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議新加坡反腐廉政建設的經驗啟示

淺議新加坡反腐廉政建設的經驗啟示

摘要：如何建立可行且高效的廉政機制以打擊、遏制貪腐行為，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尤其在東亞地區，受到歷史、文化等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制約，廉政建設的根基尚顯稚嫩，貪腐行為屢禁不止。然而，新加坡作為亞洲典范，其廉政建設開出一朵奇葩，為東亞各國，尤其是同為華人社會的中國的反腐倡廉工作建設提供了寶貴經驗。

關鍵詞：新加坡 反腐 廉政

反貪腐是一個世界性的話題，尤其在東亞地區。同樣，這個話題對我國目前來說，顯得十分沉重，由于缺乏有效可行的反腐廉政機制，貪腐行為已經并有可能進一步激化社會矛盾，從而侵蝕到社會穩定的基礎，甚至有可能影響到執政黨的執政之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學人之長，補己之短，著名的國際性反腐敗非政府組織——透明國際推出的清廉指數排行榜中，新加坡長期被列為世界廉潔國家，并一直居于亞洲廉潔國家之首，其在廉政文化環境塑造、廉政立法、反腐機構設臵、廉政制度建設等方面所積累的成功經驗，對我國反腐敗和廉政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新加坡廉政建設的舉措

新加坡從18世紀中葉就一直是英國所建的貿易站，自治前經濟發展比較落后。英國總督統治時期是一個腐敗盛行，有錢走遍天下、無錢寸步難行的地方，公共權力私化、權錢交易隨處可見，引起老百姓的極度不滿。直到1959年6月5日自治后，以李光耀為首的人民行動黨將建設廉潔政府作為競選目標，贏得了廣大民眾的擁護和支持，一舉獲勝，開始了新加坡廉政建設的新篇章。其廉政文化建設的主要舉措是：

（一）以獨立且強力的反腐敗機構為保障。

廉政機構是保證法律得以實施，對官員腐敗進行防治和打擊的國家機關。新加塊建立起各種獨立的廉政機構，以此作為消除腐敗和恢復公眾對政府的信心的強有力工具。這些機構依法設臵,體系完備，具有較大的獨立性和權威性，最具代表性的是內閣廉政署和反貪污調查局。

內閣廉政署，這是新加坡負責綜合管理和監督政府官員個人財產申報的監督相關。其主要職責是負責中央各部門長官財產申報，并指導其他公務人員的個人財產申報了宜。內閣廉政署直接對總理負責，其署長由總理提名，總統任命。它獨立于政府各部,權力很大，可以調查任何虛報財產和財務狀況的官員，以及陷于?債務麻煩?的官員，包括各部長官。

為了執行《防止貪污法》，新加坡于1962年成立了精干高效的反貪污調查局，由它負責調查和預防政府機關以及企業中的貪污受賄行為。該機構直屬總理公署，由總理直接領導，其官員不屬于公務員，地位、身份、權力有嚴格的法律保障，薪金高于其他部門任職的同級官員。反貪污調查局的局長、副局長以及局長助理由總統直接任命。為了保證反貪污調查局能夠獨立、有效地履行職責，排除各種干擾，該局被賦予充分的獨立辦案權。《防止貪污法》規定，反貪污調查局享有特殊的權力，其中包括無證搜查與強行搜查、對財產進行查封扣押、檢查銀行賬目、要求有關人員提供犯罪證據、要求嫌疑人申報財產,以及限制其轉移財產等。因此，新加坡反貪污調查局大權在握,信息靈通。不管被調查人職位有多高,調查局都無所顧忌。對一切涉嫌官員，不論其名聲多大、地位多高，一概嚴懲不貸，不允許任何人享有法外特權。多年來,反貪污調查局對一些高官進行了調查和指控，處理多起政府高級官員貪污受賄案件，樹立了法律的權威性和公正性。

（二）高薪養廉政策和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提供了物質基礎和制度保障。

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文中指出：?我們應當首先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國際上反腐倡廉的實踐也表明：要防止腐敗，讓官員可以維持社會中等生活水平是必要的；如果收入太低，以致他們不能維持基本的生計，就必然產生腐敗。新加坡腐敗現象很少，除了法制健全、措施得力之外，與該國所建立的以薪養廉制度也直接相關。新加坡政府認為，低收入是貪污的重要因素，一個收入少的公務員會以輔助收入為理由來辯護其貪污行為。為此,政府有責任確保公務員有高收入，以此來減少貪污。

李光耀在談及這一問題時說，?為黨付出辛勞的黨員必須付給他們可觀的薪水，以俸養廉?，?凡是愿意加入我們黨的，要使他覺得在黨工作很有意義，生活也過得好?。70年代至80年代，新加坡政府就曾經連續四次給公務員加薪20%。1989年后，新加坡公務員工資為世界各國之最。同時，政府每年還通過咨詢機構調查私營企業的工資水平，一旦公務員工資低于私營企業人員時，就給予提高工資，以保證公務員有最高的收入。因此，新加坡政府官員的收入在世界上屬于較高的國家之一。

（三）強調才德兼備的公務員錄用制度

新加坡在公務員錄用上實行嚴格的考核任用機制，杜絕人為影響，防止腐敗現象。國家設有專門的公務員委員會，負責公務員的錄用、任命和獎懲。公務員委員會直屬于總統而獨立于內閣，這就為它嚴格、公平選拔公務員提供了條件。由于每一個公務員在正式被錄用前都要經歷幾道極嚴的選拔程序，在錄用后又需經歷品德考核，因此保證了公務員隊伍的高素質高水平。此外，新加坡在錄用公務員時，特別注重候選人才的道德水平。

歷史經驗表明，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程度與社會的道德水準尤其是公務人員的道德水準息息相關，?道德防線潰散或實破往往就是腐敗的開始。?雖然健全的機構、嚴密的制度和完善的法規都能在防范和遏制腐敗現象中發現重要作用。然而，這些畢竟只是一種外推力,而提高社會大眾和公職人員的道德水準則是根治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帶根本性的內驅力。因此，從長遠的角度看,建立完善的道德體系才是清除腐敗，實現政治昌明的根本環節。新加坡自李光耀執政后，注重以東方傳統文化進行廉政道德教化，提高公職人員和廣大國民的道德水準。

二、新加坡經驗對我國廉政建設的啟示

汲取他國經驗是為了更好的發展我們自己，盡管新加坡同我國政治社會體制不盡相同，然而同樣屬于華人社會，同樣有著濃厚東方傳統的事實，使新加坡的成功秘訣對我們尤其有借鑒意義。

（一）加強反貪專門機構建設。

由于我國特殊的國情，我國的反貪職能分設在三個系統，即紀委、監察部門、檢察院的反貪局。三個系統工作角度各不相同，就不贅述了。目前是各級紀委、監察部門合署辦公，是黨務、行政部門行使調查權。而反貪局則在檢察院的領導下開展工作，是法律檢察部門，行使偵察權。能否換一種思路思考問題，將監察部門并入人事部門。因為，監察部門工作對象是干部，干部的教育、管理、處分等與人事部門的職能交叉或重疊。筆者的想法是加強紀委和反貪局的建設。紀委領導班子由同級黨代會和黨員大會選舉產生，但紀委領導和辦事人員的人事關系可上管一級，其工作經費和人員工資、津貼也由上級紀委撥付，以便于同級紀委工作，減少一些干擾。反貪局或各級預防腐敗局在目前有獨立出來的必要，從中央到地方一條線，條條管理，減少來自地方黨委、政法委、檢察院的負面影響。

此外，新加坡反腐倡廉的經驗,比較重要的一點就是建立了嚴密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使得公共權力得到了有效的監督。參照新加坡的經驗,我們必須完善監督體系。切實賦予人大相應的監督權力，增加反貪機構的獨立性和權威性，完善紀檢監察制度和審計制度，并加強新聞媒體特別是網絡的監督作用。從而最終形成健全完整而行之有效的權力監督制約機制。

（二）完善公務員進出機制，強調德才兼備。與新加坡相比，我國的公務員選拔、晉升及正常退出機制尚需健全。我國雖然在2005年制定了《公務員法》，對公務員的選拔，考核，升降，辭職等都作了具體規定。但與反腐敗的現實需要相比，我國公務員的選拔、晉升及正常退出機制仍不夠完善。尚需必須進一步從制度上加以規范，以確保被錄用的公務員既具備較高的綜合素質又能夠經受住種種誘惑和考驗。

此外，作為一個移民國家的新加坡,其中華人占人口的絕大多數在華人社會中儒家傳統一脈相承，經久不息。1990年12月，新加坡政府發表了《共同價值觀白皮書》，正式把儒家文化確定為其文化中心、國家意識，并提出了帶儒家文化烙印的五大價值觀，即國家至上、社會為先；家庭為根、社會為本；關懷扶持，同舟共濟；求同存異，協商共識；各族和諧，家教寬容。可見，由于新加坡本身特殊的地理、社會歷史文化和人口背景，在中西文化的綜合影響下，在兩代領導人的大力倡導下，最終形成了?以法治國，以德育人?為核心的富有新加坡特色的廉政文化。這種強調傳統的文化氛圍同西方現代的政治制度相結合，在公務員選拔過程中的體現，就是強調人才的德才兼備。

（三）合理調整公務員薪金待遇。

新加坡?以俸養廉?制度頗具?盛名?,盡管這一制度的實施有賴于諸多先決條件，例如新加坡有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公民素質較高，反腐敗的法制比較健全等，但這一做法是很值得正在加強廉政建設的中國思考和借鑒的。中國正處于工業化進程之中，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在很多地區，企業界和外國公司的薪酬比政府公務員的薪酬要高得多，低薪導致很多優秀的公務員被挖走，同時一些部門和公務員也開始?廣開財源?，通過各種形式尋找非正式收入作為補償，出現了許多公私界限模糊的?灰色地帶?，一些腐敗行為于是有了生存空間。因此，應該充分吸取新加坡在反腐敗斗爭中的經驗，通過合理的薪酬來保證公務員隊伍的質量，減少公務員腐敗的機會成本。根據世界銀行的一項跨國調查，一個國家公務員工資相對于私營制造業的工資水平越高，其腐敗的程度越小。這項研究表明，保持公務員具有較高的收入水平對于反腐敗具有重要作用。

