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課堂教學不應回避節外生枝的問題

課堂教學不應回避“節外生枝”的問題

課堂上老師提出問題后，往往會有學生發表不盡相同的觀點或想法，小組討論時往往會提出許多“離題太遠”“節外生枝”的問題。這些所謂的“打橫炮”是老師上課時最擔心和害怕的。他們大多采取選擇性吸收的態度，對那些符合原先教學設計的，或大加贊賞，或大做文章；對不符合原先教學設計的，教師或裝聾作啞視若不見，有意回避，或匆匆地強行將課堂的走向拉回“主題”?，F代教學認為，學生是一個能動的認知體和生命體，是學習的主人和知識的探究者，而不是被動地背誦、接受現成知識的“容器”。課堂教學本質上是一個在教師引導下學生主動參與、自主發現和探究、獨立思考及不斷創新的過程，而不是學生簡單、被動地接受教師和教材提供的現成觀點與結論的過程。讓學生自由表達出對問題的理解是教學的出發點和歸宿點。教學的過程應該首先是傾聽學生對問題的理解，然后去思考和探究學生為什么會這么理解。只有這樣，課堂教學才能真正切入學生的經驗系統，課堂教學才能成為師生共同建構和創造新知識、培養新能力的動態生成過程。教師要淡化預設性結論的獲得“喜悅”，更加關注學生自己的探索、思考與種種體驗。要直面學生真實的認知過程，敏銳捕捉和發現學生的認知沖突和疑惑，靈活及時地提供支持來幫助學生突破認知困難，最終使他們的思維更為深化、認知更為全面、體驗更為深刻，使學生的收獲遠遠超越教師的課前預設。

第二篇：一帶一路不應回避的十大問題

為何對“一帶一路”的解讀千奇百怪？ ——“一帶一路”不應回避的十大問題

偉大的實踐需要偉大的理論，為給“一帶一路”倡議提供科學的指導，鳳凰國際智庫高級研究員趙可金對中央部委、各省市區、企業、媒體、大學、智庫和非政府組織如何對接“一帶一路”進行了系統研究，實地調研對接方案，并作出若干點評。鳳凰國際智庫將定期發布相關調研成果，供有關機構和社會各界參考。作為調研成果的“導論”部分，趙可金教授首先厘清《“一帶一路”不應回避的十大問題》，并在鳳凰國際智庫連載：是什么——為什么——做什么——誰來做——怎么說——怎么做——錢從哪里來——利從哪里出——有何風險——如何管控。

作者：趙可金 鳳凰國際智庫高級研究員、清華大學當代院副教授

作為一項統籌國內發展與對外關系的一項戰略構想，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在推進實施中必然會面臨各種各樣的問題，這些問題既有理論認識上的迷惑，也有實踐操作方面的困難，既有來自中國自身的麻煩，也有來自沿線國家和國際社會上的質疑。能否有效清理籠罩在“一帶一路”上的各種迷霧，沖破理論認識、實際操作、體制機制和國際挑戰等重重叆叇云靄，真正走出一條順應時代潮流、符合沿線國家國情實際以及受到國際社會肯定和支持的發展道路，將最終決定著“一帶一路”能否走得通，走到順，走得好。

有思路，才會有絲路。在“一帶一路”面臨的諸多問題中，思想認識是一個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只有思路通了，“一帶一路”才能有強大的思想動力。自從中國領導人在眾多國際國內場合公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后，各方面反響十分熱烈，歡呼者有之，批評者有之，懷疑彷徨者亦不乏其眾。然而，在眾說紛紜的言論之中，都存在著一個鮮明的特征：幾乎所有表達觀點和看法的人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從本學科、本領域甚至本單位的立場和角度出發，對中國領導人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作出自己的解讀，幾乎一個人眼里有一千條“一帶一路”，在國際上對“一帶一路”更是表達出千奇百怪的解讀。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一帶一路百人論壇對“一帶一路”的解讀，這一論壇成員來自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大學、研究機構、文化團體、軍事機構，甚至還包括港澳臺人士和海外華人華僑的代表。2015年8月8日，首屆“一帶一路百人論壇”在北京語言大學拉開帷幕，200余位專家、企業、媒體代表齊聚論壇，共議“一帶一路：從愿景到行動”。在會議上，對一帶一路的討論幾乎是“聾子的對話”，所有與會代表都是從自己的學科背景和工作領域出發表達對“一帶一路”的看法，很少有對實際問題的正面交鋒和學術爭論，還有一些學者更多從政策宣傳的角度解讀“一帶一路”，不斷強調“一帶一路”的偉大意義，批評國際社會對“一帶一路”有誤讀和誤判，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如何向國際社會講好“絲路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上。

所有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夠在短時間內妥善解決，隨著越來越多的政府、企業、媒體和社會組織參與進來，必將會導致自亂陣腳，搞不好會引發更大的麻煩。因此，要想真正扎實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決不能回避問題，要耐心細致地逐一回答問題，并在實際工作中逐步解決問題，真正把“一帶一路”的愿景、原則和精神落到實處?！耙粠б宦贰笔且粋€跨亞歐非三大洲的地區合作世紀構想，涉及到的問題林林總總，十分復雜。擇其要之，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首先要在思想認識上澄清以下十大問題：是什么——為什么——做什么——誰來做——怎么說——怎么做——錢從哪里來——利從哪里出——有何風險——如何管控。

鳳凰國際智庫高級研究員、清華大學當代院副教授 趙可金

一、是什么？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國際社會反響熱烈，但對“一帶一路”到底是什么并不清楚，形形色色的認識也十分混亂，甚至一些國家的政要和戰略界人士對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意圖進行最壞可能的猜測。其實，即使是在中國社會內部，對“一帶一路”是什么的看法也并不統一，自從中國領導人先后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以來，學界和輿論界眾說紛紜，說什么的都有，思想認識十分混亂。比如有人認為，“一帶一路”是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主要意圖就是獲取中國發展所需要的能源資源，以及向海外轉移過剩產能；還有人認為“一帶一路”主要是中國應對美國亞太戰略再平衡的戰略工具，通過恢復歷史上的東亞朝貢體系，搶奪地區勢力范圍，以挑戰美國在世界上的霸權；還有人認為“一帶一路”改變國際秩序現狀，認為中國要想中亞、中東和非洲等地區滲透等等。如此眾多的認識糾纏在一起，不僅中國、俄國、美國、印度、歐盟等大國缺乏合作共識，連中國國內社會輿論都一頭霧水，手足無措，極大地制約了“一帶一路”建設進程。

從國務院授權發改委、商務部、外交部三部委在2015年3月28日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來看，官方對“一帶一路”倡議的界定也并不十分明確，在這一文件中強調“一帶一路”是一個關于合作發展的理念和倡議，依靠中國與有關國家既有的雙多邊機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區域合作平臺，借用各國人民所熟知的古代“絲綢之路”歷史符號，主動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從歷史上來看，絲綢是中國的名片之一，“絲綢之路”雖然以中國的絲綢為品牌，但并非是中國人所提出和開創，而是歐洲人提出的一個名詞，最初比喻鏈接東西方的貿易通道。據考證，“絲綢之路”最早是德國抵制地理學家李?；舴矣?877年在其著作《中國》一書中提出的，指得是從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中國與中亞、印度間以絲綢貿易為媒介的貿易交通路線，提出后很快為學界和大眾所接受，無論是西方歷史學家還是中國歷史學家，都點燃了研究古絲綢之路的熱情。

顯然，中國在21世紀初重提“絲綢之路”絕對不是回到過去，在很多中亞國家人民心目中，過去的“古絲綢之路”很容易與蒙古大軍“比轄而屠”的夢魘聯系在一起。中國強調共同構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并不是要回到過去，而僅僅是借用“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它所強調的重心是沿線國家共建合伙伙伴關系。根據中國政府的官方權威解釋，共建“一帶一路”，“旨在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推動沿線各國實現經濟政策協調，開展更大范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因此，共建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就是“一帶一路”的發展愿景，它在本質上一個各方共商、共建、共享的國際公共產品，具有非競爭性、非排他性、非零和性的特征，不管是不是屬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只要愿意參與的各方，都可以參與，是一個開放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從其作為國際公共產品的本質出發，“一帶一路”可以與很多排他性的國際組織和國際制度區別開來。首先，“一帶一路”不是正式的國際組織和國際制度，而是非正式的和不具有約束力的合作倡議。它不像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世界衛生組織、國際氣象組織等正式的國際組織和國際制度，它沒有明確的權利和義務，也沒有嚴格的規范程序，沒有理事會、秘書處和一系列國際公共行政機構，它進出自由，來去隨意，不受任何國際制度條款的約束，既不是國家和國家間組織，也不是非國家行為體，更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成員國。對任何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來說，只要對“一帶一路”感興趣，愿意參與“一帶一路”相關項目，就是“一帶一路”的利益攸關方。其次，“一帶一路”也不是中國的國際戰略和亞洲戰略，而且具有戰略性影響的合作倡議。中國有自己的周邊戰略，“一帶一路”倡議中的某些內容與中國的周邊戰略有重合，但“一帶一路”不等于中國的周邊戰略，不僅“一帶一路”倡議中的大量內容超出了中國周邊戰略的范圍，而且中國周邊戰略中的一些內容也不在“一帶一路”倡議里面，兩者互有重合、相互呼應但又彼此獨立。此外，“一帶一路”也不是中國一家的“獨奏”，而是沿線國家共同的“合唱”。無論從歷史上草原帝國、阿拉伯帝國、亞歷山大帝國和當代蘇聯和美國在中亞和中東地區的經歷和教訓而言，還是從中國國家實力來看，“一帶一路”都極大地超過了中國一家的力量，“一帶一路”是一項長遠的合作倡議，需要沿線國家乃至世界上所有愿意參與的國家和地區人民共同努力才能成功，中國不會搞霸權主義的“勢力范圍”，也不會主導“一帶一路”建設進程，只能采取雙邊和多邊努力，匯集各方面的預期，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精神推動“一帶一路”建設逐步深入，不可能一蹴而就。

當然，作為“一帶一路”的積極倡議方和最具經濟實力的沿線大國，中國在“一帶一路”上大膽發聲，主動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張。迄今為止，從中國政府和領導人公開表述來看，在中國看來，“一帶一路”最終指向的目標是，秉持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理念，全方位推進務實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這與中共十八大以來所倡導的整個世界已經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是一致的。由此表明，“一帶一路”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具體實現形式，“一帶一路”是通往人類命運共同體之路，是沿線國家和民眾互聯互通之路，最終的目標是打造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的“三個共同體”。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所倡導的“一帶一路”又是對近代以來以“國際無政府狀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的超越，將努力塑造一種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這是“一帶一路”最具沖擊力的所在。解釋“一帶一路”動因，單靠外宣口吻不能讓人信服 ——“一帶一路”不應回避的十大問題

偉大的實踐需要偉大的理論，為給“一帶一路”倡議提供科學的指導，鳳凰國際智庫高級研究員趙可金對中央部委、各省市區、企業、媒體、大學、智庫和非政府組織如何對接“一帶一路”進行了系統研究，實地調研對接方案，并作出若干點評。鳳凰國際智庫將定期發布相關調研成果，供有關機構和社會各界參考。作為調研成果的“導論”部分，趙可金教授首先厘清《“一帶一路”不應回避的十大問題》，并在鳳凰國際智庫連載：是什么——為什么——做什么——誰來做——怎么說——怎么做——錢從哪里來——利從哪里出——有何風險——如何管控。

