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5國家公務員考試時事熱點：深化改革容不得“庸官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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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國家公務員考試時事熱點：深化改革容不得“庸官懶政”

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庸官懶政絕跡就應該是新常態之一 在中央以雷霆手段整肅吏治和全面貫徹“八項規定”的當下,貪腐亂象和不正之風得以明顯遏止,但在一些地方,“庸官懶政”現象卻在高壓線下、灰色地帶間綿延。“坐在車上轉、隔著玻璃看”“只要不出事,寧可不做事”“不求過得硬,只求過得去”等心態,在不同地域和領域都有體現。有一些“庸官”“懶官”“太平官”,不敢迎難而上,不愿直面矛盾,只想占著位子“混日子”。

究其實,無外乎德不配位、不敢擔責,或才不配位、無法任事。這種“只求平穩著陸,不求干事創業”的懶政心態,值得高度警惕——如果說公權濫用是急性病,庸碌無為就是慢性病,養癰遺患,將導致結構性、全局性的政策機體失調、執行機能失衡,極易釀成嚴重后果。

庸官懶政會破壞改革氛圍。歷史上勇于任事之人,但凡要推行改革,都會遇到掣肘和物議。掣肘是既得利益集團阻撓,而物議則是尸位素餐者對勇于任事者的非議。掣肘者要震懾,尸位素餐者也要懲治,不能任由站著說話的人對俯身做事的人橫加指責,更不能形成“多做多得咎,少做少得咎,不做不得咎”的氛圍,否則就會出現“逆淘汰”的不良生態和錯誤風向。

庸官懶政會貽誤改革時機。現代公共管理中的“政策之窗”理論認為,只有當迫切問題、政策方案與政治形勢三流匯合,才能開啟政策之窗,為議程設置和改革推進營造機會。但是,這個窗口期很短,如果懶散不動就會錯失時機。要等多年之后,同一議題的窗口期才會再來。此外,庸官懶政還會浪費公共資源,徒增沉沒成本,使潛在的社會效益被耗散,優化資源配置和良善治理皆無從談起。

所謂“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既是人民群眾對領導干部的期許,也是與官員身份“綁定”的責任。公共治理者身系公眾的委托與期望,其一人之無為,牽連的是萬千百姓的問題得不到改善、一地一域得不到善治。當今之世,全球競爭、區域競爭陷入白熱化,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進得不夠快也是退。對公共治理者而言,改革的步伐趕不上時代要求就是失職,工作的成果沒達到人民期望就是失敗。

危害不難覺察,改革更需深化。早在中共十八大以前,武漢等地就已開展治庸問責專項行動,其他地方也有類似之舉。只是,地方政府治庸仍舊以優化投資環境為目的,其推動力源于招商引資的經濟發展需要,因此更多呈現運動式治理特征,反復現象較為明顯。歸于根本,還需將“治庸懲懶”升格為常態性要求。

以權謀私是腐,庸碌無為致敗。毋庸贅言,不作為也是腐敗的一種。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庸官懶政絕跡就應該是新常態之一。要形成庸官懶政絕跡的新常態,則需要正立標桿:一方面,要留一些改革創新的試錯空間給勇擔責任者;另一方面,要祛除庸官懶政的病根。改革機遇不會始終存在,政策之窗只能短暫開啟,全面深化改革的事業里,不應有庸碌無為者的容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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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5年廈門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深化改革容不得“庸官懶政”

廈門中公教育。給人改變未來的力量

2015年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 深化改革容不得“庸官懶政”

楊詩哲

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庸官 懶政絕跡就應該是新常態之一

在中央以雷霆手段整肅吏治和全面貫徹“八項規定”的當下,貪腐亂象和不正之風得以明顯遏止,但在一些地方,“庸官懶政”現象卻在高壓線下、灰色地帶間綿延。“坐在車上轉、隔著玻璃看”“只要不出事,寧可不做事”“不求過得硬,只求過得去”等心態,在不同地域和領域都有體現。有一些“庸官”“懶官”“太平官”,不敢迎難而上,不愿直面矛盾,只想占著位子“混日子”。