高薪養廉作為新加坡廉政建設的一大特色，也同時對我國的廉政建設具有重要啟示意義，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說前一段時期矛盾的焦點主要在于提高公務員薪資待遇，那當前更重要的則是合理調整公務員收入水平，更加側重平等和合理。隨著公務員待遇的普遍提升，以及?鐵飯碗?本身的優厚福利待遇，對于生活水平的不滿已經逐步轉變為對分配不公的不滿，成為今日我國公務員隊伍貪腐的一個重要原因。

總之，在我國社會經濟全面快速發展的今天，如何建立有效且可行的反腐廉政機制，對于維護社會穩定，提高政府的形象和執政能力都有巨大的實踐意義，新加坡，作為有著深厚東方傳統的華人社會在這方面的杰出表現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啟示。去粗取精，有所揚棄的汲取國外先進經驗，將會對我們自身的反腐廉政建設提供重要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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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新加坡廉政建設基本經驗及其啟示李敏敏

李敏敏 關 園 摘 要：腐敗是一個國際性問題，各國在治理腐敗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經驗，新加坡是廉政建設方面的典范。嚴密的反腐敗法律系統和法治體系、專門的反貪機構、全方位的監督機制、有效的廉政文化建設是新加坡廉政建設的基本經驗。結合我國實際，完善相關法律體系（措施），設立獨立的反腐敗機構，加強社會各界的監督，加強反腐倡廉教育等全方位、立體化的反腐措施應成為廉政建設的主要探索方向。關鍵詞：新加坡廉政建設反腐敗 李敏敏，女，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14級碩士研究生；關園，女，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13級碩士研究生。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深入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嚴格落實黨風廉政建設黨委主體責任和紀委監督責任，對任何腐敗行為和腐敗分子，必須依紀依法予以堅決懲處，絕不手軟。”此次全會的召開使治理腐敗步入法治化的新常態。當前，中國的腐敗形勢嚴峻，廉政建設任重而道遠，而新加坡作為清廉國家的典型代表，在廉政建設方面積累了很多寶貴經驗，可為我國立體化反腐提供有益的借鑒和啟示。

一、新加坡廉政建設概況及成效 新加坡于1965年脫離馬來西亞，成立新加坡共和國，經過短短幾十年的發展，已成為一個新興現代化國家。歷史上，新加坡曾經是一個貪污泛濫、腐敗猖獗的島國。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認識到腐敗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性，下定決心堅決打擊貪污腐敗，把廉政建設作為治理國家的頭等大事。經過長期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新加坡已成為亞洲最廉潔的經濟體。在“透明國際”2013年全球清廉指數排名中，新加坡排名第五，不僅在亞洲而且在世界范圍內都堪稱廉政典范。廉潔的執政環境不僅形成了一套卓有成效的治理體系，而且促進了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其成效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促進了經濟的騰飛。新加坡作為一個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建國至今經濟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國內良好的經濟環境，良好經濟環境背后的保障則是政府官員的廉潔及高效的辦事效率；反過來，快速的經濟發展也為廉政建設提供了有力的物質保障，兩者相輔相成。第二，增強了政府執政的合法性。人民行動黨和政府對于腐敗的治理，有力地維護了社會公平，提高了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威望，贏得了人民的信任。與此同時，新加坡的做法也為其他國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鑒，贏得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贊譽。第三，提高了社會的整體道德水平。新加坡政府在廉政教育上尤其強調愛國主義教育和集體教育，倡導儒家文化，把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愛國主義已經深入人心。有效的廉政文化建設增強了人民的國家意識和服務精神，提高了社會的整體道德水平。

二、新加坡廉政建設的基本經驗 新加坡的廉政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效，在于其完備的廉政建設體制，并在廉政建設實踐中走出了一條行之有效的反腐道路，積累了豐富經驗。1．完整而嚴密的反腐敗法律系統與法治體系。孟德斯鳩曾說過：“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亙古不變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會使用權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①法律是治貪防腐的第一道防線，為了使公共權力不被濫用，必須制定嚴密的法律體系加以約束。新加坡素以嚴刑峻法、鐵腕護廉著稱于世，其吏治嚴明、法律嚴苛更是為亞洲之冠。新加坡肅貪最重要的法律依據是《防止貪污法》，該法共涵蓋35個條律，內容詳盡而嚴厲，盡可能將貪污行為的所有可能形態納入其中。該法擴大了對“賄賂”一詞的定義，不僅包括收受金錢、禮物、證券、財產利益在內的任何動產或不動產，同時還包括無形的非物質財物，如提供的職務、服務、便利等。不僅如此，“意圖賄賂”也算犯罪，就是說，賄賂或貪污與金額多少沒有關系，只要任何人“企圖接受”或“默許給予”都會被認為是犯罪。為了強化防貪效果，更有效地打擊貪污行為，1988年頒布了《貪污所得沒收法》，使得貪污之人不僅要受牢獄之災，其不當利益還必須上繳國家。除此之外，新加坡還頒布了《公務員守則和紀律條例》、《財產申報法》等反腐敗法律。這些法律相互補充，為新加坡的廉政建設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依據。新加坡不僅有法可依，其執法也是相當嚴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在新加坡社會中彰顯得淋漓盡致。無論何人，職位高或低，功勞大或小，一旦觸犯黨紀國法，必將嚴懲，讓腐敗者在政治上身敗名裂，在經濟上傾家蕩產。即使是再小的腐敗行為都會受到很重的懲罰，這就是新加坡治貪的一個重要特點和經驗。如此嚴密的法律體系和秉公無私的執法態度，給犯罪分子以極大的震懾，大大降低了腐敗的發生。2．專門的反貪機構。新加坡治貪的另一大武器是1952年成立的貪污調查局(cpib)，它是新加坡防治腐敗的專屬機構，也是全國預防貪腐賄賂的最高機關。貪污調查局直接隸屬于內閣總理，局長和副局長由總理提名，總統親自任命。人事決定權親自掌握在總理手中，確保了該組織高度的獨立性，達到防治貪腐的最佳效果。在人員組成結構上，貪污調查局是小而精的肅貪組織，僅有40名偵查員，但辦事效率極高，一旦接到貪污投訴，要在最快時間內給投訴者以明確答復，并立即決定啟動調查。作為一個獨立、高效、權威的治貪機構，貪污調查局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是新加坡廉政工作得以順利進行的堅強后盾。3．全方位的監督機制。要實現政治清廉，防止各種腐敗行為的發生，必須要有系統全面的監督體系，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實現有效監督。對執政黨的有效監督是保證新加坡清正廉潔的首要條件。新加坡由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政府每隔四年會進行一次大選，隨時監督執政黨的工作。反對黨則可以考察其是否發生瀆職現象，甚至可以批評指正其中的缺陷，這種監督方式是十分有效的。其次，社會各界的大力監督也是政治清廉的重要保證。新聞媒體是監督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政府出現腐敗現象時，新聞媒介就會對此進行詳細的報道，給腐敗者帶來極大的心理壓力。公眾也可以通過新聞媒體向政府和公務人員舉報腐敗分子或提出相關的治理建議。為此，政府還設立了專門的舉報機構，同時采取嚴格的保密措施來保護舉報人的權益，讓公眾能夠通過多種途徑表達對行政工作的不滿以推動政府工作的改進。4．自上而下的廉政文化建設。新加坡廉政建設的成就固然離不開一系列的反貪制度和反貪機構的硬件支持，政治領袖、公職人員和普通公眾的廉潔意識及整個社會的廉潔風氣更是推動整個機制運行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環。前貪污調查局局長曾說過：“有個好的制度非常重要，但許多時候單靠制度是不夠的，要取得成功，需要有利于運作的整體風氣。”①當廉潔自上而下形成一種行為習慣時，人們就會從思想上自覺抵制貪腐，社會才能形成一種廉政氛圍，一系列的反貪制度才能順利實施并發揮作用。首先，高層領導人的個人品質魅力和政治作風在廉政建設方面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前總理李光耀多次反復強調，領導人的一言一行具有標桿的作用，反腐必須從最高層做起。自人民行動黨執政以來，他率領黨員全身心投入到打擊腐敗的行動中，著重從整頓高層領導的貪腐行為人手，實行“反貪沒有例外”的鐵腕政策。并且，他還十分注重道德操守觀念，在廉潔自律方面以身作則、樹立榜樣，起到了積極的表率作用。其次，新加坡注重運用儒家經典，開展道德教育。新加坡將儒家經典和現實國情結合起來，使儒家思想中倡導的“忠孝、仁愛、禮義、廉恥”八德思想積極滲透到社會大眾心中，使其成為人們行為的準則，從而凝聚社會共識，增進社會團結。第三，新加坡注重對社會民眾進行廉政思想文化教育，特別注重向青少年普及廉政觀念，設立有關廉政教育的課程。為了整個社會能夠形成良好的廉潔風氣，政府還通過網絡等媒介向民眾宣傳廉政教育知識，定期開展廉政知識講座和交流會。通過這一系列教育措施，整個社會樹立起廉潔觀念和廉政氛圍，反腐具備了堅實的社會基礎。