作者：趙可金 鳳凰國際智庫高級研究員、清華大學當代院副教授

為什么中國要提出“一帶一路”的倡議？這也是很多國際朋友比較關心的問題，在國內討論中，也有不少人追問，“一帶一路”對中國發展意義何在？中國不搞“一帶一路”行不行？其實，這些問題都牽涉到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原因問題，在中國政府的官方解釋中，也并沒有完全回答這些問題，僅僅泛泛地強調“一帶一路”建設是“中國擴大和深化對外開放的需要”，也是“加強和亞歐非及世界各國互利合作的需要”，認為“一帶一路”有利于“促進沿線各國經濟繁榮與區域經濟合作”，有利于“加強不同文明交流互鑒”，有利于“促進世界和平發展”，是一項“造福世界各國人民的偉大事業”。這些具有外宣口吻的解釋是不能令挑剔的國際輿論和各國戰略家所信服的，中國要想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必須在理論和戰略上的原因，才能取信于沿線國家政府和人民。

毫無疑問，作為一項涵蓋國際和國內兩個大局的戰略性倡議，“一帶一路”之所以被提出，是有著深刻的國際根源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在多個場合強調，要善于觀大勢、謀大事，強調“中國要發展，必須順應世界發展潮流。要樹立世界眼光、把握時代脈搏，要把當今世界的風云變幻看準、看清、看透，從林林總總的表象中發現本質，尤其要認清長遠趨勢。”在2014年11月28日-29日舉行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強調，“當今世界是一個變革的世界，是一個新機遇新挑戰層出不窮的世界，是一個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深度調整的世界，是一個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變化并朝著有利于和平與發展方向變化的世界?！睆膶Ξ斀袷澜缛肿呦虻倪@一戰略判斷出發，習近平強調指出，“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在發生深刻變化，我國同國際社會的互聯互動也已變得空前緊密，我國對世界的依靠、對國際事務的參與在不斷加深，世界對我國的依靠、對我國的影響也在不斷加深?！币虼?，“我們觀察和規劃改革發展，必須統籌考慮和綜合運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國際國內兩類規則。”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作為“一帶一路”的倡議者，習近平之所以提出“一帶一路”的倡議，是經過統籌考慮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后的產物，國際和國內兩個大局是回答中國為什么倡議“一帶一路”的基本視角。

從國際大局來看，“一帶一路”是適應中國與世界關系變化的產物，中國之所以倡導“一帶一路”，最主要的國際原因是全球化進入結構轉型期，要求中國對國際發展空間進行再平衡，逐漸從片面適應和依賴歐美日發達國家市場、資源和規則向統籌考慮發達國家、新興經濟體和廣大發展中國家轉變，“一帶一路”就是此種國際發展戰略再平衡的產物。

鳳凰國際智庫高級研究員、清華大學當代院副教授 趙可金

二、為什么？

進入21世紀以來，以歐美主導的全球化趨勢進入了自我調整期，發達國家經濟虛擬化和新興經濟體國家經濟實體化趨勢交織發展，整個世界經濟面臨著再平衡的壓力。自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全球化拉動下，中國經濟發展迅猛，尤其在紡織、鋼鐵、建材、有色等行業，中國產能增長很快，要求中國獲得更多原料來源和銷售市場，中國對海外能源資源和市場的依賴程度都在大幅度攀升。但是，以“九一一”事件和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為標志，西方發達經濟體的市場需求受到抑制，各種反傾銷、反補貼和形形色色的保護主義措施對中國與西方國家的經濟關系形成了巨大壓力，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系發生了變化，西方國家市場不再像以往那么開放了。于是，中國日益增長的產能與西方國家緊縮的市場空間形成了一個尖銳矛盾，如何為中國優勢產能尋找新市場、新空間和新出路，積極推進國際產能合作，成為新時期中國經濟面臨的一個緊迫問題。與此同時，長期改革開放的基本政策，也讓中國發展在客觀上形成了圍著西方國家特別是圍著美國轉的思維定勢，甚至出現了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義傾向。尤其是在東南沿海地區，除了追隨西方國家亦步亦趨，好像沒有什么路子可走。西方國家是大大的美人，只要西方國家表揚一下，就會很神氣，對于歐美國家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和經濟秩序缺乏斗爭的勇氣，好像整個世界除了歐美之外再無其他，所謂的國際合作更多被理解為與歐美合作。

然而，在近年來歐美市場萎縮的同時，新興經濟體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市場在中國對外經濟關系總體格局中的地位在迅速上升。中國與東盟國家的貿易額連續五年實現20%的增長，中國與中亞國家的貿易額自2005年以來也有了直線式的躍升，能源資源合作成為重頭戲。中國與非洲的貿易額也從每年只有300多億美元發展到超過1600多億美元。盡管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輿論對發展中國家的前景并不看好，地區不穩定、政治動蕩、恐怖主義和教派沖突等困擾著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但中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卻呈現如火如荼的發展態勢，甚至一些西方媒體指責中國存在“新殖民主義”、縱容腐敗、忽視人權、破壞環境等問題，但廣大發展中國家對與中國開展合作卻十分積極，以中非合作論壇、中拉合作論壇、中阿合作論壇、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對話等平臺為基礎，近年來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進展迅速，形勢喜人。

因此，“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是中國政府領導人綜合考慮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關系與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關系作出的一種中國與世界關系再平衡的產物，是在整個國際大局面臨著全球化深度調整和世界經濟再平衡的時代背景下，中國主動適應新形勢新挑戰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一帶一路”意味中國主動調整過度依賴歐美發達國家的發展戰略，將以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為主要對象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作為中國下一步發展的新的增長點，進而在市場、資源和規則上作出一系列的調整。在整個西方經濟面臨復蘇、轉型和升級的沉重壓力下，中國作出“一帶一路”的調整是必要的，也是及時的，一旦這一調整到位，中國將會獲得新的發展空間和發展機遇。

從國內大局來看，“一帶一路”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中國之所以倡導“一帶一路”，最根本的原因中國發展進入“新常態”，中國國內發展結構也出現了失衡，要求對國內對外開放空間進行再平衡，要求中國國內發展空間從片面倚重東南沿海省份向統籌考慮東南沿海地區、內陸地區和邊疆地區轉變，“一帶一路”也是國內發展戰略再平衡的產物。

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走了一條通過改革開放主動融入主流國際社會的發展道路，中國的發展日益深刻地與整個世界的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成為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命運共同體。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入世十幾年來，中國經濟獲得了持續快速的發展，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都有了革故鼎新的提升。然而，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中國也遇到了大量新問題新挑戰，從戰略全局來看，中國日益呈現出發展格局不平衡、發展脈絡不通暢和基礎設施不配套不協調的問題，制約了中國和平發展的潛力和后勁。一方面，東部沿海地區、城市地區和一部分先富起來的群體獲得了長期的發展，與國際社會的聯系也日益緊密。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區、廣大鄉村腹地和弱勢群體與發達地區和先富起來的群體之間的差距也在迅速拉大，支撐經濟發展的能源、資源、人口、生態以及體制機制也面臨著新的瓶頸。如果這些問題不能獲得及時和妥善的解決，中國經濟發展的內部張力將會逐步得到釋放，地區發展不平衡、收入分配差距兩極分化以及生態環境方面的壓力，都會成為瓦解既有體制機制和引發社會政治不穩定的根源。

面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遇到的各種新問題和新挑戰，中國領導人一直在尋求通過調整、改革和創新的辦法進行解決。特別是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代表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意識到，三十多年來高速發展的非常態模式已經難以為繼，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著增長速度進入換擋期，結構調整面臨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進入消化期的“三期疊加”壓力。為此，中央領導人明確提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重要思想，明確了“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和“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強調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已經進入新常態，在發展速度上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在經濟結構上不斷優化升級，在發展動力上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轉變，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為此，在經濟政策上確立了宏觀政策要穩住、微觀政策要放活、社會政策要托底的新政策方針，避免了經濟稍有動機就動輒大手刺激的做法。因此，適應新常態，中國越來越強調在尊重規律中順勢而為，順勢規劃“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和長江經濟帶三大戰略，它們都是新常態下發展戰略的構想，以解決經濟大起大落的問題，尋求經濟社會的可持續平穩發展。

“一帶一路”就是統籌國內大局，對中國發展重心和發展結構進行主動調整的產物。這一調整意味著中國將謀求將發揮東部沿海地區發展優勢的同時，將發展重點轉移到統籌考慮東中西、城市和鄉村以及內陸邊疆的發展上來，將片面強調東南沿海的對外開放轉移到全方位對外開放上來。誠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在主持召開建設“一帶一路”工作座談會和第一次工作會議反復強調的那樣，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是黨中央、國務院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作出的重大決策，對開創我國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促進地區及世界和平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因此，“一帶一路”所關注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開創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以促進地區和世界和平發展，它是一種新的發展戰略，更是一種著眼于中國與地區乃至整個世界共同發展的重大構想。顯然，如果不提出“一帶一路”的倡議，中國內部發展格局將會繼續沿著失衡的方向發展，長此以往將會誘發越來越多的因結構失衡形成的社會政治不穩定和生態環境惡化的壓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一帶一路”就是一條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是一條中國國內發展結構轉型升級之路?！耙粠б宦贰被ヂ摶ネ]有路線圖何來落實？ ——“一帶一路”不應回避的十大問題

偉大的實踐需要偉大的理論，為給“一帶一路”倡議提供科學的指導，鳳凰國際智庫高級研究員趙可金對中央部委、各省市區、企業、媒體、大學、智庫和非政府組織如何對接“一帶一路”進行了系統研究，實地調研對接方案，并作出若干點評。鳳凰國際智庫將定期發布相關調研成果，供有關機構和社會各界參考。作為調研成果的“導論”部分，趙可金教授首先厘清《“一帶一路”不應回避的十大問題》，并在鳳凰國際智庫連載：是什么——為什么——做什么——誰來做——怎么說——怎么做——錢從哪里來——利從哪里出——有何風險——如何管控。

作者：趙可金 鳳凰國際智庫高級研究員、清華大學當代院副教授

“一帶一路”究竟要做什么？自從習近平主席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倡議以來，相關的討論就十分熱烈。然而，一個突出的問題是，“一帶一路”變成了一個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裝，幾乎沒有一個領域不談及“一帶一路”，而且都把自己納入“一帶一路”的范圍之中。此種現象一方面說明“一帶一路”的確是一個涵蓋范圍極廣且意義重大的倡議，另一方面也帶來一個嚴重問題，那就是有可能在將所有的內容都納入“一帶一路”倡議后，反而可能會損傷“一帶一路”的有效性，因為既然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帶一路”了，強調“一帶一路”也就沒有了它最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在討論和推進“一帶一路”時，要放寬視野，著眼于考慮“一帶一路”的系統性、全局性和協同性，更要鎖定關鍵，著手與推進“一帶一路”的關鍵領域、關鍵環節和關鍵工程的重點突破和典型實驗。

鳳凰國際智庫高級研究員、清華大學當代院副教授 趙可金

三、做什么？

關于“一帶一路”要做什么，習近平主席最初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演講時提出了“五通”，即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和民心相通。后來，在經過國內外廣泛征求意見和討論后，將“五通”最終確定為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涵蓋的范圍較以前更廣了，也更準確了。然而，“五通”更多是從愿景和目標來講的，并沒有落實到具體的路線圖，尤其是沒有落實到具體的內容和項目上來，需要相關國家的政府、市場和社會組織來對接和落實，真正將“五通”落地。

