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現當代臺灣問題 1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

現當代臺灣問題 1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重寫臺灣現、當代文學史

２００５年第１期《世界華文文學論壇》上發表了趙遐秋的文章《當前大陸學界臺灣文學研究與教學中的幾個問題》。文章指出：對史實描述與闡釋的錯誤、對某些史實的意義不夠重視、重要史實被遺漏、對當下復雜文學現象研究的空白、原有的臺灣現當代文學史整體性的框架的陳舊過時，充滿錯誤和疏漏是當前學界臺灣文學研究與教學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現摘要如下。——編者

我們以往的研究成果里，對于最近這２０來年的臺灣文壇上的“統”、“獨”之爭，還是一片空白。本來，２０世紀７０年代的臺灣鄉土文學論戰中，隨著論爭的深入發展和復雜深化，就有了強烈的“中國指向”。現在，彈指間，２０多年過去，環顧今日之臺灣，人們不能不面對的現實，如同陳映真所說：“７０年代論爭所欲解決的問題，不但沒有得到解決，反而迎來了全面反動、全面倒退和全面保守的局面。”從８０年代開始，臺灣興起了“全面反中國、分離主義的文化、政治和文學論述”。在李登輝、陳水扁的政治“臺獨”的支持下，不僅葉石濤、張良澤、彭瑞金、陳芳明等人２０余年間一直頑固地鼓吹“文學臺獨”，而且還在年輕的文學研究者中找到了后繼者。連當年主張中國意識的人如王拓也轉向了。光是在１９９５年，葉石濤在高雄《臺灣新聞報》的“西子灣”副刊上，就狂妄地鼓吹：“臺灣人??不是中國人，臺灣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臺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臺灣和中國是兩個不同的國家，制度不同、生活觀念不同、歷史境遇和文化內容迥然相異”，“不論是戰前或戰后，不能以臺灣文學的創作語文來界定臺灣文學是屬于中國或日本文學；這好比是以英文創作的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等國的文學不是英國文學的亞流一樣的道理。同樣的，新加坡的華文文學也就是新加坡文學，而不是中國文學”，“臺灣新文學是獨立自主的文學”，“中國文學與日本、英、美、歐洲文學一樣，是屬于外國文學的”，“中國文學對臺灣人而言，是??外國文學”，“隨著臺灣歷史的改變，有一天，臺灣文學的創作語文一定會以各種族的母語為主才對，這取決于臺灣人自主的確立與否”。不僅是言論，這些年，“文學臺獨”勢力還在臺灣當局的支持下搞了許多的活動，比如，他們公然為“皇民文學”翻案，公然扭曲“臺語”的性質炮制所謂的“臺語文學”，還公然在大學里組建“臺灣文學系”和“臺灣文學研究所”，并且構建“獨立”的“臺灣文學史”的體系，等等，一時之間，弄得烏煙瘴氣。

大陸學界原有的臺灣現當代文學史的建構需要有一個徹底的反思。即使是對一些作家作品的評價，也必然會在全新視角的關照下發生變化，需要重新進行價值判斷。這就給我們提出了一個誰也回避不了的問題：重寫臺灣現、當代文學史！

關于日據時期臺灣文學研究的思考 【摘 要 題】臺港澳與海外華人文學研究

無論如何，近10來年應該是兩岸關于日據時期臺灣文學研究自開展以來最重要的發展階段之一。一方面，研究觀念和學術環境的變化，使臺灣文學的研究得以不斷推進；另一方面，以往未曾徹底解決的問題，也一再浮出水面，甚至有不斷擴大的趨勢，如果忽視這些一再重臨的問題，那我們的研究將不可避免地不斷重臨研究的起點。有時我甚至懷疑，是否存在從一個固定的視點和高度進行這種評價的可能和必要？盡管如此，類似的嘗試一直是我想進行的。因為它至少可以造成一種對話的氛圍，而“對話”也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學術研究和批評所能采取的最好方式。不過，本文并不打算進行一般性的海峽兩岸關于日據時期臺灣文學研究的現象描述，而只是試圖談談我們在研究中不得不一再重臨的問題。

毋庸諱言，近十年的臺灣關于日據時期臺灣文學的研究并不是在一個相當高的層次上獲得起點的，大部分研究者十幾年前寫下的東西今天有不少已不忍卒讀。這也部分地解釋了近十年來海峽彼岸關于日據時期臺灣文學的研究的發展何以如此迅捷、如此激烈的原因，當然，臺灣文學研究之所以成為臺灣當下的一門“顯學”，與臺灣當局竭力推進的“去中國化”和“漸進臺獨”的主張有著更為直接與密切的關系。

許多論者曾用多元化來把握近十年兩岸臺灣文學研究的主要特色。此一類說法大致不錯。但是，假如這種把握不是基于對目前研究現狀盡可能客觀與公正的把握，而只是以賣弄個人才學或炫耀理論的新潮，那么，這樣的研究存在的價值就需要斟酌。對于臺灣文學，特別是關于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研究，說實在的，大陸的臺灣文學研究界對此關注得還很不夠，雖然也有一些大陸學者一再呼吁加強對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研究，事實上卻效果不彰。在臺灣當局竭力推進“去中國化”和“漸進臺獨”主張的現實境遇中，在臺灣日據時期臺灣文學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被綁上了政治戰車。然而，作為海峽兩岸的臺灣文學研究者來說，研究日據時期的臺灣文學，不僅可以重新認識它的特殊文學意義和歷史價值，而且可以幫助臺灣人民擺脫殖民地的創傷。恰如臺灣學者王曉波所言，雖然“今天臺灣已不再是日本殖民地了，這種‘殖民地的傷痕’必須平復，而不能沉溺于嗜痂成癖之中，溫習這段殖民時代的歷史，應該是有利于我們走出殖民地的陰影才是”。①

海峽兩岸半個多世紀的人為隔絕所造成的歷史斷裂、理想幻滅和價值混亂的危機始終是一個最重要的精神背景，因此新的研究意識的形成和確立不可能不是一個充滿矛盾、沖突、曲折和反復的過程。事實上，無論是標榜什么“主義”，都必須面臨實踐的檢驗和現實的制約。在這方面，近十年臺灣文學研究中出現的一些重大現象是意味深長的。譬如所謂的“臺灣意識和中國意識的論爭”、關于“皇民文學”的論爭以及臺灣文學的本土化運動的倡導等，之所以引起了那么多的注意，不能不說是與海峽兩岸的政治現實有密切的關系。如果考慮到這些不斷重臨的問題中所蘊藏著的重大歷史真相，問題的嚴重性就更加突出了。因為每當臺灣文學的本土化敘述開始喧囂塵甚的時候，文學中的“中國意識”和“臺灣意識”就成了炒作的政治議題，如何公正、客觀地詮釋這一議題，就成了研究者需要直接面對的政治問題，而研究也無可避免地帶上了“有色”的眼鏡。為此我們不得不上溯至日據時期的臺灣文學界的幾次文化與文學論爭運動，只有尊重性地回歸那一段歷史，才能揭示出問題的癥結所在。

一、臺灣文學的鄉土主流

事實上，日據時期的臺灣文學界為了抵抗日本文化殖民的壓力，確實曾掀起過關于“臺灣話文運動”并進行過“鄉土文學”的論爭。而且不論是“臺灣話文運動”，還是“鄉土文學”口號的提出，都是臺灣新文學動員期白話文運動的繼續和深入。他們指出臺灣是中國的一環，臺灣和中國是永久不能脫離關系的，所以反對另立臺灣特殊的地方性文化。這些意見是值得重視的。特別是日據時期，“鄉土”二字在臺灣人心目中有著特殊的含義；強調鄉土，本身就含有抵制外來奴役之意。事實上，不只日據時期，即便戰后，鄉土文學也依然是臺灣文學的一股主要潮流。如果我們理清了這一段時期的文學歷史的真相，那么對于今天某些人企圖利用“臺灣文學本土化”做政治文章的用心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這些一再重臨的問題，在今天之所以成為人們關注焦點之一，與某些研究者在現在時的政治意義上使用這些史料不無關系，尤為令人感到惋惜的是，某些臺灣研究者甚至拒絕相信曾經有過的事實，故意將史料進行斷章取義的引用。當然我們不能僅僅從政治現實層面來探討這些問題，更需要從歷史和學術獨立的層面來進行思考。臺灣歷史上確實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中成為受害者，故而某些臺灣學者的本土敘述就充滿了悲情的意味，甚至可以說積怨、遷怒于歷史環境和某些個人(譬如蔣氏父子的威權統治)已經成了某些研究者的一條習慣思路。他們人為截斷了大陸同一時期也遭受了苦難的情況，處處凸顯出一種控訴的意味，企圖利用所謂的“本土化”和“去中國化”方式，截斷海峽兩岸的民族文化聯系，企圖將臺灣憑空打造成一個不存在的“民族國家想像的共同體”。

