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俄羅斯僑民文學與本土文學關系初探

俄羅斯僑民文學與本土文學關系初探

汪介之

2012-9-28 15:02:24 來源：《外國文學評論》(京)2004年04期

作者簡介：汪介之，南京師范大學教授。

內容提要：20世紀俄羅斯僑民文學和本土文學有著不同的生成背景和生存語境，它們的價值取向和美學追求也有明顯的差異，甚至呈現出彼此對峙的格局，但兩者又是互相依存的。本文考察了它們之間的關系，并由此提出了在審視作為文化現象的移民文學與本土文學及二者之間的關系時值得深思的若干問題。

關 鍵 詞：俄羅斯 僑民文學 本土文學 對峙 依存

十月革命后，完整的俄羅斯文學開始分成兩大板塊：俄羅斯僑民文學(流亡文學)與蘇聯俄羅斯文學(本土文學)。這一分裂狀態一直延續到1991年蘇聯解體，幾乎橫貫整個20世紀。其間，僑民文學先后出現過三次浪潮，本土文學也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考察這兩大文學板塊之間既彼此對峙又相互依存的關系，發現其價值取向、美學追求和歷史命運的異同，不僅有助于我們更全面地認識20世紀俄羅斯文學，也能夠為審視作為世界性文化現象的移民文**提供某種有益的參照。

一

20世紀俄羅斯僑民文學“第一浪潮”的生成與1917年十月革命密切相關。1905年二月革命后，知識界曾普遍歡呼俄羅斯“與自由聯姻”，并將這一歷史變動視為民族振興的契機。但是，對于從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迅速轉換，一些知識分子卻缺乏精神和心理準備，他們難以接受革命中出現的一系列現象，于是陷入困惑、懷疑和憂慮之中。這種情緒由于局勢的動蕩不安、知識階層社會地位的下降、言論出版自由受到限制等原因而不斷加劇。從1918年起，就陸續有許多在白銀時代已蜚聲文壇的作家離開故土。截至1922年，遷居國外的知名作家有巴爾蒙特、布寧、扎伊采夫、格?伊凡諾夫、庫普林、列米佐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婦、苔菲、霍達謝維奇、茨維塔耶娃、什梅廖夫等人。他們分屬于白銀時代的各文學流派，并構成第一代僑民作家隊伍的主體。因此，女詩人濟?吉皮烏斯當時不無夸張地寫道：“俄國現代文學(以它的主要作家為代表)正在從俄羅斯流向歐洲。”(注：АитонКрайний，ПолетЕвропу．См．：А．Я．Зись．Русскаяиея：ｌдкруｚуписате лейимыслителеǔрусскоｚозарубежья：Вх момах，ТомⅡ．Москва：Искусство，1994，стр.360.)

與此同時，在藝術界享有盛譽的音樂家格拉祖諾夫、拉赫瑪尼諾夫、斯特拉文斯基，畫家和藝術史家別努阿等，均先后出國。人文科學領域也有許多知名學者離境，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被遣送出國的。1922至1923年間，蘇聯政府曾分別從莫斯科、彼得格勒、克里米亞等地，由水路將160余名知識界人士遣送出境。被遣送者中包括別爾嘉耶夫、謝?布爾加科夫、洛斯基、弗蘭克、伊里因等著名哲學家。后來，這些遣送船只被人們形象地稱為“哲學船”。(注：СергейХоружий，Филосодфкпǔпａｐохд．《Литературнаягазета》，09.05.1990，No 19.)知識界名流的大量流失，無疑是俄羅斯本土文化的重大損失；而對于僑民文學 來說，卻因此獲得了無可替代的思想和文化資源。

第一代僑民作家遍布于俄羅斯周邊的一些國家。他們先后以柏林(1921—1923)和巴黎(1924—1940)為中心展開活動，掀起僑民文學的“第一浪潮”。“二戰”爆發后，這一代僑民作家開始向大西洋彼岸遷移，其中大部分人定居于紐約。在那里，他們繼續進行文學創作。但是，作為僑民文學一個階段的“第一浪潮”，至此已走向終結。

蘇聯俄羅斯文學(本土文學)的最初階段，包括十月革命時期和整個20年代的文學。初 期的本土作家包括四部分人：首先是那些從一開始就贊同革命的老作家，如綏拉菲莫維 奇、魏列薩耶夫等；其次是在革命和國內戰爭中成長起來的新一代作家，他們作為巨大 歷史事變的產兒，合乎邏輯地成為新時代的謳歌者；還有一些留在國內的白銀時代作家，他們對新政權多少持保留態度，如索洛古勃、別雷、阿赫瑪托娃、曼德爾什塔姆等； 最后是一些起步于革命前后的年輕作家，他們不能認同流行的文學觀念，與“主流文學 ”格格不入，如扎米亞京、皮里尼亞克、普拉東諾夫、米?布爾加科夫等。托洛茨基曾 把上述后兩類作家分別稱為“國內流亡者”和“同路人”，并將其作品納入“非十月革 命文學”。(注：列?托洛茨基《文學與革命》，劉文飛等譯，外國文學出版社，1992 年，第13和41頁。)

應當說，在這一階段，本土作家尚有幸置身于相對寬松的文化氛圍中。十月革命初期世界文學出版社的建立及其活動，俄共(布)中央決議《關于黨的文學政策》的頒布，思想傾向不同的文學團體的存在，允許作家出國并在國外逗留、發表作品的事實等等，都是蘇聯政府一度實行開明文藝政策的表現。因此在當時，多種理論批評學說還能夠并存，作家們在藝術上的探索和試驗、在創作方法上的選擇還有一定的自由度。于是，本土文學在這一階段獲得了一定的進展。但在此時，極左文學思潮已現端倪，對文學的行政干涉也已開始。無產階級文化派思潮和庸俗社會學的盛行，托洛茨基的《文學與革命》的發表，蘇聯政治教育管理總局《關于從公共圖書館中清除反藝術、反革命書籍的指令 》的出臺，“拉普”以文學總管身份對作家們進行監控的做法，對扎米亞京、皮里尼亞 克等人的批判，都表明本土文學的上空正在聚集把階級斗爭引入文學生活的濃重烏云。

進入30年代后，本土文學遭遇了另一種文化語境。在個人崇拜盛行、極左政治占據統治地位的背景下，文藝指導思想急劇“左”傾化。1932年，聯共(布)中央決定撤銷各文學團體，籌建統一的作家協會。同年，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一個概念和一種創作方法被提出。1934年，這一創作原則在第一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上得到確認，并被寫進《蘇聯作家協會章程》，從而獲得了某種法律效應。“拉普”在20年代夢寐以求的從組織上、思想上對作家實行“一統化”控制的格局此時終于形成。此后，一大批作家和藝術家，如曼德爾什塔姆、皮里尼亞克、巴別爾、沃隆斯基、梅耶荷德等，都相繼被關押、流放或處死，阿赫瑪托娃、米?布爾加科夫、普拉東諾夫等人則受到批判與譴責。許多作家不得不避開文學這一荊棘叢生的領域，轉向翻譯或其他研究領域。他們或者強行改變自己的藝術風格，試圖加入屈從和遵奉的時潮中去；或者干脆輟筆，告別文壇。這一切導致了本土文學的大面積滑坡，使得一批為極左政治和個人崇拜唱贊歌的低劣作品充斥文苑。

蘇德戰爭的炮火一度沖破了極左文藝政策對文學的鉗制。在民族危亡的特殊歷史年代，文壇氛圍稍顯寬松。在愛國主義的主題下，作家們在題材范圍、體裁樣式和表現手法 等方面曾被允許有某種選擇的自由。30年代被迫擱筆的一些作家也能夠發表他們的新作 了。一時間，人們似乎透過彌漫的硝煙看到了文學復興的希望。然而，極左思潮并未因 戰爭而得以根除。戰后，個人崇拜情緒達到高潮，文藝指導思想也達到“左”的頂峰，造成本土文學更為嚴重的滑坡。1946年，聯共(布)中央發布《關于<星>和<列寧格勒>兩 雜志》的決議，指責兩刊發表阿赫瑪托娃和左琴科的“在思想上背道而馳的作品”，責 令其停刊整頓。日丹諾夫發表長篇演講，對這兩位作家進行猛烈抨擊，并將其開除出作 家協會。緊接著，關于戲劇、電影、音樂等方面的一系列決議出臺，隨即開展了對于“ 資產階級世界主義”的討伐。一大批作家和藝術家橫遭迫害，許多刊物、劇場和文藝作 品被封禁。幸存的作家們或委曲求全，或檢討認錯，或被迫沉默。文壇出現了萬馬齊喑 的局面，這時期的創作多是偽浪漫主義和偽現實主義作品，此階段即所謂“日丹諾夫主 義”時期。

