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歷史人類學視野下的歷史學

歷史人類學視野下的歷史學

--讀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

摘要：歷史人類學為傳統史學的研究提供了諸多新的思路和方法。在本書中，集中體現在王明珂的邊緣理論，該理論調和工具論和同根論，一反傳統的思維方式，將人們的眼光從中心引向邊緣，強調從邊緣看中心的積極作用。在此基礎上，作者著重探討了今天羌族的由來，得出結論認為“羌”只是一種華夏中心對西方邊緣人群的動態的歷史觀念的反應。進而從近代建構論的剝離中總結出了作者的關于“民族”和“族群”的概念。邊緣理論在學術理路上和古史辨派有諸多的繼承關系，但是作者又沒有僅限于此。在學科交叉和邊緣學科方興未艾的今天，人類學田野調查為史學研究甚至是古代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貢獻。

關鍵詞：邊緣理論；羌人；古史辨派；實踐

20世紀的后期，在歷史學和人類學之間產生了一門交叉學科，就是歷史人類學。顧名思義，它一方面注重傳統的歷史學方法如文獻考據、文本梳理等，試圖發現歷史運行的規律；同時借鑒了人類學的相關理論注重田野調查，更直接一些講可以說是從人類社會發展演變的視角和方法來看歷史，對以往歷史學研究中多注重政治史的不足更是一個有力的補充。人類文化的演變，族群和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以及族群關系等在此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論題。后現代主義史學對傳統歷史學的解構和顛覆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但是他們并沒有給我們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而是留下來一堆問題，歷史人類學就是在這樣的問題中產生的一個非常有用的解決問題的利器，給歷史學帶來了新的春天，在中國為數不多的從事歷史人類學研究的學者中，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王明珂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他的《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堪稱這方面的代表作，該書在理論和方法以及認識問題的視角上都有諸多創新之處。作者的核心觀點基于民族國家取代王朝國家成為一種新型的國家形態，人們開始注重歷史文本的解讀來選擇、重建和詮釋乃至虛構自身的文化傳統。而在歷史學、語言學、考古學、社會學等學科中都是基于一種共同的預設來研究中華民族的淵源和中國人的特質，即中國人目前仍然受巨大影響的斯大林關于民族的定義中的思維范式。把所謂的民族當成一種有這些客觀的文化特征的人群，并且以此把它們和其他的民族或族群相區分。同時作者深刻分析了近代以來民族史研究中的溯源法的缺陷，也是基于民族是一個有著特定文化特征的群體。而作者在書中告訴我們這樣的民族的認識特征并不是構成民族的充分條件，這樣的民族史研究的弊端是顯而易見的。為了解答這些問題，作者試圖通過一些看似簡單但實則蘊藏巨大玄機的問題，比如“什么是中國人”“為何我們宣稱自己是誰”來反映人們認識的誤區，由此引出了邊緣的理論。即我們一個民族或者族群賴以維持其發展和存在的關鍵是其邊緣的變化，而非其內部的文化特征多么的強大。在中心地帶，我們只能找到主觀建構出來的觀念，只有從邊緣看中心，才能找到合理的視角。邊緣理論打破了近代以來一種典范的歷史建構的思考和寫作模式，給我們諸多啟迪。

一、高屋建瓴--本書在理論架構上的創新

這個內容主要集中在第一部分，挪威人類學家巴斯（F.Barth）的族群理論認為造成族群的特征的是 “邊界”，而非語言、文化、血統等內涵。也就是說族

第二篇：人類學和歷史學視野中的皇宮亂倫

人類學和歷史學視野中的“皇宮亂倫”

中國古代有許多亂倫的悲劇或鬧劇，皇宮亂倫的現象也比比皆是，比如楊廣之于其庶母，唐高宗之于武后。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有多半是這種狀態。皇宮大內尤其如此。而且這種現象多發生在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時代中。對這一現象，要從人類學和歷史學的角度進行分析。

一來，北方的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前，多半未進入文明社會。胡俗：父死，妻其庶母；兄死，妻其嫂。從人類學的觀點看，這種習俗是人口優選和人類生存的需要。遠古時代，人類的婚姻經歷了亂婚、血族群婚、對偶婚三個階段。在長期的實踐中，人們逐漸認識到：近親結婚，“其生不繁”。但事實上近親是指同一合婚族內的親，對外來的異性，則是沒有這一禁忌的。人類早期由于衛生等原因，新生兒死亡率很高，自然增長率也低。為了種族的延續，人類用高出生率來彌補。一夫多妻、一妻多夫是其自然選擇。進入文明社會后，一妻多夫制消亡，然時有其遺俗，同一家庭中的多名同輩以一個女子為妻。文明程度越低，這種現象就越多。現代非洲尚有其遺跡。

另外，這種婚俗，也是北方民族漢化過程中的反芻現象。在中國歷史上，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過程也是一個漢化的過程。漢晉以降，北方少數民族開始大量涌入中原，有許多部族或聚落在一定范圍內建立起大小不一的政權，中原文化以其包容的母性逐漸使武力強大的“五胡”臣服。胡人開始拋棄自己的傳統，轉而學習漢民族的禮儀文化，成了胡漢雙俗的結合體，并最終在晉末完成漢化。此后各朝代，漢化過程時有延續，漢民族血脈不斷融入新的血液。

這一過程的大方向是一定的，但也存在一種局部的小范圍的反芻現象。婚俗是其中重要一項。漢化胡人的前幾代，尚未完全被漢民族禮儀統馭，娶其庶母及嫂，亦不為羞。楊隋與李唐，實乃雙俗的代表，隋、唐（前期）的后宮，胡人主事：楊堅之后為獨孤氏，和李淵之母為姐妹，正宗胡人；隋唐的次代皇后，其實均為胡人。其前庭重臣，胡人當權，半為拓拔魏之貴胄。據當時的習俗，子蒸其庶母，其實算不得亂倫。楊廣、李治之事出焉。數代之后，觀念稍變，始知其恥。詈罵楊廣、申斥武后之言實后世史家的觀點。及至宋、遼、金、元、清之世，古風猶存的民族與漢民族在禮儀上的對抗甚至是很強烈的。多爾袞之于大玉兒似是不成眷屬的情侶。

所以，考察一個歷史現象不能用現代的眼光，我們要尊重歷史，尊重事實。

第三篇：歷史學視野下的農業科技交流與中國農業發展

歷史學視野下的農業科技交流與中國農業發展

發布時間：2011-7-1

5信息來源：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作者：姚兆余 趙建鋒 潘云

為了深入探討農業科技交流對中國農業發展的影響，揭示中國農業發展的軌跡和特征，2005年10月25至27日，在中華農業文明研究院85周年院慶之際，由中國農業歷史學會主辦、南京農業大學中華農業文明研究院承辦的中國農業歷史學會第11次學術年會在南京國際會議中心隆重召開。來自中國農業歷史學會、中國農業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科學院、南京大學、蘇州大學、四川大學、鄭州大學、貴州大學、吉林大學、中國農業大學、西北農林科技大學、華南農業大學、江西農業大學、中國海洋大學、上海師范大學、陜西師范大學、南京師范大學、徐州師范大學、韓國國立全北大學、韓國國立忠北大學、韓國農林經濟研究院、日本大阪外國語大學、日本麻布大學、日本北海道大學、日本東京農業大學、日本九州大學等高校和研究機構的100余名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與會學者圍繞農業技術交流、區域農業發展、農業經濟、農村社會組織、農業文化等問題展開了廣泛的交流和熱烈的討論，提出了很多極有價值的見解。下面對這些論文進行分類介紹。

