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羅馬法契約自由思想的形成及對后世法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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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法契約自由思想的形成及對后世法律的影響 馬俊駒 清華大學法學院 教授 , 陳本寒 武漢大學

法學院

本文認為，契約自由思想是隨著羅馬萬民法諾成契約的出現而產生的。它是羅馬共和國末期政治、經濟發展和羅馬人固有的市民法觀念相結合的產物，其中羅馬簡單商品經濟的高度發展對契約自由思想的形成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羅馬萬民法關于契約自由思想闡述，是契約法史上一次質的飛躍，后世大陸法國家民法典關于契約自由原則的規定，都不過是對羅馬法契約自由思想的繼受和發展。只是由于所處的時代不同，為了適應不同時期經濟發展的需要，大陸法國家在繼受這一思想的同時，也給這一思想打上了深深的時代烙印。

契約自由原則是資產階級民法的三大基石之一，是當代契約法的核心和靈魂。這一原則在立法上得以確認，首創于1804年的《法國民法典》，其理論淵源卻可追溯到羅馬法。確切一點說，契約自由思想早在羅馬古典法時期(約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2世紀)就已形成，并在公元6世紀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編纂的《國法大全》中得到了進一步闡述。作為《國法大全》重要組成部分的《法學階梯》中，有關諾成契約(Contractus consensu)的規定已基本包含了現代契約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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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即契約是當事人合意的產物，當事人間訂立的契約具有法律效力，非經當事人雙方的同意不得隨意變更和解除。這一思想歷經數千年的演變，雖然隨著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的變化而不斷受到擴張、限制和修改，但其思想精髓并未發生實質性的變化。如果說羅馬法作為大陸法國家民事立法的藍本，其各項制度對后世的法律都曾產生過不同程度的影響，而尤以債法的影響最甚的話，那么同樣可以這樣認為，羅馬法諾成契約中所體現的契約自由思想，為現代契約制度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英國著名法史學家梅因勛爵在研究了羅馬契約制度后曾這樣指出:“羅馬法尤其是羅馬契約法以各種思想方式、推理方法和一種專門用語貢獻給各種各樣的科學，這確是最令人驚奇的事。在曾經促進現代人的智力欲的各種主題中，除了物理學外，沒有一門科學沒有經過羅馬法律學濾過的。”(1)諾成契約“在契約法史上開創了一個新的階段，所有現代契約概念都是從這個階段發韌的。”(2)因此，認真研究一下羅馬契約自由思想形成和演變的歷程，以及造成這一變化的社會政治、經濟背景，對于我們正確把握當代契約法的發展趨勢及契約自由在私法中的地位，或許能提供一點有益的啟示。

羅馬社會早期并無契約自由的觀念，甚至連契約概念的表述也是極為原始的。在羅馬《十二表法》中用來表示“契約”的名詞稱為“耐克遜”(Nexum)，它的本意是指伴有銅片和衡具的交易行為，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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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十分嚴格，不僅要求交易當事人親自到場，說出規定的套語，履行銅片的交付手續，而且需有五位證人和一位司秤到場作證，交易方為有效。這種耐克遜形式與羅馬市民法上規定的財產所有權的讓與方式一曼兮帕蓄(macipatio)頗為相似。事實上兩者確實存在著一定的關聯性，耐克遜就是由曼兮帕蓄發展而來的。在羅馬法早期，所有權“讓與”和債“契約”混淆不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羅馬社會早期簡單商品經濟并不發達，相應地債法制度也不發達，甚至連債(obligatio)的概念都不存在。人們在商品交易中并未意識到這會在當事人之間形成債。而更為關注的是通過這種方式來實現對交易財產的占有或所有。因而在早期羅馬人的觀念中，“把一個契約長期地視為一種不完全的讓與”(3)。這就難怪他們把財產讓與同契約混為一談了;另一個重要原因則在于羅馬早期社會以農業經濟為主、動產在社會財富中所占比例不大，人們對財產交易安全的關注甚于對交易迅捷的渴求。因此，早期羅馬社會一切要式行為均需采取莊嚴的儀式。商品交易是如此，締結婚姻、解放奴隸、訂立遺囑等也是如此。但早期的儀式種類比較單一，于是財產讓與的儀式便被引用到契約締結中來。當銅衡交易的目的在于讓與財產時，被稱為“曼兮帕蓄”，而用于使契約締結莊嚴化時，則被稱為“耐克遜”。

從契約概念的最初產生中我們不難看出，早期的耐克遜形式具有重締約形式、輕當事人合意的特點。“儀式不但和允約本身有同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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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儀式甚至比允約更為重要”(4)。耐克遜的有效成立，雖然也要求到場的當事人雙方在言辭表達上一致，但這種固定套語式的言辭是否反映了當事人的真實意思，法律是不予過問的。換句話說，只要交易的儀式符合要求，即使當事人的交易協議是在受欺騙或被威脅下達成的，也不影響耐克遜的效力;反之，如果沒有履行規定的儀式，或者在規定言辭的表達上出現任何微小的差錯，縱然當事人雙方已就交易的內容達成合意，契約也無法成立。這種法律效力完全取決于規定的交易儀式、而與當事人的真實意思無關的耐克遜，與其說是一種契約，不如說是財產所有權的讓與方式更為恰當。它與現代契約概念相去甚遠。正如梅因所指出的“古代法特別使我看到粗糙形式的和成熟時期的‘契約’間存在著一個很遠的距離”(5)。在這種完全排斥當事人合意的商品交易中，契約自由當然無從談起。

