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現代行政法視野下的約談

現代行政法視野下的約談

——從價格約談說起

鄭毅

? 2012-12-27 22:57:33

來源：《行政法學研究》2012年第4期

摘要: 當前，價格約談在行政實踐中被越來越頻繁地采用，而約談理論研究的滯后性亦隨之凸顯。約談在現代行政法中的理論定位為何？是行政指導行為、行政契約行為抑或是一類全新的行政行為？約談的制度要素如何厘清？包括其應然的基本框架和必備要素，目前其所面臨的困境，以及效力機制、實施機制和保障機制的構建與實現等，都是值得我們深切關注的問題。

關鍵詞: 現代行政法；約談；屬性；困境；應對策略

2011年3月22日，坊間傳寶潔、聯合利華、納愛斯等日化品牌欲提價10%，3月30日國家發改委即表示，洗滌用品是群眾生活必需品，其價格的變動直接影響群眾的生活。目前已經“約談”了相關企業了解情況，并明確表示，各類企業要加強社會責任，不得隨意搭車漲價，更不許串通漲價、哄抬物價，同時將派出調查組赴有關企業進行調查。然而到了4月，日化產品價格便全面上調。無獨有偶，2011年5月6日發改委約談的洋奶粉企業、2011年9月16日發改委對部分白酒企業進行的約談也無一不是以相關產品的最終漲價的結局而告終。一邊是行政創新的銳意嘗試，一邊是制度要素和實際效用的廣泛質疑。究竟約談的理論定位為何？約談制度又應當如何正確地構建與運行？

一、揭開約談的面紗

“約談，顧名思義，約好就某一問題進行商談。??以求解決爭端、平息事態。”[1]實際上，在國家市場宏觀調控層面的約談大規模進入公眾視野之前，一些地方政府部門已經在具體行政活動中開始了約談的嘗試，主要有食品藥品安全約談、稅務約談、消費維權約談以及審計約談等。

（一）約談的內涵及其類型化

欲明晰約談的理論內涵，可首先考察其在不同類型的具體行政活動中的內涵特征。如食品安全約談是指質監部門對未履行或未正確履行職責、未按時完成年度食品安全監管工作的主管負責人、監管責任人或主管負責人、監管責任人發生變更時，由上一級主管部門組成約談小組，對以上主要負責人、相關責任人進行的警示、告誡或告知談話；或對存在食品安全隱患企業，抽檢不合格企業，新建食品生產企業、企業法人、生產條件發生重大變更的食品生產加工企業，由質監部門組成約談小組，對食品生產加工企業的主要負責人、相關責任人進行的警示、告誡或告知談話。[2]稅務約談是指稅務稽查部門在開展稅收檢查工作中，收集納稅人的資料進行案頭分析，對發現的問題和線索，邀請納稅人到稅務機關了解其納稅情況，責成其核實納稅事宜，要求其解釋和說明稅務機關提出的涉稅問題，并對涉稅違法、違章行為進行處理和處罰，同時對納稅人今后的經營情況進行稅收宣傳和輔導教育的行政管理活動。[3]消費維權約談則是指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或其消費者權益保護機構與經營者（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進行直接溝通交流、通報情況、聽取意見、研究辦法，督促經營者及時解決有關消費糾紛，指導經營者建立和完善消費維權自律體系，落實長效管理機制，提升消費維權在行政監管和行政指導工作實踐中的運行能力，提升全社會在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的整體效應。[4]審計約談的內涵目前雖無明確表述，但是從性質和權力實施模式而言，頗類似于稅務約談。[5]

其實，在目前約談的理論和實踐中，依據約談對象的不同主要存在兩種類型，即內部約談和外部約談。前者指上級行政機關對下級行政機關的有關工作通過約談的方式給予警示、告誡、告知或指導，屬內部行政行為，是傳統的行政命令的替代選擇或前置的新形式，如2011年12月28日國土資源部部長就嚴重違法違規用地問題約談了11個市縣政府的主要負責人；后者則是指主管行政機關通過與行政相對人或有關社會組織（如具有一定配合性權力的自治團體、行業協會等）的談話進行溝通交流、通報情況、聽取意見以及研究指導等，屬一般意義上的外部行政行為，發改委以干預市場價格為目的的約談即是外部約談的典型代表。

內部約談同外部約談的關系描述可分為如下三方面。第一，內部約談的實施更多地體現為一種選擇性或前置性措施，雖然象征著行政權內部運行結構優化的大趨勢，但是其本身并不具有實施上的絕對獨立價值。易言之，內部約談僅是一種選擇性制度，采用與否的決定、約談的后續措施的選擇以及既定行政目的的實現，都仍需以傳統的韋伯式的科層結構為基礎。第二，內部約談針對不同層級的行政權力之間的關系調諧，而非針對行政權與相對人權這一現代法治發展所關注的核心范疇。在當前歷史條件下，相對于內部約談而言，外部約談的依據、程序、適用范疇、對相對人權利造成的影響以及異化的評估與監督等無疑才是我們更應當聚焦的核心問題。如何讓科學制度的構建適應行政治理方式創新的不斷需求？如何防止在參與行政、合作行政、社會行政外衣的掩蓋下通過顯性或隱性的方式對傳統行政權力的濫用？如何引導全新的治理理念和形成發展以及對應治理模式的科學確立？等等。第三，應當在充分認知內部約談重要性的同時，充分結合當前的客觀情況，理性對待研究重點的選擇問題。因此，應然狀態來說，約談的內涵應作廣義的理解，即內部約談和外部約談的內在統一。而以價格約談為代表的外部約談則是本文所探討的重點。

（二）約談的目的與功能

依據種類不同，約談的目的和功能也不盡相同。內部約談的功能主要體現為警示、告誡、告知或指導。由于約談人和被約談人具有行政上的隸屬、管轄或監督關系，因此內部約談的功效發揮更為直接，也更為強勢。而作為本文側重研究的外部約談，其主要功能和目的有四。

第一，調查了解。這是指向被約談人的行為以及將要做出的行為的原因、背景、具體情況等進行調查和了解，屬初步試探環節，并以此為基礎作為約談人立場的確定、指導的方式乃至相關行政行為的進一步實施提供基礎。

第二，申明立場。這是指約談人以相關領域行政主管機關的名義向被約談人表明自己的態度，包括對被約談人的作為或將要實施的作為給予評價、對可能誘發的后果進行暗示甚至對后續規制行為的作出提出預告等。

第三，給予指導。這是指約談人在聽取了被約談人對相關事項的介紹之后從自身角度出發對解決方案（主要是指不同于被約談人預設方案）的設計和實施提供指導性意見，以幫助被約談對象在外部負面影響最小的前提下實現問題的解決。

第四，提出警示。這是指在申明立場和提供指導之后，被約談對象依然明確表示或有足夠的依據證明其將繼續依照既定的方案作為，且這種作為必將對相關秩序造成消極形象的情況下，約談人對被約談人發布將動用傳統公權力手段進行直接干預的警示，實際上可視為對被約談人隱性的“最后通牒”。

至于上述四種功能實際上構成了一套具有緊密的內在邏輯關聯的整體，相對獨立又彼此補充——調查了解是前提，申明立場是基礎，給予指導是關鍵，提出警示是補充。

二、約談的理論定位

（一）學界既有觀點述評

利用現代行政法原理對約談現象進行分析的前提，是明確其在行政法學理論譜系中的定位問題。目前的觀點可分為“獨立的行政行為”和“非獨立的行政行為”兩種判斷。前者是指將約談理解為一種具有獨特內涵的行政行為之一類，但在具體定位上亦有爭議，有有學者認為屬于行政事實行為，也有學者認為屬于行政指導行為，還有學者認為不屬于任何一類既有的具體行政行為類型。后者是指約談不具有獨立價值，而僅僅是某種具體行政行為實施程序之一步，如有學者認為其屬行政協議的前置，也有學者認為其是行政調查之基礎，還有學者將其解讀為政府信息行政權的必經階段。[6]筆者認為，可從如下兩個方面對學界的爭論進行簡評。

第一，約談是否具有相對獨立性價值。否定約談具有獨立價值的學者的共同點在于以“將約談和調查了解相等同”為邏輯前提，這實際上是不妥當的。首先，調查了解雖然是約談必不可少的功能體現之一，但卻既非唯一功能，又非核心功能。調查了解本身在約談中的作用基本在于約談人立場的確定以及給予指導或警示的途徑和方式的選擇，顯然更傾向于工具主義價值。其次，“約見與談”僅僅是獲得相關信息的方式之一，除此之外，尚有發函詢問、書面匯報、側面了解等諸多方式，將約談在功能上與信息獲取途徑完全等同，邏輯上是不周延的。最后，絕大多數既有的行政行為本身就暗含“調查了解”的意蘊。無論是具體行政行為還是抽象行政行為，試問哪一種行政行為的作出不是以調查了解并獲取相關情況以為判斷為前提？將這些行政行為中的調查了解環節一一析出再并稱為“約談”，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都看不出切實的價值導向。綜上，將約談作為一類獨立的行政行為是較為適宜的。