一、中外農業交流及其對中國農業發展的影響

中國農業的發展，與國外作物品種、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的引進、推廣有著密切的聯系，輝煌的中華農業文明正是在中外農業技術交流的環境中生成和發展起來的。正因為如此，中外農業交流問題一直引起眾多學者的關注。在這次會議上，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這個問題。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的朱宏斌、王雯在《試論秦漢時期農業科技文化交流的類型與模式》一文中，對秦漢時期農業科技文化交流的類型與模式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根據秦漢時期中央政權同周邊地區及民族的遠近親疏和控制方式的差異，提出了秦漢時期中外農業科技文化交流存在立體移植型、輻射滲透型和遠接互化型三種模式。隨著交往程度和控制程度的弱化，農業科技文化傳播交流的方式、途徑、內涵及影響方面呈現出同步的弱化態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作物品種傳播方面，四川大學張箭的《咖啡的起源、發展、傳播及飲料文化初探》，認為咖啡起源于埃塞俄比亞，15世紀開始在阿拉伯半島種植和飲用。20世紀初咖啡傳入云南，中國大陸開始栽培咖啡。隨著咖啡種植、飲用的擴大，逐漸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咖啡飲食文化。南京農業大學博士生嚴小青的《宋代及其以前域外香料的傳入和影響》，對西漢至宋代期間香料傳入的途徑、香料種類及其利用狀況進行了探討，分析了香料貿易與國家財政之間的關系，認為香料傳入對中國內地的飲食、醫藥以及農業生產、商業貿易均產生了很大影響。南京農業大學研究生羌建的《美洲陸地棉的引種、推廣及其影響研究》，探討了我國引種美洲陸地棉的時間、路線和過程，分析了引種和推廣美棉的原因和成效。

在農業技術交流方面，華南農業大學倪根金的《甲午戰爭前近代中國人對西方農業機械的認識》，系統地介紹了清朝后期中國人對西方農業機械的認識與引進問題，認為甲午戰爭前，近代中國人對西方農業機械的認識呈現出小范圍、零碎性和同步性三個特點。南京農業大學王志軍、惠富平的《西方育種技術引入與民國時期華北麥作改進》，對民國時期華北麥作改進技術進行了探討，認為民國時期華北麥作改進以農業高等院校、政府農業改進機構和農事試驗場為推進主體，以小麥良種選育和推廣為重點，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在我國麥作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中國農業大學張英利的《近代日本蠶業科技的興盛及對中國蠶業的影響》，認為日本明治維新以來，隨著西方科學技術的傳播和繅絲機械的引進，其蠶業科技在蠶種選育、繅絲技術和防治蠶病等方面都有了明顯的進步。日本蠶業著作和文獻被譯成中文、日本養蠶和制絲技術的引進、日本蠶業教育的模式，對中國蠶業科技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中國農業大學趙勇的《民國前期國外農機的引進及其影響》，論述了民國前期國外農業機械的引進情況，認為當時中國農機制造業比較落后，國外農機比較效益顯著，是引進國外農機的主要原因。國外農機引進對我國農機制造業及農機教育科研事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還有一些論者從農業科技傳播的主體入手，分析了中外農業技術交流狀況。徐州師范大學安宇的《農學留學生與民國時期南方水稻改良與推廣》，認為農學留學生在我國南方水稻優良品種的培育、栽培、推廣和水稻病蟲害防治和水稻栽培理論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推動了我國農業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南京農業大學宋超的《中蘇農業科技合作中來華的蘇聯專家(1949—1960)》，探討了新中國建立后蘇聯援華專家在農業管理部門、科研機構、高等院校和國營農牧場的分布狀況，認為他們在中國農業生產的恢復發展和科研水平的整體提升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中國海洋大學蔡勤禹的《傳教士與華洋義賑會災荒防治》，對傳教士與華洋義賑會救災思想和實踐進行了研究，認為西方傳教士在中國成立了華洋義賑會，將西方近代救災思想和理念傳到中國，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救災事業的發展。

此外，韓國農業經濟學會會長樸正根教授針對韓國稻米經濟變遷問題作了精彩的報告，韓國農村經濟研究院樸錫斗研究員對日本占領時期朝鮮糧食增殖計劃和農業發展的情況進行了研究。全北大學蘇淳烈教授介紹了日本占領時期韓國農業試驗研究的基本情況，分析了韓國農業試驗研究的成效和意義。韓國忠北大學俞鎮采教授以韓國忠北法住寺為案例，論述了韓國土地改革對寺院土地所有制的影響。

二、區域農業技術交流與中國農業文明的發展

區域農業交流與農業發展是這次會議的重要議題，與會專家們不僅討論了農作物和農業生產技術在不同區域之間的交流，而且對不同時期各個地區的農業生產狀況進行了探討。江蘇省委黨校彭安玉的《論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北方農業技術的南傳及其影響》，對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北方農業技術的南傳及其影響問題進行了探討，認為在這個時期，由于戰亂頻繁，黃河流域人口持續地大規模地南遷長江流域，將北方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帶至南方，促進了長江流域的開發與經濟發展，最終促成全國經濟重心由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的轉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曾雄生的《技術傳播與稻作擴展：以宋代為例》，認為移民、墾殖和官方勸導導致宋代稻作面積不斷擴大，而區域之間的稻作傳播，更是豐富了各地的水稻品種，因此，水稻種植格局的形成，既是自然的產物，也是農耕技術交流與傳播的結果。華南農業大學吳建新的《近代華南甘蔗品種的演變與傳播》，闡述了近代廣東甘蔗品種的演變過程，認為近代廣東甘蔗品種從細莖種向粗莖種演變，不僅提高了甘蔗的品質和產量，而且適應機器糖業的加工需要，引起了蔗種繁育技術的革命。在這次會議上，區域農業史是一個引人關注的領域，學者們在會議上交流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內容涉及江南、江西和山西等地區。

