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東鐵路護路隊與世紀之交的清朝

中東鐵路護路隊與世紀之交的清朝

摘 要：甲午一役，遼東半島之割讓，遂引發了“三國干涉還遼”。此為沙俄再次侵占我東北之禍源，亦為清廷卷入國際爭端漩渦之始。為了控制中國東北地區并取得遠東地區霸權，沙俄政府經熟慮之后，決定修筑橫貫滿洲的西伯利亞大鐵路，并成立中東鐵路護路隊，將勢力延伸到滿洲境內。護路隊從成立之初就與清政府、民眾甚至胡匪多有牽涉，最終在1900年中俄交惡的義和團事件中轉變為正規軍，護路隊在東北地區中俄關系的演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關鍵詞：晚清；中俄關系；護路隊

中圖分類號：K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6）06-0046-04

甲午一役，日軍占領遼東半島，沙俄認為此事對其權益損害極大，于是聯合德國和法國，采取武力脅迫日本放棄遼東的行動，此國際干涉事例，致使日俄交惡。沙俄此舉的目的在于，“憑借俄國主導干涉還遼的聲勢，調度財經的力量，以外資輸入中國的方式，去壟斷中國腹地鐵路的修建和工礦業的興辦”[1]。早在1892年就被正式確立的大鐵道計劃終于要付諸實施了，是時沙俄政府財政大臣維特（一譯微德）認為，“從政治及戰略方面來看，這條鐵路將有這種意義，它使俄國能在任何時間內在最短的路上把自己的軍事力量運到海參崴及集中于滿洲、黃海海岸及離中國首都的近距離處。相當數目的俄國軍隊在上述據點的出現，一種可能性是大大增加俄國不僅在中國、并且在遠東的威信和影響，并將促進附屬于中國的部族和俄國接近”[2]。在清廷方面，這場戰爭不僅葬送了清王朝三十年來苦心經營的洋務事業，還大大加深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程度。中日矛盾的激化，迫使清政府在對外交往上開始推行“聯俄制日”的政策。李鴻章為首的朝臣大吏，恥為日本所敗，紛紛主張聯俄制日，以救危亡。連一向親英的湖廣總督張之洞也認為，“俄國此次為我索還遼地，雖自為東方大局計，而中國以實受其益，日人兇鋒，借此稍挫，較之他國袖手旁觀，隱圖商利，相去遠矣。正宜趁此力加聯絡，厚其友誼，與之訂立密約”[3]。

一、《中俄密約》與中東鐵路護路隊

沙俄實際取得鐵路修筑權的想法與清廷希望“聯俄制日”的策略，終于在1896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之際最終實現了。做為清廷內最堅決的親俄派大員，李鴻章應邀前往圣彼得堡。訪俄期間，維特和外交大臣洛巴洛夫竭力使李鴻章相信中俄親善，并最終達成《御敵互相援助條約》，即《中俄密約》。根據該約第四款{1}的規定，同年九月，駐俄大使許景澄與俄道勝銀行代表烏赫拖姆斯基在柏林簽訂了《中俄合辦東省鐵路合同章程》{2}十二款，并成立中東鐵路公司。{3}

隨著鐵路修筑經過滿洲問題的解決，{4}如何抵御胡匪和當地居民可能的敵對行為、保護鐵路職員的安全、保障鐵路修筑和將來的運務問題成為沙俄首要的和最急切的任務。依國際法規定，“‘條約是國家間關于他們相互權利和義務關系的書面協議’，是國際社會交往的法律形式”[4]。中俄之間既已達成條約，當有維護條款實現之義務，但按照《合辦東省鐵路合同》，俄國并沒有在鐵路沿線駐扎軍隊的權利，維特為避免因直接派駐軍隊到中國滿洲將引發的反對和沖突，并將東省鐵路置于財政部管理之下，力排眾議，最終決定采用雇傭兵制度，組建了一支特殊的守備隊――護路隊。1896年12月16日，沙俄政府批準施行《東省鐵路公司章程》，其第八款對中東鐵路的防護問題做出了規定：“中國政府承認設法擔保中東鐵路及其執事人員之安全，使之不受一切方面之攻擊。為防衛鐵路界內秩序起見，由公司妥派警察人員擔任警衛之職任，并由公司特定警察章程，通行全路遵照辦理”[5]，借機取得鐵路護路權。這支“東省鐵路特別護路軍”隸屬于沙俄財政部，由東省鐵路公司直接領導，不編入正規軍的序列。它在名義上不是正規軍，但實際上起正規軍的作用。

