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寒假讀后感】《法律與道德》讀后感（定稿）

【寒假讀后感】《法律與道德》讀后感

洪詩琦

《法律與道德》是美國法學家羅斯科·龐德從歷史、分析和哲學三個角度來闡述法律科學領域爭論不休的問題之一—法律與道德的關系的著作。

法律與道德究竟有著怎樣的關系呢？普遍的觀點認為，法律與道德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系: 第一，法律與道德在內容上存在交叉重合的部分。我們都知道誠實信用既是大家公認的道德要求，也是白紙黑字的法律要求。第二，法律與道德可以相互促進。每個國家在立法時都會以道德的基本價值取向為導向，這點在書中闡述的非常明確：“法律必須和社會認同的倫理道德價值相吻合或基本一致，才能得到有效承認并進而化為社會生活中的規則，否則必然受到道德力量的抵制和威脅而使其‘變成一個毫無意義的外殼”。

但是，法律與道德之間卻又存在著區別:第一，道德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屬于社會上層建筑的一部分，它與法律作為兩個不同的社會規范體系，共同為經濟基礎服務。第二，法律與道德的作用方式不同。法律是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通過他律的方式來發揮作用的，而道德則是借助社會輿論、內心確信、傳統習俗等自律的方式發揮作用的。這也是兩者最顯著的區別。第三，法律與道德的規范范圍不同。法律規范人的外在行為，而道德規范人的內心活動。第四，法律是確定的、可預測的，是明確而專業的，而道德卻是相對模糊的。

龐德通過分析法律發展的歷史進程，認為:作為社會重要調控手段的法律與道德，在法律發展進程中經歷了一個相互混雜不分——逐步分離——部分融合的過程，其代表正是中國傳統法律、西方近代法律和現代的社會回應型法律。而從哲學層面而言，法律與道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法律是道德的一部分，是社會最低限度的道德準則。而就分析法學的角度而言，法律和道德有著各自管轄的領域，法律以理性為基礎，必須是確定且可預測的，但是在實踐中無法將二者絕然分離對立起來，而將二者完全等同起來也是錯的。針對法律與道德之間的這種情況，他提出:要在實踐中尋求二者之間的平衡點，而最基本的準則就是個人權利的行使以不妨礙他人的自由為限。而且在立法和司法中，法律與道德一直無法截然分離開來，法律規則中包含著許許多多道德規范。

由此，我不由想到:中國的教育歷來就有強調德育的傳統，學之道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注重個人品德修養和道德教化。受此影響，中國千年的社會治理均以儒家思想為思想核心，重視統治者個人品格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即便是在中華法系對世界影響最為廣泛的時期，中國傳統法律仍是以道德為其內核，“尊尊親親”、“父子相隱”等忠孝道德準則成為當時法律的重要內容，使得中國傳統法律之治被稱為“禮法之治”。

之前我讀過黃仁宇先生的《萬歷十五年》。黃先生對與古代中國有一個著名的論斷，就是‘古代中國以道德代替法律，使中國成為一個不能由數目管理的國家’。可謂是這個問題的最佳注腳。

在中國社會從傳統走向現代的今天，西方近代的法律思想和制度對中國社會管理產生了極大的沖擊和影響，法治成為我們不懈努力的目標，成為了我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一條。同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和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西方消極思潮也隨之滲透，如極端的個人主義、享樂主義等已經在中國社會造成莫大的影響，道德失范現象正成為中國社會高速發展的副產品。

道德和法律都是現代社會調控的重要手段，二者缺一不可。前者是自律的，而后者是他律的。我們還要建設法治社會，就是需要發揮法律的良好社會調控機能，但我們應該了解，這是離不開社會成員對法律規范的自覺遵從的。如何才能做到自覺,這是一個人的內在行為導引，是一個自律的問題，而這必不可少的要素就是內心的信仰——從哲學角度來看，正是龐德所闡釋的倫理范疇，是人的倫理，是一個道德問題。

讀完了這本《道德和法律》，我了解了道德和法律之間的關系與兩者對社會的作用。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只有道德沒有法律，就會讓我們回到禮法治國的封建時代。而只講法律不講道德，會使社會風氣大為惡化，同時沒有道德約束的混亂社會也難以建立有效的法制制度。

