用”。這一段論述，明確了以審判為中心的目標、任務、措施。但是，《決定》發表后，公、檢、法、司各部門以及社會各界，對以審判為中心的認識、理解眾說紛紜：有的說今后的刑事訴訟主要是看法院的，公安、檢察、律師辯護無所謂了！有人說以審判為中心是法院勝利了，檢察院失敗了，公安完蛋了！更有人說，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階段論告辭了，要轉向“中心論”了！還有人說，貫徹以審判為中心，重點就要放在檢察院了，公訴的質量決定著審判！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鑒于此，如何對“以審判為中心”進行解讀呢？筆者簡論如下。

概念

筆者認為，以審判為中心，是在我國憲法規定的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前提下，訴訟的各個階段都要以法院的庭審和裁決關于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的要求和標準進行，確保案件質量，防止錯案的發生。

以審判為中心不是顛覆“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亦即“中心論”與“階段論”是辯證的統一，二者并不矛盾。總書記在關于《決定》的說明中明確指出：“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公、檢、法三機關在刑事訴訟活動中各司其職、互相配合、互相制約，這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訴訟制度，必須堅持。”因此，偵查、起訴等審前階段，是以審判為中心的前提和基礎，要實現以審判為中心，脫離了偵查、起訴等環節，審判就成了空中樓閣。所以，必須在堅持階段論的基礎上加強審判。

以審判為中心的實施主體，不僅僅是人民法院，而是由法院、公安、檢察、辯護律師形成合力，才能貫徹實施以審判為中心。就整個訴訟法律關系而言，尤其是庭審的成功與失敗，它是控、辯、審三種職能的總和，缺少任何一方，這一訴訟就是一個不完整的訴訟，就是一個失敗的訴訟。從這一意義而言，以 審判為中心是一個綜合指標，是一個綜合公、檢、法和辯護律師正能量的合成。

以審判為中心的內涵和要求，是控、辯、審三種職能都要圍繞審判中事實認定、法律適用的標準和要求而展開，法官直接聽取控辯雙方意見，依證據裁判原則作出裁判。其內涵有三：一是審前程序的偵、訴兩種職能，即公安和檢察機關要形成合力，執行控訴職能；二是要充分發揮刑事辯護職能的功能和作用，堅持有效辯護、實質辯護，充分行使訴訟權利；三是審判法官要堅持審判中立原則，做到兼聽則明，認真聽取控辯雙方的意見，嚴格依法斷案，作出公正裁判。以上三種職能的發揮，其中關鍵是堅持證據裁判原則，堅持做到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

目標

所謂目標，就是以審判為中心訴訟制度改革的價值目標，其總目標，總書記在《決定》的說明中解釋指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目的是促使辦案人員樹立辦案必須經得起法律檢驗的理念，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證據經得起法律檢驗，保證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項改革有利于促使辦案人員增強責任意識，通過法庭審判的程序公正實現案件裁判的實體公正，有效防范冤假錯案的發生。”

根據這一論述，筆者認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的目標，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理解：一是總目標是通過法庭審判的程序公正實現案件的實體公正，或曰其總的價值目標為司法公正；二是直接目標是保證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或曰庭審的決定權；三是間接目標是促使樹立辦案必須經得起法律檢驗的理念，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證據經得起法律檢驗，這兩個檢驗其實就是現代刑事司法理念。對 于刑事裁判的功能和作用，必須用現代司法理念來理解，它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關卡，它對整個社會起到一種引領作用。因此，它必須具備公平、正義的價值，要實現這種價值，就必須堅持以上“兩個檢驗”。

任務

總書記在《決定》說明中指出，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有利于促使辦案人員增強責任意識，通過法庭審判的程序公正實現案件的實體公正，有效防范冤假錯案”。由此可見，以審判為中心的總任務有利于實現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有效防范冤假錯案。在完成這一總任務的過程中，應當重點把握以下幾個關鍵環節。

第一，規范偵查行為，嚴格取證規則，為公正審判打下堅實的基礎。

偵查是訴訟的第一道工序，是審查起訴和法庭審判的前提和基礎。由此，偵查環節的功能作用不言而喻。筆者認為，必須推進嚴格執法，做到以下幾點：一是偵查中拘留逮捕必須送往看守所羈押；二是訊問必須在看守所進行；三是訊問的方法要由剛變柔；四是訊問全程錄音錄像；五是偵查模式必須由“口供為本”轉向“物證優先”和“實物證據為本”；六是調整辦案程序，先取證后訊問。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必須堅持執行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嚴禁刑訊逼供的機制，一是對證據的收集必須做到不得強迫自證其罪；二是對非法證據一定要排除；三是訊問要全程錄音錄像。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打牢刑事訴訟的基礎，才能從根本上防止刑事錯案。

應當特別指出的是，檢察機關自偵案件的偵查，即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還存在問題。當前，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中，必然要改革自偵案件的偵查模式和方法，以適應以審判為中心之需要。檢察機關必須進一步轉變觀念，加快實現從“由供到證”到“由證到供”“以證促供”“供證結合”的模式轉變，弱化口供對案件偵查的決定作用，更加重視偵查活動中以客觀證據為核心。與“由供到證”式偵查模式只需要在室內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訊問相比，“由證到供”模式會涉及更廣泛的偵查空間和復雜的偵查操作，因而也就需要各方面的司法投入。今后檢察機關應當加強對偵查人員的思想教育和業務培訓，切實轉變執法觀念，不斷優化偵查隊伍的專業結構，并應堅持科技強檢，增加偵查工作的技術含量，強化秘密偵查措施和技術偵查手段的規范運用，充分發揮科技手段在職務犯罪偵查工作中的作用，利用新的技術裝備及時發現、收集、固定各種證據，擺脫對口供的過分依賴。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決定》中提出的“確保案件處理經得起法律和歷史的檢驗”的目標。

第二，審查起訴、提起公訴是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的中間環節，也是防范冤假錯案的屏障。因此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必然要求檢察機關提高公訴質量，把好出現刑事錯案的關口。

公訴檢察官應當從庭前證據審查和庭上舉證辯論兩個方面尋找改善工作的切入點：首先，應當更加重視庭前的證據審查工作，對證據的客觀真實性、與案件的關聯性、取得證據的合法性進行全面、細致、嚴格審查，充分考慮證人出庭作證可能引起的證據變化和對案件定罪量刑產生的影響，圍繞案件焦點做好出庭應對準備。其次，庭審實質化使得庭審活動更具對抗性和不可預測性。公訴檢察官必須不斷增強業務素質，提高交叉訊問能力和當庭應變能力，真正通過扎實的證據和嚴密的論辯，履行好對犯罪的追訴職能。

第三，庭審是以審判為中心訴訟制度改革的核心，更是以審判為中心的關鍵環節。

所謂庭審中心主義，根據全國第六次刑事審判工作會議的文件稱：審判案件以庭審為中心，事實證據調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辯論在法庭，判決結果形成 于法庭，全面落實直接言詞原則，嚴格執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我們要按司法規律辦案，要全力維護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裁判，尤其是要清醒地認識到，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不只是走程序或辦手續，人民法院的庭審是刑事訴訟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刑事訴訟的結果。庭審過程和結果的價值目標是公平和正義，審判的親歷性、中立性、程序終局性決定了我們必須堅持以審判為中心，公檢法三機關在訴訟中的職能和職責，并非平分秋色，不是做什么飯就吃什么飯，端什么飯就吃什么飯，更不能形成什么弱勢的法院。司法規律和訴訟規則要求必須堅持庭審中心主義，以實現真正的司法獨立。只有這樣，才能把審判定位為最后一道防線，形成的裁判才具有權威性。只有這樣，人民群眾通過庭審才能感到審判的公平和正義！

為落實以審判為中心，公檢法如何應對這一歷史性變化，值得我們深入探討和研究。筆者認為要從四個方面入手：

一是培育現代司法理念，準確為審判權定位。應該說庭審是刑事訴訟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實現公平正義、防止錯案的最后一道防線，最后的決定，生效裁判必須具備既判力和權威性。人民法院的庭審必須排除一切干擾，獨立審判，只服從法律。長期以來，個別人主張以偵查為中心，以監督為借口，無視審判，從而形成弱勢的審判，這與現代司法理念不符，也是違背司法規律的。

二是堅持對抗式訴訟模式。即法官居中，控辯平等。審判長是一庭之長，要領導法庭、指揮法庭、控辯雙方聽從法庭指揮，要準確為自己定位，尤其是在訴訟法律關系上，作為執行控訴職能的控方與辯方是平等甚至是對等，刑事庭審程序的安排上，也是把最后陳述這一權利交給了被告方。

三是要正確處理庭審的公訴職能和法律監督職能，人民檢察院的審判監督只具有建議性和事后性，在庭審過程中，尤其在法庭上，不能借口法律監督而 影響庭審進行，因此，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三條規定：“人民檢察院發現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有權向人民法院提出糾正意見。”何時提出糾正意見呢？《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第五百八十條第三款規定：“人民檢察院對違反程序的庭審活動提出糾正意見，應當由人民檢察院在庭審后提出。”特別強調要以檢察機關的名義提出，還要向檢察長報告后才能提出。