契約自由思想的形成應當歸功于羅馬萬民法的發展，查士丁尼在其編纂的《法學階梯》中就曾明確指出:“幾乎全部契約，如買賣、租賃、合伙、寄存、可以實物償還的借貸以及其他等等，都起源于萬民法。”(6)這里的“全部契約”并非是指羅馬歷史上出現過的所有契約形式，而是專門針對古典法時期出現的諾成契約而言的，因為買賣、合伙、租賃等在《法學階梯》中恰恰是諾成契約的具體分類。從羅馬契約制度的演進過程來看，自擺脫了原始的耐克遜形式，把契約作為債的主要發生根據之后，羅馬法的契約先后經歷了口頭契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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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契約、要物契約和諾成契約(Contractus Verbis, Contractus Iiteris, Contractus reais, Contractus consensu)四種形式，其中前兩種稱要式契約，屬市民法調整范疇，后兩種稱略式契約，是萬民法的產物(7)。雖然四種契約在契約效力問題上，都承認當事人間的合意是一個不可缺少的因素，但由市場民法和萬民法的不同 特點所決定，合意在這四種契約中所處的地位并不完全相同。

市民法對一切要式行為均需采取特定的儀式或形式方為有效。因而口頭契約的締結也以符合特定的儀式為條件，《法學階梯》中提到的“要式口約”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而文書契約的締結，雖然不再要求當事人雙方象要式口約那樣采取“一問一答”的方法進行，但當事人合意的內容只有載人各自的家庭收支簿，取得債務人的認同后，方為有效(8)。向時，依照市民法的理論，“契約”和“協議”并非同一概念。僅有當事人間的“協議”(或稱“合約”、“允約”)，并不能構成一個契約;一個契約是一個“協議”加上一個“債”，當事人間的“合約”能否成為“契約”，關鍵要看法律是否把“債”附加上去。而特定的儀式或形式正是使債附加于合約之上的不可缺少的紐帶。沒有這條紐帶，當事人間的“合約”就只能是“空虛合約”，空虛合約在市民法上是沒有法律效力的。由此可見，市民法把契約作為債的發生根據，并承認當事人間的合意為契約成立的一個重要因素，這比早期的耐克遜形式顯然前進了一大步，但由于“合意”在此類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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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中并不是唯一的、決定性的要素，因而契約自由思想在市民法上還沒有得到充分的體現。

萬民法的諾成契約則與之不同。這種契約的成立無需任何形式，僅以當事人間的意思合致(Nudo consensu)為要件，契約也只有在征得雙方當事人同意后方可解除。查士丁尼的《法學階梯》在談到諾成契約時指出:“關于買賣、租賃、合伙、委任等契約，債務以當事人的同意而成立。上列各種契約，其債務的締結只需雙方當事人的同意的說法，乃是因為其締結既不需要用文書，也不需要當事人在場;此外，也沒有必要給予某物，只須進行該法律行為的當事人同意即可。因此，雙方不在一處，也可以締結這種契約，例如利用信函或信使，均無不可。”(9)簡而言之，在諾成契約中，締約的一切形式都被省略了，當事人間的合意成為契約成立的唯一的決定性的因素，契約的效力完全取決于當事人的合意，而與締約形式無關。由于查士丁尼的《法學階梯》完成于公元6世紀，而諾成契約的出現遠早于此，《法學階梯》關于諾成契約的闡述只不過是對業已存在的此類契約特點的概括。我們無法知道諾成契約剛剛出現時是否采取過某種形式，但有一點可以確信，諾成契約在《法學階梯》中能夠作為一種獨立的契約形式而存在，在于它與先前的契約形式相比，把契約完全視為當事人合意的產物，締約形式被徹底排除在契約有效要件之外，它對契約的有效成立不發生任何影響，只被看作是當事人內在意志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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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成契約將當事人的合意視為一項契約的核心;這是人類契約發展史上一次質的飛躍。它的意義不僅僅在于締約形式的省略和締約程序的簡化，更重要的是，它引起人們契約觀念的徹底更新。契約不過是當事人間合意的產物，用羅馬人的話來說，契約是吸收在“合約”中了;契約的效力完全取決于當事人的共同意思，一切外部形式都不過是當事人內在意志的體現。這其中孕育著一個嶄新的、極具生命力的契約法原理:契約的成立與否取決于當事人的意志，契約之債的效力來源于當事人的合意。這一原理被后世概括為契約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契約自由。因此，如果說現代契約的概念起源于諾成契約，那么我們同樣有理由認為，現代契約自由的理論也是從羅馬法的諾成契約中產生的。

契約自由思想產生于羅馬古典法時期并體現在諾成契約中，這其中有著深刻的政治、經濟和思想背景。

從政治上說，共和國中期以后，羅馬統治者一直奉行對外擴張政策，到元首政治時期，羅馬已成為世界性帝國。武力擴張的結果引起羅馬國家經濟生活主體的變化，羅馬公民以外的外國人被納人羅馬經濟生活的范圍，他們不可避免地會與羅馬公民以及相互之間發生一系列經濟交往，而傳統的市民法契約以屬人主義為原則，僅適用于羅馬公民，對外國人無法適用。這就必然要求創設出一種新的契約形式來適應國家經濟主體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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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濟上說，武力征服確立了羅馬地中海霸主的地位，推動了羅馬對外貿易的繁榮和發展;同時隨著國內商品高利貸階層(騎士)的出現，商品交易和貨幣活動與日俱增，傳統市民法，僵化的形式主義特征顯然無法適應商品貿易發展的需要了。羅馬統治者不得不考慮把貿易從繁瑣的形式主義侄桔中解脫出來，以適應商品貿易快速、迅捷的要求。

如果僅有上述兩個因素，也許并不必然導致諾成契約的產生。因為這一切完全可以通過變革市民法契約來實現。問題在于羅馬統治者一直固守著這樣一個觀念，即市民法是每一民族為自身治理而制定的法律，它是“永恒不變”的，所謂“羅馬人根據羅馬法而生活，異邦人則根據自己的城邦法而生活”(10)。強調市民法的屬人主義原則，使得通過變革市民法契約以適應商品經濟發展需要的愿望化為泡影。既要保持古老的市民法傳統不變，又要運用巧妙的方式創設出新的規范來滿足現實經濟生活的需要，羅馬統治者終于在市民法之外，借助于最高裁判官的審判實踐，找到了解決問題的辦法。