推動“五通”落地，起點是自通?！耙粠б宦贰笔茄鼐€國家的合唱，各國首先要做好自己國內五通的“自通”，而且一個國家在宏觀政策、基礎設施、貿易、資金和民心方面究竟采取什么樣的安排完全是其主權范圍之內的事情，要不要招商引資，要不要提供一些優惠政策和特殊安排，也只能由主權國家獨立自主地作出決定。事實上，就其復雜性和難度而言，“一帶一路”國內部分的“自通”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涉及到技術、資金、收益、生態環境、族群矛盾和宗教分歧等復雜問題，在很多時候不能急于求成，也急不得。作為重要的倡議方，中國在發布的政府文件中，對“一帶一路”的國內部分做出了系統的規劃部署。自從習近平主席提出后，以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為代表的各個部委辦局都在紛紛展開調研和討論，規劃“一帶一路”的具體路線圖和重大項目，目前相關的調研討論還在進行之中，包括交通、通訊、能源、貿易、農業、教育、科技、醫療衛生等各個領域都在規劃論證相關的實施方案，尤其是各個部委辦局結合制定“十三五規劃”，將“一帶一路”作為“十三五規劃”中的重要內容。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上率先行動，對于提振有關各方面的信心，調動其他國家的積極性是有重要意義的。

推動“五通”落地，關鍵是互通。在國內“自通”的基礎上，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互通”就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關鍵，“互通”成功與否，直接決定著“一帶一路”能否走下去。在“互通”中，最主要的問題有三個方面：一是基礎設施的互通，包括交通、通訊、能源基礎設施的互通，既需要一大批重大項目支撐，也需要在技術標準、規劃、路線、環境等一系列問題上作出妥善的協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國家主權和安全上的敏感問題。二是治理體系的互通，包括政府部門、企業、媒體和各種社會行為體之間的互通?；A設施暢通之后，迅速加快社會流動，給社會治理帶來更大的壓力，要求在法律、制度、規范等方面筑牢堤壩，妥善化解各方面的安全挑戰和社會矛盾。三是人文交流的互通，包括族群和解、文化交流和宗教對話等，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互通越密切，互動越頻繁，就越需要交流和對話。尤其是跨境族群、跨境宗教傳教、以及文化跨區域流動，如果處理不好，就會誘發大量經濟、社會和政治矛盾，令“一帶一路”太平不再，安寧不保。為此，要適應“一帶一路”的建設進程，主動搭建平臺，創設機制，提供服務，確?！耙粠б宦贰背蔀橐粭l基礎設施貫通之路，治理體系互通之路和人文交流暢通之路。

推動“一帶一路”落地，難點是聯通。從地理范圍上來看，“一帶一路”貫穿亞歐非大陸，一頭是活躍的東亞經濟圈，一頭是發達的歐洲經濟圈。其中，絲綢之路經濟帶重點暢通中國經中亞、俄羅斯至歐洲（波羅的海）；中國經中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海；中國至東南亞、南亞、印度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點方向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根據中國的倡議，“一帶一路”在陸上依托國際大通道，以沿線中心城市為支撐，以重點經貿產業園區為合作平臺，共同打造新亞歐大陸橋、中蒙俄、中國－中亞－西亞、中國－中南半島等國際經濟合作走廊；海上以重點港口為節點，共同建設通暢安全高效的運輸大通道。顯然，要想實現這一宏偉的世紀工程，需要整合現有的眾多合作機制、對話平臺以及社會關系網絡等多方面的資源，共同匯聚預期，匯集合作需求，持之以恒地逐步推進“一帶一路”互聯互通。國家把“一帶一路”交給了哪些重要人物？ ——“一帶一路”不應回避的十大問題

偉大的實踐需要偉大的理論，為給“一帶一路”倡議提供科學的指導，鳳凰國際智庫高級研究員趙可金對中央部委、各省市區、企業、媒體、大學、智庫和非政府組織如何對接“一帶一路”進行了系統研究，實地調研對接方案，并作出若干點評。鳳凰國際智庫將定期發布相關調研成果，供有關機構和社會各界參考。作為調研成果的“導論”部分，趙可金教授首先厘清《“一帶一路”不應回避的十大問題》，并在鳳凰國際智庫連載：是什么——為什么——做什么——誰來做——怎么說——怎么做——錢從哪里來——利從哪里出——有何風險——如何管控。

四、誰來做？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一帶一路”面臨的諸多問題中，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誰來做”的問題。要想將國情迥異、利益復雜和歷史文化多樣的沿線65個國家實現全方位的互聯互通，難度是超乎想象，超出了任何一個國家的實力和能力，它需要整合各方面的人力資源共同推進。在“一帶一路”百人論壇的討論中，集中探討了政府、企業、專家學者和智庫、媒體等四類主體對“一帶一路”的參與問題，認為“一帶一路”要整合來自這四個領域的人才隊伍。實際上，作為一項宏偉的構想，僅僅靠他們也不行，“一帶一路”所涉及的相關主體恐怕不止這些，非政府組織、普通民眾、族群團體、宗教團體，甚至是一些極端勢力，恐怕都不能回避?！耙粠б宦贰笔茄鼐€國家和世界各國民眾共同的事情，需要結識天下英才共同奮斗。

作者：趙可金 鳳凰國際智庫高級研究員、清華大學當代院副教授

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進程，中國政府專門成立了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領導小組，指導和協調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從小組組成人員來看，作為小組組長的張高麗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常務副總理，在中共中央領導集體中是重要成員，在國務院負責國務院常務工作，并分管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財政部、國土資源部、環境保護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國家稅務總局、國家統計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家能源局，國家三峽工程、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委員會，協助分管國務院辦公廳、審計署。因此，由張高麗擔任領導小組組長，意味著他所分管的部門和領域都應在資源統籌的范圍之內。

除了張高麗之外，領導小組還有四位副組長：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的王滬寧，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分管負責商務、金融、市場經濟、旅游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汪洋，作為國務委員、國務院秘書長的楊晶以及作為國務委員、分管外事、僑務工作的中央外辦主任楊潔篪。顯然，這是一個高規格的豪華團隊，是“一帶一路”戰隊的“總前委”，能夠統籌調動發展、改革、政策、商務、金融、外事等眾多領域的資源，是統籌協調的指揮中樞，是協調黨政軍民商學媒的“中央處理器”。

在這一領導小組之下，依托國家發展改革委設立了領導小組辦公室，具體承擔領導小組日常工作。作為國家最重要宏觀調控部門的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是綜合研究擬訂經濟和社會發展政策，進行總量平衡，指導總體經濟體制改革的宏觀調控部門，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發改委，有助于統籌國際與國內資源，共同服務于“一帶一路”建設進程。從發改委網站顯示，作為國家發改委副主任的何立峰被明確分管“一帶一路”建設工作，另一位發改委副主任王曉濤明確協助何立峰做好“一帶一路”建設相關工作，發改委西部司巡視員的歐曉理則以國務院推進“一帶一路”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的身份對外接受采訪，有可能具體負責辦公室日常事務，而發改委西部司和“一帶一路”辦公室有可能合署辦公。

在“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領導下，中央要求各部、委、辦、局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統一部署，抓住機遇，搞好規劃，扎實推進。從中央部委來看，都要求科學確定本地在全局中的“角色”和“職責”，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切實制定相應的具體實施方案。2015年3月28日，國務院授權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公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對“一帶一路”的愿景和行動做出了系統規劃，表明三部委是在規劃、外事、商務等領域是推進“一帶一路”的牽頭單位，承擔明確的直接責任。除了三部委外，包括外宣、文化、旅游、民族、宗教等部門也都會對接“一帶一路”，通過整合各領域的資源，塑造競爭優勢。在三部委的文件公布后，2015年4月，國家稅務總局十項措施服務一帶一路；2015年5月，海關總署發布通關一體化的意見。此外，農業部、商務部、文化部、教育部、工信部、衛計委、國家鐵路局等都陸續出臺措施，配合“一帶一路”的實施。顯然，“一帶一路”已經在中央各部委辦局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相關的對接方案和政策措施正在制定過程之中。

在三部委公布的文件中，明確點名了3個經濟圈、2個核心區，對18個省市區和8個城市和15個港口的角色定位作出了明確部署，這說明各省市區在“一帶一路”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在全國一盤棋中，各省市區要立足比較優勢，找準自身定位，把中央戰略規劃與各地實際結合起來，制定好對接實施方案和相關政策措施，決不能一哄而起低水平競爭。此外，各省區市也積極制定對接方案，發揮本地區優勢，助力“一帶一路”建設。比如廣東充分發揮區位優勢，加速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把廣東打造成“一帶一路”戰略樞紐，在全國率先發布《實施方案》，成為全國首個上報實施方案、完成與國家“一帶一路”戰略規劃銜接并印發實施方案的省份。上海強調當好全國改革開放排頭兵和科技創新先行者，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和服務好國家“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三大戰略的實施。重慶強調全面融入國家“一帶一路”戰略和長江經濟帶建設，在服務國家大局中加快重慶發展。甘肅省委提出努力把甘肅省建設成絲綢之路的黃金通道、向西開放的戰略平臺、經貿物流的區域中心、產業合作的示范基地、人文交流的橋梁紐帶。寧夏、陜西、云南等省區強調通過和古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城市積極合作，利用區位優勢，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支點，成為西部改革開放的新高地。不過，值得指出的是，“一帶一路”并局限于18各省市區，全國所有省市區都是“一帶一路”的參與者，都承擔著對接“一帶一路”的重要任務。

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進程中，在統籌協調各部委、各省區市以及各種合作機制和平臺調集各方面資源的同時，還要注意切實發揮好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要求，正確處理好市場和政府的關系，充分尊重市場規律，發揮企業、智庫、大學、媒體、NGO等社會主體作用，發揮好政府的示范、引導、服務作用，確保真正將好鋼用在刀刃上，積極穩妥地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在一帶一路的整體規劃中，以央企為代表的國有企業是“一帶一路”工程建設的主力軍。在2003年國務院國資委成立之初，國務院國資委所管理的央企數量是196家，經過重組，至2015年3月，國資委直接管理的央企數量112家，加上保監會、銀監會、證監會直接管理的金融央企，一共為124家央企。這些央企承擔著大量“一帶一路”重點項目建設的任務，比如地面絲路（13個重點建設項目，承包給中鐵公司、中交集團、中電建）、能源絲路（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的20個建設項目）、電力絲路（國家電網、南方電網）、信息絲路（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國聯通在35個國家開通58個TD-LTE商用網絡）、海上絲路（四大海運公司遍布全球，中海運、中遠、招商局和外運長航）、空中絲路（國航、南航、東航三大國有航空公司開通一帶一路航線）等。在央企打頭陣的同時，其他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一起參與到“一帶一路”建設工程之中，匯聚為強大的建設力量。此外，以新華社、CCTV、中國國際廣播電臺、清華大學、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為代表的媒體、大學、研究機構等，也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持力量和服務力量，需要在實踐中積極引導，加強規范，有計劃、有組織、有秩序地參與到“一帶一路”事業中來。

“一帶一路”別講太多歷史，容易使人想起朝貢體系 ——“一帶一路”不應回避的十大問題

偉大的實踐需要偉大的理論，為給“一帶一路”倡議提供科學的指導，鳳凰國際智庫高級研究員趙可金對中央部委、各省市區、企業、媒體、大學、智庫和非政府組織如何對接“一帶一路”進行了系統研究，實地調研對接方案，并作出若干點評。鳳凰國際智庫將定期發布相關調研成果，供有關機構和社會各界參考。作為調研成果的“導論”部分，趙可金教授首先厘清《“一帶一路”不應回避的十大問題》，并在鳳凰國際智庫連載：是什么——為什么——做什么——誰來做——怎么說——怎么做——錢從哪里來——利從哪里出——有何風險——如何管控。

