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治理庸官懶政需向隱性失職亮劍

治理庸官懶政需向“隱性失職”亮劍

周湘智

來源：《法制日報》2011年04月18日

一些領導干部在崗不在狀態,“在其位不謀其政”,出工不出力,出力不盡力。少數副職領導干部在同一崗位同一職務上從“青春期”干到“更年期”,思想上產生了惰性、工作上產生了慣性。

● 競爭“短缺”問責“短路”考評“短腿”滋生庸官懶官

● 干部考核與提拔掛鉤是治理庸官懶政的有效方法

繼貪官之后,庸官、懶官、散漫官,近日來成為眾矢之的,全國各地相繼出臺辦法劍指庸官懶政。

“庸官懶政是我國的一個吏治難題。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加大治懶治庸力度,著力解決干部管理不嚴問題?,全國一些地區進行了有意義地探索。有些舉措對治理干部隊伍中的庸懶現象產生了較好效果,但其治理的對象主要是一般干部,解決的問題也主要集中于?顯性問題?,對領導干部中的?隱性失職?問題鮮有觸及。”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政治與黨建研究室主任周湘智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

制度建設解決“庸”“懶”好處多

“被誡勉談話或受到通報批評的,當年不得參加評優評先,一年內不得提拔使用。”近日,《武漢市開展“責任風暴”、“治庸計劃”的暫行辦法》正式出臺。

根據暫行辦法的規定,將解決好職能交叉重疊、責任不清、事權分離、多頭管理和管理真空的問題。同時,武漢市將優化指標體系設置,分層分類建立考評指標體系,將責任落實到崗到人。

此外,暫行辦法還規定,將通過組織集中檢查、明察暗訪、日常考核、民主評議和群眾舉報等形式,實現監督檢查的經常化和制度化。

上述辦法受到了社會各界的熱烈追捧。為此,武漢當地還開通了“治庸”投訴熱線,接受群眾電話舉報投訴庸官、懶官和散漫官。據報道,這部熱線電話自4月11日開通后,3天內就接到了市民的投訴舉報600余件次。

除了武漢外,全國多地都對庸官懶政采取了高壓態勢。

據公開資料顯示,從2010年8月開始至當年11月底,山西省連續9次開展“整肅工作紀律、狠剎不良風氣”專項檢查行動。在此次專項檢查行動中,一批“享樂官員”因上班期間“吃喝玩樂”被查處；一批“權力尋租官員”因“吃拿卡要”被追責。據統計,山西省共有421名官員被處分,30名官員被摘“烏紗帽”。

而湖南省此前出臺的《關于影響機關效能和損害經濟發展環境行為處理辦法》,則對需要問責的行為及處理方式,作了十分具體詳盡的規定。具體包括,“對企業和群眾的投訴、檢舉等無故不予受理或拖延的,對強買強賣、敲詐勒索、偷盜等行為不制止、不查處或查處不力的……都應當處理”。

“上述規定或辦法受到好評,說明了社會各界對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積極履行職責有一個期盼,對庸官懶政和不作為的行為也有一定的抱怨,一旦政府部門動真格地拿出一定的辦法來治理這個問題,來促使各級政府機關積極履行職責,嚴格依法行政,群眾當然是歡迎的,也是期待的。”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對《法制日報》記者說。

馬懷德進一步分析說,通過制度建設來解決庸官懶政現象的好處就在于,“面對群眾的一些要求或是社會責任,行政機關有時會發生一些不作為,導致社會秩序混亂、群眾權益受到侵害,也會影響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如何能夠保證行政機關履行職責、維護公共利益,是長期以來行政管理要面臨和解決的一個問題。但是,以前通常的做法是發生了不作為行為后,群眾可以申請附議,提起訴訟,這種事后監督成本比較高,往往也很難舉證,很難打贏這種官司。而事先監督檢查的權力又不在群眾手里,而是在政府部門機關內部,所以說政府部門內部通過規章制度形成這樣一種監督機制,督促工作人員積極履行職責,這等于是抓到當前行政管理的一個癥結、一個病根”。

部分官員“隱性失職”嚴重

據了解,各地積極整治庸官懶政的背后有著深刻的背景以及所面臨的嚴峻形勢。

周湘智告訴《法制日報》記者,近年來,庸官懶政問題逐漸成為我國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中的一個突出矛盾。一些領導干部在崗不在狀態,“在其位不謀其政”,出工不出力,出力不盡力,“領導召見不獻一計,同級會商不見一詞,下屬請示不發一令”；一些人“混”字當頭,無所用心、無所作為；一些干部辦事拖拉、工作推諉、紀律渙散、追求安逸,集中表現為“心懶、嘴懶、手懶、身懶”。

