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亞里士多德的文論對后世的影響

西方文學理論課程論

文

題目： 學生姓名： 學號： 學院： 專業班級：

《亞里士多德的悲劇觀

影響》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本科生院制

2016年6月

亞里士多德文藝理論的后世影響

摘要

亞里士多德作為古希臘時期的偉大的哲學家、自然科學家、邏輯學家、文藝理論家，在眾多領域中對后世產生了深淵的影響。本文以亞里士多德的文藝思想為切入點，研究其文藝理論及思想對后世的影響。本文從兩個方面：模仿論、悲劇理論入手，闡釋亞里士多德在這兩個方面的開創性和影響力，為西方文藝理論的發展脈絡做進一步的聯系和整理工作。

一、模仿論

就像談論哲學不可能避開物質和意識何者為第一性的問題一樣，談論文藝首先不能回避的問題便是文藝的本質，即文藝究竟是什么的問題。這也是古希臘的文藝思想家竭力去解決的問題。亞里士多德繼承了赫拉克里特、德謨克利特和柏拉圖的“模仿說”，認為文藝的本質即模仿，但是他的模仿說又所創新。他強調模仿的對象是現實人生，模仿的文藝能夠揭示現實生活的普遍本質和必然規律，即“詩比歷史更具哲學意味”，文藝創作需要虛構而非照搬現實。由于本文的側重點在于亞氏文論思想對后世的影響，所以不再對亞里士多德的思想詳細敘述，而以點論方式闡述。

緊隨亞氏之后具有代表性的文藝思想家賀拉斯是羅馬古典主義的奠基人，我們可以從他的著作《詩藝》中找到和亞氏很明顯的承繼關系。賀拉斯的古典主義以“合氏”為文學的最高理想，也是文學創作的最高原則。在他看來，為做到“合氏”，作品需要符合理性、符合規則、恰當得體，再次基礎上需要作家發揮自身想象力進行虛構，同時還需要進行刻苦的訓練和學習。他認為詩人可以從事創造性的創作,而不僅僅是模仿客觀現實。然而創造性的作品其本身必須是一個和諧統一的整體。這源于亞里士多德的“情節的整一性”原則，即各個事件必須服務于整體的情節，構成一個統一的整體。賀拉斯說:“我勸告已經懂得寫什么的作家到生活中到風俗中去尋找模型,從那里吸取活生生的語言吧。”而亞氏強調，文藝模仿的對象是現實人生，但是并非對照搬現實，而是對現實生活進行藝術加工和提煉。

二、悲劇理論

亞里士多德是西方文論史上第一個對悲劇進行比較完整定義的文藝理論家，他在《詩學》中寫道,“悲劇是對于一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模仿;他的媒介是語言,具有各種悅耳之音,分別在劇的各部分使用;模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動作來表達,而不是采用敘述法;借引起憐憫與恐懼來使這種情感得到陶冶。”指出了悲劇的模仿對象、模仿媒介、模仿對象、模仿目的。此外，他提出悲劇藝術的六個必要成分：情節、性格、言詞、思想、形象、歌曲，情節是悲劇的中心，即“情節中心論”。悲劇情節的安排需要做到完整、有一定長度、有緊密必然的聯系。悲劇的根源在于悲劇主角的過失。悲劇的效果是對人的心靈有凈化作用，即“凈化說”和“憐憫和恐懼說”。賀拉斯在論述悲劇的社會效果時提出寓教于樂的理論。他承認并重視文學藝術的教育功能，認為詩歌在人類從蒙昧走向文明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不僅為人們提供了社會的規范，同時也提供了樂趣。這無疑是對亞氏悲劇效果論的肯定與繼承。亞里士多德認為詩歌對人有教育功能，同時還能給人們帶來快感。賀拉斯在此基礎上的“寓教于樂”則是在強調詩的教育和娛樂功能時，主張用詩的娛樂性推動其教育功能，同時又以詩的教育功能規范娛樂性，避免詩歌過于土俗。