第二，約談屬于或近似于何種行政行為？首先，約談是行政事實行為嗎？行政事實行為是指行政主體以不產生法律約束力而以形象或改變實時狀態為目的實施的行為。[7]從行政主體實施、以行政職權為基礎、不具備法律拘束力以及行政性、侵益性和多樣性等方面看來，約談的確具備行政事實行為的典型特征。但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行政事實行為本身并非單獨一種行為，而是由一類概念所組成的概念集；另一方面，行政事實行為和許多行政行為之間并無明確的界分，具有將其他行政行為歸入自身項下的可能。[8]因此，將約談籠統地歸為行政事實行為，實際上對于引入行政法理論以對其進行針對性分析并無太多實質意義。其次，約談超出既有行政行為類型之外了嗎？一方面，得出肯定回答的前提是約談在各方面特征上均與既有的行政行為類型存在本質不同，然而約談行政法屬性的厘清之所以困難，不是因為其在特征上“特立獨行”，而是由于其同行政合同、行政契約、行政指導等諸多既有行政行為類型存在極大相似性；另一方面，提出一項新的行政行為種類必然面臨證成緩解和理論體系的復雜化，因此須進行適當的“效益分析”——提出新的行政行為類型對于行政法學研究的促進作用是否必然大于其所面臨的的證成難題和體系復雜化背后所隱含的成本？目前看來很難做出肯定回答。因此，不宜貿然將約談作為一種全新的行政行為加以對待。最后，約談是行政指導行為嗎？從前述的功能和現實特征來看，約談的確非常近似于行政指導，然而“提出警示”等功能卻又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傳統行政指導的“利益誘導”特征。[9]因此直接將約談界定為行政指導行為亦是不精確的。

綜上，鑒于約談近似又不完全等同于行政指導的特征，將其界定為“類行政指導”較為準確。

（二）類行政指導：約談的階段性理論歸宿

行政指導濫觴于二戰后的日本，曾在日本戰后的經濟、社會的恢復和發展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約談主要在如下方面體現出類行政指導（quasi-administrative guidance）屬性。[10]

首先，當代行政治理模式的轉變成為約談和行政指導的共同背景。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行政法制度的發展動力從行政權內源性的發展變革轉化為行政權與相對人的權利的動態平衡的實現。當代行政關系的產生與發展單靠行政權的拘束力和執行力已經獨木難支，更多的行政法關系在“提供——接受”、“協商——合作”、“誘導——選擇”中游移、選擇并實現。[11]行政指導正是在這種行政治理模式轉變的大背景下應運而生的，而約談也同這一背景體現出了相當的契合性。具體模式有三。第一，約談機關提供建議、信息而約談對象予以選擇性接受。第二，一方面約談機關就管理事項與約談對象進行協商以期達成合作，并協調具體行政管理過程中的權責分配及彼此配合，另一方面約談對象向行政機關反饋建議意見或訴求，對行政優化的實現發揮輔助作用。第三，約談機關在約談的過程中通過法律、政策的解析、利益誘導乃至警示等方式對約談對象的行為產生能動、積極的影響，當然這種影響須依據約談對象的自由意志而實際產生。

其次，作為新興的行政行為方式，約談和行政指導都體現出強烈的非強制性色彩。所謂非強制性，內含主要有二。第一，這類行政行為的實現機制并非如傳統的具體行政行為般依靠公定力、確定力、拘束力和執行力等效力內容要素，而是基于相對主體完全根據自由意志選擇接受與否的權利。第二，這類行政行為的實現機制中，行政主體不再占據唯一的主動地位，而是要通過同相對主體的協商一致共同促使既定行政目的的實現，其全新的二元模式特征與傳統行政行為的一元模式具有本質區別。正如發改委就對開篇時言及的外界質疑回應稱：“約談企業是為了引導企業正確行使定價自主權不是行政干預，更談不上干涉企業定價自主權”。北京大學盛杰民教授亦認為“約談確實只是一種溝通方式，并不能認定為行政干預，也不具有強制性”。[12]

再次，約談在功能上與行政指導相近似。第一，相對緩和的行政機關意志表達方式。傳統上，行政機關向行政相對主體傳達其意思表示的時候，往往采用直接命令、下達通知、發布公告等刻板的形式，一方面相對主體只能處于被動接受的地位，不能同行政機關實現即時的交流和互動，另一方面這種嚴肅的形式背后往往意味著公定力的產生和執行力的形成，具有強大的壓制行政色彩。而行政指導的出現在特定范圍內解決了上述問題，即相對主體被視為行政活動的重要參與者而在一定程度上被賦予了較好的對等地位及較大的自主性，行政主體的意志傳達也變成交互式的、二元化的溝通與交流。在此基礎上，約談則更好地貫徹了相對意義上的平等協商理念，從形式上緩和了行政主體和相對人之間的關系張力。[13]第二，行政參與和行政合作的重要制度平臺。時代的發展呼喚參與式行政、合作式行政的運用。尤其是當代政府在將大量具體的社會、經濟管理權限下放給社會組織、行業協會等社會化主體之后，傳統的單向行政行為發生模式的剛性已經不足以承擔這一全新的治理變革，于是調諧與這類主體間關系的制度平臺的構建就成為迫切的需求。包括約談在內的行政指導、行政合同等全新的行政權實施方式就充當了這樣的制度平臺。第三，傳統行政行為的前置鋪墊。發改委即表示：“約談是提前介入和引導，希望企業更好行使定價權，避免違規后再受處罰，這樣也浪費行政成本。??希望提前介入能將影響減到最小。”[14]實踐表明，雖然很多行政領域具有采取上述新行政行為方式的空間，但是由于缺乏強制力等特征的局限性，為了在確保行政管理職能的實現和行政行為方式創新之間尋求理性的平衡，當行政指導、約談的方式不足以實現既定行政目的時，就有必要向傳統的、具有強制性的行政行為方式回歸，行政指導和約談就成為傳統行政行為的前置鋪墊。由于包含了通過非強制性這一低成本、人性化的方式達致行政目標的可能性，因此這類前置性鋪墊是非常必要的。

復次，恰如典型的行政指導一樣，約談也時刻面臨異化的風險，是故在程序上同樣需要適時的評估、監督、檢查和備案以為保障。[15]約談的異化主要存在于如下情形。第一，主體違法，主要包括約談的行政主體不適格或被約談的相對主體不適格兩種。主體的瑕疵會使得約談本身喪失合法性基礎，從而發生異化并歸于無效。第二，程序違法，這是指約談的程序違背了相關的程序規定、原則乃至法治精神。對于程序違法和程序瑕疵需要區別對待，即出于穩定性的考慮，經補正能夠繼續的程序瑕疵可不視為異化，但程序違法則必須歸為異化的范疇。程序瑕疵的異化可導致約談的失效，并須追究相關的責任。但需要法律對于“重大”的情形作出相對明確的規范。第三，內容違法，這是指約談的事項違反法律規定、借約談的名義達成違法協議、名為約談實為強制等。除了導致約談的無效，還需追究行政主體甚至相對主體的責任。第四，后續事項的違法。主要是指約談對象接受約談事項后，約談機關拒絕給予相關的幫助、指導及拒絕履行約談過程中達成的協議，或者約談對象違反信賴保護而拒絕實現約談事項，又或者在約談對象拒絕約談事項后，約談機關濫用行政職權對其施加隱性的不利后果以為“報復”等。

最后，將約談制度作類行政指導定位的直接法效益在于，關于行政指導的既有法律規范得以在很大程度上耦合于約談實踐，甚至成為規范約談現象的重要依據。如《湖南省行政程序規定》第108條要求，行政機關實施行政指導，應當告知當事人有自主選擇的權利，當事人有權陳述意見。第一，對于是否接受約談的事項，約談對象無疑具有排除一切干預的自主選擇權，這也是約談存在的核心價值。鑒于長期的行政權威傳統以及約談本身具有的異化可能，約談對象可能因顧慮今后來自約談機關的潛在不利因素而違心接受約談邀請乃至約談的內容，更遑論在約談的過程中但方面終止約談，因此必須強制要求約談機關在約談邀請之初就明確告知約談對象享有法律保護的自主選擇權。第二，約談對象有權對約談事項發表看法、陳述意見，除了明確告知約談對象對此權利的享有之外，約談機關還應當盡完整記錄、充分聽取和認真考量之義務。可見，行政指導規范的引入將在一定程度上對目前規范化水平較低的約談提供必要的規范性支撐。

三、目前約談面臨的困境及其應對

（一）約談的困境

首先，約談何時啟動？約談的作用是為了促成某項行政目標的達成或使得相關事項沿著行政主體的預期態勢發展，其在作用上同傳統的行政行為別無二致，這就存在如何選擇適用的問題。更為深遠的考慮則在于，隨著市場經濟的飛速發展，價格約談實際上是作為政府根據自己意志對市場施加主動干預的形式，這就牽涉到一個被長期爭論的問題：政府與市場的邊界究竟何在？如何才能既確保市場按照商品交易規則自由發展，又確保政府宏觀調控的有效實施？

其次，約談的效力如何發生？在發改委約談特定行業的龍頭企業之后，坊間最大的質疑集中在約談的效力發生機制上。如有學者指出，“約談”不是良方，管得了一時卻管不了一世，系無奈之舉。[16]有學者更是將約談諷為政府“撒嬌的小粉拳”。[17]上述質疑實際上涵括了對約談效力兩個維度的擔憂。其一，約談效力的原生問題，即約談不具有強制力，約談對象對于是否接受約談的相關事項具有自主選擇權，那又如何確保約談內容的順利實現？其二，約談效力的次生問題，即約談既然不具有強制力，那么為了實現約談的事項，行政主體是否會濫用行政權以將隱性的不利后果施加于不接受約談的相對人？如經濟學家許小年就認為，約談行為本身是不合理的，雖然聲稱是一種溝通方式，但企業怕“穿小鞋”，約談后沒有企業敢不尊重發改委的意見。[18]

再次，約談如何實施？這主要是指約談的實施程序問題。大概可以分為事前、事中和事后三個階段。事前程序主要包括約談事項的確定、報批、通知、邀請約談對象、約談時間地點等事項的確定等；事中程序主要包括約談的記錄、約談對象權利（終止選擇權、發表意見權等）的行使與回應、約談對象違法行為的處理、相關事項的保密等；事后程序主要包括回訪、備案、評估、監督、在約談對象采納約談內容后應給予進一步的指導和幫助以及在約談失敗后啟動傳統行政行為程序以實現行政目的等。