對于上述庸官、懶官,一些群眾將其概括為“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裝樣子,疲疲塌塌混日子,年年都是老樣子”,并將這些人形容為干部隊伍中“占著位子不干事,拿著工資不出力”的“南郭先生”、“山寨領導”。

“特別是一些單位的極少數副職領導干部認為自己?上有一把手,下有幫手?,?站著不長,絆倒不響?,存在滿于現狀、貪圖安逸、作風漂浮、得過且過的現象,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保守主義、生活上的享樂主義、工作上的形式主義。同時,副職領導干部?一紙文件定終身?的現象也很普遍,不少副職領導干部在同一崗位、同一職務上一呆就是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從?青春期?干到?更年期?,思想上產生了惰性,工作上產生了慣性,給部門工作的順利開展與政府部門形象的有效塑造帶來不利的影響。”周湘智說。

而對于庸官懶政不斷滋長的原因,周湘智認為主要有三大原因。

“首先是競爭?短缺?,動力不足。領導干部選拔任用方式缺乏民主性和科學性,尚未形成競爭擇優的管理機制,特別是未能真正做到干部能上能下。”周湘智說,第二個原因是問責“短路”,壓力不大。現有制度對于那些安于現狀、不思進取、得過且過的“隱性失職”行為,尚未實行有效問責制度。

周湘智說,第三個原因在于考評“短腿”,活力不強。庸官之所以能混,懶官之所以能撐,跟目前比較模糊的考核方法不無關系。現行的干部考核往往體現在年終的本人述職上。一個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只要不做太出格的事情,往往很容易通過群眾和組織的測評和考核。同時,公眾對領導干部的任命、升遷乃至考核、評價缺乏實質性的權力,甚至投訴無門,使那些沒有“硬傷”的干部沒有壓力、沒有敬畏之心、沒有危機感。

治理庸官需與干部提拔掛鉤

在仔細對一些地方的治庸樣本進行了考察之后,周湘智認為,湖南省平江縣的作法較有代表性。

據介紹,平江縣在全縣40個縣直單位實施了名為“差額競職”的系列改革措施,其具體做法包括:班子副職全員參與競職考驗。平江縣在此次改革中,要求全縣所有縣直單位的副職必須參與此次公開競職,接受考驗；民主集中嚴格篩選差額“挑戰者”,對參與差額競職的非班子成員設定了較為寬松的條件,為保證參與正式競職人員的高質量與代表性,該縣采取了“一初審二考察三測評四公示”的篩選辦法；公開競職演講,平等接受挑選。由組織部門組織召開單位全體干部職工大會,全體現任副職與1名差額競職人選進行施政演講,公開陳述其德才表現、工作業績、對崗位的認識以及今后的工作打算等。

據了解,通過改革,平江縣先后有8名不合格副職領導干部被淘汰,5名優秀干部走上領導崗位。尤其是規定各級干部只有年度考評達到“優等”等次才能具備被推薦提拔的資格,做到“平者讓、劣者下、能者上”,使庸官失去生存的土壤和市場。

“干部考核直接與提拔掛鉤被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指向性很強。官員提拔與干部考核直接關涉到每個官員的切身利益,通過建立?要么干得好,要么交槍?的明確?買單制?,能有力地提高庸官懶政行為在官員提拔與干部考核的權重,增加失職行為的風險,成為撬動官員加強工作主動性、示范性與創造性,促進模范履職的?阿基米德支點?。”周湘智說。

周湘智還認為,可以考慮運用體制外的互聯網絡舉報以及體制內的與官員考核相結合。“通過互聯網,廣大官員被置于人民群眾監督的汪洋大海之中,強大的外部壓力迫使他們不斷地努力改進工作、改進作風、為民履職”。

馬懷德則認為,庸官懶政的治理要依靠制度體系的建設:在行政程序方面,有些法律明確規定要集中處罰權和行政許可權,要“一站式服務”、“一個窗口對外”、“一次性告知”,用這些制度保證公務人員不至于推諉、拖延,保障相關人的利益；在問責制度上,現在國家也提出了凡是決策失誤、工作失職造成重大財產損失等情形的,都要被問責。被問責的方式除了公開道歉以外,還有停職檢查、引咎辭職、被免職等方式。在獎勵制度方面,要和政績考核、評價體系聯系在一起,如果積極履行職責,從政績考核的角度來講就應該是被肯定的,應該與晉升提拔掛鉤。

“只有通過這樣全面的制度體系的構建,才能促使公務人員積極行使權力、履行職責。這其中雖然還涉及公務人員的素質、精神等因素,但主要還是要靠制度來抓。”馬懷德說。(記者杜曉 實習生谷艷東)