究其實,無外乎德不配位、不敢擔責,或才不配位、無法任事。這種“只求平穩著陸,不求干事創業”的懶政心態,值得高度警惕——如果說公權濫用是急性病,庸碌無為就是慢性病,養癰遺患,將導致結構性、全局性的政策機體失調、執行機能失衡,極易釀成嚴重后果。

庸官懶政會破壞改革氛圍。歷史上勇于任事之人,但凡要推行改革,都會遇到掣肘和物議。掣肘是既得利益集團阻撓,而物議則是尸位素餐者對勇于任事者的非議。掣肘者要震懾,尸位素餐者也要懲治,不能任由站著說話的人對俯身做事的人橫加指責,更不能形成“多做多得咎,少做少得咎,不做不得咎”的氛圍,否則就會出現“逆淘汰”的不良生態和錯誤風向。

庸官懶政會貽誤改革時機。現代公共管理中的“政策之窗”理論認為,只有當迫切問題、政策方案與政治形勢三流匯合,才能開啟政策之窗,為議程設置和改革推進營造機會。但是,這個窗口期很短,如果懶散不動就會錯失時機。要等多年之后,同一議題的窗口期才會再來。此外,庸官懶政還會浪費公共資源,徒增沉沒成本,使潛在的社會效益被耗散,優化資源配置和良善治理皆無從談起。

所謂“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既是人民群眾對領導干部的期許,也是與官員身份“綁定”的責任。公共治理者身系公眾的委托與期望,其一人之無為,牽連的是萬千百姓的問題得不到改善、一地一域得不到善治。當今之世,全球競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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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競爭陷入白熱化,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進得不夠快也是退。對公共治理者而言,改革的步伐趕不上時代要求就是失職,工作的成果沒達到人民期望就是失敗。

危害不難覺察,改革更需深化。早在中共十八大以前,武漢等地就已開展治庸問責專項行動,其他地方也有類似之舉。只是,地方政府治庸仍舊以優化投資環境為目的,其推動力源于招商引資的經濟發展需要,因此更多呈現運動式治理特征,反復現象較為明顯。歸于根本,還需將“治庸懲懶”升格為常態性要求。

以權謀私是腐,庸碌無為致敗。毋庸贅言,不作為也是腐敗的一種。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庸官懶政絕跡就應該是新常態之一。要形成庸官懶政絕跡的新常態,則需要正立標桿:一方面,要留一些改革創新的試錯空間給勇擔責任者;另一方面,要祛除庸官懶政的病根。改革機遇不會始終存在,政策之窗只能短暫開啟,全面深化改革的事業里,不應有庸碌無為者的容身之地。

本文摘自：http://xiamen.offcn.com/?wt.mc_id=bk11312

第三篇：云南省公務員考試申論：深化改革容不得“庸官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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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容不得“庸官懶政”

楊詩哲:在中央以雷霆手段整肅吏治和全面貫徹“八項規定”的當下，貪腐亂象和不正之風得以明顯遏止，但在一些地方，“庸官懶政”現象卻在高壓線下、灰色地帶間綿延。“坐在車上轉、隔著玻璃看”“只要不出事，寧可不做事”“不求過得硬，只求過得去”等心態，在不同地域和領域都有體現。有一些“庸官”“懶官”“太平官”，不敢迎難而上，不愿直面矛盾，只想占著位子“混日子”。究其實，無外乎德不配位、不敢擔責，或才不配位、無法任事。這種“只求平穩著陸，不求干事創業”的懶政心態，值得高度警惕——如果說公權濫用是急性病，庸碌無為就是慢性病，養癰遺患，將導致結構性、全局性的政策機體失調、執行機能失衡，極易釀成嚴重后果。庸官懶政會破壞改革氛圍。歷史上勇于任事之人，但凡要推行改革，都會遇到掣肘和物議。掣肘是既得利益集團阻撓，而物議則是尸位素餐者對勇于任事者的非議。掣肘者要震懾，尸位素餐者也要懲治，不能任由站著說話的人對俯身做事的人橫加指責，更不能形成“多做多得咎，少做少得咎，不做不得咎”的氛圍，否則就會出現“逆淘汰”的不良生態和錯誤風向。