二、“為人生”的寫實主義

毋庸諱言，海峽兩岸分隔近一個世紀之久的浩劫確實給研究者造成了不少困擾。但歷史從來沒有、也不可能被割斷，民族文化傳統也不會因為簡單的“去中國化”而被截流。事實上，自1895年清政府被迫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時起，日本帝國主義占據和統治臺灣的這半個世紀，可謂是一個社會大動蕩的年代，堪稱“亂世”。臺灣本是中國的一部分，它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都與閩、粵兩省有著緊密關系，大多數的臺灣居民本為這兩地的移民。日本據臺之初，即竭盡全力切斷此關系，以使臺灣人民徹底歸附于他們。到了中期以后，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已經走上了軌道，其“統治力”遍及臺灣的每一個角落，可是臺灣和祖國大陸的關系仍然無法被完全切斷。

從上個世紀20年代在五四新文學影響下，臺灣地區亦掀起了一場波瀾壯闊的新文學運動。由于臺灣新文學是在日本帝國主義占據和統治的特定歷史條件下發生和發展的，因此，從它誕生之日起，就遵循著“為人生”的寫實主義原則，這是臺灣特殊的社會環境決定的。由于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嚴酷環境的限制，以及與祖國大陸一衣帶水的深厚文化淵源，決定了臺灣文化的另一種氣質和氛圍，表現在日據時期的臺灣新文學中的，便是對“原鄉”的眷戀之情和對民族文化傳統的不屈堅守。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下，臺灣的新文學運動史，每一頁都充滿著血和淚。廣大臺灣作家，用自己的血和淚，創作出了一系列反映臺灣同胞苦難生活，啟蒙民眾鏟除封建桎梏，反抗日本帝國主義殖民侵略，洋溢著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愛國主義精神的優秀文學作品。

可以說，在1945年以前的“臺灣作家的作品里，是充滿著社會意識的，很少逃避現實，遁入虛妄的王國里。大多數的作品，所描寫的是窮苦、樸實的農民，和他們在剝削下的生活，或者日本警察的暴虐嘴臉，御用紳士、走狗的面目等等殖民地現象。大多數的臺灣作家都能將自我的價值歸結到社會大眾上，社會的災難就是個人的災難，周圍人民的不幸就是個人的不幸，借著作品表達對現實社會、政治的抗議精神，或是對不可抗拒之外加災禍的剛毅的隱忍精神。”② 譬如臺灣文學的先驅者賴和、吳濁流等人，就在他們創作的小說中，表達了用本民族的文化來同異族殖民者的文化進行抗爭的堅定意識。賴和的小說《一桿“稱仔”》，通過對日本殖民當局頒布的“度量衡制度”和“警察制度”虛偽性的無情揭露，徹底瓦解與消泯了日本殖民者在臺灣建立的所謂“現代國家”的神話。吳濁流在隱秘狀態下創作的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則傾訴了臺灣人民沒有家園，到處被放逐的“歷史孤兒”心態，滲透著強烈的悲憤。“不但寫盡了臺灣社會的諸樣相，道出了臺灣人的悲歡離合、迂回曲折的命運，有瑰麗的鄉土色彩，而且更進一步地指出了臺灣人民的意愿、應走的路、未來的命運。”③ 這些事實充分說明了日據時期臺灣作家的新文學創作與同一時期祖國大陸反帝反封建文學一脈相承，也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神圣組成部分之一。然而令人感到遺憾的是，現今某些關于日據時期臺灣文學的研究卻成了一種效應研究，不再尊重歷史，成了一種注定要在政治要求中不斷變換的“研究”。(責任編輯：書客)

論今年的臺灣問題與中美關系

2002年12月14日 14:04

今年是臺灣問題風浪迭起的一年﹐也是臺灣問題的復雜性和變動性昭然若揭的一年。“臺獨”意圖經久不消﹑并且不時變本加厲的臺灣當局在“謀獨”方向上邁出了非常引人注目和極其嚴重反響的兩大步﹐那就是

（一）今年三月臺灣“國防部長”湯曜明公然赴美﹐同美國五角大樓領導人進行軍事會談﹐由此將一九九七年秘密開始的﹑中美建交后中斷多年的美臺直接軍事合作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二）以“漸進式臺獨”戰略著稱的陳水扁今年八月公然拋出“一邊一國”論﹐宣稱臺灣是“主權獨立國家”﹐“臺灣與對岸中國一邊一國”﹐而且用較之一九九九年“臺獨”教父李登輝的“特殊兩國”論遠為明目張膽的方式﹐首次叫囂和敦促通過島內“公民投票”來決定臺灣的“前途﹑命運和現狀”。

美國政府表示反“臺獨”

陳水扁當局的這兩大舉動﹐連同它的其它一些影響較小但性質雷同的行為﹐在相當大程度上反映了去年的一系列事態對“臺獨勢力”的激勵作用﹐或者說形勢判斷塑造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美關系的間歇性嚴重緊張﹐尤其“九一一”事件后美國布什政府近乎達到極致的對外政策態勢強硬化﹑單邊化甚至黷武化傾向﹐外加去年底“立法院”選舉顯示和加劇的民進黨島內政治優勢。

然而事情很快證明﹐臺灣問題上的形勢遠不像陳水扁等人斷定或揣測的那般美妙。去年五月底﹐美國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威茲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我們反對臺灣獨立”。

正如一名西方記者在報道此事時指出的那樣﹐沃爾福威茲在此使用的是美國政府“迄今為止最有力的語言”。換言之﹐美臺軍事合作的這位主要設計者和貫徹者之一﹑被普遍認為布什政府內部尤其親臺的五角大樓領導實際上是奉最高決策者之命﹐最明確﹑最干脆地告誡陳水扁﹕“臺獨”有害于美國至關緊要的國家利益﹐美國決不是“臺獨勢力”可以隨便使用的“空白支票”。同樣﹐陳水扁發表“一邊一國”論和臺灣“公投”說之后不足半個月﹐專門前去探測華盛頓方面如何反應的“陸委會”主任蔡英文受了美國政府高層官員一頓訓斥。用一位多少知悉內情的“立法院”委員透露的話說﹐是美國政府對陳水扁的這項舉動“相當不高興”。

十月二十五日﹐布什總統在其克勞福德牧場同江澤民主席會談后立即公開表示﹐美國政府堅持一個中國政策﹐這“包括表明我們不支持（臺灣）獨立”。實際上﹐布什在同江澤民的不公開會談中講得更明確﹐那就是反復保證美國“反對臺灣獨立”。

親臺親獨輿論有所縮減

不僅如此﹐美國精英輿論的風向也出現了相應的變化﹕不少有比較重要的輿論和政策思想影響的美國知名人士撰文或演講﹐強調“臺獨”趨向惡性發展對美國利益包含的危險﹐告誡政府謹防在臺灣當局操縱下有朝一日為其火中取栗﹐指出過于親臺的政策會損害最為重要的反恐大局和對美國裨益多多的中美良性關系。相形之下﹐親臺親獨輿論有所縮減。

臺灣問題上的基本形勢同中美政治關系的基本狀況一向有著非常密切的互動聯系。很大程度上有如今年的臺灣問題﹐今年的中美政治關系也可以說是風浪迭起﹐再次顯著地表現出復雜和變動的特征。然而同先前的類似波動甚或震蕩相比﹐今年的變動起伏大概更有“峰回路轉”﹑柳暗花明的意味﹐使我們可以對未來一段較長時間的中美關系前景更有信心地懷抱絕對不失警覺﹑但確實比較樂觀的態度。