正當本土文學走向低谷之際，由于“二戰”的爆發，僑民文學“第二浪潮”得以形成。第二代僑民作家分散在包括巴爾干半島、澳大利亞和南美各國在內的廣大地區。他們大都對戰前的蘇聯現實特別是30年代的大清洗有著深刻而沉痛的印象。戰爭使他們獲得了脫離這種環境，并從一個新的視角反觀這種現實的可能性。但這一代僑民中知識分子比例偏低，具有一定穩定性的文化活動圈并未形成，因此，這一代僑民作家的創作成就遠低于第一代僑民作家。不過他們卻比后者更了解國內新近的真實情況，在新的創作素材的占有上具有一定優勢。“第二浪潮”的興起，給僑民文學注入了新鮮的細流，拓寬了它的表現領域，并架設起連接“第一浪潮”和“第三浪潮”的橋梁。

50年代初，蘇聯社會長期沉悶的文學氛圍開始被打破，本土文學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定義因一些作家的質疑而得到了修改，現實主義得以回歸，現代主義也開始涌動。但這一時期文學的發展并不是平靜無波的。從1957年初開始，中央機關報便連續發表社論或文章，文藝界也組織各種會議，號召開展“反對修正主義”的斗爭。于是，又有許多作家作品或受到公開批判，或被打入冷宮。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不僅未獲準發表，當小說在國外出版，作家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后，作者更是很快便遭到一連串毀滅性的打擊。這時的文壇氣候可以說是“時而解凍，時而冰封”。“停滯時代”強化了這種“冰封”。關于文藝問題的中央決議和報紙社論連篇累牘，反復批判“非英雄化”傾向，號召作家對資產階級思想發動進攻，“歌頌今天的現實”。與此同時，文學界的“持不同政見者”還遭到了嚴厲懲處。被批判、被“擱置”的作品較前一個時期大有增加。這一切構成了“停滯時代”本土文學生活的特有景觀。這種狀況直到80年代中期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僑民文學的“第三浪潮”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形成的。由于一些作家的作品在蘇聯本土不能公開發表，或被明確宣布為禁止發表的作品，“地下出版物”便應運而生。從50年代末期起，就不斷有作家設法將自己的作品寄往國外發表。這類行動激起了蘇聯當局的強烈反應。作家們或受到猛烈批判，或被開除出作家協會，乃至被逮捕、判刑和驅逐出境。如1966年在莫斯科就舉行了對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埃爾的公開審判，指控他們“持敵對的反蘇立場”，把“誹謗性的作品”寄往國外，結果兩人分別被判處7年和5年徒刑。1969年，索爾仁尼琴因同樣的罪名被取消作家協會會籍。1974年，他被驅逐出境。70年代初，蘇聯當局開始放松對公民出國的限制，于是便有一批作家離開本土。他們與被驅逐出境的作家一起，形成了僑民文學的“第三浪潮”。

第三代僑民作家大都僑居于巴黎、慕尼黑、維也納和美國各地。他們在出國前一般已有作品在境外發表，出國后則繼續推出新作。“第三浪潮”擁有諸如索爾仁尼琴、布羅茨基等一些著名的作家和詩人，其文學總體成就遠遠超過“第二浪潮”。80年代中期以后，蘇聯社會政治生活再度發生變化，這一代僑民作家的舊作陸續回歸祖國，新作也有了在國內發表的可能性，于是，“第三浪潮”也開始走向平息。

1991年蘇聯解體后，對作家進出境的種種限制不復存在，俄羅斯僑民文學和本土文學之間的界限最終被打破，兩大文學板塊在分離70余年后重新合而為一。

二

由于生成背景和生存語境不同，俄羅斯僑民文學和本土文學的思想指向和美學追求也有很大的差異。第一代僑民作家分屬白銀時代的現實主義、象征主義、阿克梅派和未來主義等不同流派。僑居國外以后，他們的流派屬性和藝術觀方面的矛盾漸趨淡化，但彼此之間的思想沖突依舊存在。他們當中有的堅持自由民主主義理想，有的留戀東正教君主主義，有的信奉“歐亞大陸主義”，也有的陷入宗教神秘主義。僑民作家們也做過彼此聯合的嘗試，如1928年9月，在貝爾格萊德曾召開過一次僑民作家代表大會，然而這 種嘗試并未取得成功。后來，僑民作家中只出現過一些小范圍內的聯合，這些文學圈子分別圍繞著布寧、霍達謝維奇、列米佐夫、格?伊凡諾夫、阿達莫維奇、波普拉夫斯基等人形成，其中前四個圈子以老一代作家為主，后兩個圈子則結合著年輕的文學探索者們。

僑民文學“第一浪潮”中的作品，有不少反映了作家們對于剛剛過去的革命事件和國內戰爭的回望與評價，如布寧的《可惡的日子》、什梅廖夫的《死者的太陽》、列米佐夫的《被掀動的羅斯》等，這些作品一般以人道主義為尺度，從文化的角度檢視動蕩的歲月。對歷史變動的思考，對個人命運、僑民的出路乃至民族前途的探測，還使得一些作家把視線轉向本民族歷史和宗教文化傳統，于是便出現了什梅廖夫的抒情隨筆《老瓦拉姆》和長篇小說《天國之路》、扎伊采夫的《拉多涅日城的圣謝爾吉》、苔菲的小說《女巫》等。這些作品都顯示出一種強烈的“尋根”意識。

第一代僑民作家對俄羅斯本土大都抱有深深的懷念之情，因此，在對往昔生活的深情回憶中抒發鄉愁便成為“第一浪潮”的重要主題。庫普林的小說《熱涅達》、格?伊凡諾夫的詩集《薔薇》、薩沙?喬爾內依的詩集《渴望》等，把對祖國的懷念和失去家園的孤獨感融合起來，道出了一代僑民的心聲。布寧的《阿爾謝尼耶夫的一生》、什梅廖夫《朝圣》和《上帝的夏日》、扎伊采夫的《格列勃的游歷》等自傳體作品更表現了天涯游子對祖國的憂思和對本土文化的眷戀。由于同樣的原因，回憶錄在“第一浪潮”中大量涌現。格?伊凡諾夫的《彼得堡的冬天》、霍達謝維奇的《名人陵墓》、扎伊采夫的《悠遠的回憶》、茨維塔耶娃的《被征服的靈魂》、謝?馬科夫斯基的《在白銀時代的帕爾納斯山上》、濟?吉皮烏斯的《活著的面影》等都是有影響的回憶錄。僑民作家們熱衷于回憶錄的寫作，不僅是出于表現鄉愁和懷舊情緒的需要，更是保存本土精神文化遺產的意識使然。

隨著時光的流逝，一些閱歷豐富的僑民作家將注意力轉向某些永恒的主題，如人生的奧秘、生活中的宗教因素、愛情與死亡等等。布寧在國外的創作是開掘這一主題的典范。濟?吉皮烏斯的《光華》、維?伊凡諾夫的《暮色》、格?伊凡諾夫的《1943—1958年詩抄》等白銀時代詩人的晚期詩集則往往把歷史的追問、宗教的沉思和哲理的探尋結合在一起，詩化了對人生的思索，并帶有濃厚的形而上色彩。

統觀僑民文學“第一浪潮”的主要作品，可以看出兩種不同的美學取向。一種是向現實主義傳統的復歸和對古典美學觀念的重新認同。這種創作傾向曾成為一股潮流在老一代僑民作家中悄然涌起。這一傾向不僅表現于他們的創作中，也體現在他們關于經典作家的論著中，如布寧的《托爾斯泰的解脫》、扎伊采夫的《屠格涅夫的生平》、霍達謝維奇的《普希金的詩學事業》等。與前一種藝術取向相對應，一些較為年輕的作家則更多地吸收了西方現代主義的新鮮經驗，積極投身于歐美文學的新潮流，甚至干脆以法語或英語寫作，如阿爾丹諾夫、阿達莫維奇、納博科夫等。其中納博科夫在開始文學生涯之初就受到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他1940年以后的文學活動事實上已經融入西方文化之中。