文藝復興時期的特里西諾是意大利著名的劇作家和理論家。他在創作風格上完全擺脫了中世紀的“圣跡劇”的傳統,是文藝復興時期第一個新式悲劇作家。他對亞里士多德既有繼承又有發展。他繼承亞里士多德的“憐憫與畏懼”說,進一步闡釋了悲劇能引起恐懼和憐憫的深層心理根源。發展體現在在悲劇的要素中,特里西諾將“性格”提到了重要地位。他主張性格塑造應堅持兩個原則:美化原則和激情原則。這里的激情原則就是要充分注意表達悲劇主人公感染觀眾的激情。特里西諾的這些觀點,對文藝復興時期的悲劇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意大利另一位戲劇理論家明屠爾諾明屠爾諾反對文學創新,強調遵從古代范例。他繼承了亞里士多德的悲劇理論,認為悲劇的內容應是壯麗和嚴肅的;悲劇人物應是偉大有名而又善惡并存的;悲劇的效應 生凈化作用。

卡斯特爾維屈羅，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卓越的文學批評家，代表作是《亞里士多德<詩學>的詮釋》，可以說，他的主要文藝思想都是以對亞里士多德的《詩學》闡釋為基礎展開的。在評論和闡釋中提出自己創造性的見解。針對亞里士多德的“情節中心說”，卡斯特爾維屈羅提出情節安排的“三一律”要求：第一，情節安排必須限定在一個固定的地點，即為了增強戲劇表演的可信性而將情節安排在同一個地點；第二，故事時間不超過十二小時，即故事發生的時間和表演的時間應該椅子，不超過一天的時間才能增強戲劇的可信性；第三，故事情節的行動礙于時間和地點的限制應該只有一個或兩個。“三一律”是在闡釋《詩學》時提出的，然而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雖然提到了對情節整體性的要求，但是他并沒有對故事情節的時間和行動有明確的要求，可以說是對《詩學》的一種“誤讀”，然而這種解讀是具有創造性的，因為他的“三一律”突出了文學的真實性，對后來的新古典主義文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同時，他針對亞里士多德的“情節中心說”提出了“性格中心說”。他把通過行為表現性格看成是悲劇成功與否的關鍵。在悲劇的作用上,他認為悲劇的功能應是娛樂大眾,即沒有文化教養的人民大眾。這些觀點充分反映了當時的人文主義者對人的權利的關注。

文藝復興時期的大多數文論家，或者強調文學藝術的教化功能，或者認為文學藝術兼具教化與娛樂的雙重功能，可以說這都是基于亞里士多德的文藝“凈化論”的進一步演繹。

第二篇：羅馬繼承法對后世影響

羅馬法繼承制度及其對當代繼承制度的影響

[ 麻廣 ]——(2005-4-17)/ 已閱13825次

羅馬法繼承制度及其對當代繼承制度的影響

羅馬法的繼承制度歷經數代，其原則經歷了一系列的變化：

一、由身份繼承演變為財產繼承

“繼承”一詞的拉丁文是successio，其原來的意思是指繼承人在法律上取得被繼承人的地位，即繼承被繼承人的人格，使之得以延續。到了法律昌明時期后期，羅馬的繼承，已經由身份繼承演變成為財產繼承了。當然，即使在這時，繼承被繼承人的人格以綿延家祀的傳統觀念仍然存在，只不過繼承的主要對象已經是被繼承人的遺產，而不再是被繼承人的人格了。

二、由概括繼承發展為限定繼承

羅馬的繼承制度最初是采取概括繼承主義（successio per universita），即除了與被繼承人之人身相聯系的債權、債務或其他權利義務之外，繼承人要總括地繼承被繼承人的一切財物和財產上的一切權利義務，而不問資產、負債的多少，縱使死者遺產中的負債遠遠超過資產，繼承人仍然要全部繼承下來，替死者還清負債。