對江南地區研究焦點主要集中在土地利用、社會救濟、宗教信仰等方面。南京師范大學慈鴻飛、黃敏的《城居地主與近代江南農村經濟》，重新審視城居地主的作用，認為近代江南地區城居地主在土地投資、改良農業原料品種、推行農作物的商品性生產、改造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地主離鄉進城代表了歷史前進的步伐，農村經濟的衰敗并不是地主城居帶來的結果。這個觀點，對于我們研究近代城鄉關系有一定的啟示意義。南京農業大學郭春華的《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蘇南地區耕地利用研究》，通過對文獻資料進行統計分析，認為當時蘇南地區農均耕地資源數量少，經營規模狹小，農作物產量低而不穩，農民生活艱難，因此農民積極調整種植結構，大量種植高附加值的經濟作物，以獲得更多的經濟收益。蘇州大學王衛平的《江南士紳與光緒二年蘇北義賑》，對光緒二年蘇北海州、沭陽地區的義賑情況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認為蘇北義賑是由民間自行籌資、自行放款的“民捐民辦”行為，是帶有轉折性的近代義賑，在中國賑災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南京農業大學博士生張祥穩的《清代乾隆朝中央政府災民救濟政策落實情況研究》，以乾隆11年江蘇三州縣水災賑濟為例，闡述了清代中央政府賑濟災民的政策和措施。此外，蘇州大學池子華、李勇的《蘇南漁民的祭祀活動和宗教信仰》，認為天主教傳入蘇南地區以前，當地漁民崇拜多種水神以及與捕魚有關的神靈。天主教傳入中國后，特別是近代時期，蘇南漁民篤信天主教，信徒數量遠遠超過該地區其它農民群體。而經濟上極端貧困，政治上孤立無助，文化水平低下，是蘇南漁民信仰天主教的主要原因。

在江西農業史研究方面，華南農業大學衷海燕的《水事之爭與鄉土社會糾紛解決機制》，以江西泰和縣槎灘陂為中心，通過分析傳統鄉村社會的水事糾紛，揭示了傳統基層社會的權力運作機制。認為鄉族組織與鄉紳階層雖然通過參與公共事務管理，分享了國家的政治權力，強化了對基層社會的控制，但他們的行政職能一般必須經過官僚政府的授權，才能持久有效地運行。在這種情況下，基層社會的自治化進程實際上是國家政治體制的轉型過程。與此相適應，官僚政府對于基層社會的控制和影響，主要不是表現為直接的行政干預，而是通過支持傳統的民間習慣法，建立一個制衡性制度。江西師范大學萬振凡的《民國江西農業院與農業現代化》和郭靜、崔存嶺的《抗戰時期江西農業探析》，主要討論民國時期江西農業的發展狀況。前者側重探討民國時期江西農業院的發展演變情況，認為江西農業院在選育農作物新品種、優化農業產業結構、建立農業科技推廣網絡、創新農業管理體制、完善農業教育體系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后者分析了抗戰時期江西農業的發展狀況，認為江西農業在抗戰時期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不僅為江西本省抗戰提供了物資保障，而且有力地支援了東南諸省。江西農業大學黃國勤教授的《農田養地制度的演變與發展》，從土壤耕作制度和農田培肥制度兩個方面，對建國以來江西農田養地制度進行了分析和總結，認為建國以來江西的土地耕作制度經歷了傳統多耕多耙、強調少耕免耕、實現輪耕輪作、推廣保護性耕作等四個階段，農田培肥也經歷了單純有機培肥、有機無機并重、化肥為主培肥和生物生態四個階段。這些認識，對當前江西耕地制度建設和農業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關于山西地區農業史，有兩位學者提交了論文。中國農業博物館李三謀的《清代山西農業生產及其租佃關系》，對清代山西租佃關系的地域性特點進行了分析。作者認為，清代山西農民的耕作技術和生產能力在各個地區的差異，決定了境內各處農耕勞動習慣的不同，也決定了各處農村租佃關系的多樣性。在晉北地區，農業生產技術落后，佃戶勞動能力低下，勞動成果小，所受剝削比較嚴重，主佃關系嚴重對立；晉中南一帶，農民的勞動技術水平、勞動能力較高，所受剝削就相對較輕，主佃之間沖突較輕。這個結論，使人們對古代租佃關系的地域差異有了一個清晰的認識。山西大學張俊峰在《明清以來山西水力加工業的興衰》一文中，對學界提出的“明清時期華北水利加工業完全衰落”的觀點進行了糾正，認為明清以來山西境內水利型經濟得到了極大程度的發展，水力加工業尤其水磨非常普遍，數量驚人，在地方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并沒有達到完全衰退的地步。20世紀50年代以來，由于電動機械的廣泛應用，以及水庫建設、挖煤采礦、過度抽取地下水導致河泉干涸等原因，才使得傳統的水力加工業退出了歷史舞臺。

除了上述地區之外，還有學者對中國北方地區農業發展狀況進行了探討。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樊志民的《秦西垂農業環境的認識與考察》，通過對甘肅禮縣西山早秦遺址發掘資料進行分析，認為先秦時期西垂具有優越的農業環境，當地居民以農業經營為主，西垂農業具有明顯的旱作農業類型特征。新疆石河子大學謝麗的《塔里木盆地南緣古代社會盛衰與綠洲荒漠化耦合規律研究》，討論了塔里木盆地南緣古代社會盛衰與綠洲荒漠化之間的關系，認為塔里木盆地南緣綠洲荒漠化現象的頻繁發生有著多重復雜的原因，在自然因素與人文力量綜合作用的鏈條中，社會人文因素應是該地區綠洲荒漠化的主導因素，塔里木盆地南緣古綠洲具有隨著農業開發強度的加大和社會繁榮而消亡的耦合規律。陜西師范大學李令福的《論北魏艾山渠的引水技術與經濟效益》，對艾山渠的修建過程及引水技術、輸水技術進行了細致的考察，認為艾山渠的修建，不僅促使北魏時代銀川平原水利建設的興起與發展，而且對以后銀川平原水利事業的發展有極大的促進作用，奠定了其“塞北江南”形成的歷史基礎。南京農業大學博士生黃富成的《兩漢邊地農業發展的理論與實踐蠡探》，從區域控制與制度農業的角度探討了兩漢邊地農業的發展。認為兩漢時期實行的邊地農業政策是區域控制下的制度農業，邊地農業實際上就是內地農業社會在邊地的移植，以便對邊地進行有效的控制。此外，與會的兩位日本學者在會上介紹了她們對東北地區農業史研究的成果。日本大阪外國語大學博士生小都晶子探討了偽滿時期的土地“開發”政策與日本移民的關系。日本九州大學博士生永井里沙對民國時期東北農村運輸體系的形成過程進行了系統的考察。

三、不同時期的農作物品種、生產工具和農業經濟

中華農業文明源遠流長。在長期的生產實踐過程中，無論作物栽培和食用，還是生產工具、生產技術的改進，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不僅推動了中國傳統農業的發展，而且豐富了農作物品種。湖南省雙峰縣徐迪新、徐翔的《中國直播稻、移栽稻的演變及播種技術的發展》，認為中國水稻經歷了由直播栽培到育苗移栽，由種子直播到浸種催芽的發展過程，不催芽播種是傳統農業技術的創新，這種技術與地膜覆蓋栽培、種子丸化包衣等先進技術相結合，將推動生態農業的改進和發展。浙江大學游修齡教授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鄭云飛研究員在《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葡萄種子引起的思考》中，利用近年來發掘的考古資料，認為中國食用葡萄已有5000千年的歷史，進而提出歐洲葡萄傳入中國之前，中國本土已經栽培馴化葡萄。由于中國古代農業以種植業為主導，一直使用糧食釀酒，這就抑制了葡萄釀酒的需求和葡萄栽培馴化的深入，因此野生葡萄沒有進一步馴化成像西方那樣的優良的食用和釀酒品種。鄭州大學王星光和高歌的《中國古代花卉飲食》，則系統地闡述了中國歷代花卉飲食的概況，分門別類地詳細介紹了中國古代各類花卉食品、飲品的具體制作方法。這項研究，對于我們今天開發食用花卉具有重要的借鑒和啟示意義。中國昆蟲文獻研究所王華夫、李微微的《中國蜂產品飲食文化》，介紹了中國古代的蜂蜜食品、蜂花粉食品、蜜蜂幼蟲食品及蜂尸食品的配料和制作方法。