在僑民文學“第二浪潮”中，有相當一部分作品反映的是戰前和戰爭初期的蘇聯生活，其中涵納著作者對30年代本土生活的批判性思考；另一些作家則以第二代僑民的親身經歷為素材，表現“二戰”期間的某些俄羅斯人在本土的個人崇拜和德國法西斯戰俘營之間作出痛苦選擇的主題。這些作品中常見的主人公是一些在蘇聯社會中找不到自己位置的人，不能接受個人崇拜的知識分子，或對農業集體化感到失望的農民等。他們往往 要經過布滿荊棘的苦難歷程，克服種種恐懼感，才能達到一種自由的精神境界。因此，“第二浪潮”中的作品普遍具有一種悲劇色彩，給人以沉重感和壓抑感，如葉拉金的詩 集《你，我的世紀》、《沉重的星星》，還有希里亞耶夫的小說《萬卡—維尤加》、《 長明燈》等。但也有些作品突破了上述范式，如葉拉金后來的詩作，這些作品漸漸轉向 了對現代文明的恐懼、以美來克服現代人精神分裂的主題。

第三代僑民作家的思想傾向是多元的。在對待俄羅斯及其文化的態度上，有的作家懷念祖國，保留著對本土文化傳統的尊重和眷戀，如索爾仁尼琴的思想觀念就和19世紀的斯拉夫派較為接近。由于受到“托爾斯泰主義”的某些影響，因此有人稱他為“民族主義者”或“新斯拉夫派”。也有的作家對本土文化傳統的感情比較淡薄，甚至持基本否定的態度，如西尼亞夫斯基、布羅茨基等。他們較多地接受了西方流行的各種社會哲學思潮，認同現代西方人的基本價值觀。從審美取向上看，“第三浪潮”中只有少數作家繼承了19世紀的文學傳統，如索爾仁尼琴、維?涅克拉索夫等，而其余大部分作家的創作都不同程度地帶有現代主義特色，如阿克肖諾夫、弗?沃伊諾維奇、西尼亞夫斯基、格?弗拉季莫夫等。同時也有的作家把兩者結合起來，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如詩人布羅茨基。一方面，他顯然保持著與俄羅斯詩歌傳統的緊密聯系，遵循以普希金為代表的俄國詩歌中的“希臘路線”，帶有曼德爾什塔姆那種“對世界文化的眷戀”，其詩作在很大程度上透露出一種憂患意識、一種對于社會人生的人文關懷；另一方面，詩人對于生命本體意義的追尋，又表明他的思想同現代西方思想界關于人的存在的哲理思考發生了共鳴。在詩歌藝術上，他推崇阿赫瑪托娃凝重沉靜的詩風、哀歌的音調和安詳而深邃的思考，同時他也從17世紀英國玄學派詩人約翰?多恩那里承續了冷峻的意象、新奇的節奏以及學究式的思辨，再者，從他后期詩作不追求整飭的詩歌形式、意識與潛意識交叉和荒誕手法的運用中，又分明可見英美現代主義詩潮的印跡。可以說，布羅茨基的詩歌創作代表了“第三浪潮”的最高成就。

綿延70余年的僑民文學三次浪潮雖然色彩斑斕、千姿百態，卻清晰地顯示出它們對于思想自由和藝術獨立性的共同追求。如果說僑民文學中的這種追求是獨立而自由的，那么，與其相對應的本土文學的發展則始終處于這一追求和對它的限制之間的沖突之中。在種種限制面前，幾代本土作家分別采取了不同的態度，因而也有了不同命運。羅贊諾夫、索洛古勃、別雷等老作家當然沒有在各種限制面前就范，然而他們也難以再用銳利的眼光逼視現實，只能獨自吟唱與時勢格格不入的憂郁而悲愴的旋律。他們寫于蘇聯時期的作品只能是白銀時代文學的一種回光返照。年輕的詩人葉賽寧和馬雅可夫斯基曾經是“十月風暴”的熱情歌者，但沒過多久，前者就看到“農夫的天堂”不是注定會實現的，而“歷史正經歷著扼殺個性的沉重時代”(注：Цит．С．Бавин，И．Семибратова，СуДьбыпｏзмовсеребряноｚовека．Москва：Книжнаяпалата，1993，стр.157.)；后者則在以《臭蟲》、《澡堂》等諷刺杰作鞭撻現實的同時，感覺到了將要被扼住歌喉的威脅。于是，他們都只能悲劇性地結束自己年輕的生命。

與上述兩位英年早逝的詩人不同，還有一大批作家以各具特色的方式與極左思潮進行了悲壯的抗爭，留下了本土文學中最有價值的一部分作品。如扎米亞京寫下了日記體幻想小說《我們》，藝術地表現了反對粗暴踐踏民主自由、維護個性獨立的鮮明意向，顯示出一種透視未來的遠見卓識。作品在國外發表后，作家遭到排擠壓迫，無法繼續寫作，只得在高爾基的斡旋下離境出國。自20年代后期就遭到批判的詩人曼德爾什塔姆，在30年代依然懷著深深的悲劇意識與時代對話，抗議極左政治對個性自由的壓制，表達出同時代人苦悶的情緒、沉重的預感和普遍的絕望。這一切注定了他在大清洗年代難逃滅頂之災。命途多舛的普拉東諾夫在小說《疑慮重重的馬卡爾》遭到批判、《切文古爾》被禁止發表的情況下，于30年代仍然寫出了《儲藏備用》、《初生海》等作品，揭露極左政策造成的危害，思考著農民的命運。作家終于無法避免厄運，在巨大的精神壓力下含恨去世。當初以雋永含蓄的愛情詩確立自己詩壇地位的阿赫瑪托娃，在30年代經由自身的痛苦體驗到了民族和人民的苦難，于是轉向沉思國家民族的命運，以一部《安魂曲》將個人的悲劇性傾訴升華為億萬人民的吶喊，使這部長詩成為20世紀俄羅斯民族的一曲史詩性的悲歌。

和上述作品并論的還有皮里尼亞克的《紅木》、米?布爾加科夫的《大師與瑪格麗特》、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格羅斯曼的《生活與命運》、多姆勃羅夫斯基的《無用之物系》、沙拉莫夫的《科累馬故事》、雷巴科夫的《阿爾巴特街的兒女》等一系列被批判、被擱置、被禁止的作品以及“寫給未來的作品”。它們的作者也和前述作家一樣遭遇了相同或相似的命運，因為所有這些作品都顯示出對于思想獨立和藝術自由的追求。

當然，本土文學中還出現過另一些作品，如潘菲洛夫的《磨刀石農莊》、革拉特科夫的《動力》、杰米揚?別德內依的詩歌、巴甫連科的《幸福》、費定的《不平凡的夏天》、阿扎耶夫的《遠離莫斯科的地方》、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弗?維什涅夫斯基的《難忘的1919年》、布賓諾夫的《白樺》、李別進斯基的《 光芒》、柯切托夫的《茹爾賓一家》和《州委書記》等。它們是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定義所框定的范圍內，按照官方要求完成的一些順應時勢、歌功頌德之作。這些作品 都曾經身價百倍，但今天已少人問津。時間已公正地判定出它們的藝術生命力極為短暫，而原因正是由于其作者沒有獨立的思想和藝術追求。作家一旦放棄或被迫放棄這種追 求，無論他擁有多么高的天賦和才能，也不可能寫出具有長久藝術生命力的作品。

三

俄羅斯僑民作家和本土作家的價值取向和美學追求存在著很大的差異，甚至呈現彼此對峙的格局，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然而，如果用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來看待整個僑民 文學和本土文學的關系，則顯得有些簡單化。其實，僑民文學和本土文學是互相依存的，因為從根本上說來，它們本是同一民族文學的兩大板塊。