最后，異化的約談應如何應對？前文已經指出，約談有四種主要的異化形式。那么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如何保障約談對象的合法權利？如何糾正和補足？如何追究責任？如何通過經驗教訓的及時總結避免類似現象的再次發生？

（二）應對策略

首先，約談的啟動條件。第一，市場如何干預——懷柔還是強硬？一個前提是，我國對于經濟的運行從來都是遵循市場規則和國家干預相結合的態度。其原則在于：市場規則能夠解決的問題就不是問題，否則就必須通過國家權力的干預將其所偏離的軌道加以修正。[19]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治理理念的更新，干預的態度也出現了懷柔和強硬的劃分——雖然懷柔是優先的考量，但不能完全依賴，即在懷柔無效的情況下轉而施加強有力的直接干預還是十分必要的，否則就會如本文開篇的例子那樣，對約談“頻繁使用、反復使用、長期使用”卻最終落得“基本無用”的結局。第二，方式如何選擇——通過約談還是傳統行政行為來實現目的？其實兩者在實踐上的耦合上更多地體現為前者作為后者的前置性鋪墊。因此在一般的情況下，在實施行政干預的時候，應當優先考量實施約談的可能性，其后才是通過行政權強制的方式達到既定行政目標。當然這種“優先”并非絕對，如下情況就應跳過約談的前置性適用。其一，實際情況完全窒息了約談發生效用的可能；其二，進行過多次約談但并未產生良好效果，需要多管齊下的“組合拳”方能實現既定行政目標；其三，實施約談前置將導致行政成本顯著增加，既定行政收益顯著下降；其四，其他不適宜約談前置的情況。第三，判定基準如何劃定——法定分級抑或實際影響？前述的“完全”、“良好”、“顯著”等限制性表述如要進一步量化方能發揮切實的評價效用，這就涉及到基準劃定的問題。就目前來說，可能的進路有二。一是在法律規范中將可能的情況劃分級別，如《關于建立餐飲服務食品安全責任人約談制度的通知》就將食品安全事故分成特別重大（Ⅰ級）、重大（Ⅱ級）、較大（Ⅲ級）和一般（IV級）四級。[20]這種方式的優點在于規范性較強，不足在于具體結合實際情況如何“定級”還另需要一套細化的標準作為支撐。二是根據實際的宏觀監測數據及其影響因子進行判斷，如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日化產品提價對于整個CPI變動的影響因子分析。這種方式的優點在于靈活、準確，不足在于相關數據的獲得和分析工程龐大，物質成本和時間成本均較高。至于具體如何選擇、還有無更好的模式選擇等問題，都尚需進一步探討。

其次，約談的效力機制。第一，建立適宜的約談效力理念。其一，強制性行政絕非萬能，尤其是在市場經濟極大發展、市民社會不斷發育、控權機制不斷完善的今天，誤用、濫用強制性行政方式可能反而會由于相對人抵抗權、司法審查權等的行使而付出更多的行政效率成本。因此“強制中心主義”在當下的式微趨勢恰恰反映了對非強制性手段輔助、配合功能的呼喚與需求。其二，不能由于約談不具有強制性就一概否認其效力發生的可能。強制力和實現力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強制力屬實現力的一種，但絕不是全部，因此缺乏強制力也并不必然意味著缺乏實現力。其三，約談僅僅是一種特定情形下傳統行政行為的前置性程序，其存在的價值在于盡量放大通過非強制手段達致行政目的的可能性，減少行政過程中行政主體和相對主體的矛盾張力，最終實現行政效率的最大化。它并不能完全替代傳統的依靠強制性實現的行政行為模式。因此，一方面要明確約談以及約談失敗后啟動傳統行政行為程序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不能把行政目的的實現全部寄托于約談之上。第二，約談效力的實現機制。主要有四。其一，約談機關在相關領域的傳統權威。根據合法性原則，約談機關一般對約談涉及的相關領域享有全面的管理職權，因此也就在該領域中建立了相應的行政權威。及時其采用約談這種相對緩和的方式以實現行政目的，但約談對象——不論是管理相對人（如企業）還是社會組織、行業協會——都不可能完全無視約談機關背后隱藏的行政權威而輕易選擇拒絕接受約談事項。其二，廣泛、復雜聯系的社會關系結構。不論是普魯東（Pierre J.Proudhon）平等互惠、聯合主義的政治經濟學還是迪爾凱姆（Emile Durkheim）關于社會分工和團結的社會學都證明，[21]在現代社會廣泛、復雜的社會結構關系下，任何一個社會主體都無法完全摒棄其所置身的關系場而決定其行為。[22]其三，向傳統的強制性行政行為轉化的可能性。約談的前置性決定，倘若約談效果不佳，則必然會隨之啟動傳統的具有強制性的行政行為來促成既定行政目標的實現。既然行政目的的必須實現，則是主動接受約談事項還是在拒絕約談后迫于強制力再予履行，對于約談對象而言就形成了微妙的機會成本選擇問題。其四，潛在利益誘導的存在。將約談置于行政指導的大背景下而言，由于約談機關和約談對象往往在信息掌握、資源持有、行為能力等方面存在巨大的不對稱性，因此接受約談事項就可能對約談對象構成潛在的利益誘導，如獲得信息、達成有利于己的協議、得到約談機關的后續指導和幫助等。由前可見，約談的效力機制在很大程度上與學界廣泛關注的軟法的效力理論具有異曲同工之妙。[23]

再次，約談的實施機制。這主要是指實施約談的程序問題。第一，約談的宏觀程序制度。這主要是指關系約談程序的啟動、實施、運行等宏觀事項的程序制度，如約談的原則、約談的方式及其選用標準、約談的適用條件及約談的內容等。這是整個約談程序的基礎和前提，也是后續程序制度存在和適用的依據。第二，約談主體的規制制度。這是約談程序制度的主體部分，包括主體的資格、約談程序的啟動、約談過程中和發行與合理性等。由于約談機關在約談過程中處于主導地位，因此從合法性和合理性兩個方面對約談主體加以規制，很大程度上就是確保約談順利、合法地進行以及約談對象有關權利實現的重要保障，且常以義務的形式與約談對象的權利相對應。第三，約談對象的權利保障制度。約談對象的權利主要有發表意見權和選擇權兩種。所謂發表意見，是指在平等協商的氣氛下，約談對象有權在約談前（如收到邀請并被通知約談的事項時）和約談進行的過程中針對相關事項發表意見，行政機關則相應履行傾聽、記錄、考慮和回應的義務。所謂選擇權，主要有三。其一，選擇接受邀請權。約談對象接到約談邀請或通知時，倘有合法適當的理由，有權選擇是否出席約談。但為了確保約談的順利開展，該選擇權應受到一定的限制。其二，選擇終止約談權。約談對象在約談的過程中，可基于約談相關違法、自身相關權利被侵犯權利以及人為約談繼續進行已無必要而選擇終止約談，約談機關不得橫加阻攔。這是約談的非強制性及平等協商性特征所決定的。其三，選擇接受約談事項權。約談對象有權自主選擇是否接受約談的事項，約談機關不得以任何方式施以直接、間接強制或不當影響。第四，對約談對象的規制制度。這主要約談對象在約談過程中不得實施違法行為（如套取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乃至約談機關私下達成違法協議等），否則將被追究相應的行政責任。

最后，約談的保障機制。約談的監督保障機制是指在約談之后對于約談效用的實現進行促進與保障的制度，主要包括三大類。第一，約談事項的實現。對于約談雙方達成一致的情形而言，約談機關和約談對象都應當遵守信賴保護原則，即應承認、信守約談的協議并積極履行。此外，約談機關還應當積極履行對約談對象的指導和幫助義務，以促進約談目的的真正實現。對于約談破裂的情形而言，應當將約談情況和結果及時總結、上報，并盡快決定是否轉而采用傳統的強制性行政行為方式實現預定的行政目的。第二，約談事項的回訪、備案與評估。其一，回訪是對約談的實際效果及履行情況進行全面了解的重要手段。其二，約談的備案則包括約談過程、效果以及回訪兩個方面的情況，這是實施約談評估的基礎素材。其三，約談的評估是指以約談的備案記錄為主要依據，結合約談事項的實際履性情況，對約談制度進行汲取經驗、總結教訓的再加工，是約談制度不斷發展的重要依據。第三，約談的監督與檢查。其一，就監督而言，應當貫徹“內部與外部結合、縱向與橫向結合”的思路，出上級主管機關外，充分調動人大、行政監察、司法審查等公權力監督模式，以及群眾、輿論等社會監督模式，最大限度防止約談異化的可能。其二，就檢查而言，上級主管機關應當充分利用約談前的報批、約談后的備案、評估及監督職能，對下級約談機關的約談行為從動議、組織、進行到實施進行全程的跟蹤檢查，以促進約談作為一種新興的行政治理方式時刻得以在法制的框架中運行、發展和完善。

注釋:

[1] 王貴松：“食品安全約談制度的問題與出路”，載《中國改革》2011年第11期，第84頁。

[2] 張志國：“亮好‘黃牌’——河北省邯鄲市質監局實行約談制監管食品質量安全”，載《中國質量技術監督》2010年第4期，第44頁。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12月22日，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發布《關于建立餐飲服務食品安全責任人約談制度的通知》（國食藥監食[2010]485號），在食品安全監管領域率先在國家層面建立起約談制度。

[3] 袁遐：“稅務約談，談之以禮”，載《揚州大學稅務學院學報》2010年第1期，第73頁。此外，2010年9月1日起實施的《廣州市外籍人員個人所得稅質疑約談工作指引》還在第2條對“稅務質疑約談”的概念進行了界定，即“是指稅務機關對外籍人員(以下統稱納稅人)、扣繳義務人申報或扣繳個人所得稅情況進行評估分析過程中，發現納稅申報異常，向納稅人發出質疑函詢或約請納稅人面談解釋，并責成納稅人提供相關證明資料和開展自查自糾的稅務調查方式”。