1897年5月22日，中東鐵路公司決定成立護路隊，委派第四外里海步兵營營長恩格羅斯上校為護路軍司令，招募志愿哥薩克，編成若干騎兵連。1898年1月7日，第一批護路隊在恩格羅斯率領下抵達海參崴。士兵的裝備與邊防軍一樣，配有龍騎式的來復槍和軍刀，下轄5個騎兵連，總計750人。隨著中東鐵路工程的推進，特別是在沙俄強占旅大，并取得中東鐵路南支線修筑權之后，原有的護路隊難以滿足需要，于是沙俄在1899年3月向滿洲派遣第二批護路隊，下轄10個連隊，總計1390人。1898年12月，當哈爾濱成為鐵路建設的中心后，為了守衛鐵道管理機構和設施，沙俄政府從外阿穆爾河岸軍區抽掉了250名士兵組建了一個步兵連。按照當時中東鐵路副理事長蓋爾貝茨的計劃，“該連與預計在俄國組建的其他七個步兵連一樣，負有雙重任務，既是勞動隊；又是戰斗隊”[6]。隨后，護路隊先后又擴編了三個梯隊，“到1900年，護路隊已有八個步兵連和十九個哥克薩騎兵連，如按編制計算應有兩千名步兵和二千五百二十七名騎兵”[7]。至此，護路軍組建任務基本完成。{5}

到1900年6月前，近5000名俄國武裝，以護路為名，盤踞在黑龍江、吉林和盛京三省要地和鐵路沿線，建立連隊基地和鐵路哨所。護路隊所及之處，均有沙俄勢力入侵，致使清政府、民間甚至胡匪與其沖突不斷。

二、護路隊在東北（1897.05―1900.06）

護路隊剛剛到達滿洲，就與紅胡子和地方居民發生了沖突。紅胡子，舊時東北地區活動在深山野林中結伙打劫的人，按照人數的寡眾，分為游動的和定居的。前者人數較少，缺衣少彈，沒有固定的勢力范圍，主要依靠流竄搶劫為生；后者人數較多，裝備精良，有組織，有紀律，敢于公開對抗官府，對于其勢力范圍內的居民課以稅收，保一方“平安”。他們大多來源于貧苦大眾，雖然有時也搶劫普通居民，但一般都具有較強的民族感情，特別是一部分被鐵路當局奪取土地而加入匪幫的農民，對沙俄殖民者最為仇恨。

1898年，在松花江河谷和烏吉密到―面坡一帶，以及中東鐵路南部支線和松花江河谷到昌圖府車站之間，紅胡子不斷伏擊過往的哥薩克護路隊，或者突然夜襲哨所。最具代表性的有“馬鳳云事件”和“昌圖府車站事件”。馬鳳云，綽號馬老五，擁有武裝40余人，控制了流入松花江的螞蟻河河谷一帶，他曾率領部眾在東寧縣以北地區同沙俄殖民者進行過多次戰斗，頗有名氣。1898年12月中旬，俄當局抽掉兩連騎兵會同清軍，對這股紅胡子全面搜捕。因為當地居民及時報信及清軍管帶的搪塞、阻撓，毫無結果。在南部支線，“12月7日晚8時，一大群中國人向帳篷（根據筑路需要，切爾諾夫步兵大尉在昌圖府車站附近宿營）頻繁射擊”[8]。南滿支線護路軍司令捷尼索夫為此事到長春府要求中國地方官員出面解決，但中國當局似乎是在回避，拒絕接待，對城里居民與哥薩克發生的沖突袖手旁觀。