概括繼承制度與羅馬古代的身份繼承制度相聯系。隨著身份繼承逐步演變為財產繼承，概括繼承制度便失去了它的前提和根據，而顯得對繼承人過份苛刻。為了保護繼承人的利益，適應繼承制度變革的需要，羅馬法逐步廢除了概括繼承制度，賦予繼承人對被繼承人的債務僅以其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的權利。限定繼承制度確立，并為后世各國繼承法所采用。

三、以遺囑繼承（successio secundum tabulas）為主，法定繼承（successio ab intesta）為輔

《十二表法》確認以遺囑繼承為主，法定繼承為輔。兩種繼承的關系可具體歸納如下：

第一，法定繼承不得和遺囑繼承并用。凡遺囑有效時，就不適用法定繼承。對同一項遺產，除軍人遺囑之外，亦不得以遺囑處理其一部分，而按法定繼承處理其另一部分。因此在一般情況下，若被繼承人用遺囑的方式指定繼承人，但只給他一部分遺產，而對其余遺產的處理沒有表示意見，或者明確表示其余的財產按照法定繼承處理，在這種情況下，就視為被繼承人用遺囑處分了他的全部遺產，他的全部遺產就由他指定的繼承其一部分遺產的繼承人繼承。至于被繼承人將自己的特定財產遺贈給受遺贈人，其余財產按照法定繼承的方式處理，則為法律所許可，因為遺贈和遺囑繼承是不相同的，在長時期內，羅馬的繼承是繼承被繼承人的人格，而遺贈則僅僅是涉及特定的財產，同繼承被繼承人的人格沒有關系。第二，遺囑繼承優先于法定繼承。就是說，只要死者生前立有有效遺囑，就要按照遺囑來辦理。只有在死者生前沒有立遺囑，或者所立遺囑不合法律規定，不能發生法律效力，或者遺囑上所指定的繼承人已經先于遺囑人死亡或拒絕繼承時，才可按法定繼承辦理。故法定繼承一詞的拉丁文原意即是“無遺囑繼承”。第三，法定繼承最初是由宗親來繼承，到后來，法定繼承由宗親繼承演變為以血親繼承為主的繼承。到了優帝一世時更明定法定繼承也以血親為基礎。這樣，法定繼承和遺囑繼承的基礎就一致起來了。不過遺囑繼承是被繼承人明白表示把自己的財產交由他選定的人繼承，而法定繼承則是按照一般被繼承人的意思來規定繼承人的范圍。由此可見，這時的法定繼承也可以說是一種法律推定的默示的遺囑繼承。

四、兩種法定繼承長期并存，但后來以血親為基礎。

從共和國末年起至公元6世紀中葉，羅馬并存著兩種法定繼承制度，一種是市民法的法定繼承制度，一種是大法官法的法定繼承制度。市民法的法定繼承以宗親為基礎，不是宗親即不得繼承。大法官法的法定繼承則是以血親為基礎，只要是血親，不管是不是宗親，一律享有繼承權。后來優帝一世于公元543年和548年以第118號和第127號新敕，把羅馬法的繼承制度作了徹底修改，完全以血親作為繼承的基礎，宗親繼承制度從此廢止。

五、羅馬法的法定繼承人分當然繼承人（heres suus）、必然繼承人（heres necessarii）和任意繼承人（heres voluntarius）

當然繼承人是指直接在家長權下而在家長死亡后便成為自權人的家屬，他們由于古代繼承家祀和家產公有的關系，即理所當然地繼承家長的遺產，所以也稱當然和必然繼承人（heres suus et necessarius）；必然繼承人是指奴隸被家主解放，同時被立為繼承人的，他們和當然繼承人一樣，不得拒絕繼承，因而在家主死亡時也直接取得遺產；任意繼承人亦稱外來繼承人（heres extraneus），是指那些在被繼承人死亡前不處于家長權下的法定繼承人，他們有接受或拒絕繼承的自由。