[4]《江蘇省無錫工商行政管理局消費維權約談制度（試行）》第3條。

[5] 參見顏權：“‘審計約談’的思考與實踐”，載《審計月刊》2010年第10期，第31頁。

[6] 上述觀點的獲得源于筆者在出席各研討會以及其他非正式場合與不同學者進行的溝通和交流，由于目前學界對于約談問題正式的、針對性的研究十分有限，故尚難以提供正式發表的成果作為依據。

[7] 姜明安主編：《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第三版），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64頁。

[8] 如有學者認為，行政事實行為可分為補充性、即時性、建議性和服務性四類，而行政指導則屬于典型的建議性行政行為。參見姜明安主編：《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第三版），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66頁。

[9] 參見楊海坤、章志遠：《中國行政法基本理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79頁。

[10] 確切說來——按照《湖南省行政程序規定》第103條的劃分——約談更多地體現為近似于口頭行政指導的屬性。當然，為了監督、備案、評估的需要，約談的記錄留存等書面文件在形式上并不因此被必然排斥。

[11] 鄭毅：“新憲政視角下的行政權和相對人權——困境、詮釋和制度構建”，載《朝陽法律評論》（第三輯），中國華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4頁。

[12] 參見鐘晶晶：《發改委：約談不是行政干預》，載2011年4月20日《新京報》第B05版。

[13] 如有學者就認為：“（稅務約談）在良好的互動條件下，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國家稅收和納稅人的權益，形成了雙贏的局面。與以往暴風驟雨式的突擊檢查相比，稅務約談以稅務機關和納稅人之間的交流為基礎，強調征納之間平等的地位，倡導通過平等溝通和協商來緩和納稅人對稅務稽查的抵觸情緒，從而逐步構建和諧的征納關系。”參見袁遐：“稅務約談，談之以禮”，載《揚州大學稅務學院學報》2010年第1期，第73頁。

[14] 鐘晶晶：《發改委：約談不是行政干預》，載2011年4月20日《新京報》第B05版。

[15] 鄭毅：“行政指導若干問題探析”，載《行政論壇》2010年第5期，第60頁。

[16] 子牧：《“約談”、“倡議”靠得住嗎》，載2011年4月20日《金融時報》第02版。

[17] 瀏星：《“行政約談”別像撒嬌的小粉拳》，載2011年01月28日《中國青年報》第02版。

[18] 鐘晶晶：《發改委：約談不是行政干預》，載2011年4月20日《新京報》第B05版。

[19] 《行政許可法》第12條和第13條是典型例證。

[20] 當然《通知》分級的目的是作為約談機關級別的確定標準，而非用于是否啟動約談的評價。

[21] 季衛東：《關系契約論的啟示》，[美]Lan R.麥克尼爾：《新社會契約論》，雷喜寧、潘勤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5頁。

[22] 具體說來，就是波斯納所謂的“社會認可（approval）、譏諷（ridicule）、驅逐（ostracism）、信譽（reputation）等執行，基于既定社會規則產生的心理壓力”。See: Rechard Posner.Social Norms and the law: An Economic Approac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7(2), p365-369.[23] 參見羅豪才等著：《軟法與公共治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33-237頁。

作者簡介：鄭毅，法學博士，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憲法學、行政法學、民族法學。

第二篇：淺談現代公共關系視野下企業形象的塑造及其維護

淺談現代公共關系視野下企業形象的塑造及其維護

學號：2010130233班級：管20101級2班姓名：黃右強【摘要】：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建立和完善和日益激烈的競爭環境，公共關系學作為一門應用性學科，不僅在理論上得到發展和完善，而其在企業實踐和發展中不斷完善和升華。企業形象是現代企業發展的基礎性動力之

一。本文討論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現代企業形象塑造與公共關系的關系,指出了企業形象的基本指標和內容，明確了企業形象塑造的重要性和要求,提出了企業形象塑造公共關策略,運用公共關系理論和實踐為現代企業形象塑造服務。講求樹立企業良好形象，實現內求團結，外求發展的目標逐漸被企業界高度重視。

【關鍵字】:企業形象；公共關系；塑造；策略；

改革開放30年以來，中國企業不斷的和世界接軌。尤其是2001年我國加入WTO至今，我國邁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如何塑造企業形象以迎接激烈的的市場競爭，并在競爭中謀的生存和發展，是現如今每個企業都面臨的重大課題。市場上商品日益豐富，競爭對手不斷涌現。高質量的產品，高知名度以及良好企業形象是一個企業立足于商界的不二法寶。

一、企業形象的定義

著名的新韋伯斯特大詞典在給形象下定義時采用了“綜合”兩個字，所以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給企業形象下這樣的定義：某個企業包括其方針、政策、生產經營活動以及其他一切有關的基本情況在某一特定范圍內人們心目中留下的印象的綜合。可以說，企業形象是企業個性和信譽在人們心中的反映，體現了社會對企業的認可和接受程度。

二、企業形象的內容

企業形象它主要包含企業宗旨、企業精神、企業道德、企業管理、企業特色、企業聲譽以及企業的公共關系等等，具體反映出企業環境形象、企業商業形象，以及企業的人員形象和服務形象等試方面。一般而言，企業形象是企業總體素質的表現，它是企業的一種無形資產．也可說是企業的無價之寶。具體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個的描述：

1．產品形象，通過企業生產的產品或提供的服務所展現出來的企業形象在整個過程中其基礎作用。包括核心形象、有形形象、附加形象（附加利益和附加服務）。海爾集團就是以高質量、優質服務為企業生命線的前提下成為了家喻戶曉、值得信賴的集團企業。

經營形象，通過經營管理活動所體現的形象。包括經營作風、經營效率、技術開發、人事制度、職工福利等。

2．員工形象，通過企業成員的素質和能力所展現的形象。包括企業人才隊伍的建設、職業道德的高低、個人技術水平的高低、文化修養程度以及員工的儀

容儀表等。

3．領導形象，通過企業決策層和領導層的能力、智力、判斷力、創新力體

現的形象。包括工作態度、合作交往能力、人際溝通能力等。

4．環境和文化形象。通過企業文化和企業環境體現。包括辦公環境的適宜

度、員工間合作度、內部公開度、企業文化濃郁度等。

5．標識形象，通過企業的外在可視事物體現，包括企業名稱、商標、徽章、企業內部辦公擺設。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塑造良好的企業形象對企業的發展是相當重要的。企業

形象有七個方面的作用:可以使企業得到社會公眾的信賴和支持,有助于企業產

品占領市場,可以增強企業的籌資能力,有利于企業廣招人才,有助于增強企業的凝聚力,有助于打造名牌產品,有利于增強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最后強調指出企業

形象是企業實力、地區實力甚至國家實力的象征,所以我們應該大力推行企業形

象戰略，推動企業健康和諧發展。那么如何塑造良好企業形象呢？

企業形象如同個人形象一樣，是企業對外部的一個整體映像，在當今，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下，競爭越來越激烈的環境中，企業間的競爭日益呈現出“趨同化”的趨勢。企業技術、管理、經濟實力水平差異越來越小；同類產品間的實質水平

難分上下。那么這時，品牌形象，產品文化就成為吸引消費者的極為重要的因素，而企業的個性化形象及蘊涵在產品和服務中的企業特有文化因素成為競爭中制

勝的關鍵。正確認識和開展公共關系活動，塑造企業個性形象，則是這個關鍵中的核心部分。正因為如此，公共關系也日益受到重視。

一、塑造與傳播企業形象

這是企業公共關系的出發點。就如上所述誰擁有良好的形象，誰就擁有市場。

塑造企業形象是公共關系活動最基本的目標之一，塑造和傳播企業形象就成了公

共關系的基本目標和任務。企業可以通過個性張揚、優勢表現、公眾吸引、對

象分類等定位法設計有個性、易識別的新穎企業形象，達到給公眾留下明確、清

晰而深刻的印象效果。例如，原均瑤牛奶董事長王均瑤以過人的膽識成為中國包

飛機第一人，實現了“膽大包天”，他以其個性張揚漂亮的為其企業均瑤牛奶提

高了知名度。在眾多現代公關手段中，聘請名人代言是其中一個典型方法，用“名

人效應”來為企業增光添彩，這一現象最早出現在1999年初，報喜鳥集團聘請

香港著名影星任達華出任“報喜鳥”形象大使，使其品牌形象飛速提升，造就一

段佳話。還有通過文化公關，走文化創立品牌的模式，打出獨特的廣告語，讓其

作為一種企業文化形象深入消費者的心。如：特步“飛一般的感覺”、李寧“一

切皆有可能”等等。運用豐富的公關手段，來創造企業的形象。

二、提高企業知名度和名譽度

這是企業公共關系的重要目標。信譽是企業公關的基礎，認知度和美譽度則

以企業的公眾信譽為依托。樹立企業良好信譽最根本的是為公眾提供優質的產品

服務，樹立正確的產品質量觀念，注重產品與服務的推陳出新。初中時就聽老

師說過“三把火燒出了溫州皮鞋”的故事，杭州武林門火燒溫州皮鞋是整個溫州

鞋界的恥辱，但也使他們覺醒，認識到質量的重要性，之后溫州皮鞋進行了從假

冒品牌質量低劣到創建品牌，質量有保證的重大轉變。另一個案例，在1985年

現在的海爾集團首席執行官張瑞敏帶領職工砸了76臺不合格冰箱。自此中國企

業開始自覺重視質量標準。當時的海爾仍稱青島冰箱總廠，企業一直處于經營虧

損階段。在一次檢查中發現共有76臺電冰箱存在各種各樣的缺陷。張瑞敏摒棄

低價轉賣等方法，當場宣布砸掉冰箱，并親手下了第一錘。張瑞敏通過這種極端

行為造成了廣泛的社會影響，也在提高企業認知度與美譽度上打了漂亮的一仗。

三、營造協調的內部發展環境和外部公共關系

首先，營造融洽的內部公共關系可以增強企業的凝聚力，企業需要充分認識

員工的重要性，與內部員工的情感溝通是構建良好企業外部公關的條件和基礎。

就像尊重顧客一樣尊重員工，具體體現在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勞動。了解

員工的追求并盡力為員工的積極追求創造條件，幫助他們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某企業創設“主人談心接待日”創建平等和諧的溝通，使企業形成了“政通人和”的良好氛圍和團結奮進謀發展的生動局面，大大增強企業的凝聚力，對外也顯示