第二篇：《法律與宗教》讀后感

法律與宗教

“法律和宗教”是一個十分貼近生活的話題，不管是伯爾曼演講的那個時代，還是如今，法律和宗教都是息息相關的存在。

在西方，宗教是個比較普遍的存在，各種宗教法也為日后的法律奠定了法律的基礎。宗教給人的感覺是信條主義，是個人的信仰的一種自我約束，而法律則是給人的感覺就是以一種預防和懲罰犯罪的存在形式。正如書中所提到的：教會試圖使道德法律化，而同樣令法律道德化；它對各種罪孽實施法定管轄權。中國的憲政發展也是這樣，總的憲法在那，但是很多法學家依舊在憲法的基礎上，對于法律中的仁義繼續進行探索。現代的法庭已經不再是封建社會官員壟斷法律，而是有律師作為被告的辯護者，使得法律做到公正，并且可以依據實情酌情減刑，現在的法律有著所謂的“人情味”，其中的“人情味”很大程度上則是宗教思想的體現。

伯爾曼在書中寫到“作為一個民族，作為一種文明以及作為人類，我們將有忍受舊時代死亡痛苦的堅韌毅力，有著對重獲新生的熱烈期望”，伯爾曼想要突破對舊時代的迷思和困惑，他告訴我們日后的時代不再是一個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時代了，宗教和法律是相互滲透的，沒有宗教的法律將會失去人性的美，從而變得教條主義；沒有法律的宗教信仰將會變的盲目，甚至錯誤的宗教信仰會產生更為嚴重的罪孽。

法律和宗教都有這4個共同的基本要素：儀式、傳統、權威、普遍性。伯爾曼對基本要素進行了一定的闡述，個人主義、理想主義以及民主主義這樣的法律自由與宗教有著頗深的淵源，伯爾曼所期望的是宗教與法律相結合的一種信仰，從他的演講中我們學到的不僅僅的法律和宗教相輔相成的發展史，也可以學習一種辯證的二元論的世界觀，可以從事物的2個不同的角度出發，進行探索，繼而得出自己最終的結論。

第三篇：法律讀后感

大多數對于《法律的概念》的解讀是帶著前理解，這種前理解的來源以介紹性文章、師友的談論等媒介為主，但是淹沒在介紹性文字（或語言）當中的是文本所要針對的現實問題，哈特的觀點仿佛是“理論自身發展的必然產物，而理論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僅僅是與作者生平聯系在一起的社會背景的問題，這些問題出現在教科書中并不是作為一個理論的核心來關注，而僅僅是作為與作者生平聯系在一起的社會背景的一部分而加以例行公事的程式化的介紹，法律讀后感。這種對理論和理論所要面對的問題的處理方式，或者說關注理論自身而輕視理論面對的問題，實際上割斷了理論在歷史上所面臨的迫切問題或者說一個歷史上的問題與我們當下的生活的聯系。”所以我們可以不問哈特何許人也？也不問《法律的概念》誕生于什么樣的背景、出于什么樣的目的？更不會去思考困擾當時哈特的問題？我們就這樣輕而易舉的得到了哈特的知識成果——這個過程“簡潔而凝練”，難道不該懷疑這一切得來的太容易了嗎？哈特并沒有設局讓讀者鉆入誤區，但讀者也許因為過于追求知識的增長而把自己置于似是而非之中。