從“九一一”事件發生大致到今年三月湯曜明訪美﹐歸因于中國對世界政治變動和本國應有對策的“與時俱進”式的調整﹐加上異常嚴重的恐怖襲擊所導致的美國國家戰略首要目標變更﹐中美之間出現了以反恐合作為嶄新內容的局部新型關系﹐連同進一步增進和開發共同利益匯合點的潛在前景。然而﹐一系列其它因素相當嚴重地阻礙著中美關系的發展﹐其中特別是“九一一”事件以后美國近乎達到頂峰的霸權性優勢與強權政治﹑單邊主義態勢﹑包括由布什本人重申的“協防臺灣”意向和美國在“東突”問題上一度頑固堅持的反恐“雙重標準”。

與此同時﹐在與對美政策未來基本方向密切相關的﹑關于如何判斷世界政治形勢和中國安全環境的四大問題上﹐中國國內存在著相當顯著的爭論和困惑﹐或曰認識的不確定性﹐那就是“九一一”事件以后(１)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諸項目標的輕重緩急次序是否發生了變更﹖如果確有變更﹐那么是否只會是純粹短期的﹖(２)國際力量分布（特別是大國間力量對比）發生了怎樣的變化﹖(３)美國反恐戰爭的基本意圖是什么﹖如何準確地認識和判斷反恐與謀霸的關系﹖(４)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地緣政治處境和安全環境有怎樣的改變﹖同這些爭論和困惑相關﹐我們對美國反恐戰爭的心態﹑態度﹑政策和輿論基本正確﹐但也存在比較顯著的自相矛盾之處和“效果局部互相抵消”效應。

陳水扁拋出“一邊一國” 然后大致從湯曜明訪美開始﹐直到今年夏末為止﹐主要鑒于美臺軍事合作的惡性發展與美國政府在阿富汗戰爭勝利后變本加厲的霸權態勢和單邊主義﹐中國政府和公眾理所當然地深感不滿甚至憤怒﹐對美國反恐戰爭（尤其是其開始展示的“第二階段”）的真實意圖理所當然地大為懷疑。我們強烈地譴責了美臺軍事關系的強化﹐凌厲地批判了布什的“邪惡軸心”論和“先發制人打擊”信條﹐并且嚴厲抨擊了美國行政當局內部進行的“核態勢重新評估”和五角大樓“二零零二年中國軍事力量評估報告”。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和臺灣“公投”叫囂正是出籠于中美關系氣氛相對緊張的這個階段。

中美關系大幅度改善

隨后﹐中美關系進入了一個對大多數人來說（大概首先是對陳水扁和他為首的臺灣當局來說）出乎意料的急速和大幅度改善階段。由于中國政府戰略判斷的進一步優化和非同尋常地積極的外交作為﹐也由于美國政府對華態度和政策的顯著的局部改善﹐中美兩國就一系列先前久久未能解決的重要問題相當迅速地達成了具體協議或安排﹐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美國政府宣布“東突”為恐怖主義組織和中國政府發布導彈技術和生物兩用材料出口管制條例。此外﹐二零零一年四月中美撞機事件后一直中斷的兩軍交流得到恢復﹐中美反恐合作有進一步的發展﹐中美兩國皆為常任理事國的聯合國安理會一致通過關于伊拉克大規模毀傷性武器核查的決議﹐兩國還就促使朝鮮同核武器絕緣這一非常重大的問題進行了密切的協商。江澤民主席十月下旬訪美﹐同布什總統在其克勞福德家庭牧場進行了成功的會談﹐它對改善﹑鞏固和發展中美關系的重要意義已經﹑并將繼續表現出來。

中共十六大在美國絕大多數主流媒體上得到了大致積極的正面報道和評論﹐此類情況近年來并不多見。中美關系如此的顯著改善實際上構成了對“臺獨勢力”的重要打擊﹐而打擊“臺獨勢力”﹑阻止“臺獨”趨向自一九九五年以來一直躋身于最為至關緊要的中國國家利益之列。

對美政策的求實傾向

在此有必要談論十六大的對外政策﹑特別是對美政策精神。十六大報告對外政策部分重申中國“主張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主張國際政治民主化和發展模式多樣化”等歷來已久的基本價值取向和長遠立場﹐并且重申“世界多極化趨勢的發展給世界和平帶來了有利條件”這一同樣歷來已久的重大命題。它們除了具有其它重大的理論思想和政策涵義﹐還反映盡管中國的世界政治認識和國際關系思想近年來﹑特別是九十年代末以來有了多方面順應世界基本潮流的顯著的新變化﹐但對于美國獨家的過大國際權勢和由此難免的強權政治及單邊主義行為﹐依然保持一種在世界上許多國家和人民看來理所當然的不滿和長遠的和平漸進性變更愿望。然而更引人注意的是十六大報告在對外﹑特別是對美政策方面清晰地表現出來的溫和﹑審慎樂觀和求實傾向。或者說﹐在這些方向上的進展近三年多來相當明顯﹐而自“九一一”事件﹑尤其是今年夏末以來更是給人強烈的印象。兩大戰略決心并舉

結合近幾個月中國政府高度積極的對美外交作為來看﹐大概可以斷定中國領導人就堅持和發展溫和﹑審慎樂觀和求實的世界政治態勢和對美政策真正下了某種較長期的戰略決心﹐而其基本原因之一在于它們一般而言大有利于在臺灣問題上阻獨促統。但是﹐要全面體會十六大報告的對外政策精神﹐還要認真看關于國防建設和臺灣問題的部分﹐它們都同對外政策﹑特別是對美政策密切相關﹐其中很明確地宣布了至關緊要的兩點﹕

(１)一定要加速實現中國軍事力量的現當代化﹔

(２)決不容忍“臺獨”。這同樣是中國領導人的重大戰略決心﹐其重要性不亞于前一種決心。

這兩大戰略決心的并舉具有關鍵的國家大戰略意義﹐同過去相比很可能反映中國領導人在理順戰略目標﹑擺好戰略輕重緩急次序﹑實現戰略方向和戰略資源集中方面有了很重要的優化或改進﹐或者說有了重大創新。阻獨促統的最終偉大成功有了一項至關重要的大戰略思維或大戰略方針保障。

從一九九五年李登輝訪美直至當今﹐臺灣問題上的風風雨雨和起伏跌宕一次又一次地昭示我們﹕美國關于臺灣問題的根本政策一直是“不統﹑不獨﹑不戰”﹐不管它有時相對而言會較多地突出或側重于其中的那一兩個要素。這種政策的一個根本前提﹐在于美國的對華大戰略意向﹐那就是一方面對將會興起為大強國的中國構筑和維持長期的戰略防范﹐連同在一系列較具體問題上旨在迫使中國就范的政治壓力﹐乃至有時實行局部的﹑多半是間接的軍事威脅﹐另一方面維持和有所選擇地發展同中國的多方面交往﹐以滿足美國在全球和區域層次上一些重大的安全及外交需要﹐促進它在美中關系方面越來越重要的經貿利益﹐并且謀求按照美國的意向來影響甚而塑造中國長遠的國內政治﹑社會走向和基本國際行為方式。如此的大戰略意向的前一個方面﹐使得臺灣當局多少自信能夠長時間地以漸進式的“謀獨”活動為美國防范﹑甚而伺機阻滯中國真正強大提供重大幫助﹐從而維持和強化美國的同情﹑保護和支持﹐與此同時等待或促進它想象中的“急獨”機會。但是﹐對華大戰略意向的后一個方面同樣是基本的和經久的﹐它同有助臺灣當局“謀獨”拒統的前一大基本成分一起﹐影響和參與決定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并且限制和制約之。

在中美關系比較良好的時候﹐不能遺忘或低估前一個方面﹐中美關系比較緊張的時候﹐則不能遺忘或低估后一個方面。

美國對兩岸“平分秋色”﹖

鑒于（粗略地說）今年上半年布什政府的顯著親臺態勢與其夏末秋初以來對華態度的明顯良性變化﹐可以說今年這兩大方面及其政策表現相當罕見地“平分秋色”﹐或者如臺灣“中央社”十二月初的一篇英文文章所說﹐“二零零二年出現了美臺關系與美國和中國大陸關系同時加強的罕見現象”。這種情況是否會較長時間地延續下去﹖它是否意味著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政治地位和影響有所增強﹖臺灣當局會如何應對這種狀況﹖我們自己又應當如何應對﹖這些問題值得我們認真注意和思考。