如前所述，第一代僑民作 家和俄羅斯古典文學、白銀時代文學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不僅顯示在作家們的 文學素養和審美情趣上，也表現于其作品的題材選擇、敘事方式和藝術風格上。布寧、什梅廖夫、扎伊采夫、霍達謝維奇、列米佐夫、茨維塔耶娃的作品就是很好的例證。正 是由于他們的文學活動，20世紀20年代以后的俄羅斯文學和19世紀文學、白銀時代文學 的歷史聯結才未中斷。即使在20年代，僑民文學和本土文學之間的關系也不是勢不兩立。在所謂“俄羅斯的柏林”時期(1921—1924)，僑民作家和國內作家的交往相當頻繁。僑民作家曾仿照革命初年彼得格勒文藝界的做法，在柏林建立了“藝術之家”。包括霍 達謝維奇、列米佐夫、阿?托爾斯泰、別雷、高爾基、什克洛夫斯基、愛倫堡等在內的 僑民作家和短期旅居國外的本土作家曾在那里自由交往。馬雅可夫斯基、皮里尼亞克、帕斯捷爾納克等都在那一時期到過柏林。據《航舵報》出版者、言論出版社創建人伊? 格森證實，20年代他在柏林的住所曾成為經由不同路線匯集于此的俄國僑民作家和本土 作家聚會的中心(注：См.：О．Н．Михайловский，Лимераму рарусскоｚозарубежья：1920—1940.Москва：Наследие，1993，стр.45.)。那個時期，在柏林曾出 版過許多俄羅斯作家的作品，其中既有僑民作家的作品，也有上面提及的曾在柏林逗留 的本土作家的作品，還包括諸多身處國內的作家的作品，這些作家包括索洛古勃、古米 廖夫、葉賽寧、曼德爾什塔姆、米?布爾加科夫、克留耶夫、庫茲明及“謝拉皮翁兄弟 ”的作家們。一些短期旅居國外的本土作家和留在國內的作家還曾在《現代紀事》、《 前夜》等僑民刊物上發表過作品。

20年代在柏林出刊，由高爾基、別雷、霍達謝維奇等參與編輯的雜志《交談》(1923—1925)一度影響極大，其內容廣泛涉及歐洲文學、哲學、科學和藝術。鑒于當時僑民作家和本土作家之間的交往相對自由的狀況，高爾基曾設想通過該刊使兩方面的作家相處得更為融洽，并以此來保持俄羅斯文學的完整性。類似的努力并不少見，如在上文提及的1928年僑民作家代表大會上，就特地安排了一個關于國內出版界和報刊情況的專題報告，目的是讓作家們了解本土文學現狀。巴黎出版的《里程碑》一刊曾轉載過別雷、帕斯捷爾納克、巴別爾、梯尼亞科夫、謝爾文斯基、阿爾喬姆?維肖雷等國內作家的作品。阿爾丹諾夫在《現代紀事》第43期(1930)撰文評論阿?托爾斯泰的新作《彼得大帝》第一部時，曾同時稱頌過扎米亞京、愛倫堡、左琴科、米?布爾加科夫、皮里尼亞克等一系列本土作家。彼得格勒的文藝刊物《文學紀事》也曾刊出過僑民作家的作品，報道過他們在國外的文學活動，甚至發表過關于“未來俄羅斯文學的骨干”未必產生于本土、而有可能產生于“彼岸”的評論文章(注：См．：ГлебСтруве，Русскаялимерамеруравизｚнании：Опымисморическоｚообзоразарубежнойлпмерамуры，2оеизданиеидололненное．Париж：YMCAPRESS ,1984，стр．27—28.)。但時至30年代以后，這類現象便不復存在了。

由于形成時的特定歷史背景，僑民文學的“第二浪潮”和同時期本土文學之間的對立關系是明顯的；第二代僑民作家和同時代本土作家個人之間的交往也相對少些。但這并不意味著這一代僑民作家切斷了和本土文學的所有聯系。僅就取材于“二戰”的作品而言，爾熱夫斯基的長篇小說《處于兩大星球之間》、希里亞耶夫的中篇小說集《山雀》等，就是20世紀俄羅斯文學中戰爭題材作品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當代俄羅斯學者阿格諾索夫認為，爾熱夫斯基的作品比肖洛霍夫的《人的命運》更早涉及了戰爭中普通“人的命運”問題。前者冷峻地展示了法西斯分子在戰俘營中暴戾恣睢的獸行場面，表現了處于“兩大星球”之間的俄羅斯人的愛國主義情操和愛國者的悲劇命運。希里亞耶夫著力描寫了俄羅斯人對自由的熱愛，強調在戰爭中起決定作用的并非階級因素，而是民族因素。《山雀》中的諸篇作品還具有和法捷耶夫被迫修改后的《青年近衛軍》展開爭論的性質。希里亞耶夫的長篇小說《長明燈》則是20世紀俄羅斯文學中一部較早的“集中營文學”作品。另外，在詩人莫爾森的作品中可以發現他對白銀時代詩歌傳統的繼承。他對語言的精微內涵的發掘(《部分與整體》、《守在詞典邊》、《晚霞》等)則分明是受到了俄國象征主義、未來主義詩人們的啟示。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代僑民作家還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日丹諾夫主義的無形影響。從情節結構上看，他們的作品往往具有公式化、概念化的特點；在人物設置上一般遵循二元對立模式，“善”與“惡”的對比十分鮮明；“正面人物”幾乎都是某種“典型”，只不過在政治取向上和日丹諾夫主義是相反的，如謝?馬克西莫夫的小說《丹尼斯?布 舒耶夫》。這部作品具有和肖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論爭的性質，但人物設置和 結構布局卻與后者有著某些微妙的聯系。小說的主人公阿里姆?阿赫德洛夫是個農莊主 席，他本來全心全意地推進集體化運動，后來卻大失所望，最終因不愿在謊言和恐懼中 生活而自殺。這一形象很容易令人聯想到肖洛霍夫筆下的納古爾諾夫和拉茲苗特諾夫。作品中的其他幾個重要角色，如謝維里揚老爹、沉默寡言的中年男子格里沙?班內赫、農婦瑪涅法等形象則對應于《被開墾的處女地》中的舒卡爾老爹、中農梅譚尼可夫和其 他幾位女性形象。當然，如果說肖洛霍夫是“按照生活的鮮明足跡”及時歌頌了農業集 體化運動，那么謝?馬克西莫夫則無疑是否定這場運動的。《丹尼斯?布舒耶夫》和《 被開墾的處女地》這兩部作品之間的關系也反映出僑民文學和本土文學既相互對立又相 互聯系的特點。

如同第一代僑民作家和白銀時代文學的關系甚為密切那樣，第三代僑民作家和“解凍”以后的本土文學也有著斬不斷的聯系。第三代僑民作家的代表之一索爾仁尼琴的成名作《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便是在“解凍”文學之后出現的“集中營文學”的主要作品之一，他的長篇小說《癌病房》、《第一圈》和“文藝性調查初探”《古拉格群島》等重要作品也是在國內完成、在國外出版的。1974年出國的作家維?涅克拉索夫曾被 認為是“戰壕真實派”的代表作家之一。阿克肖諾夫出國前在國內發表的小說《帶星星 的火車票》、《摩洛哥的橙子》等則是頗有影響的道德題材作品。

然而，更多的僑民作家在出國前是難以在國內公開發表他們的作品的，因此，他們只能把作品寄往國外發表，或將其提供給國內的“地下出版物”。如西尼亞夫斯基的那篇給他帶來災難的文章《何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當年就是以阿?捷爾茨的筆名在法國一家刊物上首次發表的。阿克肖諾夫、沃伊諾維奇、布羅茨基等人在出國前都有許多作品在“地下出版物”上發表。沃伊諾維奇的長篇小說《士兵伊凡?瓊金的生平和奇遇》就是首先由“地下出版物”推出的。在1972年被驅逐出境前，布羅茨基既有一系列詩作通過“地下出版物”廣泛流傳，也有多種詩集在國外出版。可見，第三代僑民作家多為原先本土文學作家中的“持不同政見者”。當他們不能為本土文學所容納時，就只能把目光轉向“地下”或國外了。這批作家在國內編輯、在國外出版的《大都會》(1979)和《目錄》(1980)兩本文集是他們為顯示自身存在而努力的成果，同時也表明整個僑民文學的“第三浪潮”其實不過是“解凍”之后本土文學的一種特殊變體。

四

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俄羅斯文學整體在20世紀的分裂、僑民文學與本土文學的生成及各自的命運，可以引起我們諸多思考。