第二篇：治理庸官懶政需向“隱性失職”亮劍

治理庸官懶政需向“隱性失職”亮劍

據了解,各地積極整治庸官懶政的背后有著深刻的背景以及所面臨的嚴峻形勢。

周湘智告訴《法制日報》記者,近年來,庸官懶政問題逐漸成為我國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中的一個突出矛盾。一些領導干部在崗不在狀態,“在其位不謀其政”,出工不出力,出力不盡力,“領導召見不獻一計,同級會商不見一詞,下屬請示不發一令”；一些人“混”字當頭,無所用心、無所作為；一些干部辦事拖拉、工作推諉、紀律渙散、追求安逸,集中表現為“心懶、嘴懶、手懶、身懶”。

對于上述庸官、懶官,一些群眾將其概括為“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裝樣子,疲疲塌塌混日子,年年都是老樣子”,并將這些人形容為干部隊伍中“占著位子不干事,拿著工資不出力”的“南郭先生”、“山寨領導”。

“特別是一些單位的極少數副職領導干部認為自己?上有一把手,下有幫手?,?站著不長,絆倒不響?,存在滿于現狀、貪圖安逸、作風漂浮、得過且過的現象,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保守主義、生活上的享樂主義、工作上的形式主義。同時,副職領導干部?一紙文件定終身?的現象也很普遍,不少副職領導干部在同一崗位、同一職務上一呆就是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從?青春期?干到?更年期?,思想上產生了惰性,工作上產生了慣性,給部門工作的順利開展與政府部門形象的有效塑造帶來不利的影響。”周湘智說。

而對于庸官懶政不斷滋長的原因,周湘智認為主要有三大原因。

“首先是競爭?短缺?,動力不足。領導干部選拔任用方式缺乏民主性和科學性,尚未形成競爭擇優的管理機制,特別是未能真正做到干部能上能下。”周湘智說,第二個原因是問責“短路”,壓力不大。現有制度對于那些安于現狀、不思進取、得過且過的“隱性失職”行為,尚未實行有效問責制度。

周湘智說,第三個原因在于考評“短腿”,活力不強。庸官之所以能混,懶官之所以能撐,跟目前比較模糊的考核方法不無關系。現行的干部考核往往體現在年終的本人述職上。一個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只要不做太出格的事情,往往很容易通過群眾和組織的測評和考核。同時,公眾對領導干部的任命、升遷乃至考核、評價缺乏實質性的權力,甚至投訴無門,使那些沒有“硬傷”的干部沒有壓力、沒有敬畏之心、沒有危機感。

在仔細對一些地方的治庸樣本進行了考察之后,周湘智認為,湖南省平江縣的作法較有代表性。

據介紹,平江縣在全縣40個縣直單位實施了名為“差額競職”的系列改革措施,其具體做法包括:班子副職全員參與競職考驗。平江縣在此次改革中,要求全縣所有縣直單位的副職必須參與此次公開競職,接受考驗；民主集中嚴格篩選差額“挑戰者”,對參與差額競職的非班子成員設定了較為寬松的條件,為保證參與正式競職人員的高質量與代表性,該縣采取了“一初審二考察三測評四公示”的篩選辦法；公開競職演講,平等接受挑選。由組織部門組織召開單

位全體干部職工大會,全體現任副職與1名差額競職人選進行施政演講,公開陳述其德才表現、工作業績、對崗位的認識以及今后的工作打算等。

據了解,通過改革,平江縣先后有8名不合格副職領導干部被淘汰,5名優秀干部走上領導崗位。尤其是規定各級干部只有考評達到“優等”等次才能具備被推薦提拔的資格,做到“平者讓、劣者下、能者上”,使庸官失去生存的土壤和市場。

“干部考核直接與提拔掛鉤被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指向性很強。官員提拔與干部考核直接關涉到每個官員的切身利益,通過建立?要么干得好,要么交槍?的明確?買單制?,能有力地提高庸官懶政行為在官員提拔與干部考核的權重,增加失職行為的風險,成為撬動官員加強工作主動性、示范性與創造性,促進模范履職的?阿基米德支點?。”周湘智說。

周湘智還認為,可以考慮運用體制外的互聯網絡舉報以及體制內的與官員考核相結合。“通過互聯網,廣大官員被置于人民群眾監督的汪洋大海之中,強大的外部壓力迫使他們不斷地努力改進工作、改進作風、為民履職”。