七年多來臺灣問題的歷史同樣表明﹐美國政府在臺灣問題上一直有一項戰略前提﹐那就是（用美國總統的話說）美國反對臺灣海峽兩岸任一方“未遇挑釁”而急劇改變現狀。臺灣當局和“臺獨”勢力必須記住這一點﹐不要以為美國會冒中美戰爭的風險來支持臺灣宣布“獨立”。我們自己也需要記住這一點﹐因為這意味著只要不出現美國實際上相當嚴格地定義的﹑極少有可能發生的“最壞情況”（同樣用美國總統的話說﹐即大陸“未遇挑釁”而發動的對臺進攻）﹐便差不多絕對避免就臺灣問題同中國發生較大規模的軍事沖突﹐以致造成美軍的重大傷亡和全盤毀壞中美關系。即使是明顯地相對親臺的布什政府﹐至今為止也沒有改變這一戰略前提。這意味著﹐只要中國無疑地堅持“臺獨等于戰爭”這一根本決心和底線﹐“臺獨”勢力就不可能從美國獲得無條件縱容或支持﹐阻獨也就有了起碼的保證。

香港大公報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二、三、四日連載 作者時殷弘現任教中國人民大學

關于臺灣問題

劉宇夫

一、為何要解決臺灣問題

首先，自古以來臺灣就是中國的領土，島內大部分人的祖輩都是從大陸遷去的。在《開羅宣言》中，國際社會也確認了臺灣屬于中國這一事實。臺灣位置重要，為西北太平洋島弧的中心前沿地區；面積大，為我國第一大島；人口多，有兩千萬之眾。因此臺灣地區的局勢對我國全局影響深遠。

其次，臺灣問題是由于當初國共對峙造成的，這是中國的內事。但這卻使得西方反華勢力得以趁虛而入。一方面，它們長期對臺灣問題加以利用以求達到遏制中國的目的；另一方面，它們希望兩岸維持一種不戰不和的狀態以便它們從中漁利。也就是說，兩岸長期維持這種不戰不和的僵局是他們非常愿意看到的。而且，一旦臺灣問題遷延日久而未解決好則必將使我國政治、經濟、軍事安全乃至全方位都受此隱患的嚴重影響，這決非危言聳聽。

假如臺灣長期不回歸，一種情況是兩岸維持不戰不和、不獨不統的狀態；另一種則是臺灣獨立。第一，不戰不和的狀態不利于我國的發展與安全：一方面，反華勢力長期執此籌碼以遏制中國，在國際態勢上，中國就會處于被動的劣勢，中國的主權就被大打折扣，而且長期的被動還會導致連鎖反應，惡性循環，局勢就更不利于中國；另一方面，兩岸長期的分離不但導致我國經濟總量和綜合國力的削減，經濟和軍事還會被嚴重威脅，很多人因此反對修三峽和核電站恰能說明這一點；此外，臺灣作為西北太平洋島弧鏈的重要一環對海上圍堵大陸軍事力量作用巨大，如果臺灣獨立，臺灣當局必定先做好各項準備，包括“公投”和軍事部署，假如到那時美國走出了泥潭，完成了全球尤其是亞太軍事部署，日本也修改完自衛隊憲法、全面升級了武器裝備，美日臺必定會更加“親密”，而大陸的處境就會更加被動。一旦兩岸那時開戰，臺海局勢就更加不利于大陸。但假如那時大陸默認臺獨，反華勢力就可明目張膽的滲透到臺灣，使其變成真正的反華前沿陣地，把大陸圍得更加密不透風。臺灣獨立成功也等于給其他分裂、顛覆中國的勢力發出一齊支解中國的信號，美國再加以煽動和利用，中國就難免有些岌岌可危了。

而一旦臺灣回歸了大陸，中國在整個國際態勢上就變得主動不少，最起碼不至于在近海就被人牽制太多。兩岸四地加在一起的實力和潛力會迅速增大，經濟發展的近距離制約也被削弱了。反華勢力失去前沿陣地必會更加被動。一直把中國當成頭號假想敵的美國的政治、經濟、軍事部署屆時都會受到一定影響。相比而言，解決好臺灣問題的中國必定在國家安全、經濟等各個方面上一個新的臺階，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強國。

二、為何近期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可能性不高

上個世紀末，臺獨勢力隨著兩岸分隔日久而活躍起來，隨著李登輝邁出臺獨的實質性第一步，島內臺獨勢力有所蔓延。接下來，民進黨人陳水扁又兩次當選“總統”，眾所周知，陳水扁為獨派頭目，盡管他玩過些許伎倆，但事實說明支持臺獨的人數越發不容小覷，畢竟他的當選還建立在大陸不放棄使用武力的背景下。隨著時間的流逝，島內獨派的“洗腦工作”還在不斷地進行，直接從大陸遷去的長者在不斷的病逝，而島內青年人的思潮又越發引人關注。總之，島內的形勢不容我們樂觀。

外國勢力對臺灣的模糊策略也對臺獨勢力有一定放縱作用。美國當然最希望兩岸維持不獨不統的僵局，但心中肯定偏向獨而非統。當然，既然它視中國為潛在的頭號威脅也就肯定不會希望中國強大。小布什上臺后，對美國灌輸了更多主動進攻、先發制人的思想，加上中美間不斷出現的新摩擦，雙方意識形態的不同、矛盾的累積，美國必定要不斷的賣給臺灣武器。這一方面是想讓自己短期內就坐收漁利，另一方面是希望臺灣能夠勉強對抗大陸以求遏制中國。而臺獨勢力也因此得以幻想獨立。

國民黨、親民黨、新黨等反獨勢力雖然與民進黨對立，但自身茅盾重重難以握住未來走向。國民黨黨員編制銳減太多，反獨勢力整合也有些時日了，起色卻并不顯著。在野黨之所以在野，必定有其自身的原因。更何況即使反獨勢力掌權，和平解決臺灣問題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畢竟訪問大陸的這三個黨的主要目的是借大陸之行對民進黨進行反攻而非完全的無條件的幫助大陸統一。所以我們不能因為三個在野黨的三次大陸之行就盲目的認為解決臺灣問題的形勢一片大好。

大陸方面也做過不少嘗試，“一國兩制”在臺灣的適應度又不比港澳。相比臺灣而言，港澳人口少、面積小，離大陸近，沒有一個能自理的“政府”管轄，在亞太地區的重要程度也遠不及臺灣這艘“航母”：北通日本、南望菲律賓、東可與關島遙相呼應、西又與大陸隔臺灣海峽——由此可知臺灣對反華勢力有多么重要。即使大陸的經濟增長速度仍較快，但兩岸的分離日久加上分裂勢力的準備不斷充分，臺獨勢力又不停給民眾灌輸臺獨思想，宣獨之前還必定會舉行“公投”，而“公投”又必定為一些“民主”人士提供護臺口實。如果不獨不統一直延續下去，臺灣問題又始終是個隱患。人們過分擔心戰爭影響經濟建設，但現在的僵局又給經濟建設帶來隱患和制約。既然大陸做了不少努力而無重大效果，并且誰也不會做出更大的妥協。因此，近期解決臺灣問題的可能性必定不高。

面對很多事，我們不能太急躁也不能太“沉著”，最好能把握住一個度。更何況從長遠看，臺海地區的變數仍不明朗，夜長則夢多，既然許多事難以預料，未來事態的發展又不可能像我們想象的那樣一切都有利于統一，所以我認為在中短期解決臺灣問題最為妥當，而采取一些果斷措施是必不可少的。總之，我們決不能把時間浪費在無止境地等待中。

三、為何要主動進攻臺灣

目前，美日都希望兩岸短期內維持現有狀態，臺灣當局也不敢貿然采取行動。也就是說，中國大陸的觀望在某種程度上正合了對方的心愿。

臺獨勢力之所以希望目前兩岸維持不獨不統的態勢，一方面是顧慮大陸的威懾，另一方面是由于時機尚未成熟，島內的臺獨支持率還遠沒有達到“公投”的基本要求，外國勢力也顧及自身利益盡量維持這樣一種狀態，但臺獨勢力決不甘心于此，如果大陸沒有在近期采取行之有效的行動，臺獨發生的可能性也并非微乎其微，即使大陸的實力仍在不斷增強，但對方也會逐步做好各項準備，包括想盡辦法提升自己的支持率、搜索和研究大陸的情報和態度等等。