隨著中東鐵路全線工程的開展，沙俄殖民當局試圖以兇殘的行動反對當地居民來表明自己的統治，使1899年護路軍與民眾和清朝軍隊之間的沖突更為頻繁。1899年2月3日，“貔子窩劉家店村民2000余人，在馬成魁率領下，沖向俄國設在該地的稅卡，反對俄人橫征暴斂。這是俄國占領旅大后當地人民掀起的一次規模最大的抗俄斗爭”[9]。7月初，中東鐵路西線護路隊第五步兵連的一個哨所被全殲，沙俄護路軍于次日派出兩支騎兵連越出路區進行追剿，在不知會中國當局的情況下，毫無根據的抓走了四個蒙古族平民。在鐵路東線，民間武裝經常進攻鐵路沿線哨所，在綏芬河車站至牡丹江車站之間他們的活動尤為頻繁。在鐵路南線，因俄國人踏壞禾苗后拒不賠償，民眾以此處有圣神不可侵犯的龍脈為由，屢次反對修筑鐵路，當俄國人在鐵嶺車站標定軸線時，近郊的鄉民會手持鋤頭和扁擔跑來進行抵抗。7月26日，俄鐵路工程師謝列金斯基率領鐵路工程人員和護路隊到南滿支線鐵嶺支線進行勘探，與村民發生武裝沖突。這次戰斗是在鐵嶺當局支持下有組織進行的，參加戰斗的有幾個村子的村民、民團和部分化妝的清軍，他們使用了步槍，還準備了大炮。8月9日，發生了中國工人反抗護路隊的事件，四名無辜工人被殺害。次年又發生了梨樹縣團山子人民反對俄占地筑路的斗爭和遼南煙臺煤礦附近坎兒山村民掀起反占地、反掠奪礦藏的抗俄斗爭。隨著東北地區民族危機的加劇，清軍從同情人民的反抗斗爭，很快發展到與護路軍直接武裝沖突。1899年5月7日，雙方在老少溝村因沙俄追捕民眾而沖突。6月24日，列兵馬金因辱罵中國官兵被殺。7月15日，雙方因面粉失竊在東線細鱗河車站沖突。8月9日，又因傳教士問題爭執不下。

在1900年6月東北拳匪之亂開始前，中東鐵路護路隊與中國各方勢力沖突不斷。這些沖突雖然規模較小，但表現出更多地只針對俄國人的排外趨勢。這一時期，為了保證中東鐵路的順利修筑，俄國護路軍的活動基本比較謹慎，但護路隊的侵略本質和活動特點，使其一踏上滿洲土地，就成為中華民族的對立物。誠如列寧在1900年12月《星火報》創刊號上發表的“中國的戰爭”一文中，對沙俄通過護路隊入侵中國東北的行為作了深刻地揭露：“歐洲資本家貪婪的魔爪現在已經伸向中國了。俄國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但是它現在卻揚言自己‘毫無私心’。它‘毫無私心’地占領了中國旅順口，并且在俄國軍隊保護下開始在滿洲修筑鐵路”[10]。一方面，“（護路軍）在各村屯隨意侵奪民房，奸污婦女，欺騙和榨取錢財，掠奪財產，用暴力搶走谷物和糧食，以種種手段擾亂和侮辱當地居民，以致他們在俄國人的欺壓下而無法生活”[11]。俄國當局不僅在租借地內要他們納稅，而且因鐵路需要而強征農民耕地的行為勢必引起當地民眾的憎恨。另一方面，清政府處于被列強宰割的屈辱地位，不能正面同沙俄武裝勢力發生正面沖突，但“暗中支持或慫恿對侵略者無所畏懼的居民起來反抗俄國侵略者，然后充當“調停人”的角色，對居民予以保護”[12]。這一點俄國人也有所察覺，“中國當局背信棄義，置自己的所有保證于不顧，事實上對俄國人極不友好，而且為了本身的利益，在地方鄉民中盡可能多地培植敵對份子”[13]。以上事件反映出，隨著沙俄對東北地區侵略的加劇，民族矛盾日益尖銳，中俄雙方的斗爭逐步升級。從最初中國居民與俄國護路軍的沖突，發展到村、鄉、縣級政權起來同沙俄侵略者作各種各樣的斗爭，一場席卷東三省的抗俄風潮到來了。