三、新加坡廉政建設對我國立體化反腐的啟示 新加坡的廉政建設立足其基本國情，將中西方文化有機結合，形成了一套卓有成效的立體化反腐敗機制，具有系統性、高效性、滲透性、全民性等特點。其廉政建設的關鍵：一是充分發揮領導人的核心作用，體現了東方社會中“為政在人”的思想；二是切實貫徹依法治國，體現了西方社會中的法治精神。對于我國反腐倡廉工作而言，我們要以壯士斷腕的勇氣堅決把反腐敗進行到底，將反腐看作一個系統工程，注重立體化反腐。雖然中國和新加坡的政治體制和發展階段不同，但兩國同屬亞洲國家，地緣相近、人文相親，在文化上有相似之處，新加坡反腐敗的成功經驗做法值得我們借鑒學習。1．完善反腐敗的法律體系，加快反腐敗的法治化進程。我國相繼頒布了《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行政監察法》等法律法規，反腐敗法律體系的基本框架已構建完成。但是這些法律條文主要涉及的是廉政建設方面的行為規范．對于貪污腐敗的處罰規定還不夠詳盡，實體性的法規還有待完善。總體看來，我國的反腐敗法律不夠“專”、不夠“精”，剛性不足、彈性空間大。基于此，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會議上指出：“要善于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腐敗，加強反腐敗國家立法，加強反腐倡廉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讓法律制度剛性運行。”因此，應健全法律體系，制定一部反腐敗的專門法律，對各類腐敗罪行進行詳細界定，細化公職人員的行為規范及違反法律所要受到的相應懲罰，提高法律的穩定性和可操作性。在執法方面更是要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嚴格執法是打擊腐敗活動必不可少的環節，也是關系到反腐成敗的關鍵所在。與此同時，維護法律權威，加大腐敗者的腐敗成本和懲處力度，形成腐敗高風險機制。此外，還要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堅持“有腐必反，有貪必肅”的方針，以零容忍態度堅決懲治腐敗，加快反腐敗的法治化進程。2．構建獨立、高效、權威的反腐敗機構。我國目前的反腐敗機構繁多復雜，既有黨內的也有行政的，既有經濟的也有法律的，部門多、層級多、職能交叉重疊。這些機構不僅力量分散，難以形成合力，而且也容易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獨立性難以保證。為了使得反腐取得明顯效果，借鑒新加坡的成功經驗，我國應設立一個專門的反腐敗機構，機構實行黨垂直領導，直接對中央負責，同時應明確規定反腐敗機構的權力，使其辦案和人事安排不受其他相關部門的干預和干涉，從而保證反腐敗工作的獨立、高效。3．構建全方位的監督機制。新加坡廉政建設的成功經驗表明，有效監督是預防腐敗的關鍵環節。我國加強反腐倡廉建設必須構建一套行之有效的監督機制。為此，首先要加強對黨的監督，“打鐵還得自身硬”①，黨內監督至關重要。實現黨內監督必須健全黨內民主制度，切實有效地保障黨員的民主權利；建立健全黨務公開制度，擴大黨員和群眾對干部選拔任用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以充分發揮黨員的監督作用。除此之外，還要完善和加強人大的監督職能和力度，使黨內監督和黨外監督有機結合起來，形成整體合力，保障權力的正常運行。其次，要加強輿論監督。互聯網的快速普及和自媒體的出現，使得新聞媒體、網絡輿論成為反腐倡廉工作中的“利器”。應適時出臺相關的新聞輿論監督法，規范媒體行為，保障其監督權利，使得廣大媒體敢于公開揭露貪腐現象，充分發揮新聞媒體和網絡對政府及官員的監督作用。最后，要大力加強群眾監督。鼓勵群眾通過網絡和媒體對腐敗行為進行檢舉揭發，使群眾樹立起主人翁意識、民主意識、法制意識，自覺行使監督權。通過動員社會各方力量，真正形成復合型、網絡化的監督體系，有效制止腐敗現象。4．加強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設。有效的廉政文化建設是新加坡廉政建設取得成效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們要高度重視和加強廉政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設。總書記在反腐工作會議中多次指出，要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強調公務人員要樹立“務實、清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公仆意識，筑牢拒腐防變的思想道德防線。在向國家公務人員開展廉政教育的同時，也要把廉潔從政教育、黨風黨紀教育、法制教育作為培訓的重要內容，使廣大黨員干部始終做到自省、自警、自勵，提高拒腐防變的能力。廉政建設成功與否，除了與公職人員的廉政教育和其自我提升相關，與公民的反腐意識及社會參與程度也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在反腐倡廉過程中，應積極吸收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廉政思想，大力宣傳廉潔文化，樹立符合當代的廉政價值觀，還可以通過豐富多彩的反腐倡廉宣傳教育，提

第三篇：新加坡廉政建設的主要制度架構及啟示

新加坡廉政建設的主要制度架構及啟示

2014-05-06 16:41 來源： 《吉林師范大學學報》 作者： 劉國新 劉瑜

摘要：在一個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同時期尤其是加速發展時期，都會面臨著腐敗的侵蝕與影響，處理得好壞直接影響和制約著該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質量與速度。世界各國在治理腐敗的過程中都積累了豐富經驗，而新加坡作為以廉政著稱于世的亞洲國家，作為與我國有著共同儒家文化基礎、有著頗多相同或相似之處的發達國家，其完善的肅貪倡廉的制度設計與除惡務盡的信心與決心，對于我國的反腐倡廉、治理腐敗無疑有著巨大的借鑒意義。

眾所周知，治理腐敗是一個世界性難題。隨著經濟的發展，世界各國也面臨著日益嚴重的腐敗問題。腐敗不僅影響著政府的行政行為能力，也極大制約著政府的公信力、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和諧穩定。面對腐敗的困擾，各國苦苦尋覓雖無治本之良策，但卻也積累了許多豐富而寶貴的經驗。新加坡作為世界上最清廉的國家，其廉政建設的成效有目共睹，尤其是其反腐過程中逐漸建立的一套全面、完善、頗具特色而又行之有效的反腐敗的法律制度體系與運行機制，不僅創造了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奇跡，也成就了新加坡的廉政奇跡和政治清譽。

一、新加坡廉政建設的主要制度架構

一般來說，腐敗是權力有價（格）的尋租行為，是權力擁有者通過所掌握的政治、經濟或社會權力而尋求利益最大化的利己主義行為。腐敗行為之所以滋生，其根源在于權力行為雙方與第三方之間信息的不對稱或者說是權力擁有者的權力缺乏有效的監督與懲戒機制。因此治理腐敗的根本也就在于，如何促進和保證權力擁有者在行使權力時的透明和公正，如何促進和保證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而這其中的關鍵因素就在于是否建立了一整套完善而健全并隨著時代和實踐發展而不斷與時俱進的法律法規體系[1].新加坡的廉政建設之所以卓有成效，其根本原因在于其在反腐倡廉過程中制定和實施了包括《反貪污法》、《沒收貪污所得法》、《公務員懲戒條例》等在內的一套科學、完整、嚴謹的反腐倡廉法律法規，得益于建立了一個行之有效的反腐敗運行機制與監督預防體系。總結起來，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制度內容。

（一）任前考察制度

新加坡政府公務員主要包括三類：一是政務官（即政治領袖）；二是事務官（即各級各類政府工作人員）；三是國營企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在三類公務人員中，政務官是通過選舉產生的，其他兩類國家公務員則普遍實行先考察后聘用的公開選拔制度。新加坡政府規定（1）所有人員在進入政府工作部門之前都必須經過考試和試用。經過兩年聘用合格者，正式錄用為國家公務員，不合格者予以辭退。（2）考試和試用合格后，要接受嚴格的任前資格審查。審查的具體內容包括：有無犯罪前科、家庭情況、個人愛好、品德修養、社會背景、日常交往人員情況等，以防止有潛在腐敗行為人員進入國家公務員隊伍，影響政府形象和政府公信力。（3）資格審查合格錄用后，每人還必須寫入職宣誓書，在法院宣誓官面前進行任職宣暫。宣誓任職后絕對為國家服務、服從命令、嚴守國家公務機密、決不貪污或有其他違法行為，如有違反，愿意接受最嚴厲的處罰[2].此外，政府還要求每個公務員在履行職責過程中要詳細記錄自己的各項活動，主管單位的常任秘書會定期檢查記錄內容，如發現所記錄內容涉嫌貪腐，則立即移交反貪調查局進行相關調查核實。嚴格的任前考察聘任制度，對公務員廉潔自律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有效保證了進入國家公務員隊伍人員的良好素質。

（二）財產申報制度

新加坡法律明確規定，凡政府工作人員必須及時進行個人財產申報。就其申報的內容而言一般可以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任職財產申報。即當公務員被聘用后，必須及時申報自己的全部合法財產。申報的范圍主要包括其在銀行的存款、合法持有的有價債券、證券、個人及家庭主要成員所擁有動產及不動產、所進行的個人及家庭投資及投資收益情況、個人債務負擔等，并出具相關的財產清單及證明[3].同時，要到法院設置的公務人員公證處接受相關的財產審查，并由指定的宣誓官出據相關的公證書。公證書的正本交由公務人員所屬機關人事部門進行保存，副本則要由法院公證處進行備案、備查。相關部門的常任秘書會對每一份申報的個人財產進行詳細審閱，同時還要由反貪調查局對財產申報是否屬實、有無隱瞞漏報或轉移財產等情況進行審查；另一部分是財產申報。財產申報：主要是對任職后公務人員個人及主要家庭成員出現的財產變動情況及變動原因進行申報，每年7月進行[2].反貪污調查局則會對任職后公務人員個

人及主要家庭成員所增加財產的確實性及合法性進行審查核實。如果發現弄虛作假，則會受到相關紀律處分直至開除。如果財產來源不明或涉嫌違法的，則其來源不明的財產會被全部沒收直至移送法院進行司法處理。

（三）嚴格的反貪管理制度

新加坡法律制度對公務人員所擔任的社會兼職和在公務活動中收受禮品等行為也有著嚴格的限制和規定[4].1.嚴禁公務人員收受禮品。除個人私交外，任何政府公務人員均不得收受下級相關企業或個人贈與的任何禮品。如因個人退休等原因而接受禮品，則必須及時向公務人員所在機關管理部門的常任秘書申報，并詳細列明所接受物品的價值、物品名稱、贈與人等，并且規定所接受禮品的最高金額不得超過300美元。在特殊情況下，確因無法拒絕而收受的禮品，在收受行為發生后也必須及時向上級報告并上交禮品。