首先，三代僑民作家的出現、僑民文學三大浪潮的形成，都與20世紀的歷史變動，與這一世紀中發生的革命、戰爭或特定時期的政策密切相關。如果我們注意到，出國離境在俄羅斯人心目中意味著飽嘗離鄉背井、流落天涯之苦，“驅逐出境”被認為是僅次于極刑的一種處罰，那么就不難想象，一大批作家被迫遠離故土無論對于作家們的個人命運、還是對于俄羅斯文學的發展而言，都是一種悲劇性現象。

其次，俄羅斯僑民作家和各國流亡作家一樣，他們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環境，都使得他們的文學活動具有某種“邊緣性”。這種“邊緣性”決定了他們同時具有某些優勢和劣勢。特殊的生活經歷和獨特的情感體驗使他們的生活視野、創作素材、感受方式等既與本土作家不同，又和僑居國的作家有別。由于擁有在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生活的親身體驗，僑民作家對生活的藝術把握還獲得了更多的參照。于是，他們的作品便帶上了一種獨特的“異域情調”，這無論對于本土的讀者，還是對于僑居國的讀者來說，都是新鮮而具有吸引力的，常常使得僑民作家的作品擁有范圍廣大的讀者群。然而，在遷居國外以后，這些在俄羅斯民族文學和文化傳統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作家卻和本土生活、本土文化甚至本土語言失去了密切的聯系。這無疑是一種缺憾。異國生活、異域文化和異族語言等在他們遷居國外之初通常還具有某種新鮮感，還能夠影響作家的文化素養與精神積累，引發出一些有創意的作品。但是，當這種精神文化儲備不再得到經常性的、必要的補充時，異邦的一切便都會引起一種或明或暗的陌生感、失落感和排斥情緒。在僑民作家的才能和靈感受到了生活給養的限制時，他們便不得不轉向歷史、向記憶汲取詩情，但這往往仍無法挽回走向衰竭的文思，除非他們完全融入僑居國的生活與文化中，并以所在國的語言進行創作，像納博科夫等一些后來在國外走向創作高峰的作家就是如此。不過，這樣的作家顯然不具有普遍性。

還有關于僑民文學和本土文學的評價問題。長期以來，俄羅斯僑民文學一直是不入“正史”的，無論是蘇聯學者撰寫的文學史著作，還是我國學者編寫的俄蘇文學史，基本上都不提僑民文學，至多只把它作為一種置于否定地位的文學現象偶爾予以提及。但如果說這類文學史只是寫了“本土文學史”，也不確切，因為它們在掩蓋了僑民文學的豐饒實績的同時，還忽略了白銀時代的幾乎全部的文學遺產，淡化了那些不愿只寫贊歌、頌歌和理想之歌的詩人和作家們的巨大成就。所以，即便僅僅是作為“本土文學史”，舊有的文學史著作也是片面的。正因為如此，重建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才有了一種必要 性。一位俄羅斯作家說過：“思想是不能以強力的方式戰勝的”，“被封鎖的言論常常 具有特殊的說服力”，被驅逐的思想“往往具有某種高尚的色調，并引起同情”(注： М．Горъкий．Несвоевременныемысли：Замемк иоРеволюции икульмуре．Москва：Совет скиеписатели，1990.стр.100，166.)，文學也是如此。俄羅斯僑民文學及其他被封鎖、被驅逐的文學在今天之所以受到人們的高度重視，有時甚至獲得了超過其自身價值的評價，從一定意義上說，正是由于它們曾遭受過驅逐、查禁和批判的命運。

盡管以往的文學史著作有意對許多僑民作家避而不談，他們的文學成就卻是無法否認的。如布寧在國外創作了他最優秀的作品——長篇小說《阿爾謝尼耶夫的一生》，并以這部作品獲得1933年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第一個獲該獎的俄羅斯作家。30年代初，梅列日科夫斯基、什梅廖夫曾和布寧一起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足見他們的創作成就頗為可觀。在第三代僑民作家中，索爾仁尼琴和詩人布羅茨基分別于1970年和198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其中，布羅茨基以詩歌創作獲獎，得以躋身于由泰戈爾、葉芝、艾 略特等偉大詩人組成的光榮行列中。由此可見，僑民文學的成就是巨大的。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僑民作家在20世紀俄羅斯文學中獨領風騷。本土文學中固然出現了大量平庸之作，卻也產生了一系列具有長久藝術生命力的佳作。特別是像《日瓦戈醫生》、《安魂曲》、《切文古爾》、《大師與瑪格麗特》、《生活與命運》這樣的杰作，它們都是作家們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完成的，所以更加顯得難能可貴。今天，俄羅斯人在回眸20世紀本土文學的艱辛歷程時，畢竟能夠以一大批寫就于特殊年代的優秀作品而自豪。^

第二篇：淺談俄羅斯文學

0121225 姚童安 國際會計122班510296612@qq.com

淺談俄羅斯文學及作品

著名哲學家、俄羅斯白銀時代宗教哲學的代表別爾嘉耶夫曾說過：“俄羅斯文學不是誕生于愉快的創作沖動，而是誕生于人和人民的痛苦及其災難深重的命運，誕生于拯救全人類的思考。”

俄羅斯文學與俄羅斯人的名族性格、與俄羅斯思想及獨特的東正教理念息息相關，她建基于復雜的俄羅斯文化基礎之上。因此，要理解俄羅斯文學，首先必須了解俄羅斯的獨特文化。別爾嘉耶夫在《俄羅斯思想》中曾對俄羅斯名族性格作過精辟的說明，其中有一段名言道：

“俄羅斯是兩極化的民族，它是對立面的融合??在俄羅斯人身上可以發現矛盾的特征――專制主義與國家至上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與自由放任；殘忍傾向暴力和善良、人道與柔順；信守宗教儀式和追求真理、個人主義與強烈的個人意識和毫無個性的集體主義；民族主義、自吹自擂和救世主義、全人類性；奴隸主義和造反行動”。由此可知，俄羅斯人的民族性格中存在著顯而易見的悖論：既是東方的又是西方的，既是專制主義的又是無政府主義的；既有強烈的主動攻擊性又有極度的馴順性和被動性，既有奧尼爾斯放縱又有東正教的禁欲；既是豪爽粗野的又是溫存細膩的，勇猛沖動而富有耐力，外表冰冷而內心火熱，對國家現狀的極度不滿和深沉的愛國主義。

正是在這種獨特的民族背景和民族性格下，誕生了像列夫·托爾斯泰，普希金和屠格涅夫這樣的俄羅斯經典文學大家。接下來我就三位俄作家的主要代表作品來簡單的談一談讀后感。

一、列夫·托爾斯泰

列夫·托爾斯泰一生的辛勤創作，留下了《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等巨著。并因此登上了當時歐洲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高峰。他還以自己有力的筆觸和卓越的藝術技巧辛勤創作了“世界文學中第一流的作品”，因此被列寧稱頌為具有“最清醒的現實主義”的“天才藝術家”。

列夫.托爾斯泰的小說《安娜.卡列尼娜》為我們塑造了一個不顧一切追求愛情的女性文學形象。一百多年來，這一文學形象受到了幾代人的追捧，有些人甚至將其提高到了追求愛情的完美女性的高度。

安娜是個悲劇人物，她是個文化修養極高的貴族女子，在當時上流社會中以她驚人美麗高貴聰慧在任何場合出類拔萃，美麗迷人。雖然生活舒適無憂無慮，可是身處虛偽的列子和虛偽社交場合社會環境。使她疲憊不堪，同時又極力想擺脫一切。當遇到渥倫斯基后，她毅然勇敢離開列子甚至犧牲自己家庭和愛子，追求自己幸福，可是當她放棄一切后，讓她意想不到是渥倫斯基是個偽君子，又無情拋棄她，迫使她墜入痛苦深淵，最后導致安娜臥軌自殺悲劇。

其實產生悲劇的結果不止是渥倫斯基愛情的背叛而是整個黑暗，罪惡的社會。追求自由幸福，向往婦女解放在那個年代都有過，中國古代著名梁山伯祝英臺，他們愛情悲劇也是當時封建社會和封建思想所致。值得慶幸的是我們現如今社會，提倡婦女解放，可以大膽追求自己幸福權利。

二、普希金

普希金，俄國一位歌頌自由與進步的浪漫主義詩人。筆下的《致大海》、《假如生活欺騙了你》都是不朽的佳作。我上小學的時候，語文課本上節選了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騙了