四是審判為中心對控辯雙方參與公訴以及證據的運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提高出證、質證能力。實現證據出示、辨認、認證各個環節的直接性、言詞性，嚴格限制書面審理的傳統做法。證人、鑒定人出庭作證從根本上改變了對書面證言和鑒定結論質證的傳統方法與做法。(2)律師辯護的實質化應當引起公訴機關的高度重視。(3)證明標準中“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要求一切以庭審為標準。(4)正確處理“在卷證據”與“在案證據”的關系，要從“在卷證據”轉向“在案證據”。以庭審為中心，倒逼檢察機關對證據正確審查與運用，要從三方面著手改革：一是審查范圍從“在卷證據”擴大到“在案證據”，只審查書面證據已經不符合實際需要；二是審查方式從“書面審查”轉向“親歷性”審查；三是倒逼公訴機關必須緊緊抓住證據的合法性，深入審查排除非法證據。

第四，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必然要求刑事辯護工作實現實質化。

刑事辯護是以審判為中心訴訟制度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辯護職能是近現代刑事訴訟三大職能之一，而且是不可缺少、更不可忽視的一種訴訟職能，更是防范刑事冤假錯案的一支重要力量。刑事辯護制度貫徹情況，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尊重和保障人權、民主與法治進步與否的重要標志。

當前，我國的刑事辯護工作距人民群眾的要求和民主與法治的進程，還有相當差距：一是刑辯不到位，尚有50%至70%的刑事審判辯護律師缺位；二是到位的刑事辯護尚未達到實質化，實體辯護和程序辯護均殘缺不全；三是法律 援助工作還處在艱難的推進中，缺人、缺錢、缺經驗，無效辯護制度尚未建立。

實現刑事辯護工作實質化不僅要建立健全案件的實體辯護，而且要完善案件的程序辯護，以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為目標，全面推進刑事辯護工作。刑事辯護實質化的要求，就是要確立有效辯護制度。有效辯護包括以下三層意思：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為刑事訴訟的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應享有充分辯護權；二是應允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聘請合格的辯護人為其辯護；三是國家應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行充分行使辯護權，設立法律援助制度，確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獲得律師幫助。

從“偵查中心主義”到“審判中心主義”

王琳 《 中國青年報 》（2014年11月07日

02 版）

比起文件的洋洋灑灑數萬言，民眾對于法治的認知，可能更多地還是來自鮮活的個案。近年來，冤假錯案頻現報端，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司法權威和司法公信。十八屆四中全會就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推出了一個系統化的升級，自然也關注到了防冤糾錯問題。《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證據經得起法律的檢驗。全面貫徹證據裁判規則，嚴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審查、運用證據，完善證人、鑒定人出庭制度，保證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這段論述正是要借助制度改良去實現防冤糾錯。所謂“以審判為中心”，直指法制建設初期的“以偵查為中心”；“保證庭審發揮決定性作用”，則意在防止偵查環節的“破案”成為“決定性”環節。

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刑事司法是一條從公安到檢察院再到法院的流水作業線。也有學者曾用“公安做飯”、“檢察端飯”、“法院吃飯”來形容三家的不同分工。所以，公安方面會出現一抓獲犯罪嫌疑人就立即召開“××大案破案立功授獎大會”這類情形。也正因為“做飯”的公安方面太過強勢，檢、法兩家在很多時候就難以對公安的偵查工作形成真正的制約，冤假錯案才有了滋生的土壤。

1979年頒行的刑事訴訟法的職權主義色彩濃厚，在“公檢法流水作業”的模式中，我們甚至很難看到辯方的影子。但經過1996年和2012年兩次刑事訴訟法大修，我國的刑事司法模式，已從當初的“公檢法流水作業”向“控辯審三角架構”大踏步邁進。以前，公安逮到了人就直接稱“人犯”；現在，連普通人都知道，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審判并確定某人有罪之前，應視其為無罪——在偵查階段，哪怕真是案犯，也只能稱其為“犯罪嫌疑人”；在審判中，則稱為“被告人”。刑事司法的主要任務，是在法庭上用證據證明嫌犯有罪，而不是在偵查人員認定某人有罪之后，履行一個有罪判決的包裝。

“公檢法流水作業”之弊，常常通過一些個案集中顯現出來：審判并非中心，也非關鍵環節，一些地方的公安機關抓錯了人，當地法院認為判不了，卻有隱性制度協調法院按公安的意見來判。

在一些冤假錯案的反思中，全國媒體鋪天蓋地地報道，卻沒能促使這些個案進入再審程序。媒體介入個案報道，常被指責為媒體審判或輿論綁架，這些 個案的重審之難讓我們真實地看到了媒體監督的乏力。由此看來，預防和糾正冤假借案，主要仍靠制度本身的改良。

今年年初，總書記在中央政法工作會上提出了“100-1=0”的司法理念。100宗個案，99個都實現了公正，但只要有1宗個案存在錯誤，對該案的苦主而言，都是100%的傷害。1例司法不公，都可能給司法的整體公信力帶來致命的影響。

每一宗個案都關乎民生與民權，“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是司法具有權威和公信的基礎。當然，全世界所有國家都不可能在所有個案中都做到百分之百的公正。有冤假錯案其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存在不斷制造冤案的土壤，以及明知個案有冤，卻得不到及時和有效的糾正。

從根本上看，關鍵的防冤糾錯，仍有待于制度本身的改良。去年7月,中央政法委曾出臺了關于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指導意見,從執法理念、素質能力、工作作風、制度落實等方面,對執法、司法工作提出了嚴格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又頒布了《關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最高人民檢察院也制定了《關于切實履行檢察職能,防止和糾正冤假錯案的若干意見》,三家都在全力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但要看到，從過去的“以偵查為中心”向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以審判中心”轉變，仍需要一個過程。

尤其是，偵查部門嚴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審查、運用證據的能力，還遠不能適應現代刑事司法理念的需要。確保司法公正，一方面要預防冤假錯 案，另一方面也不能因為偵查的懈怠及偵查能力的欠缺，而導致大量案件無法偵破，或雖有嫌疑對象卻無法證明。所以說，“以審判中心”更重要的意義在于，促使偵查部門按照審判時的證據認定規則，去提升自身偵查水平和能力，并指導整個偵查行為的展開。

樹立和堅持以審判為中心的理念

2014-12-04 08:35:59 | 來源：人民法院報第二版 | 作者：陳學勇

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符合訴訟規律、符合司法規律、符合法治規律的發展目標，也是重塑刑事司法形象、重樹刑事司法權威的必由之路。各司法機關和辦案人員要樹立和堅持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理念，惟有如此，刑事司法工作方能達至總書記提出的“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的目標。

“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證據經得起法律的檢驗。全面貫徹證據裁判規則，嚴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審查、運用證據，完善證人、鑒定人出庭制度，保證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了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方向——以審判為中心。這是黨從推進嚴格司法，保證公正司法，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現實需要和長遠考慮作出的改革部署。

總書記在今年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司法活動具有特殊的性質和規律，司法權是對案件事實和法律的判斷權和裁決權。”可見，在刑 事訴訟中堅持以審判為中心，根本上講是由司法審判的最終裁判性質所決定的，強調刑事訴訟各環節都要圍繞審判中事實認定、法律適用的標準和要求進行指控和辯護，取證、舉證、質證最后都要落到審判環節的認證上來，都要以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證據規則、證明標準為指引。堅持以審判為中心，并不取決于人為的好惡，也不涉及各專門機關地位高低、作用大小等問題，它是程序法治應有的一個標準，更是法治社會應有的一種狀態。堅持以審判為中心，有利于加強司法領域的人權保障，有利于提高刑事訴訟的整體水平，有利于各司法機關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約、共同維護刑事司法公正。

切實貫徹無罪推定原則。無罪推定原則是當今世界各國法律普遍確認的刑事訴訟原則。無罪推定原則的涵義及范圍是開放性的，它要求司法辦案人員不能先入為主、主觀臆斷，通過一系列派生規則制約司法人員的權力，最大可能地防止無辜者遭受冤屈。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十二條明確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這一規定的基本精神就是訴訟程序意義上的無罪推定，同時也是審判中心主義的體現。以審判為中心，切實貫徹無罪推定原則，關鍵是廣大刑事司法人員要徹底摒棄“重打擊、輕保護”、有罪推定、重刑主義等陳舊落后觀念，牢固樹立依法懲罰犯罪和依法保障人權并重的司法理念，在強化打擊犯罪的同時，更加注重規范和制約司法權力，不管是在偵查階段、檢察階段還是審判階段，直至法院依法判決有罪以前，都要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訴訟權利，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嚴禁采取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證據，嚴格依照法律規定和法定程序辦案，既要讓有罪的人受到公正合法的審判，也要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全面貫徹證據裁判規則。證據裁判原則是現代刑事訴訟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則。認定案件事實必須以經過法定程序查證屬實的證據作為根據。我國偵查程序、起訴程序、審判程序實行統一的刑事證據證明標準，要求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目的是促使辦案人員樹立辦案必須經得起法律檢驗的理念，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證據經得起法律檢驗。以審判為中心，全面貫徹證據裁判規則，要求在訴訟活動中，所有辦案機關和訴訟參與人，都要樹立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的意識，堅持嚴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審查、運用證據，確保偵查程序和公訴程序的辦案標準符合審判程序的法定定案標準，從源頭上防止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或者違反法律程序的案件“帶病”進入審判程序，從而確保偵查、起訴的案件經得起法律的檢驗，防范冤假錯案。全面貫徹證據裁判原則，不僅要堅持有罪則判，而且要堅持疑罪從無。疑罪從無是無罪推定原則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貫徹證據裁判原則的必然要求。對于定罪證據不足的案件，應當堅決地理直氣壯地依法宣告無罪。要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于案件經審理，確認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法律規定的非法取證情形的，對有關證據應當堅決予以排除，排除非法證據后定罪證據不足的，就應當依法宣告無罪。