出愛才愛員工的形象，從而吸引了一大批高素質人才的加盟，保證企業的持續發

展。現在，越來越多的企業為員工們開設游戲室、電腦室、棋牌室、多功能廳等，為員工創建休閑活動的場所。再者，發展廣結良緣的外部公共關系，與公眾產

生情感共鳴則是深化企業的形象。主動與政府溝通合作，建立良好的政府公共關

系，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增強企業發展的推動力；積極回報社會，贏得公眾信

賴，建立良好的社區關系，增強企業的親和力。廣交朋友，坦誠以待，建立良好的媒體關系，擴大企業的影響力。舉辦公益慈善活動，為地震災區捐款捐物等等，都是為回報社會，發展自我。

四、妥善處理危機事件

危機蘊含著“危險”與“機遇”，面對公關危機，有的企業積極應對體現出

大家風范，有的則遮遮掩掩欲蓋彌彰。而企業對危機的處理直接關系到企業的后

續發展，形象的穩定。危機公關在企業形象建設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著名頂

頂的“三鹿奶粉”就是危機處理不當，導致企業形象破滅，公眾信任不足，最終

難逃破產命運。面對投訴，美國提運公司副總經理瑪麗安娜·拉斯馬森曾提出

過一個著名公式，即：處理好消費者的投訴=提高消費者的滿意程度+增加消費者

認牌購買的傾向+更高的利潤。道理顯而易見，如果企業能處理好因自身行為不

當所導致的消費者投訴的話，消費者不僅不會遠離企業，相反地，他們會認為這

是一家值得信賴的企業，從而提高消費者的滿意度，并極大的刺激消費者的“二

次購買” 無數的案例告訴我們企業公關危機不容避免，企業應該在日常管理過

程中對相關人員進行危機管理培訓和模擬演習，做好危機處理的各項預案準備，以免危機到來時措手不及，在危機發生后，企業要積極與公眾溝通，爭取主動性。

勇于承擔責任，以真誠的態度面對公眾及時與相關部門溝通，隨時跟蹤輿論導向，掌握外界對企業的看法，指定新聞發言人，保證信息統一性與流暢性，盡量將危

機扼殺在襁褓之中。不能因一時疏忽，將多年塑造的企業形象毀于一旦。

【參考文獻】

1．《公共關系學》（第四版）居延安

2．《十大危機公關案例》 百度文庫2004-4-1

3．《公共關系與企業形象建設》 中知網

4．《論全方位塑造中國企業形象》 中知網陳冰

第三篇：《現代行政法原理》習題集

《現代行政法原理》習題集

第一篇 緒論

第一章 行政法學研究的理論起點 1.什么是行政？行政有哪些特點？ 2.行政權的含義及其特征 第二章 行政法現象及其特征 1.什么是行政法？ 2.行政法有哪些特點？

3.行政法規范在法律規范體系中具有哪些特點？ 第三章 行政法基本原則

1.如何理解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憲政基礎？ 2.如何理解依法行政原則？ 3.如何理解以法行政原則？ 4.如何理解參與行政原則？ 5.如何理解適當行政原則？ 第四章 行政法關系

1.簡述行政法關系的涵義及其特征。第五章 行政法學的歷史發展 1.如何理解行政法坐標平衡理論？ 第二篇 行政法主體 第六章 行政法主體概述 1.什么是行政法主體？

2.如何理解行政法主體與行政法關系主體的區別？ 3.如何理解公法人與私法人？ [討論案例]

1、【案例簡介】：

原告：某縣中醫院。被告：某縣郵電局。

1997年8月15日，原告某縣中醫院被省衛生廳確認為二級甲等醫院，具備了設置“120”急救專用電話的條件。1997年12月8日，某縣衛生局確定原告某縣中醫院設置“120”急救電話，成立急救中心。同日，原告向被告某縣郵電局提交了關于開通“120”急救專線電話的報告，該報告有縣長和主管副縣長的批示。12月13日，被告為原告安裝了“120”專線電話，并收取了安裝費用。1998年7月25日，市衛生局批準了原告安裝“120”急救電話的報告。7月27日，原告再次書面請求被告開通安裝的“120”專線電話，但被告以原告不符合安裝“120”專線電話的條件為由拒絕為原告開通“120”專線電話。原告遂以縣郵電局行政不作為為由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履行開通“120”急救電話的職責，并賠償原告的經濟損失8萬元。

【問題提出】：

本案涉及授權理論和行政主體地位的有關法律問題。

2、【案例簡介】：

原告：張某等33戶。被告：A縣郵電局。

山東省A縣某村經濟發展較快，急需安裝電話，但是A縣通信條件較差，暫時無力安裝。該村村民于是與相鄰的河北省B縣聯系安裝事宜，B縣郵電局在征得A縣郵電局同意之后，為該村部分村民安裝了電話。1994年，A縣通信條件改善之后，便開始與B縣郵電局協商接管跨省電話用戶問題，并于1995年9月27日簽定了《移交有關電話設施及電話用戶協議書》，該協議中規定：B縣郵電局在A縣境內已安裝的電信設施及各用戶電話全部移交給A縣郵電局；定于1995年10月6日、13日上午移交該村的電話設施。簽定協議之后，A縣郵電局和B縣郵電局聯合向該村發出通知，多數用戶按照協議辦理了手續，但有部分用戶沒有辦理。1995年10月6日，A縣郵電局按照協議開始對跨省電話實施割接工作，部分用戶拒絕接受新的電話號碼。事后，張某等33戶電話用戶以A縣郵電局割接前沒有征求用戶意見就強行割接，割接后電話不通暢影響對外聯系，造成經濟損失且侵犯公民通信自由為由向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訴訟。

【問題提出】：

本案涉及行政機關的兩種身份，即民事主體身份和行政主體身份

第七章 行政主體——國家行政機關 1.簡述國家行政機關的概念及其特征。2.簡述行政機關的行政主體資格的構成要件。3.簡述我國行政機關的體系。[討論案例] 【案例簡介】：

原告：何某。被告：某區公安分局。

1997年3月25日下午1時許，原告何某在某區百靈商場被黃建興毆打，致頭部輕微外傷。為此，原告自案發之日起至1998年5月一直要求某區公安機關對黃建興的上述違法行為作出處理。某區公安分局所屬的華坪路派出所也曾于1998年7月28日和8月3日兩次組織原告和黃建興就經濟損失問題進行調解，因調解未成，遂告知雙方到法院解決。1998年8月28日，何某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法院判決被告履行法定職責。被告于1998年9月25日對黃建興作出治安拘留5天的處罰決定。在審理中，原告認為被告對黃建興作出的處罰決定未確定黃建興非法限制原告人身自由的違法事實，故請求法院對被告已履行的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合法性審查。

【問題提出】：

本案涉及行政機關的行政職責的問題。

第八章 行政主體——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 1.個人可否得到行政授權？

2.怎樣理解法律、法規、規章授權組織的法律地位？ 第九章 行政職務關系及國家公務員 1.什么是公務員？

2.公務員有哪幾種任用方式？ 3.怎樣考核公務員？

4.對公務員的獎勵有哪些種類？ 5.公務員制度是如何建立起來的？

6.行政機關與公務員特別勞動關系主要包括哪三項制度？ 第十章 行政委托關系

1.簡述行政機關委托組織的法律地位。第十一章 相對主體——相對人 1.什么是行政相對人？

2.行政相對人有哪些基本特征？ 3.簡述行政相對人的權利和義務。第三篇 行政法行為 第十二章 行政行為概述 1.簡述行政行為的含義及特征。

2.如何區分抽象行政行為與具體行政行為？ 3.如何區分外部行政行為和內部行政行為？ 4.簡述對無效行政行為的認定。[討論案例] 【案例簡介】

再審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上訴人）康麗。被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永城市民政局。法定代表人王超，該局局長。康麗與孟凡華1986年4月9日在夏邑縣登記結婚，1997年孟凡華到廣東省深圳市工作，并將戶口遷到深圳市，在深圳市孟凡華又與她人結婚，后康麗起訴到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要求與孟凡華離婚，案件審理中孟凡華向法院提供一份由永城市民政部門辦理的康麗和孟凡華的離婚證書（編號為9906號），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作出（200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1553號民事裁定，認定康麗與孟凡華于1999年1月25日領取了離婚證，康麗無充分證據證明與孟凡華的婚姻關系尚屬存續期間，進而駁回康麗的起訴。但康麗對此離婚證件是如何辦理的毫不知情。永城市民政局頒發離婚證嚴重違反了法律規定，康麗遂向永城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法院判決確認被告永城市民政局頒發康麗與孟凡華離婚證書的具體行政行為違法并依法予以撤銷。【問題提出】: 生效裁決對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是否有拘束力？

第十三章 抽象行政行為——行政創制行為 1.什么是抽象行政行為？

2.簡述行政規范性文件的法律地位。

3.如何理解抽象行政行為的合憲性審查與司法審查問題？ [討論案例] 【案例簡介】

2004年3月12日，某鎮政府發布《通告》。其內容如下：為了整治我鎮面貌，營造我鎮小城鎮良好形象，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條件和生活質量，經鎮人大會議通過，決定將舊農貿市場遷移至新集貿市場，現將遷移的有關事項通告如下：