你》，那時讀著僅是一首詩。自己逐漸長大，對這首詩日漸有了新的，深的理解。

《假如生活欺騙了你》選自《普希金詩集》，寫于普希金被沙皇流放的日子里。那時俄國革命如火如荼，詩人卻被迫與世隔絕。在這樣的處境下，詩人仍沒有喪失希望與斗志，他熱愛生活，執著地追求理想，相信光明必來，正義必勝。詩中闡明了這樣一種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當生活欺騙了你時，不要悲傷，不要心急；在苦惱之時要善于忍耐，一切都會過去，未來是幸福、美好的。生活中不可能沒有痛苦與悲傷，歡樂不會永遠被憂傷所掩蓋，快樂的日子終會到來。第二節，詩人表達了心兒永遠向著未來的積極人生態度，并告訴人們，當越過艱難困苦之后再回首那段往事時，那過去的一切便會變得美好起來。這是詩人人生經驗的總結，也是生活的真諦。

是啊，人生就是現實中的大舞臺，每個人都是表演者，且沒有時間彩排，這樣一來就不可能都達到預期的效果。又如行在高速公路的單行線上，象棋中沒過河的小卒子，只能進不能退，不管是非對錯，喜怒哀樂，都得走下去。

生活本身不會欺騙你，但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卻很難稱心如意，經常超出理想的預期，讓人一下子接受不了，應付不來，感覺措手不及，郁悶孤獨無奈從此開始。在這個時間段簡直就是度日如年，或者是把這樣的一天當做成是一個世紀，這時候最孤獨無助無所依，最需要朋友的時候，而一般來說，朋友恰恰不在身邊，怎么辦，多難過的日子也得過，多難熬的時間也得熬。默念這首詩，每念一個字，你的煩惱和不快就會隨著你念的聲音被抽出一絲，反復幾遍，一來二去，這些煩惱和不快，就會從你的情感中完全剝離開去，隨著你的聲音，飄上九霄，飛上天際，消失于浩瀚星宇。

人的昨天就是今天的過去，而今天又將成為明天的歷史，所以今天不論好過還是難過，也都將會過去，就像黑夜不論多么漫長，也將為黎明所代替，經過時間的沉淀和歲月的洗禮，暮然回首，也不論當時如何，都將成為最美好的回憶。

人所能看得到，摸得著，能把握得住的也只有今天而已，習慣決定性格，性格決定命運。今天好過要過得有意義，不好過也不應虛度，該珍惜的珍惜，該善待的善待，該包容的包容，該放開的放開。陰郁的日子里一定要心平氣和，珍視這份無聊，珍視這份無奈，因為這些馬上就會逝去，馬上就會霧散云開。

當你這樣認識以后，把郁悶煩惱孤獨和無奈等所有不好的情緒統統當成一種享受，慢慢品味，細細咀嚼，你就會發現，原來生活是如此的精彩，世上的一切都是那么可愛。心境會自然放開，年輕的心態自然會來，因為你所看到的，即便是不好的人和事中也是他那好的一面。

三、屠格涅夫

屠格涅夫是一位多產的現實主義偉大作家。屠格涅夫的成名作《獵人筆記》就是一部形式獨特的現實主義特寫集。作者以一個獵人的行獵為線索，刻畫了農奴、農民、地主、管家、城鎮醫生、磨坊老板娘等眾多栩栩如生的形象，真實地還原了十九世紀中葉農奴背景下俄國城鄉各階層人民的生活。

屠格涅夫出身于俄國的一個貴族家庭，他的母親就是一位農奴主。因為從小所受的教育不同而與其他貴族地主的言行舉止大相徑庭。書中他從一個受人尊敬的獵人的角度記錄了農奴們與地主之間的故事，字里行間體現出他對農民、農奴的同情，不動聲色地把貴族地主描寫得“滑稽可笑”、“極不體面”。這種高超成熟的寫作方法和人物描寫的功力非常值得我們學習。

整本書里更多看到的是俄羅斯人的性格特點和俄國農村農奴制存在下的生活場景。第一章中的霍夫和卡里內奇，一個勤勞、接近社會，一個熱情、接近自然；《美麗的梅恰河畔的卡西揚》中的卡西揚純真善良、頭腦靈活、善于思考；《歌手》中的雅可夫具有非凡的藝術天賦，同時也間接的贊美了雅可夫身邊的那群農人的音樂鑒賞力；《彼得·彼得羅維奇·卡

拉塔耶夫》中聰明美麗、渴望愛情和自由的馬特麗娜；《別任草地》中純真稚氣，過早分擔生活壓力的農家孩子；??他們都是地道的俄羅斯人：熱愛大自然、熱情、富有智慧、充滿愛心、堅持自己始終不渝的美好理想。

《獵人筆記》中的風景描寫也是極其出色的，自然現象、湖光山色等等一切在屠格涅夫的筆下都顯得生動形象、趣味橫生。留給我最深刻印象的一段是在《別任草地》中：“那是一個美好的七月天，只有當天氣長久穩定的時候，才會出現這樣的好日頭。從一大早便是一片晴朗的天空，早霞沒有像火般燃燒，而是泛著柔媚的紅暈。太陽不像酷熱的干旱時候那樣火燒火燎，也不像暴風雨前那樣暗淡發紫，而是顯得明亮璀璨——在那狹長的云彩下冉冉上升，放射出鮮麗的光芒，隨之又淹沒在淡紫色的云霧中。??”這就是作者筆下的自然風光，他筆下的風景描寫像一幅幅美麗的風景照，在我眼睛掃描過這一段段優美的文字時定格在腦海里，一切都讓人感到那么舒適、怡情。

沒有驚心動魄的華麗場面，沒有回腸蕩氣的愛情故事，沒有令人動容的傳奇冒險??這只是一本日記。真的是這樣嗎？ 我讀完《獵人筆記》的那一刻，不得不被屠格涅夫偉大的精神和文字功力所折服。它通過清新明快的語言，抨擊了丑惡、壓迫，謳歌了淳樸、善良的品格，更表達了普通人內心的豐富的精神世界。這是一本散發著“俄羅斯泥土芳香”的日記！

了解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是了解它的文化！而俄國文學大家作品則生動，深刻地記錄著俄羅斯文化的點點滴滴。因此從俄羅斯文學作品中領略俄國風采是個不二選擇。（參考文獻： 別爾嘉耶夫：《俄羅斯思想》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版； 列夫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易俊譯，廣州出版社 2006版； 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騙了你》，長江文藝出版社 2008版； 屠格涅夫：《獵人筆記》，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6版）

第三篇：俄羅斯文學通論論文

俄羅斯文學 院系：商學院年級：學號：姓名：王旭通論項目管理專業 09級 290610128

題目：《死魂靈》

一、作者簡介 偉大的俄國作家尼古拉·華西里耶維奇·果戈理，是俄國十九世紀前半頁最優秀的諷刺作家、諷刺文學流派的開拓者、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之一。一八零九年出生于烏克蘭米爾格拉德縣的索羅慶采鎮的一個地主家庭里，果戈理一家居住鄉間，父親管理著自己的田莊，平時愛寫些文學作品，諸如詩歌與喜劇；母親信仰宗教，是一個虔誠的宗教徒。果戈理從小就生活在受文學熏陶很強的家庭環境里，同時烏克蘭淳樸濃郁的鄉村習俗以及古老的傳說與莊園生活，都對他的文學素養的培養起到了潛移默化的影響。由于父親早逝，促使他較早的就去外地打工謀生，中學畢業后，果戈理來到彼得堡，曾經在國有財產及公共房產局和封地局先后供職，薪俸微薄，生活拮據。正是在打工的生活中，果戈理親身體驗到了社會下層民眾的生活艱辛與困苦，飽嘗了人世間的冷暖與心酸，使他看到了社會的本質，官場的腐敗與黑暗，以及對廣大人民群眾處于水深火熱生活痛苦的理解。

十九世紀初，沙皇俄國在衛國戰爭中打敗了拿破侖，國內早期的資本主義日益發展，隨之俄國的農奴解放運動聲勢日益高漲，迫使反對沙皇專制的自由思想十分盛行，涌現了許多知名的作家，其中普希金的詩作廣為流傳，歌唱自由、反抗暴政、頌揚獻身精神對果戈理的思想影響很深，種種的這些社會經歷與社會思想的發展，促使果戈理積淀了日后文學創作的大量素材和動力。1831年，果戈理開始專門從事文學創作。