在中華農業文明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先民們為了滿足生產的需要，創造了多種多樣的生產工具。敦煌研究院王進玉的《敦煌壁畫與古代農業生產工具研究》，通過對敦煌壁畫中農作圖進行考察，詳細敘述了敦煌地區的牛耕技術、播種技術、以及中耕和收獲時所使用的各種農具，向人們展示出敦煌地區農業生產的基本情形。中國農業大學張法瑞和柴福珍的《(農器圖譜)中詩歌的農學意蘊》，對元代著名農學著作《王禎農書》中農器詩歌進行了研究，認為農器詩歌包含了豐富的農學信息，不僅記錄了農器的農學知識，而且揭示出農器在農業生產中的重要意義，反映了當時農器的推廣狀況和發展趨勢。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易華的《與游牧有關的幾個技術問題》，討論了生產生活方式與生產工具之間的關系，認為歐亞草原地區定居居民吸收了周圍的畜牧及相關技術創造了獨特的游牧生活方式，并引進了青銅與鐵器技術，走上了武裝化的道路。游牧民不是這些技術的發明者和相關器具的創造者，而是這些技術和工具的使用者和有力的傳播者。

中國古代的糧食問題，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卜風賢副教授的《傳統農業時代農村人口的糧食安全狀況》，對歷代人均糧食占有量、不同社會階層的糧食占有情況進行了考察，并進一步分析了農民負擔對糧食安全狀況的影響。萊陽農學院王寶卿副教授的《我國歷代糧食畝產量的變化及其原因分析》，結合已有的研究成果，考察了從古到今糧食畝產的變化趨勢，認為統治者的重農思想、生產技術的進步、商品經濟的推動是影響糧食畝產量變化的有利因素，而天災人禍對糧食畝產量變化產生了很多消極影響。巢湖學院楊松水副教授的《論清代皖中地區與江南米糧貿易的動因與影響》，論述了清代江南地區與皖中米糧交易的動因，認為米糧貿易對皖中地區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密切了皖中與江南的經濟交往，實現了雙方區域經濟的分工協作，促成了皖中地區農業經濟的專業化與農產品的商品化，加快了皖中地區的農業經濟開發的步伐。

在經營制度方面，本次會議上有兩位學者分別討論了唐代田制和元代馬政問題。華南農業大學翟麥玲的《唐代的屯田與營田考論》，對唐代的屯田和營田進行了辨析，認為屯田和營田在管理機構、設置目的、設置地點、經營人員、經營方式等方面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屯田和營田屬于兩種不同的土地經營方式，屯田和營田都可以轉化為均田。中國農業大學張法瑞和大連水產學院王磊合撰的《略論元代的馬政》，對元代馬政機構、馬匹征括、牧養分布進行了系統的研究，認為元代馬政較為發達，是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所無法比擬的，這與元代統治者以畜牧起家、以馬得天下有一定的因果關系。

四、農村社會組織和農業文化

農村社會組織的發展演變是一個具有現實意義的研究領域。從中國歷代政治體制的發展演變來看，村社組織雖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行政組織，但是在維系鄉村社會運行、治理農村社會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中國農業大學石華、張法瑞的《元代鄉村基層政權組織及運作方式之探析》，系統地探討了元代的基層政權的組織形式，認為元代的鄉村基層政權組織分為鄉、都、社三級，它們同時兼有人丁管理和土地管理的雙重職能。“社”由傳統的勸農組織演變為政府基層行政機構，是國家財政管理體制完善和強化的結果。

民間組織在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中國農業大學馮開文教授提交的論文《建國前根據地的合作社——誘致性制度變遷以及規模與退出問題》，利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對建國前根據地的合作社的形成、成長、退出及其規模等問題進行了分析，認為合作社一般是農民自發組織起來的，政府在其中只是發揮了引導、宣傳和規范作用。因此，根據地的互助合作運動是一場理性的誘致性制度變遷，是一種交易成本較低的制度變遷。他的研究，對于今天發展和完善農村經濟合作組織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華中師范大學魏文享副教授的《鄉村控制與農業建設——試論南京政府時期湖北省的農會組織》，對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湖北省農會組織的分布、流變、運作績效等進行了探討，認為農會組織在發展農業經濟、改善農民生活、穩固農村秩序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國民政府的強烈干預下，農民并未在農會中取得主體性地位，在相當程度上制約了農會的運作績效，甚至淪為國民政府加強保甲、征兵調糧、抵制革命的工具。

農業社會的各種社會文化現象，與農業生產有著密切的關系。徐州師范大學王健的《漢代祈年與籍田儀式及其重農精神》，對漢代的祈年與籍田儀式進行了探討，分析了祈年與籍田儀式的文化內涵，認為祈年與籍田儀式對于塑造兩漢重農主義的經濟政策和國家治理方針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廣西師范大學劉文俊的《壯族農事祭祀節日系統的文化屬性和功能》，認為壯族的農事祭祀節日系統體現了鮮明的稻作文化特征，具有維持農業生產活動的正常進行、滿足人們的宗教信仰需要、促進民族文化的積淀、傳承、整合和民族心理的塑造等功能。此外，蘇州鐵道科技大學朱小田教授的《社會史視野中的“俗例”——以“搶親”為對象的研究》，則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論述了“搶親”這種“俗例”存在的社會環境和發生的歷史條件，認為地方俗例在整個近代一直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所謂“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中國法制的近代化”等過程并沒有對地方俗例構成多少實質性的影響。通過“搶親”這種“俗例”進行研究，他進而提出“史學范式”轉換問題，認為以“整體性”為追求目標的社會史研究，對于傳統史學在視角轉換方面所具有的革命性意義。

第四篇：歷史人類學的困惑

歷史人類學的困惑

黃 鶴

（廈門大學 人類學所，福建 廈門 361005）

[摘 要] 歷史學和人類學之間開展的積極對話，標志著歷史人類學作為一種充滿活力的取向，開始進入操作層面。但是，在這個被稱為新興學科的歷史人類學背后，學術淵源、概念界定、語義范疇、理論思想等諸多方面的問題尚未得到完滿解決，某些提法的表述至今仍然存在爭論和異議，忽視所有這些單純認為歷史人類學是一個學科的提法似乎有些過于武斷。因此，本文試圖通過對以上問題的探討，對歷史人類學的諸多困惑提出自己的解釋。[關鍵詞] 歷史人類學；學科；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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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社會人類學會議在愛丁堡召開，主題是“歷史和人類學”。彼得·伯克認為雖然歷史學和人類學之間的學科交叉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變得越發明顯，但是要彼此痛快地接受對方的理論仍然有些力不從心。對于歷史學和人類學間關系的概述，列維－斯特勞斯在其名著《結構人類學》的開篇部分曾經這樣寫到，“如果說歷史學家與人類學家在從研究有意識的內容走向研究無意識的形式的理解人類的道路上所遵循的方向是背道而馳的，那是不準確的。相反，它們全都走著同一條道路??唯一不同的是它們的朝向。人類學家是朝前行進的??而歷史學家卻可以說是朝后行進的??正是這兩門學科的結盟才使人們有可能看到一條完整的道路。”[1](p29)可見，在斯特勞斯那里，歷史學和人類學雖然研究的方向不同，研究的要點各有側重，但是彼此互補、互相結盟卻是大勢所趨。的確，雖然人類學與歷史學的結盟對于整個研究領域來說具有異常深遠的影響，但是，目前這種趨勢太過寬泛，使得結盟掩蓋了而不是暴露了重要的問題，換句話說，歷史人類學提供的空泛整合掩蓋了該學科在學術淵源、概念界定、語義范疇、理論思想等諸多方面存在的問題。