保證庭審發揮決定性作用。庭審是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的關鍵環節，是訴訟參與人參與訴訟活動、行使訴訟權利的主要場所。全會決定提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就是要保證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保證庭審發揮決定性作用，這就要求辦案機關和訴訟參與人都要圍繞庭審開展訴訟活動，確保案件證據展示、質證、31 認證在法庭，證人、鑒定人作證在法庭，案件事實調查、認定在法庭，訴辯和代理意見發表、辯論在法庭，直接言詞原則體現在法庭，當事人及其辯護、代理律師的訴訟權利行使在法庭，公正裁判決定在法庭，裁判說理講解在法庭，等等。堅持以庭審為中心，關鍵在于推進庭審的實質化、克服庭審的形式化，重點在于防止將偵查、起訴中帶有明顯追訴傾向的意見簡單地、不加甄別地轉化為人民法院對被告人的有罪判決。堅持以庭審為中心，必須強化庭審中心意識，全面貫徹落實直接言詞原則、法庭辯護原則、司法中立原則、公開審判原則、集中審理原則，充分發揮庭審的功能作用。堅持以庭審為中心，必須強化程序公正優先觀念，嚴格依照法定程序辦案，使訴訟各方能夠圍繞定罪量刑問題，充分提出證據、發表意見，充分進行交叉詢問、開展辯論，充分發揮舉證、質證、認證各環節的作用，使庭審真正成為確認和解決罪、責、刑問題的關鍵環節。通過法庭審判的程序公正實現案件裁判的實體公正，有效防范冤假錯案產生。

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是符合訴訟規律、符合司法規律、符合法治規律的發展目標，也是重塑刑事司法形象、重樹刑事司法權威的必由之路。各司法機關和辦案人員要樹立和堅持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理念，全面落實無罪推定、證據裁判、疑罪從無、非法證據排除等法律原則和制度，保證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惟有如此，刑事司法工作方能達至總書記提出的“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的目標。

推進“以審判為中心”改革的幾個問題

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 陳光中

2015-01-21 08:40:56 | 來源：人民法院報第五版

編者按：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一系列司法訴訟改革舉措中，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處于關鍵地位，可以說牽一發而動全身。“以審判為中心”要求偵查、起訴和辯護等各訴訟環節都須圍繞審判展開，做到事實證據調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辯論在法庭，判決結果形成在法庭。與其不相適應的制度設計和工作慣性，均需作出調整和改變。毫無疑問，貫徹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將對防范冤錯案件、推進司法公正起到根本保障作用。目前，對于何為“以審判為中心”，如何推進“以審判為中心”，法學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尚有一些不清晰的認識，本報理論版繼上期刊出樊崇義教授的文章后，本期刊發陳光中教授的文章，對這一問題作進一步深入闡釋。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為保證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提出了一系列司法改革新舉措，其中“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特別引人矚目。

以審判為中心的內涵解讀

“以審判為中心”，訴訟理論界前幾年已有此提法，也有稱之為審判中心主義，是針對刑事司法實踐中存在的過分看重案卷移送的偵查中心主義傾向而提出來的。《決定》提出的“以審判為中心”，我認為其內涵主要有兩個方面：

首先，是指審判在公訴案件刑事訴訟程序中居于中心地位。因為公訴案件的刑事訴訟分為互相聯系、先后銜接的偵查、起訴、審判和執行四大階段。其中，只有經過審判才能對被告人定罪量刑，刑事訴訟法第十二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說明審判在實現刑事訴訟的懲罰犯罪任務方面具有結局性的作用。當然，立案和偵查為刑事訴訟之開局，其收集運用證據之質量關系到從源頭上保證案件審判質量，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審查起訴是把守案件審判質量的重要閘門，而且根據不告不理的現代司法原則和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檢察機關不提起公訴，法院是不得自行受理公訴案件進行開庭審理的。盡管如此，偵查、起訴畢竟都是為審判做準備的訴訟活動。而執行則是對法院審判結果——判決的兌現。可見偵查、起訴和執行都是圍繞著審判中心而展開的。

其次，是指在審判中，庭審（開庭審理）成為決定性環節。在庭審中，刑事訴訟各項基本原則，如公開、辯護等得到最充分的體現，當事人的訴訟權利也得到最有效的行使。庭審要真正成為審判的決定性環節，必須使庭審實質化而不能流于形式。為此，既應當防止法官在開庭之前受到檢察機關移送至法院的案卷材料的影響，形成“預斷”；又應當防止在庭前會議上提前研究與被告人定罪量刑有關的實質性問題，以及強行解決非法證據排除問題，導致庭審功能前置；還應當注意規范法官的庭外調查活動范圍，防止庭審功能外移。總之，在庭審中，一定要做到控辯雙方平等對抗，法庭居中公正獨立地審理裁判。雙方舉證在法庭，質證在法庭，非法證據排除在法庭（必要時程序可相對獨立），辯論說理在法庭，進而使案件的公正裁判形成于法庭。正如《決定》指出的，要“保證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證訴權、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當然，以審判為中心重在第一審的法庭審理，因為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第一審應當全部開庭審理（有的依法不公開），第二審只是部分案件依法應當開庭審理，而且發展的趨勢是二審重在解決控辯雙方爭議的問題；死刑復核則不開庭審理。

基上可見，審判中心體現了刑事司法規律，是公正司法的必然要求，是嚴格司法的題中之義，是對憲法、刑事訴訟法規定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原則的完善和發展。這里，需要強調指出，嚴格司法是此次《決定》提出的富有本土特色的新概念，意指對司法各個環節都應當嚴格規范嚴格要求，保證做到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通過健全制度實現三符合，即“事實認定符合客觀真相、辦案結果符合實體公正、辦案過程符合程序公正”，從而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探索貫徹直接言詞原則

審判中心必然導致探索貫徹直接言詞原則。該原則是大陸法系國家刑事訴訟的一項基本原則，是直接審理原則和言詞審理原則的合稱。直接原則的要求有二：一是法官（包括陪審法官）必須始終在法庭上親自接觸證據材料、直接感受證據材料。二是法官應當盡可能接觸原始證據材料，而不是第二手或者更遠離原始的材料。因為在訴訟中，法官對于案件事實的認定是以證據為根據的，唯有要求法官對于證據調查具有親歷性，要求證據盡可能具有原始性，才能使法官更準確地判斷證據和案件事實。言詞審理原則，又稱口頭（審理）

原則，“要求以言詞陳述或問答形式而顯現于審判庭之訴訟材料，法院始得采為裁判之基礎”。直接審理原則和言詞審理原則的綜合作用，就是通過公正審判程序保障實現實體審判公正，特別是通過庭審查明案件事實真相。

我國刑事訴訟法雖然沒有明文規定直接言詞原則，但是其中有的規定特別是司法解釋關于庭審的規定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直接言詞原則的精神。不過目前證人出庭率非常低，辯護方的質證權無法保障，這個問題必須高度重視。坦誠地說，我國刑事訴訟法在證人出庭的規定上是有缺陷的，其第一百八十七條規定：“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證人證言有異議，且該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人民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的，證人應當出庭作證。”第一百九十條規定：“公訴人、辯護人應當向法庭出示物證，讓當事人辨認，對未到庭的證人的證言筆錄、鑒定人的鑒定意見、勘驗筆錄和其他作為證據的文書，應當當庭宣讀。”這無異于是說證人是否出庭完全由法庭說了算，且承認了未到庭證人的證言筆錄具有證據能力，這是導致當前證人出庭率難以提高的致命傷。因此，必須遵照四中全會《決定》中提出的“完善證人、鑒定人出庭制度”的要求，修改法律和司法解釋，大力提高證人出庭率，使被告人的對質權獲得有效保障。當然有人擔心，證人出庭多，證人可能改變證言，公訴人當庭陷于被動，并且拖延開庭時間，法院人力財力難以承受。但是我們切莫忘記，公正是司法的生命線，證人是否需要出庭應當以是否能實現庭審查明事實真相，保障訴訟當事人權利、實現司法公正為主要考量標準，而不能把訴訟效率放在第一位。公正和效率可以并提但不是并重。何況，我們并非要求所有案件的一切證人都出庭，而是從我國實際出發對此加以規制和貫徹。具體而言，我建議，在一審庭審時以下三種情況證人應當出庭作證：第一，在

非簡易程序案件（此類案件在基層法院約占三分之一）中，控辯雙方對重要證人證言有異議的證人；第二，被告人可能判死刑、無期徒刑的案件的重要證人，此類重刑案件，即便辯方無異議，也有必要讓重要證人出庭接受質證，以示慎重，以防證言失真；第三，法庭在其他情況下認為有必要出庭的證人。以上三種情況下法庭通知證人到庭，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到庭的，法庭可以強制其到庭作證，否則，其書面證言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

證人出庭作證還有一個問題需要研究，那就是近親屬出庭作證問題。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六十條的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親屬和其他公民一樣，只要知道案件情況，“都有作證的義務”；而第一百八十八條規定，在法庭審理時，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享有不被強制到庭作證的特權。這樣的規定看似出于人道考慮，實際上是對被告人對質權的剝奪和人權司法保障的損害。修改之路不外兩條，要么在第六十條規定近親屬沒有作證義務；要么在第一百八十八條取消近親屬可以不出庭的規定。從走向現代化的趨勢來說應當作出第一方案的選擇，但對恐怖犯罪等個別犯罪案件可作例外規定。