按照以上的閱讀方式，我逐步歸納了這樣幾個部分，來嘗試“知其所以然”：WHO is Hart？

在我所掌握的一點點資料里對哈特生平的記述并不是很多，不過從這里我們也可以一窺哈特的世界。哈特（H.L.A.Hart）其父是一個具有德國和波蘭血統的猶太裁縫。（我原來一直以為聲名赫赫的哈特是以為嚴謹的英格蘭紳士或者蘇格蘭保守主義者。但事實是，哈特是猶太人，這也回答了哈特在晚年為什么青睞拉茲并傳其衣缽，也許是猶太老鄉的緣故吧。）哈特的受教育的過程雖然沒有“神童”邊沁那樣讓人稱奇，但絕對是一個優等生的標準履歷。他曾經在Bradford文法學校（即grammar school，主要提供知識教育，為學生接受高等教育作準備，需要指出的是在國立學校學習的學生只有3％可以去文法學校學習）和牛津新學院（該學院雖名new college，但其實創辦于1379年，以富麗的教堂和知名的唱詩班著稱）就學。這期間他對古典哲學發生濃厚興趣，并且一直保持下來，乃至他二戰中在英國軍情五處工作時期仍不忘閑暇時與搞哲學研究的同事進行討論。不難推斷，這種對哲學的熱愛對日后哈特終成大器有著深遠的影響。在二戰前（1932—1940）哈特在大法官法庭充任開業律師，這期間的實務工作使得哈特知識結構在理論和實踐的兩極中間獲得了良好的平衡，“如果沒有這段從事律師實務工作的日子，他不可能成為以為法學家，至少不會進行法理論和法哲學的研究。同時，也是這個原因使哈特的法理論十分貼近法律的實踐”。1945年，他成為了牛津新學院的哲學講師，這一階段后來風行于牛津的語義分析哲學深深地吸引了哈特，并且似乎在此時他與牛津日常語言學派的學者J.L.奧斯汀（并非哈特在文中批評的“法律命令說”提出者奧斯汀）結成好友，此人后來于1952年熱心推薦哈特走上牛津大學法理學教授的職位。哈特研究語義分析哲學與其他追逐學術時髦的人不一樣，他始終致力于把這門學問應用于法學理論分析當中，這也為日后《法律的概念》出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談到哈特出任法理學教授這段時期，人們都會把他的名字與上世紀最偉大的幾次法律理論論戰聯系在一起。從學術角度講，哈特是幸運的，同他交手的對手不乏當時學術體格強健的名家，諸如博登海默、富勒、德夫林、德沃金……他們在諸多領域展開爭論，但是核心沒有離開法律、道德與自由這些基本的分歧點。這些對手在成就自己的同時也給哈特戴上了學術桂冠。縱觀哈特的學術生涯，其間沒有離開過辯論，這種辯論升華了他的造詣，也使哈特的理論逐漸體系化。這一階段哈特終于成為西方法學世界的一代宗主，開創了其富有“哈氏”特色的新分析法學。鑒于論戰對于哈特思想體系的重要性，本文也不可避免的要涉及這些法學高手的巔峰對絕。

1969年哈特離任法理學教授一職，富有戲劇性的是接任其職位的就是曾猛烈抨擊其學術觀點的德沃金。離職后的哈特開始步入了大多數學者必然經歷的思想成熟期。他開始把研究的方向逐步轉向了對古典實證主義法學的追根溯源上。由于早年在寫《法律的概念》時已經對奧斯汀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哈特開始走近邊沁。杰米里。邊沁是個低調的學者，這個害羞靦腆的倫敦人對于出版自己的文章始終懷有一種毫不在乎的心態。這種心態于個人來說可是一種謙卑的善德，但使得外人了解邊沁的思想產生了重大阻礙。哈特一直高舉實證主義法學的大旗，那種內在的學術血統，呼喚他把一個鮮為人知的“邊沁”推到人們的視野中來——在他的努力下，大量關于邊沁的文獻被整理并出版。另一方面這種努力的結果也澄清了法學界對于實證主義法學體系傳承的誤解。可以推測，這種耐心挖掘過去的工作，不能不說是哈特步入晚年的心態的微妙體現。哈特在“回憶”過去的同時，也沒有忘記繼續豐富自己的理論體系，讀后感《法律讀后感》。德沃金的質疑在某種程度上觸及了哈特的死穴，尤其是關于 “規則說”中原則缺位的問題，哈特感覺必須予以正視。在最后的時光里，他積極回應德沃金，這些回應在他死后邊入了《法律的概念》第二版的附錄中。