1831～1832年他的處女作短篇小說集《狄康卡近鄉夜話》問世，這部小說集是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創作相結合的產物，被普希金譽為“極不平凡的現象”，從而奠定了果戈理在文壇的地位。作品筆調幽默、清新，結合了優美的傳說、神奇的幻想和現實的素描，描繪了烏克蘭大自然的詩情畫意，謳歌了普通人民勇敢、善良和熱愛自由的性格，同時鞭撻了生活中的丑惡、自私和卑鄙。之后一改在《狄康卡近鄉夜話》中對恬靜的田園生活的迷醉之情，而將諷刺的筆觸轉向了揭露社會的丑惡、黑暗和不平，對社會底層的小人物的命運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標志著他的創作走上了一個新階段。特別是1837年普希金不幸逝世之后，他將批判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推向了新的高度，無愧地站在普希金遺留下的位置上，共同成了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在寫作小說的同時，果戈理也開始了諷刺喜劇的創作。1836年4月，著名喜劇《欽差大臣》在彼得堡亞歷山德拉劇院上演，轟動了整個京城。該劇逼真地反映了俄國專制社會的種種弊端和黑暗，從而深刻地揭露了官僚階級的丑惡和腐朽。

由于遠離祖國，脫離生活，果戈理的創作思想發生了危機。他的世界觀中根深蒂固的宗教贖罪思想、神秘主義和害怕革命變革的情緒迅速膨脹起來。他竟然要回到宗教迷信和宗法制度中去拯救自己的靈魂和尋找社會的出路，并對過去發表的揭露社會矛盾的作品表示了公開的懺悔。這一切迷誤與倒退行徑理所當然地受到了以別林斯基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義朋友們的嚴厲批評。果戈理終身未娶，幾乎是在窮困中度過了短暫的一生。于1852年3月4日溘然長逝，終年43歲。

二、作品簡介《死魂靈》這部小說這要描寫了主人公乞乞科夫，作為一名六等文官，一名看似君子而實際是騙子的投機取巧愛財之人，他來到省會N市，結交政府里的各種高官權貴地位顯赫的官員，來打通與他們的關系。他為了發財致富，想起一套買空賣空、巧取豪奪的發財妙計，他走訪了一個又一個地主，經過激烈的討價還價，在市周圍的郊區低價購買地主花名冊上的尚未注銷的死農奴，并以移民為借口，向國家申請無主荒地，然后再將得到的土地和死農奴名單一同抵押給政府，從中獲取巨額財富。當他興高采烈地辦完手續后，他的種種購買農奴的罪惡行徑被人發覺，繼而開始了他的逃亡生涯，后來又被政府公爵逮捕，重重的罪行袒露無遺，他為了活命，為了自己的那筆巨額財富，苦苦哀求摩拉佐夫，后來在旁人關系的協助下，他得以被釋放，重新獲得自由。

三、讀后感

我用了大約一星期的時間，斷斷續續的將這本小說讀完，由于平時很少涉獵俄國的文學作品，因為作品里的人物名字很長，不便于記住，加之我不太喜歡俄國小說里的情節與環境，一種陰森的潮濕的令人很反感的氛圍。讀這部小說，我是抱著試試看的心態，以及一種新的閱讀理念去讀的。總的來看，小說給我的最大印象就是其中運用了大量描寫，并輔之以一定的夸張荒誕成分。通過對人物形象及環境的大致掌握，了解了沙皇俄國社會的千型百態，農奴制將要土崩瓦解的那段歷史，新的社會制度將要應運而生的社會轉型形態。任何制度都是在不斷的變化發展的，都有一個成長發展與成熟衰退的歷史過程，我們不能抹殺某一段歷史的積極存在性，也不能簡單予以肯定弊端，要一分為二的看待事物發展。沙皇的農奴制起初有它存在發展的合理性，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它的被取代也將是一種不可挽轉的趨勢。在這小說里，作者對沙皇俄國官僚、地主、仆人等的日常生活進行了大量描述，展現了他們貪圖權勢財富，貪婪愚昧的精神世界，以及資本原始積累者的欺騙冷酷的丑露行徑，透露了農奴制的行將末路，定將要被新的社會制度所取代的信息。該小說在人物塑造和幽默諷刺的運用和抒情的結合方面，有所獨樹一幟。在塑造人物性格中，作者使用大量描寫刻畫人物的肖像，以揭露人物的精神世界，從而展現人物的鮮明性格，與此同時，作者還使用夸張的手法，荒誕的寫法，來支配小說的情節故事發展，在荒誕離奇的故事中來突露人物性格特征。《死魂靈》是果戈理的一部批判現實主義的文學巨著，在俄羅斯文學的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作用。

第四篇：俄羅斯文學 讀后感范文

學號：0102861姓名：吳夢西班號：A05郵箱地址：442782976@qq.com

其實不在遠方

——《跳來跳去的女人》讀后感

這是一個跳來跳去的女人，奧莉加。意志漂浮不定，情感錯綜復雜，她有教養、有美貌，也有自己的一條準則：人的美和價值就在于他的不同凡響。小說的一開始注重描述她那看似滋潤而又確確切切的充滿小幸福的家庭，奧莉加此時此刻是幸福的，因為溫順﹑純樸﹑善良的丈夫戴莫夫一直都深愛著她，默默地寬容這個并非很懂生活真諦的妻子。

其實倘若奧莉加安于自己那平凡而又溫馨的生活沒有什么不好，但是因奧莉加向來就意志不定，生性不成熟，加上身邊的人不停地贊其天賦、智慧、使得奧莉加越發地覺得自己的命運不會平平淡淡，因此她熱衷認識名人，崇拜名人，時常做著不切實際的千秋大夢，想要成為一個不平凡的人。“她唱歌，彈鋼琴，畫油畫，雕塑，參加業余演出，所有這些她都不是馬虎從事，而是干得十分有才氣”。然而她并不真心崇拜藝術，不能在藝術中得到情操的真正陶冶。她所享受的只是被欣賞的光鮮亮麗，所謂高貴名流的舉止背后其實是一顆空虛蒼白的心。她不停地在追求著什么，卻一直不清楚自己追求著的究竟是什么。

奧莉加全心全意地追逐著偉大的人，在追逐中成功地贏得了畫家里亞博夫斯基的短暫的愛，自以為自己是畫家的創作靈感，他們誰也離不開誰，卻不愿承認，對方早已“累了”。與此同時，她一次又一次地忽略丈夫戴莫得的深情和偉大，在他“又渴又餓”之時派遣他去為自己奔波取來衣物首飾；在他無私地為科學事業服務為科學事業獻身之時不顧一切地跑遍每一個認得的女人的家，為的是里亞博夫斯基；在他想要與自己分享成功的喜悅之時只顧舉行一個又一個的晚會，尋找一個又一個的偉人。

在奧莉加的心里，自己的丈夫是最普通的人，不愛藝術，不才華橫溢，沒有一技之長。她忽略了自己的丈夫，一直在人群中追逐。直到丈夫去世之時她才發現，最大的英雄就在她身邊，朝夕相伴。他沒有唱歌跳舞繪畫等其他才藝，卻一直在自己的職位上勤懇工作，他可以不辭勞苦去照顧自己的同事，同樣也會為救病人犧牲自己的性命。寬厚勤懇的戴莫得，總是默默無聞地盡著自己的義務，甚至不顧自身安危去搶救病人，這樣一個在平凡勞動中完成著不平凡事業的人物才是真正的英雄。

奧莉加之所以跳來跳去，是因為她對自己的才華、愛情、生活的不確定和不滿足，她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滿足于她所擁有的東西，為了追求而追求。最終她永遠地失去了自己追求一生又一直未能真正理解的東西。

關于理想。任何一個人都可能會“跳來跳去”，因為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所謂的夢想。每個人一定都有這樣的茫然，不滿足自己所擁有的，跳來跳去，隨波逐流，窮

其一生追尋世俗的價值，不知道人的真正價值，也不知道自己心中真正的渴望。而這時，若停下來，我們就會發現，可能正在追尋的那個東西并不是最重要的，或者，其實追尋的就在自己身邊，而自己卻像奧利加一樣，只把目標放在自身以外。“跳來跳去”的時候，適當的停一停，審視自己的內心是很有必要的。