完善辯護制度

對于被告人而言，在面臨著被定罪處刑的關鍵性審判階段，其辯護權應當得到充分和有效的保障。盡管2012年刑事訴訟法的修改使辯護制度取得較大進步，然而我國刑事庭審中律師出庭辯護率仍然比較低，大約在30%左右，發達地區略高一些。試想，在法庭上公訴人對被告人進行強有力地犯罪指控，而辯護席上空蕩蕩的沒有辯護律師與公訴人進行針鋒相對的抗爭，庭審中的程

序公正和實體公正能夠實現嗎？我國刑事訴訟法將應當提供法律援助的情形限于“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范圍明顯過窄。《決定》提出，“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擴大援助范圍”，在司法實踐中，已有一些地方為擴大法律援助范圍進行了積極的探索，例如浙江省人民法院一年前已將應當為被告人指派法律援助律師的案件范圍擴大到“被告人可能被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刑罰的”，以及“被告人作無罪辯護的”情形，從而大大提高了該省的律師出庭辯護率，這是值得稱贊和推廣的。我們應當通過立法和司法解釋修改盡快擴大法律援助范圍。還須強調指出，按刑事訴訟法關于死刑復核程序的規定，在該程序中允許被告人聘請辯護律師，但是沒有提供法律援助。我們認為被告人被指控的罪行愈嚴重愈迫切需要法律援助。在生命攸關的最后審判程序——死刑復核程序中，必須實行法律援助的理由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對死刑案件的被追訴人提供全訴訟過程的法律援助是國際的通行做法。我國已批準加入的聯合國《關于保護死刑犯權利的保障措施》第5條規定：“任何被懷疑或被控告犯了可判死刑之罪的人有權在訴訟過程的每一階段取得適當法律協助后，才可根據主管法院的終審執行死刑。”

事實認定符合客觀真相

推進審判中心的改革主要是為了公正司法，嚴防冤假錯案發生，提高司法公信力。這就必須努力做到庭審所作出的“事實認定符合客觀真相”。案件事實客觀真相或者稱案件本源事實是指客觀存在的案件發生時的事實情況。它不以辦案人員的意志為轉移，辦案人員不能否認、改變案件的客觀真相，而只能對其加以發現、查明和認定。但是案件本原事實是過去發生的，辦案人員只

能以證據作為唯一手段來認定案件事實、還原案件事實真相。依據證據準確認定案件事實，這就是證據裁判原則之要義。這里需要明確的是，在刑事司法中事實認定符合客觀真相這一要求實際上僅指對被告人有罪事實的認定而言，即在證明標準上達到了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程度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至于無罪的事實認定，能達到符合客觀真相固然理想，但是一部分案件的事實認定，屬于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情形，無法達到符合客觀真相，只能按照疑罪從無原則作無罪處理，以免冤枉無辜。冤假錯案絕大多數錯在司法機關認定的案件犯罪事實不符合客觀真相。或者案件犯罪事實客觀上沒有發生，卻誤認定為存在犯罪事實，如佘祥林、趙作海“亡者歸來”的冤案；或者案件犯罪事實確實發生了，但錯誤認定了犯罪人，如張氏叔侄、呼格吉勒圖等冤案。可以這樣說，冤假錯案的具體情況是各色各樣的，而司法機關對案件事實的認定背離客觀真相則都是一樣的。美國一名冤案受害者曾經創作了一首感人至深的名為《你好，真相》的詩，其中寫道：“你好，真相！你一直在那里，卻有人對你視而不見，??你好，真相！他們在你與證據之間玩起捉迷藏的游戲，你已被謊言和欺騙所包圍，以致耗費漫長的時間才能找到你。”可見，蒙冤人的內心是多么渴望真相大白！

行文至此不禁要提及法律界多年爭論的客觀真實與法律真實的問題。兩派的爭論雖論點紛呈，其焦點則在于公安司法機關認定案件事實是否有必要以及是否有可能符合客觀真相。由于訴訟證明的復雜性以及訴訟價值追求的多元性，筆者認為，在司法中法律真實應當有其適用空間，如特定情況下需要適用推定以解決爭議事實等；但客觀真實更不容否定，否則難以實現實體公正，嚴防冤假錯案的發生。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在“推進嚴格司法”一文中指出

“絕不容許脫離案件的客觀真相滿足于所謂的法律真實”。在我看來，此話與其說是介入學術爭論，不如說是對全國法官在辦案中如何運用證據認定事實的嚴肅告誡和警示。

審判中心主義如何實現？

2015-01-05 09:53:33 | 來源：中國法院網 | 作者：徐賢飛

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提出了“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對我國司法改革和刑事訴訟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結合2013年召開的第六次全國刑事審判工作會議提出的“審判案件應以庭審為中心”，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關于建立健全刑事冤假錯案防范機制的意見》和《關于加強新時期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工作的意見》等規范性文件提出的“牢固樹立庭審中心理念”，“兩個中心”已經成為刑事司法程序發展的基本方向。

一、什么是“審判中心主義”？

審判中心主義盡管在我國有立法上的規定，但是并不為司法實務人員熟知，對此也沒有形成比較統一的概念。但是，一般認為，審判中心主義意味著整個訴訟制度和活動圍繞審判而建構和展開，審判階段對案件的調查具有實質化的特征。相對而言，偵查是為審判進行準備的活動，起訴是開啟審判程序的活動，執行是落實審判結果的活動，也就是說偵查、起訴、執行都是為了使審判能夠進行或者落實審判結果，都是在圍繞審判在進行，因此，審判是整個訴訟活動的中心環節和核心活動。

審判中心主義與庭審中心主義是既有區別，又有密切聯系的兩個概念。審判中心主義主要是解決審判活動與偵查、起訴、執行活動的外部關系，即審判居于中心地位，而偵查、起訴、執行都服務、服從于審判。而庭審中心主義主要是解決審判機關內部如何進行審判活動進而對被告人定罪量刑問題，亦即審判案件以庭審為中心，事實證據調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辯論在法庭，裁判結果形成于法庭，全面落實直接言辭原則，嚴格執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兩者的密切聯系體現在：審判中心是庭審中心的前提和保障。因為只有樹立了審判的決定作用和核心地位，才能使偵查、起訴等活動服從于庭審活動。庭審中心是審判中心的邏輯推演和主要實現路徑。因為，“對于事實認定，審判中心相對于偵查中心的優越性，主要是通過庭審體現的，因此，確認審判中心，必然要在邏輯上推演出庭審中心”。也就是說，如果沒有以庭審中心主義為基礎的審判活動，審判中心主義的訴訟地位不可能確立，審判的正當性和權威性也無以產生和存在。

審判中心主義是“偵查中心主義”或“案卷筆錄中心主義”的反動。偵查中心主義或案卷筆錄中心主義含義大致相同，是指我國現行刑事訴訟體制和實踐中，偵查活動以及由此形成的筆錄、卷宗在訴訟中實質上處于中心的地位，即偵查搜集的證據材料及認定有罪的案件對起訴、審判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在這種體制下，法官普遍通過閱讀偵查機關的案卷筆錄開展庭前準備活動，庭審主要通過閱讀案卷筆錄進行，法院在判決書中甚至普遍援引偵查人員所制作的案件筆錄作為判決的基礎。因此，審判活動只是對偵查機關搜集的證據材料進行簡單的檢驗，沒有發揮應有的制約功能。顯然，偵查中心或案卷筆錄中

心，導致庭審“走過場”，違背了直接言詞原則。實行審判中心主義的核心要求是庭審實質化，庭審實質化的關鍵是讓偵查機關搜集的各類案卷筆錄、書證、物證等證據都要經過“呈堂”，在庭審聚光燈下充分“曝光”，通過訴訟各方的舉證、質證，充分發表意見，最后判斷證據的證明力。因此，要實現庭審中心，必然要改造庭審查證、認證方式，解決制約庭審中心的“軟肋”，防止庭審虛化。

庭審中心主義主要針對的是重大、復雜、疑難及被告人不認罪的一審案件。首先，案件事實比較簡單、爭議不大、輕微且被告人認罪受罰的案件，應實行簡易程序快速辦理，不宜也沒有必要實行庭審中心。其次，庭審中心是以一審程序為中心。相當于二審、再審等審級而言，一審是事實審，一審提供的證據信息具有可靠性、全面性、干凈性等特點，更能夠查明案件事實和認定證據。且從功能上看，一審是回應全部公訴與辯護主張的全面審理和充分審理，而二審及再審等是糾錯審，難以實現其保證案件質量的基礎性作用。因此，只要有堅實可靠的一審審理，案件質量即可保障。

“以審判為中心”的概念、目標和實現路徑

2015-01-14 09:26:13 | 來源：人民法院報第五版 | 作者：樊崇義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要“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確保偵查、起訴的案件事實證據經得起法律的檢驗。全面貫徹證據裁判規則，嚴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審查、運用證據，完善證人、鑒定人出庭制度，保證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一段論述，明確了以審判為中心的目標、任務、措施。但是，《決定》發表后，公、檢、法、司各部門以及社會各界，對以審判為中心的認識、42 理解眾說紛紜：有的說今后的刑事訴訟主要是看法院的，公安、檢察、律師辯護無所謂了！有人說以審判為中心是法院勝利了，檢察院失敗了，公安完蛋了！更有人說，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階段論告辭了，要轉向“中心論”了！還有人說，貫徹以審判為中心，重點就要放在檢察院了，公訴的質量決定著審判！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鑒于此，如何對“以審判為中心”進行解讀呢？筆者簡論如下。