三、護路隊與1900年滿洲事件

中國民眾對沙俄不滿的最高形式就是義和團運動。自1901年1月11日，清廷發布上諭，承認義和團是“保衛身家”的團體后，它從山東、直隸一帶迅速蔓延到東北地區。5月中旬，營口、長春、齊齊哈爾出現義和團，到處撒布“揭帖”，號召“扶清滅洋”。“滿洲義和團運動的開始比華北各省要晚，邊疆行政當局奉到清帝6月8日關于多方協助義和團{6}的詔書后，才發展為真正的戰爭”[14]。6月21日，清廷下詔對各國宣戰，令各省督撫招集義民成團，抵御外敵。其斗爭鋒芒直指沙俄侵略者，鐵路當局、特別是沙俄護路軍，首先成為運動集中打擊的目標。當事變的消息傳到俄國，陸軍大臣羅帕特金激動地對維特說，“這次騷亂是我們奪取關東半島的結果。就我來說，我很高興，這將給我們一個占領滿洲的借口，我們將把滿洲變成第二個布哈拉”[15]。為了鎮壓義和團以完全占領滿洲，沙俄政府緊急擴編了中東護路隊。“至1990年6月1日，中東鐵路護路隊組成如下：八個步兵連、十九個騎兵連、一支獨立偵察營，計六十二名軍官、一千九百五十名步兵、兩千四百五十名哥薩克騎兵、兩千零五匹馬”[16]。6月15日，維特奏請沙皇將護路軍兵力擴大到6000人，并責令東省鐵路董事會組建1000人的后備基干大隊。隨著義和團進一步發展，到7月19日，“我在北直隸的戰斗部隊，共擁有步兵6250名、輕炮16門、野戰臼炮6門、機關槍8挺和騎兵377名；在南滿的部隊共有4850名步兵和騎兵，配有28門大炮”[17]。1900年6月至8月，清軍與沙俄護路隊在遼陽車站、煙臺車站、熊岳城車站、盛京車站和鐵嶺護路軍南滿司令部等處展開了激烈的戰斗。{7}

饒有趣味的是，在戰斗正酣的同時，清政府內部和俄廷內部對于這些沖突的解決都存在著分歧。清政府方面，朝野上下受民族主義影響，充斥著強烈的排外情緒，一批大臣認為民心可用，希望借“扶清滅洋”將半世紀積累的怨氣發泄出來；另一方面，不少封疆大吏認為，“義和團實匪而非民，亟宜痛剿，以維大局”[18]，主張全力鎮壓義和團，清政府對沙俄亦戰亦和。隨著八國聯軍占領紫禁城，慈禧太后在逃往西安的路上，下令官兵對義和團“嚴行查辦，務盡根除”。沙俄政府中的主戰分子認為這是對整個華北建立完全統治的好機會，陸軍大臣庫羅帕特金認為，“對于俄國重要的是向前推進滅亡北京”[19]，派遣十五萬軍隊來華作戰。以財政大臣維特為首的和平征服派雖然認為，“由于各式各樣的國家利益，我們應該用種種方法和中國維持友好的鄰居關系”[20]。但中國東三省形勢的發展完全出乎了維特的預料，1990年7月29日，維特奏請沙皇向東北派駐正規軍，協助護路軍鎮壓義和團。“鑒于護路隊兵力不足以應付其承擔的義務和需要向滿洲派兵，應使護路隊全體官兵在戰斗調遣方面屬于羅格杰科夫陸軍將軍”[21]。這是沙俄政府東北政策從“經濟征服”到“武裝占領”的轉變，在中外勢力的聯合絞殺下，東北義和團運動走向低谷。