一、基本要素的分歧

歷史學和人類學之間對話的歷史雖然可以上溯到人類歷史的誕生，但是歷史人類學作為一門學科出現不過一個世紀之久。由于對話與學科的產生并不同步，因而導致了歷史人類學中存在著大量的問題和分歧。而歷史人類學的年輕又使得這門人文學科帶有成長過程中的諸多嚴重不足，甚至連“歷史”這些最基本的用語也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以至于歷史人類學整個學科體系異常薄弱。

首先，歷史人類學中“歷史”一詞的界定存在著分歧。歷史分為“歷史”和“歷史學”，因此歷史人類學這個名詞本身就很容易產生歧義，所以有可能的話要界定為“歷史學人類學”。而歷史學有“傳統史學”和“新史學”之分，傳統史學著重宏大敘事，新史學關注私人敘事，歷史人類學符合歷史潮流的抉擇是史學中的“新史學”，而“新史學”又可分為“歷史學”和“歷史哲學”，這里面的歷史學關注史料，歷史哲學關注史觀，因此，要選擇新史學里面的“歷史學”，而這里的“此歷史學”同大歷史中包含的“彼歷史學”還要區分開來。其次，同歷史學結合的人類學也需要嚴格的界定，人類學分為古典人類學和現代人類學，同傳統史學有相互訴求關系的是古典人類學，同新史學積極對話的是現代人類學。因此，現在意義上的歷史人類學中提到的人類學應該是現代人類學。第三，研究區域和學科視野過于宏觀。歷史學以其“歷時性”的特點，綿亙人類文明的起始，它不僅指過去的事實本身，更是指人們對過去事實的有意識、有選擇的記錄，也就是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而人類學則因其 1 “共時性”的特點，包羅萬象，它的研究范圍幾乎包括和人類有關的一切問題。于是，二者的交叉構成了一個無比宏觀的時空坐標體系，這就使得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非常難以把握。第四，由于歷史人類學至今沒有恰切的學科范式，因此對于部分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來說，它還只是一枚圖釘，方便你把各種論點和分析掛在上面。但這并不意味著對于歷史人類學的研究到此為止了，隨著探討的深入、知識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們會越來越清楚這個方便圖釘的構造。第五，傳統史學與古典人類學之間在人類歷史誕生之時便有了相互訴求，雖然作為準學科要件的歷史人類學中的歷史學和人類學在20世紀才有積極的互動，學術前史仍然無法詳細追述，因為過于久遠的時間往往會湮滅了史實的重要性。

二、基本概念的分歧

對于歷史人類學的概念界定，大致來說可以分為兩種。前者主要來自歐陸，以年鑒學派為代表，揚棄傳統歷史學以歷史事件為核心的做法，而希望掌握一個時代重復出現的社會實踐，如習俗、禮儀、心態、知識、機構、結構等。后者主要來自英美人類學者，將對于文化系統的理解加入歷時性研究，以掌握文化變遷的內在動力與外在環境的互動特質。

但就目前學界的研究狀況來看，歷史人類學的定義其實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定義以歷史學為主體，例如《文化學辭典》上面對歷史人類學這樣定義——“所謂歷史人類學，就是從歷史學（主體）這個領域出發，研究和回答人類學提出來的問題。歷史人類學以人類全部社會生活（主要是物質生活）為研究對象。”[2](p423)旨在通過這一研究，深刻地再現普通人民群眾而不僅僅是上層人物的日常生活。第二類定義以人類學為主體，例如薩林斯這位當代歷史人類學的主要建筑師這樣認為，歷史人類學是這樣一種方式的探究，它力圖在不同觀點、不同分析工具、不同時空范圍之間架設橋梁或形成對話。薩林斯的歷史人類學觀點，雖然與早期年鑒學派關于歷史人類學的觀點相似，但更強調人類學本位的立場，或者說“文化”的立場。第三類定義糅合了前二者，是綜合型定義。例如文思理的《甜與權》，蓋茨的《尼嘎拉：19世紀巴厘的劇場國家》，科奇與薩哈林斯合著的《阿納胡魯——夏威夷王國的歷史人類學》等。在他們的著作中，人類學和歷史學兩者的結合是平等的，既不是人類學占主導地位，也不是史學占壓倒性優勢，雙方互相借鑒、互相促進。

當然，上面列舉的三種定義有其先進之處也有其缺陷之處。先進之處在于從不同的角度和深度闡釋了歷史人類學的構建基礎，而缺陷之處則在于它們大多過于注重歷史人類學功能的闡釋而忽略了結構的探討。換句話說，它們僅僅把歷史人類學的外延當為歷史人類學自身予以界定，并沒有指出歷史人類學之所以被稱作是一門學問關鍵在于其自身所具有的科學本質。正因為這種認識的存在，導致學術界一直存在著否認歷史人類學是一門獨立學科的錯誤認識。當然，如果深究學科的研究范疇和理論范式，目前的歷史人類學還不能成為純粹的學科，而僅僅是歷史學和人類學二者關系的松散表達，因此我們不妨將歷史人類學稱為“準學科”——既是規范學科形成的預備階段，也是規范學科形成的必經階段。

三、研究領域與方法的分歧

作為歷史學和人類學二者交叉后產生的新興學科，歷史人類學不僅繼承了歷史學和人類學的理論，更融合了兩大學科慣常的研究方法，即文獻辨析與田野工作相結合。因此，一個合格的歷史人類學家必須既要熟悉有關理論的發展情況，又要在田野工作上訓練有素，這樣才能讓他的調查結果具有實用價值、可以經得起實踐的檢驗和推敲，從而有助于解決實際層面的問題。的確，這樣的研究方法對于中國學者研究本土文化來說，非常適用。例如王銘銘近年出版的《社區的歷程》和《逝去的繁榮———一座老城的歷史人類學考察》等論著,就 2 可以說是中國本土人類學者在歷史人類學領域中的先鋒之作。那么，為什么王銘銘等學人的歷史人類學著作可以充分發揮歷史人類學作為交叉學科的優勢呢？首先，以王銘銘為代表的這批學人普遍具有良好的理論根基，能夠與世界同等的理論水平接軌；其次，他們選擇進入田野調查的點設在了中國境內，而且通常選擇在那些讓“小傳統”和“大傳統”能夠產生勾連的區域。這種深厚的學術根基以及明智的地域選擇不僅加快了歷史人類學中國本土化的進程，也加強了中國歷史人類學研究的各項維度和深度。正如劉永華所表述的那樣，“雖然西方歷史人類學的這些學術傳統,對中國歷史人類學的發展有著重要借鑒意義，不過,對西方歷史人類學不同學術傳統的討論表明,中國歷史人類學發展的契機,更要注重本土的學術資源,注意從本土的學術傳統出發,探索自身發展的路子。”[3](p29)可見，學人只有選擇恰當的研究平臺才能讓自己的才學有用武之地。