一、本通告之日起二十天內（即200 4年4月1日起），凡舊農貿市場內的所有攤位、攤點（包括肉類攤、“三鳥”攤、菜類攤、水果攤、其它臨時攤點等）一律遷移到新集貿市場內經營。

二、在規定的時間內，舊農貿市場內的攤主遷移到新集貿市場一律給予優先安排。

三、在規定的時間內，到新集貿市場申請攤位經營的一律給予優惠，免收一個月攤位費。

四、新集貿市場的攤位費和攤位費的交付方式基本按照舊農貿市場的標準和方式執行或面議。

五、如有舊農貿市場的攤主已預交四月份以后（含四月份）的攤位費，遷入新集貿市場繼續經營的，新集貿市場順延免收攤位費；不再經營的由新集貿市場給予退還（憑有效憑證）。

六、自2004年4月1日起取消舊農貿市場，逾期不遷移攤位者，采取強制措施遷移。《通告》發布后，屬于舊農貿市場的攤主馮某某等78人對《通告》不服，認為：鎮政府發布的《通告》侵犯了攤主的經營自主權，為維護其合法權益，馮某某等78于2004年3月以鎮政府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法院判令撤銷《通告》，并責令鎮政府在原《通告》范圍內消除所造成的影響。

【問題提出】：鎮政府的《通告》行為是抽象行政行為還是具體行政行為

第十四章 具體行政行為——依申請行政行為 1.什么是具體行政行為？ 2.簡述行政許可的概念及其特征。

3.簡述頒布實施《行政許可法》對政府依法行政的重要意義。4.簡述行政復議的含義及基本原則。5.如何確定行政復議的范圍？ 6.什么是行政裁決？ [討論案例]

1、【案例簡介】：

原告：何某等23戶。被告：某縣建委。

1995年3月6日，某縣百紡公司以職工住房困難為由提出在公司陽華大廈院內集資建房的申請，經有關部門批準同意后，何某等44戶集資建房戶辦理了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和居民商住用地批準書，并繳納了應繳的部分費用。但因集資戶資金未能籌齊，故暫未施工，也未到建委辦理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在此期間，百紡公司部分干部和職工聯名向縣政府反映，認為在陽華大廈院內集資建房不妥，縣委、縣政府組織了專門調查組進行調查，調查后認為在此集資建房不符合城市建設整體規劃，建議取消，縣政府根據調查組的調查，于1997年12月31日下達了江政函（1997）12號《關于收回縣百紡公司在院內集資建房用地的通知》，并要求有關部門收回所發放的證件，退回所收取的各項費用。通知下達后，有部分集資建房戶退了有關的手續，領回了所繳的費用，但何某等23戶集資建房戶不愿領取退費，繼續要求建委辦理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建委拒絕辦理，何某等23戶遂向縣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法院判決建委履行義務，予以頒發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問題提出】：

本案涉及拒絕頒發建設工程許可證的行為的性質認定。

2、【案例簡介】：

原告：某市世海食品廠。被告：某市技術監督局。

1993年10月18日，某市世海食品廠取得了某市技術監督局核發的工業產品準產證，獲準生產廣式月餅。1996年9月5日，某市技術監督局到世海食品廠檢查月餅生產質量保證體系，經檢查，認定世海食品廠的生產質量保證體系不合格，即責令該廠停產整頓，該廠廠長寫了書面整改保證。1996年9月11日，某市技術監督局再次到世海食品廠進行檢查，仍然認定該廠的生產質量保證體系不合格，并決定收回準產證。9月12日，某市技術監督局根據《某市工業產品準產證試行辦法》第十條的規定，正式作出了撤銷準產證的通知。1996年9月17日和9月19日，某市技術監督局又根據《某市工業產品準產證試行辦法》第十三條的規定，通過電視臺公布了撤銷世海食品廠準產證的行政決定。世海食品廠不服，于1996年12月20日向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法院依法撤銷被告市技術監督局作出的撤銷準產證的行為，并要求被告賠償原告經濟損失125萬余元。【問題提出】：

撤銷準產證的行為是否合法?

3、【案例簡介】：

原告：許某，某市康元玩具廠工人。被告：某區房產管理局。1994年4月27日，某區計劃經濟委員會批復同意海晨實業發展總公司實施華晨廣場項目的前期開發。4月30日，某區規劃土地管理局給海晨公司核發了統一廣場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同日，某區人民政府批準將中山北路北側等地段的土地劃撥給海晨公司建設華晨統一廣場項目。1995年8月16日，海晨公司以前面三個部門頒發的許可證和文件為依據向某市普陀區房產管理局申請頒發房屋拆遷許可證。1995年9月28日，經審核后，某區房產管理局向海晨實業發展總公司頒發了房屋拆遷許可證，批準海晨公司對某市中山東路1867號至2003號等地區進行拆遷，以建設華晨統一廣場，拆遷實施單位為萬眾置業發展有限公司，拆遷期限為1995年9月28日至1996年3月27日。某市康元玩具廠職工許某對頒發拆遷許可證的行為不服，向某區人民法院提起上訴，請求法院依法撤銷頒發的房屋拆遷許可證。【問題提出】

該房產管理局在頒發房屋拆遷許可證的過程中是否履行了法定的程序和審查義務?

4、【案例簡介】：

申請人趙XX原為某市一中外合資企業合同工，1999年3月26日被聘到該公司企管部工作，工資標準2500元／月，試用期為3個月，期間工資按80％執行。試用期滿后，公司將其調入綜合管理部工作。1999年9月，公司鑒于其本人工作表現，決定予以辭退。趙XX以該公司未按2500元／月的工資標準發放和未給其辦理社保為由，向市勞動局投訴，要求對公司予以查處，保護其本人合法權益。市勞動局調查后，對該公司進行了處罰，同時責成妥善處理趙XX反映的有關情況。申請人認為市勞動局對公司處罰過輕，向市人民政府申請行政復議。市政府經研究，依法受理了趙某的行政復議申請。【問題提出】：如何界定行政復議申請人資格？

5、【案例簡介】：

A市在市電視臺播放了一則公告，稱：為加大打假力度，凡舉報造假、售假線索經查證屬實的，按罰沒總額的5％對舉報者予以獎勵，并對舉報者保密。離張某住所不遠的地方，有3名外地人租用一農家院子，利用自來水摻果粉制造假飲料。張某將此情況向市工商局舉報后，工商局搗毀了這個造假窩點并對造假分子罰款2萬元。然而，市工商局對舉報獎金卻遲遲不予兌現。張某前往詢問，工商局一會兒說舉報造假、售假行為是公民的義務，既然是義務就不應該有獎金；一會兒說懸賞公告今年已經撤銷了。張某覺得工商局有意欺騙，于是以工商 6 局拒不履行法定義務為由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法院判令A市工商局按規定支付舉報獎金。

對于該案是否應當作為行政案件受理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公民和工商局之間的糾紛是一種民事糾紛，不屬于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工商局發布的有關獎勵的規定相當于一個合同要約，該公民舉報則是一個承諾行為，市工商局和該公民之間是一種邀約與承諾關系，是民事關系。獎勵行為是一種民事行為，而不是一種行政行為。行政機關的不兌現獎金行為或不作為，構成對公民民事權利的侵犯，公民應當通過民事訴訟尋求救濟。另一種觀點認為，工商局的行為屬于一種行政獎勵行為，這種獎勵行為是為了實現行政管理目的而實施的。對行政管理相對人沒有法律上的強制力，但對行政機關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行政獎勵行為一經作出，行政機關必須遵守。相對人認為行政機關的行政獎勵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根據行政訴訟法第十一條第（八）項“認為行政機關侵犯其他人身權、財產權”，可以提起行政訴訟，人民法院應當作為行政案件受理。【問題提出】：舉報獎金不予兌現可否提起行政訴訟

第十五章 具體行政行為——依職權行政行為 1.什么是行政征收？

2.簡述行政處罰含義、特征及其種類。[討論案例]

1、【案例簡介】

甲公司與乙公司于2000年11月簽訂《委托加工合同》，約定由乙公司提供藥品批準文號委托甲公司按《藥典》標準和GMP管理生產藥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批復同意乙公司委托甲公司生產前述三種藥品。但甲公司超出了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批復范圍，生產批復范圍之外的其他種類藥品。2001年11月27日，藥品監督管理局決定對乙公司擅自委托甲公司加工生產被撤銷藥品生產批準文號的復方氨基酸注射液—18AA(250ml，7.5g和500ml，15g)一案予以立案查處。2002年10月，藥品監督管理局作出行政處罰決定，認定甲公司未經批準擅自接受乙公司加工生產復方氨基酸注射液—18AA(250ml，7.5g和500ml，15g)共26批，其中250ml的10批61080瓶，500ml的16批104260瓶，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第三十三條和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關于藥品異地生產和委托加工有關規定的通知》第一條的規定，決定沒收封存扣押藥品，沒收違法所得156259.84元，并處156259．84元罰款。甲公司對該處罰決定不服提出行政復議申請。經審查，行政復議機關認為藥品監督管理局辦案期限從2001年11月到2002年10月，長達1年時間，大大超出了《藥品監督行政處罰程序》第26條規定的期限，屬于違反法定程序，遂作出了撤銷藥品監督管理局的行政處罰決定的行政復議決定。