羅馬裁判官制度分內事裁判官和外事裁判官兩部分。羅馬統治者授予最高裁判官以頒發告示的權利，裁判官運用告示，事先將根據現實生活變化而擬就的辦案原則公諸于眾，就職期間，根據告示所確定的原則指導審判實踐，相沿成習。從而在不觸動市民法古老法制的前提下，形成了一整套新的法律規范一萬民法規范。由于羅馬統治者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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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最高裁判官以頒布告示的特權，而對特權的內容和形式未作硬性規定，這就為裁判官在市民法契約之外創造新的契約形式提供了便利。特別是公元前212年外事裁判官制度的設立，對諾成契約的最終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外事裁判官在處理對外貿易糾紛過程中，一方面了解到地中海鄰國的交易方式都有趨于簡化的傾向;另一方面也確實感到此類契約比市民法契約更能適應貿易發展的需要。于是，他們通過告示賦予這種非依特定形式而產生的當事人間的“協議”以法律效力，從而導致了羅馬法上諾成契約的產生。諾成契約最初只是萬民法上的一種契約形式，僅適用于羅馬公民與外國人之間的貿易關系。但由于它適應了羅馬經濟發展的需要，又符合羅馬自然法的公平、理性觀念，被當時的羅馬法學家認為是最符合自然狀態的一種合意，因而諾成契約的效力最終得到了市民法的承認，成為與市民法契約并存的一種契約形式。

在諾成契約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裁判官的審判實踐、地中海沿岸各國的交易習慣和羅馬統治者固有的市民法觀念等都曾發揮過重要的影響。但起決定作用的仍是羅馬簡單商品經濟的高度發展。可以這樣說，沒有高度發達的簡單商品經濟，便沒有以“合意”為核心的諾成契約的形成和發展。這是我們在思考契約自由思想為什么只產生于羅馬古典法時期，而在同一時期其他國家的法典中卻不曾出現這一問題時所得出的主要結論。正如意大利著名羅馬法專家朱塞佩·格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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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所指出的:“典型的體現著誠信效力的諾成契約(尤其是合意的買賣契約)恰恰是羅馬人的一種創造，在其他地中海民族的法中均不包括這樣規則。”(11)

諾成契約的產生，標志著羅馬法上契約自由思想的形成。但羅馬畢意是奴隸制社會，公開主張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是這個社會經濟最典型的特征。雖然隨著羅馬簡單商品經濟的發展，日益壯大起來的平民階層在同奴隸主貴族的不懈斗爭中，逐步取得了與貴族平等的法律地位和完全意義上的公民權;在對外擴張過程中，為了維持和異邦人的聯盟關系，公元212年，卡拉卡拉皇帝頒布的《安東尼尼安憲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也使得居住在羅馬境內的外國人取得了公民權。但就整個羅馬社會而言，能夠在法律上享有平等地位的人仍是十分有限的。它只是“對自由民來說，產生了私人的平等，”(12)他們可以利用諾成契約形式進行自由交易;而占羅馬社會人口絕大多數的奴隸、婦女和處于家父權之下的家子等，仍不能成為此類契約的主體。因為在羅馬法上，無論是市民法還是萬民法，都將奴隸視為法律關系的客體、而非主體;而 依照羅馬法人格制度的規定，唯有家父具有完整的人格，可以自由訂立契約，處于家父權之下的婦女和家子由于人格不完整，因而不得獨立對外訂立契約。諾成契約主體范圍的局限性，決定了契約自由思想對大多數羅馬人而言并不具有普遍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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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諾成契約本身是在不觸動市民法古老傳統的前提下，通過外事裁判官的審判實踐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雖然它的效力最終得到了市民法的承認，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可以取代市民法契約。由于羅馬統治者固有的市民法觀念所決定，在諾成契約產生以后，市民法的“要式口約”形式并沒有隨之消失，相反仍在羅馬契約制度中占據著主導地位，從而形成了市民法契約與萬民法契約并存的局面，這種局面極大地限制了契約自由思想的廣泛傳播和進一步發展。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契約自由在羅馬法上只是一種思想，并且只反映在諾成契約一種形式中，并未形成羅馬契約制度的一項基本原則。盡管如此，羅馬萬民法的諾成契約對后世法律的影響仍是不可抹殺的，它為近現代契約自由原則的形成和發展埋下了“生命的根”。

建立在奴隸制經濟基礎之上的羅馬法，隨著羅馬帝國的滅亡而成為歷史的陳跡，但羅馬法中體現的契約自由思想并未永遠消失。在經歷了漫長的中世紀封建統治之后，隨著中世紀后期興起的“復興羅馬法運動”，它又再次引起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的關注，在資本主義制度建立之后，相繼體現在大陸法各國的民法典中。事實上，無論是1804年以《法學階梯》為藍本制定的《法國民法典》，還是1900年以《學說匯纂》為藍本制定的《德國民法典》，其關于契約自由原則的規定都肇源于羅馬法的契約自由思想，是對這一思想系統化、規范化的表達。為了證明這一點，我們不妨將兩部法典中有關契約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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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與《法學階梯》中的闡述作一簡單對比，就不難發現它們之間的繼受關系。

《法學階梯》中規定:“債是法律關系，基于這種關系，我們受約束而必須依照我們國家的法律給付某物的義務。”“債務得分為四種，即契約之債、準契約之債、不法行為之債和準不法行為之債”。“關于買賣、租賃、合伙、委任等契約，債務以當事人的同意成立”。“以諾成方式締結的債務，因當事人表達相反的意思而消滅。”(13)