可是，也正是因為王銘銘等學人的成功讓我們看到了中國歷史人類學研究的兩大欠缺之處：第一，中國歷史人類學自身的理論構建非常薄弱；第二，田野地點的選擇過于狹窄，大部分學人都只能局限于中國境內。當然，這兩方面欠缺自有其歷史成因。首先，就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來說，國人更擅長的是形象思維而非抽象思維，而西方尤其是德國人非常擅長抽象思維，凡事皆要上升到理論和主義才肯罷休，這就從文化根基上決定了為什么主義和理論大多是“西學東漸”而鮮有“東學西漸”；其次，西方人類學在20世紀20年代以后逐漸超越古典進化史觀的時候,中國人類學卻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大部分時間里深深沉迷于古典進化論式的想象,從而在歷史人類學的方向上無法達到同時期歐美人類學的反思水平,更不用說實現了可以和西方人類學對話的高度。[4](p3)再次，進行歷史人類學研究，如果單純考察正史文獻不做田野調查，依然擺脫不了傳統史學的局限，似乎也與新史學背道而馳。因此，除了正史我們還需要獲取大量的材料，其主要來源有兩條途徑，其一是通過收集報刊資料、私人日記等方式；其二是通過實地田野調查，采集口述資料和圖像資料等等。這就決定了田野地點的選擇不大可能超出中國的范疇，一是國情決定了出國進行長時間的田野調查并不那么廣泛可行；二是即使能夠出國進行田野調查，對象國所屬的對象區域的瑣碎細節資料也難以收集齊整并加以完善整理；三是即使收集到了大量的材料還有語言的障礙以及文化理解層面的障礙等諸多阻礙。因此，中國的歷史人類學研究之所以更關注本土化，實在是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而在世界正逐漸走向一體化的過程中，中國的歷史人類學研究實是有些捉襟見肘之嫌，故而只能在本國文化的多元方面求取發展，這也是劉永華為什么在提倡本土化研究的同時，又在后面補充了“文獻的田野調查”這一概念，也許他正是在為田野調查的非本土化尋求一種突圍的方式——“他認為所謂文獻的田野調查,可以從兩個方面去理解,即一方面可以理解為在文獻之中進行的田野調查,另一方面也可理解為方法。”[3](p29)

四、產生分歧的原因

分析產生以上諸多分歧的主要原因，主要有以下六點：第一，歷史人類學涉及人類歷史和社會的方方面面，無所不包，因而沒有特定獨有的研究領域。而有無獨立的研究領域，是一門學科是否成熟的關鍵標志，也是一門學科能否獨立和是否有必要獨立的基礎和關鍵。第二，這門學科興起之際較大地受到各國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時代、學術觀點和研究目的多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很難做到固有學科定義的中正平和。第三，研究者的身份對定義的提出形成了較大的影響，比如歷史學家更注重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理解歷史人類學，而人類學家則更側重從人類學的角度去對歷史人類學加以闡釋。身份的不同最終只能導致“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第四，歷史人類學作為一門學科在近代社會歷史上問世的時間較晚，因此不得不借用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從而在研究內容上與別的學科也產生了一定的重復性和共融性，導致其定義和學科定位都缺乏獨立的特質，因而并沒有形成嚴謹的學科范式和有 3 序的學科體系。第五，歷史人類學的定義雖然由歷史學和人類學的定義結合發展而成，但是歷史人類學的定義屬于次一級定義，和歷史學與人類學這兩大定義并不屬于同一級定義，因此，單純從已經非常成熟的歷史學定義或者人類學定義來衡量歷史人類學定義，是很不公平的。第六，長期以來歷史學和人類學研究一直缺乏系統性和計劃性，出現了1＋1<2的情況。歷史學家批評人類學家研究空洞、貧乏、不扎實是花架子，屬于海派。而人類學家則批評歷史學家的研究是作坊式的，豆丁之學，是京派的古板和小家子氣。這就使得歷史學者和人類學者在研究時各自為政，很少考察別人的研究成果，導致歷史人類學雖然從單個方面看起來都是高質量的，但從總體來看，卻缺少一些應有的共同特征，因而歷史人類學的發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正如巴勒克拉夫在1987年所說的那樣，“所謂人類學家下苦功不夠，是說對史料的搜集和分析淺嘗輒止，不求甚解，以建構理論為興趣，史料成為理論的附庸。另有些自以為是歷史人類學的研究，不過生硬堆砌他人的研究史料，然后取巧冠以某些理論概念，將歷史簡單化和模式化，曲解了歷史。而所謂史學家不用頭腦，是說他們鉆進史料便不出來，特別是被狹窄的精英史料所束縛，以為那就是全部歷史，忽略了另類史料和理論的思考，陷入一種簡單的‘集體的回憶’”。[5](p78)以上六點說明了多數學者對剛剛興起的歷史人類學雖然存在著較為濃厚的興趣，但對這門學科還沒有形成一個較為清晰和共同的認識，表明歷史人類學這一新興學科還要有一個成長過程，說明“歷史人類學”這一詞的內涵與外延還有待深化研究。

五、結 語

歷史人類學是為了適應人類社會和歷史文化需要而產生并不斷發展壯大的，它試圖研究和說明存在于人類社會中的一種最為廣泛和普遍的關聯性。但是，越是廣泛和普遍的學問，往往越難在最基本的要點上達成共識。不過，通過認真剖析歷史人類學的學術淵源、概念界定、語義范疇、理論思想，我們不難發現目前的歷史人類學研究至少達成了以下三點共識：第一，歷史人類學研究的主體是人，人既是歷史人類學研究的承受者，又是該研究的發起者和深化者。第二，歷史人類學的研究范圍包括自然和社會科學兩大領域，研究要點遍布文化的各個方面。第三，歷史人類學體現了歷史學和人類學之間理論的對話和研究方法的借鑒。基于以上三點共識，歷史人類學似乎可以這樣定義——歷史人類學的研究主體和載體都是人，它是在歷史學和人類學交織的時空觀中體察自然和社會兩大領域文化建構的學科，歷史學和人類學是其文化意識內涵的外在具像體現。這里所謂的“交織的時空觀”是指，歷史學希望利用人類學的“共時性”為歷史學增加學科的主體參與感；另一方面，人類學也期望借助歷史研究的“歷時性”，以克服人類學單純地域研究帶來的瑣碎疏離感。[6](p94-100)這樣，二者積極對話的結果就使得歷史學和人類學有了共同的研究背景——時空；同時，二者的對話也使得“歷時性”和“共時性”在研究方向和步調方面達到了平衡與一致。可以說，歷史學和人類學相互對話的歷史傳統，終于匯合成為二者共同的學術取向，使歷史人類學成為歷史學和人類學之間關系的最終表達。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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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He(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China)