【問題提出】：行政處罰超過期限，處罰決定應當撤銷？

2、【案例簡介】 ：

2000年10月14日，某市公安局110接到某單位職工王某的報案，稱該單位失竊800多元。某市公安局下屬的派出所于當日制作了報案筆錄、《受理刑事案件登記表》，填寫了《繼續盤問（留置）審批表》，以涉嫌盜竊為由，于當日21時40分將嫌疑人張某帶至派出所繼續盤問至次日20時，制作了詢問筆錄。第二天，派出所進行了現場勘查，制作了現場勘查筆錄。2000年10月18日，該市公安局將該案作為普通刑事案件立案。2000年10月16日，張某住入某精神病醫院，被診斷為急性心因性反應。后張某遂向某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認為某市公安局未依法定程序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刑訊逼供，致使其于次日突發精神病，請求撤銷某市公安局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至張某起訴時，該刑事案件尚未結案。【問題提出】：留置盤問是行政強制措施還是刑事偵查行為？

第十六章 行政相關行為 1.什么是行政合同？ 2.什么是行政指導？ [討論案例] 【案例簡介】：

為讓上級領導參觀“路邊工程”時能夠“一覽無余”，鄧州市彭橋鄉政府領導竟斷然下令將沿公路邊正在生長的高稈作物統統毀掉，彭橋鄉沿公路的5個村的村民因此遭殃，他們眼看著已經長至1米高快要出穗的玉米大片大片地被鄉村干部組織人員連根拔起，在這個鎮，路兩邊各50米的范圍內整齊劃一地種植著辣椒、花生、煙葉等低稈經濟作物。在柏林村路段，路邊50米以內一塊一塊與低稈作物相間的高稈作物玉米，均被人連根拔掉，僅這村被毀的玉米地就有大大小小10多塊。遭此厄運的還有中樓、彭橋等沿路4個村子的村民。據農民們估計，5 個村被毀的玉米地不下百畝。農民們說，上邊強迫我們在沿路50米內種植低稈作物，我們也沒有說不響應。可關鍵是，我們春天種植玉米時村里為啥不說一聲?現在玉米已經長有1米高了，說毀就毀，我們的損失誰來賠?晚上8時許，記者采訪了柏林村黨支部趙書記。提起此事趙書記顯得很無奈。他說，毀玉米之事鄉里催得急，他也沒有辦法。記者問：鄉里讓毀玉米究竟是什么意圖?他回答說：主要是路邊樣板田里的高稈作物有礙上級領導檢查。該鎮領導說，這次毀玉米事件的教深刻，村干們沒有細致地做好群眾的工作，沒有把限制玉米生產的意義宣傳到家，為此，鎮、村都有責任。他說：“其實，我最不想搞花架子，可是我若不這樣，有些領導就有看法。

【問題提出】： 1．行政指導與其他行政行為的界限在于什么? 2．本案中鎮政府行為的性質? 3．行政指導的適用范圍?

第十七章 相對行為

1.簡述相對人行為的法律效果。2.簡述相對人權利性行為。第四篇 行政法程序 第十八章 行政程序

1.簡述行政程序的主要內容。2.如何強化行政程序建設？

3.如何理解行政現代化與行政程序建設的關系？ 第十九章 相對程序

1.簡述相對人程序的行政法意義。第五篇 行政法責任 第二十章 行政法責任的概述

1.簡述行政法責任與民事責任、刑事責任的區別。第二十一章 行政法上的違法與不當 1.什么是行政違法？

2.簡述行政違法的特征及其法律效果。3.什么是行政不當？ 4.簡述行政不當的法律效果。第二十二章 行政法責任的承擔 1.什么是行政賠償？

2.行政賠償的范圍包括哪些方面？ 3.簡述行政賠償的具體程序。5.簡述行政賠償的方式和具體適用。

[討論案例] 【案例簡介】：

原告梁某訴稱：2004年11月8日，被告國土資源局在依法執行拆除與原告毗鄰的陳某家的違章建筑之公務時，不慎將原告的三層樓房震壞，造成陽臺斷裂、承重墻縱橫裂縫、房屋整體傾斜等后果，因交涉未果今要求法院判令被告賠償房屋修補、加固等費用2萬元。嗣后，法院以“財產損害賠償糾紛”為案由受理此案并交由民庭審理。

關于本案的事實部分，暫且不論，就本案的法律適用問題，在研討過程中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為，依照行政訴訟法的原理，行政訴訟法的原告應是行政管理的相對人，本案中的原告梁某并非被告國土資源局實施拆除違章建筑這一行政行為所指向的對象，他與被告間不存在管理與被管理的行政法律關系，因而無權提起行政訴訟。原告認為被告在執行職務的過程中侵犯其合法權益，屬于平等民事主體間的糾紛，應當適用我國《民法通則》第121條“國家機關或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執行職務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之規定進行處理，故受理法院以“財產損害賠償糾紛”作為案由交由民庭審理并無不當。另一種意見認為，原告梁某雖非被告國土資源局所實施的拆除違章建筑之行政行為的直接相對人，但他與被告的具體行政行為存在著行政法上的利害關系，故依法享有提起行政訴訟的權利。同時，該種意見并不否認《民法通則》第121條可以適用，但認為在《行政訴訟法》和《國家賠償法》對行政侵權賠償責任已有專門規定的情況下，應當優先適用《行政訴訟法》和《國家賠償法》的有關規定。上述分歧意見，到底何者正確？ 【問題提出】：該案件屬于行政賠償還是民事賠償？

第四篇：現代服務業視野下的旅游業轉型升級要點

現代服務業視野下的旅游業轉型升級

□郭文

一、現代服務業的特征分析服務業結構演變具有規律性。一般來講，在初級產品生產階段，以發展住宿、餐飲等個人和家庭服務等傳統生活性服務業為主；在工業化社會，與商品生產有關的生產性服務迅速發展，其中在工業化初期，以發展商業、交通運輸、通信業為主；中期以金融、保險和流通服務業為主；后期服務業內部結構調整加快，新型業態開始出現，中介服務業、房地產、旅游、娛樂等發展較快，生產和生活服務業互動發展。

現代服務業發展呈現出較為明顯的特點，從總體上講，取決于經濟發展總量和經濟發展階段，首先取決于市場需求的強度和實際容量；取決于知識的物化、疊加和放大；其次取決于生產的專業化、信息化及其分工。隨著工業化的高度發展出現的產業結構的軟化現象，服務業在整個經濟中的地位大幅度提高，范圍不斷擴大，內容不斷豐富；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人力資本和知識成為生產中最重要的生產要素，知識密集性服務業快速發展；隨著專業化和社會分工的不斷深化，生產活動中的一些環節獨立出來；信息技術等新技術的發展，催生了對信息技術服務的大量新需求，擴展了傳統服務業的內容，推動了傳統服務業的產品和過程創新；隨著全球市場的開放，服務貿易在全球貿易中的地位上升，提高服務業的競爭力成為新的關注焦點。

二、發展現代服務業的當代意義

現代服務業具有高人力資本含量、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及新服務領域和新服務模式等特點，主要以基礎服務、生產和市場服務、個人消費服務三類服務為載體。目前，全球約50%國內生產總值均來自于現代服務業，發達國家服務業占國內生

產總值的比重平均在70%以上，開始逐步向服務經濟轉型；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明顯偏低。服務業發展水平偏低，不僅會影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就業的擴大，還會制約消費，影響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服務業是連結物質產品生產和人民群眾消費之間的載體，促進現代服務業加快發展，是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協調社會經濟發展，減少能源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加快增長方式轉變的迫切需要，也是有效增加就業、擴大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帶動作用的重大舉措。

三、現代服務業視野下的旅游業轉型升級

按照國務院“把旅游業培育成人民群眾更加滿意的現代服務業”的要求，以現代服務業的本質要求審視旅游業，對于明確旅游業的發展方向，提升旅游業的發展質量，帶動現代服務業乃至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現代服務業視野下旅游業轉型升級的實質是旅游產業結構高級化，即向更有利于經濟、社會發展方向發展。產業結構高級化是一國經濟發展重點或產業結構重心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逐次轉移的過程，標志著一國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和發展階段、方向。產業結構高級化往往具體反映在各產業部門之間產值、就業人員、國民收入比例變動的過程上。從旅游產業結構比例看，高級化有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在整個旅游產業結構中，由“數量”比重逐級向“質量”比重演進，即旅游產業增長方式重點依次轉移；二是旅游產業結構中由“勞動密集型”占優勢比重逐級向“智力信息密集型”占優勢比重演進，即實現旅游產業要素密集度依次轉移；三是旅游產業結構中由“制造初級觀光產品”占優勢比重逐級向“制造最終文化體驗產品”占優勢比重演進，即實現旅游產品形態依次轉移。從旅游產業結構高級化的程度看，表現為高附加值化，即要提升旅游企業技術密集程度；高技術化，即在旅游產業中普遍應用高技術；高集約化，即組織合理化；高加工度化，即加工深度化，有較高的勞動生產率。

現代服務業視野下旅游業轉型升級的關鍵是技術進步，在引進先進技術的基礎上消化吸收，并加以研究、改進和創新，建立屬于自己的技術體系。長期以來，我國旅游業的發展是建立在粗放型基礎之上的發展，要素投入驅動的傳統路徑建立在對自然資源環境長期高強度開發和利用基礎上。我國的國情和需求，決定了旅游發展不可能選擇資源型和依附型的發展模式，必須走技術創新的發展道路，推動旅游發展方式從要素驅動型向創新驅動型的根本轉變。我國現代旅游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必須建立在技術進步的基礎之上。無論是提高旅游業新技術含量和旅游經濟效益，還是降低旅游資源消耗，減少環境污染，都要依靠技術創新找出路、找辦法。