庸官懶政會貽誤改革時機。現代公共管理中的“政策之窗”理論認為，只有當迫切問題、政策方案與政治形勢三流匯合，才能開啟政策之窗，為議程設置和改革推進營造機會。但是，這個窗口期很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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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懶散不動就會錯失時機。要等多年之后，同一議題的窗口期才會再來。此外，庸官懶政還會浪費公共資源，徒增沉沒成本，使潛在的社會效益被耗散，優化資源配置和良善治理皆無從談起。

所謂“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既是人民群眾對領導干部的期許，也是與官員身份“綁定”的責任。公共治理者身系公眾的委托與期望，其一人之無為，牽連的是萬千百姓的問題得不到改善、一地一域得不到善治。當今之世，全球競爭、區域競爭陷入白熱化，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進得不夠快也是退。對公共治理者而言，改革的步伐趕不上時代要求就是失職，工作的成果沒達到人民期望就是失敗。

危害不難覺察，改革更需深化。早在中共十八大以前，武漢等地就已開展治庸問責專項行動，其他地方也有類似之舉。只是，地方政府治庸仍舊以優化投資環境為目的，其推動力源于招商引資的經濟發展需要，因此更多呈現運動式治理特征，反復現象較為明顯。歸于根本，還需將“治庸懲懶”升格為常態性要求。

以權謀私是腐，庸碌無為致敗。毋庸贅言，不作為也是腐敗的一種。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庸官懶政絕跡就應該是新常態之一。要形成庸官懶政絕跡的新常態，則需要正立標桿:一方面，要留一些改革創新的試錯空間給勇擔責任者;另一方面，要祛除庸官懶政的病根。改革機遇不會始終存在，政策之窗只能短暫開啟，全面深化改革的事業里，不應有庸碌無為者的容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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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深化改革需嚴懲庸政懶政

冰點時評

深化改革需嚴懲庸政懶政

馮創志 《 中國青年報 》（2015年04月15日 02 版）

日前，李克強總理在長春主持召開東北三省經濟形勢座談會時強調：“對于忽視民生、為官不為的‘庸政’、‘懶政’，要‘動刀子’、‘出重拳’、公開曝光，堅決追責！”（人民網4月14日）。

這是總理今年在公開場合笫三次痛批庸政、懶政：在3月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他曾兩度提及“為官不為”并指出，有的為官不為，在其位不謀其政，該辦的事不辦。講到切實加強政府自身建設時，政府工作報告強調，對為官不為、懶政怠政的，要公開曝光、堅決追究責任（中國網3月16日）。

在今年2月召開的國務院第三次廉政工作會議上，總理也曾指出，對不敢抓、不敢管，尸位素餐、碌碌無為的干部，堅決采取組織措施，為官不為的典型要公開曝光。而在去年10月的國務院會議上，總理也談到，不作為的“懶政”也是腐敗。總理如此接二連三地劍指懶政怠政，令人深思。

庸政懶政現象，也是反腐敗不全面、不徹底的體現，會阻礙改革的進一步深化。正如總理所言，“懶政導致中央的好政策梗阻在出臺實施的‘最先一公里’和落地生根的‘最后一公里’，嚴重影響了改革效率，降低了政府公信力”。廉政與勤政是良好官德的有機兩面，反對為官胡為和為官亂為，又力避為官不為和怠政懶為，才是對“從嚴治吏”的完整解讀。

然而，在基層，一些人對“懶政”恨不起來，懶政似有蔓延趨勢。一些基層官員認為，在出臺的黨風廉政條例中，懶政很難界定；在推進改革全面問責的今1 天，似乎干得多更容易得罪人；更有一些官員認為，時下吃喝沒門，收禮也關上了門，不如清清閑閑混日子。