2.嚴禁受賄行為。新加坡法律明文規定，政府公務人員不得以任何名義向下級宮員或其他有工作關系的企事業單位或個人借錢，政府官員在借出錢財時不得索取任何利息或變相索取利息；政府工作人員也不得以行政作為或不作為的方式來索取或變相索取報酬，也不得以自己的職務權力幫助他人獲取經濟利益等。并且明確規定賄賂物的范圍除財物外，還包括其他的不正當利益。

3.嚴禁公務人員社會兼職。新加坡法律規定，政府公務人員在其任職期間未經上級批準，不得擔任社會職務，不得從事自由職業活動（如講學）。

（四）品德考核制度

新加坡非常重視公務員的品德監督，除在任職前進行常規的品德考察外，還要進行更為嚴格的任后例行品德考核。個人品德行為考核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日常個人品德行為考核，二是個人行為跟蹤考核[5].日常個人品行考核：新加坡政府每年會發給每個任職公務員一本已編注頁碼和日期的日常行為記錄本，要求公務員每天必須隨身攜帶，隨時記錄自己日常活動，并于每周周一時交由主管官員檢查并簽字發還。如果主管官員檢查時發現問題，要及時將相關記錄本送交反貪調查局進行進一步調查核實。與之相配套，新加坡實行主管檢查官員與其所轄政府公務員實行品德考核連坐制，即如果主管檢查官員對其所轄政府公務員品行疏于管束或主管官員檢查時沒能及時發現問題或故意幫助隱瞞問題，一旦被反貪調查局通過其他途徑調查核實，則會被與違紀公務員一并處罰。

個人行為跟蹤考核：新加坡法律賦予了反貪調查局一項特權，即可以對所有政府公務員特別是新參加工作的公務員進行相關行為跟蹤，暗中監視、跟蹤和調查他們的日常活動是否正當、合法，并收集相關證據。同時，要及時將相關證據與負責該公務員日常行為考核的主管官員進行溝通，以進一步核實該公務員日常行為記錄本所記載內容的真實性。品德考核制度通過強化政府公務員廉潔奉公的自律行為和法律賦予的強制監督行為有效保證了政府的純潔和高效運行。

（五）高俸養廉制度

為了保證公務員隊伍的生活質量和行政行為的廉潔高效，新加坡政府在公務人員中普遍實行了高俸養廉的制度，并隨時根據經濟發展情況進行及時調整。新加坡政府公務人員的工資在經歷了自1973年以來的連續4次上調后，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在世界各國同類公務人員的工資中也是較高的。新加坡政府由總理公署和14個部組成，共有公務員

7.6萬人，分超級和1至4級5個等級，相應地，其薪俸也分為5個等級。超級主要分為部長和副部長，月薪為14551-16540新元和10580-14550新元；1級分為副部長和助理部長，月薪為9051-10400新元和6350-9050新元；2級分為助理部長和主任，月薪為6161-7190新元和4100-6160新元；3級分為主任和助理主任，月薪為2550-5130新元；4級為管理人員，應屆生最高為2800新元（當時1新元約合5元人民幣）。同期，15-24歲，擁有本科以上學歷的新加坡國民的平均月薪僅為2600新元。[1]除正常月薪外，新加坡公務員的收入還會包括業績獎勵、年終獎金、優秀獎金，醫療福利、住房優惠、集體保障等福利以及優厚的公務員退休養老金。所有這些制度安排足以保障政府公務員無需尋求薪俸以外的收入即可獲得穩定、充裕的生活來源，足以使他們無需借助貪污腐敗就能過上一種與其社會地位相稱的比較體面的生活，從而有效斬斷了政府公務員貪污受賄的內在動機。

（六）獨立高效的反腐機構

根據《反貪污法》，新加坡成立了直接隸屬于總理公署的反貪調查局。反貪調查局由局長、副局長和局長助理組成，由總統任命，對總理負責，不受任何其他部門的管轄和制約。其主要任務是調查和處理公共服務部門和政府機構中涉嫌貪污腐敗的人員和案件，審查政府公共服務機構的運作慣例和工作程序，并對敏感部門人員進行定期輪換。反貪調查局在實施調查行為時還被賦予了充分的自主權和十分廣泛的特權，擁有絕對的權威。有權采取各種手段了解一切政府官員（無論名聲多大、地位多高）的廉潔自律情況，對涉嫌官員一律嚴懲不貸，不允許任何人有法外特權；有權要求知情者提供被調查者的一切真實情況；反貪調查局的工作人員在履行職責時可以不用逮捕證即可逮捕任何涉嫌貪腐的人員；無需授權即可行使《刑事訴訟法》所賦予的特別權力；有權入室調查和沒收被認為是贓款、贓物的任何錢財及物品；有權要求涉嫌貪污受賄人員說明其財產來源，不能說明和證明其財產合法來源的，可以移交法庭進行相關司法審判。反貪調查局高效、快捷的反貪治貪行動，有效震懾和遏制了政府工作人員的貪腐欲念，保證了新加坡社會的高效清明和政府公務員的廉潔奉公。

二、新加坡廉政建設的制度啟示

新加坡廉政建設雖然因與我國在體制、國情等方面有著眾多的差異而顯得有所不同，但在防腐治腐及制度建設方面面臨的形勢與任務卻又與我國有著頗多相同或相似之處。如，我們有著共同的儒家文化基礎，同樣有著反貪治腐的堅強決心、有著同樣廣泛的民意基礎等等。毫無疑問，新加坡在廉政建設方面許多成功的經驗和做法，對于進一步創新和完善我國的反腐敗工作體制、機制與制度具有極其重要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一）完善法制，制定系統嚴密的反腐制度體系

在現有的物質生活資料不足以滿足所有人需要的條件下，出于利已主義動機人人都有腐敗的可能，而作為掌握著一定社會資源的政府部門的公務人員其腐敗的風險系數會更高。因此，要建立廉潔高效的政府就必須建立完備的法律體系，最大化地減少人們的利已主義動機可能帶給社會的危害。

在新加坡，完備、嚴格、細密、合理的廉政法律法規體系及運行系統構建了一張細致嚴密、覆蓋全面、可操作性強的反貪倡廉之網，在有效抑制了公務人員的利已主義動機和腐敗沖動、打擊和懲治腐敗方面發揮了標本兼治的巨大作用，這也給予了我國的反腐敗工作以莫大的啟示。當前，在我國雖然也有一些防貪、懲貪、治腐的法律法規和條款，但大多數或屬于一般的原則性規定，缺乏可操作性；或屬于黨的內部文件或約束性規定，缺乏法律所應有的強制性；或屬于單純的部門法，約束力有限；或因各種反腐規定互不聯通，而缺乏整體合力，或在執行時存在著以罰代刑、以黨紀代國法及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等問題，這些都極大地制約著我國的反腐敗和廉政建設工作。因此，我國現階段防腐治貪的當務之急是要盡快制定出一套能有效整合各種反腐法律法規且科學、全面、系統、執行有力、可操作性強、涵蓋事前預防、事中管理、事后懲治的治腐防貪的法律法規體系和運行機制，從而有效保證反腐倡廉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及違法必究。

（二）整合國家力量，設立專門、獨立的反貪治腐機構

新加坡廉政建設經驗表明，反腐倡廉必須有一個統一且具有較強獨立性的反貪治腐機構，這也是新加坡廉政建設之所以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我國雖然也有各級各類反腐敗機構肩負著相同的職責和任務，但相比較而言卻存在著較多的問題。就橫向而言，機構林立，數量眾多。既有黨內的也有行政的，既有公安局、檢察院、法院的也有政府機關的，既有經濟的也有法律的，然而這些機構往往是機構重疊但卻互不隸屬只對本部門負責，形成了九龍治水，龍龍不治的局面，難以形成合力，作用難以發揮；就縱向而言，這些機構又往往隸屬于某一機構或部門，缺乏辦案獨立自主性，受制于上級機構或部門領導的意志，形成了反貪治腐對下不對上，只監督下級和群眾而不監督上級和領導的尷尬局面。因此，在廉政機構建設上我國應積極借鑒吸納新加坡反腐經驗，整合反腐敗機構，成立類似于新加坡反貪調查局的具有統一系統和獨立辦案權的反貪污專門機構，實行從國家到省（自治區、直轄市）市（州）縣的垂直統一領導，機構主要領導由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直接任命，隸屬于中央，只對中央負責，不受地方管轄和制約。[3]惟有如此，才能保證反腐敗工作不受或少受干擾，才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證反腐機構卓有成效地開展工作。

（三）保障待遇，確立科學合理的薪俸水平

一般來說，新加坡的公務人員大都廉潔奉公，這除了有嚴明的法律約束和反貪機構強有力的審查監督等因素外，主要還是因為政府實施的高俸養廉的薪俸政策等一系列配套待遇足以使他們過上比較富裕的生活，使他們在權衡腐敗成本與收益后最終選擇了遵紀守法。

雖然現階段我國由于生產力發展水平比較落后，綜合國力尚且不強，國家暫時還無力像新加坡一樣拿出較高的薪俸來達到養廉之目的，但依然可以采取措施來鼓勵和倡導公務人員的廉潔自律。一是根據每年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社會平均收入水平、物價上漲幅度等及時調整公務人員的薪俸待遇，使其收入總體保持在社會收入平均水平之上，奠定公務人員不必為生活而貪腐的底線；二是對廉潔奉公、業績突出、社會反映良好的政府公務人員及時進行表彰、獎勵、破格提拔重用等，以樹立榜樣，增強其上進心和奮進力、自豪感和滿意度，從而吸引更多政府公務人員努力工作，加強自律；三是政府要加強對國家公務人員的社會福利投入，不使國家公務人員因社會福利費而使本已不多的薪俸收入進一步減少。相反，要努力使其社會福利水平和收入超過社會平均福利水平，從而有效保障國家公務人員不需因擔憂醫療和養老而腐敗。