現代服務業視野下旅游業轉型升級的依賴是政府行政法規的指導以及資金、政策支持，需要把產業轉型升級與社會聯動結合起來。旅游業轉型升級具有很強的依托性，法律——制度、經濟——市場、社會——文化、技術——生態等要素是最為核心的支撐要素。從宏觀角度講，《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旅游業的意見》出臺，旅游業被提升為國民經濟的戰略性支柱產業，各級政府較為重視，在政策層面為旅游經濟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特別需要以政府牽頭加快旅游管理體制改革的步伐，依托制度創新，借旅游區域戰略規劃和旅游綜合配套改革試驗之機，按現代旅游業轉型升級的導向為抓手，出臺相關行政法規及資金扶持政策。此外，旅游轉型升級的“倒逼”機制必然要使人才、要素和上下游產業配套，提升整個產業鏈。基于此，還必須把旅游產業轉型升級與社會聯動結合起來，倡導放寬旅游

市場準入，鼓勵社會資本和各種所有制企業公平參與；大力發展旅游職業教育，加強旅游從業人員培訓。健全服務標準體系，全面提升旅游服務質量；健全監管體系，維護游客合法權益。加強旅游誠信體系建設，提高行業自律水平。（作者單位：無錫商業職業技術學院旅游管理學院）

第五篇：《比較視野下的外國文學》

一，寫出外國文學名著二十部。（20%）

《安娜卡列寧娜》《老人與海》《紅與黑》《呼嘯山莊》《基督山伯》 《傲慢與偏見》《理智與情感》《愛瑪》《曼斯菲爾德莊園》《威尼斯商人》 《簡愛》《十日談》《神曲》《懺悔錄》《魯賓學漂流記》

《格列佛游記》《飄》《戰爭與和平》《復活》《巴黎圣母院》《霧都孤兒》

二，簡答題：（30%）

1，試述古希臘三大悲劇家創作的特點及主要成就。

答：埃斯庫羅斯(約公元前525－前456)史稱“悲劇之父”。他的悲劇創作提倡民主精神,反對專制暴政。

索福克勒斯(約公元前496－前406)悲劇著力表現的是個人意志與不可抗拒的命運的沖突。

歐里庇得斯(約公元前485－前406)其悲劇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

古希臘悲劇誕生于公元前8世紀到10世紀的古典時期，最著名的是埃斯庫羅斯的《被縛的普羅米修斯》、索福克勒斯的《俄底浦斯王》和歐里庇得斯的《美狄亞》，稱為“三大悲劇”。此“三大悲劇”的產生過程就是悲劇由幻想向現實轉變的過程。在戲劇領域內有著不可磨滅的藝術成就。首先，它把悲劇重在寫神逐步轉到寫人，把寫理想化的英雄轉變為寫現實中的人，這是其最大的一個成就，亦是悲劇走向現實的標志之一。其次，三大悲劇強化了悲劇的批判傾向，將民主思想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它把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專制的神權，甚至披露現實生活中人的虛偽、偽善、險惡的一面，從而強化了悲劇的批判傾向。再次，歐里庇得斯在戲劇領域里，首次涉及到婦女與愛情的主題，從而拓寬了悲劇表現生活的范圍。最后，在結構方面，歐里庇得斯的悲劇改變以前那種人與神的沖突，而是寫人與人的沖突，并且在人物的塑造上，創造了人物心理分析法，這是埃斯庫羅斯和索福刻勒斯不可倫比的，他為戲劇的創作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具有顯著的藝術成就。

2，談談浮士德的形象及意義。

答：《浮士德》的主題是作者歌德將浮士德這一劇中人物作為全人類命運的一個化身來加以塑造。以主人公浮士德對宇宙奧秘和人生意義的探索、對理想和真理的不斷追求為貫穿全劇的紅線，通過浮士德這個人的體驗、追求和發展，對西歐啟蒙運動的發生、發展和終結在德國民族式中加以藝術概括，并根據十九世紀初期資本主義的發展展望人類社會的將來。高度濃縮了從文藝復興到19世紀初期幾百年間德國乃至歐洲資產階級探索和奮頭號的精神歷程。劇中形象的發展體現出人類歷史的道路：它是怎樣擺脫了中世紀的蒙昧時期，探尋新的生活道路，跟一切困難和障礙搏斗，克服了內在和外在的矛盾，最后實現自己的目標，并且展望到將來美好的遠景。浮士德的經歷表明：人類的命運既是因果的又是宿命的，既是自主的又是他主的，既是樂觀的又是悲觀的，最終還是樂觀的。

主要時代意義：是通過浮士德的人生經歷，宣傳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宣傳掙拖中世紀的愚昧狀態，克服人類內在和外在的矛盾，創造資產階級理想王國，的啟蒙思想，詩劇肯定創造和勞動，表達了作者深刻的人生體驗，——生活就是追求，而追求的過程又是循環前進的。肯定人的作用，認為人生的目的在于行動、在于作出有益于社會的實踐。詩劇表達了作者對人類的堅定信念：在前進的道路上，人們會遇到這樣那樣的阻礙，但最終會找到人生的真理，為實現崇高的目標而奮斗；詩劇還表達了一種現代意義，即人始終處于與外界的沖突中，失敗和災難無法避免，但主人公以自身的行動決定自己的本質，從而奠定了現代人格的基礎。三，論述題：（50%）

1，以作品為例試述莎士比亞創作的人文主義特征。

答：莎士比亞，英國文藝復興時期偉大的劇作家、詩人，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文學的集大成者。莎士比亞的歷史劇表現了他的人文主義政治思想：主張改革，抑制貴族和教會勢力，反對社會**和封建內戰，主張重用有才能的新貴，反對資產階級的個人野心和對權力的貪欲。主張開明君主統治，對內能使國家富強，百姓安居樂業；對外則能戰勝敵國，維護民族與國家的獨立。莎士比亞的系列歷史劇為世界戲劇史上所罕見。

（1）哈姆萊特是古代丹麥的一個王子，他是一個人文主義形象，這和他在“威登堡大學”里所受的教育有著很大的關系。

（2）這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形象。一方面他接受了人文主義的影響，心中充滿了美好的理想，希望生活中的一切如理想一樣完美。而現實生活的一系列意外打破了他的理想。他像一個思想家那樣地思考許多哲學問題，卻找不到答案。于是他要為父報仇，可是他內心又是矛盾，因為他想的不光只是為父報仇，而是扭轉整個乾坤。在這樣艱巨的任務面前，他想要行動也行動不起來。

（3）性格過于內向、審慎及單槍匹馬的處境，使他感到猶豫，造成他行動上的延宕。因此最后只能是與敵人同歸于盡。

（4）他的悲劇既有罪惡勢力過于強大的客觀原因，也有其內存性格弱點的主觀原因。所以，哈姆萊特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是人文主義者的悲劇。

2,為什么說《高老頭》的創作體現了巴爾扎卡《人間喜劇》的主題和藝術特征。

答：《高老頭》著重揭露批判的是資本主義世界中人與人之間赤裸裸的金錢關系。小說以1819年底到1820年初的巴黎為背景，主要寫兩個平行而又交叉的故事：退休面條商高里奧老頭被兩個女兒冷落，悲慘地死在伏蓋公寓的閣樓上；青年拉斯蒂涅在巴黎社會的腐蝕下走上墮落之路。同時還穿插了鮑賽昂夫人和伏脫冷的故事。通過寒酸的公寓和豪華的貴族沙龍這兩個不斷交替的主要舞臺，作家描繪了一幅幅巴黎社會人欲橫流、極端丑惡的圖畫，暴露了在金錢勢力支配下資產階級的道德淪喪和人與人之間的冷酷無情，揭示了在資產階級的進攻下貴族階級的必然滅亡，真實地反映了波旁王朝復辟時期的特征。19世紀上半葉是法國資本主義建立的初期，拿破侖在1815年的滑鐵盧戰役中徹底敗北，由此波旁王朝復辟，統治一直延續到1830年。由于查理十世的反動政策激怒了人民，七月革命僅僅三天便推倒了復辟王朝，開始了長達18年的七月王朝的統治，由金融資產階級掌握了政權。《歐也妮·葛朗臺》發表于1833 年，也即七月王朝初期。剛過去的復辟王朝在人們的頭腦中還記憶猶新。復辟時期，貴族雖然從國外返回了法國，耀武揚威，不可一世，可是他們的實際地位與法國大革命以前不可同日而語，因為資產階級已經強大起來。

剛上臺的路易十八不得不頒布新憲法，實行君主立憲，向資產階級做出讓步，以維護搖搖欲墜的政權。資產階級雖然失去了政治權力，卻憑借經濟上的實力與貴族相抗衡。到了復辟王朝后期，資產階級不僅在城市，而且在貴族保持廣泛影響的農村，都把貴族打得落花流水。復辟王朝實際上大勢已去。巴爾扎克比同時代作家更敏銳，獨具慧眼地觀察到這個重大社會現象。“《高老頭》還成功地塑造了青年野心家拉斯蒂涅和沒落貴夫人鮑賽昂的形象。前者原為一個外省貴族青年，想來巴黎進大學重振家業，但目睹上流社會的揮金如土、燈紅酒綠，他往上爬的欲望倍增，他在鮑賽昂子爵夫人和逃犯伏特冷的唆使下，日益喪失正直的良心，開始為金錢而出賣正直，特別見證了高老頭的兩個女兒對待父親象榨干的檸檬一般以后，更堅定了向資產階級的道路走去的決心。《高老頭》中主要描寫了他野心家性格形成的過程，在以后的一系列作品中他更一發不可收拾，靠出賣道德和良心竟當上了副國務秘書和貴族院議員，而一切的取得都依賴于極端利己主義原則。鮑賽昂子爵夫人是巴爾扎克為貴族階級唱的一曲無盡的挽歌，她出身名門貴族，是巴黎社交界的皇后，只因缺乏金錢而被情人拋棄，被迫退出巴黎上流社會，高貴的門第再也敵不過金錢的勢力，她在后來的小說中因為同樣的原因又一次被金錢出賣。她的遭遇告訴人們，貴族階級除了失敗之外不可能有更好的命運，金錢才是這個世界的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