馬懷德則認為,庸官懶政的治理要依靠制度體系的建設:在行政程序方面,有些法律明確規定要集中處罰權和行政許可權,要“一站式服務”、“一個窗口對外”、“一次性告知”,用這些制度保證公務人員不至于推諉、拖延,保障相關人的利益；在問責制度上,現在國家也提出了凡是決策失誤、工作失職造成重大財產損失等情形的,都要被問責。被問責的方式除了公開道歉以外,還有停職檢查、引咎辭職、被免職等方式。在獎勵制度方面,要和政績考核、評價體系聯系在一起,如果積極履行職責,從政績考核的角度來講就應該是被肯定的,應該與晉升提拔掛鉤。

“只有通過這樣全面的制度體系的構建,才能促使公務人員積極行使權力、履行職責。這其中雖然還涉及公務人員的素質、精神等因素,但主要還是要靠制度來抓。”馬懷德說。(

第三篇：中國多地整治庸官懶政部分官員“隱性失職”嚴重

中國多地整治庸官懶政 部分官員“隱性失職”嚴重

據《法制日報》4月18日報道，繼貪官之后,庸官、懶官、散漫官,近日來成為眾矢之的,全國各地相繼出臺辦法劍指庸官懶政。

“庸官懶政是我國的一個吏治難題。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加大治懶治庸力度,著力解決干部管理不嚴問題’,全國一些地區進行了有意義地探索。有些舉措對治理干部隊伍中的庸懶現象產生了較好效果,但其治理的對象主要是一般干部,解決的問題也主要集中于‘顯性問題’,對領導干部中的‘隱性失職’問題鮮有觸及。”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政治與黨建研究室主任周湘智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

制度建設解決“庸”“懶”好處多

“被誡勉談話或受到通報批評的,當年不得參加評優評先,一年內不得提拔使用。”近日,《武漢市開展“責任風暴”、“治庸計劃”的暫行辦法》正式出臺。

根據暫行辦法的規定,將解決好職能交叉重疊、責任不清、事權分離、多頭管理和管理真空的問題。同時,武漢市將優化指標體系設置,分層分類建立考評指標體系,將責任落實到崗到人。

此外,暫行辦法還規定,將通過組織集中檢查、明察暗訪、日常考核、民主評議和群眾舉報等形式,實現監督檢查的經常化和制度化。

上述辦法受到了社會各界的熱烈追捧。為此,武漢當地還開通了“治庸”投訴熱線,接受群眾電話舉報投訴庸官、懶官和散漫官。據報道,這部熱線電話自4月11日開通后,3天內就接到了市民的投訴舉報600余件次。

除了武漢外,全國多地都對庸官懶政采取了高壓態勢。

據公開資料顯示,從2010年8月開始至當年11月底,山西省連續9次開展“整肅工作紀律、狠剎不良風氣”專項檢查行動。在此次專項檢查行動中,一批“享樂官員”因上班期間“吃喝玩樂”被查處；一批“權力尋租官員”因“吃拿卡要”被追責。據統計,山西省共有421名官員被處分,30名官員被摘“烏紗帽”。

而湖南省此前出臺的《關于影響機關效能和損害經濟發展環境行為處理辦法》,則對需要問責的行為及處理方式,作了十分具體詳盡的規定。具體包括,“對企業和群眾的投訴、檢舉等無故不予受理或拖延的,對強買強賣、敲詐勒索、偷盜等行為不制止、不查處或查處不力的??都應當處理”。

“上述規定或辦法受到好評,說明了社會各界對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積極履行職責有一個期盼,對庸官懶政和不作為的行為也有一定的抱怨,一旦政府部門動真格地拿出一定的辦法來治理這個問題,來促使各級政府機關積極履行職責,嚴格依法行政,群眾當然是歡迎的,也是期待的。”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對《法制日報》記者說。

馬懷德進一步分析說,通過制度建設來解決庸官懶政現象的好處就在于,“面對群眾的一些要求或是社會責任,行政機關有時會發生一些不作為,導致社會秩序混亂、群眾權益受

到侵害,也會影響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如何能夠保證行政機關履行職責、維護公共利益,是長期以來行政管理要面臨和解決的一個問題。但是,以前通常的做法是發生了不作為行為后,群眾可以申請附議,提起訴訟,這種事后監督成本比較高,往往也很難舉證,很難打贏這種官司。而事先監督檢查的權力又不在群眾手里,而是在政府部門機關內部,所以說政府部門內部通過規章制度形成這樣一種監督機制,督促工作人員積極履行職責,這等于是抓到當前行政管理的一個癥結、一個病根”。