《法國民法典》規定:“契約為一種合意，依此合意，一人或數人對于其他一人或數人負擔給付、作為或不作為的債務。”(第1101條)“依法成立的契約，在締結契約的當事人之間有相當于法律的效力。前項契約，僅得依當事人相互同意或法律規定的原因取消之。”(第1134條)“解釋契約時，應尋求締約當事人的共同意思，而不拘泥于文字”(第1156條)。“文字可能作兩種解釋時，應采取最適合于契約目的的解釋。”(第1158條)

《德國民法典》規定:“債權人因債的關系得向債務人請求給付。給付也可以是不作為。”(第24條)“以通過契約而獨立成立債務的方式約定為給付的契約，如未規定用其他方式者，須以書面方式約定，始為有效。”(第780條)“雖僅當事人一方表示，必須全部事項取得合意，契約方始成立的，如果當事人雙方對契約中所有各點意思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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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趨于一致，在發生疑問時，應認為契約未成立。在此情況，對個別之點的合意，雖有記載，也無拘束力”(第154條)。“解除契約，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當事人為之。”(第349條)“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的真意，不得拘泥于所用的詞句。”(第133條)

從以上的對比中，我們不難看出，兩部法典對契約自由原則的表述雖有所不同，但它們都認為，契約是當事人合意的產物，契約的成立與否取決于當事人的意思是否一致，契約的效力來源于當事人的合意，契約的解除也取決于當事人的意志;無論是締約的方式或對契約內容的解釋，都應當是當事人真實意思的體現。上述觀念在《法學階梯》中大體都已反映出來，所不同的是后世法典更加明確、規范，且作為一項基本原則適用于所有契約，而羅馬法的表述還不太完整，且只作為一種思想反映在諾成契約一種形式中。

《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在契約自由原則的規定上對羅馬法的繼受，既有經濟方面的原因，也有地域文化傳統方面的因素，當然前者是主要的。

從經濟的角度講，商品經濟的共同屬性是兩部法典直接繼受羅馬法的前提和基礎。資本主義經濟是典型的以自由、平等為特征的商品經濟，它雖然是在摧毀封建自然經濟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兩者之間毫無繼承性可言。以身份、等級和王權專制為特征的中世紀封建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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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經濟，把農奴牢牢地束縛在土地之上，毫無人身自由可言，同時社會財富以土地為主，動產極少，商品交換極不發達。反映在法律上，決定了中世紀盛行的日爾曼習慣法和帶有宗教色彩的寺院法中，不可能包含調整商品交換關系的一般規則。雖然人們注意到，日爾曼法和寺院法在取代羅馬法的過程中，也曾受到羅馬法的影響，但這種影響主要來自羅馬市民法，而非萬民法。例如寺院法就只承認正式宣誓契約的效力，寺院法法院也只對債務人正式宣誓的契約、信用擔保契約和高利貸契約三種契約提供保護(14)，因而資產階級立法者不可能從中獲得什么有益的啟示。當然我們并不否認中世紀日爾曼法和寺院法對近代大陸法系各國民法典的制定曾產生過重要影響，但這種影響主要反映在婚姻、家庭和繼承領域。而在債法領域，影響主要來自羅馬法，而非中世紀的日爾曼法或寺院法。原因在于羅馬法雖然建立在奴隸制經濟基礎之上，但它是羅馬簡單商品經濟高度發展的產物，它對商品交換一般規則的充分反映和概括，使得羅馬債法要比日爾曼法和寺院法先進得多。正由于羅馬法基本包含了資本主義時期大多數法權關系，因而近代大陸法國家將之巧妙地運用于現代生活條件，使之成為制定民法典的主要依據。羅馬法中所體現的契約自由思想，也成為大陸法國家契約立法的指導思想。

從地域文化傳統的角度講，近代的法蘭西帝國和德意志帝國與古羅馬帝國在地域文化上有著直接的淵源關系。歷史上它們同屬羅馬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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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版圖范圍，都曾盛行過羅馬法。只是由于中世紀封建領主經濟的建立，才使得羅馬法失去了存在的基礎。公元11世紀后，隨著地中海沿岸城市的興起和手工業、商業的發展，封建的日爾曼法和寺院法顯得越來越不適應，人們把眼光又重新投向羅馬法，并隨著“復興羅馬法”的運動，羅馬法在法國的南部地區和德意志的部分地區得以重新適用，因而人們對羅馬法并不陌生;同時，兩國的統治者為了證明其政權的合法性，都聲稱自己是羅馬皇帝的合法繼承人，例如德意志當時就自稱為“神圣羅馬帝國”。既然羅馬法是羅馬皇帝制定的，那么在原帝國的范圍內當然應當繼續有效。

在《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頒布之前，法國和德國都曾出現過羅馬法、日爾曼習慣法和寺院法并存的局面，為什么在債法領域兩部法典沒有直接淵源于日爾曼法和寺院法、而是直接繼受了羅馬法?這除了上面提到的經濟因素外，羅馬法的成文化和接受羅馬法訓練的人直接參與司法實踐，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在法國，由于“人們認為羅馬法比習慣法優越得多，特別在在債法領域，因此在習慣法地區，人們最終擯棄了后者，而采用了外來的羅馬法制度。”(15)在德國，一批研究羅馬法的法學家和受過羅馬法訓練的人直接充任帝國法院的法官，他們運用羅馬法辦案，而把習慣法拋在一邊。正是基于以上原因，羅馬法以及它所體現的契約自由思想在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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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漫長的中世紀黑暗之后，又以其獨特的魅力為大陸法國家的民法所接受。