Key words: Historical Anthropology;Subject;Perplexity Abstract: The Activ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history and the anthropology signs th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has became a kind of academic orientation full of vitality.Though th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was named a kind of new subject, ye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haven’t been solved.Many of them are still filled with controversy, such as the academic origin, the definition of concept, the area of Semantics, the theories and so on.It is looks like arbitrary if we look on th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as a kind of subject.So, we want to discuss the problems about th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and explain why that happened.作者黃鶴，廈門大學人類學系助教，廈門大學歷史系博士。

第五篇：大歷史視野下的紅色經典歌劇《洪湖赤衛隊》

大歷史視野下的紅色經典歌劇《洪湖赤衛隊》

【歌劇內容】1930年夏，湘鄂西工農紅軍第二軍、第六軍主力部隊開赴公安縣，擴大蘇區革命勢力。國民黨反動派勾結地主反革命武裝，保安團馮團長及湖霸彭占魁與蘇區革命政權對抗。洪湖某鄉蘇維埃第一赤衛隊長劉闖，主張與敵人硬拼，支書韓英耐心勸說。為牽制敵人，保存革命力量，韓英遵縣委指示，暫時撤退，以退為進，派黨員胡子爹與打入敵人心臟的地下黨員張副官取得聯系。后赤衛隊夜襲彭家墩獲勝，彭占魁偽作撤退，暗地搜索，企圖將赤衛隊消滅。陰謀被韓英洞察，但因劉闖急躁，暴露目標，韓英被捕。彭占魁對韓英施以酷刑，韓英不屈。后因隊員王金標叛變投敵，張副官以生命作代價，救韓英出險。彭占魁以王金標為向導，引誘赤衛隊出湖。此時劉闖已接受教訓，敵人未能得逞。后紅軍與赤衛隊合兵一處，消滅反革命武裝，恢復革命政權。

歌劇《洪湖赤衛隊》可謂家喻戶曉，幾十年來，其中的唱段廣為流傳，劇中主人公韓英的詠嘆調《看天下勞苦人民都解放》是其中的代表性唱段之一。《洪湖赤衛隊》（以下簡稱《洪》劇）如何誕生？何以成功？在自身藝術因素之外，還有哪些原因？在大歷史視野之下，未曾表述的真實背景有哪些？藝術作品的藝術真實與歷史真實對于作品的生命力有何影響？

新中國音樂史上的一座豐碑

每每靜聽歌劇《洪》劇中女主角韓英的內心獨白唱段《看天下勞苦人民都解放》，都會被這近9分鐘（這是一般常見歌曲兩倍的時長）的詠嘆調感動欲淚。何也？

充滿了革命的神圣感與崇高感的《看天下勞苦人民都解放》一曲的結尾唱段尤令人熱血沸騰――

“娘啊，兒死后，你要把兒埋在那洪湖旁，將兒的墳墓向東方，讓兒常聽那洪湖的浪，常見家鄉紅太陽。娘啊，兒死后，你要把兒埋在那大路旁，將兒的墳墓向東方，讓兒看紅軍凱旋歸，聽那鄉親在歌唱。娘啊，兒死后，你要把兒埋在那高坡上，將兒的墳墓向東方，兒要看白匪消滅光，兒要看，天下的勞苦人民都解放！”

這段唱詞給人帶來的直接感受就是：腹有豪情，不懼犧牲，從容赴死，滿懷祈愿。一曲終了，剎那之間，讓溫和的漢子也有了“拎兩把菜刀出門”跟著韓英鬧革命的沖動。紅色經典塑造音樂形象的魔力在于，用一種修行者般無畏、無私的獻身精神，引領觀眾身臨其境，感同身受，并由此產生一種使命感，響應“理想信念”的感召。

能夠在車載斗量的海量紅色音樂作品中穿透半個多世紀的霧靄，這首《看天下勞苦人民都解放》也一定不會簡單――必須在技術、藝術、社會時空環境諸方面形成合力。

我們把詠嘆調中的無私無畏解讀為追求自由、民主、文明，追求人的解放，“熱愛生命，熱愛生活，熱愛和平乃至熱愛世界上一切美好事物的人類最樸素的情懷”，一切就升華了。如果再能夠拉寬一點視線，站在較為客觀的立場，回眸家國民族的歷史，相信天性純良的人們會心生無盡的感慨。韓英所唱的“砍頭只當風吹帽，灑盡鮮血心歡暢”，也就有了跨越時代與族群隔閡的正面意義！

詠嘆調《看天下勞苦人民都解放》，是《洪》劇中三個著名唱段（另外兩個是《洪湖水浪打浪》《沒有眼淚，沒有悲傷》）之一，也是表演（演唱）難度最大的一首。音域跨度寬，旋律起伏大，節奏伸縮性強，行腔上極富戲劇性，語言上地域色彩濃重（首演就是用的方言）。演繹者若沒有多年的修為和真功夫，是拿不下的。

應該說，在中國新音樂史上，這首詠嘆調是屬于既能夠比較充分展示歌者的技術水準，又能夠體現歌者藝術人文素養的作品。有不少唱功深厚的年輕女高音都會把它作為聲樂大賽最后決賽的殺手锏。比如央視青歌賽第14屆的王麗達、第15屆的金婷婷，都曾用此曲。當然，最著名的是《洪》劇原唱王玉珍和歌壇常青樹彭麗媛的版本。

此曲最能概括說明《洪》劇，因為有故事。在彌漫著濃郁的楚劇漢調、荊州花鼓戲的行腔韻味的歌聲中，此曲幾乎可以說把全劇最重要的劇情背景做了交代，以“革命母親”的口吻做引子――

“娘的眼淚似水淌，點點灑在兒的心上，滿腹的話兒不知從何講，含著眼淚叫親娘，娘啊！”

而后引出簡明扼要卻又典型的“革命家史”――

“娘說過那二十六年前，數九寒冬北風狂，彭霸天，喪天良，霸走田地，搶占茅房，把我的爹娘趕到那洪湖上。那天大雪紛紛下，我娘生我在船艙；沒有錢，淚汪汪，撕塊破被做衣裳。湖上北風呼呼地響，艙內雪花白茫茫，一床破絮像漁網，我的爹和娘，日夜把兒貼在胸口上；從此后，一條破船一張網，風里來，雨里往，日夜辛勞在洪湖上。狗湖霸，活閻王，搶走了漁船撕破了網，爹爹棍下把命喪，我娘帶兒去逃荒。”

毛澤東曾為劉胡蘭題詞：生的偉大，死的光榮。我們看韓英是：生的可憐，活的凄愴。屢遭摧殘，唯有逃亡。但是，天下雖大，又能往哪里逃呢？從創作的角度來說，雖是怨訴，但表達中，白話詩般的敘述，語言節奏長短錯格，文辭工雅，凄慘之中不丟詩意，曲調上西洋詠嘆調的旋法與湖北地方戲中的苦情戲（哭腔）韻腔結合，富有美學意義上的悲劇美。

