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內在制度的作用與演化看中國的誠信問題

從內在制度的作用與演化看中國的誠信問題

[摘要]制度對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是起著關鍵作用的。內在制度既發揮著制度的一般作用，是外在制度的前提與基礎，同時也有著不同于外在制度的形成與演化路徑。誠信是內在制度的重要部分，誠信問題就是如何建立與新的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內在制度的問題。由于內在制度形成時間較短，外在制度不完善和懲罰制度的缺失等原因，導致我國目前誠信缺失嚴重。要從社會改革、注重文化傳統等方面，改善誠信狀況。

[關鍵詞]內在制度；演化；誠信

[中圖分類號]F1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05-2674(2009)07-0049-04

從國企改革，股票市場，商業銀行改革，到教育改革和足球市場，誠信問題幾乎成了當今中國經濟發展無處不在的制約因素。本文把誠信作為社會內在制度的一部分，通過考察內在制度的作用及演化，更好地理解誠信問題，并提出解決誠信缺失的對策。

一、內在制度的作用與演化

制度對一個國家或文明的重要性是人們一致公認的。休謨在《人性論》中就曾經指出，至少有三項制度對人類進步和文明社會來講是具有根本性的：保障產權，通過自愿的契約性協議自由轉讓產權，信守諾言[1]。制度的功能首先在于有效協調和信任[2]。作為由人制定的規則，制度抑制著人際交往中可能出現的任意行為和機會主義行為[2]，它的關鍵功能是增進秩序，而秩序鼓勵著信賴和信任，并減少著合作的成本[2]。其次，制度能夠保護個人自主領域，使其免受外部的不恰當干預，而這種自主對一個社會的繁榮與進步是不可或缺的。第三，制度能夠防止和化解沖突，至少能夠以較低的代價和非暴力的方式來解決沖突。第四，制度能夠抑制權勢和保障人們選擇的自由[2]。最后，知識的不足是人類存在的必要組成部分，而知識的不足可以靠恰當的制度安排來緩解[2]。

內在制度作為制度的一種，它必然發揮著以上制度的基本功能。而與外在制度相比，內在制度又有著自己的特點：1.包含著大量經過精煉和檢驗的先人智慧；2.通常有能力根據實踐和被認可的情況進一步地演化，也就是具有適應變化的先天優勢；3.能被靈活地用于可少量變化的環境[2]；4.如果信任依賴于明晰的、相互的契約，而這種契約又必須依賴協商與監督，那么與之相比，建立可信賴的內化規則也是節省成本的[2]。

對于內在制度的重要性，古往今來的哲人學者早已有所認識，雖然他們使用的概念可能不同，論述的角度有所差異，但其內涵卻是一致的，他們都認識到了內在制度在構建社會交往、協調自我中心的個人和實現社會整合上的重要作用。孔子思想的核心之一是“禮”，而在儒家思想體系中，“禮”的內涵是非常接近內在制度的。孔子強調了“禮”在創造和諧而可預見的人類行為，并使許多人能靠有限的資源在有限的區域內共同生活方面的重要性。西方的不成文制度可以追溯到古羅馬時代，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這部專著中突出了習慣的重要性。約翰?洛克、大衛?休謨和亞當?斯密這些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的代表人物都十分強調內在制度的重要性，指出一個社會的制度框架必須以演化的內在制度為基礎，它們是有意識制定的、立法通過的規則，以及由政治過程決定制度整個架構的基礎。

內在制度要實現其作用，也就是說制度的有效運行，是需要條件的。內在制度要發揮作用，其前提是要有相應的懲罰。“制度為一個共同體所共有，并總是依靠某種懲罰而得以貫徹”[2]。沒有懲罰，就不會有人遵守制度。對違反制度的懲罰，外在制度依靠的是強制性的法制手段，而內在制度依靠的則是共同體中其他成員的非正式懲罰。違反內在制度雖然不會自動引發強制性的懲罰，但共同體內的其他成員會非正式地監督遵守規則的情況。違規者會落下不好的名聲或發現自己被社會排斥，在極端情況下，甚至會遭到譴責或放逐。

內在制度的產生方式和演化過程有別于外在制度。有利于內在制度運轉的條件不會是人為設計成功的，而只能象哈耶克所指出的那樣，在自然演化過程中自然生成[3]。

內在制度的演化“是一種分散化的試錯過程”，“這一調整過程要由許多人的知識、智慧和理性來引導。在肯定人類知識中必然存在局限的前提下，這種調整過程可被稱之為是理性的”[2]。內在制度的演化途徑是“創新和變異、接受和抵制(選擇)、使接受者達到一些臨界多數從而使它們被接受為具有規范力量的共同體準則。”“對內在制度的認可通常是非正式的，因為它們不會被硬性地強制執行(軟制度)。最終，內在制度為進一步的嘗試和演化性變革提供了空間。有些人在一定的環境中會違反一種既有的慣例和習俗。他們接受了受懲處的風險。因為他們覺得，破壞規則仍然是有利的。如果后來證明他們錯了，他們將重新服從規則；如果他們做對了，其他人遲早也會看到這種好處，并模仿這種新行為。如果有足夠多的人爭相仿效這一行為，就會在共同體內形成一個臨界多數，從而……逐漸地……新的內在制度演化出來。[2]”

當然，這一過程是人類社會的各種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宗教等活動的綜合作用的結果。市場的競爭就有利于內在制度的形成與遵守，商業道德作為市場經濟社會重要的內在制度，其形成與遵守與市場的成熟是相輔相成的。這一點，博弈論已經給出了經濟學上的證明。重復博弈的結果會導致人們遵守并內化商業行為中的誠信等道德品質(重復博弈)[4]。與此相反，盡管政府對經濟的適當干預與管理是必要的，但政府對經濟的過分干預則會帶來相反的結果，并導致內在制度的扭曲與不遵守。

二、作為內在制度的誠信

根據以上對內在制度的簡要闡述，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探討誠信問題。從制度的高度，充分認識誠信問題的重要性和作用

休謨在《人性論》中給出的決定人類進步和文明社會發展的三項制度之一是“信守諾言”，對應的就是我們所要探討的誠信。誠信作為某種具有約束力的行為準則，是影響人們行為并為社會或共同體所遵守的內在制度，它對經濟、社會的發展也必然有著重大的作用。

就目前中國而言，持續的經濟增長需要穩定的秩序，需要相互信任的制度框架的保證。誠信作為制度框架中起著基礎性作用的部分，是一個社會，也是當代中國取得進步的前提與保證。誠信的缺失會導致人們之間信賴與信任的缺失，因而會極大地提高合作的成本，而合作是社會發展與進步的前提。誠信缺失，則合作的基礎動搖，導致社會交易成本劇增，許多交易無法進行，改革要引進的許多措施、制度等也就無法建立。

外在制度的缺少以及伴隨的后果，是人們易于觀察到的，但內在制度往往是隱性的，容易為人們所忽視。然而，內在制度的作用往往更具基礎性，而在某些條件下，表現得異常明顯與重要，嚴重制約著外在制度的創新。當前中國的誠信問題就是如此。改革就是創新，而現階段中國經濟改革的許多方案難以實行的重要原因，也是誠信缺失造成的。誠信缺失對制度創新的制約作用，隨著經濟發展階段及社會發展的環境的不同而呈現巨大的不同，對制度創新的制約作用呈現正相關關系，有時會對制度創新的能否成功起著主要作用。當誠信缺失嚴重到一定程度時，就可能會在某些領域上升成為制度創新的首要制約因素。

誠信缺失的主要原因

筆者認為，當前中國誠信缺失的原因有以下幾點。一是內在制度的建立需要時間。中國人或者說中國社會對誠信的重視與追求是古而有之的，誠信也是維系中國文明延續的傳統道德觀念的重要組成部分。《孟子，滕文公》講：“人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5]。“信”始終是中國傳統社會得以存在的基礎觀念之一。然而，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幾十年的革命，特別是十年文革，已經打破了傳統的道德觀念為主的內在制度，而人為輸入的新的道德觀念并沒有形成有效的內在制度；改革開放雖然也已30多年，但就形成內在制度而言，時間還是短暫，何況改革開放與全球化的沖擊在中國是史無前例的，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內在制度在西方是經過幾百年才建立起來的。中國處于破而未立的階段，內在制度的缺乏不可避免。