以上是哈特的個人小小的回顧，然而哈特不是孤立的一個名字，他總是和西方法學理論的流派劃分聯系在一起，在那里他毋寧說是一個標識。那么在一個學術流派中的“標識”哈特又是怎樣的呢？這里還需要澄清一些必要的事實。從不同角度看待哈特，我們會得到不同結論，盡管這些結論在原來看來是沒有本質上差別的。哈特是新分析法學的創始人，或語義分析法學的建立者，或戰后法律實證主義的第一人，……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這里的差別不僅涉及觀察角度的不同，更多的是一種含混的指稱。這種貼標簽的方法很容易讓我們記住某個人，缺陷卻是單一層面或路徑解讀了哈特。質言之，立體的哈特被消解掉了，他的思想同時也被單線化了。

首先有必要把一些概念梳理，并進行分析以往定位模糊之所在。

概念一，實證主義。實證主義哲學公認的創立者是法國人奧古斯特。孔德，他首次在小冊子《論實證精神》當中討論了人類思辨發展的三個階段：神學、形而上學以及實證階段。所謂實證包括以下方面：“一是與虛幻對立的真實，二是與無用相對的有用，三是與猶疑對立的肯定，四是與模糊相對的精確。”但是實證主義這個詞語用法很寬泛，僅在網上搜索就發現邏輯實證主義、分析實證主義、實證主義社會學、心理學實證主義……這些詞匯導致這門哲學的外延經常出現這樣或者那樣的屆分，很多人因為在其理論表現形式上接近這種哲學，就被劃為此列。同時需要質疑的是，就我所知，雖然現在不少被稱為實證主義法學的法學家，他們在其著述中卻極少追溯到甚至提及孔德的實證主義哲學，這就不得不讓我懷疑長久以來一種說法：法律實證主義是實證主義哲學應用于法學研究的體現；即使該說法成立，那么這種體現的程度又有多少呢？

概念二，法律實證主義。關于法律實證主義，在哈特看，英美學界有如下觀點：“（1）法律是人的命令；（2）法律與道德之間，或者實際是這樣的法律與應該是這樣的法律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3）對法律概念之含意的分析或研究，是一項重要的研究，應與歷史考察、社會學的調查方法以及按照道德、社會目的、作用等對法律進行批評性評價的方法區別開來（然而決非是敵對的）；（4）一個為法律制度是一個‘封閉邏輯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正確的判決可以僅用邏輯方法從預定的法律規則中推斷出來；（5）道德的判斷不可能像對事實的陳述那樣，以合理的論據、證據或證明建立起來。”經過哈特的考證，我們發現了邊沁早先也提出了“法律命令說”，而且也強調了法學分為闡釋性法學和審查性法學，這為以后對應法理學和立法學奠定了基礎。應該說邊沁已經成為法律實證主義的傳統的濫觴之人。但是需要明確的是，最能體現邊沁法律思想的《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于1789年出版，而上文提及的實證主義哲學的鼻祖孔德出版《論實證精神》卻是55年之后，甚至孔德本人也是在1798年出生的。這里遇到了一個類似因果的悖論。應該看到邊沁是在無意識之間涉及了實證主義，這部分并不是他的理論的核心，甚至可以說是個副產品，也許邊沁本人一生都沒有聽說過實證主義這個概念。或者，在沒有更詳細的資料之前，我只能把這種外觀的相似理解為偉大學者在學術進路上的殊途同歸吧。其實法律實證主義產生離不開英國本土的哲學，我們在邊沁的文字中可以看到英國固有的經驗主義、功利主義傳統尤其是休謨的影子。其后，奧斯汀作為邊沁一脈相承的傳人，把邊沁的理論加以細化，而且也把討論的范圍盡量退回到法學領域。不要小看這種歸理和回縮，正是依靠奧斯汀精致的理論才在真正意義上創立了分析實證主義法學，他的理論高度是前人難以企及的，因為他的工作使法學這個晚產的嬰兒割斷與其母體哲學、倫理學以及政治學的臍帶走向了新的生命。但是法律實證主義并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學術流派。注釋法學、潘德格頓學派、概念法學、機械法學、法律形式主義和分析法學都可以算做它的麾下。所以法律實證主義強調的是主義一詞，凡主義者必然是指某種思想上的傾向。如自由主義，現代多數思想家都可以被成為自由主義者，哈耶克也好、凱恩斯也罷他們觀點上都有一個最大公約數，即尊重民眾的自由，承認私權。但是這絲毫不影響把哈耶克尊為維也納學派第四代掌門，而凱恩斯則被認為是“放任自由主義的終結”。