當然，由于所處的時代不同，《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對羅馬契約自由思想的繼受也被深探地打上了那個時代的烙印。處于上升時期的法國，受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思潮的影響，為了達到人人參與自由競爭的目的，立法者在民法典中將契約自由思想推到了至高無上的境地，并作了最大限度的發揮。一切權利義務關系的產生都必須基于當事人的合意，這種合意不僅在當事人之間具有相當于法律的效力，任何人包括國家在內不得隨意干涉，而且基于合意產生的契約具有排除法律適應的效力，法律的規定只起補充當事人合意的作用;法律的職責也旨在通過法庭保障當事人真實意思的實現;甚至在解釋契約時;也必須充分尋求當事的共同意思，而不必拘泥于書面文字(參見《法國民法典》第1156,1627條)。誕生于壟斷時期的《德國民法典》則充分注意到契約自由的背后，當事人之間在經濟實力方面存在的事實上的不平等，把契約自由表述為過分絕對的信條，無異于賦予壟斷財團將自己單方面的意志通過契約形式強加給弱小一方的權力，這必然會損害中、小企業的利益，引起社會矛盾的激化。因而立法者在承認契約自由的同時，又從社會本位的角度對這原則的適用設置了諸多限制。最為明顯的就是該法典關于誠實信用原則和禁止權利濫用原則的規定(參見《德國民法典》第157,242和226條)，使得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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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契約問題上的“自由意志”降到了十分次要的地位，契約自由被表述為“法律范圍內的自由”(《德國民法典》第134條)，法院在處理契約糾紛時，無需再探究當事人的共同意思，可以直接從公平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角度來重新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參見《德國民法典》第138,157,242和224條)。

羅馬法契約自由思想對后世法律的影響是巨大的。無論是《法國民法典》對契約自由的極度擴張也好，還是《德國民法典》對契約自由的諸多限制也好，它們都是建立在對羅馬契約自由思想的繼受基礎上的，是這一思想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表現。當然，羅馬契約自由思想的影響不限于此，事實上它早已超越了大陸法系和民法范疇，對英美契約法的發展和資產階級國家學說(如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就曾受其啟發)的創立都發生過重要影響。

注釋:

(1)(2)(3)(4)(5)(英)梅因著:《古代法》(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191,189,181,181,177頁。

(6)(羅馬)查士丁尼著:《法學總論一法學階梯》(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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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意大利)彼德羅·彭梵得著:《羅馬法教科書》(中譯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09, 359頁。

(9)(13)(羅馬)查士丁尼著:《法學總論一法學階梯》(中譯本)，商務印書館 1989年版，第173,158,159, 173,189頁。

(10)(11)(意大利)朱塞佩·格羅索:《羅馬法史》(中譯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29,237頁。

(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43頁。

(14)(美)孟羅·史密斯:《歐陸法律發達史》(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43年版，第21。頁。

(15)(澳大利亞)瑞安:《民法導論》，《外國民法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頁。

出處:《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1期

第二篇：羅馬法律對后世影響

羅馬法的主要內容及其對后世的影響

在古代世界各國中，羅馬法是內容最完整、體系最完善的法律。它既是維系和穩定帝國統治的工具，也是羅馬人對人類文明的最卓越貢獻。作為重要的人類文化遺 產，羅馬法無疑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法律的最完備形式，對近代世界，尤其西方社會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雖然羅馬法反映的是羅馬帝國的現實，它卻成為現代西方的法學淵源和法律先導，以及大陸法系的立法基礎。1804年3月21日公布的《法國民法典》(又稱《拿破侖法典》)，采用了《民法大全》中四種法律文獻之一的《法學階梯》(又稱《法理概要》)的結構體系，并確定了所有權絕對化、契約自由、過失責 任三項基本原則。這樣，它與德國民法典一起，共同構成了大陸法系的兩大支柱和源流。歐洲的大陸法系國家以及南美洲的許多國家，都因為《法國民法典》而與羅 馬法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此外，《法國民法典》對后世的《日本民法典》以及《六法全書》《中華民國民法》等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第二，雖然普通法系(不列顛法系)看起來受羅馬法的影響較小，與羅馬法之間沒有直接的淵源關系，但是，包括英國、英聯邦國家、美國在內的英語國家，也 從羅馬法有關契約、債務和繼承制度等內容中吸取了大量的營養。事實上，不論大陸法系還是普通法系，它們都吸收了羅馬法的陪審制度、律師制度以及訴訟原則。所以，一位美國法學家不得不承認：“盡管羅馬帝國的人口或許為5千萬，但現在有8億7千萬人生活在由羅馬法所造就體系之下。”

第三，如果說現代化的法治國家以“憲法至上，民法軸心”為理念，那么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羅馬法正是現代西方民法的源頭。今天，西方國家的法律體系就是 以羅馬法為基礎而確立起來的，它們從法源上繼承了羅馬法的許多概念、術語、理念和原則。例如，羅馬法關于公法和私法的劃分以及人法、物法、訴訟法的體系，一直成為大陸法系各國民事立法的依據和當代國際私法的起源。

第四，羅法學家的思想、學說以及羅馬法的發展成果，正是現代西方法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西塞羅指出：“法律是根據最古老的、一切事物的始源自然表述的對 正義的和非正義的區分，人類法律受自然指導，懲罰邪惡者，保障和維護高尚者。”羅馬法體系涉及自然理性、現實實踐、法律與正義、人作為人的權利、法律與道 德等基本問題，構成現代西方法學的重要內容，而羅馬人所秉持的自然法思想對后世信奉的自由、平等、個人主義、天賦人權觀，以及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等基本 理念，都產生了廣泛而持久的影響。正如近代啟蒙思想家盧梭所指出的那樣，真正的法律既不是銘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銘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的內心里。19世紀德國偉大的法學思想家耶林甚至做了這樣的評價：“羅馬帝國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是以武力，第二次是以宗教，第三次是以法律。武力因為羅馬帝國的 滅亡而消亡，宗教隨著人民思想覺悟的提高、科學的發展而縮小了影響，唯有法律政府世界是最為永久的征服。”