總之，當前我國正處于了反貪治腐的關鍵時期，一系列案件特別是一些涉案公務人員層級高、金額大、經濟損失嚴重、社會影響惡劣的大案要案的相繼查處，一方面準確反映了黨和國家對于腐敗問題零容忍的信心和決心以及反貪治腐的科學選擇和戰略性安排，但另一方面卻也突出反映和暴露出我國當前的反腐敗工作依然處于頂層設計時期，依然面臨著法律制度缺乏、監督不足等制度問題，迫切需要解決。雖然各國會因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不同而面臨大相徑庭的腐敗內容與問題，也會因文化傳統和道德標準等發展背景的差異而選擇不同的反腐制度設計與安排，這也就決定了世界永遠不會有一個具有普遍適用性的治理腐敗制度模式，但各國在治理腐敗時所面臨的根本問題卻是具有共性的、一致的，即如何來規范制度以最大化地約束和限制權力擁有者的利己性追求及其產生的腐敗行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新加坡廉政制度建設的經驗無疑將為我們提供有益的借鑒與啟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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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借鑒國際反腐經驗 推進廈門廉政建設

借鑒國際反腐經驗

推進廈門廉政建設

廈門市民政局直屬黨委

高錫德

中共中央頒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預防和懲治腐敗體系實施綱要》提出：“借鑒國外反腐敗的有益做法，加強全局性、前瞻性問題的研究，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創新。”這一思想，給我們新時期反腐敗指明了新的方向。

我國正處于經濟體制的轉型期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4000元左右的發展期，按照國際反腐敗的一般規律，這個時期仍然是腐敗的頻發期和高發期，因此，吸收和借鑒清廉國家市場轉軌時期預防、遏制和治理腐敗的有益做法，降低反腐敗的成本，縮短因腐敗所帶來的“陣痛”期，可以進一步增強我們反腐敗的預見性、前瞻性、系統性和有效性。

廈門經濟特區建設30年，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總結了不少成功的經驗，但筆者認為，最值得稱道經驗有兩條，一是善于學習國際國內先進經驗，二是敢于先行先試改錯糾偏。因此，在反腐倡廉建設中能否繼續汲取世界清廉國家先進經驗，再續廈門經濟特區建設輝煌，把廈門的廉政建設提高到一個新水平，值得探討。廈門作為經濟特區，有特許的立法權，在立法治腐上有先天的優越條件。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以見賦于廈門以先行先試的政策，對于探索具有廈門特色的反腐倡廉做法，也有相當的便利條件。筆者認為，如此，則可認真學習借鑒國際反腐經驗，在新形勢下反腐倡廉的逐步推進中先行先試，建設廉政首善之區，進一步提升廈門廉潔、清潔、高潔的新形象。從透明國際近年來評價排名前的20個國家或地區的反腐經驗來看，他們的主要做法和成功經驗有以下幾點。

一、專門立法，依法治腐

堅持依靠立法反腐，建立一套與市場經濟體制和社會政治體制相適應的權力運行和監督制約法制體系，是清廉國家反腐的成功經驗，這種立法越完善、越規范，就越能有效預防、遏制和治理腐敗。

美國自1883年以來，先后出臺了《政府行為道德法》、《聯邦貪污對策法》、《有組織勒索、貪污賄賂法》《政府道德法》等多部法律，對治理猖獗一時的腐敗起到決定性作用。新加坡的《公務員行為與紀律條例》、澳大利亞的《公務人員行為準則》、墨西哥的《公務員職責法》、韓國的《公職人員道德法》、瑞典的《反行賄受賄法》、芬蘭在上世紀20年代制定了《公務刑法》。這些法律對規范公職人員行為，遏制和治理官員和公務人員腐敗，發揮了重要作用。

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是英國牛津大學法律系的高才生，回國后擔任律師，具有強烈的法制觀念。他上任后于1960年頒布了第一部《防止貪污法》，此后又多次修改，使其更加完善，且更具可操作性。后來又陸續推出了《公務員懲戒規則》、《沒收非法財產條例》、《中央公積金制度》等，對《防止貪污法》進行不斷的補充。1988年又出臺一部專門懲治腐敗犯罪的程序法——《沒收貪污所得利益法》。

日本的反腐敗法律體系的特點是縝密而全面、具體可操作。其反腐敗相關立法幾乎涵蓋了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密如恢恢天網，腐敗無處可藏。為加強對公務員群體的監督，日本除在《國 家公務員法》中明確規定了廉潔自律條款之外，還制定了《國家公務員倫理法》這項專門的廉政法規。

韓國2001年制定了《腐敗防止法》，還相繼制定了《反洗錢法》、《公職人員道德法》、《政治資金法》、《國際經貿上對外國公務人員行賄禁止法》等法律法規。早在1993年，韓國政府還頒布了《關于金融實名及秘密保障的總統緊急財政經濟令》，推出了儲蓄實名制，以便徹查和掌握政府官員的金融資產，對掃蕩韓國多年積淀的腐敗現象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機構獨立，專權專司

腐敗的實質是權力濫用，而專門的反腐機構就成了反制權力濫用的“天敵”。為了治理腐敗，清廉國家幾乎無例外地都設立了獨立、權威、高效的反腐敗機構，專司腐敗案件查處。清廉國家的反腐敗機構獨立于各類政治力量和司法檢查機關，不受任何力量干預的行動自由以及實施懲罰的權力，保證了反腐敗機構的權威性和有效性。

新加坡于1952年設立反貪污調查局，2000年后與專事查處非法交易的商業事務局合署辦公，直接隸屬總理。反貪污調查局既是行政機構，又是執法機關，權力極大。該局可以在沒有逮捕證的情況下，逮捕涉嫌人員，有權沒收貪污罪犯的全部賄賂；有權調查貪污人在銀行的存款、股票數額、費用賬戶，甚至可以查找其家人的賬目。該局處理了多起貪污受賄案件。新加坡環境發展部政務部長(副部級)接受了印尼商人贈送的7張機票，攜帶家人旅游。被發現后，遭撤職并被判刑4年。原國家發展與建設部部長鄭章遠曾為“政府組屋”建設立 下功勞，深受李光耀器重。他兩次受賄50萬元被反貪污調查局查實，最終畏罪自殺。

瑞典于1998年成立國家經濟犯罪署，專門治理經濟犯罪，2003年又成立國家反腐敗辦，專門負責調查政府腐敗和各種賄賂案件。

加拿大于1878年成立了負責反腐敗的機構——審計署。它機構獨立，只負責向議會報告工作，委員會主席一般由反對黨代表擔任，其職能主要是監督政府財政支出。

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于1989年成立的獨立反腐委員會，是一個公共權威機構，獨立于政府部門，具有重要權力：通過公正的調查，揭露腐敗事物；向公共部門提供警示建議和預防措施，防止腐敗事件發生；在公共部門和社會團體中，開展有關反腐敗的教育，宣傳新南威爾士獨立反腐委員會任務的活動。其目的是維護公共利益，防止社會誠信破壞，指導公務員的行為，揭露和最大限度地減少潛藏于公共部門中、并可能造成惡劣影響的腐敗現象。

日本設立了強大的監察監督機構，并賦予其相當大的職責和權威，主要有立法機關（如議會）、司法檢察機構（如檢察廳）、監察機關（如監察局）、專門會計組織（如會計檢查院）、反腐協調組織（如政治倫理審查會）等，此外還成立了許多民間反腐敗組織。經過多年的配合，日本的這些監督機構及反腐敗組織之間已經形成了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嚴密監察監督體系，真正實現了互相監督、協作防控。

香港的“廉政公署”名聞中外。1973年發生了震驚香港的總警司葛柏貪污巨款案，警察辦總警司的案，無法保證辦案公正。1974 年2月15日，香港立法局通過《總督廉政專員公署條例》，成立“總督廉政專員公署”，簡稱“廉政公署”或“廉署”。廉署成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英國將葛柏逮捕并引渡返港，1975年法庭裁定他兩項受賄罪，并判刑4年。廉署的首長是廉政專員，他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不受其他任何人士指揮與管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57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廉政公署，獨立工作，對行政長官負責”。廉署的調查權力極大，是一般司法機關無可比擬的：可調閱任何資料、處置財產、搜查扣押，有權檢查政府各部門及公共機構的行政程序；如公務員的生活及消費水平高于官職收入水平，或擁有的資產超出其合法收入，而不能作出合法解釋的，即視為貪污，可對他們立案調查等等。

三、信息公開，陽光拒腐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必須)“完善制約和監督機制，保證人民賦予的權力始終用來為人民謀利益。確保權力正確行使，必須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這既是我黨反腐倡廉的經驗總結，也是世界各清廉國家反腐敗的取得成功的一致做法。政務公開和信息透明可以避免行政機關在人、財、物管理方面的暗箱操作，提高公共權力運作過程中的透明度，防止腐敗。世界清廉的各國各地區普遍實行政務信息公開和透明制度。

瑞典從1766年就制定了讓公眾了解政府活動的文件，公民就有權查閱官員直到首相的財產與納稅狀況。現今，瑞典議政廳舉辦的會議，都向媒體和公民開放。美國政府在政務公開方面的基本理念是：“要想人們不犯錯，就是要給予他們關系本身事務之全部信息。”基于該理念，1946年制定的行政程序法中，首次創設“公共信息制度”；1966年制定《信息自由法》，強制公開政府文件、檔案信息，并授予法院系統監督政府該項義務的權力。美國國會于1974年、1976年又分別制定《隱私權法》和《陽光下的政府法》。其中，《陽光下的政府法》要求委員會制的50個行政機關的會議必須向公眾開放。公眾既可觀察會議的進程，亦可取得會議的信息和文件。