關于愛。我們總覺得身邊的人對自己的好就是理所當然的。我們習慣了這樣被關懷，把他人對自己的愛當作為所欲為的資本。就奧莉加那樣，她一次又一次地向丈夫索取，卻從不羞愧。我們有時也會陷入這樣的境地，得不到的，永遠是最好的，身邊的，卻又沒有意識到，對其棄之如糟糠，等到醒悟卻已經來不及了。父母總是像文中的戴莫得那樣，不計一切地對我們好，包容我們，而我們卻在外面的世界“跳來跳去”，瘋狂地追逐尋找心中所謂的那個人那個夢，直到狠狠地受了傷，才想起父母的好，想起家的溫馨。又或者在剛靠近之時對對方的愛心存感激，卻隨著彼此越來越親密不斷地提出更多的要求，一旦不能被滿足就急切地想要尋找另外的慰藉，在外跌跌撞撞了一番才發現還是身邊的好，但身邊的人已被自己弄得遍體鱗傷，再也回不去當時。

讀完這本書，不得不開始反省自己的“跳來跳去”，開始珍惜身邊的幸福，感謝自己所擁有的一切，開始尋找自己的人生追求，尋找自己真正的興趣所在。

第五篇：俄羅斯文學講稿

農奴制改革：這次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代表貴族地主利益的改革，因此帶有很大的欺騙性。表面上看農民獲得了“人身自由”，也可獲得“土地”，但實際上改革仍保持地主的土地所有權，農奴依然擺脫不了被壓迫的境地，他們必須向地主交納大量的“贖金”，還得承擔種種“義務”。因此，列寧曾指出這次臭名昭著的“解放”實際上是對農民更大程度的掠奪。

改革后，農民加劇破產，深受地主和資本家的雙重壓迫和剝削，三年中農民運動多達2000多次，為此，沙皇政府加強鎮壓，一方面頑固地維護農奴制的殘余，另一方面加緊對進步思想界和文化界的鎮壓，封閉進步刊物，逮捕和流放進步作家，如《現代人》雜志被查封，車爾尼雪夫斯基被捕流放。在俄國歷史上再次出現白色恐怖時期。

普希金出生于莫斯科一個貴族家庭。小時候父母較少過問他的事，全由其保姆帶大。他自幼勤學，酷愛文學，博覽群書，（同時又從保姆那里汲取了大量的民間故事的文學營養。

普希金12歲考入彼得堡貴族學校，在那里深受自由思想的熏陶，萌發出文學的天賦。15歲首次發表《致詩友》一詩，次年一月又公開吟誦自己的詩歌《皇村回憶》，連他的老師杰爾查文都自嘆不如。高中畢業前夕，他寫下《離別》和《在畢業前夕致同學》兩首詩作為公開考試，詩中表達了離別之情和決心投身到民眾中去的革命精神。畢業后，他去彼得堡外交部供職，從此開始步入上流，一度迷戀舞會，1829年30歲的普希金斗膽向莫斯科大美人17歲的岡察洛娃求婚，但遭到拒絕，因失戀的痛苦他隨軍離開莫斯科，去高加索旅游。次年4月他再次求婚,終于得到應允。

1837年普希金因與法國軍官丹特士提出決斗，在決斗中受傷，三天后死去。

萊蒙托夫出身于一個古老而又貧窮的貴族家庭，在中學時代就深受普希金和拜倫的影響。14歲就開始寫詩。1837年為悼念普希金的死他寫下《詩人之死》一詩，憤怒譴責沙皇政府，認為詩人死于政府的陰謀。因而激怒了政府，被流放到高加索。1841年萊蒙托夫在一次與舊日同學的決斗中喪生，至此，俄羅斯詩歌“新的太陽也隕落了”。

30年代末，俄國偉大詩人普希金死于非命，給俄國文學帶來了巨大的損失。4年后，俄國文學再度受損，萊蒙托夫又死于非命（決斗）。用別林斯基的話來說“新的太陽也隕落了，使可憐的俄羅斯文學成了孤兒”。

別林斯基是俄國第一位杰出的革命民主主義文學評論家，是平民知識分子的先驅。他出身于平民醫生家庭。1829年他考入莫斯科大學，在那里組織過學生文學團體。1832年他因寫了一部反農奴制的劇本被學校開除。次年，他便開始文學評論活動。1839起他擔任和主持《祖國紀事》雜志評論欄。1847年他又轉到由涅克拉索夫主辦的《現代人》雜志。由于他的出色的評論活動，這兩家雜志成為40年代俄國最先進的雜志。1848年，政府準備拘捕他，但他不久就病逝。

別林斯基的思想發展經歷了兩個階段。30年代他從啟蒙主義的立場出發抨擊過農奴制度。但也一度接受了黑格爾“一切現實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都是現實的”的命題，錯誤地認為農奴制既是現實的，也就合理了。從而產生與現實妥協的思想。40年代初農民的處境與運動影響了他，使他很快認識到黑格爾哲學的荒謬，并改而接受了空想社會主義，由此立場發生了轉變。

下面介紹的涅克拉索夫也是我很喜歡的一位詩人，下面兩首短詩就很能反映他的創作風格，富于激情，充滿愛國精神和公民責任感。

托爾斯泰出生于名門貴族，自幼懷有善良的天性，并早早敏銳地感到社會的不公平。他很早就開始思考“貴族與農夫”的問題。50年代他經歷了一場自我靈魂的洗滌，開始尋求“人生的真諦”。80年代初，俄國農業連年欠收，饑荒空前，成千上萬的人死于饑謹。同時，農民運動席卷全國，凡此種種都引起托爾斯泰的極大關注和不安，他走訪教堂和修道院、參加人口調查，從而更加認清了本階級的腐朽和舊制度黑暗。所有這些都大大加速了他的世界觀的根本轉變。這一轉變最后完成于81年，他自己曾在《懺悔錄》中說道：“1881年這個時期，對我來說，乃是從內心改變我的整個人生觀的一段最為緊張熾熱的時期”，“我棄絕了我那個階級的生活”。

阿赫瑪托娃是俄羅斯杰出的女詩人，也是一位深受十月革命影響的詩人。十月革命后，她的丈夫被處決，阿赫瑪托娃受牽連，很少發表詩作。三十年代，她的兒子也兩次被捕。

果戈理出身于烏克蘭的一個地主家庭，16歲父親去世。1821—1828年間在中學學習，那時就深受自由思想影響，并對戲劇發生興趣，經常參加學校劇團演出，同時也嘗試寫作，但不算成功。

28年中學畢業，他一心想謀職，但很不景氣。此時，他寫出兩個早期作品：《意大利》和田園詩《漢斯·古謝加頓》，均以阿洛夫筆名發表在《北方蜜蜂》雜志上。后者是一部浪漫主義長詩，描寫了浪漫英雄的理想與現實的沖突，最終在愛情中找到幸福。兩個作品均被否定，果戈理一氣之下燒了稿子。

1845年由于果戈理的思想危機，《死魂靈》的第二部初稿也被焚燒。他企圖讓主人公乞乞科夫改邪歸正，但又感到很困難。現實中的乞乞科夫不可能存在，這正是作家的創作方法與世界觀發生沖突。果戈理很不滿意初稿，因此，將它付之一炬，至今只殘存幾章。

此外，果戈理對中國作家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他的文學以“嬉笑怒罵”的藝術風格及其深刻的思想性在五四前夕進入中國，受到中國作家的熱誠歡迎。魯迅、張天翼、老舍、趙樹理、孫犁等現代作家，都曾經從果戈理的創作中汲取了營養。在日本留學時，魯迅最愛看的作者，是俄國的果戈理和波蘭的顯克微支。1918年，魯迅寫的《狂人日記》就借鑒了果戈理的同名小說。

接下來的一代也在俄國和世界文學史上留下自己的印痕。其中影響較大的就是三位諾獎得主肖洛霍夫、蒲寧和索爾仁尼琴。

俄羅斯文學有其獨特的氣質，有三種性格與俄羅斯文學緊密聯系。

第一種是尚武精神，大家都知道，俄羅斯被稱為“戰斗民族”，它的文學也總和戰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第二種是宗教情懷。俄羅斯自古以來是一個充滿宗教的國家，現在仍有90%以上的人信仰東正教。

第三種是藝術氣質。據說在經濟危機時期，俄羅斯人吃不飽肚子也要去聽音樂會。俄羅斯人普遍有較高的欣賞水平。藝術提升氣質，這大概也是俄羅斯盛產美女的原因之一。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