六、法定繼承是均分繼承

當繼承人有數人時，按照他們同被繼承人之間親等的親疏順序，依次繼承。同一親等的，不分男女長幼，按人計算，一律平均分配遺產。子女的后裔，則按支計算，共同繼承其直系尊長應繼承的份額。七、一為繼承人，永為繼承人（semel heres semper heres）

繼承人接受繼承后，一般不得中途反悔，因為繼承人要繼承被繼承人的人格，而人格是不能由個人意志而使其因時間的經過而終止的。其后，法學家們認為，在不違背“一為繼承人，永為繼承人”這一原理的前提下，應當允許在指定繼承人時附加期限或條件。因此，雖然不得附加終期和解除條件，但可以附加始期和停止條件。

八、羅馬法適用代位繼承（successio in locum）

根據羅馬法，不僅限于直系血親卑親屬可以代為繼承，兄弟姐妹的子女（被繼承人的侄兒侄女等）也享有代位繼承權。羅馬法繼承制度對當代的影響：

一、在羅馬法的體系中，繼承最后演變為財產繼承，所以繼承法歸于物法，后世各國大都將繼承限于財產的繼承，但在體列上有所不同，如法國民法典將繼承法歸入財產取得方法一編中，而后的德國民法典、瑞士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中，繼承單獨成為一編。繼承法逐漸獨立。

二、當代各國承襲了羅馬法繼承的基本制度框架，規定了法定繼承、遺囑繼承、遺贈、代位繼承以及在遺產分配時的特留份制度等等。

三、羅馬法法定繼承中的繼承人的范圍是以血親為基礎的，后世的諸國民法典在規定法定繼承時大都從羅馬法，以血親為基礎。

四、羅馬法繼承制度以遺囑自由為其原則，之后各國大都從羅馬法之規定，規定了在繼承法中以遺囑自由為基本原則，而且遺囑繼承優于法定繼承。

五、對特留份的保護。為了限制遺囑自由的濫用，羅馬法規定了特留份制度，特留份制度的設立,乃是自然法平等、公平、和諧諸理念帶給羅馬法的影響,旨在限制完全的遺囑自由,保護近親的繼承權,衡平遺囑人意愿及近親權益兩方關系,以達到家庭及社會秩序的和諧。在特留份范圍外之財產,為遺囑人得自由處分之部分,對此部分財產,遺囑人可以根據個人意愿和情感好惡,或遺于其喜愛之特定人,或通過遺贈方式授予慈善公益事業,謀求社會公益。后世各國在此問題上也大作了相似的規定，如瑞士民法典第471條、德國民法典第2303至2338條，并賦予相應的訴權予以保護。

六、羅馬法繼承有遺產信托制度，這可以說是現代信托制度的一個雛形。總之，作為包括了資本主義時期大多數民事法律關系的羅馬法，其基本精神和絕大部分內容，逾千古而猶存。而作為羅馬法重要部分的繼承制度也深深地影響了后世的諸國，直到今天，在我們現代的各國繼承法中，還是能看到羅馬法的影子。我國現在正在進行的民法典制定活動同樣也不能不考慮羅馬法，只有這樣才能制定一部及科學又顧及傳統的繼承法。

第三篇：杜甫對后世的影響

詩圣杜甫對后世的影響

杜甫被尊稱為“詩圣”，其詩被稱為“詩史”。“圣”乃至高無上者，這足以說明杜甫的詩壇地位之高。杜甫在世時應該是像圣人般享受著崇高的禮遇、為世人所追捧的吧。然而事實卻并非如此，詩圣杜甫的一生可謂跌宕起伏、苦難坎坷常伴左右，用“悲慘”一詞形容毫不為過。杜甫早年就立志“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這也是他一生都在孜孜不倦追尋的目標，然而仕途坎坷的他并未能在政治上有所建樹；作為一個詩人，他的詩文在當時也并沒有得到很高賞識。