概念三，社會實證。法律實證主義的“實證”是一種對實在（positive）知識的向往，但是怎樣達致實在知識，法律實證主義者在這里就出現了分歧，一些人認為應該從“法律是什么”的角度切入，另一些人則贊成從“法律實際上是什么”來研究。社會實證重視經驗事實，企圖通過對作為客體的素材分析像自然科學那樣作出精準的預測。采取社會實證路徑的法社會學運用了大量社會學的方法，比如現場試驗、問卷調查、檔案研究、統計分析等等。顧名思義可以知道分析法學主要運用的方法還是分析實證，它在法學領域要完成的任務就是下文中分析法學研究所涉及的四個方面問題，具體而言就是對概念或者邏輯的分析推理，至于經驗事實，不是他們概念或者邏輯分析的主要內容。說到這里，有人也許會對于以往“應然”、“實然”的劃分產生疑惑。其實“應然”、“實然”取決于參照系的位相。自然法學主要訴諸的是先驗抽象或者自生自發的概念或者觀點來說明法律應該是什么。不難發現這些概念與神學、政治學、倫理學都是共通的，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啟蒙時代的自然法學家本人思想里包含了諸多當今的學科理論，這是因為那個時代的法學仍然沒有獨立。自然法學在其鼎盛時代有著積極的作用，但是進入到19世紀，西歐各國已經從動蕩走向穩定大批法律頒行，其理論的強烈的批判性面對實在法律規范缺乏分析研究能力。相對于這種評判性的應然，分析法學的描述性話語就“純粹”多了，他們否棄的形而上的模式，倡導獨立意義的一般法學從相關學科剝離出來，主張從規范的角度把研究的范圍限于實在法（而不是自然法、上帝法或者高級法）；相對于自然法學的“曖昧不明、難以考究”，分析法學的主張就更接近實在世界，故稱之為“實然”。但是與法社會學對比，分析法學就好像“玩弄”的是概念間的邏輯轉換游戲，仍然是某種意義上的理想化模式，并且不排除為了陳述理論的需要而提出假設，甚至是難以最終證明的假設.他們不可避免出現這樣的情形，“最終的作為論證基點的東西往往具有形而上的特點，無法經驗所證實。”所以相對于法社會學，分析法學處在“應然”位置。

第四篇：法律與道德

法律與道德

很多觀眾對于結局是很滿意的。雖然有不少感情豐富的人會為王薄煽情的死法而流淚，這并不代表他們不認同導演的觀念。馮小剛很聰明，這種聰明可以用票房計算出來。原著作者趙本夫也 承認，馮小剛很聰明，把一個原本皆大歡喜的結局（王薄只受輕傷，夫妻倆雙雙把家還）改成有點灰色的光明尾巴，用黎叔狼狽的下場、王薄的死亡、王麗的身懷六甲和警察的法網柔情賺足了觀眾的感情。法律和道德在最后的沖突中以后者“道高一尺”體面地收場了，觀眾們在感情得到宣泄的同時，靈魂也得到了升華，的確是一場很劃算的電影。

馮導的聰明也僅限于此。在大部分時間里，他小心翼翼地避開兩者的沖突，不惜讓警察瀆職做一個全知全能的看客，只在最后關頭出來收拾殘局。因為他知道，法律和道德的內在緊張會消耗觀眾不少的精力，促使他們思考。而一部成功的商業片痛恨會思考的觀眾，最好人人都能像傻根那樣，跟著感覺走，服服帖帖被電影擺布，時哭時笑，乖乖把錢包交出來。《天下無賊》在刻畫人性方面本來可以做得更好，可惜一個商業化甚至庸俗化的結局使它無法獲得更深刻的意義。