外國勢力希望兩岸不獨不統以求坐收漁利，但美國正棘手于中東事務，而日本目前既未成為政治大國又未徹底修改自衛隊憲法，他們對潛在戰爭所做的準備肯定不如日后充足。例如，美正在進行全球新一輪的軍事調整，并在亞太地區不斷調兵遣將，不時地調給關島些艦艇，這既是為了威懾大陸，也是自做準備。所以，收回臺灣的日程不斷往后拖，并不能被一廂情愿的視作明智之舉。

從大陸方面來說，大陸政府以求穩為主：即，只要臺灣不獨立我就不輕易進攻。大陸人均軍費低于臺灣地區，更低于美、日。如果臺灣當局盡了最大的努力，做好了所有準備，選擇了最好時機而最終臺獨，大陸怎么辦？當然，臺獨分子不會短期內貿然獨立，但這正能說明臺獨分子在做長久打算。而一旦等到那時，兩岸的局勢就更加變幻莫測了。

很多人懼怕戰爭，但我們最急需做的不是逃避它而是正視它。更何況經濟與軍事的關系是既對立又統一的。只要我們在軍事行動得當的前提下爭取到先機，并處理好經濟與戰爭的矛盾，那么進攻的損失就是短期的、眼前的，而收益卻是長期的、不可估量的。

一個長期沒有戰爭意識的軍隊；一個沒有憂患意識的、不敢直擊困難面對挑戰的民族是遲早要被淘汰的。當然，戰爭是下下策，不過具體的問題應該具體分析，我們不能一概而論。那種無法度、無休止、無進步意義的“三無戰爭”應該被人類拋棄，但假如我們僅靠幻想他人以求解決臺灣問題，那統一中國的命運就始終掌握在他人手中，而我們只能閉目以待。要知道命運必須掌握在自己手中，機遇不是被動等來的，而是自己嘔心瀝血追尋而來的。大陸方面當然也不是沒有做過努力，但既然未來幾年或幾十年對中國來說至關重要，為了創造一個有利于自己、不致陷于被動的態勢，在確定和平解決臺灣遙遙無期之后，為了盡量捍衛中國的遠大前途和十幾億人民的生活無患，我們只能也必須主動進攻臺灣。當然，這也是我們萬般無奈之舉。

四、外國勢力會否干涉潛在的臺海戰爭

美國向來以自身利益為重，中國不但與其有較多的經濟往來，畢竟還對美國有一定的軍事恐嚇能力。而一旦兩國爆發戰爭，雙方都會付出巨大的代價，同時美國遙控的世界局勢就有可能失控。為了對付中國，美必須調來大量的軍隊和物資，這可能使得其他地區的軍、政力量真空或失衡以致引發出不穩定的情況，而美國是不愿看到這一點發生的。這使得美國暫時不希望與中國發生正面直接沖突，而是急于重新進行全球戰略部署以期達到最優效果。畢竟臺灣戰略位置重要，所以美國不敢貿然支持臺獨。因為一旦臺獨引發了戰爭，美國就會面臨兩難境地：參戰則自身利益難以保全，不參戰則失去遏制大陸的最佳天然武器。因此，美國現階段不希望出現獨或統，而是想借兩岸不獨不統的現狀為自己繼續獲得好處。一方面，臺灣當局要不斷地向美國購買軍火；另一方面，沒有統一臺灣的大陸的底氣畢竟難以“強硬”。

現在，美國自身問題非常多。在中東，美不但要加緊控制并穩定住伊拉克和阿富汗，還要對敘利亞、伊朗等“無賴”國家起到持久的威懾作用。在大高加索和中亞地區，美俄新一輪爭奪石油的戰略控制權的游戲才剛剛開始，美甚至不惜入不敷出地開通阿塞拜疆輸油管道。另外，隨著歐洲整體實力的增強，法德等國不愿再依賴美國的聲音，就連美國的后院——南美國家也終于自發的聯合起來以求自主。總之，美國越來越感到孤立。為了扭轉被動和更好地應付新的情況出現，美國開始進行了一場全方位的調整，而在這場調整尤其是軍事調整完成之前，美國直接參戰臺海的概率必定小于調整之后。而且，只要大陸能趁美軍深陷異處泥潭時速戰速決，美國現階段是不會立即直接干預的。美國只有在自己正好能集中精力而兩岸又打得曠日持久、兩敗俱傷時才會找個借口插手進來。

而另一挺臺“大國”日本的自身問題就更多了：北有北方四島之爭，西有東海劃界、釣魚島、竹島之爭，南思沖之鳥“島”之屬，還欲竭盡全力入常，還要逐步修改自衛隊憲法，還要加強對民眾的思想控制，還要加強日美在東海地區的軍事聯合，進攻性武器尚在加速升級階段。而且，照日本現在的實力與決心，也就是它既未入常又未完全、徹底地修改自衛隊憲法之目前，它也只能跟美國求得共振而不會獨挑大梁與中國抗衡的。

★美國在外交上的調整、亞太軍事部署上的調整和日本急于入常、修自衛隊憲法、大量引進武器、日美軍事聯合升級等種種跡象與臺獨在時間上似乎有些默契（這種默契即使不是主觀故意的，但有朝一日也必會客觀地對兩岸統一甚至大陸本身構成巨大的威脅和挑戰）。而且，在入常最熱的四國中美國最支持日本。當然，日本由于心急，最終適得其反。但以上一系列的動作難免不讓人懷疑美日在臺灣問題上加緊了步伐以求主動。我相信，“等”到這些事情陸續完畢后，美日臺互相“幫助”的阻力就會達到最小值。

當然，如果大陸進攻臺灣，美國的制裁和騷擾必會紛至沓來。但歷史上哪個國家的統一是一帆風順的？我們決不能因此而不停地瞻前顧后。一方面，大陸應尋求一個最優時機使得美國減少騷擾；另一方面，諸葛亮曾說過“兵不在多在善調度”，同樣“器不在精在善利用”，我們不應過于迷信精良的武器裝備。很多東西不在于你能夠過多過好地擁有，而在于你能夠更好地把握住它。萬事有其一利必有其一弊，關鍵在于我們能否取己所需、制己所惡。物是死的而人是活的，更何況，美國對臺海戰爭的投入永遠都不是全身心的，因為它在地球上“操勞”的身影隨處可見。

很多人認為美國會為臺提供情報，這是毋庸置疑的，但它不會馬上卷入戰爭也是毋庸置疑的。我以為，我們應多利用對方存在的矛盾和問題，“以美壓臺，以臺制美”，再選擇一個合適的時機解放臺灣。比如說美正在忙于他國戰爭或深陷某個泥潭時，它再干預別處的能力就會大大降低，這也正好為我們提供了某種意義上的便利。此時，美國不僅難以參戰，而且搜尋給臺灣的情報的質與量也都會大打折扣。另外，我建議，大陸在戰前應盡量降低軍隊集結的密度，最好能夠做到分輪次、分不同方向、執行不同命令、選擇不同目標、向不同地區的敵軍作戰，最后再進行合圍，并努力減少戰前的明顯動作或是盡力制造成功的假象，以求最大限度地出敵不意。現在，一些關于“圍而不攻”和“點穴戰”的傳聞很多，我在保留一定看法的同時就不再膚淺地討論如何進攻了。我覺得我們沒有必要一成不變地使用敵人擅長的情報傳遞方式，往往越簡單的情報傳遞方式反而能獲得更好的效果。此外，敵人收集情報的質量也必定或多或少地依賴氣候、地形及一些干擾物、干擾信號等客觀因素。總之，如果我們能揚長避短甚至把握住對方的弱點，那我們就不再難以取勝對手了。