第三篇：羅馬法體系的建立及其后世影響

羅馬法體系的建立及其后世影響

羅馬法是古代世界各國法律中內容最豐富，體系最完善，而且對后來世界的影響最為廣泛的法律，是羅馬人留給人類文明的一份最寶貴的遺產。

羅馬法通常是指通行于整個古羅馬世界的法律。上至羅馬建國，下迄查士丁尼法典的完成，前后一千多年，在這中間所頒布的所有羅馬法律都叫做“羅馬法”。

一、羅馬法體系的建立 法律是上層建筑的一部分，它并不是從來就有的，它的出現完全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一般來說，歷史上的法律都取決于當時的社會條件，它隨著社會條件的出現而出現，同時又隨著社會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羅馬法的形成和演變正是羅馬社會不斷發展和變化的結果。

1，羅馬法的公民法時代

羅馬法的公民法時代大約相當于公元前6世紀中葉到公元前2世紀中葉。這一時代的特點是公民發在羅馬占著統治地位。公元前450—前449年頒布的羅馬歷史上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十二銅表法》，是平民反對貴族斗爭取得的成果，也是羅馬法的起源。此后，隨著平民與貴族斗爭的繼續，羅馬進一步調整了公民內部的階級關系，也不斷促進國家立法工作的繼續進行。

2、萬民法時代

萬民法時代相當于公元前2世紀中葉到公元3世紀中葉，這一時期的最大特點是：萬民法對社會生活的影響越來越大，并逐漸成了羅馬法制史上占統治地位的法律形式。羅馬萬民法的出現和發展不但彌補了公民法的不足，加強了羅馬奴隸主對奴隸的剝削，而且它還為羅馬統治者殘酷剝削和壓迫行省居民居民提供了法律的依據。

3、統一法時期

從公元212年卡拉卡拉赦令頒布到565年查士丁尼去世，是羅馬法的統一法時期，它是羅馬法發展的最后階段。卡拉卡拉赦令的頒布，使帝國境內全體自由民獲得公民權，從而取消了帝國內部自由民間公民與非公民的區別，這樣，至少對自由民來說產生了私人的平等。《民法大全》是歐洲歷史上第一部系統完全的法典。它確定了統一的無限私有制概念，提出了私法和公法的劃分。它的問世標志著羅馬法本身已經發展到最發達、最完備的階段。

二、羅馬法的歷史影響

羅馬法是羅馬人留給后世西方文化的最寶貴的一筆財富，它構成了現代西方大陸法學體系的重要理論，確立了意大利、法國、德國葡萄牙、匈牙利、波蘭、拉丁美洲、諸國以及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等地法律的基本內容。羅馬法不僅包含具體而細致的法律條文，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奠定了一種法治精神，此外還有一套作為實用法律的形而上學根據的自然法理論。

羅馬國力強盛，幅員之廣大，早已成了悠悠往事。然而，羅馬法律的基本精神，羅馬法律的絕大部分內容，卻逾千古而猶存，對后世文明尤其是近代文明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概括的講，主要表現在：

第一羅馬法曾經為市民階級或資產階級戰勝教會和世俗的封建勢力提供了理論武器；第二、羅馬法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鞏固提供了現成的法律形式；第三、羅馬法為新興資產階級的民權理論提供了思想淵源；第四、在資產階級取得政權后，羅馬法則又為資產階級法律體系建立提供了為楷模，是近代歐洲大陸國家立法所遵循的范本；

羅馬法是一種世界性法律，對后世立法所造成的影響表現在：（1）羅馬私法體系。法國1804年民法典，德國1900年民法典都繼承了羅馬法的體系；（2）羅馬法的許多制度和原則；（3）羅馬法中的許多概念、術語；（4）羅馬法學家的思想和學說。

不論大陸法系還是不列顛法系，它們都吸收了羅馬法的陪審制度、律師制度以及訴訟原則。正如一個美國法學家所承認的那樣：“盡管羅馬的國的人口或許為5千萬，但是有8億7千萬人生活在由羅馬法所造就體系之下。”

總之，羅馬法所造就的影響已經遠遠超過孕育它生長的社會，它不只是羅馬人的法律，而是全人類的法律；不只是羅馬人的文化遺產，而是全人類的文化遺產。

第四篇：羅馬繼承法對后世影響

羅馬法繼承制度及其對當代繼承制度的影響

[ 麻廣 ]——(2005-4-17)/ 已閱13825次

羅馬法繼承制度及其對當代繼承制度的影響

羅馬法的繼承制度歷經數代，其原則經歷了一系列的變化：

一、由身份繼承演變為財產繼承

“繼承”一詞的拉丁文是successio，其原來的意思是指繼承人在法律上取得被繼承人的地位，即繼承被繼承人的人格，使之得以延續。到了法律昌明時期后期，羅馬的繼承，已經由身份繼承演變成為財產繼承了。當然，即使在這時，繼承被繼承人的人格以綿延家祀的傳統觀念仍然存在，只不過繼承的主要對象已經是被繼承人的遺產，而不再是被繼承人的人格了。

二、由概括繼承發展為限定繼承

羅馬的繼承制度最初是采取概括繼承主義（successio per universita），即除了與被繼承人之人身相聯系的債權、債務或其他權利義務之外，繼承人要總括地繼承被繼承人的一切財物和財產上的一切權利義務，而不問資產、負債的多少，縱使死者遺產中的負債遠遠超過資產，繼承人仍然要全部繼承下來，替死者還清負債。

概括繼承制度與羅馬古代的身份繼承制度相聯系。隨著身份繼承逐步演變為財產繼承，概括繼承制度便失去了它的前提和根據，而顯得對繼承人過份苛刻。為了保護繼承人的利益，適應繼承制度變革的需要，羅馬法逐步廢除了概括繼承制度，賦予繼承人對被繼承人的債務僅以其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的權利。限定繼承制度確立，并為后世各國繼承法所采用。