法律和道德是一個宏大的命題，不能面面俱到。在此只能揀一兩個方面來分析。很明顯，在價值體系中，道德高于法律。法律只要求人們不要做壞人，而道德要求人民要做好人。在大部分時候，法律是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線，違反法律就意味著背叛道德。然而，正因為好人和壞人的界限不是那么清楚，法律和道德才常常糾纏不清。《水滸傳》就是很好的例子，里面多少無法無天的強盜、小偷、殺人魔王在人民心中卻享有崇高的道德威望和人格魅力，而遵紀守法的貪官污吏卻被恨之入骨。這種離奇的效果常被歸咎于法律缺少“人性”，法律不公平，因此，人民在必要的時候享有“法律豁免權”，可以根據道德制定另外一種法律規則，比如“劫富濟貧、替天行道”，比如“法外施恩”，以此來調和兩者的矛盾。

法律有沒有人性？需不需要人性？法律和道德如何協調？從漢謨拉比法典開始，這個問題困擾了人類兩千多年。如果把《圣經》當成歷史，那還要上溯到亞伯拉罕和上帝的約定和“摩西十誡”。柏拉圖最早做出系統的回答。在《理想國》之中，道德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黃金一代的人類不需要法律。晚年碰了不少釘子，開始重視法律，可依舊認為法律所能達到的，只是“二等好的理想國”（《法律篇》）。亞里士多德比他的老師務實，強調法律至上，用法律來規范人性，因為“人在達到完美境界的時候，是最優秀的動物。然而一旦離開法律和正義，他就是最惡劣的動物。”（《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9頁）。西塞羅大體上沿襲了亞里士多德的思路，認為法律就是道德、正義的具體化，又超越道德本身。自然法是“統治全宇宙的理性秩序在人類社會中的投影”，根植于人的本性，“法律是最高的理性”。

可是到了馬基雅弗利那里，道德成了無用的累贅，無情的法律才是成熟的政治權術。（《君主論》）。霍布斯則完全拋棄了“人之初，性本善”的假設，把“性惡說”發展到登峰造極。在他看來，只有法律才是最可信賴的朋友，把人類從“人對人是狼”的可怕的自然狀態中拯救出來。英美的哲學家大體上走在“性惡說”這條路上，如洛克，休謨，直至現代的波普爾，哈耶克，只是不把人性說得如此不堪。盧梭，這個從道德理想國走出的平民思想家，以其激進的革命激情重新把道德置于理性之上，建立起以道德、情感為核心和歸宿的自然法論。他把理性出現之前的自然情感歸納為“自愛”和“憐憫”兩個基本原理，由此演繹出一個道德基礎上的法律體系，法律是“公意的宣告”和“正式表達”，服從法律就是服從最高的道德。

鑒于法律和道德在哲學史上千絲萬縷的關系，剪不斷，理還亂，連馮導這么聰明的人都唯恐避之不及，最后還是屈就于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法律禮貌地給道德讓路，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似乎完滿平息了法律和道德的糾紛。然而，法律是無處不在的，正如道德的影子同樣是沒法擺脫的。整個故事，就是在法律和道德的沖突中一步步達到高潮的。耐人尋味的是，這時候，法律以道德的面目出現，它有另外一個名字，叫職業道德。

于是，我們可以循著法律和道德的恩怨情仇，去尋找更為重要的事實和價值。

第五篇：道德. 讀后感

“道德、文明”的感觸

記得以前學習的“八榮八恥”，它包容廣、內涵深，體現了中華民族傳統美德與時代精神相結合，是每個炎黃子孫的道德行為規范。我們要深刻認識樹立社會主義道德觀的必要性、重要性及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更要以它為人生價值取向，知榮明恥，人人踐行。

但是，社會主義榮辱觀不可能自然而然地樹立，需要全社會自覺地共同努力，首先我覺得講道德、講文明要從我做起。

因為社會群體是由許多個人聚集而成的，要在全社會樹立社會主義公德，共建社會主義風尚，營造良好社會風氣，必須人人行動起來，從我做起，積小我為大我，聚個體為群體，集小氣候為大氣候。對別人，對社會，要大造輿論，形成共識，并付出行動；對自己，要又說又做、說到做到、從我做起。從我做起，一定要自覺，不僅是“要我做”，更是“我要做”。要用自律的態度，查一查自己哪些做到了，哪些還沒做到，應該怎樣去做，如何達到完善。那些只講不做，或者只要求別人做而自己不去實行，或者被動應付的想法和做法，都與“八榮八恥”相悖逆，是不合時宜的。