二是外在制度的不完善，特別是執行保障的不完善。內在制度與外在制度的相互制約在這里表現得極為充分，其中政府行為起著重要的作用。在許多情況下，政府干預過多，特別是既得利益者以政府名義進行的各種各樣的尋租行為，扭曲了內在制度自發演化的進程。市場的作用本來會導致人們遵守誠信的行為規則，但政府的干預改變了博弈的條件，使人們的不誠信行為獲利，因而導致了不誠信行為的盛行。

三是懲罰的缺失。如前所述，沒有懲罰措施的制度是無法實行的制度，懲罰是制度的前提與保證。誠信可以理解為對制度的遵守，中國相當普遍的誠信缺失，意味著人們對誠信這一內在制度的違反是普遍性的，而原因則是不誠信的行為沒有得到懲罰。新加坡人遵守制度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對違反者的重罰實現的，這種懲罰首先是體現在外在制度上，但人們對外在制度的遵守會培養人們遵守制度的習慣，并養成遵守內在制度的習慣。

誠信是內在制度，違反誠信的懲罰首先為非正式性，對誠信這種內在制度的懲罰往往表現為社會責難，人們不再與你交易等，既依靠人們的相互評價，交往，也依靠內疚等自我譴責。但在中國由于普遍不講誠信，因而其他成員的非正式懲罰極為弱小，很多情況下則根本缺少這種懲罰。在北歐一些發達國家，商業活動中如果不誠信，其后果是不可想象的。社會風氣不好，人們對不誠信的行為“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時，則意味著對不誠信的懲罰大大減弱，從而引發誠信缺失的普遍存在。

誠信的激勵機制與懲罰可看作是事物的正反兩個方面。社會應當設法為誠信行為提供某種激勵，而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外在制度所應提供的。“沒有認識到其官員的激勵與其目標不相一致的機構，在長期中必然會崩潰[6]。賓默爾認為，喬治，奧威爾在《動物莊園》提到的這一點，是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之一，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三、從內在制度的形成與演化看誠信問題的解決之道

探討內在制度的形成方式與演化道路，有助于對誠信缺失問題的解決。誠信作為個人品質的外在表現，應當是個人在與社會其他人的長期博弈中形成的，是個人在現時的制度安排下，自覺不自覺地經過成本一效益分析后的結果。誠信往往被人看作為個人的道德修養問題，似乎通過思想品德教育，宗教教育等就可以解決。筆者不以為然。一個人誠信與否有家庭的影響，學校的影響，社會的影響，但這種影響應當不會是，至少不僅僅是抽象的道德修養的問題，而是現時制度(規則與慣例)下誠信能否為個人帶來最大利益的問題。如果利益大于成本，則人們會在相應的社會環境下養成或表現為誠信。利益小于成本，就不會表現為誠信。這一點為前文提到的博弈論所證明。

對當前社會誠信問題的整體看法，也與這一點有關。人們對好的事物的感受往往容易習慣，而對不好的東西可能更敏感。盡管人們認為現在社會道德淪喪的現象較為普遍，誠信缺失，人心不古，但如果靜下心來，仔細觀察一下這個社會內在制度的實際狀況，我們會發現，現實狀況比我們認為的要好。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在文革中造成的內在制度的廢墟之上(就適應經濟發展，適應改革開放，適應全球化，適應市場經濟而言)，新的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內在制度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如對私有財產的認可，對自由的尊重(盡管還不完善)，對自我負責的認可(下崗不再只是找政府)，對信譽的重視(信譽是誠信的一個側面，對品牌的追求實際上也是對信譽的追求，也就是對誠信的追求)。現在問題最多的，往往是改革最滯后的領域，誠信問題也是如此。政治領域的改革最落后，所以問題最嚴重。教育領域的改革也是最不徹底，甚至很多改革是以改革的名義，實際上走的是計劃經濟的回頭路，因而教育領域的誠信問題也越來越嚴重。各個領域的排行榜，從最好到最差，與這些領域的市場開放程度驚人地一致。同樣是金融市場，浙江、福建等地的私人金融市場異常活躍，也異常成功。盡管這些金融機構存在許多問題，但它們卻實實在在地支撐了私營經濟的蓬勃發展。它們并沒有像國有商業銀行那樣出現的呆帳、壞賬過高，虧損、企業資產流失等嚴重問題，而最難的貸款企業的誠信問題也得到了很好的解決。誠信問題作為內在制度的解決，不能脫離中國的傳統與國情。內在制度既然是演化的結果，其必然有自己的演化路徑，這一路徑就是某一國家或社會自己的文化傳統。同時，自然演化不會是在真空中進行的，其不可缺少的外在條件就是具體的國情。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在眾多國家的失敗也證明了這一點。外在制度是如此，內在制度更是如此。

這說明，解決誠信問題’，包括內在制度的建立，一不能靠傳統的道德說教，二不能走計劃經濟、政府管制的老路，三是沒有現成的、可以隨手拿來的東西。其可行的方式，只能是以人的理性為出發點，沿著市場經濟為代表的自發演化的道路，逐漸而行。當然，任何完全脫離開傳統文化與道德、價值觀念，而全部采用外來文化與道德等以作為一種替代性的價值系統來重塑中國人的心靈世界是很難成功的，百年來的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在數千年的中國歷史上，儒家傳統作為一整套信仰和價值系統發揮著“正人心、齊風俗”的作用。盡管這一價值系統在許多方面已經不適應當代中國的需要，但誠信作為一種內在制度只有在這一傳統的基礎之上，才有可能成功。這一過程不會以人的或者說長官意志為出發點而任意地縮短。也就是說，這將是一個漫長的艱巨的過程。同時，我們也要象哈耶克一再強調的那樣，相信人的自主能力，為適應市場經濟的內在制度(包括誠信)的形成創造條件。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獲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如此之快，從邏輯上講，也必然伴隨著制度(既包括外在制度也包括內在制度)的創新，這一點使我們有理由對誠信問題的解決抱有信心。

賓默爾告訴我們：“主宰我們道德行為的實際準則遠沒有道德哲學家們從我們的文化神話中所抽象出來的東西那樣美妙，但同時卻更為復雜。人們所說的實踐準則，我們稱之為習慣、風俗或傳統。這些準則既非絕對，亦非永恒。它們極大地為來自于社會和經濟以及生物的進化力量而成型。”[6]正在崛起的中國從五千年文明歷史中，以及13億智慧的人民所蘊藏的巨大力量中，一定會生長出適應其自身發展的誠信、道德與內在制度。

參考文獻

[1]休謨，人性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2][德]柯武剛、史漫飛，制度經濟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3]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1997，[4]張雛迎，信息、信任與法律[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5]日知，中西古典學引論[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6]賓默爾，博弈論與社會契約[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

責任編輯：郭殿生

第二篇：從釣魚島問題看中國周邊安全形勢

2012-2013年第二學期《形勢與政策》論文

題目：從釣魚島問題看中國周邊安全形勢

學院：自動化

專業：自動化

班級：

學號：

姓名：

任課老師：

從釣魚島問題看中國周邊安全形勢

摘要：爭奪釣魚島諸島主權是日本為實現其世界軍事政治大國夢和遏制中國強大的世界性戰略目標的重要行動。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繼拋出“購買”釣魚島的言論后又與臺灣地區有關團體簽署涉及釣魚島的漁業協議，在涉臺問題上有不小的動作。從中日邊境釣魚島爭端問題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周邊安全形勢存在威脅。