部分官員“隱性失職”嚴重

據了解,各地積極整治庸官懶政的背后有著深刻的背景以及所面臨的嚴峻形勢。

周湘智告訴《法制日報》記者,近年來,庸官懶政問題逐漸成為我國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中的一個突出矛盾。一些領導干部在崗不在狀態,“在其位不謀其政”,出工不出力,出力不盡力,“領導召見不獻一計,同級會商不見一詞,下屬請示不發一令”；一些人“混”字當頭,無所用心、無所作為；一些干部辦事拖拉、工作推諉、紀律渙散、追求安逸,集中表現為“心懶、嘴懶、手懶、身懶”。

對于上述庸官、懶官,一些群眾將其概括為“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裝樣子,疲疲塌塌混日子,年年都是老樣子”,并將這些人形容為干部隊伍中“占著位子不干事,拿著工資不出力”的“南郭先生”、“山寨領導”。

“特別是一些單位的極少數副職領導干部認為自己‘上有一把手,下有幫手’,‘站著不長,絆倒不響’,存在滿于現狀、貪圖安逸、作風漂浮、得過且過的現象,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保

守主義、生活上的享樂主義、工作上的形式主義。同時,副職領導干部‘一紙文件定終身’的現象也很普遍,不少副職領導干部在同一崗位、同一職務上一呆就是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從‘青春期’干到‘更年期’,思想上產生了惰性,工作上產生了慣性,給部門工作的順利開展與政府部門形象的有效塑造帶來不利的影響。”周湘智說。

而對于庸官懶政不斷滋長的原因,周湘智認為主要有三大原因。

“首先是競爭‘短缺’,動力不足。領導干部選拔任用方式缺乏民主性和科學性,尚未形成競爭擇優的管理機制,特別是未能真正做到干部能上能下。”周湘智說,第二個原因是問責“短路”,壓力不大。現有制度對于那些安于現狀、不思進取、得過且過的“隱性失職”行為,尚未實行有效問責制度。

周湘智說,第三個原因在于考評“短腿”,活力不強。庸官之所以能混,懶官之所以能撐,跟目前比較模糊的考核方法不無關系。現行的干部考核往往體現在年終的本人述職上。一個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只要不做太出格的事情,往往很容易通過群眾和組織的測評和考核。同時,公眾對領導干部的任命、升遷乃至考核、評價缺乏實質性的權力,甚至投訴無門,使那些沒有“硬傷”的干部沒有壓力、沒有敬畏之心、沒有危機感。

治理庸官需與干部提拔掛鉤

在仔細對一些地方的治庸樣本進行了考察之后,周湘智認為,湖南省平江縣的作法較有代表性。

據介紹,平江縣在全縣40個縣直單位實施了名為“差額

競職”的系列改革措施,其具體做法包括:班子副職全員參與競職考驗。平江縣在此次改革中,要求全縣所有縣直單位的副職必須參與此次公開競職,接受考驗；民主集中嚴格篩選差額“挑戰者”,對參與差額競職的非班子成員設定了較為寬松的條件,為保證參與正式競職人員的高質量與代表性,該縣采取了“一初審二考察三測評四公示”的篩選辦法；公開競職演講,平等接受挑選。由組織部門組織召開單位全體干部職工大會,全體現任副職與1名差額競職人選進行施政演講,公開陳述其德才表現、工作業績、對崗位的認識以及今后的工作打算等。

據了解,通過改革,平江縣先后有8名不合格副職領導干部被淘汰,5名優秀干部走上領導崗位。尤其是規定各級干部只有考評達到“優等”等次才能具備被推薦提拔的資格,做到“平者讓、劣者下、能者上”,使庸官失去生存的土壤和市場。

“干部考核直接與提拔掛鉤被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指向性很強。官員提拔與干部考核直接關涉到每個官員的切身利益,通過建立‘要么干得好,要么交槍’的明確‘買單制’,能有力地提高庸官懶政行為在官員提拔與干部考核的權重,增加失職行為的風險,成為撬動官員加強工作主動性、示范性與創造性,促進模范履職的‘阿基米德支點’。”周湘智說。

周湘智還認為,可以考慮運用體制外的互聯網絡舉報以及體制內的與官員考核相結合。“通過互聯網,廣大官員被置于人民群眾監督的汪洋大海之中,強大的外部壓力迫使他們

不斷地努力改進工作、改進作風、為民履職”。

馬懷德則認為,庸官懶政的治理要依靠制度體系的建設:在行政程序方面,有些法律明確規定要集中處罰權和行政許可權,要“一站式服務”、“一個窗口對外”、“一次性告知”,用這些制度保證公務人員不至于推諉、拖延,保障相關人的利益；在問責制度上,現在國家也提出了凡是決策失誤、工作失職造成重大財產損失等情形的,都要被問責。被問責的方式除了公開道歉以外,還有停職檢查、引咎辭職、被免職等方式。在獎勵制度方面,要和政績考核、評價體系聯系在一起,如果積極履行職責,從政績考核的角度來講就應該是被肯定的,應該與晉升提拔掛鉤。“只有通過這樣全面的制度體系的構建,才能促使公務人員積極行使權力、履行職責。這其中雖然還涉及公務人員的素質、精神等因素,但主要還是要靠制度來抓。”馬懷德說。