道德問題關系到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道德建設無小事。一個人的思想觀念、言行舉止、贊成什么、反對什么、取什么、舍什么，能否明榮恥、分美丑、辨善惡、反映在大事上，更多時候是體現在小事上。見微知著，從滴水能觀滄海。常常可從生活小事上看到一個人的大德。不能認為是小錯而原諒放過。因為小錯會釀成大害；不能因為是好事太小而不愿做。小德可積之成大德。正所謂“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只要是涉及社會主義榮辱觀、屬于思想道德性質的事，哪怕再小，也必須重視。該為必為之，不該為切勿為之。

從我做起，就要從身邊的事做起。身邊的事，眼前的事，時時耳聞目睹，最方便最有機會去做。崗位學雷鋒，共產黨員先進性，最易于在工作單位表現出來，而且最具體，最實際。有時是舉手之勞，何樂而不為？對同事，上下尊重愛護，左右團結互助；對鄰里關心友好，彼此支持。這不是天天可見，事事可做么！對身邊的領導或下級，他們的缺點、“小惡”明擺在眼前，隨時可以給予批評幫助，哪能“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古云：“一室不掃，何以掃天下”。身邊能做的事都不去做好，就很難設想，他會舍近求遠而去大放道德之光了。

中華民族是一個有著強烈榮辱感的民族。在我們的社會里，是非、善惡、美丑的界限不能混淆。否則，社會和諧不起來，經濟發展不起來，民族精神振作不起來，國家也強盛不起來。胡錦濤同志提出的“八榮八恥”，旗幟鮮明地指出我們應該堅持什么，反對什么，倡導什么，抵制什么，應當成為每個公民應有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準則.作為祖國的未來和希望，我倡議我們從我做起，從小事做起，從現在做起。在思想上積極追求上進，明辨是非；在學習上刻苦努力，精益求精；在生活上勤儉節約，節約水電，不攀比；在平時熱心為社會服務，大膽創新；在行動上堅決

反對有損民族形象的丑惡行為，講文明，講禮貌，守紀律，遵守社會公德和校規校紀。讓我們積極行動起來，努力學習科學文化知識，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自覺把“八榮八恥”作為心靈的準則和行動的指南，弘揚社會主義榮辱觀，為構建和諧社會貢獻力量。

榮辱觀古已有之，榮辱心人皆有之。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民族，持有不同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人們，其榮辱觀是不同的。恩格斯說，“每個社會集團都有他自己的榮辱觀”。社會主義榮辱觀，回答的是社會主義社會中，什么是光榮，什么是恥辱。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既要發揚優良傳統，又要體現時代精神；既要立足本國，又要面向世界；既要隨著奧運會的日益臨近，作為中國人，是值得我們驕傲與自豪的。但在這一份喜悅與期盼的同時，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我們的準備工作，而交通環境問題則是準備工作的重中之重。

據統計，近年來，因交通事故而造成的經濟損失和人身傷害等方面呈上升趨勢。從這一方面則更加說明了交通的重要性。從而，就要求國家和城市建設者要加大力度地進行交通環境建設。而作為交通建設的我們，則更應進一份力。以主人翁的身份，對全市的文明，和諧，安全建設做出貢獻。

首先，我們應身體力行，以身作則，用實際行動參與交通環境建設，盡量杜絕交通事故的發生。在日常的生活中，應嚴格遵守交通規則，珍惜生命，安全出行鐘不要因為圖一兩秒中的便利而造成不必要的損失與過錯。

其次，我們要做好宣傳工作。作為一名筑路人，已具有清醒的頭腦和較強的社交能力。所以，我們要在自身基礎上，認真學習提高交通安全知識并努力貫徹實施。同時，也要向社會這個大家庭成員起到“維護交通環境人人有責”宣傳作用。

最后，還要注重對交通環境的保護。我們要增強社會主義文明觀，維護交通環境措施，作一名思想道德高尚的公民。

文明交通我參與。交通帶動著國家經濟，政治等方面的發展，也關系我們普通人的出行。伸出你的手，伸出我的手，讓我們大手拉小手，平安出行，建設文明、和諧、安全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