那些“不作為”的“好好先生”，看似不爭權、不爭利，其實是把人民賦予的權力變成一種擺設，浪費國家資源，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完全背道而馳，它所造成的危害和損失不可低估。與顯性的不作為、亂作為相比，行政執法部門的“依法不作為”更具隱蔽性，這一亂象源于一些行政管理部門及其工作人員服務觀念淡薄、責任意識缺失、工作作風漂浮，而管理不力、缺乏監督是這種現象屢屢出現的重要原因。

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黨建等六大方面部署改革的核心任務，包括60項具體改革任務，如今已全面進入改革攻堅期和深水區。在這場關乎國家發展命運的改革攻堅戰中，各級官員是進一步深化改革的中堅力量，要在凝聚共識、破解難題、擔當落實三方面做好表率。深化改革中可貴的是實干，離開了實干，就談不上為人民服務，談不上真正的改革。每項改革，細到調研、聽取公眾的意見，召開有關會議進行商討，再到出臺有關舉措，進入具體實施階段，哪一項都離不開扎實的工作作風。近年來，一些地方在調整產業結構、行政結構改革和社會改革等方面取得成功，也都因為有一大批官員撲下身子用心調研和悉心處理方方面面的矛盾，出力出汗出智慧。

深化改革形勢的緊迫、任務的艱巨、工作的繁重，需要官員們懷抱巨大的政治勇氣，敢于攻堅克難，在探索中深化改革，在改革中歸納總結，在經驗中不斷突破。因此，講改革，需要強調實干精神。假若懶字當頭，調研推給他人，見著矛盾繞道走，遇到問題就推托，甚至會埋下引發社會矛盾的隱患。時下一些地方一些行業之所以矛盾尖銳，與遲遲不深化改革并遮掩矛盾息息相關。公開披露的信息顯示，全國已有數千名“不作為”干部被處理。地方政府對于官員的政績考核，從導向到指標均出現了可喜變化。抵制不作為的懶政和庸政，需要官員們形成敢作為的改革精神。如今，改革的方向早已指明，正是各級官員大顯身手的時候。

第五篇：績效法制化破解庸官懶政

杭州立法管理政府績效法制化破解庸官懶政

新華社杭州訊

杭州市人大常委會近日將再次審議《杭州市績效管理條例（草案）》（以下簡稱“條例草案”），這是該市嘗試以地方性法規形式規定政府績效管理程序及方法，旨在提高政府工作績效，整治庸官懶政和防止干部不作為現象。部分立法實踐者和專家表示，通過地方性法規的形式科學界定績效指標體系和工作機制，還有利于降低行政成本，助推進一步簡政放權。

管理政府績效尚停留在“紅頭文件”層面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六項重大任務之一。而現實中，管理政府績效仍停留在“紅頭文件”階段，缺乏法治思維和剛性約束。

杭州市人大常委會人事代表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李敏表示，截止目前，我國政府績效管理工作沒有直接的法律支撐，大多由各地方通過政府“紅頭文件”形式推動。國內有些地方將政府績效管理當作“一把手工程”，工作啟動和開展主要取決于地方政府領導人對這項工作的認識程度。在政府績效評估和管理領域的立法缺失，已成為各級政府績效管理深入有效開展的瓶頸。

“用地方性法規形式明確界定績效管理機構、職能、權限、程序與責任，有利于提升績效管理地位，強化績效管理執行力度，增強權威性，提高公信力。”杭州市人大常委會委員解崇明、林麗雅表示，這是因為用法律形式對績效管理各個環節、各項內容以及實施方式、方法和步驟等作出嚴格而明確的規定，是績效管理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違法必究，增強了規范性、穩定性和持續性。

而且，地方實踐也遇到了進一步提升的瓶頸。杭州市綜合考評工作源自1992年實施的目標責任制考核，2000年在全國率先推行“滿意單位和不滿意單位”評選活動，2005年開始實施目標考核、社會評價、領導考評“三位一體”的綜合考評，2011年被國務院政府績效管理聯席會議列為全國政府績效管理試點。杭州市人大常委會委員鄭建波、俞雪坤等認為，通過地方立法的形式，可以對杭州的實踐經驗進行制度化、規范化，這也是推動“依法治市”的具體體現。