滿洲事件中，護路軍不能平息義和團運動，使其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1901年2月1日，中東鐵路護路軍正式升格為正規軍，隸屬于俄國邊防軍獨立兵團，駐扎在滿洲鐵路沿線。這一舉動使中國政府向日本和其他在遠東有權益的國家求助，這些國家遂聯合要求俄國撤兵。這反映著清政府的對外政策從聯俄制日轉為聯日抗俄，此后遠東局勢更為復雜，對數年之后的日俄戰爭也產生了巨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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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釋：

{1}《中俄密約》第四款載：“今俄國為將來轉運俄兵御敵，并接濟軍火、糧食以期妥速起見，中國國家允于中國黑龍江、吉林地方接造鐵路，以達海參崴，惟此項接造鐵路之事不得藉端侵占中國土地，亦不得有礙大清國大皇帝應有權利”。（專使李鴻章與俄外部大臣羅拔戶部大臣微德訂中俄密約.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王彥威，王亮輯編，李育民等點校整理.清季外交史料（卷122）.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2413-2414.）

{2}《中俄合辦東省鐵路合同章程》內容詳見（中俄合辦東省鐵路公司合同章程.光緒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王彥威，王亮輯編，李育民等點校整理.清季外交史料（卷122）.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2417-2419.）

{3}維特在其回憶錄中寫到：“中華帝國允許我們在它的領土以內沿赤塔和符拉迪沃斯克之間的一條直線修筑一條鐵路，但這條鐵路必須由一個私營公司掌管。我原來提議由俄國財政部來修筑或管轄，而李鴻章堅決拒絕接受。因此我們不得不成立一個私營公司，即所謂中東鐵路公司。這個機構是完全屬于政府的，但因為名義上它是一個私營公司，所以受財政部的管轄”。（（俄）С.Ю.維特著；（美）A.亞爾莫林斯基編；傅正譯.維特伯爵回憶錄[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70.）

{4}圍繞西伯利亞鐵路修筑方向問題，俄廷內部發生過激烈的爭論，有三種不同意見。最后沙皇采納了財政大臣維特的意見。他從經濟的觀點出發，認為通過滿洲的方向較諸為同一鐵路設計沿石勒喀河及黑龍江方向有重要優勢。（張蓉初譯.紅檔雜志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北京：三聯書店，1957.169.）

{5}1898年10月4日，沙皇尼古拉二世根據維特奏折，允準東省鐵路公司可將護路軍人數增加到5000人。（吉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董果良譯.義和團資料叢編.1900-1901年俄國在華軍事行動資料（第2卷.第1冊）.[M].濟南：齊魯書社，1982.18）

{6}義和團是“相互忠枕自愿結合”的團體，反映了中國人民各階層對外國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強權勢力的不滿。八國聯軍1900年6月4日攻占大沽炮臺后，清帝在6月8號的詔書中諭示：“義和團大公無私為帝國而戰，連幼兒也受其鼓舞而手執棍杖……戰后朕將封以官職及其他賞賜”。（詔書引自杰姆琴斯基的《俄國在滿洲》，載《政治公報匯編》，1908年，第113-118頁。）

{7}這一系列戰斗詳情參閱：薛銜天《中東鐵路護路軍與東北邊疆政局北京》，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53-56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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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清朝的鐵路