概念

筆者認為，以審判為中心，是在我國憲法規定的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前提下，訴訟的各個階段都要以法院的庭審和裁決關于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的要求和標準進行，確保案件質量，防止錯案的發生。

以審判為中心不是顛覆“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亦即“中心論”與“階段論”是辯證的統一，二者并不矛盾。總書記在關于《決定》的說明中明確指出：“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公、檢、法三機關在刑事訴訟活動中各司其職、互相配合、互相制約，這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訴訟制度，必須堅持。”因此，偵查、起訴等審前階段，是以審判為中心的前提和基礎，要實現以審判為中心，脫離了偵查、起訴等環節，審判就成了空中樓閣。所以，必須在堅持階段論的基礎上加強審判。

以審判為中心的實施主體，不僅僅是人民法院，而是由法院、公安、檢察、辯護律師形成合力，才能貫徹實施以審判為中心。就整個訴訟法律關系

而言，尤其是庭審的成功與失敗，它是控、辯、審三種職能的總和，缺少任何一方，這一訴訟就是一個不完整的訴訟，就是一個失敗的訴訟。從這一意義而言，以審判為中心是一個綜合指標，是一個綜合公、檢、法和辯護律師正能量的合成。

以審判為中心的內涵和要求，是控、辯、審三種職能都要圍繞審判中事實認定、法律適用的標準和要求而展開，法官直接聽取控辯雙方意見，依證據裁判原則作出裁判。其內涵有三：一是審前程序的偵、訴兩種職能，即公安和檢察機關要形成合力，執行控訴職能；二是要充分發揮刑事辯護職能的功能和作用，堅持有效辯護、實質辯護，充分行使訴訟權利；三是審判法官要堅持審判中立原則，做到兼聽則明，認真聽取控辯雙方的意見，嚴格依法斷案，作出公正裁判。以上三種職能的發揮，其中關鍵是堅持證據裁判原則，堅持做到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

目標

所謂目標，就是以審判為中心訴訟制度改革的價值目標，其總目標，總書記在《決定》的說明中解釋指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目的是促使辦案人員樹立辦案必須經得起法律檢驗的理念，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證據經得起法律檢驗，保證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項改革有利于促使辦案人員增強責任意識，通過法庭審判的程序公正實現案件裁判的實體公正，有效防范冤假錯案的發生。”

根據這一論述，筆者認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的目標，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理解：一是總目標是通過法庭審判的程序公正實現案件的實體公正，或曰其總的價值目標為司法公正；二是直接目標是保證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或曰庭審的決定權；三是間接目標是促使樹立辦案必須經得起法律檢驗的理念，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證據經得起法律檢驗，這兩個檢驗其實就是現代刑事司法理念。對于刑事裁判的功能和作用，必須用現代司法理念來理解，它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關卡，它對整個社會起到一種引領作用。因此，它必須具備公平、正義的價值，要實現這種價值，就必須堅持以上“兩個檢驗”。

任務

總書記在《決定》說明中指出，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有利于促使辦案人員增強責任意識，通過法庭審判的程序公正實現案件的實體公正，有效防范冤假錯案”。由此可見，以審判為中心的總任務有利于實現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有效防范冤假錯案。在完成這一總任務的過程中，應當重點把握以下幾個關鍵環節。

第一，規范偵查行為，嚴格取證規則，為公正審判打下堅實的基礎。

偵查是訴訟的第一道工序，是審查起訴和法庭審判的前提和基礎。由此，偵查環節的功能作用不言而喻。筆者認為，必須推進嚴格執法，做到以下

幾點：一是偵查中拘留逮捕必須送往看守所羈押；二是訊問必須在看守所進行；三是訊問的方法要由剛變柔；四是訊問全程錄音錄像；五是偵查模式必須由“口供為本”轉向“物證優先”和“實物證據為本”；六是調整辦案程序，先取證后訊問。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必須堅持執行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嚴禁刑訊逼供的機制，一是對證據的收集必須做到不得強迫自證其罪；二是對非法證據一定要排除；三是訊問要全程錄音錄像。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打牢刑事訴訟的基礎，才能從根本上防止刑事錯案。

應當特別指出的是，檢察機關自偵案件的偵查，即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還存在問題。當前，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中，必然要改革自偵案件的偵查模式和方法，以適應以審判為中心之需要。檢察機關必須進一步轉變觀念，加快實現從“由供到證”到“由證到供”“以證促供”“供證結合”的模式轉變，弱化口供對案件偵查的決定作用，更加重視偵查活動中以客觀證據為核心。與“由供到證”式偵查模式只需要在室內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訊問相比，“由證到供”模式會涉及更廣泛的偵查空間和復雜的偵查操作，因而也就需要各方面的司法投入。今后檢察機關應當加強對偵查人員的思想教育和業務培訓，切實轉變執法觀念，不斷優化偵查隊伍的專業結構，并應堅持科技強檢，增加偵查工作的技術含量，強化秘密偵查措施和技術偵查手段的規范運用，充分發揮科技手段在職務犯罪偵查工作中的作用，利用新的技術裝備及時發現、收集、固定各種證據，擺脫對口供的過分依賴。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決定》中提出的“確保案件處理經得起法律和歷史的檢驗”的目標。

第二，審查起訴、提起公訴是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的中間環

節，也是防范冤假錯案的屏障。因此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必然要求檢察機關提高公訴質量，把好出現刑事錯案的關口。

公訴檢察官應當從庭前證據審查和庭上舉證辯論兩個方面尋找改善工作的切入點：首先，應當更加重視庭前的證據審查工作，對證據的客觀真實性、與案件的關聯性、取得證據的合法性進行全面、細致、嚴格審查，充分考慮證人出庭作證可能引起的證據變化和對案件定罪量刑產生的影響，圍繞案件焦點做好出庭應對準備。其次，庭審實質化使得庭審活動更具對抗性和不可預測性。公訴檢察官必須不斷增強業務素質，提高交叉訊問能力和當庭應變能力，真正通過扎實的證據和嚴密的論辯，履行好對犯罪的追訴職能。

第三，庭審是以審判為中心訴訟制度改革的核心，更是以審判為中心的關鍵環節。

所謂庭審中心主義，根據全國第六次刑事審判工作會議的文件稱：審判案件以庭審為中心，事實證據調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辯論在法庭，判決結果形成于法庭，全面落實直接言詞原則，嚴格執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我們要按司法規律辦案，要全力維護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裁判，尤其是要清醒地認識到，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不只是走程序或辦手續，人民法院的庭審是刑事訴訟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刑事訴訟的結果。庭審過程和結果的價值目標是公平和正義，審判的親歷性、中立性、程序終局性決定了我們必須堅持以審判為中心，公檢法三機關在訴訟中的職能和職責，并非平分秋色，不是做什么飯就吃什么飯，端什么飯就吃什么飯，更不能形成什么弱勢的法院。司法規律和訴訟規則

要求必須堅持庭審中心主義，以實現真正的司法獨立。只有這樣，才能把審判定位為最后一道防線，形成的裁判才具有權威性。只有這樣，人民群眾通過庭審才能感到審判的公平和正義！

為落實以審判為中心，公檢法如何應對這一歷史性變化，值得我們深入探討和研究。筆者認為要從四個方面入手：

一是培育現代司法理念，準確為審判權定位。應該說庭審是刑事訴訟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實現公平正義、防止錯案的最后一道防線，最后的決定，生效裁判必須具備既判力和權威性。人民法院的庭審必須排除一切干擾，獨立審判，只服從法律。長期以來，個別人主張以偵查為中心，以監督為借口，無視審判，從而形成弱勢的審判，這與現代司法理念不符，也是違背司法規律的。

二是堅持對抗式訴訟模式。即法官居中，控辯平等。審判長是一庭之長，要領導法庭、指揮法庭、控辯雙方聽從法庭指揮，要準確為自己定位，尤其是在訴訟法律關系上，作為執行控訴職能的控方與辯方是平等甚至是對等，刑事庭審程序的安排上，也是把最后陳述這一權利交給了被告方。

三是要正確處理庭審的公訴職能和法律監督職能，人民檢察院的審判監督只具有建議性和事后性，在庭審過程中，尤其在法庭上，不能借口法律監督而影響庭審進行，因此，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三條規定：“人民檢察院發現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有權向人民法院提出糾正意見。”何時提出糾正意見呢？《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第五百八十

條第三款規定：“人民檢察院對違反程序的庭審活動提出糾正意見，應當由人民檢察院在庭審后提出。”特別強調要以檢察機關的名義提出，還要向檢察長報告后才能提出。

四是審判為中心對控辯雙方參與公訴以及證據的運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提高出證、質證能力。實現證據出示、辨認、認證各個環節的直接性、言詞性，嚴格限制書面審理的傳統做法。證人、鑒定人出庭作證從根本上改變了對書面證言和鑒定結論質證的傳統方法與做法。（2）律師辯護的實質化應當引起公訴機關的高度重視。（3）證明標準中“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要求一切以庭審為標準。（4）正確處理“在卷證據”與“在案證據”的關系，要從“在卷證據”轉向“在案證據”。以庭審為中心，倒逼檢察機關對證據正確審查與運用，要從三方面著手改革：一是審查范圍從“在卷證據”擴大到“在案證據”，只審查書面證據已經不符合實際需要；二是審查方式從“書面審查”轉向“親歷性”審查；三是倒逼公訴機關必須緊緊抓住證據的合法性，深入審查排除非法證據。