三、以遺囑繼承（successio secundum tabulas）為主，法定繼承（successio ab intesta）為輔

《十二表法》確認以遺囑繼承為主，法定繼承為輔。兩種繼承的關系可具體歸納如下：

第一，法定繼承不得和遺囑繼承并用。凡遺囑有效時，就不適用法定繼承。對同一項遺產，除軍人遺囑之外，亦不得以遺囑處理其一部分，而按法定繼承處理其另一部分。因此在一般情況下，若被繼承人用遺囑的方式指定繼承人，但只給他一部分遺產，而對其余遺產的處理沒有表示意見，或者明確表示其余的財產按照法定繼承處理，在這種情況下，就視為被繼承人用遺囑處分了他的全部遺產，他的全部遺產就由他指定的繼承其一部分遺產的繼承人繼承。至于被繼承人將自己的特定財產遺贈給受遺贈人，其余財產按照法定繼承的方式處理，則為法律所許可，因為遺贈和遺囑繼承是不相同的，在長時期內，羅馬的繼承是繼承被繼承人的人格，而遺贈則僅僅是涉及特定的財產，同繼承被繼承人的人格沒有關系。第二，遺囑繼承優先于法定繼承。就是說，只要死者生前立有有效遺囑，就要按照遺囑來辦理。只有在死者生前沒有立遺囑，或者所立遺囑不合法律規定，不能發生法律效力，或者遺囑上所指定的繼承人已經先于遺囑人死亡或拒絕繼承時，才可按法定繼承辦理。故法定繼承一詞的拉丁文原意即是“無遺囑繼承”。第三，法定繼承最初是由宗親來繼承，到后來，法定繼承由宗親繼承演變為以血親繼承為主的繼承。到了優帝一世時更明定法定繼承也以血親為基礎。這樣，法定繼承和遺囑繼承的基礎就一致起來了。不過遺囑繼承是被繼承人明白表示把自己的財產交由他選定的人繼承，而法定繼承則是按照一般被繼承人的意思來規定繼承人的范圍。由此可見，這時的法定繼承也可以說是一種法律推定的默示的遺囑繼承。

四、兩種法定繼承長期并存，但后來以血親為基礎。

從共和國末年起至公元6世紀中葉，羅馬并存著兩種法定繼承制度，一種是市民法的法定繼承制度，一種是大法官法的法定繼承制度。市民法的法定繼承以宗親為基礎，不是宗親即不得繼承。大法官法的法定繼承則是以血親為基礎，只要是血親，不管是不是宗親，一律享有繼承權。后來優帝一世于公元543年和548年以第118號和第127號新敕，把羅馬法的繼承制度作了徹底修改，完全以血親作為繼承的基礎，宗親繼承制度從此廢止。

五、羅馬法的法定繼承人分當然繼承人（heres suus）、必然繼承人（heres necessarii）和任意繼承人（heres voluntarius）

當然繼承人是指直接在家長權下而在家長死亡后便成為自權人的家屬，他們由于古代繼承家祀和家產公有的關系，即理所當然地繼承家長的遺產，所以也稱當然和必然繼承人（heres suus et necessarius）；必然繼承人是指奴隸被家主解放，同時被立為繼承人的，他們和當然繼承人一樣，不得拒絕繼承，因而在家主死亡時也直接取得遺產；任意繼承人亦稱外來繼承人（heres extraneus），是指那些在被繼承人死亡前不處于家長權下的法定繼承人，他們有接受或拒絕繼承的自由。

六、法定繼承是均分繼承

當繼承人有數人時，按照他們同被繼承人之間親等的親疏順序，依次繼承。同一親等的，不分男女長幼，按人計算，一律平均分配遺產。子女的后裔，則按支計算，共同繼承其直系尊長應繼承的份額。七、一為繼承人，永為繼承人（semel heres semper heres）

繼承人接受繼承后，一般不得中途反悔，因為繼承人要繼承被繼承人的人格，而人格是不能由個人意志而使其因時間的經過而終止的。其后，法學家們認為，在不違背“一為繼承人，永為繼承人”這一原理的前提下，應當允許在指定繼承人時附加期限或條件。因此，雖然不得附加終期和解除條件，但可以附加始期和停止條件。

八、羅馬法適用代位繼承（successio in locum）

根據羅馬法，不僅限于直系血親卑親屬可以代為繼承，兄弟姐妹的子女（被繼承人的侄兒侄女等）也享有代位繼承權。羅馬法繼承制度對當代的影響：

一、在羅馬法的體系中，繼承最后演變為財產繼承，所以繼承法歸于物法，后世各國大都將繼承限于財產的繼承，但在體列上有所不同，如法國民法典將繼承法歸入財產取得方法一編中，而后的德國民法典、瑞士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中，繼承單獨成為一編。繼承法逐漸獨立。

二、當代各國承襲了羅馬法繼承的基本制度框架，規定了法定繼承、遺囑繼承、遺贈、代位繼承以及在遺產分配時的特留份制度等等。

三、羅馬法法定繼承中的繼承人的范圍是以血親為基礎的，后世的諸國民法典在規定法定繼承時大都從羅馬法，以血親為基礎。

四、羅馬法繼承制度以遺囑自由為其原則，之后各國大都從羅馬法之規定，規定了在繼承法中以遺囑自由為基本原則，而且遺囑繼承優于法定繼承。

五、對特留份的保護。為了限制遺囑自由的濫用，羅馬法規定了特留份制度，特留份制度的設立,乃是自然法平等、公平、和諧諸理念帶給羅馬法的影響,旨在限制完全的遺囑自由,保護近親的繼承權,衡平遺囑人意愿及近親權益兩方關系,以達到家庭及社會秩序的和諧。在特留份范圍外之財產,為遺囑人得自由處分之部分,對此部分財產,遺囑人可以根據個人意愿和情感好惡,或遺于其喜愛之特定人,或通過遺贈方式授予慈善公益事業,謀求社會公益。后世各國在此問題上也大作了相似的規定，如瑞士民法典第471條、德國民法典第2303至2338條，并賦予相應的訴權予以保護。