“彭霸天”，他先是“霸走田地，搶占茅房”，又“搶走了漁船撕破了網”，致使“爹爹棍下把命喪”，只得“我娘帶兒去逃荒”。暗夜長空，凝結著令人窒息的不平。

“自從來了共產黨，洪湖的人民見了太陽。眼前雖然是黑夜，不久就會大天光。娘啊！生我是娘，教我是黨，為革命，砍頭只當風吹帽！為了黨，灑盡鮮血心歡暢。”

以細膩而跌宕的娓娓敘事，為結尾大段的抒發做鋪墊，升華革命豪情，蘊結力量，使得整個作品感官上既充滿劇烈的矛盾沖突，結構上又有潑墨狂草般的峻急寫意、重彩留白，有一種布局上的章法之美。曲調起伏流暢，如江河肆意，詠唱情切意真，一氣呵成，確是形神俱佳的好作品。

《洪湖赤衛隊》是新中國音樂史上繼《白毛女》之后，在第二波創作高潮期立起來的豐碑。而且，更為難能可貴的是，《洪》劇是一部由地地道道的“地方軍”創作出的作品。

該劇由當時湖北省地方歌劇團的朱本和、張敬安、歐陽謙叔、楊會召、梅少山編劇，張敬安、歐陽謙叔作曲，王玉珍主演。在首演及以后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擔任伴奏的都是地方歌劇團的民樂隊，再加上借外援組成的一個編制不全的混合小樂隊。因為多數演員不會，或者說不好普通話，演唱用的也是方言。

1952年，這樣一個集中了湖北全省70余名地方戲曲人才組建成的歌劇團，著實“放了顆衛星”。從創作、排演、修改到排演都由群眾參與，這是《洪》劇能夠在當時全國范圍內各地“爭放文藝衛星”的過程中能夠細致打磨并脫穎而出的一個重要因素。

《洪》劇的地域特色極其明顯，可以說，如果不是劇中西洋歌劇的外在樣式結合地域色彩的內容魂魄，或者叫本土化，《洪》劇“農村包圍城市”的路線恐怕很難走通，它半個世紀的盛名也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所以說，《洪》劇的成功是在特定時空條件下，全體參與制造、共同努力的產物。

《洪》劇背后的故事和人物考

劇中洪湖赤衛隊的故事，曾經婦孺皆知。1958年首次排演后，劇團從赤衛隊的發生地洪湖出發，開始了在湖北各地的巡演，邊演邊改、邊改邊演，在演出中打磨、在打磨中演出。在“農村包圍城市”式的創作、演出過程中，終于在1959年10月的“國慶十周年晉京獻禮”演出中一炮打響，轟動北京，并開始了全國巡演，一時間全國上下“處處洪湖水，人人浪打浪”。此后，各地劇團、劇種競相學演、移植《洪》劇。1961年電影版《洪湖赤衛隊》，更是為《洪》劇插上了翅膀。“文革”十年禁演，但禁不住人民內心對美的渴求，因為美已駐留人心。解禁后，又有了1979版、1999版，再就是2007年、2010年的兩個電視劇版，最近的則是2012年著名導演張繼剛的國家大劇院歌劇版。

《洪》劇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但是，舞臺上的故事在歷史大視野下的真正面貌是什么樣的呢？當年陳毅觀后曾表示：“你們把斗爭勝利寫得太順利，太容易了，為什么不寫斗爭失敗？為什么要以大團圓結局？當時歷史就是革命低潮，是‘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統治時期，還沒有確立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嘛！”陳毅的觀點中透漏出一些藝術真實與歷史真實不符的歷史信息。

其實，《洪》劇中的女主人公韓英，原型來源于湘鄂西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之一賀龍的姐姐賀英。

賀英，湖南桑植人，生于1886年。桑植位于地跨今湖南、湖北、貴州、重慶四省市的武陵山脈北麓，屬于湘西腹地。在清末民初的大亂局下，原先還能鎮撫一方的“土司制”行將瓦解，各地豪強占山立寨，亂世英雄起四方，川、貴、鄂、黔袍哥兄弟四處開香堂，一時間風起云涌、遍地星火。1906年，剛滿20歲的賀英和勇武任俠的丈夫谷績庭趁此揭竿而起，拉起了一支上千人的武裝，盤踞一方。血雨腥風，誰也難做常勝將，谷績庭在1922年罹難，賀英成為這支隊伍說一不二的當家人。這支隊伍因為賀龍的關系，后來也參加了湘鄂西紅色根據地建立之初的1928年桑植起義。1933年5月，賀英戰死，時年47歲。《洪》劇中的韓英26歲，風華正茂，英氣逼人，是位年輕的共產黨員，而現實中的“鳳頭大姐”（江湖上，男首領稱龍頭大哥，女首領稱風頭大姐）賀英在這個年齡早已經在“刀尖上行走”多年。

此外，湘鄂西的真實情況如何呢？國共第一次合作失敗后，中國共產黨被迫進行自救，調整政策，發動起義，轉入山區、邊區（執政當局政權治理盲點），建立農村根據地（中共黨史稱為“土地革命”）。在當時全國范圍內還沒有形成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各地軍閥割據的情況下，不斷壯大，漸成氣候。1928年，賀龍、周逸群、鄧中夏、段德昌、賀錦齋等在湘鄂邊區開創了紅色根據地。1930年，他們東下洪湖，并連成一片，形成了湘鄂西根據地，盛時人數達三萬之眾。但是，在從莫斯科歸來的夏曦“攜共產國際尚方寶劍”來到根據地并成為領導后，從1932年5月至1934年7月，執行“左傾”路線，進行嚴酷的“肅反”運動。而此時，蔣介石率國民革命軍北伐結束，張學良也已于1928年底在東北易幟，南北統一。1930年中原大戰結束后，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騰出了精力對蘇區進行“剿匪”，根據地內外交困，洪湖失陷，最后也就只得“長征”了。

歌劇《洪湖赤衛隊》就是截取了其中的一個極短的歷史片斷，演繹加工創作而成。

最后，有兩個劇中反面人物“湖霸彭占魁”和“打入敵人心臟的地下黨員張副官”需要做些補充。

“湖霸彭占魁”中“湖霸”一語屬于“扣帽子”，彭的原型，應該是中國傳統社會里的鄉閭大族士紳。結合劇情和所處地域來看，更可能是行會會首或擁有田地山林河湖水域的地主，或者兩者身份兼有。地主好理解――相較一般民眾而言，地主擁有較多土地。會首是什么呢？是集市上負責維護進行正常交易的管理者、監督人，俗稱“行人”，他們會在交易成功后或向買方或賣方收取一定比例的傭金。這一類人，當然不排除有欺行霸市者，但絕大多數不會，因為即使為了自身利益，他們也必須裝出公平合理的樣子，否則交易者轉投別市，市場不興，他們也就難以增加收入了。

張副官是“打入敵人心臟的地下黨員”，為了救韓英而舍身取義。按常理來說，他本可以在“保安團”這類的“執政系統”內循例升遷，但是為了理想信念而“背叛了出身和服務的階層”，當年的很多革命者就是這樣投身革命洪流的。

回首《洪》劇，“看天下勞苦人民都解放”，這如此美好的祈愿，是永不會過時的人類最高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