摘自

2011年4月19日 聯合日報

第四篇：中國多地整治庸官懶政部分官員“隱性失職”嚴重

中國多地整治庸官懶政部分官員“隱性失職”嚴重 2011-04-18 10:45 來源：東北網

一些領導干部在崗不在狀態,“在其位不謀其政”,出工不出力,出力不盡力。少數副職領導干部在同一崗位同一職務上從“青春期”干到“更年期”,思想上產生了惰性、工作上產生了慣性 競爭“短缺”問責“短路”考評“短腿”滋生庸官懶官 干部考核與提拔掛鉤是治理庸官懶政的有效方法

繼貪官之后,庸官、懶官、散漫官,近日來成為眾矢之的,全國各地相繼出臺辦法劍指庸官懶政。“庸官懶政是我國的一個吏治難題。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加大治懶治庸力度,著力解決干部管理不嚴問題?,全國一些地區進行了有意義地探索。有些舉措對治理干部隊伍中的庸懶現象產生了較好效果,但其治理的對象主要是一般干部,解決的問題也主要集中于?顯性問題?,對領導干部中的?隱性失職?問題鮮有觸及。”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政治與黨建研究室主任周湘智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制度建設解決“庸”“懶”好處多

“被誡勉談話或受到通報批評的,當年不得參加評優評先,一年內不得提拔使用。”近日,《武漢市開展“責任風暴”、“治庸計劃”的暫行辦法》正式出臺。

根據暫行辦法的規定,將解決好職能交叉重疊、責任不清、事權分離、多頭管理和管理真空的問題。同時,武漢市將優化指標體系設置,分層分類建立考評指標體系,將責任落實到崗到人。

此外,暫行辦法還規定,將通過組織集中檢查、明察暗訪、日常考核、民主評議和群眾舉報等形式,實現監督檢查的經常化和制度化。

上述辦法受到了社會各界的熱烈追捧。為此,武漢當地還開通了“治庸”投訴熱線,接受群眾電話舉報投訴庸官、懶官和散漫官。據報道,這部熱線電話自4月11日開通后,3天內就接到了市民的投訴舉報600余件次。

除了武漢外,全國多地都對庸官懶政采取了高壓態勢。

據公開資料顯示,從2010年8月開始至當年11月底,山西省連續9次開展“整肅工作紀律、狠剎不良風氣”專項檢查行動。在此次專項檢查行動中,一批“享樂官員”因上班期間“吃喝玩樂”被查處；一批“權力尋租官員”因“吃拿卡要”被追責。據統計,山西省共有421名官員被處分,30名官員被摘“烏紗帽”。

而湖南省此前出臺的《關于影響機關效能和損害經濟發展環境行為處理辦法》,則對需要問責的行為及處理方式,作了十分具體詳盡的規定。具體包括,“對企業和群眾的投訴、檢舉等無故不予受理或拖延的,對強買強賣、敲詐勒索、偷盜等行為不制止、不查處或查處不力的……都應當處理”。

“上述規定或辦法受到好評,說明了社會各界對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積極履行職責有一個期盼,對庸官懶政和不作為的行為也有一定的抱怨,一旦政府部門動真格地拿出一定的辦法來治理這個問題,來促使各級政府機關積極履行職責,嚴格依法行政,群眾當然是歡迎的,也是期待的。”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對《法制日報》記者說。

馬懷德進一步分析說,通過制度建設來解決庸官懶政現象的好處就在于,“面對群眾的一些要求或是社會責任,行政機關有時會發生一些不作為,導致社會秩序混亂、群眾權益受到侵害，也會影響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如何能夠保證行政機關履行職責、維護公共利益,是長期以來行政管理要面臨和解決的一個問題。但是,以前通常的做法是發生了不作為行為后,群眾可以申請附議,提起訴訟,這種事后監督成本比較高,往往也很難舉證,很難打贏這種官司。而事先監督檢查的權力又不在群眾手里,而是在政府部門機關內部,所以說政府部門內部通過規章制度形成這樣一種監督機制,督促工作人員積極履行職責,這等于是抓到當前行政管理的一個癥結、一個病根”。...全文>>(來源：東北網)28條相同新聞>> 部分官員“隱性失職”嚴重