關鍵字：釣魚島 關系 日本 外交 周邊 安全 威脅

釣魚島位于中國東海大陸架的東部邊緣，有史以來，釣魚島主權一直歸中國所有。1972年美國將琉球主權移交日本時，一并將釣魚島列嶼的行政管轄權也交給日本。日本右翼分子多次就釣魚島問題叫囂，侵犯我國主權。我國政府從發展中日關系出發，在堅持我一貫立場的前提下，與日方達成了此問題留待以后解決，但釣魚島問題不容樂觀。

近年日本層出不窮地采取了不顧及中國政府顏面的行動，不限于釣魚島而已，頗有樹欲靜而風不止之勢。例如，在日本的外國人自9日起必須申請新的“在留卡”，該卡“國籍等”一欄更改為“國籍·地區”，而在日本居住的臺灣地區人員可在該欄登記為“臺灣”。

在領土主權問題上，中國當然不會輕易讓步。去年秋冬起，包括釣魚島、黃巖島海域在內，中國加強了海監、漁政執法，海監、漁政船去這些海域的頻率增加了，并且日益呈現常態化。

針對日本通過對釣魚島實施“國有化”以激化矛盾的企圖，中國采取了相應的反制措施。外交部發言人宣布，中國政府將堅決維護主權。2012年7月10日凌晨2點，中國三艘漁政船巡航至釣魚島海域，8點后才駛離，據稱是在中國專屬經濟區執行休漁期間的一次海上例行巡航。中國海軍則宣布，10日至15日將在東海海域進行實兵實彈演習。

于是日、中釣魚島爭端在短期內迅速升級。從事態發展趨勢看來，倘若雙方不采取克制的立場，則兩國在東海爆發一場軍事沖突，未必是不可想象之事。隨著美國戰略重心業已轉移至亞太地區，無論中國還是周邊鄰國，對于帶有軍事沖突前景的國際爭端，在戰略規劃階段，自然要考慮到美國的相關立場。

《世界報》特約軍事評論員陳光文表示，北京和東京都十分明白，中日兩國之間爆發一場大規模戰爭將會讓兩國損失慘重。但是，戰爭通常都是因為局部爭議不斷上升，最后因為突發事件或誤解而導致“擦槍走火”的后果。當前釣魚島海域軍事對抗氣氛的上升，加上兩方艦船不斷靠近，很容易導致摩擦發生，所以中國和日本更應該做的是如何讓“突發狀況”和“點燃潛在的導火索”事情不要發生。但是，如果日本方面一味地在釣魚島問題上挑釁中國，那么中國只有不惜一切代價打贏這一仗。

除了與日本外，中國還與一些國家或多或少的存在著領土與領海的爭端，利益的爭端，綜合觀察我國周邊環境安全格局，我國周邊安全環境面臨的威脅主要有：

一、東北亞

東北亞地區一直以來就是大國力量交匯、沖突之地，特別是冷戰之后，蘇聯解體，中國崛起，日本本走向“正常國家”的努力，再加上在該地區有著廣泛利益的美國，使東北亞地區的大國關系變得愈加復雜，難以把握，對亞洲乃至整個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產生結構性的影響。就當前形勢來看，整個東北亞局勢以和平為主，但隨時存在爆發武裝沖突的危險，中、日、美、俄四大國在此博弈。朝韓矛盾、中日矛盾、中韓矛盾、中美矛盾、朝日矛盾、韓日矛盾、日俄矛盾、美俄矛盾這八對主要的矛盾相互交織，東北亞地區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重視。

二、中亞

中亞地處歐亞大陸腹地，既是全球重要的地緣政治樞紐，更是主要國際政治勢力的必爭之地。中亞地廣人稀復雜的地理和民族構成，成為東突厥、基地、塔利班恐怖組織的活躍地帶。中亞西部平坦，在理論上適合大規模機械化作戰，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國西北地區構成威脅。中亞的分裂主義、極端宗教主義以及恐怖主義對中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構成嚴重威脅。中國應該不渝地與中亞國家合作，發揮上海合作組織的作用。為中國西部打造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

三、南亞

印度作為新興的霸權主義國家，稱霸南亞，繼而打敗中國稱霸亞洲是既定的方針政策。在前不久發射的導彈中命名導彈為“中國殺手”。“ 中印邊界問題，指中國與印度的邊界問題，主要包括東段、錫金段、中段和西段。幾十年來，雖然中印政府一直在尋找公平、合理解決邊界爭端的方式方法，但至今未能取得突破性進展。當前印度在我國藏南地區已經有十幾萬的駐軍，和平收復藏南已經不可能。巴基斯坦作為中國最好的朋友之一，面臨著美國和北約的要挾和恐嚇，巴基斯坦成為中國出入印度洋最重要的路線之一。一旦南亞發生戰事，中國必須不惜一切支持巴基斯坦，一旦巴基斯坦西化或者被印度占領，中國整個西南都將受到不可避免的威脅。

四、東南亞

南海問題已經成為中國當前最緊迫的問題。南海是中國重要的航行通道，中國所需要的大部分石油都由南海海路運至我國，一旦南海地區被人控制，我國的國家安全將直接受到威脅。南海地區豐富的自然資源，重要的戰略位置成為令東南亞各國垂涎的寶地。當前的東南亞各國，在日本美國等大國的支持下，紛紛擴充軍備。美日等國的插手，制造“中國威脅論”，破壞原有的和平的南海環境，使得南海問題變的更加棘手。談不好，打不了，拖不起已經成為南海問題的最真實寫照。我國要努力抓緊當下的和平發展環境，建設強大的海軍，以謀求殺雞儆猴式的解決南海問題。]

五、中國的臺灣統一問題

臺灣問題一直是全世界中華兒女們的共同關注。近年來，臺灣地區出現了非常復雜多變的局勢，臺獨勢力在遭到打擊下，遏制臺獨的勢力得到增長，國際反華勢力插手力度加大。臺灣問題形式仍然嚴峻復雜。臺灣是我國核心國家利益之一。“臺灣島內“臺獨”活動日形囂張，給兩岸關系的發展和國家和平統一投下了陰影。臺灣問題是中國的根本利益，解決不好將成為威脅我國安全的最重要問題。短時期內和平解決臺灣問題還是不可能的。但是不能把臺灣問題長期化，時間越久，分離化趨向越嚴重，兩岸的差異越大。盡早解決好臺灣問題，避免臺灣問題的國際化。

總結：中國還未完全崛起，緊緊抓住戰略機遇期，自身得以持續發展，在綜合國力再上一個臺階以后，解決周邊爭端的難度就減少了，有的爭端甚至會迎刃而解。何必在此敏感時刻，與強敵爭一日之雄長？須知，國際反華勢力就巴不得你躁動、膨脹，設若你躁動、膨脹，屆時入其彀中，請君入甕矣。即使從謀略角度著眼，也不應在同一時間段“四處出擊”。中國在著手處理南海主權爭端時，不宜同時在東海釣魚島問題上發難。這不但是顧慮到美、日同盟的因素，還存在一個“不以兩個拳頭同時出擊”的傳統戰略概念。一言以蔽之，倘若忍不住要躁動、膨脹，則環顧國際情勢，北約亞洲版可能脫穎而出，形成新的亞太政治格局，持之以恒，輕則中國與戰略機遇期交臂失之，重則不免重蹈覆轍，前蘇聯面對西方世界的全方位圍堵之結局，歷歷在目。前車之鑒，豈可不警惕乎？ 參考文獻：

[1]薛理泰：《如何解讀中日釣魚島爭端》鳳凰網2012.07.13 [2]牛立偉.《中亞軍事地理》，《世界軍事》.2011/21期.[3]崢嶸：《中日釣魚島問題剖析》新華網2012.07.20 [4]百度文庫

第三篇：從電信業看中國的反壟斷問題

一、引言：中國反壟斷的首要任務是反政府部門的壟斷行為

經濟學上講的壟斷，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一是由生產技術上的規模經濟導致的“自然壟斷”，二是由少數廠商的合謀行為導致的“行為壟斷”，三是由政府限制競爭的法令和政策導致的“法定壟斷”。(一)自然壟斷。