第四，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必然要求刑事辯護工作實現實質化。

刑事辯護是以審判為中心訴訟制度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辯護職能是近現代刑事訴訟三大職能之一，而且是不可缺少、更不可忽視的一種訴訟職能，更是防范刑事冤假錯案的一支重要力量。刑事辯護制度貫徹情況，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尊重和保障人權、民主與法治進步與否的重要標志。

當前，我國的刑事辯護工作距人民群眾的要求和民主與法治的進程，還有相當差距：一是刑辯不到位，尚有50%至70%的刑事審判辯護律師缺位；二是到位的刑事辯護尚未達到實質化，實體辯護和程序辯護均殘缺不全；三是法律援助工作還處在艱難的推進中，缺人、缺錢、缺經驗，無效辯護制度尚未建立。

實現刑事辯護工作實質化不僅要建立健全案件的實體辯護，而且要完善案件的程序辯護，以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為目標，全面推進刑事辯護工作。刑事辯護實質化的要求，就是要確立有效辯護制度。有效辯護包括以下三層意思：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為刑事訴訟的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應享有充分辯護權；二是應允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聘請合格的辯護人為其辯護；三是國家應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行充分行使辯護權，設立法律援助制度，確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獲得律師幫助。

審判中心主義的實質與表象

2014-07-25 16:16:32 | 來源：人民法院報0620第五版 | 作者：張建偉

核心提示：我國是少數以訴訟階段論布設刑事訴訟格局的國家。要不要將訴訟階段論轉為審判中心論，并在此基礎上進行訴訟總體結構的重構，成為學術討論的話題之一。審判中心主義不僅要求在形式上突出審判活動的訴訟地位，重塑法院的社會形象，更重要的是審判活動必須實質化。它要求：其一，切斷與偵查的聯結，實行起訴狀一本主義；其二，擯棄卷宗依賴主義，貫徹直接、言辭原則；其三，讓民眾真正參與司法，使民眾制約司法的功能得到

第四篇：從優秀到卓越學習總結

從優秀到卓越學習總結

第一章 優秀是卓越的大敵 總結

1、本章作為這本書的開篇首先介紹了影響很多企業或者是組織無法達到卓越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被現有的優秀阻礙了發展。這也導致作者希望從根源找到企業如何從優秀到卓越轉變的關鍵因素。首先是通過大量的資料以及數據找到所要研究的企業，然后通過對比、分析和討論來建立起一個理念明晰的框架。

2、從作者歷時5年時間，和研究小組成員一起查閱了大量的資料和數據，以及科學嚴謹的態度來看，他完全是一個值得人學習和敬佩的人。他說，促使他從事這個艱巨研究項目的動力其實是無所畏懼的好奇心。而我認為這更像是他對于自己作為一個傳道受業者希望與全世界好學之士分享知識的崇高理想。我認為這是非常值得我學習的地方，我們需要通過目標和理想的指引去實現自我價值。

3、作者所要研究的結論是從優秀到卓越的永恒定律，而不是只關乎商業本身的東西。文中介紹了從優秀到卓越的理念框架，分為三個階段：⑴訓練有素的人（第5級經理人、先人后事）⑵訓練有素的思想（直面殘酷的現實、刺猬理念）⑶訓練有素的行為（訓練有素的文化、技術加速器）

第二章 第5級經理人 總結

1、本章所講的是第5級經理人對實現跨越的公司起到的重要作用，這是顯而易見的。用作者的話說：“第5級經理人不是沒有自我或自身利益，實際上他們個個都胸懷大志—但是他們的雄心壯志都是將公司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是首先考慮自己的利益。”他們甘愿將公司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公司的成功高于個人的財富和榮譽，這正是我們需要學習的無私奉獻的精神。

2、從第5級經理人的身上我學習到了謙遜的態度。文中提到的窗戶和鏡子的比喻我認為非常的貼切，第5級經理人再使企業變為實現跨越的公司之后往往表現的很謙卑，不自傲，他們懂得在成功時向著窗外看，把功勞歸功于自身以外的因素；而當出現問題，他們又會對著鏡子，從自身找問題，敢于擔當，不推卸。我認為這種不卑不亢的態度是非常值得學習的。

3、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具備一種堅定的意志，在做重大抉擇的時候不能夠猶豫不定，瞻前顧后。就像第5級經理人那樣，要有永不放棄的決心，做應該做的事。如果不是這樣，斯科特紙業就不可能取得如今的成就；如果不是這樣，雅培公司也不會有今天這樣的輝煌。機會往往就在徘徊不定中流逝。

第三章 先人后事 總結

1、對于實現跨越的公司來說首先考慮的是對人才的聘用，要讓合適的人上車然后決定去什么方向。就像馬克斯韋爾在房利美最為困難的時期擔任CEO時，他上任后最先是把精力都放在組建一支高水準的領導隊伍上。因為要想成為實現跨越的公司就必須把眼光放長遠來看，一個天才加1000個助手的模式畢竟只能成就短暫的輝煌。好的領導層會使公司變成一個永動機一樣迸發出無窮的動力。

2、第二點關于實現跨越公司嚴格的用人原則：⑴若無法確定，則寧缺毋濫；保持觀望態度 ⑵一旦發覺換人之舉勢在必行，就當機立斷 ⑶將杰出人才用于抓住天賜良機，以圖發展，而不是解決你的最大問題。這里可以看到，企業選用合適人才的條件是非常嚴格苛刻的，因為企業知道讓不合適的人多呆一分鐘無疑是踐踏寶貴的生命，同時對企業自己的員工來說也是不公平的。

3、作者在本章的最后提到了工作與生活間的一些問題：在建立卓越公司的同時，能否擁有美好的生活？然后通過科爾曼·莫克勒的事例說明。從他的故事中可以看他，莫克勒不僅使公司走向了卓越，同時又把家庭經營的很幸福美滿，簡直是人生贏家。這里我想說的是雖然我們以后不一定都能成為像莫克勒那樣成功的人物，但我希望以后能像他那樣在工作的同時又不忘享受家庭帶給自己的幸福感，然后再將這種幸福感轉化工作的動力。我認為這和我們公司的母子工程的意義有著某些契合之處。

第四章 直面殘酷的現實（但絕不失去信念）總結

1、本章主要介紹的是企業在轉型期如何面對殘酷的現實并走向卓越。首先要講的是它們敢于面對現實，不論它有多殘酷。這是一種求真的態度，實現跨越公司在面對和有些對照公司同樣的困境時，沒有選擇逃避和坐以待斃，而是積極的面對和分析問題，并做出大膽果斷的決策，使公司完成成功的轉型。殘酷的現實會不斷監督企業走向成功的道路，我認為這也是市場對企業擇強汰弱的一種方式，只有適應變革才能得以發展和生存。

2、營造良好的氛圍，弄清問題的真相。在公司里提供一個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環境非常有助于管理層發現問題，從而去解決問題。獨裁式的管理非常容易導致員工有意見但不敢說，有意見但不敢提的尷尬情形，這樣就會在決策者出現錯誤時導致嚴重的后果，甚至不可挽回。實現跨越的公司就非常注重這一點并得以很好的解決，他們營造一個良好的氛圍，在這里大家都坦誠布公、推心置腹，問題都得到重視和解決，促使企業健康的發展。

3、斯托克代爾悖論：堅持你一定會成功的信念，同時，要面對現實中最殘忍的事實，不論有多大困難，不論他們是什么。我認為這個理論適用于很多組織和個人。面對殘酷的現實，很多人選擇了妥協和退讓，使自己淹沒在時代的浪潮中；而有的人則保持自己堅定的信念，通過克服困難來使自己成長和蛻變，實現自我的價值。我很喜歡周星馳的少林足球里面的一句話：“做人如果沒有夢想，那和咸魚有什么區別。”只要兼顧好信念和原則，相信成功只是時間問題。

第五章 刺猬理念（三環內部的簡化）總結

1、實現跨越公司與對照公司的本質區別，表現在兩個基本方面：第一，實現跨越的公司把戰略建立在對三個主要方面的深刻理解上——就是我們所稱的三環；第二，實現跨越的公司把它們的理解轉化為一個簡單明確的理念來知道所有的工作——就是“刺猬理念”這是通過深入的探討和分析來確立一個明確的發展指導理念，從而清楚的認識到自己在哪方面能夠成為最優秀的。

2、刺猬理念對于我個人而言的意義，我認為是能通過對自己全方位的進行分析后，了解能做什么以及適合做什么，從而尋求對自己合適的工作和崗位，更大化的實現自己的價值。我們需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非只是為了工作而工作，只有明確好自己的發展方向才可以在成長的路上少走些彎路。

3、實現跨越的公司往往是基于理解確立目標并制定戰略，而對照公司基于虛張聲勢確定目標，制定戰略。這里由于對照公司采用的戰略不夠貼合實際，有些浮夸，這是沒有對問題深入思考的表現。而對照公司在這方面做得就要好的多，通過理事會對問題的激烈和辯論來制定科學精準的戰略，可以很快讓企業從霧里走出來實現快速發展。

第六章 訓練有素的文化 總結

1、訓練有素的文化實際上就是指導公司和員工如何貫徹三環理論和刺猬理念。作者概括為以下幾點：⑴建立一種在框架下實現自由和責任的文化。⑵這種文化中的人們自律性高，愿意全力擔負責任。⑶不要將訓練有素的文化和暴虐的紀律維護人混為一談。⑷堅決遵守刺猬理念，近乎堅守宗教信仰式地關注三環理論的中間環節。另外，建立“戒律”和系統地清除任何無關事項也同等重要。