五、怎么說？

“一帶一路”是中國人提出的一項跨國性倡議，由于中國是一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且又是有著數千年文明歷史的東方大國，由中國提出一項覆蓋其他國家的倡議，總會引起這樣那樣的懷疑和猜測。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的趙磊教授在一篇文章提醒，僅僅就“一帶一路”的英文翻譯而言，要想提出應對“一帶一路”的準確英文翻譯就不是一件一件容易的事情，總會引起一些分歧和爭議。為此，趙磊教授建議應該慎用“橋頭堡”的軍事用語、慎談“過剩產能”、少說“沿線65個國家”，不要誤以為“資源能源合作是唯一主題”以及不要認為“絲綢之路主要由發展中國家構成”等，這里涉及到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應該怎么對外傳播“一帶一路”的問題。

作者：趙可金 鳳凰國際智庫高級研究員、清華大學當代院副教授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的龔婷助理研究員認為，為糾正誤解，增信釋疑，應該在“一帶一路”傳播重視“六多講、六少講”，即多講“倡議”和“合作”，少講“戰略”和“地緣政治”；多講“共商、共建、共享”和“對接”，少講“中國主導”；多講“開放包容”，少講“中國中心”；多講“經濟合作”，少講“中國版馬歇爾計劃”；多講“惠及所在國民生”，少講“中國海外利益”；多講“中國是秩序維護者”，少講“美國衰落”和“排擠美國”。毫無疑問，這些建議都是非常重要的，講好絲路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是“一帶一路”倡議必須始終高度重視的問題。在具體實踐中，要著力解決好以下四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解決好誰來講的問題。由于“一帶一路”情況極其復雜，除了政府官員外，應該搭建平臺，建立機制，選拔一批各行各業的代表來講中國故事，甚至鼓勵社會大眾以現身說法的方式，用行動來講故事。其中，智庫、媒體、商界、NGO、宗教人士等在一些具體領域上講故事的能力和效果上可能要比政府官員講要好得多。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很多是全民信教，由宗教人士出面，通過開展宗教對話、講經說法等方式，與沿線國家民眾進行交流，介紹“一帶一路”的理念和倡議，可能要比國家領導人和政府官員在效果上要好得多。當然，盡管政府的官方政策還是主要由國家領導人和政府官員來宣講，但也可以交給智庫和專家學者從哲學社會科學的理論視野來解讀，與沿線國家的同行開展廣泛深入的交流，同樣可以起到推介政策倡議的效果。在今后一段時期內，要把“一帶一路”的任務分解，政策故事交給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講，其他故事交給各行各業講，形成相互呼應、良性互動的新局面。

二是解決好講什么的問題。迄今為止，“一帶一路”更多談論中國政府的倡議、戰略、政策，其中包括大量中國式話語，比如命運共同體、絲綢之路精神、絲綢之路核心區等，這些話語對外國人來說理解起來并不容易，甚至最近國內有學者抱怨中國外交話語難懂，如果連中國人都不容易懂，外國人就更不知道在講什么了。顯然，講好絲路故事，首要的是避免講官話、套話，甚至廢話，要重視用老百姓能夠聽得懂的、接地氣的語言，講老百姓所熟知的故事。政策宣講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全部，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部分，重要的還是講一些生動活潑的故事，以傳達“一帶一路”的核心理念。其中，尤其需要值得重視的是，不要僅僅講中國的絲路故事，要講沿線國家共同的絲路故事，推介中國文化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全部，更重要的是展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同的文化，帶領沿線國家民眾找到共同的語言，討論一些共同關心的話題，共同建設作為公共產品的“一帶一路”。具體來說，要要淡化絲綢之路本身，特別是不要太多講歷史，因為無論怎么講，講歷史容易使人想起朝貢體系，對于增進中國與沿線國家之間的理解和信任不利，要重點講好“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同實現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故事。

三是解決好對誰講的問題。講好絲路故事，要改變僅僅與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對話的偏向，要重心下沉，多與普通民眾講，特別是運用新傳播手段，推動實現三個轉變：第一個轉變是推動從間接傳播向直接傳播與間接傳播并重，核心是找到想要影響的對象。要直接找到沿線國家的不同政治團體、教派領袖、氏族酋長、地方軍閥甚至極端團體，與他們進行深入坦誠的交流，甚至不排除與塔利班、基地組織和一些極端組織之間展開交流，廣泛了解他們的要求和呼聲，尋求對話和解之道，為世界和平和共同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第二個轉變是推動從精英傳播向精英傳播與大眾傳播并重，核心是重視提升傳播的社會效果。要改變停留在精英群體的現狀，在加強同沿線國家精英群體的對話同時，也要重視大眾傳播和草根傳播，深入到村寨、社區、寺廟、定居點開展面對面溝通，講清楚“一帶一路”的意圖和想法，也收集他們對“一帶一路”的看法和要求，共同作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方案。第三個轉變是從單向傳播向雙向溝通轉變。要改變僅僅介紹中國對“一帶一路”倡議的片面做法，改變僅僅強調輸出中國文化和價值觀的偏向，要認真傾聽沿線國家民眾的呼聲，從他們最關心的問題著手，結合中國的倡議，通過相向而行的努力，不斷縮小中國與沿線國家民眾在“一帶一路”認知上的鴻溝，真正將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精神落到實處。

四是解決好怎么講的問題。正所謂，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講絲路故事，還要特別重視解決好怎么講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怎么講的問題是一個藝術性問題，要分場合、分對象、分時段，要不拘一格，采取多樣化手段，特別是在廣泛調研的基礎上，用公共外交對象所喜歡的方式，講好絲路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在一些具體內容上，要講究方式方法，注意拿捏分寸，掌握尺度。在歷史上，“一帶一路”也是沿線國家共同建設的產物，不同國家都對其做出了重大貢獻，要尊重其他國家的貢獻和感情。因此，在講好絲路故事的時候，要特別需要明白“己所欲”并不一定可以“施于人”的道理。要學會先聽話，再對話，后講話，不急于表達自己對某些問題的看法，先聽聽沿線國家民眾的看法和反應，每到一個地方，不可不問民族差異、宗教禁忌、制度差異和文化差異，不懂的地方就要虛心求教，不恥下問，要聘請一大批當地的社會賢達擔任顧問，也要聘請一大批在歷史上與當地人打交道并積累了豐富經驗的歐洲人擔任顧問，多方面聽取意見，真正把絲路故事講好，傳播好中國聲音。各地對接一帶一路要擺脫“政府中心主義”習慣 ——“一帶一路”不應回避的十大問題

偉大的實踐需要偉大的理論，為給“一帶一路”倡議提供科學的指導，鳳凰國際智庫高級研究員趙可金對中央部委、各省市區、企業、媒體、大學、智庫和非政府組織如何對接“一帶一路”進行了系統研究，實地調研對接方案，并作出若干點評。鳳凰國際智庫將定期發布相關調研成果，供有關機構和社會各界參考。作為調研成果的“導論”部分，趙可金教授首先厘清《“一帶一路”不應回避的十大問題》，并在鳳凰國際智庫連載：是什么——為什么——做什么——誰來做——怎么說——怎么做——錢從哪里來——利從哪里出——有何風險——如何管控。

六、怎么做？

“一帶一路”怎么說很重要，更重要的問題是怎么做，因為對很多國家而言，它們更關心的不是中國“怎么說”，還是中國“怎么做”。從提出倡議的一開始，中國領導人就強調“一帶一路”不是中國的獨唱，而是沿線國家的交響，要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推進沿線國家發展戰略的相互對接。在國務院委托三部委公布的文件中，強調恪守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提出了堅持開放合作、和諧包容、市場運作、互利共贏等四項原則，這成為指導中國各部委辦局和省區市推進“一帶一路”必須遵循的基本理念，也是中國與其他國家對話所遵循的基本原則。

作者：趙可金 鳳凰國際智庫高級研究員、清華大學當代院副教授

在國家所確定的大的原則確定下來之后，各部委辦局和省市區在推進“一帶一路”時，還需要確立一些具體的操作性規則，尤其是在牽涉到具體項目開發、資金協調、政策調整等問題時，要在國家所確定的大原則框架下，確立一些操作性比較強的規范和思路。具體來說，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市場主導?！耙粠б宦贰闭f到底是關于資源配置的事情，一切資源配置總是本著市場供求的規律來運行。無論是基礎設施建設，還是貿易、投資和資金的流動，最可靠的辦法是由市場來解決，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各部委辦局和省區市在制定“一帶一路”對接方案時，必須將大的空間是交給市場，充分發揮市場杠桿效應，影響貿易的流向和資本的取向，在一些具體建設項目上最主要的還是依靠企業獨立自主的決策，盡可能減少在微觀決策上對市場規律的干擾。

二是政府引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大多是發展中國家，存在著自然條件惡劣、地廣人稀、社會矛盾等復雜環境因素，有的地區還長期受制于各種復雜社會矛盾的掣肘，存在著較高的政局動蕩和安全風險挑戰。這些地區如果完全依靠市場配置資源，是無法實現“一帶一路”建設突破的。因此，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時，要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基礎上，還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要通過提供優惠政策、鼓勵體制創新、提供各種服務等方式，塑造有利于投資創業的良好環境。尤其是一些關鍵節點、重點工程和重大項目，在必要的時候還要政府直接投資，通過設立經濟特區、產業園區、自由貿易區、跨境合作區、旅游度假區、出口加工區、綜合保稅區等特殊政策區域，充分調動國內外各方面的積極性，引導一家一起干，共同匯聚起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的強大力量。

三是法治驅動。無論是市場主導，還是政府引導，都必須在法治化的軌道上運行。“一帶一路”是一項跨國性的發展倡議，涉及到眾多敏感的經濟問題、政治問題、安全問題和社會文化摩擦，這些問題和摩擦固然可以通過政治和戰略手段強勢介入，但一旦管控不力，就可能會引發嚴重的政治后果。因此，在推動“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必須重視法治驅動，將環境、勞工標準、人權、知識產權等問題納入法治化軌道，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簽訂一系列貿易、投資協定等，制定完善的法律體系，構建一個以國際貿易規則、投資規則和爭端解決規則為核心內容的、代表二十一世紀最新國際經濟法發展成果的國際條約體系。當然，制定法律是一項十分復雜的問題，既涉及到法律條文的互聯互通，有涉及到執法體制的互聯互通。在制定法律的同時，還要注意非正式的制度、規則、規范和風俗習慣，確?！耙粠б宦贰睉鹇宰罱K實現長期、穩定發展。

四是社會服務。正因為“一帶一路”交織著十分復雜的歷史、人文、法律、經濟、政治、安全以及社會問題，需要大量的社會行為體參與，為“一帶一路”提供必要的社會化服務。各部委辦局、各省市區在推進“一帶一路”時，要改變以往在國內事務治理上的“政府中心主義”習慣，必須將國內外的眾多社會組織納入其中，在決策前廣泛聽取智庫和研究機構的意見，決策中要重視與大學和各類培訓機構合作開發優秀的人力資源，在決策后還要與媒體、企業和非政府組織合作，構建一個健全的社會化服務體系，為“一帶一路”提供周到的服務。“一帶一路”錢從哪里來？