如果兩岸開戰，美國在短期內的確會在某些方面制裁中國，但美國的制裁由于不會脫離自身的利益而必定會有輕重緩急之分。只要大陸能速戰速決并守住臺灣，美國也絕不敢一直制裁下去，因為美國把中國當成重要的威脅而非唯一的威脅，它會想接下來的路如何走而非永遠停留在一處等別人超過它。此外，美軍屆時也一定會在中國的近海騷擾牽制。大陸軍方暫時只能進行恰當的警告和阻攔，只要采取措施得當，大陸就不會被牽制過多兵力。畢竟，美國也不希望自己與大陸立即發生正面、直接的沖突。

五、總結

★有人總是片面強調中國武器不如人、技術不如人，但實質上軍事所倚仗的是“一思、二備、三勢1”而非僅僅是武器裝備。武器再好，使用它的人沒有將它利用到位、沒有選好利用的時機、沒有過硬的優秀的不僅包括軍事思想在內的融會貫通的思想做支撐、沒有靈活的思維去靈活地利用一切解決一切的能力，擁有它的人也完全可以被打得一敗涂地。更何況中國的軍備畢竟還不至于差到難以御敵的地步。所以我敢說，只要中國人正視戰爭，作戰層指揮得當，近期主動進攻臺灣絕對是統一中華的上上之選。此外，我不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無緣看到國家統一，而我也堅信絕大多數真正的中國人的想法與我是基本一致的。注1：一思，即戰略戰術思想，它小到一場安排，大到國家百年大計，窄到軍事思想，寬到所有思想意識的總匯——這是軍事以及社會方方面面乃至全人類靈魂的核心。二備，即（物資）后勤、（武器）裝備與敵我情報完備。三勢，就是天時（時機、強弱）之勢，地利（包括氣候、地形在內的所處環境）之勢，人和（軍心、民心、內部意見一致乃至全員一心）之勢。六者最好全都占有，但其中最關鍵的還是第一者，因為在某種程度上后五者是可以通過第一者調整、改善從而左右全局的。現代戰爭看似是優良武器之間的搏殺，其實歸根結底是人類智力的搏殺。畢竟武器技術的存在必須建立在人類思想意識存在的前提下、武器技術的進步必須建立在人類思想意識進步的基礎上。總之，武器決不可能是軍事的全部，更不可能是戰場輸贏的決定性因素。

第二篇：有些失望是不可回避的個性語錄

1、有些話，看似偏激，卻很是真實；有些話，看似溫柔，卻盡是忽悠。

2、朋友不是嘴上說，而是心里有；感情不是一人惜，而是兩人守。

3、最聰明的處世術是，既對世俗投以白眼，又與其同流合污。12句經典語錄：道理誰都懂，可情緒太難控

4、氣不和時少說話，有言必失； 心不順時莫做事，做事必敗。

5、有的時候要讓一群人團結起來，需要的不是英明的領導，而是共同的敵人。

6、一個人越懶，明天做的事就越多。12句經典語錄：道理誰都懂，可情緒太難控

7、往往道理誰都懂，可情緒太難控。

8、世界上最悲傷的事，是既被別人辜負，又被自己耽誤。

9、有時候不能怪對方不好，只能怪你自己把對方想得太好。12句經典語錄：道理誰都懂，可情緒太難控

10、有些失望是不可避免的，但大部分的失望，都是因為你高估了自己。

11、孤獨中，更看得到渴望；沉默里，更容易爆發出前所未有的心傷。

12、當你要開口說話時，你所說的話必須比你的沉默更有價值才行。

第三篇：早戀,一個無法回避的話題

早戀,一個無法回避的話題

一、事例 上了高二，文理分科，女生史某來到我班。進班之后不久就非常主動地追求一男同學，傳紙條、寫情書，造成極壞影響。而男生這邊一開始不愿意，后來在女生的猛烈攻勢下有所動搖，兩人越走越近。對待這個問題，我覺得很棘手，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管吧，如果外在壓力過大，會使兩個學生更加堅定地站在同一戰壕里。處理不好，反而會助長兩人的關系。不管吧，危害又是有目共睹的。畢竟現在的任務是學習，會耽誤功課。此外現在學生的心智都沒有發育成熟，如不及時加以引導，就有可能產生不良影響。正在我猶豫的時候，那位男生主動來找我談話，原來事情有了新的變化，在這個事件中表現較為被動的男生，發現自己剛開始面對這個女生的追求感覺有點自得，答應交往僅僅是虛榮心作祟，沒有很深的感情基礎。面對女生張狂的表現，他也很看不慣，過了一段時間覺得不合適，向女生提出分手，沒想到的是那位女生竟自己將自己的胳膊劃破，并展示給男生看，借此要求男生繼續和自己交往。面對這樣的情形，男生慌了手腳，不知如何應對。

二、分析 早戀，這個話題很陳舊，但又很新潮。說它陳舊，是因為幾乎每一屆學生、每一位班主任都會或多或少地遇到這個問題；說它新潮，是因為這個問題隨著時代的發展也在與時俱進，呈現不同的面貌和新特點。1.學生早戀的發生期提前，呈現低齡化傾向 現在學生的第一次戀情多發生在初中階段，甚至還有提前的趨勢。2.數量上有大幅增加 五年前班里出現早戀現象的學生數量在百分之十左右，現在，一個班里涉及這方面問題的學生數量大為增加，并出現了跨班級、跨年級交朋友的現象。3.學生看待這個問題的態度有很大轉變 以前，班里如果有這種情況，多是地下活動，處于一種朦朧的初級階段。以前是生怕別人知道，現在是唯恐別人不知道。大多數學生也不再認為這是一件令人羞愧的事情。有的女生甚至大膽地追求自己喜歡的男生，表現出無所畏懼的勇氣。并且有的學生對愛情的理解出現較大的偏差，表現出這個年齡段不應有的成熟的想法。比如找男朋友就是給自己找個消費的金卡，找個朋友只是為了緩解自己的寂寞，或者證明自己很有本領等。總之，對愛情持一種游戲的態度。

三、過程敘述 在男生動搖彷徨的時候，我抓住這個機會給他分析了利害關系，明確了當前任務，重新確定了正確的學習目標，回到了生活與學習的正軌上來。女生那邊就沒有這么容易了，情緒波動很厲害，并有自暴自棄的想法，并且不愿意和老師真誠地交流。她自傷的舉動，我既心疼又頭疼，我以此為突破口，告訴她：愛本身是很美好的，愛別人本來沒有錯，但在我們有能力愛別人之前，我們首先要愛護自己。我們不能傷害自己，更不能借此要挾別人。如果一個人連自己都無法愛護的話，又怎么能成為別人的保障呢？這些話對她有一些觸動，遺憾的是收效甚微。后來，我聯系了她的家長，通過了解得知：她的父母忙于工作，平日對她關注甚少，缺乏與孩子的交流，父母的管理方法簡單粗暴，出現問題就在家里打一頓，或跪一天。她的母親表現出對孩子很失望的情緒，在家里不和孩子說話。現在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想要挽救，孩子已經關上了溝通的大門。孩子對于與家長和教師的對話十分抵觸，溝通幾乎派不上用場。

四、成效 在和家長的共同努力下，史某的情緒終于穩定下來，她告訴我們，因為學習跟不上，壓力很大，覺得學習無趣。因為厭學，同時羨慕別的人有男朋友，所以自己也想試試。而在對方拒絕自己之后，覺得沒面子，同時又很失落，所以做出自傷的事來。