據了解,各地積極整治庸官懶政的背后有著深刻的背景以及所面臨的嚴峻形勢。

周湘智告訴《法制日報》記者,近年來,庸官懶政問題逐漸成為我國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中的一個突出矛盾。一些領導干部在崗不在狀態,“在其位不謀其政”,出工不出力,出力不盡力,“領導召見不獻一計,同級會商不見一詞,下屬請示不發一令”；一些人“混”字當頭,無所用心、無所作為；一些干部辦事拖拉、工作推諉、紀律渙散、追求安逸,集中表現為“心懶、嘴懶、手懶、身懶”。

對于上述庸官、懶官,一些群眾將其概括為“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裝樣子,疲疲塌塌混日子,年年都是老樣子”,并將這些人形容為干部隊伍中“占著位子不干事,拿著工資不出力”的“南郭先生”、“山寨領導”。

“特別是一些單位的極少數副職領導干部認為自己‘上有一把手,下有幫手’,‘站著不長,絆倒不響’,存在滿于現狀、貪圖安逸、作風漂浮、得過且過的現象,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保守主義、生活上的享樂主義、工作上的形式主義。同時,副職領導干部‘一紙文件定終身’的現象也很普遍,不少副職領導干部在同一崗位、同一職務上一呆就是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從‘青春期’干到‘更年期’,思想上產生了惰性,工作上產生了慣性,給部門工作的順利開展與政府部門形象的有效塑造帶來不利的影響。”周湘智說。

而對于庸官懶政不斷滋長的原因,周湘智認為主要有三大原因。

“首先是競爭‘短缺’,動力不足。領導干部選拔任用方式缺乏民主性和科學性,尚未形成競爭擇優的管理機制,特別是未能真正做到干部能上能下。”周湘智說,第二個原因是問責“短路”,壓力不大。現有制度對于那些安于現狀、不思進取、得過且過的“隱性失職”行為,尚未實行有效問責制度。

周湘智說,第三個原因在于考評“短腿”,活力不強。庸官之所以能混,懶官之所以能撐,跟目前比較模糊的考核方法不無關系。現行的干部考核往往體現在年終的本人述職上。一個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只要不做太出格的事情,往往很容易通過群眾和組織的測評和考核。同時,公眾對領導干部的任命、升遷乃至考核、評價缺乏實質性的權力,甚至投訴無門,使那些沒有“硬傷”的干部沒有壓力、沒有敬畏之心、沒有危機感。

治理庸官需與干部提拔掛鉤

在仔細對一些地方的治庸樣本進行了考察之后,周湘智認為,湖南省平江縣的作法較有代表性。

據介紹,平江縣在全縣40個縣直單位實施了名為“差額競職”的系列改革措施,其具體做法包括:班子副職全員參與競職考驗。平江縣在此次改革中,要求全縣所有縣直單位的副職必須參與此次公開競職,接受考驗；民主集中嚴格篩選差額“挑戰者”,對參與差額競職的非班子成員設定了較為寬松的條件,為保證參與正式競職人員的高質量與代表性,該縣采取了“一初審二考察三測評四公示”的篩選辦法；公開競職演講,平等接受挑選。由組織部門組織召開單位全體干部職工大會,全體現任副職與1名差額競職人選進行施政演講,公開陳述其德才表現、工作業績、對崗位的認識以及今后的工作打算等。

據了解,通過改革,平江縣先后有8名不合格副職領導干部被淘汰,5名優秀干部走上領導崗位。尤其是規定各級干部只有考評達到“優等”等次才能具備被推薦提拔的資格,做到“平者讓、劣者下、能者上”,使庸官失去生存的土壤和市場。

“干部考核直接與提拔掛鉤被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指向性很強。官員提拔與干部考核直接關涉到每個官員的切身利益,通過建立‘要么干得好,要么交槍’的明確‘買單制’,能有力地提高庸官懶政行為在官員提拔與干部考核的權重,增加失職行為的風險,成為撬動官員加強工作主動性、示范性與創造性,促進模范履職的‘阿基米德支點’。”周湘智說。

周湘智還認為,可以考慮運用體制外的互聯網絡舉報以及體制內的與官員考核相結合。“通過互聯網,廣大官員被置于人民群眾監督的汪洋大海之中,強大的外部壓力迫使他們不斷地努力改進工作、改進作風、為民履職”。