——“一帶一路”不應回避的十大問題

偉大的實踐需要偉大的理論，為給“一帶一路”倡議提供科學的指導，鳳凰國際智庫高級研究員趙可金對中央部委、各省市區、企業、媒體、大學、智庫和非政府組織如何對接“一帶一路”進行了系統研究，實地調研對接方案，并作出若干點評。鳳凰國際智庫將定期發布相關調研成果，供有關機構和社會各界參考。作為調研成果的“導論”部分，趙可金教授首先厘清《“一帶一路”不應回避的十大問題》，并在鳳凰國際智庫連載：是什么——為什么——做什么——誰來做——怎么說——怎么做——錢從哪里來——利從哪里出——有何風險——如何管控。

七、錢從哪里來？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要搞“一帶一路”，要花大價錢，必須做好資金融通以保證充足和持續的資金供應。據亞洲開發銀行測算，僅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一項，未來10年內，建設總資金就需要8萬億美元資金，且年均需求在8000億美元左右。同時，根據中國政府已經公開的信息，中國各地方一帶一路’擬建、在建基礎設施規模已經達到1.04萬億元，跨國投資規模約524億美元，如此巨額的資金究竟從哪里來？這是推進“一帶一路”必須回答的問題。

作者：趙可金 鳳凰國際智庫高級研究員、清華大學當代院副教授

在全球資本和金融市場日益一體化的時代，資金的流動也遵循市場規律，全球資金大規模資金流動總是本著趨利避害的原則從高風險低收益的地區和行業流向低風險高收益的地區和行業。2008年以來，由于歐美爆發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且美聯儲實行多輪量化寬松政策，導致資金大規模流向新興經濟體國家，帶來對新興經濟體國家通貨膨脹的巨大壓力。2013年以來，隨著美國經濟復蘇趨勢的呈現和美聯儲退出量化寬松政策，資金開始重新向發達經濟體回流。根據國際金融協會（IIF）發布的數據顯示，2014年從新興市場流出的跨境資本在1萬億美元左右，特別是受美元升值以及加息預期影響，新興經濟體資本外流趨勢進一步加強。同時，隨著國際油價暴跌和“石油美元”的大幅縮水，新興市場能源出口國對全球市場的撤資也十分明顯。根據IIF的報告，新興市場能源出口國2014年在全球市場的凈撤資額高達80億美元，這是18年來首次凈撤資。2015年，中國股市動蕩和歐美金融市場的再次動蕩，對全球資金流向制造了新的變數，尤其是美國經濟增長超過3%的預期可能會成為資金流向青睞之地。

在這樣的資本流動形勢下，如何令國際資本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產生興趣的確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近年來，人們在實踐中所探索出來的BOT、TOT、PPP等多種項目融資模式都僅僅是解決資金融通的技術問題，它可以解決某一兩個重大項目的融資問題，卻不足以解決“一帶一路”的整體資金融通問題。毫無疑問，受復雜的地緣政治經濟競爭影響，在歐美發達國家資本整體不看好發展中國家和“一帶一路”前景的情況下，要想吸引更多歐美資金進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并非易事。盡管有很多方式可以從全球金融市場獲得部分資金，但“一帶一路”歸根到底還是依靠沿線國家共同努力，致力于構建完善的融資平臺和金融體系。

具體來說，主要著眼于建設四個體系：一是貨幣穩定體系。要重視共同貨幣市場建設，擴大沿線國家雙邊本幣互換、結算的范圍和規模，支持在條件滿足的情況下加快貨幣離岸中心建設，不斷延伸本幣在共同貨幣市場上的輻射空間，增強貨幣的競爭力。同時，要加快推進金融市場改革，對內實行金融逐步放開，盤活資本市場，依靠資本、貨幣、投資形成良性循環來鞏固貨幣穩定的基礎。二是投融資體系。在現有的多國商業銀行和以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融資平臺基礎上，需要新建若干新融資平臺，比如中國倡導并積極參與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上海合作組織融資機構和絲路基金等，中國-東盟銀行聯合體、上合組織銀行聯合體等也可以采取銀團貸款、銀行授信等方式開展多邊金融合作，為“一帶一路”提供融資服務。還可以支持“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府和信用等級較高的企業以及金融機構在相關國家發行債券，為沿線國家的“一帶一路”建設籌集所需資金。三是信用體系。從沿線國家的實際情況出發，加強征信管理部門、征信機構和評級機構之間的跨境交流合作，在資信調查、資產調查、市場調查、資信評級、信用擔保、信用保險、風險抵押、商賬追收、信用管理資信和票據電話咨詢等領域，支持信用行業和產業的發展，以強大的社會信用體系支持“一帶一路”重點項目建設。四是監管體系。要加強金融監管的跨國合作，推動簽署雙邊監管合作備忘錄，逐步在區域內建立高效監管協調機制。同時，要完善風險應對和危機處置制度安排，構建區域性金融風險預警系統，形成應對跨境風險和危機處置的交流合作機制。

當然，作為“一帶一路”重要的倡議方，中國龐大的經濟體規模決定了人民幣要在“一帶一路”資金融通扮演更加積極有為的角色。要通過金融系統化逐步實現人民幣覆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為沿線國家各方面的互聯互通提供貨幣流通的保障。然而，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十分復雜的過程，也非常敏感，因為人民幣國際化涉及到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問題，它從根本上是一個政治問題，特別是涉及到人民幣和美元、歐元以及各國貨幣的關系問題。如果處置不當，可能會引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誤解和猜忌，反而不利于“一帶一路”建設工作的推進。因此，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要著眼于細水長流，長遠打算，循序漸進。特別是在互聯網革命日新月異的今天，人民幣國際化面臨著傳統金融形態和新興金融形態并行發展的問題，如何整合兩者金融資源，實現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是金融系統化的新課題。目前，中國互聯網金融發展迅猛，以中國銀聯和支付寶為領軍的中國互聯網金融企業近年來已經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邁出了重要步伐，中國游客在境外使用中國銀聯刷卡消費已經成為時尚。因此，人民幣國際化要求將傳統行業、傳統金融和互聯網金融整合起來，納入到“一帶一路”的整體規劃，以“互聯網+”為指導，營造一個更加暢通、更加便捷和更為保險的金融支持系統，為推進“一帶一路”的合作深化提供強大的金融服務支撐?！耙粠б宦贰敝袊鵀槭裁匆鲑r錢買賣？ ——“一帶一路”不應回避的十大問題

偉大的實踐需要偉大的理論，為給“一帶一路”倡議提供科學的指導，鳳凰國際智庫高級研究員趙可金對中央部委、各省市區、企業、媒體、大學、智庫和非政府組織如何對接“一帶一路”進行了系統研究，實地調研對接方案，并作出若干點評。鳳凰國際智庫將定期發布相關調研成果，供有關機構和社會各界參考。作為調研成果的“導論”部分，趙可金教授首先厘清《“一帶一路”不應回避的十大問題》，并在鳳凰國際智庫連載：是什么——為什么——做什么——誰來做——怎么說——怎么做——錢從哪里來——利從哪里出——有何風險——如何管控。

八、利從哪里出？

“一帶一路”能否重大進展，并不取決于沿線國家政府的主觀意愿，而是取決于持續不斷的資金注入對收益預期的評估，尤其是對中國政府和企業來說，必須看清楚“一帶一路”的利好在哪里，包括對中國有什么好處？對沿線國家有什么好處？對域外國家有什么好處？對政府有什么好處？對社會有什么好處等，只有將所有這些問題看清楚了才不致于導致一哄而上，盲目蠻干。

作者：趙可金 鳳凰國際智庫高級研究員、清華大學當代院副教授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外經濟聯系更多與歐美發達國家展開，招商引資、對外貿易、國際勞務合作以及跨國旅游更多以西方發達國家為重點，中國經濟發展的利潤更多從勞動密集型行業和資源密集型行業獲得。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和經濟規模的擴大，基于能源、資源和市場擴大的需要，中國與中亞、中東、非洲、拉美等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聯系逐漸擴大，從最初單方面的對外經濟援助發展成為互利共贏的經濟合作伙伴。在與發展中國家合作的過程中，中國企業的利潤更多來自于能源、資源、工程承包、勞務合作等領域，尤其是2008年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國內市場萎縮的背景下，由于形形色色的貿易保護主義干擾，中國企業開始擴大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通過設立產業園區，將國內一些微利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有效地規避了西方國家反傾銷、反補貼等保護主義措施，穩定了原有的利潤來源。比如中國在巴基斯坦的海爾工業園和如意紡織工業園、陽光中國工業園區以及中國在非洲建立的眾多產業園區等，都獲得了迅速的發展。實踐證明，將中國強大的優勢產能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土地、礦產、能源、勞動力等結合起來，并融入全球化進程，是“一帶一路”重要的利潤增長點。

制約“一帶一路”產能合作和園區建設利潤釋放的最突出瓶頸是基礎設施建設。由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很多地處廣袤的內陸地區，交通、通訊和能源基礎設施落后，地廣人稀，不僅本地資源很難開發并運輸出去，而且還存在長期歷史積聚的矛盾和問題，使得能源和資源優勢很難釋放出來。要想富，先修路。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優先環節。但是，對中國來說，投資建設基礎設施可能并不能獲得直接的經濟收益，中國在國內的高鐵、機場、高速公路、電網、能源管道等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巨大，利潤回收是漫長的和緩慢的，如果沒有中國特色的國有經濟做強大后盾，單憑私人公司是無力承擔如此巨額的成本風險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在基礎設施投資領域中的經驗并非能夠為其他沿線國家所學習和模仿。同時，由于很多沿線國家政局不穩，政府更迭頻繁，即便由中國公司出資建成基礎設施，也存在較高的政治風險和安全風險，即使存在較高的利潤回報，也具有很高的風險挑戰。因此，至少從短期來看，投資基礎設施很可能是一種賠錢的買賣，投資規模不可貴大，投資速度亦不能過快，要量力而行，不可急于求成。

不過，投資基礎設施建設要著眼于中長期收益而非近期收益，著眼于它所帶來的間接收益而非直接收益，著眼于非物質收益而非物質收益?；A設施建設一旦聯通，就會在物流、貿易、信息、投資、人文交流等其他領域產生很大的“溢出效應”，帶來其他領域收益的迅速增加。因此，中國公司在投資基礎設施時，并非一定關注其經濟收益，即使在經濟上賠了錢，只要在衍生收益上獲得巨大收益，也賠得值，也值得去做。當然，中國政府需要在基礎設施建設收益與發展戰略收益上通過制度建設形成合理的風險共擔和利益補償機制，將收益和補償一并考慮，才能形成持續發展的良性循環。

一旦“一帶一路”上發生暴恐意外，將會引發連鎖反應 ——“一帶一路”不應回避的十大問題

偉大的實踐需要偉大的理論，為給“一帶一路”倡議提供科學的指導，鳳凰國際智庫高級研究員趙可金對中央部委、各省市區、企業、媒體、大學、智庫和非政府組織如何對接“一帶一路”進行了系統研究，實地調研對接方案，并作出若干點評。鳳凰國際智庫將定期發布相關調研成果，供有關機構和社會各界參考。作為調研成果的“導論”部分，趙可金教授首先厘清《“一帶一路”不應回避的十大問題》，并在鳳凰國際智庫連載：是什么——為什么——做什么——誰來做——怎么說——怎么做——錢從哪里來——利從哪里出——有何風險——如何管控。