杜甫在世時，他的詩不受歡迎，并非詩寫得不好，主要原因是杜詩的內容和風格與當時的時代審美相悖。盛唐時期的社會風氣整體是樂觀積極的，人們喜歡歌頌大好河山的詩、歌頌理想的詩、表現創造力的詩，欣賞像李白那樣孤傲、浪漫的詩人，而杜甫詩大多都是抨擊現實、揭露黑暗的。還有格調上來講，盛唐的詩人更喜歡明快的，樂觀的，高昂的詩，杜甫的詩比較沉郁，比較委婉，比較渾厚，比較低回。與時代審美趨向的錯位使得杜甫的詩在他生前沒有獲得很好的賞識，影響力也就及其微弱。杜詩的影響是在杜甫去世后才發揮出來的，“詩圣”、“詩史”的盛譽也是后人給予杜甫與其詩。

杜甫死后，中晚唐時期，以元稹、白居易、韓愈為代表的一批當時的著名詩人，開始極力推崇杜甫，韓愈和白居易的詩文中也都有杜詩的影子出現。白居易、元稹等人領導的“新樂府運動”中，杜甫作為這一次現實主義詩歌運動的啟發者備受推崇。杜甫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自白居易后，影響了皮日休、曹鄴、聶夷中、杜茍鶴等人的創作，從而形成一個現實主義詩派，在晚唐的詩壇上獨領風騷。但杜詩受到廣泛重視，是在宋以后。第一個把杜甫與圣人的圣聯系在一起的，是宋代大詞人秦觀，他在《韓愈論》一文中說杜甫的詩和圣人孔子的思想一樣是集大成者。王安石、陸游、文天祥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響，文天祥在獄中作200首集杜甫五言詩，自序里說：“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而杜甫更廣泛的影響是，杜甫的作品將律詩從文字上的游戲變成了抒發政治抱負的載體，對后來的詩人政治題材的寫作奠定了基礎。杜甫的詩被稱為一代“詩史”，是因為他的詩具有豐富的社會內容、強烈的時代色彩和鮮明的政治傾向，真實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后一個歷史時代政治時事和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他的詩不僅是自己抒發情感的載體，也為后人了解那個時代提供了鮮活的材料。

在詩歌創作上，杜詩是唐代律詩最高成就的代表，杜甫一生寫了一千四百多首詩，光是律詩他就寫了九百多首，占了一大半。杜甫的《登高》：“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被認為是“千古七律第一”，全詩之中句句皆律，字字之中字字皆律，詩律詩的最高境界。杜詩不但是對以往藝術傳統的集大成，也是開辟了律詩創作的一種新的規范。此外，杜甫對語言的錘煉更是達到了極致。杜甫有詩言“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杜甫正是秉著這樣的創作精神為后人留下了一句句千古佳句。流傳至今的一些成語中，甚至有些就出自杜甫的詩。例如，“別開生面”一詞就出自杜甫《丹青詩》:“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歷歷在目”一詞出自杜甫《歷歷》詩：“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前”。諸如此類的成語不在少數。這種對語言藝術的極致追求，對后世的影響也頗為深遠。

杜甫一生可謂受盡苦難，但他卻始終沒有忘記忠君報國的遠大志向，他在自身饑寒交迫的處境下仍能發出“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的呼聲，出于他對建立良好社會秩序的向往，他深受政治家的推崇，改革家也學習他對窮人的悲憫，文學家學習他在藝術手法上的創新。