芬蘭政府檔案館及公共部門的所有檔案都對新聞媒體和公眾開放，以接受他們的監督。此外，芬蘭法律還規定，任何人都不得開設匿名賬戶，每個公民和團體的收入與財產每年都要在納稅表上予以公布，稅收當局有權了解全國所有賬戶的情況。后來，北歐國家都實行了金融實名的存款制度和官員財產信息公開制度，成為名副其實的陽光政府和透明官員。

加拿大1983年制定《信息法》，要求政府有義務提供各種條件，保證公眾平等利用政府控制的信息。任何人可以通過登陸政府機構官方網站，查詢政府官員職銜梯形圖，公示公務員的上級官員的聯系方式，起到絕對的透明監督作用。2004年4月起，政府還在官方網站上公布了部長、大使及其他高級官員的開支明細表，依靠“透明”反腐敗。在比較敏感的政府采購方面，加拿大政府實行公開招標制度，對于25萬元以上的采購合同，必須按《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通過電子招標系統，在本國、美國和墨西哥公開招標。行政法治也是世界清廉國家治腐的基本趨勢。為規范行政事務或公權力的行使，通過司法審查行政行為，并建立起一整套行政法規制度，包括程序類行政程序法、執行類政府采購、行政許可等、審查類超越授權范圍、不公正而導致的行政訴訟，已構成一個復雜的體系。與我們通常所說的依法行政有相似之處。

新加坡強調行政運行要“以權力制約權力”和公開、透明。按照決策、執行、監督相分離的原則設置行政機構，防止部門濫用職權，同時建立了一套嚴格的監督機制、體制，包括《公務員法》、《公務員行為準則》、《公務員紀律條例》、《防止貪污法》等。除這些法規外，政府還制定了《公務員指導手冊》，應聘的公務員每人發一冊，手冊中除包括有關法規外，還在防止貪污受賄方面，對公務員有詳盡、明確規定。如：新上任的公務員必須書寫本人宣誓書，政府發給每個公務員一本日記手冊，公務員要記錄本人的活動情況，主管單位的常務秘書定期核查，發現問題送反貪局調查處理。這些規定讓公務員基本上是一個透明的“裸體”人，沒有特殊的“私權”。

四、制度健全，密實防腐

有好的反腐敗法，是反腐敗的基礎。有良好的制度措施，才能保證良法落到實處，才能保證反腐敗的可持續、可深化，不致人亡政息腐敗再起。世界主要清廉國家在預防和懲治腐敗方面，采取的制度性措施主要有以下幾種：

現代文官制度。大多數清廉國家實行政務官和事務官分開的現代文官制度。占職位少數的政務官由黨派輪流充任，占職位多數的事務 官由考試錄用。政務官官職不得作為競選的許諾；事務官不受政務官更迭的影響，其升遷實行考績制，不犯過失即不得被解職。

公務員日記制度。新加坡政府每年發給公務員一本日記本，公務員隨身攜帶筆記本，隨時將自己的活動記載下來。日記本定期接受主管官檢查和簽名。如果發現有疑點，要交貪污調查局進行審查核實，否則，如果貪污調查局一旦從另外的渠道查明公務員有貪污腐敗的行為，該主管官也將作為知情不報者予以相應的刑事處分。這種具有“連坐”特征的考核方式，不僅迫使公務員本人而且也包括其主管官員都必須對公務員品德負連帶責任。

財產申報公開制度。新加坡公務員在任職之初，必須詳細申報個人財產，包括其擔保人或家庭成員所擁有的投資和利息情況；若財產在任職后有所變動，應自動填寫變動財產申報清單，并注明變動原因；每年7月1日，各政府部門的職員必須填報個人財產申報表，申報財產如果說不清來源，特別是有關部門調查時，不能給以滿意的答復，這部分財產就會被推定為貪污所得。

集中采購制度。北歐國家解除了政府對企業的行政管制，減少了對經濟的干預，讓資源充分地市場化、私有化，從源頭上斷絕了錢權交易的機會；同時，政府對于辦公用品、市政建設、公共服務等，都實行集中采購、招標投標的制度。

監督制度。芬蘭的監督有多種，包括議會監督、法院監督和政府內部監督、新聞輿論監督、公眾監督等等。司法總監和議會督察員是政府機關中的最高檢察官，其主要工作是依據憲法監督總統、內閣成 員以及政府其他官員是否遵守法律，履行職責。監察官一般均由著名法學家擔任，每年都要到全國各地巡視，傾聽民眾意見，接受和審理舉報。在新聞輿論監督方面，通過自主的新聞報道、轉播、調查、評論等，發達國家的各級官員都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一言一行都得十分謹慎小心。在公眾監督方面，任何公民都可依法自由檢舉和揭發政府官員的違法行為，舉報人還能依法受到保護。

五、倡導廉政美德，依靠文化反腐

長期以來，大多數清廉國家塑造了較高的公民道德水準和良好的社會風氣，人們對通過旁門左道滿足個人欲望的行為嗤之以鼻，認為只有通過自己的勞動所得到的財富才是合理的。

芬蘭的社會道德和公眾的司法理念，反對權力導致社會地位和經濟的不平等。自由、平等、民主和全社會的福利的價值觀，奠定了芬蘭人與人之間普遍信任的堅實基礎，他們認為謀求個人私利而受賄或行賄的想法是可恥的。芬蘭在初中就普遍開設了社會學課程，高中生便系統地學習法律知識，青年人在步入社會之前就具備了基本的法律知識和遵紀守法的觀念。芬蘭年輕人從大學畢業進入公務員體系后，最重要的就是弄清“腐敗”的界限，即接受禮品或受請吃飯的上限是什么。流傳最廣的一句話是“公務員可以接受一杯熱啤酒和一個冷三明治，但如果喝上葡萄酒那就危險了。”

新加坡政府提出“儒家基本價值觀應上升為國家意識”，把儒家文化倡導的忠、孝、仁、愛、禮、義、廉、恥這“八德”（罵人話“王八蛋”實際是“忘八德”）作為整個社會尊崇的道德準則和行為規范，20世紀70年代末發動了自上而下的“文化再生運動”，推動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東方價值觀。1991年正式發表了《共同價值觀白皮書》，確立了新加坡國民“國家至上，社會為先；家庭為根，社會為本；關懷扶持，同舟共濟；求同存異，協商共識；種族和諧，宗教寬容”的五大價值觀，每年開展 20多場社會道德教育活動，倡導誠信、廉潔，使崇廉思想從國家意識潛移默化為國民的自覺行動。與此同時，新加坡吸收西方文明的精髓，強調以法治國，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里面人人自由、法律外面沒有民主、法律上面沒有權威”的反腐敗四項原則。在新加坡，公務員如果困貪污賄賂被判刑，那么他失去的不僅是職業、高薪和自由，還有社會的尊重、公眾的信任和作為人的尊嚴，被“千夫所指、不病而死”，根本無法立足。

日本自古就有崇尚道德、輕視物質的民族文化心理，維護公益、絕對服從的秩序觀。日本人從小就形成了鮮明的公私區分觀念，他們認為腐敗就是對社會道德和公共秩序的公然踐踏，是絕對不能容許的。日本人的存在和價值完全依賴于他人與社會的承認，如果貪公共之利，謀一己之私，言行違背了道義和原則的規定，就會立即招致他人與社會的尖銳批評和徹底孤立。就連公車私用、辦公電話煲私情、拿單位信箋紙回家等細小事情，都會被同事看作是道德缺失的貪污腐敗行為。

總結分析世界清廉國家反腐敗經驗，可以看到，我們在今后預防和懲治腐敗的斗爭中，需要不斷完善反腐立法，健全監督機制，加大打擊懲治力度，弘揚廉政文化，凈化官場生態，同時還要把反腐和倡 廉兩項工作有機地結合起來，使之相互配合、相互促進、相互作用。

一、加快推進反腐立法，不斷完善預防體系

借鑒世界清廉國家立法反腐經驗，建立以事前防范為主的廉正法律體系。解決目前反腐敗立法存在的問題。一是解決反腐敗多以黨內文件（條例）、規定、規則、辦法等形式存在，但反腐敗專門法缺位的問題。廈門無法改變“大環境”，但可以行使立法權，在廈門立法解決腐敗問題，凈化廈門反腐“小氣候”。二是克服現行法規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應急性、階段性的弊端，在立法的系統性和法律效力的管長遠上下功夫。三是解決現有反腐法規原則性強，具體規范少，缺乏操作性的問題，在抓得到、管得住上認真研究和梳理。四是要規范反腐敗法律法規程序規定的明晰化、程序化。在現有的《行政許可法》、《行政處罰法》、《政府采購法》、《行政復議法》等法律法規的基礎上，加快制訂行政聽證、信息公開、公正執法、救濟申訴等方面的法律法規。以《公務員法》為主體，盡快出臺《公務員財產申報法》，《公務員行為準則》等相關配套法律法規，嚴格公務員從業紀律和職業操守。著力完善金融監管方面的法律法規，健全和落實金融監督管理制度，徹底堵塞腐敗資金的流通渠道。尤其要重點加強和完善反洗錢和金融實名制方面的法律制度。要完善責任追究方面的法律體系，促進黨內紀律追究、行政處罰、刑事責任承擔等不同層面責任之間的銜接配套，建立層次分明、嚴密科學的責任追究體系。

二、獨立反腐機構與現有各方反腐部門結合，提升反腐針對性和權威性 國外的監督監察機構和反腐敗組織已經形成了比較嚴密的體系。立法、行政、司法各機關都有獨立的監督權和辦案權，實行互相監督、協作辦案。專門的反腐敗機構已成為反腐敗斗爭的主角，其特點是任務專一，力量集中，手段強硬，成效顯著。反腐執法的獨立性不可侵犯，執法者的堅決果敢、無私無畏，受人尊重與支持，是世界清廉國家反腐成功的一條重要經驗。當然，這對于各級官員來說，等于革命革到自己頭上，為自己安裝“監視器”、設置“對立面”、涂抹“防腐劑”，是需要點刮骨療毒的勇氣的。