九、有何風險？

“一帶一路”提出后，大多數學者都提醒中國領導人高度重視“一帶一路”國家存在的風險。比如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國際投資室主任張明先生認為，“一帶一路”應該重視投資收益率低、安全挑戰大、政府出資不穩定、經濟結構調整難以及加深對中國誤解等五大風險。中國人民大學王義桅教授認為，“一帶一路”存在地緣風險、安全風險、經濟風險、法律風險、道德風險等五大挑戰。國際關系學院的儲殷博士等帶領各團隊甚至對每一個沿線國家存在的風險進行了考察，對中國政府和企業提出了善意的提醒。毫無疑問，“一帶一路”作為一種新生事物，肯定存在著眾多風險，而且世界上沒有風險的事情是不存在的，有效識別“一帶一路”可能存在的風險，是理性面對“一帶一路”倡議的前提。

作者：趙可金 鳳凰國際智庫高級研究員、清華大學當代院副教授

然而，是否存在風險不是決定“一帶一路”是否推進的關鍵，從實際操作而言，真正應該把握的風險是發生“顛覆性錯誤”的風險。所謂“顛覆性錯誤”，是指在推進“一帶一路”過程中可能會導致前功盡棄、環境惡化和方向錯誤的風險。相比發達國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多屬于發展中國家，背負著很重的歷史包袱，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社會治理體系不健全、人員素質相對低下，存在著傳染病、恐怖主義、搶劫、暴力犯罪等諸多問題，在發展環境上要比發達國家要惡劣得多。然而，對中國而言，這些問題并不是真正的風險，真正的風險是中國究竟要繼續以歐美發展國家為國家發展重心，走一條依賴發達國家市場的發展道路，還是調整為發展中國家為發展重心，走一條依賴發展中國家市場和資源的發展道路?！耙粠б宦贰背h的提出，表明中國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采取了平衡對外的戰略，努力走一條鏈接發達國家經濟圈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圈的道路。因此，“一帶一路”面臨的真正風險在于影響這一道路是否成功以及是否長遠的各種因素。從“一帶一路”可能遭遇的“顛覆性錯誤”來看，主要存在四重需要高度重視的風險因素：

一是霸權主義的風險。歷史教訓表明，凡是試圖控制中亞、中東、東南亞等地緣政治樞紐地區的霸權主義國家，最終都走向了徹底的失敗。阿富汗甚至被史學家稱之為“帝國的墳場”，從古至今，從亞歷山大大帝到成吉思汗，從大英帝國到而今的美國。阿富汗幾乎經歷了歷史上所有大國的入侵，但都屹立不倒，還把對方拖垮。因此，中國可以倡議“一帶一路”，但不可能主導“一帶一路”，更不能搞對外擴張和霸權主義，因為這超出了中國的國家實力，開展“一帶一路”建設只能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凝聚沿線國家乃至整個國際社會的合作共識，凝聚官方和民間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進程，防止重蹈歷史上失敗大國的覆轍。

二是四面出擊的風險。盡管中國是當今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也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經濟實力最強大的國家，但是，大有大的難處，中國巨型的經濟規模也決定了自身存在著很多中小國家無法理解的復雜治理問題，中國在“一帶一路”上所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只能集中力量一個問題接著一個問題的解決，切不可四面出擊，將戰線拉得過長，最終導致力量過分分散而什么也不能解決。對于各省區市而言，在政績激勵動機的誘發下，很可能因為貪功冒進而導致卡位、搶跑現象，如果管控不力，很容易導致四面出擊。目前，國務院授權三部委提出了一個愿景和行動規劃，但要清醒地認識到這可能需要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的努力，不能因頭腦發熱而急于求成，更不可因缺乏統籌而一哄而上，要堅持細水長流，穩步推進，明確先后次序，確定階段性發展目標和重點。

三是非傳統安全的風險。作為一項跨洲際的區域合作架構，安全風險隨時隨地都存在，并且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相互交織，錯綜復雜。人們爭論的一個焦點話題是，在推進“一帶一路”過程中，對中國來說，究竟是傳統安全的風險更大，還是非傳統安全的風險更大。迄今為止，學界的討論更關注來自其他國家的傳統安全風險，比如美國、日本、菲律賓、印度、俄羅斯等國家可能的反應，似乎只要其他國家不搗亂，“一帶一路”就萬事大吉了。實際上，這是一種錯覺。誠然，傳統安全始終是國家需要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但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擁有核武器且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超級經濟體而言，沒有一個國家會敢于主動對中國發動傳統安全挑戰，即使存在領土、領海、太空等方面的爭端，也會以特別謹慎的態度對待，采取冒險性政策的可能性不大。相反，中國可能更多面對來自非傳統安全領域的眾多挑戰，比如以伊斯蘭國為代表的極端宗教勢力、極端恐怖主義、民族分離主義、跨國犯罪等，這些勢力行蹤不定，對龐大的中國經濟體和每年超過一億人次的出國出境人數是巨大的威脅，而且中國對應對這些挑戰缺乏經驗，尚未形成成熟的治理體系，一旦發生意外，可能會產生連鎖反應。就目前中國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而言，在新疆、西藏等國內地區都顯得捉襟見肘，更遑論到國外了。時下，ISIS斬殺中國人質就是一個信號，中國除了譴責之外，短期內好像也沒有什么好辦法。隨著“一帶一路”合作項目大規模展開，這樣的非傳統安全風險會大規模上升，如何應對挑戰，化解風險，已經成為中國面臨的緊迫問題。四是發展主義的風險。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內政外交都形成了一種發展主義的思維定勢，就是將衡量一切成敗得失的標準確定為是否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觀察是否推動了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事實上，這一標準說到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標準，是中國意識形態的重要內容。然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很多并不是社會主義國家，在價值觀上并不一定信奉生產力標準，有的國家受宗教和歷史傳統影響，并不認為發展是好事。此外，還有很多在價值觀上中國認為是好的東西在其他國家不一定認為是好的，“己所欲”并不一定可以“施于人”。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上上下下都形成了以發展主義為核心的價值觀，它滲透到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和各個層面，此種以發展主義為代表的價值觀一旦強加于人，就會惹來無數的麻煩和摩擦，這是中國倡議“一帶一路”實踐中可能面臨的最大挑戰。因此，中國在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的時候，要時刻謹記不要“輸出價值觀”，要時刻廣泛聽取其他國家的意見和聲音，妥善調解對外交往中出現的摩擦和矛盾，竭力避免形形色色的強加于人的傾向。

對外搞霸權主義，對內搞四面出擊、安全風險以及在自覺不自覺中輸出發展主義的價值觀，是“一帶一路”可能引發“顛覆性錯誤”的四重風險。相比在地緣政治、經濟、安全、文化和道德方面的各種明示或潛在的客觀風險，上述四重風險更多是一種中國自身存在的主觀風險?？陀^風險可能會因為無知而被認定為風險，但主觀風險則因為太熟知而不知為風險，這才是中國在推進“一帶一路”過程中面臨的最大風險。這些風險一旦轉化為摩擦和沖突，有可能給中國帶來“顛覆性的錯誤”，是我們要竭力避免和管控的嚴峻挑戰。中國會不會陷入“一帶一路陷阱”？ ——“一帶一路”不應回避的十大問題

偉大的實踐需要偉大的理論，為給“一帶一路”倡議提供科學的指導，鳳凰國際智庫高級研究員趙可金對中央部委、各省市區、企業、媒體、大學、智庫和非政府組織如何對接“一帶一路”進行了系統研究，實地調研對接方案，并作出若干點評。鳳凰國際智庫將定期發布相關調研成果，供有關機構和社會各界參考。作為調研成果的“導論”部分，趙可金教授首先厘清《“一帶一路”不應回避的十大問題》，并在鳳凰國際智庫連載：是什么——為什么——做什么——誰來做——怎么說——怎么做——錢從哪里來——利從哪里出——有何風險——如何管控。

十、如何管控？

盡管國內學界對中國搞“一帶一路”并不看好，存在著形形色色的顧慮，很多提醒和批評也都是善意的。但是，從中國當下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來看，推進“一帶一路”又是不得已而必須做出的戰略選擇。從國際上來看，很多國家對中國推進“一帶一路”也并不看好，尤其是美國和日本等戰略界人士，對“一帶一路”更多抱著一種冷眼旁觀的態度，認為中國不可能在一帶一路沿線地區有什么大的作為，故而既不支持，也不阻止，甚至還有人對中國可能陷入“一帶一路陷阱”抱著一種幸災樂禍的態度。

作者：趙可金 鳳凰國際智庫高級研究員、清華大學當代院副教授

然而，“一帶一路”果真如多數主流學者所擔心的那樣是一條不歸路嗎？非也！事實上，面臨風險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管控風險的有效辦法。對于各方面的提醒和建議，我們要秉持開放包容甚至雙手歡迎的態度，甚至對這些問題要高度重視，妥善處置。不過，正所謂，空談誤國，實干興邦，實踐中的風險只能在實際行動中才能得到解決。在推進“一帶一路”過程中，要管控風險，需要做好以下三點：

一是科學評估。識別風險也是一門學問，必須依靠科學的評估方法。盡管“一帶一路”是由中國領導人提出的，是一種基于治國理政經驗的戰略性構想，但這一構想也必須矗立在扎實的科學研究基礎上，要經得起科學方法論的論證和檢驗。目前，學界有很多關于“一帶一路”風險的討論，但并非所有觀點都是在扎實調研和科學方法檢驗得出的結論，很多觀點表面上聽上去有道理，但由于沒有經過實地調研和科學方法檢驗也經不起推敲。要想對各種風險進行正本清源，必須建立科學評估的體制和機制，特別是建立第三方評估，經過多重科學方法對“一帶一路”具體項目所涉及到的風險進行嚴格論證，提前制定出若干管控風險和危機管理的預案和對策，以備不時之需。

二是有效管控。在科學評估基礎上，還要有效管控各種風險和挑戰。管控風險不是某一部門的事情，需要各部門齊心協力，共同應對。當然，要著力克服人人負責而又無人負責的問題，要著眼于構建專門管控風險的體制機制，要在現有管理制度基礎上，不斷建立健全安全保證制度、經濟保險制度、外交保護制度、社會責任制度、風險投資制度和風險預警制度等。除了政府要逐步建立健全國家風險管理制度外，企業要虛心學習他國跨國公司的風險管理制度經驗，切實增強抗風險能力。中國公民、中資機構和境外旅游者等群體也要建立健全保險制度，不斷提升風險保證能力。從國家角度來看，風險管理無外乎自保、互保、聯保和它保四個渠道。所謂自保，是一個國家通過購買經濟保險、強化外交領事保護、增強軍事保護能力等辦法，利用自身努力尋求海外利益保護。所謂互保，是指與一些具有共同戰略利益的國家建立同盟、準同盟等比較緊密的伙伴關系，就一些重要利益開展相互風險保護。所謂聯保，就是借助聯合國、地區國際組織等，與多個國家一道，尋求海外利益的保護。所謂它保，是指將海外利益委托給可信賴的其他國家，通過繳納海外利益保護費等形式，實現海外利益保障的目的。在今后一段時期內，中國需要全盤考慮，統籌規劃，不斷探索增強風險管理的對策。

三是持續發展?！耙粠б宦贰钡娘L險管理是海外利益發展與保護的平衡問題，在本質上不是一個策略性問題，而是一個戰略和制度問題，是關于能否持續發展的根本問題。隨著中國全球化程度的不斷提升，中國走出去必然要求應對各種海外風險的挑戰。作為一個經濟總量居世界第二位的大國，中國推進“一帶一路”需牢牢確立以獨立自主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最主要的還是立足于依靠自身解決問題，在此前提下，通過多種形式的國際合作，構建有效的可持續發展管理體系。在海外利益風險中，最重要的是不確定性的風險，不能僅僅管理確定的利益，還要學會有效管理不確定性的風險。從風險觀出發，要把海外利益看做有限的，而不是無限的，對于那些具有很高政治風險的利益，要從成本核算和避險能量雙重考慮出發，避免由“拍腦袋”決策行為而造成的高風險傾向，這是中國海外利益保護的緊迫要求，也是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必由之路。