五、總結感悟 這個事件后，我意識到： 1.教師在處理早戀事件時，態度一定要明確 教師應向學生表明：男女生之間感情異常可以理解，但絕不提倡。處理方式“宜疏不宜堵”。在認可愛情本身是一種美好健康的情感的基礎上，必須讓學生明確目前的主要任務是學習。可以這樣啟發學生，為了對方也要把自己錘煉成一個優秀的人，為了兩人的將來，現在就必須完成作為一名學生的職責。盡量將這種情感向積極正面的方向引導。同時要告訴學生，愛別人先要愛自己，首先要尊重自己，才能尊重他人。2.要及時和家長建立聯系。通過調查研究，過早涉入愛河的學生，大部分是家長對孩子的關注不夠，有的是家長忙于工作，無暇顧及自己的孩子；有的是因為父母只關心學生的成績，忽視了孩子的情感需要；有的是因為家庭破碎，使孩子對愛情失去了嚴肅認真的態度，而抱有游戲的心理。如果孩子愛的需求在家里得不到滿足，自然會向外尋求。在處理這類問題時，一定要和家長配合好，利用家長會或個別交談的機會，提醒家長對于敏感期的少年，要關注孩子的情感需求，滿足孩子的情感需求。3.適當地對高中生進行早期性教育 高中生情感好沖動，自制能力有限，在理論道德的判斷上還很不成熟，因此在這種情況下談戀愛很容易發生意想不到的出格事情，對這種潛在的危險，家長、教師、學生都要有足夠的認識。特別是具有早戀傾向的女生，對此更應格外警惕。這個問題近幾年越來越突出，據調查，流產人員中，青春期少女的比例正逐年增加。面對孩子出現的問題，教育在這方面是滯后的，甚至是缺失的。事實證明，學生也確實需要這方面的教育。目前學生對性知識的理解，主要來自網絡和一些不正規的書籍，這種接受途徑很容易誤導他們。這種問題也不容許我們再忽視了。看不到不等于它不存在，忽視它不等于它會自動消失。等到問題發展到無法收拾的地步，受傷害最大的只能是孩子們。高一下半年，學校為了配合艾滋病的宣傳，在各班進行了一次“換水試驗”，試驗結束后，我發現大家對這種事情有興趣，但對艾滋病并沒有基本的知識理解。在經過我的簡單講解之后，大家觸動很大，有許多人在那一周的周記上談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所以，針對學生性心理的自我認識缺乏和對異性好奇心理的情況，家長和教師應及時對他們進行性方面的教育。這一點還是很有必要的。編輯 薛直艷

第四篇：不可忽視的問題

21世紀不可忽視的問題

一、至于學習

時針已指向了21世紀，科技的高速發展，使網絡逐漸步入了我們的生活，網絡已成為人類生活的必需品，在無時無刻的吸引著我們。然而每樣事物都有其雙面性，上網也不例外。

二、認識世界：

網絡，豐富了我們的生活，開闊了眼界，使生活更加多彩，使我們快節奏的生活放慢了腳步，減輕了身心上的壓力，使我們有了自由的空間。在網絡中，我們可以放下所有的煩惱，以一個全新的人來面對世界。

至于學習，上網無疑是一種既省時又省力的方法。學習中所需要的資料，大多都可在網上查閱，這使我們了解到更多的知識，了解到世界各地最新事物消息，更深的了解世界，認識世界。

三、學習的需要：

但是，我們也不能忽視網絡的弊端，據對“互聯網與中學生心理發展”的研究報告顯示：中學生在網上交往通常涉及的話題中。36%是娛樂性聊天，23% 是學習技術，12%則為學習的需要，8%是為熟悉國內國際形式，而還有16%是其他問題。

可見利用網絡學習的人占少數，但在娛樂中又有多少人是在網吧度過的。有多少未成年人沉迷網吧不回家，熱衷網上游戲甚至陷入其中不能自拔等各類事物令人觸目驚心。

第五篇：現當代文學分界問題之我見

現當代文學分界問題之我見

摘要：關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分界線，比較傳統的說法是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或“第一次文代會”的召開。近年又有人提出了1937年的“抗戰爆發”說和1942年的“延座講話”說。本文認為，還是以“第一次文代會”的召開作為現當代文學的分界線為宜。因為第一次文代會總結過去，開創未來，本身就具有界碑意義;相對于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第一次文代會真正將黨的文藝政策貫徹到了中國大陸的各個角落;第一次文代會期間，還設立了不同部門、不同層次的文藝機構，為黨的文藝政策的貫徹執行提供了影響深遠的組織保障。關鍵詞：現代文學；當代文學；分界線；“第一次文代會”

中國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分界線一如中國近代以來的若干問題一樣一直是一個纏夾不清的問題。在林林總總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和中國當代文學史著作(或教材、論文)中，有將現當代文學的分界時間確定為新中國成立的，如許志英先生編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稱：“以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為開端，直到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段文學史，習稱中國現代文學史。”孫忠田先生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認為：“中國現代文學，即指自?五四?時期開始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這一期間的具有理論意義的文學。”有將現當代文學的分界時間確定為“第一次文代會”召開的，如劉綬松先生在《中國新文學史初稿》中盡管將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歷史規定為“從?五四?運動時期起，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但他在具體的論述中只討論到了“第一次文代會”的召開。王慶生先生在《中國當代文學》教材中認為：“1949年7月，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召開，解放區和國民黨統治區兩支文藝隊伍會師，標志著我國當代文學的偉大開端。至此，中國的新文學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有將1937年“抗戰爆發”確定為一個文學分界線的，如陳思和先生在《試論年代文學的無名特征及其當代性》一文中將“1937-1989”作為一個文學時段，認為它的“共名的主題”是“抗戰，社會主義，文革，改革開放”。劉志榮先生也說：抗戰爆發是“中國20世紀文學史上的重要分界線”。還有人在私下交流，應該將1942年5月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作為現當代文學的界線。那么，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分界線到底應該怎樣劃定呢?

給現當代文學確立分界線其實是一種給中國文學作再次分期的行為。眾所周知，中國文學中比較傳統的文學史分期方法是把整個文學發展的歷史分為古代文學、近代文學、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如果按照傳統的文學史分期方法，給現當代文學確立分界線就是確立分界線，不存在再次分期的問題。但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三位先生1985年提出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他們說：“我們在各自的研究課題中不約而同地，逐漸形成了這么一個概念，叫作?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一概念首先意味著文學史從社會政治史的簡單比附中獨立出來，意味著把文學自身發生發展的階段完整性作為研究的主要對象。”陳思和先生1995年提出了“中國新文學研究的整體觀”，并且建議將目前名之為“當代文學”的文學事實歸并到“現代文學”的名義之下。近年來，還有人提出了恢復“中國新文學”說法的觀點。對于區別于“中國古代文學”的文學，無論是放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名義之下，還是放在“現代文學”或者“中國新文學”的名義之下，都還存在第二次分期的問題。給文學史作第二次分期并不是什么新鮮的事情，如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者們就將古代文學劃分為先秦兩漢文學、魏晉南北朝文學、唐宋文學和元明清文學等;楊周翰先生在《歐洲文學史》中將歐洲文學分為古代文學、中古文學、文藝復興時期文學、十七世紀文學、十八世紀文學和十九

世紀文學之后，又將歐洲古代文學分為“希臘文學”和“羅馬文學”。給文學史作再次分期，是將文學史研究引向深入的一個舉措，也是文學史研究者們義不容辭的責任。給中國現當代文學確立分界線，也并不是陳思和先生所說的“區分現當代文學的分期其實無甚意義”。陳思和先生自己對1917年以來的文學就作過如下的劃分：1917-1927、1927-1937、1937-1989。只不過是他給1917年以來的文學劃分時段的方法和時值與他人有所不同罷了。

然而，以1937年“抗戰爆發”作為文學史的分界線所遇到的最直接的問題是，抗日戰爭起始于1937年“盧溝橋事件”的定論在史學界已經受到了質疑。張一波先生曾經在網頁上設立過訪問調查，受訪者中有77%的人贊同將1931年的“9·18事件”確定為抗日戰爭的起始時間。如果以“9·18事件”作為抗日戰爭起始時間的立論成立，那么，以1937年的“7·7事件”作為抗日戰爭的起始時間，和以1937年“抗戰爆發”作為文學史分界線的觀點很自然就會受到撼動。1931年“9·18事件”之后的抗日斗爭與反日情緒，也影響過文學事業的發展。自1931年至1937年，以抗日斗爭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就有張個儂的《馬占山將軍演義》、張天翼的《齒輪》(作者署名“鐵池翰”)、黃震遐的《大上海的毀滅》、陽翰笙的《義勇軍》、李輝英的《萬寶山》、朱雯的《**的一年》、萬國安的《東北英雄傳》、肖軍的《八月的鄉村》、周欏枷的《煉獄》、王余杞的《急湍》等。就如何開展抗日救亡運動，文藝界自1935年底起還進行過“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論爭。以1937年“抗戰爆發”作為文學史的分界線無疑有割裂歷史的嫌疑。