當前，我國的廉政建設部門包括黨的內部監督機構——紀律檢查委員會、政府系統的監察機構——監察部門、隸屬于檢察院的法律監督機構——反貪污賄賂局。但是，我國目前缺乏一個像新加坡貪污調查局或香港廉政公署那樣的獨立而又有高度職權的廉政權威機構。況且，在我國目前情況下，廉政建設部門的財權、人權、物權都受同級黨委、政府的管轄和約束，其工作不可避免地會受到當地官員的影響，因而很難保證自己的獨立性、權威性和超然性。

由此，新加坡、加拿大、瑞典等國設立獨立機構開展反腐敗工作的做法事非常值得借鑒的。雖然我們國家已成立反腐敗局，但仍然是國務院的一個部門，獨立性、權威性不夠。借鑒新加坡、香港特區的經驗和我國組建城市管理綜合執法部門的經驗，抽調各方力量組建一支獨立、權威、專業的反腐隊伍，垂直管理，獨立作業，專司反腐。獨立專業力量與現有各方反腐部門密切協作，形成反腐整體合力，在教、防、懲上狠下功夫，增強針對性，提高反腐效率。

三、依法行政，信息公開，透明防腐

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權力只有在陽光下運行，才不會產生腐敗。腐敗形式多樣，但執政缺乏公開透明是腐敗存在的根本問題。沒有公開透明，沒有人民充分的真正的知情權，懲治腐敗的一切舉措都將成為一紙空文。

目前，完全公開透明的信息缺乏，存在信息渠道不暢，群眾難以有效地參與監督的問題。2008年5月1日起實施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明確規定，財政預算、決算報告作為政府信息應當重點公開，但時至今日，國務院各部門的“三公”開支仍然沒有實現，招致媒體“得寸進尺的批評”。一方面，必須實現公共信息的公開透明，保證人民的知情權。信息公開要以“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為原則，除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及個人隱私之外的一切公共信息，都必須通過科學具體的機制和程序及時地向人民群眾公開。2011年4月25《日人民日報》消息：深圳將在網上公開公務員實名信息，提高政府機關工作人員管理的透明度，保障市民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強化對政府機構及其工作人員的監督約束機制，使“陽光政府”的建設真正落到實處。這一做法為我們樹起了標桿。另一方面，必須徹底改變權力的授予、運作及結果公開的模式，變“少數人選人”為“多數人選人”，變“少數人任命”為“差額選舉”。再一方面，必須完善領導干部財產申報制度。領導干部任職公示，必須申報其家庭財產并進行公示，同時還要定期申報財產改變情況，讓群眾監督領導干部財產的來源及變化情況，隨時對領導干部進行監督。

四、加強廉政的文化建設，解決反腐敗深層問題

清廉國家反腐敗實踐表明，比缺少制度更可怕的是缺少遵守制度的文化自覺。廉政文化對公共權力的異化具有重大的防范作用，它可以通過建立公務人員自身的價值理念來彌補法律的空缺，自覺拒腐防變。因此，必須加強廉政文化建設，固本涵源。

加強先秦儒家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學經典、用經典，厚德載物，涵養內圣功夫；加強西方成熟市場經濟先進文化教育，突出誠信、規則、平等信念的灌輸；突出以“八榮八恥”為核心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構建，培植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人根本宗旨。第一，從培養正確的榮辱觀念抓起，要通過教育使人們充分認識到腐敗帶來的嚴重后果，積極樹立清廉信念；第二，廉政教育從娃娃抓起，灌輸“儉以養德，廉以立身”的廉潔思想，培養他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是非觀念；第三，還應宣傳楊善洲式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典型，倡導淡泊名利，使廉潔自律成為公務人員人格的重要組成部分；第四，培養提高國民的思想道德素質，從思想源頭上預防腐敗，增加民眾對反腐敗知識的了解，提高公民參與政治生活的能力和意愿，使“廉潔光榮，貪賄可恥”成為全社會共識。

第五篇：反腐經驗

中國共產黨反腐倡廉的歷史經驗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段的先鋒隊，它的性質和宗旨決定，反對腐敗，保持廉潔是其一貫主張和應盡天職。在70多年的光輝歷程中，中國共產黨一直堅持開展了同黨內出現的腐敗現象的堅決斗爭，并在長期反腐敗斗爭的實踐中經受住了考驗。回顧黨反腐敗的歷史。總結黨反腐敗的經驗教訓，對推進當前反腐敗斗爭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一）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7月成立后，就對各種腐朽思想的侵蝕，一直高度警惕，并在實踐中堅持同各種腐敗現象作斗爭。縱觀黨的反腐敗斗爭歷程，大致可分以下幾個階段：

1、我們黨執政以前的反腐敗斗爭

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我們黨雖然在根據地和解放區內建立了政權，有了局部執政的經驗，但總的來說，還處在被壓迫，被圍剿的無權狀態，不具備權錢交易大規模發生的客觀條件，再加上我們黨在主觀上注重從嚴治黨，堅持反對腐敗，所以腐敗現象并不嚴重，廉政建設的任務比較輕，反腐倡廉的效果十分顯著，建設起了與國統區的腐敗政治形成鮮明對照的解放區廉潔政府。極大地爭取了人心，成為中國共產黨奪取全國性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這一時期反腐倡廉的主要做法是：（1）注重思想教育。通過加強黨的思想作風建設。克服黨內的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增強黨員、干部對腐敗現象的免疫力，著名的延安整風即是這方面的范例。（2）注重法規建設，1922年4月，即建立了最早的紀律檢查機關——中央監察委員會。1926年8月4日，又發布了我黨最早的有關反腐敗的文件——《關于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33年12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發布了《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第26號訓令。1939年，陜甘寧邊區政府頒布了《懲治貪污條例》，規定貪污數目在500元以上者，處死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3）領導廉潔自律。在民主革命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廣大黨員干部，艱苦樸素，為政清廉，起到了模范帶頭作用。

2、建國初期的反腐倡廉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我們黨成為全國范圍的執政黨，執政黨的地位和和平建設的環境，一方面為我們黨提供了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的條件，同時也便于我們黨面臨脫離群眾乃至腐化變質的危險。為經受住執政考驗，保持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性質，我們黨實行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措施：（1）加強反腐敗法規建設。1952年3月，中央節約檢查委員會制定了《關于處理貪污、浪費及克服官僚主義錯誤的若干決定》和《關于追繳貪污分子贓物的規定》同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并公布了《懲治貪污條例》，這一專項懲貪法規在以后多年的反腐敗斗爭中起了重要作用。（2）開展整風，整黨。1950年下半年開展的全黨整風運動，重點是解決各級干部的作風問題。1951年下半年到1954年春的整黨，解決了包括貪污腐敗在內的基層黨組織存在的各種問題。（3）開展“三反”運動。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日，在黨和國家機關內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共查處了有貪污行為的干部120多萬人，其中貪污一千元以上的10萬多人。受到刑事處分的腐敗分子有4萬多人。劉青山、張子善等腐敗分子被處決。以上措施，有力地遏制了建國初期腐敗現象滋長的勢頭，基本上實現了廉潔政治，從而使五十年代的黨風和社會風氣成為黨的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之一。

3、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的反腐倡廉

從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是我們黨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在這一時期，我們黨的執政地位進一步鞏固，再加上逐步形成了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以及同這種政治體制相適應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個別黨員，干部的以權謀私現象和官僚主義作風有所滋長。為加強黨的作風建設。克服消極腐敗現象。黨中央采取了以下措施：（1）整黨整風，這一時期為克服官僚主義和不正之風，先后進行了四次大的整黨整風，包括1957年的整風，1958年開展的整黨整社，1961年的農村整風和“四清”運動中的整黨。（2）開展專項反腐敗斗爭。1960年在農村中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新“三反”斗爭，處理了農村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貪污等違法亂紀的問題。但被查出的有一段“貪污和行為”的干部占干部總數的20％之多。有擴大化傾向。1963年2月，中央又決定在縣以上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開展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的“新五反”運動。1963年9月，中央在“新三反”的基礎上，決定在農村搞“四清”，最初是清帳目、清倉庫、清財物、清工分；后來發展為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實質上變成了一場遍及各個領域的階級斗爭，誤傷了不少干部。毛澤東在“四清”運動中得出了農村三分之一的領導權已不掌握在健康分子手中的結論。

（3）建立干部定期參加生產勞動制度。1958年2月，中央發出了《關于下放干部進行勞動鍛煉的指示》，出現了干部下放勞動的熱潮，密切了干群關系，但也開始出現形式主義和極端化的做法，從以上措施可以看出，我們黨是重視反腐敗斗爭的，并把反腐敗斗爭做為一件大事來抓，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敗現象的滋長，但由于缺乏經驗，仍然簡單沿用民主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思想教育防腐，群眾運動反腐的老路子，并從階級斗爭的角度認識和處理黨內的消極腐敗現象，因而存在反腐敗擴大化的傾向。