總之，“一帶一路”是一個理想遠大的世紀性戰略構想，它需要在實踐中以抓鐵有痕、踏石留印的精神扎扎實實落實到實際行動中。尤其是對于各省區市和企業、銀行、大學、醫療、媒體、旅行社和其他一線社會組織來說，在推進“一帶一路”過程中，必須直面問題，努力在實際工作中發現問題的癥結，探索解決問題之道，多做少說，真正將“一帶一路”的宏偉愿景轉變為現實，用行動走出一條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之路，走出一條中國與世界共同發展和合作共贏之路，這才是“一帶一路”真正的落腳點和著力點。

第三篇：不應回避的青春期性教育

不應回避的青春期性教育

日前，一項針對北京、長沙、成都地區高校大學生的“性與生殖健康狀況”調查報告出爐，調查的結果折射出一個令人擔憂的現象：在高校學生性觀念日益解放、性行為增多的同時，他們對避孕知識的掌握卻遠遠不夠。調查數據顯示，14.4%的未婚女生承認發生過性行為，首次性行為中僅有47%的學生采取了避孕措施，有過性行為的學生中有四分之一以上做過人流。調查報告的上述數據顯示了一個不可回避的事實：青春期性教育的滯后和缺失，給年輕女性帶來的巨大身體傷害。據市計生服務站的生殖保健醫師介紹說，現在就診的不孕不育患者中，有一部分是由于早孕又多次流產引起的，一些人流產后會出現月經紊亂或發生宮頸宮腔粘連及術后感染導致盆腔輸卵管阻塞，引起不孕。

為從源頭上規范一些民營醫療機構使用終止妊娠藥物的行為，去年4月到11月市人口計生委牽頭公安、食品藥品監管、工商、質檢等部門開展了全市計劃生育藥械市場專項整治行動，通過整治發現了一些問題，特別是當前終止妊娠服務市場需求量大，卻魚龍混雜的局面亟需引起重視，“現在的孩子發育早，但是性健康教育明顯不足，過早的性行為極易給孩子帶來身心的巨大傷害?！笔腥丝谟嬌萍伎曝撠熑瞬粺o擔憂，他認為，加強青少年的性健康教育迫在眉睫，科學、健康的性教育應解決好兩個根本問題：一是通過學校教育、父母引導等正規渠道，讓他們了解必要的性知識，從而減輕精神負擔；二是教會他們正確對待性問題，加強自我保護意識，培養良好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性心理，積極預防性病的傳播。

2007年市人口計生委曾向全市各普通中學配發由省人口計生委和省教育廳聯合編印的《中學生性健康教育輔助讀本》，這本教學輔助書的內容收集了我省青少年健康教育工作者在長期實踐中整理歸納的典型案例，針對廣大中學生在青春期中遇到的各種不解和困惑進行解答，是各中學開設青春期健康教育課程、講座以及開展學生心理咨詢輔導的很好參考工具。但實際實施情況是，這本書在配發之初就被多數中學束之高閣，早已被遺漏在一旁。“我們沒見過《中學生性健康教育輔助讀本》?！备骺h（市、區）人口計生局在對有關中學的調查了解中，幾乎所有調查了解到的中學生都表示沒聽說過有這本書，絕大多數學校也沒開展與性健康相關的課程。

為什么中學生性健康教育進行不下去呢？綜合各方情況反映如下，首先是學校面對家長的壓力，多數家長認為沒有必要給孩子傳授性知識，甚至明確表示反對，“做什么性健康教育，本來孩子不知道，一講就什么都知道了，多不好。”12歲孩子的母親陳女士代表了許多家長的內心想法。學校不知如何把握尺度，因此遲遲不能開課；其次，許多學校由于應試教育的壓力，根本無暇顧及開設青春期性教育課程，不僅課程設臵不到位，連兼職老師也沒有；第三是經費等工作因素影響，2007年全市下發的《中學生性健康教育輔助讀本》計800本，是作為各中學的教學母本，需要教育部門擴大印刷數量，讓學生們人手一書，但實際情況根本就做不到；第四，個別縣（市）人口計生部門不夠負責，遲遲沒有將市里配發的讀本分發給當地中學。

中學生究竟需不需要性健康教育？省人口計生委去年曾委托福建師大社會學系相關課題組，對師大等我省8所院校在校生進行青春健康狀況定量調查。調查表明，四分之三的調查對象知

道至少一種以上避孕方法名稱，而且年級越高，知道的方法種類也越多；學生們在討論性話題時，多是向知心朋友們述說，學生與老師的聯系一般只限于學習生活，在性生理、心理知識及價值觀的引導上，老師一般沒有發揮相應的作用。有一半的學生認為在初中階段就應接受性教育，近26%的學生認為在小學階段就應該接受這方面的教育。幾乎所有接受調查的學生都希望在性生理、心理知識及性道德培養和建立上得到相應的教育。

在西方發達國家，性教育被定位為人格教育，從小學到高中，每個學生都要接受大約120學時的性教育課程，內容包括性知識、性道德、與性有關的價值觀等。反觀我國，“談性色變”的現狀依舊沒有改變，在學校和家長眼里“性”依然是一個忌諱的字眼。不論是中學生，還是大學生，大都反映說學校僅有的性教育在于幾節生理衛生課，老師有時還會讓學生自己翻書自學。由于學校和家庭在青春期性教育中并未起到主導作用，使得中學生容易接觸社會、書刊、網絡上的一些良莠不齊的性知識內容，以至讓歪門邪道的性教唆“捷足先登”。由于接受的性教育滯后甚至缺失，一些吞下人流苦果的情侶首次接受較完整的性知識，往往是在醫院婦產科里，這就形成了一個尷尬現象：醫院婦產科醫生額外承擔了很多本該由學校和家庭承擔的職責，婦產科大夫們戲稱自己不知不覺中扮演了青春期性教育“補課老師”的角色。

學校作為青春期性教育的主要陣地，應該負起對學生進行性教育的責任，家長們也應該改變傳統觀念，不要再采取“鴕鳥政策”，真正用愛心去關懷孩子，體會孩子的客觀需要，對孩子進行適度引導和干預。通過學校和家庭的共同努力，使孩子們了解人體的奇妙，掌握正確的性知識、性觀念、性道德，學習性別平等和兩性交往中的尊重、責任概念，為成人后的婚姻和育兒做好

準備。要讓中學生知道，為了將來的幸福，必須集中精力從心智、身體諸方面為一生打好基礎，早戀、性愛都是不宜涉入的領地。

（寧德市人口計生委張真曉）

第四篇：中國建筑史不應回避傳統文化[小編推薦]

中國建筑史不應回避傳統文化

河北建筑工程學院建筑系--方緒明 劉霄峰 張文海

[提要]本丈提出對中國傳統建筑的研究不能只從現代建筑的理論和觀點出發，還應從傳統文化的角度去解讀，文中引用部分事實論證了傳統建筑中的文化現象和傳統文化對建筑的影響，指出了有關中國建筑史論著和建筑教育中的一些缺憾。

關鍵詞：傳統 建筑 歷史文化 建筑是歷史的紀念碑，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的傳統建筑就是一部凝固的史書，它集中國傳統的政治、經濟、文化、哲學、倫理觀念、科學技術等為一體。更確切地說，中國傳統文化的理念在傳統建筑中得到了充分的運用。筆者認為研究傳統建筑不能只從現代建筑的觀點和理論出發，還須從傳統文化的角度去理解、分析和體味，即從現代與傳統兩個不同的層面去解讀，才能獲得較為滿意的答案。

一、傳統文化是研究中國傳統建筑的切入點

權威的《中國建筑史》教科書和《中國古代建筑史》(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中國古代建筑技術史》(科學出版杜)等有關傳統建筑的論著都是以大量的史實論述中國傳統建筑的發展成就，并從建筑造型、軸線序列、空間層次、藝術和技術等方面加以研究、分析，都是以現代甚至當代建筑的觀點和文化理念為基點，可以說用這種方法只能揭示傳統建筑的一個方面，或者說只是研究了傳統建筑的外部特征，而沒有挖掘其深層的文化內涵，包括《華夏意匠》(香港華風書局)也沒有把傳統建筑與傳統文化的關系說得很清楚，其原因就是忽略了傳統文化。這種研究方法有其特殊的社會背景，在一段時期傳統文化一度被視為禁區，更甚者被作為“牛鬼蛇神”加以批判，人們不敢接近。現在我們看到的有關中國建筑歷史方面的書籍，包括權威性的論著都成書于這個時期。而今，中國傳統文化越來越受到重視，京劇、中醫藥等都被視為國粹，中國傳統建筑作為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和載體，理應全面、客觀、系統地去研究和分析，如果用傳統文化的觀點來解讀傳統建筑，會使許多用現代建筑的觀點無法解釋的現象找到答案，筆者認為研究傳統建筑不應回避傳統文化，“中國建筑史”應補上這一缺憾，才算完美。眾所周知，中國傳統建筑經歷了一個封閉而穩定的發展過程，自成體系，一脈相傳，一成不變，原因是在其發展過程中有特定文化背景的制約。事實上，中國傳統建筑同傳統文化一樣都是緩慢而逐步成熟的。以易學、五行學說、儒學、道學、地理學、天文學等為經典的相關學科，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宇宙觀和科學觀，一旦成熟就成為一種具有很強約束力和滲透力的規范，如《考工記》的營國制度、皇宮及居住建筑的規劃布局等等。這種規范不僅制約著中國傳統建筑的發展和演變，而且也制約著戲劇、服裝、繪畫、醫藥等學科的發展。同時傳統建筑的保存、延續、傳播又豐富了傳統文化，二者緊密地結合和互相影響著，所以研究傳統建筑應從傳統文化上找切入點。

二、傳統建筑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具體體現

中華幾千年的文明史孕育了燦爛的文化，構筑了精美的建筑體系，從北京四合院、閩南的圓樓、云南的一顆印住宅、河南和陜西的窯洞住宅等到都城的規劃、宮殿的布局、皇室貴胄達官顯貴的陵寢等，無不是中國傳統文化浸潤的結果，筆者僅從五行學說、易學在傳統建筑中的運用試圖闡述中國傳統文化對傳統建筑的影響。