傳統經濟學理論定義的自然壟斷是指如下情況：由于生產技術具有規模經濟的特征，平均成本隨產量的增加而遞減，從而，最小有效規模要求只有一個企業生產。20世紀80年代，經濟學家對自然壟斷作了重新定義(張帆，1995)。新的定義建立在弱可加性而不是規模經濟的基礎上。在單一產品的情形，弱可加性意味著由單一企業生產給定產量的總成本小于由多個企業生產時的總成本；在多產品情形，弱可加性意味著由單個企業生產給定數量的多種產品的總成本小于由多個企業生產該產品組合時的總成本。根據baumol等人的定義，一個行業被稱為是自然壟斷的，如果在有意義的產出區間，成本函數是弱可加的(baumol,panzar and willig l982)。可以證明，在單一產品的情形，平均成本下降意味著弱可加性，但弱可加性不一定意味著平均成本下降；在多產品情形，自然壟斷不一定要求非平均成本下降不可。當一個行業具有自然壟斷性質時，政府可能需要對該行業實施進入管制，以避免重復建設帶來的無效率。另一方面，當只有一個壟斷產生者時，壟斷者就會索取壟斷價格，從而造成資源配置的扭曲。為了防止這種扭曲，政府就要對壟斷企業實施價格管制。

不過，成本弱可加性并不是政府限制進入的充分理由。當政府與壟斷企業關于生產成本或需求的信息不對稱時，政府可能無法定出有效率的價格。缺乏競爭的壓力會導致壟斷者的x-非效率行為。政府必須在規模報酬(要求一個企業生產)與通過競爭獲取信息并激勵企業降低成本(要求多個企業)之間作出權衡取舍。只有當讓單個企業生產得到的規模效率超過x-非效率時，獨家壟斷才應該出現。

另外，根據baumol等人的“可競爭性理論”，如果所有企業都可得到相同的技術，并且沒有沉淀成本(但允許有固定成本)，那么，即使市場上只有一個壟斷企業，潛在進入的威脅也會使壟斷者有像競爭性企業一樣的行為，因為，如果壟斷者用壟斷價格賺取超額利潤，就會遭受進入者的襲擊。這一理論強調的是潛在進入(而不是現實進入)的作用，它迫使經濟學家重新考慮對自然壟斷企業的傳統規制理論。(二)行為壟斷。

一個經濟社會中稱得上是自然壟斷的行業是很少的，更多的情形是有數個具有相當市場力量的寡頭企業生產該行業的大部分產品。寡頭市場的潛在危險是寡頭企業通過形成卡特爾組織或默契合謀聯合操作市場，提高價格，損害消費者的利益，扭曲資源配置。盡管一次性博弈中，企業間的卡特爾協議和默契合謀是難以維持的，但在無限期重復博弈中，卡特爾協議和默契合謀是可以維持的。寡頭市場的另一種可能是，少數占主導地位的企業通過“價格戰”消滅競爭對手，最終實現對市場的壟斷。寡頭企業也可能通過設置進入障礙阻止潛在進入者的進入。

寡頭企業的這些反競爭行為是損害效率的。為了維持競爭秩序，政府需要通過立法和行政措施限制寡頭企業的反競爭行為。可以說，發達國家的反托拉斯法，如美國的謝爾曼法和克萊頓法，主要是針對寡頭企業的反競爭行為而制定的。

寡頭企業反競爭行為的可能性與市場的集中度有關。市場的集中度越高，卡特爾協議和默契合謀越容易維持。因此，反壟斷的一個重要措施是通過限制單個企業的規模來降低市場集中度。不過，限制企業規模也可能導致規模經濟的損失。政府要在資源配置效率與生產效率之間作出取舍。(三)法定壟斷。

法定壟斷是由政府的法律和政策造成的壟斷。法定壟斷可以劃分為兩類，一類是增強效率的，另一類是損害效率的。

增強效率的法定壟斷也可以劃分為兩類，一類是在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行業，為了實現規模經濟，政府將經營權特許給某個企業，不允許其他企業進入該行業。由于規模經濟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巨額沉淀成本或固定成本的存在，對進入的限制可以避免重復建設導致的浪費。另一類增強效率的法定壟斷是政府為外部經濟的內在化而授予企業和個人特定的壟斷權，如為保護和調動發明創造的積極性而設置的專利權。

損害效率的法定壟斷與上述增強效率的法定壟斷不同，它是由政府本身的尋租行為導致的。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出于獲取壟斷利潤的目的，政府常常創造一些人為的壟斷。比如說，產業革命早期，英國政府通過授予特許權的辦法增加財政收入。

要在增強效率的法定壟斷與損害效率的法定壟斷之間作出區分常常是困難的。許多損害效率的壟斷恰恰是在增強效率的借口下做出的。比如說，許多情況下，政府是以自然壟斷為由而對本不屬于自然壟斷行業施加進入限制的。

在市場經濟國家，反壟斷的主要任務是反寡頭企業的反競爭性行為。但對中國這個處于轉軌中的國家來說，最為嚴重的反競爭行為似乎不是來自企業本身，而是來自政府部門的政策，或政府與國有企業之間的合謀。中國實行了幾十年的計劃經濟。計劃經濟的一個基本特征是壟斷，幾乎所有的行業，從行業進入，到產量、價格的制定，都是由政府壟斷的。到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經濟學家還在討論社會主義經濟是否應該允許企業間的競爭。1979年之后，政府相繼放松了管制，大部分行業出現了競爭局面。但是，一方面，政府在對一些仍然處于壟斷地位(自然壟斷或法定壟斷)的企業沒有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加以管制，而是聽任政企不分的壟斷者自行其是，損害消費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各級政府部門常常以行業管理和維護市場秩序為名，通過法令、政策、行政手段從事各種各樣的反競爭活動。中國政府部門的反競爭行為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1)對本不屬于自然壟斷的行業實行進入限制；(2)對不同企業之間實行歧視性對待，特別是對私有企業和非直屬企業實行歧視；(3)由政府部門出面幫助企業進行卡特爾式定價；(4)對公共資源實行壟斷；(5)用行政手段實行地區間的封鎖。

雖然中國立法機關已頒布了《反不正當競爭法》，但這部法律遠不是一部《反壟斷法》。它針對的是企業，并沒有將政府本身的壟斷行為納入反壟斷的范圍。事實上，中國經濟學家也只是最近才開始討論反壟斷的問題。下面，筆者將以電信業為例，說明本文的主題：中國當前反壟斷的首要任務是反政府部門的壟斷行為。

二、中國電信業開放的背景

技術上講，電信業包括電信網及運營、網上服務、通訊設備(如電話機、傳真機等)三部分，其中電信網包括本地網、國內長途網和國際長途網，網上服務包括基本服務(市話、長話)和增值服務vans(由于國外企業的進入，通信設備供給的競爭已相當激烈，故本文不予討論)。在1994年之前，中國公用電信業的基本體制特征是：電信網的運營與基本網上服務合二為一，由郵電部獨家壟斷經營。郵電部既是公用電信業的經營者，又是公用電信業的政府管理機構。盡管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許多企業進入到一些增值服務(主要是無線電尋呼)，但一則增值服務的比例很小，二則進入增值服務需要郵電部的嚴格審批，沒有任何與郵電部抗衡的力量。簡單地說，郵電部是中國公用電信業的法定壟斷者。此外，郵電部也是郵政業的法定壟斷者(還應該提到的是，在計劃體制下，除郵電部壟斷經營的公用網之外，中國還有30多個專用網，如軍隊通信網，鐵路專用網，電力專用網等)。

1980年之前，盡管郵電部是法定壟斷者，但由于國家對電話資費有嚴格的價格管制，電信業基本上是一個不盈利甚至虧損的行業。從1980年開始，為了實現“以話養話”，加快電信業的發展，國家開始松動了價格管制，主要措施包括：(1)1980年國家特別批準市話企業收取電話初裝費，從而使之成為電話資費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2)1986年國務院批準準許各省市區政府在長話、電報和郵政等業務中收取附加費，作為通信建設資金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1982年，國家對郵電部門在財政上實行了“倒一九分成”的優惠政策，即郵電部門利潤或所得稅只上繳10％，非貿易外匯收入亦僅上繳10％。同時，國家允許地方參與電信業投資(張宇燕，1996)。