2、我認為訓練有素的文化也是公司對以人為本理念的體現。因為實現跨越的公司在開始使就注重尋找訓練有素的人，他們聘用的是嚴于律己無需管理的人，并在制定公司的整體制度的同時也賦予了員工自由和責任，同時在公司建立起一種平等的環境，使自律的人按訓練有素去思考問題，按規范做事。

3、實現跨越的公司近乎瘋狂的在堅持刺猬理念。沒有幾個公司能夠嚴格規范探索自己的刺猬理念，因為在發展階段會遇到太多的機會，而很多企業就在這個選擇的過程中走向了衰敗。問題不在于創造機會，而在于選擇機會。嚴格遵循刺猬理念可以讓你清楚的認識到自己需要什么，想要什么，從而拋棄自己不想要的，最終實現跨越。

第七章 技術加速器 總結

1、技術應該與企業的刺猬理念結合起來，從作者所舉的例子可以看出，卓越公司并不是一味的追求技術，而是有選擇地嘗試使用符合自己刺猬理念的技術來發展自己。它們和平庸的公司對待技術的看法不一樣，完全將技術作為企業發展的推動力只會取得短暫的成功，而不會使它們成為實現跨越的公司。

2、實現跨越的公司是將技術看作是企業發展動力的加速器，而不是將技術看作成為卓越公司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不斷面對的挑戰中，卓越的公司能夠不斷的調整自己，運用符合自己刺猬理念的新技術來加速實現轉型和跨越。盡管技術可以推動變革，但是實現跨越的公司從來不在轉變初期開拓新技術，它們會尋找到合適自己的并加以利用，這將會對它們更有幫助。

3、技術雖然很重要，但它只能從屬于訓練有素。從作者對84位卓越公司主管的訪談中，80%的被訪者都沒有把技術列為轉變期內最重要的5大因素之一，可以看出，技術只是發展的推動力，并不能夠成為實現跨越最關鍵的因素。就像機器人，不管他擁有多先進的技術，多靈活的部件，但是它沒有思想仍然無法像人一樣思考和行動，軟件和硬件都想相互匹配才行。

第八章 飛輪和厄運之輪 總結

1、作者形象的通過一個飛輪來比喻公司實現跨越的過程，通過一點一點動能的積累最終實現飛輪的飛速旋轉。轉變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也是這個道理，很多人沒有透過表象去發現實現跨越公司深層次的發展過程。只有打好堅實的基礎并走好其中的每一步才能帶領企業走向卓越，在此過程雖然無法預料哪一天可以實現，但是只要牢記斯托克達爾悖論，那一天終將會出現。

2、飛輪效應時企業在實現跨越的一個有效方法。通過對合適人才的培養和任用來產生動力，并經過訓練有素的思想和訓練有素的行為來實現加速，然后實現有形成就的積累，再將它作為留住人才的動力這樣一個良性循環的效應，在這個過程有關承諾、結盟、激勵和變革的問題都能迎刃而解。雖然這個過程需要花費很大的精力，但是只要能夠持之以恒堅持下去，公司總會實現突破并完成跨越。

3、對照公司往往無法跨越成卓越公司是因為他們陷入了厄運之輪。他們總是被利益所驅使，希望通過合并和收購的方式直接跳躍到突破階段，事實證明這種方法是不科學的。只有將訓練有素的人、訓練有素的思想和訓練有素的行為等觀念都運用到公司的整個機構中，并持續朝同一個方向旋轉積累起動能才能實現突破。投機取巧很難獲得長久的成功。

第九章 從《從優秀到卓越》到《基業長青》 總結

1、通過對兩本書的總結，作者得出了一些結論，從優秀到卓越更像是基業長青的前篇。《從優秀到卓越的理念》視為從起步到突破期間維持飛輪轉動的動力，而《基業長青》中列出的中心理念則使飛輪加速前進，并在不久的將來把公司提升到偶像級的地位。兩本書都有很多的想通之處，例如休利特和帕卡德的“先人后事”以及他們的保持核心，并通過對發揚核心和促進發展的奇妙結合來使企業持續卓越等等。

2、通過閱讀也為我解開了很多迷惑，例如如何區別膽大包天的目標和危險魯莽的目標。最終研究結果表明，本書中的三環理論中的刺猬理念和《基業長青》中的膽大包天的目標不謀而合。雖然在外人看來，高瞻遠矚公司有些目標顯得過于膽大包天，但他們同樣遵循自己的核心目標而不是虛張聲勢的，兩者有著本質的區別。

3、為什么要卓越？作者通過兩個故事講述了自己的觀點，我對此也表示贊同。實現卓越并不是出發點，而出發點應該是你究竟想要什么，這需要我們從內心深處去尋求意義。有些人是為了工作而工作，而有些人真正在乎的是他們執著追求的事業，更類似于一種崇高的理想。當我們真正從事著我們熱愛的事業時，為什么要卓越這個問題就顯得沒有意義了。

總結：

《總優秀到卓越》向我們展示了優秀的公司如何成為卓越并為他們注入持續卓越下去的動力。其中分成了三個大的方面逐一介紹，解釋了從優秀到卓越的成功所在。本書并沒有將《基業長青》作為參照，而是獨立的研究，不過最終兩書在研究結果上不謀而合，使研究結果更具有指導意義。

訓練有素的人：實現卓越的公司往往更加看重人才的選拔和培養。公司內具有可以幫助公司實現跨越的第5級經理人，他們個個都胸懷大志，但是他們的雄心壯志都是將公司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是首先考慮自己的利益。通過建立有效的人才管理體系，為企業培養源源不斷的人才。首先將選人看作成功的關鍵，將合適的人放在合適的崗位，并讓們人盡其才，比確立公司目標更為有價值。

訓練有素的思想：公司要想獲得持續的動力就要樹立一個正確的核心價值觀以及核心使命。并將他們貫徹到公司的每一個員工當中，來指導他們的工作。其中是我感觸很深的是作者講到的斯托克代爾悖論以及刺猬理念。對于我個人的意義是我需要有一個思想，我一定可以成為一個具有影響力，可以為公司創造價值的人，同時我也要認識到這個過程需要很長的過程我需要面對很多挫折和歷練，不過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做到。另外刺猬理念對企業的意義是可以找到公司發展的核心價值觀，堅持為自己的目標并不懈努力。

訓練有素的行為:有了核心價值觀做指導的同時，就要明白如何去貫徹它。通過三環理念建立起自己的行為框架，我們需要知道自己該做什么和不該做什么。同時要正確使用技術作為企業發展的加速器。

第五篇：從教學資源到學習資源論文

【論文摘要】資源建設是發展遠程教育的核心問題，把握好資源建設的發展方向至關重要。在廣播電視大學向開放大學轉型的過渡時期，有必要梳理遠程教育資源建設之流變，即從教學資源轉變為學習資源。通過對二者的概念淵源以及辯證關系的分析，可以發現，在“以學習者為中心”教育理念指引下建設的學習資源，較傳統的教學資源更能夠適應和滿足遠程教育的需要。為了更有效地發揮學習資源的優勢，在學習資源的設計與建設過程中，應當注意資源的粒度、學習者的參與度、資源的便捷度以及資源的交互性等問題。

【論文關鍵詞】教學資源 學習資源 資源粒度 資源建設

遠程教育是利用網絡技術、多媒體技術等信息技術手段，施加教育影響的新型教育形式。發展遠程教育，網絡建設是基礎，資源建設是核心。因此，資源建設的定位和水平直接決定了遠程教育的辦學質量。在當前廣播電視大學向開放大學轉型的過渡時期，有必要梳理遠程教育資源建設之流變，即從教學資源轉變為學習資源。肯綮所在，關乎開放大學的辦學質量。

一、教學資源和學習資源溯源

教學資源(TeachingResource)的概念根植于教育技術的媒體觀。所謂教學資源一般是指為教學的有效開展而提供的各種可利用的素材和條件，通常不僅包括文字教材、案例、影視、圖片、課件等，還包括教師資源、教具、基礎設施等。

自從20世紀30年代以來，視聽教育方興未艾，新媒體種類不斷涌現，媒體應用日益廣泛，至70年代，媒體已經成為教學過程中師生溝通的中介要素。鑒于此，美國教育傳播與技術協會（AECT）首次提出了學習資源（LearningResource）的概念。

按照資源的完備與適用程度，學習資源又可分為設計資源和可利用資源。所謂設計資源，是指以教育教學為目的，專門開發設計的資源，包括文字教材、錄音帶、錄像帶、多媒體課件等；而可利用資源，是指那些本來并非為教育教學目的而專門設計，但被發現具有一定的教育利用價值，因而用于教學服務的資源，如軟件工具、音像資料以及多種多樣的網上信息資源等。無論是設計資源還是可利用資源，都是學習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

遠程教育是教師和學生在時空上相對分離，以學生自學為主、教師助學為輔的教育形式。今天，以現代信息技術為基礎、學習者學習為中心的遠程開放教育更加強調學習者的主體性，過去沿襲的服務于教師教學活動的教學資源，已不能夠完全適應新的教育形式要求。由此，資源建設的定位應當有所更替，即由服務于教育教學轉向為以自學導學為目的。實踐中，我國遠程開放教育的資源建設，正經歷著從教學資源向學習資源的轉變。這種資源建設的流變，正是開放大學在成立伊始應該特別關注的問題。