(一)五行學說的運用 中國古代的木構架建筑，獨樹一幟，自成體系，從它的產生、發展到完善、成熟，最后達到了盡善盡美、爐火純青，可以說在現代建筑出現以前一直擔負著中華民族的居住、宗教活動、行政執法、商業貿易等的空間需求。而且它還是一個不破壞環境，而為環境增色的綠色建筑體系，這一點是西方古代建筑和現代建筑無法比擬的。那么中國傳統建筑為什么采用木頭作為主要建筑材料?通常的解釋都是找些客觀原因來說明問題。如劉致平所說的“中原等黃土地區，多木材而少佳石，所以石建筑甚少”。徐敬直的看法是：“因為人民的生計基本上依靠農業，經濟水平很低，因此盡管木結構房屋很易燃燒，二十多個世紀來仍然極力保留作為普遍使用的建筑方法”，這樣的解釋似乎有些勉強。試想，西方國家在生產力低下的各種社會形態里，他們的國力不比中國強盛，更何況他們大量的住宅建筑也用木頭。侯幼彬教授用綜合推力的理論解釋是“多因子合力作用的結果”，可概括為木結構的起源成因、因襲繼承、合理優越、持續遠用，即多方面諸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如果運用五行學說去解析這一歷史現象，就會客觀、全面得多了。五行即木、火、土、金、水五種物質，中國古代認為這五種常見的物質是構成世界萬物的元素，說明了宇宙萬物的起源和變化，這種觀念包含著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五行學說認為，木為組成五行的要素之一，出于土地，入于陽光，生生不息，乃自然生命力旺盛之象征，它承天之雨露，向陽而長，乘地之養育，入陰而生。即陰陽合和之產物，采用這種材料，是最為合理的選擇，乃理性主義哲學思想的必然結果。五行中五氣之木氣代表四季之春天。木氣屬陽，是人生少年，是出生、生長和統一的象征。中國人認為，人為萬物之靈、天地造化之首，而建筑為人所居，乃天地陰陽相聚之處，即陰陽之樞紐。故而建筑須得天地之氣(道法自然)，選用木頭為主要建筑材料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那么中國傳統建筑為什么不用石頭作為主要建筑材料?因為質地好的石頭大都產自環境優美的名山，中華民族是一個熱愛大自然的民族，中國人的建筑觀是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為環境增色而不是去破壞它。在中國人眼中大自然的一切都有靈，即萬物有靈學說，破壞它就意味著對人類不利和帶來災難，如認為山脈即為龍脈，開山采石頭就會切斷龍脈，不利于子孫后代的發展。表面上看是帶有迷信色彩，無科學依據。但實際上到處亂開亂采就會破壞植被，造成水土流失，貽害無窮。石頭開采后不會再生，而木頭砍伐之后則可以再生，所以中國建筑少用石頭而多用木頭的現象就不難解釋了。五行還代表方位、顏色和數字(源于河圖)，東方屬木為青色對應的數字為三和

八、西方屬金為白色對應的數字為四和

九、南方屬火為赤色對應的數字為二和

七、北方屬水為黑色對應的數字為一和

六、中央屬土為黃色對應的數字為五和十。紫禁城是中國古代宮殿建筑的典型，更是中國傳統建筑的精華和杰出代表，其整體規劃布局就暗合了五行學說的規律。一種脫離傳統文化的錯誤說法是：紫禁城中央三大殿的臺基是工字形或倒土字形。這種說法顯然是一種表面的附會，實際上從五行學說上講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土”字，作為北京城和紫禁城的中心，這個土字形，絕非偶然，也并非建筑型制問題，因為我國古代的地圖方位與今天地圖的方位正好相反是上南下北，看起來正好是一個“土”字，在河圖、洛書九宮中，中央(中宮)也均為五屬土。土為中，象征權力，表達了居中不偏、不正不威，統治階級至高無尚，這就是“必居中土”的道理。紫禁城建筑為什么用黃色琉璃瓦、白色臺基、紅色宮墻、青綠點金彩畫和紅色柱子?用現代建筑的理論解釋是，黃色和紅色、白色、青色、綠色和金色這些顏色相互配合最易表達金碧輝煌這一皇宮建筑的主題。其實，這也是五行所代表顏色的體現，土為中，代表色為黃色，最為高貴，所以琉璃瓦用黃色，皇帝穿的龍袍為黃色也是一樣的道理，其余白、青、黑、赤也為五行所代表的顏色為正色，等級最高。這些現象說明傳統文化和建筑美是并行不悖的，或者說傳統文化是建筑的美學根基。紫禁城內文淵閣是一個很特殊的建筑形式，是仿寧波“天一閣”型制而建造。因為它是一個圖書館，在功能和技術上極具特殊性，所以沒有套用通用模式，而是采用六開間、二層、黑色琉璃瓦、前臨水池的做法，這正是取意《易·大衍》：“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層數為二，為陰數，黑色五行為水。不難看出重點體現一個‘水”字，從建筑設計構思上符合圖書館怕火，消防第一的重要主題，而實際功能也非常便于藏書和閱覽，主題和功能處理的和諧、恰當。還有一個不大引起注意的問題，北京城的皇城為什么不是一個完整的正方形，而是在西南角缺了一個口?《中國建筑史》只說明了“北京城的布局以皇城為中心?；食瞧矫娉刹灰巹t的方形，位于全城南北中軸線上”。為什么不規則呢?是做不到或疏惑大意嗎?當然不是，它是人為的。表面上看似乎是照顧南海，可又很局促。從五行學說中的相生原理(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和八卦方位上分析，在相生相克圖上惟獨在東南角上沒有相生相克關系，而在后天八卦方位上的西南方也是最不好的位置，為坤方(絕命)，作為皇宮建筑這當然是最大的忌諱。

(二)易學的運用 明清北京城的平面形狀為什么是凸字形，外城為什么只建了一部分，《中國建筑史》教科書和其它有關著述的解釋是“由于當時財力不足，只把城南天壇、先農壇及稠密的居民區包圍起來，而西北東三面的外城沒有繼續修筑，于是北京的城墻就成了凸字形。”這樣的解釋表面看是乎很有道理，但仔細看，照這樣的說法東西兩邊的內城和外城似乎離的太近了，不足600米，顯然匠師們是不會這樣規劃的。若用易學解釋，按洛書九宮圖，上南為

九、為乾、為陽、為天，下北為

一、為坤、為陰、為地，北京城正是乾天包坤地的格局。且外城南城墻向內呈緩弧形，符合易學中的南為天，內城北城墻為直線，符合易學中的北為地，即古代的“天圓地方”之說的象征。外城東南角凸出，按先天八卦之方位為“兌”，為澤，故補之。內城西北角切去一角，因西北系“艮”位，為山，故切之，這絕不是無道理的隨意或測量技術所致。再者北京城的城門數也符合“河圖”南

七、北六之數，南城為陽，開七座門，且正南向為三座，北城為陰，開六座門，正北向為兩座，非常巧妙。所以，應該說整個北京城的規劃是一個很嚴格遵守傳統文化的杰作，是建筑美與環境美的真正結合。其美學根基正是傳統文化中“易學”的運用。從構圖看，比元大都、長安、洛陽城(過分規矩方正而顯得呆板)都美的多。紫禁城平面布局采用前三殿、后三宮、東六宮、西六宮的布局模式不僅僅是一個平面構圖和布局問題，在易學中乾屬陽為男代表皇帝，其符號為三(前三殿、后三宮)，坤屬陰為女代表皇后，其符號為三三(東六宮、西六宮)，二者相互組合很巧妙地解決了平面布局和陰陽平衡問題。而且乾坤又代表天地，寓意天地定位、天地人三才和諧合一。東西六宮之和為十二象征一天十二時辰、一年十二個月和十二地支，東西五所又暗合十天干，日精門、月華門代表日月之精華。左文華殿右武英殿代表著左文右武，北神武門是玄武神的所在地居北方是紫禁城的保護神。整個紫禁城平面布局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宇宙模式的體現。北京四合院為什么采用內外院布局、大門在東南方、廁所在西南方?現在來看這種布局方式功能合理、尺度合宜、環境宜人、藝術含蓄，很適宜于人居住，是中國人民長期居住和營造經驗的總結。用傳統文化解釋，它是封建禮儀、倫理觀念(尊卑有序、男女內外有別??)的體現，門之方位就是后天八卦東南方之巽方，代表著生氣，意即太陽升起的方向，生氣勃勃，清早出門迎著陽光，心情舒暢，西南方為坤方，代表著絕命，太陽落山的方位，象征著消沉與黑暗。所以北京四合院是千百年來傳統文化的濃縮與結晶。中國古代建筑的間數除個別建筑形式(廁所為兩間)外為什么均為單數(在易學未成熟時期的商周時代為雙數)，即三、五、七、九間，進深也為三、五、七、九架?顯然全是陽數，因為為人居住、生活，為“陽宅”，所以不能有偶數(陰數)，九為陽數之最，所以最大的殿是九間。從現代建筑的觀點去看這樣限制了建筑的規?！舱莆樟艘粋€度，不同于今天超大規模的建筑有時不顧環境)。同樣我們還可以解釋《考工記·匠人)的“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九為分，九卿治之?！焙汀抖Y記》的“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边@時三、五、七、九全是陽數，雖不一定切合實際，但作為一種模式體現了傳統文化理念。任何體系的建筑都是植根于相應的文明，中國傳統建筑的設計內涵離不開傳統文化，文化又借建筑得以豐富。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包羅萬象，以其獨特的形式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幾千年來一直影響著中華民族的各個領域，指導著各個學科的發展，所以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土生土長的、樸素的、完全不同于西方及現代科學的一支獨特的科學體系，試圖用現代科學去完全破解它是很困難的，其神秘的原因也在于此，中國傳統建筑也不僅僅是以獨特的外觀形式和豐富的空間形態著名于世，更重要的是它豐富而深刻的文化內涵。當今的一些中國建筑為什么遠遠比不上傳統建筑那么精湛，從某方面講講其原因就是脫離文化、沒有文化底蘊，同樣我們的建筑教育也是就建筑論建筑(香港及歐美國家不是)，表面上與建筑無關的領域很少去涉及，這也是一個讓人擔憂的問題。如何繼承和發展中國建筑的優良傳統，創造出具有時代特色的建筑形式，是每一個中國建筑師都在關心的問題，似乎還得從傳統文化、哲學理念找突破口。值得提出的是，不應把有關傳統建筑與文化的所有問題都囊括在風水范疇之內，也不應該單單認為建筑文化就是風水，這是一個誤區，風水學說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部分應用，是建筑文化中的一種現象。在我們中國傳統建筑里，有關傳統文化的問題貫穿于始末。如北京城的中軸線長正好十五華里，天壇以

九、地壇以六的營造數理等等。限于本人學識不能一一論證，文中所議也僅為一孔之見，正確與否，敬請同仁賜教。

參考文獻

1、《中國建筑史》(新一版)《中國建筑史》編寫組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

2、《中國古代建筑史》(第二版)劉噸楨主編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

3、《中國建筑美學》侯幼彬著黑龍江科學技術出版社

4、《華夏意匠》李允鉌著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

5、中國建筑的哲理內涵李先逵《古建園林技術》1991.2.3

6、中國古代哲學與古城規劃吳慶洲《建筑學報》1995.8

7、《易學與建筑》韓增祿著沈陽出版社

8、《中國古代建筑與周易哲學》程建軍著吉林教育出版社

9、風水大游年理論辨析何俊

第五篇：產業集群研究不應忽視的問題

產業集群研究不應忽視的問題

我很贊賞東方網友的觀點，產業群的發展一般來講確實是需要一些基礎，和一些自發的規模示范存在。但是我覺得產業的發展到現在已經不單單只有地中海紡織模式一種。面對當今競爭越來越激烈的產業發展趨勢，我們不能只是坐等自發的產生之后再來進行相關產業的集群化發展，畢竟在這個一日千里的社 會，誰先抓住機會，創造條件，做好相關集群的支持系統，那么，越過相關的產業自發階段而直接進入高級產業集群階段，我想這樣應該更加的符合現在的發展節奏。對于一些落后地區以及民營經 發展，其后發發展戰略若能作好相關支持系統的建設和構架，那么，就可以不要經過自發階段而直接進入集群化，規模化階段。并且，由于越過了自發階段，在后來的發展過程之中還可以避免自發階段的后遺癥所帶來的阻礙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