4、“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反腐倡廉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毛澤東的主觀設想來說，是為了反修防修。包含有明顯的克服黨內消極腐敗現象的愿望。毛澤東希望通過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徹底揭露黨內的陰暗面，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是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的錯誤理論，并過于夸大了陰暗面，采取了“大民主”式的群眾運動的方式，因而使“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廉政建設不得不陷入誤區。其基本失誤是：（1）對黨內消極腐敗現象的估計過于嚴重。發動“文化大革命”時，毛澤東認為農村中有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里，工廠企業里一個相當大的多數的領導權不在工人群眾手里，黨內已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這種對黨內形勢的嚴重估計，必然會使反腐敗斗爭擴大化。（2）用“大民主”的方式反對消極腐敗現象，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認為以前那種由黨委領導群眾運動的方式已不能解決問題。需要搞自下而上的不要黨委領導的群眾運動。用這種不要黨委領導的“大民主”方式反腐敗，只會助長階級斗爭的擴大化的錯誤，不能達到反腐倡廉的目的。（3）防腐不治窮，搞“窮廉法”。腐敗現象的產生有思想、政治、經濟、歷史等多方面的原因，要反對腐敗，除了加強思想教育外，還要處理好廉政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關系，大力發展生產力，鏟除腐敗現象滋長的物質土壤。但“文化大革命”只治腐不治窮。并認為富則修，把富裕當作是腐化的物質基礎，使反腐敗帶有嚴重的禁欲色彩。（4）一些廉政做法走向極端化。最典型的是把干部參加生產勞動的做法極端化，把它變成了造反派排擠打擊異己的重要手段，失掉了廉政的本來意義。總之，“文化大革命”不僅是一場內亂，而且作為一場反腐敗的實踐也是失敗的。盡管由于擴大化的階級斗爭的高溫高壓的作用，使貪污、受賄、以權謀私等形式的腐敗現象得到了抑制，但以“走后門”為主要特征的不正之風和組織人事上的不正之風，卻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普遍蔓延。

5、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反腐倡廉。

粉碎“四人幫”后，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黨的反腐倡廉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在這一階段，我國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極大地發展了社會生產力，為遏制腐敗現象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同時，對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改革，也會從體制上堵塞腐敗現象滋生的漏洞，因此，從總體上說，改革開放有利于反腐倡廉而不是相反。但是，在改革開放和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難以避免地會出現一些政策上和法規上的漏洞和空隙，再加上西方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影響，使得反腐倡廉面臨的形勢和任務比以前更為艱巨、復雜。在新的時期，我們黨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在繼承發展過去反腐倡廉有效做法的同時，摒棄以前的群眾運動的做法，努力探索改革開放條件下廉政建設的新路子。其主要做法有：（1）加強紀律檢查工作，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央和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重新恢復，并成立了各級行政監察機構，對廉政建設起到了促進作用。（2）完善反腐敗立法，1982年3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于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犯罪的決定》，是一部懲腐的專項法律。1987年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又通過了《關于懲治貪污、受賄罪的補充規定》，標志著我國肅貪法律的完善化。（3）實行“從嚴治黨”的方針，黨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加強自身建設的條例和規定，如《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關于高級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規定》、《關于禁止黨政機關和黨政干部經商辦企業的規定》，等等。（4）開展專項反腐敗斗爭。1982年4月，國務院作出《關于打擊經濟領域中嚴重犯罪活動的決定》后，開展了一次較大規模的反腐敗斗爭，集中打擊和解決干部索賄受賄，投機倒把，套匯、走私等問題，取得了較大成績。1989年8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聯合發出《關于貪污、受賄、投機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須在限額內自首坦白的公告》，監察部也發出了《關于有貪污受賄行為的國家行政機關人員限期主動交代問題的通告》。這兩個《通告》發出后也開展了一場專項反腐斗爭。

（二）總結我們黨反腐倡廉的歷史經驗，可以看到，我們黨開展反腐敗斗爭，主要遵循的是這樣一套路子，即思想教育防腐、群眾運動反腐、法制建設懲腐。這實際上是反腐倡廉的三項大思路，應該說，這三項大思路，仍然是我們今天反腐倡廉應該遵循和借鑒的。但我們在遵循和借鑒時，應根據歷史的經驗教訓加以揚棄。

第一、不再搞運動，但要發動群眾造聲勢。我們黨和毛澤東同志在反腐敗斗爭的理論和實踐中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強調要相信群眾，發動群眾，依靠群眾，貫徹黨的群眾路線。但在發動群眾的方式問題上，毛澤東簡單沿用了在革命戰爭時期十分有效的發動群眾搞政治運動的方式，事實證明，這種方式確實可以在相當程度上把群眾迅速發動起來，造成一種強大的聲勢，從而對腐敗分子和腐敗行為產生明顯的震懾作用，收到反腐倡廉的效果。然而，在社會主義時期，頻繁而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會帶來一系列消極后果，如助長無政府主義思想，削弱黨的領導，混淆政策界限，挫傷群眾積極性等，造成動機與效果的背離，歷史經驗證明，依靠群眾運動的方式反腐敗，不是正確的選擇。因此，鄧小平同志在總結歷史經驗時明確提出，當經濟建設遇到自由化思潮和腐敗現象干擾時，“對待這些問題，我們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運動”但反腐敗時不再搞群眾運動，并不等于不要發動群眾參與。作為工作方法，仍然需要動員群眾，把群眾發動起來，造成一定聲勢，以達到徹底揭露和打擊一切腐敗現象，教育全體黨員和人民的目的。這就需要運用宣傳教育和嚴格執法等多種手段，啟發群眾的覺悟，把群眾動員起來，造成全社會反腐敗的大氣候，大環境，使腐敗現象無法隱藏，都能得到應有的懲處。

第二，既要從嚴治黨，更要有制度保證。我們黨歷來重視黨的建設。重視黨員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示范帶頭作用。在民主革命時期，正是由于我們黨從嚴治黨，高級干部在廉潔自律方面以身作則，大大推進了黨的廉政建設。現在和今后的反腐敗斗爭，仍然需要加強黨的建設，需要從嚴治黨，需要高級干部的以身示范。但歷史經驗表明，單靠用懲治手段從嚴治黨，從嚴要求高級干部，雖然可以起到必不可少的示范作用，但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黨和政府的反腐防變問題，也不能使黨和政府長久地保持清正廉潔形象。要從根本上遏制和清除腐敗現象。關鍵是要加強法制和制度建設。許多情況表明，有了比較完善的規章制度，反腐敗斗爭就能夠有章可循；領導者以身作則以及人民群眾對領導人的監督，也就容易得到保證，因此，反腐敗斗爭必須逐步向法制化軌道：既治標更治本。這就要求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建立完善有效的權力約束和監督機制，使憲法監督、司法監督，黨紀監督、行政監督有足夠的權威和效能，每時每刻地發揮作用，對各種腐敗現象予以鐵面無私的查處。第三，既要重視思想教育，也要大力發展生產力。將治貪與治窮相結合。通過整風、整黨等形式加強黨員干部的思想教育，牢固地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牢固地樹立馬克思主義人生觀，既是抵御腐朽思想侵蝕的堅固防線，又是保持為官清廉的精神支柱。因此，在任何時候，加強思想教育防腐的優良傳統都不能丟。但要使反腐敗斗爭取得成效，還必須消除腐敗現象賴以滋生的物質匱乏的經濟條件。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同時，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其他一切任務都要服從和服務于這個中心，而不能干擾它，沖擊它，因此，新時期開展反腐敗斗爭，必須使反腐敗斗爭服從和服務于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并把兩者結合起來，才能使反腐敗斗爭不斷向前推進。

第四，既要重視專項斗爭，也要重視經常性工作，努力把階段性戰役和長期斗爭結合起來，縱觀歷史上的反腐敗斗爭，可以看出反腐敗斗爭具有階段性的特點，即經過一段時間腐敗現象有所滋長后，即開展一次階段性戰役，打擊腐敗現象，過一段時間后再開展一次，這說明，腐敗現象具有頑固性的特點，不是一兩個階段性戰役就能消除的。而是一項長期的戰略任務，不能畢其功于一役。因此，反腐敗斗爭既要有緊迫感，要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進行，不斷抓出階段性成果，又要有長期作戰的思想，注重經常性的反腐工作，不間斷地抓下去，不能中途歇口氣，等到腐敗現象嚴重后再來開展反腐敗斗爭。尤其是在日前新舊經濟體制的轉軌時期，經濟生活中存在的某種無序狀態會造成腐敗現象的多發性，為了有效地遏制腐敗現象的蔓延，更要把階段性戰役與長期斗爭結合起來，掌握反腐敗斗爭的主動權。

第五，要把反腐敗同重大改革措施的出臺結合起來，力求改革和廉政建設的雙效應，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反腐倡廉的實踐表明，在新舊體制過渡時期，由于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還沒有形成行政權力，計劃權力對資源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再加上新的改革措施開始時不完善，漏洞較多，這就使以發展市場經濟為名搞權錢交易腐敗分子有機可乘。一項新的改革措施出后，可能誘發出一些新的腐敗現象和不正之風，如價格雙軌制下出現“官倒”，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后土地審批部門出現的大量問題，以及金融、房地產、期貨市場上的一些經濟犯罪現象，表明腐敗發生的熱點部位和表現形式會隨改革進程不斷變化。這就要求我們在出臺新的改革措施時，要根據腐敗現象的動態性特點，同時考慮廉政建設方面可能出現的問題制定對策，制止那些打著改革的旗號搞權錢交易的現象，取得改革和廉政建設的雙重效果。

當前，我們黨正在深入持久地開展反腐敗斗爭，我們相信，只要認真吸取反腐敗斗爭的歷史經驗，并依據新時期的歷史條件探討和提出反腐敗和對策，并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就一定可以把消極腐敗現象減少到最低限度，不斷取得反腐敗斗爭的勝利。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倡廉是我國關系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是我黨在新時期將長期堅持的一項重要工作，黨風廉政制度建設和建立反腐倡廉制度體系是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倡廉的重要保證，它是黨和國家制度建設的有機組成部分，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內容，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時代離不開黨風廉政和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設，而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倡廉深入開展也離不開制度建設。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逐步建立起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這是黨和國家新時期對我國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倡廉工作實踐經驗的總結和理論創新，是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倡廉規律認識的深化。把制度建設作為構建懲防體系的核心和根本途徑，預示著制度反腐必將是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深入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倡廉的戰略性選擇。因而，有必要在此談談黨風廉政制度建設和建立反腐倡廉制度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