魯迅也曾評價過杜甫：“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還活在我們堆里似的。”可詩圣杜甫的對后世影響之深遠。而且，詩圣杜甫的影響并不僅僅限于中國，還名揚海外。美國現代詩人雷克斯羅斯說杜甫是自己最喜歡的作家：“我的詩歌毫無疑問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響。我認為他是有史以來在史詩和戲劇以外的領域里最偉大的詩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過了莎士比亞和荷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親切”。1481年韓國將杜詩翻譯成韓文，叫《杜詩諺解》。他對日本文學影響相對較晚，直到十七世紀他在日本擁有和在中國一樣的名聲。杜甫對松尾芭蕉的影響尤深。

詩圣杜甫之圣，實至名歸。

第四篇：羅馬法律對后世影響

羅馬法的主要內容及其對后世的影響

在古代世界各國中，羅馬法是內容最完整、體系最完善的法律。它既是維系和穩定帝國統治的工具，也是羅馬人對人類文明的最卓越貢獻。作為重要的人類文化遺 產，羅馬法無疑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法律的最完備形式，對近代世界，尤其西方社會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雖然羅馬法反映的是羅馬帝國的現實，它卻成為現代西方的法學淵源和法律先導，以及大陸法系的立法基礎。1804年3月21日公布的《法國民法典》(又稱《拿破侖法典》)，采用了《民法大全》中四種法律文獻之一的《法學階梯》(又稱《法理概要》)的結構體系，并確定了所有權絕對化、契約自由、過失責 任三項基本原則。這樣，它與德國民法典一起，共同構成了大陸法系的兩大支柱和源流。歐洲的大陸法系國家以及南美洲的許多國家，都因為《法國民法典》而與羅 馬法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此外，《法國民法典》對后世的《日本民法典》以及《六法全書》《中華民國民法》等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第二，雖然普通法系(不列顛法系)看起來受羅馬法的影響較小，與羅馬法之間沒有直接的淵源關系，但是，包括英國、英聯邦國家、美國在內的英語國家，也 從羅馬法有關契約、債務和繼承制度等內容中吸取了大量的營養。事實上，不論大陸法系還是普通法系，它們都吸收了羅馬法的陪審制度、律師制度以及訴訟原則。所以，一位美國法學家不得不承認：“盡管羅馬帝國的人口或許為5千萬，但現在有8億7千萬人生活在由羅馬法所造就體系之下。”

第三，如果說現代化的法治國家以“憲法至上，民法軸心”為理念，那么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羅馬法正是現代西方民法的源頭。今天，西方國家的法律體系就是 以羅馬法為基礎而確立起來的，它們從法源上繼承了羅馬法的許多概念、術語、理念和原則。例如，羅馬法關于公法和私法的劃分以及人法、物法、訴訟法的體系，一直成為大陸法系各國民事立法的依據和當代國際私法的起源。

第四，羅法學家的思想、學說以及羅馬法的發展成果，正是現代西方法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西塞羅指出：“法律是根據最古老的、一切事物的始源自然表述的對 正義的和非正義的區分，人類法律受自然指導，懲罰邪惡者，保障和維護高尚者。”羅馬法體系涉及自然理性、現實實踐、法律與正義、人作為人的權利、法律與道 德等基本問題，構成現代西方法學的重要內容，而羅馬人所秉持的自然法思想對后世信奉的自由、平等、個人主義、天賦人權觀，以及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等基本 理念，都產生了廣泛而持久的影響。正如近代啟蒙思想家盧梭所指出的那樣，真正的法律既不是銘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銘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的內心里。19世紀德國偉大的法學思想家耶林甚至做了這樣的評價：“羅馬帝國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是以武力，第二次是以宗教，第三次是以法律。武力因為羅馬帝國的 滅亡而消亡，宗教隨著人民思想覺悟的提高、科學的發展而縮小了影響，唯有法律政府世界是最為永久的征服。”