陳思和們是從文學形態的角度在給文學史作時段劃分，即認為從1937年到1989年每個時期的文學都有一個共同的主題，但他們忽略了文學發展的內在聯系。而真正能夠作為1949年之后的中國文學源頭的是1942年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發表了一系列文學藝術主張，如文學藝術“是為人民的”觀點;“自然形態上的文學藝術是觀念形態上的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但是加工后的文藝卻比自然形態上的文藝更有組織性，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這些文學主張也影響了1949年之后的中國文學的發展。那么，我們是否可以將“延安文藝座談會”作為文學發展史的一個分界線呢?筆者曾經也萌生過類似的想法。但理性地審視，我們卻認為，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只是1949年之后的中國文學理論的源頭，而不是文學發展史的分界線。姑且不說根據地(或解放區)尚存在各種文藝思想并存的現象，僅就全國的政治格局而言，1942年的中國就分有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國民黨統治的大后方和日本人占領的淪陷區;即使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也還存在著國民黨統治的國統區和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誠然，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之后，很快被貫徹到了根據地，影響了根據地或解放區的文學創作，使根據地或解放區產生了一批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文學作品，如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賀敬之的《白毛女》、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風驟雨》等;即使是工作在國統區的文藝工作者，中國共產黨也將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對他們作過傳達，如何其芳、劉白羽就曾被從延安派往重慶，向胡風等人傳達毛澤東的“講話”精神。但是，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并未影響到全國范圍內的文學創作，而且在1942至1949年期間有代表性的文學成就，如巴金的《寒夜》、錢鐘書的《圍城》、老舍的《四世同堂》等都不是受毛澤東文藝思想影響的產物。和其他歷史現象一樣，文學發展的歷史也常常是各種因素和成分的犬牙交錯。這也正如魯迅所說：“許多歷史學家說，人類的歷史是進化的，那么，中國當然不會在例外。但看中國進化的情形，卻有兩種很特別的現象：一種是新的來了好久之后而舊的又回復過來，即是反復;一種是新的來了好久之后而舊的并不廢去，即是羼雜。……文藝，文藝之一的小說，自然也如此。”那么，對于紛繁復雜的文學史實，到底應該設定怎樣的劃分標準呢?許志英先生說：“我們并不因為現代還存在著舊體詩詞的創作便動搖對中國

現代文學本質特征的認識，同樣也不能因為?近代?存在著白話文的寫作和現代意識的萌芽便將?近代文學?歸入現代文學。我認為，中國?近代文學?與古代文學相比同大于異、與現代文學相比則是異大于同，因而將近代文學歸屬于古代文學比歸屬于現代文學要妥貼得多。”如果按照許志英先生的“同異歸屬”法則，很自然自1942年至1949年這一段時間的文學就不能歸并到“當代文學”的范疇之內。

以新中國成立作為現當代文學的分界線，似乎也缺乏依據和理由。和很多重大的歷史事件一樣，新中國的成立對文學產生過一定的影響，但它的影響是間接的，而不是直接的。眾所周知，新中國1949年10月1日成立時，除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并舉行閱兵式外，沒有形成任何對文學發展具有指導意義的剛領性文件。誠然，第一次文代會的召開是建國前夕一系列籌備活動的一部分，但如果因此而把新中國的成立確定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分界線，那很容易使新中國的成立與第一次文代會的召開兩個重要的歷史事件混淆，進而導致現當代文學的分界線界而不明、分而不清。將新中國成立作為現當代文學的分界線有一個歷史演變的過程。1953年8月，王瑤先生在出版《中國新文學史(下冊)》時曾附有《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藝運動(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五二年五月)》一章。王瑤先生明確地將1949年10月規定為這一章的上限時間，其用意完全是為了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學成就。1959年2月，華中師范學院(現華中師范大學)中文系師生撰寫和印刷的我國第一部當代文學史：《中國當代文學》(1958年12月完成，內部印刷，分上、下兩冊)，其扉頁上題寫著“獻給親愛的黨和祖國”。著作的論述中說：“當代文學這門功課，乃是講授建國以來，在黨領導之下，在現代文學的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我國各族人民的社會主義文學。”“十年來的當代文學，可分為三個歷史時期，這就是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文學(1949-1952)，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的文學(1953-1956)，整風和大躍進時期的文學(1957-1958)。”其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文學成就的意圖也十分明顯。中國當代文學作為一門學科，從1958年12月華中師范學院中文系師生撰寫的《中國當代文學》算起，已經走過了將近五十年的歷程;在經歷了近半個世紀的風雨之后，我們驀然回首，不難發現，將新中國成立作為現當代文學的分界線，也涂有政治的色彩，打有歷史的烙印，缺乏學理的依據。在第一次文代會期間，毛澤東到會對代表們的到來表示熱烈的歡迎，對大會的召開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朱德、周恩來、董必武、陸定

一、郭沫若和陳伯達等人總結了五四以來新文藝運動的性質和成就，也對廣大文藝工作者提出了希望和奮斗目標;周揚所作的《新的人民的文藝》的報告總結了解放區的文學藝術工作，茅盾所作的《在反動派壓迫下斗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的報告總結了國統區的文學藝術工作，傅鐘所作的《關于部隊的文藝工作》的報告總結了部隊的文學藝術工作。第一次文代會總結過去，開創未來，其界碑意義十分明顯。或許有人會說，第一次文代會在文藝思想上承襲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在文學理論上沒有新的建樹。的確也是如此，第一次文代會依然突出了文藝為人民服務，為新的時代服務的主題。毛澤東說：“你們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們是人民的文學家、人民的藝術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學藝術工作的組織者。你們對于革命有好處，對于人民有好處。因為人民需要你們，我們就有理由歡迎你們。”周恩來也說：“第二個問題是為人民服務的問題。這個口號大家都贊成，現在的問題是怎樣實現。”一個耐人尋味的事實是，在第一次文代會上，不同的人對“人民”的理解卻有所不同。周恩來在強調文藝要為人民服務的時候，分述了文學藝術工作者要熟悉工人的生活，農民的生活和士兵的生活。也就是說，周恩來在這里所說的文藝為人民服務，就是為工農兵服務。陸定一所理解的“人民”與周恩來所理解的人民幾乎一致。陸定一說：“若干年來，解放區的文藝工作者，在毛主席的直接指導同教育之

下，做了許多工作，真正以文藝為我們國家的主人翁——工人、農民、同人民解放軍里的指戰員們——服務，產生了不少優秀作品。”不過，周恩來還說過：“敵人除了在海軍空軍方面暫時還占有優勢以外，一切方面的優勢已經都屬于人民了。”周恩來這里所說的“人民”即指人民的軍隊。但董必武卻說：“新的人民政權是屬于工人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四大階級的聯盟為我們政權的基礎。這是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政權，是大多數人統治少數人的政權。”董必武所理解的“人民”卻包含著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盡管人們在某些問題的認識上還存在著一定的分歧，但第一次文代會真正將黨的文藝政策推廣到了中國大陸的各個地區。出席第一次文代會的代表共有793人，分屬平津代表一團、平津代表二團、華北代表團、西北代表團、華東代表團、華中代表團、東北代表團、部隊代表團、南方代表一團、南方代表二團，代表著全國各地的8萬文藝工作者;相對于出席延安文藝座談會的代表只有80多人，只是聚集在延安的文藝工作者，第一次文代會具有更大的代表性。他們來自于中國大陸的各個地方，把黨的文藝政策又帶到了全國各個角落。這也就是董必武所說的：“這一次的大會，真是一個全國的大會。各地的，各種文藝工作崗位上的代表都到了。”不僅如此，黨在第一次文代會上還為黨的文藝政策的貫徹執行提供了組織保障。周恩來在政治報告中說：“我們要成立一個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的聯合會，而且我們要像總工會的樣子，下面要有各種產業工會，要分部門成立文學、戲劇、電影、音樂、美術、舞蹈等協會。”“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將要產生全國性的民主聯合政府，而在這個政府機構之中，也要有文藝部門的組織。”據阿英的日記記載，周恩來、安子文、李克農等人當時還直接介入過中央或地方文學藝術部門領導崗位的人事安排。盡管學術界對“五四”以來的文學分為現代文學、當代文學和正在發生的文學批評的劃分方式還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對目前存在于現代文學、當代文學名義之下的文學尚未確定合適的名稱之前，我們認為，將第一次文代會的成功舉行作為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分界線是一個比較適宜的舉措。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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