價格管制的放松和財政優惠政策的實施大大促進了電信業的發展。但在放松價格管制的同時，由于沒有引入競爭，也導致了郵電部門的壟斷定價行為。最顯著的是電話初裝費的節節上漲。比如說，在北京，住宅電話的初裝費由20世紀80年代初的200元，上升到1996年的5000元。移動電話的價格最高達到2．8萬元。據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的一項研究，中國電話初裝費、長途電話費(特別是國際長途電話費)等都大大高于存在著競爭的其他國家，如美國。在資費節節上漲的同時，電信服務的質量并沒有明顯改善。比如說，1994年之前，電話安裝時間在半年以上。在很長一段時期，甚至連114查詢臺都很難接通。此外郵電部門還普遍存在著強行銷售和價外勒索等不合理行為。

對電信業需求的快速增長和電信業的獨家壟斷，使得中國的電信業成為一個高盈利行業，由此吸引了眾多的潛在進入者躍躍欲試。

最先登臺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所屬的通信兵部。1988年，總參通信兵部上書有關部門，尋求經營電信業之特許權。

第四篇：從公共關系角度看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

從公共關系角度看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

摘要: 新聞發言人制度作為國際通行的新聞發布制度，是溝通媒體、社會公眾和政府部門的橋梁，是一種政務公開的良好運行機制，已經越來越受到我國國家及地方政府的重視。他的主要職責是讓政府、企業等機構與社會公眾進行良好的溝通。世界各國均在政府的管理過程中大量使用新聞發言人制度，向社會各界及大眾媒介發布權威信息，以此提高政府在公眾中的美譽度和公信力。本文將從新聞發言人制度的歷史,發展過程,必要性和亟待完善的地方說一下自己的認識。

關鍵字：公共關系

新聞

發言人

發展

優勢

必要性

公共關系(Public Relation)是指某一組織為改善與社會公眾的關系，促進公眾對組織的認識，理解及支持，達到樹立良好組織形象、促進商品銷售的目的的一系列公共活動。它本意是社會組織、集體或個人必須與其周圍的各種內部、外部公眾建立良好的關系。它是一種狀態，任何一個企業或個人都處于某種公共關系狀態之中。它又是一種活動，當一個工商企業或個人有意識地、自覺地采取措施去改善和維持自己的公共關系狀態時，就是在從事公共關系活動。作為公共關系主體長期發展戰略組合的一部分，公共關系的涵義是指這種管理職能：評估社會公眾的態度，確認與公眾利益相符合的個人或組織的政策與程序，擬定并執行各種行動方案，提高主體的知名度和美譽度，改善形象，爭取相關公眾的理解與接受。政府公關作為公共關系的一個重要領域，越來越受到各級政府和社會各界的重視。“新聞發言人”是公共關系學里的概念。新聞發言人制度是指國家機構任命或指定專職新聞發布人員，在一定時間內就一重大事件或時局的問題，舉行新聞發布會，或約見個別記者，發布有關新聞或闡述政府部門的觀點立場，并代表有關政府部門回答記者的提問。他的主要職責是讓政府、企業等機構與社會公眾進行良好的溝通。世界各國均在政府的管理過程中大量使用新聞發言人制度，向社會各界及大眾媒介發布權威信息，以此提高政府在公眾中的美譽度和公信力。

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和公民意識的覺醒，政府面對的工作環境變得更加錯綜復雜，由于人們對政府的期望越來越高，今天的政府不僅面臨如何做好工作為人們服務的任務，也面臨如何與民眾實現良性互動并爭取社會各界支持的壓力，政府公關的地位與作用日益突出。新聞發言人制度作為國際通行的新聞發布制度，是溝通媒體、社會公眾和政府部門的橋梁，是一種政務公開的良好運行機制，已經越來越受到我國國家及地方政府的重視。以下，本文將從六個方面闡述我從公共關系角度所看到的新聞發言人制度。

一、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歷史

我國早已設有新聞發言人，1983年3月1日，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齊懷遠成為中國外交部第一任新聞發言人，并舉行首次新聞發布會。從八十年代改革開放早期到2003年抗擊非典前，是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起步階段。多數政府部門對這一新生事物處于懵懂狀態，這一階段主要局限在中央一級部分政府部門領域，即使已經邁開步伐的部分政府部門也是稚嫩、小心翼翼，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起步階段特征是稚嫩、懵懂、被動，不敢越“雷池”半步。SARS之前，對國新辦的新聞發布，有的部委不配合，遇到地方突發事件，信息渠道也不通暢，搞的非常被動。一個具體表現是2003年SARS初期，政府有關部門和部分領導人觀念落伍，有意封鎖信息，政府形象、政府聲譽和政府公信度都受到嚴重影響，國民經濟也遭受到巨大的損失，但同時也讓政府意識到政務信息公開的必要性。①

二、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發展

到抗擊SARS后期，中央政府調整了戰略部署，國新辦舉辦了8場新聞發布會，193政府新聞發言人頻頻出現，開始扭轉了初期的被動局面。從那以后，政府開始全面推廣新聞發言人制度建設，修改保密法，制定信息公開條例。這時我們新聞發言人的制度呈現出主動、推廣、普及的特點。2003年是我國新聞發布工作中具有里程碑性質的一年，如果說這之前，中國的新聞發言人制度是被動起步的話，從抗擊非典之后就開始了主動性的發展。

從四川汶川發生的特大地震災害的第一時間起，中央政府、各級地方政府以及社會團體的新聞發言人表現出了另人吃驚的敏捷、冷靜與成熟，各大新聞媒體也都作出了眾多及時有效的一線采訪和報道，地震災難在考量著政府能力、考量著媒體記者的責任，也在考量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的成熟。

在這次抗震救災催生新聞發言制度成熟的過程中，最亮眼的莫過于中國國防名片的首次亮相。這也是中國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走向世界、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在此之前國防部新聞發布制度尚在醞釀籌備過程中，沒有準備好，也要出臺。軍隊的信息公開也是政府對于突發事件反應的重要一環，國防部新聞發言人選在這樣一個時期亮相是最合適不過的。第29屆北京奧運會的成功籌備與勝利舉辦，是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又一新的里程碑。在整個奧運籌備舉辦過程中，中國一直在探索提高新聞媒體的開放、透明和公開，中國政府對待中外媒體采取了全方位的開放策略，允許外國記者對奧運、對中國實施透明的采訪與報道，而且這種媒體開放絕非短期舉措，而是長期趨勢。這既符合中國的利益，從長遠看，也更加彰顯中國要以更加開放的胸懷面對世界公眾。

在社會發展的新形勢下，傳統的新聞發言人制度顯然已經不能滿足方方面面的需要了。這時又順勢出現了一中新形勢的發言人方式，即網絡發言人制度。

統發言人制度相比，網絡發言人制度多了些尖銳，少了些含蓄;多了些隔空角力，少了些正面交鋒。但網絡上的草根精神往往會彌漫在尖銳的發問上，所提問題也常常不容回避。網絡信息傳播形態的急速變化，讓中國各級領導干部面對的輿論壓力陡然增加，隨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人們在互聯網上可以通過多種途徑獲取信息、傳播信息，甚至出現了“公民記者”，但目前各級政府應對能力卻參差不齊。和傳統發言人制度相比，網絡發言人制度多了些尖銳，少了些含蓄；多了些隔空角力，少了些正面交鋒。但網絡上的草根精神往往會彌漫在尖銳的發問上，所提問題也常常不容回避。

總體來說，網絡新聞發言人制度的發展表現出有如下幾個現狀：

（一）傳統的新聞發言人，基本上可以視作是單向傳遞“聲音”的。基本上是你說我聽。但網絡的互性特點，對網絡發言人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網絡是“你說我也說”。網絡發言人如果在政策水平，解讀能力，表達水平上不如人意的話，那將是很難適應代表不同利益群體的網民的各種提問的