第五篇：白居易詩歌對后世影響

白居易的作品語言通俗，深入淺出，平易自然，不露雕琢痕跡。其詩刻畫人物，形象鮮明，以情動人，具有很高的藝術造詣。

詩歌特點

李商隱的詩歌能在晚唐獨樹一幟，在于他心靈善感，一往情深，用很多作來表現晚唐士人傷感哀苦的情緒，以及他對愛情的執著，開創了詩歌的新風格、新境界。其詩構思新奇，風格秾麗，尤其是一些愛情詩與無題詩寫得纏綿悱惻，為人傳誦。此外李商隱將含蓄、朦朧的表現手法運用到了極致，但部分詩歌過于隱晦迷離，難于索解，至有“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之說。

李商隱詩歌成就最高的是近體詩，尤其是七言律絕。他是繼杜甫之后，唐代七律發展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

他繼承了杜甫七律錘煉謹嚴、沉郁頓挫的特色，又融合了齊梁詩的濃艷色彩、李賀詩的幻想象征手法，形成了深情綿邈、綺麗精工的獨特風格。如《重過圣女祠》借愛情遇合，于寫景中融合比興象征，寄寓困頓失意的身世之感;《春雨》將李賀古體詩的奇艷移入律詩，語言綺麗而對仗工整，音律圓美婉轉，意象極美。但他的詩中因愛用僻典，詩的整體意旨往往隱晦。其次，李商隱將人生慨嘆的抒寫向更深細隱晦方面發展，善于用艷麗精工的藝術形式表達惆悵落寞的情緒，詩中充滿了迷茫與悲涼的體驗，作品深婉精麗、韻味深厚，“近而不浮，遠而不盡”，富有象征暗示色彩，有一種朦朧美。如《錦瑟》，關于其詩意，歷來眾說紛紜：有悼亡說、寄托說、戀情說、聽瑟曲說、編集自序說、自傷身世說等多種解釋，表達幽微深遠，具有朦朧美。再次，他的詩歌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其心靈的象征，是一種純屬主觀的生命體驗的表現。李商隱的七絕如《宿駱氏亭寄懷崔雍崔袞》、《夜雨寄北》、《夕陽樓》等，較多抒寫身世之感，感情細膩，意境婉約，詩中貫穿著身世和時世的悲感，具有沉痛凄切的抑郁情調和憂傷美，在藝術上更是細美憂約、沉博絕麗，在精工富麗的辭藻中，朦朧含蓄地表達自己的情思，成為傷感唯美文學的典型。

李商隱的詩歌有廣泛的師承。他悲愴哀怨的情思和香草美人的寄托手法源于屈原，他詩歌意旨的遙深、歸趣難求的風格與阮籍有相通之處。杜甫詩歌憂國憂民的精神、沉郁頓挫的風格，齊梁詩歌的精工艷麗以及李賀詩歌的幽約奇麗的象征手法和風格都影響了李商隱。李商隱的一些長篇古體，雄放奇崛又近于韓愈;他還有少數詩歌清新流麗、純用白描，脫胎于六朝民歌。李商隱善熔百家于一爐，故能自成一家。

對后世的影響

在清代孫洙編選的《唐詩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隱的詩作32首，數量僅次于杜甫(38首)，居第二位，而王維入選29首、李白入選27首。這個唐詩選本在中國家喻戶曉，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商隱在普通民眾中的巨大影響。

李商隱的詩的社會意義雖然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但是李商隱是對后世最有影響力的詩人，因為愛好李商隱詩的人比愛好李、杜、白詩的人更多。李商隱的詩歌，尤其是他的愛情詩對后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從晚唐的韓偓等人，宋初的西昆詩人，直到清代的黃景仁、龔自珍，在詩風上均受其影響。此外，唐宋的婉約派詞人，明清的許多愛情劇作家，也都不斷地向他學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商隱那些表現傷感情調的詩歌，于凄艷哀婉之中融人身世時世之感，追求一種細美幽約的美，詩而詞化的特征比較顯著，如題材的細小化，情思的深微化，意境的婉麗纖柔等。這在詩與詞之間搭起了一座過渡性的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