六、羅馬法繼承有遺產信托制度，這可以說是現代信托制度的一個雛形。總之，作為包括了資本主義時期大多數民事法律關系的羅馬法，其基本精神和絕大部分內容，逾千古而猶存。而作為羅馬法重要部分的繼承制度也深深地影響了后世的諸國，直到今天，在我們現代的各國繼承法中，還是能看到羅馬法的影子。我國現在正在進行的民法典制定活動同樣也不能不考慮羅馬法，只有這樣才能制定一部及科學又顧及傳統的繼承法。

第五篇：杜甫對后世的影響

詩圣杜甫對后世的影響

杜甫被尊稱為“詩圣”，其詩被稱為“詩史”。“圣”乃至高無上者，這足以說明杜甫的詩壇地位之高。杜甫在世時應該是像圣人般享受著崇高的禮遇、為世人所追捧的吧。然而事實卻并非如此，詩圣杜甫的一生可謂跌宕起伏、苦難坎坷常伴左右，用“悲慘”一詞形容毫不為過。杜甫早年就立志“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這也是他一生都在孜孜不倦追尋的目標，然而仕途坎坷的他并未能在政治上有所建樹；作為一個詩人，他的詩文在當時也并沒有得到很高賞識。

杜甫在世時，他的詩不受歡迎，并非詩寫得不好，主要原因是杜詩的內容和風格與當時的時代審美相悖。盛唐時期的社會風氣整體是樂觀積極的，人們喜歡歌頌大好河山的詩、歌頌理想的詩、表現創造力的詩，欣賞像李白那樣孤傲、浪漫的詩人，而杜甫詩大多都是抨擊現實、揭露黑暗的。還有格調上來講，盛唐的詩人更喜歡明快的，樂觀的，高昂的詩，杜甫的詩比較沉郁，比較委婉，比較渾厚，比較低回。與時代審美趨向的錯位使得杜甫的詩在他生前沒有獲得很好的賞識，影響力也就及其微弱。杜詩的影響是在杜甫去世后才發揮出來的，“詩圣”、“詩史”的盛譽也是后人給予杜甫與其詩。

杜甫死后，中晚唐時期，以元稹、白居易、韓愈為代表的一批當時的著名詩人，開始極力推崇杜甫，韓愈和白居易的詩文中也都有杜詩的影子出現。白居易、元稹等人領導的“新樂府運動”中，杜甫作為這一次現實主義詩歌運動的啟發者備受推崇。杜甫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自白居易后，影響了皮日休、曹鄴、聶夷中、杜茍鶴等人的創作，從而形成一個現實主義詩派，在晚唐的詩壇上獨領風騷。但杜詩受到廣泛重視，是在宋以后。第一個把杜甫與圣人的圣聯系在一起的，是宋代大詞人秦觀，他在《韓愈論》一文中說杜甫的詩和圣人孔子的思想一樣是集大成者。王安石、陸游、文天祥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響，文天祥在獄中作200首集杜甫五言詩，自序里說：“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而杜甫更廣泛的影響是，杜甫的作品將律詩從文字上的游戲變成了抒發政治抱負的載體，對后來的詩人政治題材的寫作奠定了基礎。杜甫的詩被稱為一代“詩史”，是因為他的詩具有豐富的社會內容、強烈的時代色彩和鮮明的政治傾向，真實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后一個歷史時代政治時事和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他的詩不僅是自己抒發情感的載體，也為后人了解那個時代提供了鮮活的材料。

在詩歌創作上，杜詩是唐代律詩最高成就的代表，杜甫一生寫了一千四百多首詩，光是律詩他就寫了九百多首，占了一大半。杜甫的《登高》：“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被認為是“千古七律第一”，全詩之中句句皆律，字字之中字字皆律，詩律詩的最高境界。杜詩不但是對以往藝術傳統的集大成，也是開辟了律詩創作的一種新的規范。此外，杜甫對語言的錘煉更是達到了極致。杜甫有詩言“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杜甫正是秉著這樣的創作精神為后人留下了一句句千古佳句。流傳至今的一些成語中，甚至有些就出自杜甫的詩。例如，“別開生面”一詞就出自杜甫《丹青詩》:“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歷歷在目”一詞出自杜甫《歷歷》詩：“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前”。諸如此類的成語不在少數。這種對語言藝術的極致追求，對后世的影響也頗為深遠。

杜甫一生可謂受盡苦難，但他卻始終沒有忘記忠君報國的遠大志向，他在自身饑寒交迫的處境下仍能發出“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的呼聲，出于他對建立良好社會秩序的向往，他深受政治家的推崇，改革家也學習他對窮人的悲憫，文學家學習他在藝術手法上的創新。

魯迅也曾評價過杜甫：“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還活在我們堆里似的。”可詩圣杜甫的對后世影響之深遠。而且，詩圣杜甫的影響并不僅僅限于中國，還名揚海外。美國現代詩人雷克斯羅斯說杜甫是自己最喜歡的作家：“我的詩歌毫無疑問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響。我認為他是有史以來在史詩和戲劇以外的領域里最偉大的詩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過了莎士比亞和荷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親切”。1481年韓國將杜詩翻譯成韓文，叫《杜詩諺解》。他對日本文學影響相對較晚，直到十七世紀他在日本擁有和在中國一樣的名聲。杜甫對松尾芭蕉的影響尤深。

詩圣杜甫之圣，實至名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