（二）鑒于對現實中各式發言人的普遍印象，人們擔心網絡發言人會否將現實中的“外交”辭令、行話套話和“打太極”照搬上網。當前不少地方的網絡發言人名不副實，要么回帖針對性不強，含糊籠統，應付的多，質量高的少；要么回復遲緩，反應愚鈍；要么高高在上，親和力不夠。這些問題極大地影響了網絡發言人作用的發揮。”因此，有網友斷言，衡量網絡發言人制度能否走遠，在于網絡發言人如何紓解直面的戾氣，騰挪出有限的空間，用網民們熟悉的講話方式而非“網八股”，用網民可以接受的態度而非“無可奉告”，來解釋和解決網民們的問題。

（三）網絡發言人制度進入普遍的實踐層面，尚不止于信息公開這么簡單。政府與民間網絡上的信息和觀點的交流，指向的依然是某個特定問題的解決，政府相關部門不僅要賦予發言人相當的自主權力，更需要構建一套聯動的制度體系作為支撐，能夠將文字的表述轉化為解決的切實手段，而不要讓網絡發言人成為形同虛設的招牌，或者作為應付新興網絡輿情工具。

至于網絡發言人制度未來的發展，重要的不僅僅在于形式的新穎，而在于實質性的信息溝通。歸根到底必須回到大力推進政府信息公開的現實進程中來。沒有現實中實質的政府信息公開，而期待“網絡發言人”化腐朽為神奇，這只能是一種本末倒置。在我們看來，網絡發言人制度進入普遍的實踐層面，尚不止于信息公開這么簡單。政府與民間網絡上的信息和觀點的交流，指向的依然是某個特定問題的解決，政府相關部門不僅要賦予發言人相當的自主權力，更需要構建一套聯動的制度體系作為支撐，能夠將文字的表述轉化為解決的切實手段，而不要讓網絡發言人成為形同虛設的招牌，或者作為應付新興網絡輿情工具。

三、新聞發言人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新聞發言人作為公共關系學概念，是指負責政府、企業等機構與社會公眾進行良好溝通的人。政府的公共關系管理是指政府通過發揮傳播溝通、行為規范等職能與社會公眾建立良好的關系，為樹立政府良好形象而主動開展的一系列活動。

設置新聞發言人的初衷是要增強權力與大眾的溝通，發言人背倚公共部門而面向社會，要披露政府信息，形成互動。信息公開法規定了政府義務，新聞發言人是主動達成這一愿景的法定中介。他們的真正價值就在于盡可能多地掙脫部門束縛，盡可能深切地投向公共性。這是新聞發言人必須要選擇的左右之境，它們對應于可能獲致的職業境界。

從西方國家的實踐來看，新聞發言人制度就是一種有限的信息源，作為一種潤滑油，協調政府和媒體以及公眾之間的關系。同時，在此基礎上隱蔽地引導輿論

（一）、隨著現代政府的行政事務日趨復雜，政府逐漸發現很難在一切問題上獲得公眾的贊同。要樹立良好的公眾形象，就必須贏得公眾的輿論支持。在這一局面下，政府受工商界主動利用媒體進行公共公關的啟發，也設立起新聞發言人與記者招待會等制度以向公眾及時提供資訊，力圖通過公眾的參與來獲得公眾的形象認可與施政支持。從此新聞發言人制度作為政府公共關系框架的一個組成部分，成為現代政府高效施政的重要方式。

其主要含義是：大眾媒介注意某些問題、忽略另一些問題的做法本身可以影響公眾輿論，人們將傾向于了解大眾媒介注意的那些問題，并采用大眾媒介為各種問題所確定的先后順序來安排自己對于這些問題的關注程度。隨著研究的深入，傳播學者發現議程設置過程并非如此簡單，傳媒議程背后存在著政治、經濟、文化等多種力量博弈的關系。

（二）、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能促進政府形象的建設。

我認為，政府領導是政府形象的代表，新聞發言人也是政府形象的代表。新聞發言人制度將新聞發布會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來，定期舉辦，新聞發言人的形象留給公眾的印象是作為政府的形象，并將政府的形象立體化、生活化了。中國最早設立的外交新聞發言人就是代表中國的形象和外國記者打交道的，現在設立的發言人主要代表政府的形象和媒體和民眾溝通。地方政府的新聞發言人對于地區形象的建設也是個名片。2oo3年9月22日，國務院新聞力舉辦了首次新聞發言人培訓班。在新聞發言人培訓的開課儀式上，國務院新聞辦主任趙啟正就新聞發言人面對記者的姿態給大家提了一條，“講究邏輯，有理有節，善待記者”。在面對媒體的時候，新聞發言人要講究技巧，做好案頭功夫。②

（三）、大眾傳媒在價值取向上也應將長遠利益與現實利益相結合。在當前傳媒同質化競爭日趨激烈的態勢下，對于媒介經營者來說誰先發現和培育了潛在受眾誰就能在未來的市場中獲得先機，當前弱勢群體正處于信息“饑渴”狀態，比起其他群體，弱勢群體無論是在生活、工作還是思想、情感等方面都更需要媒體給予幫助、支持和慰藉，他們需要大量的與他們生活相關的資訊和幫助他們擺脫困境的信息，而當前的傳媒又無法滿足他們的信息需求，因此傳媒經營者應有前瞻意識，在弱勢群體這一潛在受眾群體中尋找媒介可持續發展的路徑，要將這些“潛在受眾”轉變為“現實受眾”，就必須加強對弱勢群體的整體關注，研究對這一報道領域的深度殲發，這種努力一旦得到受眾的認可，獲得的回報也會是豐厚的。

（四）、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建立可以弱化政府工作專業化與社會公眾溝通之間的矛盾。

新聞發言人制度作為政府之間公共關系框架的一個組成部分，致力于向媒體和公民及時的提供信息。在公眾中努力的塑造良好的形象，獲取公眾參與和支持，是現代高效政府工作的重要方式。據美國全國政府傳播者協會估計，在美國各級政府大約有4萬名政府傳播者。③ 在西方，不光是在政府的，新聞發言人更像是公關人員，常常被稱作“公共信息官員”或“公共事務官員”，是作為一種真正的職業而存在。而中國的新聞發言人現在卻更像一個職務，政府機構的專業化容易淡化政府與公眾的直接聯系和溝通，并造成政府工作人員中的享受主義和政府工作低效率。

（五）、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能建立和完善政府公共危機處理機制。

公共危機是具有突發性的，可能嚴重地危及組織機構生存和發展的危機性事件，大都為惡性事件，具有影響大、破壞性強、沖擊性強等特點。如嚴重的交通事故，環境或其他污染，火災等安全事故，還有諸如“非典”這樣的新型急性疫病等等。在面對突發的危機事件，公眾自然會出現恐慌，社會上自然會出現謠言，這時就需要政府出來坦然面對公眾。澄清事實并表明政府的立場和態度。據研究發現，危機事件中謠言產生并迅速傳播主要由于公眾缺少真實的、可靠的、正式的信息資料和新聞。政府組織各部門各司其職，互相推諉責任，導致時間拖延也會使得謠言四起。在“非典”最早爆發的廣東，開始時政府猶豫不決，沒有及時發布情況，甚至不讓新聞媒體報道，結果小道消息盛行，造成極大的恐慌。后來政府宣布新聞解禁，主動召開新聞發布會，說明事實，謠言頓時下去，政府很好地發揮了組織傳播的作用，清理了社會流言，安定了民心。④處理公共危機事件，新聞發言人一定要有備而來，對突發公共危機進行深入研究，建立起公共危機的準備機制、檢測機制與反應機制。