馬懷德則認為,庸官懶政的治理要依靠制度體系的建設:在行政程序方面,有些法律明確規定要集中處罰權和行政許可權,要“一站式服務”、“一個窗口對外”、“一次性告知”,用這些制度保證公務人員不至于推諉、拖延,保障相關人的利益；在問責制度上,現在國家也提出了凡是決策失誤、工作失職造成重大財產損失等情形的,都要被問責。被問責的方式除了公開道歉以外,還有停職檢查、引咎辭職、被免職等方式。在獎勵制度方面,要和政績考核、評價體系聯系在一起,如果積極履行職責,從政績考核的角度來講就應該是被肯定的,應該與晉升提拔掛鉤。

“只有通過這樣全面的制度體系的構建,才能促使公務人員積極行使權力、履行職責。這其中雖然還涉及公務人員的素質、精神等因素,但主要還是要靠制度來抓。”馬懷德說。（記者杜曉 實習生谷艷

第五篇：深化改革需嚴懲庸政懶政

冰點時評

深化改革需嚴懲庸政懶政

馮創志 《 中國青年報 》（2015年04月15日 02 版）

日前，李克強總理在長春主持召開東北三省經濟形勢座談會時強調：“對于忽視民生、為官不為的‘庸政’、‘懶政’，要‘動刀子’、‘出重拳’、公開曝光，堅決追責！”（人民網4月14日）。

這是總理今年在公開場合笫三次痛批庸政、懶政：在3月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他曾兩度提及“為官不為”并指出，有的為官不為，在其位不謀其政，該辦的事不辦。講到切實加強政府自身建設時，政府工作報告強調，對為官不為、懶政怠政的，要公開曝光、堅決追究責任（中國網3月16日）。

在今年2月召開的國務院第三次廉政工作會議上，總理也曾指出，對不敢抓、不敢管，尸位素餐、碌碌無為的干部，堅決采取組織措施，為官不為的典型要公開曝光。而在去年10月的國務院會議上，總理也談到，不作為的“懶政”也是腐敗。總理如此接二連三地劍指懶政怠政，令人深思。

庸政懶政現象，也是反腐敗不全面、不徹底的體現，會阻礙改革的進一步深化。正如總理所言，“懶政導致中央的好政策梗阻在出臺實施的‘最先一公里’和落地生根的‘最后一公里’，嚴重影響了改革效率，降低了政府公信力”。廉政與勤政是良好官德的有機兩面，反對為官胡為和為官亂為，又力避為官不為和怠政懶為，才是對“從嚴治吏”的完整解讀。

然而，在基層，一些人對“懶政”恨不起來，懶政似有蔓延趨勢。一些基層官員認為，在出臺的黨風廉政條例中，懶政很難界定；在推進改革全面問責的今1 天，似乎干得多更容易得罪人；更有一些官員認為，時下吃喝沒門，收禮也關上了門，不如清清閑閑混日子。

那些“不作為”的“好好先生”，看似不爭權、不爭利，其實是把人民賦予的權力變成一種擺設，浪費國家資源，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完全背道而馳，它所造成的危害和損失不可低估。與顯性的不作為、亂作為相比，行政執法部門的“依法不作為”更具隱蔽性，這一亂象源于一些行政管理部門及其工作人員服務觀念淡薄、責任意識缺失、工作作風漂浮，而管理不力、缺乏監督是這種現象屢屢出現的重要原因。

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黨建等六大方面部署改革的核心任務，包括60項具體改革任務，如今已全面進入改革攻堅期和深水區。在這場關乎國家發展命運的改革攻堅戰中，各級官員是進一步深化改革的中堅力量，要在凝聚共識、破解難題、擔當落實三方面做好表率。深化改革中可貴的是實干，離開了實干，就談不上為人民服務，談不上真正的改革。每項改革，細到調研、聽取公眾的意見，召開有關會議進行商討，再到出臺有關舉措，進入具體實施階段，哪一項都離不開扎實的工作作風。近年來，一些地方在調整產業結構、行政結構改革和社會改革等方面取得成功，也都因為有一大批官員撲下身子用心調研和悉心處理方方面面的矛盾，出力出汗出智慧。

深化改革形勢的緊迫、任務的艱巨、工作的繁重，需要官員們懷抱巨大的政治勇氣，敢于攻堅克難，在探索中深化改革，在改革中歸納總結，在經驗中不斷突破。因此，講改革，需要強調實干精神。假若懶字當頭，調研推給他人，見著矛盾繞道走，遇到問題就推托，甚至會埋下引發社會矛盾的隱患。時下一些地方一些行業之所以矛盾尖銳，與遲遲不深化改革并遮掩矛盾息息相關。公開披露的信息顯示，全國已有數千名“不作為”干部被處理。地方政府對于官員的政績考核，從導向到指標均出現了可喜變化。抵制不作為的懶政和庸政，需要官員們形成敢作為的改革精神。如今，改革的方向早已指明，正是各級官員大顯身手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