在此，廣義的學習資源可以界定為在學習過程中能夠被學習者利用的一切要素的總和，包括信息、資料、設備、人員、場所等諸多要素。要把握教學資源與學習資源的脈絡，必須梳理它們的辯證關聯。

二、教學資源與學習資源的辯證關聯

教學資源與學習資源，在資源信息載體上具有共同性。比如，文字材料、錄像帶、錄音帶、多媒體課件等載體形式，既可以為教師教學所用，構成教學資源；也可以為學習者學習服務，成為學習資源。這些信息載體在當今遠程教育中，制作的方式方法更傾向于依賴網絡技術。

教學資源與學習資源除了載體上的共同性之外，其服務教學的共同性也是不言而喻的。教與學雙邊活動相互間存在緊密聯系，無法割裂，在傳統教育模式中，教師過多地主導教與學的過程；在今天的遠程教育中，學習者的學是主，教師的教是輔，也就是說，教與學的重心發生了偏移。因此，教學資源和學習資源的重心也理所當然地需要進行調整與變化，資源建設的出發點應各有側重，側重點的傾向性即為兩者的差異所在，即：一方面，二者的直接服務主體有所不同。教學資源是直接為教師的教學活動提供服務的，實現教學目的是它的最終目標；學習資源是直接為學習者實現自主學習服務的。另一方面，在設計上，教學資源體現的主要是教學特色，學習資源體現的是自學助學特色。學習資源較教學資源更加強調學習過程，強調通過設計完整的學習過程幫助學習者充分、有效地利用資源，實現最終的學習效果。

三、學習資源建設的重點考慮因素

教師作為學習資源設計與建設的中堅力量，應當堅持“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原則，從有利于學習者學習的角度出發，避免將學習資源建設成為教學資源。為此，在資源設計與建設時，應特別對以下幾方面給予關注。

1.資源的粒度

學習資源的粒度是對學習資源的大小、尺度以及詳細程度等特征的標準化描述。學習資源的粒度決定了學習資源的重用頻率與效率、制作人員的工作量，以及資源傳輸、交換與共享的便利性。

粒度過大的資源信息量大，重用效率高，但資源的重用頻率較低，資源開發人員的工作負擔往往較重；粒度過小的資源雖然重用頻率高，便于傳輸與共享，但相對信息量小，重用效率低下。因此，大、小粒度的優缺點客觀且明顯。

以錄制一節流媒體課件為例，如果流媒體課件時間過長，未必便于學習者在工作之余全部觀看學習；反之，時間較短的流媒體課件，以其針對性較強，知識模塊化、案例化、專題化的特點，更能夠吸引學習者。

再以制作一門網絡課程為例，網絡課程是通過網絡表現的某門課程的教學內容及實施的教學活動的總和。網絡課程要求欄目多樣，內容豐富，有利于學習者經常瀏覽。網絡課程可以說是小分子組成的大顆粒。粒度大小應當取決于學習內容的規模。因此，有必要視具體情況分別選取大粒度、中粒度和小粒度的資源，以發揮各種粒度形式資源的最大優勢。

基于對學習資源的粒度權衡，青島廣播電視大學2011年4月舉辦的開放教育教師公開課觀摩比賽，便嘗試選擇了中小粒度的資源。過去，教師錄制一節流媒體課件往往是一節課堂教學時間，這次參賽的教師突破了這一傳統，將過去的40分鐘錄制時間改為15~20分鐘，每一段視頻力爭講清、講透、講好一個問題、一個知識點或者一個案例，力爭做到短小精悍，重點突出，特色鮮明。國內相關的嘗試，還包括福建廣播電視大學的視頻輔導“顆粒化”試點，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2.學習者的參與度

首先，“現有的絕大部分資源是由專家或教師建設并提供的，沒有師生共同參與建設的資源，缺乏學習者對課程知識的獨特理解、闡釋、質疑、批判和創新環境”[1]。畢竟，學習資源是為學習者而建設，學習資源的建設應當充分考慮學習者的意見，讓學習者參與選擇、評價、表達意見，這樣才能夠激發學習者自主學習的熱情，而不是僅僅由教師根據自身的設計理念、個人興趣而制作產生。

其次，學習資源建設過程中缺乏學習者的參與，“學習者的理解將會限制在教師提供的框架范圍內，阻礙學習者創新能力的培養”[2]。學習者參與學習資源建設也是他們思考、學習和實踐的過程。在資源的設計和建設過程中，學生可以通過搜集信息、整理資料，獲取和運用知識，發揮自身的想象力和創造力，挖掘自身的思維潛能。最后，開放教育的學習者從事的工作往往與其所學專業有密切聯系，有的學習者實踐經驗非常豐富，他們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獲得的第一手資料和積累的實踐經驗是非常值得與教師和同學交流和分享的。這些資料和經驗可以轉化為有使用價值的學習資源。

在學習者參與建設學習資源方面，現在也有了一些嘗試。2010年下半年，青島廣播電視大學對法學專科畢業實踐環節進行了改革，將案例分析和答辯加入到畢業實踐環節當中，教師將優秀的學生案例作品上傳到電大在線相應課程欄目中，進一步充實了課程的案例資源。青島廣播電視大學2011年教師公開課觀摩比賽，其評審過程采用了由專家和學生共同打分的機制，讓學生來評價教師的講課，不僅極大地激發了學生上網瀏覽課件的熱情，同時也有利于篩選出一批受學生歡迎的優秀學習資源。另外，上海電大孫慧老師“人力資源管理”課程嘗試了網絡資源師生共建模式，該模式“包括學生自編、自導、自演人力資源管理系列情景模擬劇，由管理經驗豐富的電大學員作專題講座等”[3]。

3.資源的便捷度

開放教育的學生通常是在工作之余上網學習，在建設學習資源時，應當充分考慮成人學習者的學習習慣，為學習者的學習提供便利。因此，既要在學習資源設計過程中考慮選擇便利的網絡傳播載體，又要在學習資源建設中配套相應的支持服務。

目前，學習者利用網上學習資源學習的方式主要是通過電腦上網進行的，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手機上網逐漸走進了人們的生活，已經成為一種方便、快捷、有效的信息傳播方式。開放教育的學習資源完全可以充分利用這一媒介，為學習者提供學習支持服務。這樣，學習者便可以在任何時間和地點，通過手機上網，利用網上學習資源進行學習。在時間和空間上，手機上網較電腦上網更為便捷。

另外，目前開放教育各專業各門課程的學習資源往往由文本、音像、網絡學習資源組成，資源數量多，形式多樣，但多呈分散狀態，缺乏整體感。資源的分布只有教師詳細了解，學生在未充分導學的情況下知之甚少，甚至一無所知。豐富的資源在為學生提供多種選擇的同時，也給學生的自學帶來了困擾，如果缺乏針對性強的導學支撐，將增加學生的學習障礙，限制學習資源功效的發揮。可見，學習資源的使用需要導航和指引。

從2008年開始，青島廣播電視大學每學期各專業制定導學計劃書，在計劃書中向學習者提供中央電大、青島電大兩級平臺上各門課程資源情況表。在資源情況表中，列出各門課程資源欄目名稱、課件名稱、資源數量以及每一項學習資源對應的關注度和推薦指數。使學習者能夠對兩級平臺上的資源情況一目了然，大大提高了學習者了解學習資源、使用學習資源的效率。

4.資源的交互性

交互性是遠程教育一個很重要的特征。根據媒體在教學中的不同作用，交互性可分為教學系統的交互性和學習資源的交互性。教學系統的交互性是指媒體能夠支持人與人之間相互通信與作用的能力和特性[4]。目前，教學系統的交互性基本上能夠實現，比如學習者與教師之間、學習者與學習者之間的交互可以通過QQ、MSN、E-mail或者BBS來實現。所謂學習資源的交互性是指學習資源能夠引起與學生相互作用的某一個或某一些品質。目前，遠程開放教育的學習資源交互性相對比較匱乏，在學習者使用資源的過程中，能夠使學習者對學習資源呈現的學習信息做出積極、公開的反應，同時資源也可以依據學習者的反應做出相應變化的設計還并不多見。

增強學習資源的交互性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有一定的設計和技術支撐。在實踐中，可以進行情境設計，設計出仿真的學習環境。在這種情境下，學習者在獲取知識的過程中，能夠與學習資源進行互動，依據彼此的反應作出回應。這樣，不但可以提高學習者學習的興趣和熱情，還可以提高學習的效率。以法學專業為例，案例教學是法學專業一種重要的教學方法，教師可以通過一定的技術支持，設計出網絡模擬案例教學的場景，使學生通過網絡就可以獲得與參加案例教學面授課堂相同的效果。

總之，資源建設是發展遠程教育的核心問題，把握好資源建設的發展方向至關重要。秉持“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育理念，學習資源較教學資源更能夠適應和滿足遠程教育的需要。遠程教育工作者在學習資源的設計與建設過程中，應當特別注意資源的粒度、學習者的參與度、資源的便捷度以及資源的交互性等問題，充分發揮學習資源在自主學習中的優勢。

參考文獻:

[1][2]毛美娟，汪維富.國家精品課程與國外網絡課程的學習資源比較研究[J].江西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0，（3）.[3]孫慧.網絡學習資源師生共建模式的實踐——以上海電視大學人力資源管理課程為例[J].中國遠程教育，2010，（4）.[4]陳麗.遠程教育中教學媒體的交互性研究[J].中國遠程教育，20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