四、我過新聞發言人制度存在的問題

必然的，我們也必須看到，由于我們國家實行新聞發言人制度的滯后性，導致了我們制度的發展在很多方面仍然非常的不完善。這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我國的新聞發言人制度目前仍然存在明顯的制度缺陷。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缺乏法律上的支撐和保證，還有待相關機制的改進與完善。行政職務系列到現在還沒有新聞發言人的位置，多數新聞發言人都是由其他崗位人員來兼任，很少有專職的新聞發言人。新聞發言人可以披露哪些消息，披露消息的具體程序應該怎樣，披露的對象是誰，新聞發言人享有哪些權利，承擔哪些義務和責任，都沒有一部相應的法律法規來規范和調整。新聞發言人制度在實施中無法可依，監督機制的不健全，將導致新聞發言人制度形同虛設。⑤22多年來，政府新聞發言有一種“報喜不報憂”的傾向，對政府官員的報道較多，對民眾的呼聲和要求反映得比較少，對政府機關的表揚多批評少等。這樣的報道傾向在一定程度上背離了新聞發言人制度通過發布公共信息、公眾自由反饋意見實現傳播溝通監督的目標。政務信息的公布與獲取是個雙向互動過程，目前只局限于我公開你接收，我不公開你就無從獲取信息，政務信息公開對公眾來說還遠非常態。

（二）、缺乏必要的公關知識，公關意識淡薄

著名學者喻國明說：“新聞發言人制度的一個功能是政府公關。新聞發言人制度在我國的實施過程中出現了不少問題：．法制化的缺乏、發言人的常任、專門的教育機構的設置等等什么叫公關?公關之父伯奈斯說，最好的公關就是說實話。當你不說實話的時候，即使你有很高的技巧，能蒙人于一時，但最終還是要受到時代、輿論和歷史的懲罰。設立新聞發言人并不是為了要把一個事情‘抹平’。” 然而，在我國不少部門雖然建立了發言人制度，但大家并不敢于說實話，也不懂得應該怎么說實話。這和我國政府人員公關意識的淡薄、缺乏必要公關知識有很大的關系。和西方政府長期迫于外界給予的壓力從而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不同，我國的許多部門的新聞發言人制度是在突發危機后因行政命令迫不得已才建立起來的。因此雖然在形式上發言人制度在不少部門建立起來了，但實質上觀念并沒有轉變過來。大家并沒有認識到公共關系對于政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沒有意識到新聞發言人制度是政府主動維護政府信譽、樹立政府形象的重要根基。民主社會中，我國政府的職能正在向公眾服務型轉換，政府部門負責人的觀念也應隨之轉換。

（三）、新聞發言人團隊不協調，機構不合理，合作不通暢。成熟的公眾服務型政府都有專門的公關部門。作為一個組織，公關部門一般要5—6人，另外還必須配備專人對資料進行搜集和整理。新聞發言人，作為溝通政府與媒體的橋梁，相當于這一公關部門中負責與媒介溝通的媒介人員。發言人背后同樣需要一個強大的工作集體，從事材料收集和了解情況等各項工作，跟進政府工作實施情況，來做好與媒介溝通的工作。事實上，新聞發言人制度成立較早、發展較成熟的外交部就是這樣開展工作的，一個新聞發言人都要配備幾名資料員來搜集各部門的信息。只有這樣建立起來的新聞發言人團隊才可以讓新聞發言人工作落到實處，真正起到政府公關活動的作用。另外，一個完整的信息系統同樣很需要。新聞發言人與其他有關部門的合作和溝通是信息全面性、準確性和權威性的保證。長期以來，我國的體行政設置“條塊分割”嚴重，即使在同一個單位不同部門之間也缺乏溝通，這十分不利于信息收集工作。所以在準備發布信息前，必須有一支得力的團隊和一個完整的信息系統作支持，而這些在我國都還有待于建設和進一步發展。⑥

五、針對我國新聞發言人制度存在問題的對策

找到問題和缺陷所在，我們就要針對性的制定策略。政治文明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要讓社會公眾真正擁有知情權，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建立，就是要讓社會公眾的知情權能從制度上得到保障。

（一）、完善中國特色的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框架。現代社會不能光靠少數人決策，必須要有一個社會各個成員共同參與的過程。作為政府新聞發言人，應該比記者還要有新聞敏感，必須專業化和職業化，將來應該有一批專業的新聞工作者轉行到政府當新聞發言人，政府新聞發言機構也應該逐步引進新聞專業的畢業生加以培養，并且要進一步加強政府新聞發言制度與實踐的研究工作，使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真正成為政府政務信息公開的平臺。新聞發言人實際上是專門用于向公眾溝通政府的信息，有針對性地回答社會對于公共管理方面的疑問的專門制度安排。

（二）、加強政府與公眾之間的溝通，一方面讓公眾了解政府的工作和決策過程，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另一方面及時掌握公眾具體想法與意見，隨時做出調整，從而使政府決策更能得到公眾的真心擁護，因為政府存在最重要的條件是信息溝通、取得民意。定期的新聞發言人制度能將政府部門的情況及時向社會公布，對政策進行解釋，對公眾問題進行解答，這樣形成政府與公眾之間雙向、多點和適時的信息交流渠道。新聞發言人主要在信息交流、政策咨詢、溝通協調等方面實現該職能。所以有人認為新聞發言人制度可以視作中國政府信息公開走向制度化的又一個信號：高素質的、掌握政府部門有關業務、熟悉媒介運作規律、能夠最有效地通過媒介把信息發布出去的新聞發言人，將帶給公眾更多、更深入也更完善的政府信息。⑦

（三）、培養健全綜合能力，加強中國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的管理。政府新聞發言人業務素質要有全局感，口齒要伶俐，表述要邏輯清晰，面對媒體不能發怵，在公共場合不會過分緊張等。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的人力資源管理，應該從招聘、挑選、錄用、培養、訓練、提拔、重用、提高、普及等一系列環節入手，打造獨具中國特色的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

（四）、提高政府新聞發言人的專業素質，塑造中國政府新形象。政府新聞發言人提供信息越多越快，記者才越重視，公眾也會更快了解。我們雖然都非常重視數字，但發言人要學會用更直觀的數據說話，不能只擺數據，要會向受眾解讀數據。新聞官員要習慣與記者打交道交朋友，特別是要善于面對國外記者，提高應對國外記者的經驗和能力。中國新聞發言人要參與決策，發言時才能做到自信，愿意講話也敢于講話。新聞發布時既要把概念術語講準講透，要深入淺出，讓大眾人士也能聽清聽懂。調查顯示，有越來越多的外國記者開始主動采訪中國地方新聞官員，并給他們打了很高的印象分。但從總體看，地方政府新聞發言人的專業能力還有待于加強和提高。中國各級政府新聞發言人要打破傳統習慣，提高自身新聞發言的專業能力。

（五）、建立突發事件的信息傳遞網絡。信息傳遞網絡的建立，便于事發地政府在事情發生后及時向上逐級報告。目前，國新辦已經制定了建設這一信息網絡的有關細則。有了這個信息報告網絡，突發事件報告的效率和責任將得到明確和保證。要盡快付助實施，信息傳遞網絡要加快建設，地方政府新聞發布機制要內容清晰、責任到人，實行一把手負責制，因為新聞發言制度實行的快慢好壞，將直接影響到中國各級政府的形象建設。所以，要特別鼓勵地方新聞官員在情況不都清楚的情況下也要發言，知道多少，先說多少，盡量不要拖延。

下面這部分問總結

新聞發言人制度作為一項公關活動，互動本是題中應有之義。但是從目前我國建立了新聞發言人制度的部門看，大多數單位并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需要雙向溝通的工作，因此很多部門都把工作重點放在向媒體發布信息上，而沒有積極促進公眾信息的反饋。很多部門公布的內容就是對本部門工作階段性的總結或者對下階段工作進行預告，而這些往往都是繁雜的數據統計、籠統的概括說明，信息發布成了成績總結報告。這樣做的結果只能使新聞發言人失去應有的功能。政府公關活動不是要單方面宣傳，貫徹政府的意圖，而是要在和公眾不斷溝通、獲取公眾意見反饋基礎上推進政府的工作。