條例草案體現績效管理注重第三方評估

即將提交杭州市人大常委會再次審議的《杭州市績效管理條例（草案）》共分8章53條，創造性地明確了杭州市績效管理的機構、績效評估、結果運作等內容。

法定化績效管理機構。條例草案規定：“本市設立的績效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市績效會），依照本條例規定領導、組織、協調全市績效管理工作；是績效管理委員會辦公室（以下簡稱市績效辦）為市績效委的日常辦事機構，具體負責并組織實施績效管理有關工作。”同時，把“市績效管理相關部門（如組織人事、紀檢監察、財政等）工作職責”“績效管理單位的主體責任”等內容予以規范化、制度化。

界定績效評估內容、方式。條例草案對績效目標的執行與日常監督、績效信息的報送和發布、日常績效改進、回應群眾訴求等進行具體規定，并強調突出公民導向，有序擴大公眾參與的范圍與渠道，規定“市績效辦可以委托績效評估專門機構、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社會中介組織等第三方機構對部門績效目標開展專業測評”，體現了績效管理必須注重第三方評估的大趨勢。

績效評估結果運用。本條例草案規定，探索建立“面向產出和結果”的績效管理聯動機制，將績效管理結果與政績衡量、領導決策、政策調校、預算安排、編制調配、行政獎懲、選任干部等人財物的投入適當掛鉤。如規定“納入績效管理單位及其工作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實施問責：在績效管理工作中，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列入綜合考評’一票否決'的工作未達到相關考核要求的;因工作重大失誤，被上級機關通報批評、媒體曝光，造成重大損失或惡劣社會影響的”等等。杭州市人大常委會主任王金財表示，《杭州市績效管理條例》被列入今年杭州地方性立法項目，是破解庸官懶政問題的舉措之一。

將推動降低行政成本、簡政放權、治理“庸懶散”

多位采訪對象認為，杭州市通過地方性立法管理政府績效，把多年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法定話，將進一步推動降低行政成本、簡政放權、治理“庸懶散”，效果可以預見。

“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部門有了合法性地位。杭州市考評辦主任伍彬表示，杭州2006年即在國內率先成立了專門從事黨政機關績效考評的職能部門—杭州市綜合考評委員會辦公室，2012年增掛了杭州市績效管理委員會辦公室的牌子。考評辦是杭州獨有的，當時成立時“上不著天下不著地”，沒有上下級的部門。“我干了九年，基本上把人得罪光了。沒有一定體制保障，很難推進下去、持續下去。因此，有必要把行之有效、運作良好的組織經驗予以固化，以地方先行立法賦予績效管理機構合法性地位，使其職責法定。”

分散的行政資源將會逐漸被整合，降低行政成本，推動簡政放權進一步向廣度和深度發展。伍彬認為，多年來的績效管理實踐，從中可以發現很多問題，比如單位之間存在的資源不共享、建設與管理脫節、部門協調機制等等，而且都是普遍性存在的問題，也是長期困擾并影響機關效能提升的問題。多位受采訪的對象表示，多年來的機構改革，背后的職能轉變滯緩，反而造成權力過分集中，職能轉變已經到了應該“痛下決心”的時候。通過地方性立法加強績效管理這個抓手，將能進一步促進職能轉變，并借此帶來降低行政成本、加速減政放權等延伸效果。

通過立法布防“為官不為”，將讓“不求過得硬、只求過得去”沒有了生存空間。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書記龔正表示，“不但當、不作為、效率低等方面突出問題，已經成為杭州加快轉型發展的最大阻礙。”浙江省社科院專家鐘其等表示，要有效防止“為官不為”，依法管理是個剛性約束，以地方性法規的形式規定政府績效管理程序及方法，尤其是條例草案中給出了行政問責的條款，重拳敲打“只要不出事、寧愿不做事”以及“不求過得硬、只求過得去”等“為官不為”的苗頭性傾向和問題，使之深入到每一個公職人員心中，使績效管理辦法內化為每個公務員的工作規范，用法律的形式治理庸官懶政。

(記者 岳德亮 張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