因此新聞發言人制度要強調公眾利益，根據公眾的合理要求調整政府行為，要推進雙向信息溝通，要讓公眾認識、理解和接受政府，產生對政府的信任感。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建立邁出了政府信息公開的第一步，這體現了政府公關意識的加強和公眾知情權的覺醒。在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成熟還有一段長路要走，如何保證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完整性，避免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形式化，進一步明確新聞發言人制度的權利與責任等等，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期待和支持的。

參考文獻：①在北京市防治SARS期間臨危受命的北京市市長和國外媒體的對話

②南方日報，2004年07月21日，C01版。③《喻國明：保障知情權防止新聞發言人封鎖新聞》

④劉建明主編：《宣傳輿論學大辭典》，經濟日報出版社357-358頁。⑤《中國新聞年鑒1984》，沖固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編，光明日報出版社 ⑥《有效的公共關系》，[美]格倫·布魯姆、艾倫·森特、斯各特．卡特里普，華夏出版社

⑦新華網

第五篇：從“小悅悅事件”看中國制度建設存在的問題

從“小悅悅事件”看中國制度建設存在的問題

舉國震驚的“小悅悅事件”，迫使我們深刻反思國人的道德良知。在輿論紛紛譴責冷漠的18位路人，哀嘆社會道德淪喪，呼吁我們樹立見義勇為、救死扶傷的道德底線的時候，我們是不是也該思考一下，不是一味地歸咎于道德缺失，而應該更多地尋找我們制度建設存在的問題。

一、法制建設：有法難依、有法不依甚至無法可依

從前幾年的彭宇案、許云鶴案到最近的小悅悅事件，一些法律相關人士開始呼吁設立見死不救罪，但從目前情況看為時尚早，是缺乏實際可操作性的。與其思考立新法，不如暫時把注意力放到完善舊的法律制度上來。

其實，關于交通事故的救助，相關法律已給出了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條規定：“在道路上發生交通事故，車輛駕駛人應當立即停車，保護現場；造成人身傷亡的，車輛駕駛人應當立即搶救受傷人員，并迅速報告執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因搶救受傷人員變動現場的，應當標明位置。乘車人、過往車輛駕駛人、過往行人應當予以協助。”①法律上的措辭是值得我們研究和思考的。為什么是“過往行人應當予以協助”，而不是“過往行人必須予以協助”？那么不予協助者又將承擔怎樣的法律責任呢？“應當”強調的是一種責任，而不是一種義務。那么小悅悅事件中的18位路人為什么不將救人作為一種義務來履行呢？排除他們不懂法律的因素，可以概括地說是因為他們在法律上的權利的缺失。法律上，權利和義務是對等的。享受權利就要承擔相應的義務，履行義務也應當以擁有相應權利為前提。那么，路人的權利是指什么呢？簡單地說，是國家對他們見義勇為行為的獎勵或是補償。這就引出了當前制度建設的又一問題。既然政府鼓勵民眾見義勇為，但制度上又缺乏對見義勇為行為的獎勵機制或是補償機制，有些見義勇為者甚至被當成肇事者，無故承擔肇事責任，任是誰，都不會愿意再做吃力不討好的“見義勇為者”了。

從法律執行的效果來看，也并不理想。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條規定：“機動車行經人行橫道時，應當減速行駛；遇行人正在通過人行橫道，應當停車讓行。”②然而，放眼全國，除了杭州等極少數城市外，又有多少城市基本上做到了“遇行人正在通過人行橫道”時，機動車“停車讓行”？而對于那些未按照相關法律法規規定辦事者的法律責任，沒有人去追究，也沒有辦法去追究。如此一來，法律就只是空架子，只要不出事，它便只是一個擺設，根本不起什么作用。

二、社會保障：保障機制不健全，民眾缺乏社會安全感

首先，從肇事者的角度看，以交通事故為例，缺乏一個合理的、可操作的交通安全保險制度，以至于在很多時候發生本不至于出現死亡結果的交通事故演變為人為地出現了死亡的結果，僅僅是由于死亡的結果更為經濟。第一個碾壓小悅悅的司機在接受上海電視臺的電話采訪時說道，他肇事后加速逃逸是因為不想坐牢。而他之所以第二次碾壓小悅悅，是因為若將小孩撞死，只需一次性賠款一兩萬元；若是撞傷，后續的醫療費、生活補助費等賠償金增加十倍都不止。而之前所謂“訛詐”的老人，多半也是因為難以支付昂貴的醫藥費用，而找個代替付費的人。還有網友曾經討論過：若是小悅悅在第一次被撞倒的時候被及時救起送往醫院，院方會在第一時間救人嗎？現在的醫院基本都實行先付款后治療，那么結果也就不得而知了。由此，我國醫療保險體制的不完善也是顯而易見。

從路人的角度看，之所以寧愿選擇冷漠不救，也是由于對我國目前的社會保障機制缺乏 ①② 摘自《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條

摘自《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條 信心。民眾往往擔心由于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反而會因為自己的見義勇為行為而承擔本不該承擔的賠款等法律責任。前幾年的彭宇案就是很好的例子。

建立一個合理的、可操作的保險機制真的困難嗎？日本在1961年就已經實現了全民健康保險。我想，沒有人會認為1961年的日本會比現在的中國更富裕吧。納稅人的錢不是用來給政府官員揮霍的，而是應該“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

三、道德建設：社會公德底線模糊，社會道德生態荒漠化趨勢加劇

從之前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溝油”到“染色饅頭”，社會誠信的缺失和道德的滑坡，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這次的小悅悅事件，更是將社會道德建設的緊迫性推到了風口浪尖。網絡上、媒體上對18位見死不救的路人的無情譴責，一浪高過一浪，但我們誰又能保證，如果當時你恰巧路過，你不會成為那些冷漠者中的一個？對社會公德喪失的聲討，并不能使中國整體的道德水平有較大的提高。大多數的中國人都習慣于躲在安全的角落大聲地譴責冷漠者，而卻用彭宇事件等的不測后果自我麻痹、自我安慰——見義勇為的成本太高，風險太大，于是他們選擇做一個安全的觀望者，而非援助者。

這是一個缺乏公信力的時代，社會上的失信現象也很突出。政府官員貪污腐敗的案件越來越多，慈善機構對內慈善、對外搞攤牌，國企逃稅漏稅丑聞不斷??在這樣一個失信的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而導致的自私自利行為就并不奇怪了。

但我并不認為，中國人的道德水平已經到了像某些主流媒體所說的如此不堪的地步。就如同“郭美美事件”雖然降低了國人的慈善熱情，但是只要在危難時刻，需要慈善捐款，只要有人振臂一呼，相信國人的慈善熱情又會重新燃起。我們要做的不是一味地譴責冷漠的路人，而是應該從自身做起，從小事做起，明確見義勇為、救死扶傷的社會公德底線，并使之逐漸成為一種道德自覺，通過教育，形成社會的主流價值觀體系，“在公眾參與下創造揚善懲惡的制度條件和社會環境，努力提升全社會道德水平和每一個人的道德良知，以避免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③”。

中國目前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了，但中國的軟實力卻沒有像中國經濟一樣崛起。小悅悅事件凸顯了中國社會建設在法律制度、社會保障制度、道德體制建設方面的種種問題，引起了中國人的集體反思。這或許也是一個機遇，或許將成為中國新覺醒的開端。當前，我們要做的是重建國民的信仰，營造向善的輿論氛圍，打造有力度的正義的司法，深入開展社會倫理、道德規范的討論，輔之以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的引導和教育，通過完善相關的法律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真正提升這個社會的道德水平和道德認知，讓國人重新找回“真善美”，實現制度和意識的雙重進步。③ 摘自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10月20日廣東省委常委會上的發言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2]《道德不是避風港》，俞天任，鳳凰網，2011年10月25日。[3]《評論：第19名路人救助小悅悅凸顯道德自覺》，人民網，2011年10月29日。

班級：08財政姓名：戎翀

學號：080210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