清朝的鐵路

西方列強為了加強其在中國的掠奪，竭力搶奪筑路權，修造由他們控制的鐵路。洋務派為與列強奪利、抗爭，也積極自建鐵路。

列強在華建筑鐵路的陰謀與我國自建鐵路的開端第二次鴉片戰爭后，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列強為擴大經濟掠奪，紛紛開始了在華修筑鐵路的陰謀活動。他們一方面以偽善者的面目，對清政府進行“勸誘”、“說服”，乃至利用修約進行訛詐，企圖將中國筑路權抓到手；另一方面則開始在中國進行強行筑路的準備活動。自同治初年英國翻譯梅輝立陰謀修筑廣東到江西鐵路以來①，先后有英、法、美三國擬筑蘇州到上海的蘇滬路； 英人史蒂文森規劃中國主要干線；英國擬筑滇緬鐵路；英人私自勘察北京至大沽鐵路等活動，企圖實現其控制交通命脈的目的。中國政府理所當然地拒絕了列強的筑路要求。但他們仍肆無忌憚地開始強行修筑鐵路活動。同治四年（1865）秋，英國人杜蘭德在北京宣武門外曾鋪設一條小鐵路，哄動京師，旋由步軍統領衙門飭令拆卸①；同治十一年（1872）又有英國商人在天津租界演示火車，以廣招攬。不過，這兩條鐵路只是作為演示、推廣而用，還稱不上中國土地上出現的真正鐵路。列強在華強行修筑的第一條鐵路是以怡和洋行為代理人的“吳淞鐵路有限公司”擅自修筑的“吳淞鐵路”。它以買地修路為借口，偷偷建造了由上海到吳淞的鐵路約30 里。全路于光緒二年十月十六日（1876 年12 月1 日）正式通車。面對列強擅自筑路的侵權行為，清廷表示反對，遂通過外交途徑，與英國簽定《收贖吳淞鐵路條款》②，決定由中國以28.5 萬兩白銀的代價，收歸國有，并令將其拆毀。列強在修筑鐵路上的種種行徑，暴露了其控制我國路權的野心。

早在列強興辦吳淞鐵路之前，中國有識之士已發出自筑鐵路的倡議。咸豐九年（1859）太平天國干王洪仁玕在《資政新篇》中首次提出修筑鐵路的主張。同治十一年（1872）以來，李鴻章、丁日昌、郭嵩燾等人又相繼倡言自筑鐵路。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略中國臺灣后，福建巡撫丁日昌倡議在臺灣筑路。光緒六年（1880），清廷向俄國索還伊犁談判陷入僵局，為籌備防務，淮系將領劉銘傳又重提修筑鐵路之議。這一切努力，均因守舊派反對與經費困難而作罷。鐵路建設一直處于難以起步的窘境。

開平礦務局投產后，煤炭運輸成為當務之急，興修鐵路勢在必行。為減輕守舊派的沖擊，李鴻章取得了光緒帝父親醇親王奕的支持，囑其“試行于煤鐵之礦、開墾之地，以及屯軍設防之一二口岸，俾見聞習熟，漸推漸廣”①。光緒七年五月十三日（1881 年6 月9 日）唐胥鐵路破土動工。該路由唐山煤礦起至胥各莊止，當年十一月告竣，全長20 華里。鋼軌軌距為四英尺八英寸半，遂為日后中國軌距之定例。這就是在中國土地上自行建造的第一條鐵路。鐵路修成后，因怕反對派禁阻使用機車，聲明以驢馬拖載，遂成為鐵路史上之奇觀。第二年才敢用機車牽引。后雖連續遭言官彈劾，“謂機車直駛，震動東陵，且噴出黑煙，有傷禾稼，遭奉旨查辦，旋勒令停駛”，但幾經周折后，仍照常開駛②。

① 《李文忠公全書·海軍函稿》卷3，第6 頁。又見李岳瑞：《春冰室野乘》，第204 頁。② 具體條文載《交通史路政編》第1 冊，第8—9頁，《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第1 冊，第54—55 頁轉載。① 《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光緒七年正月初八日。

中法戰爭后，清廷特設海軍衙門以加強海防，由醇親王奕總理海軍事務，李鴻章、曾紀澤等分任會辦和幫辦，并將修筑鐵路事宜歸劃海軍衙門辦理。奕過去對興辦鐵路不以為然。中法戰爭中，因奕為首的軍機大臣被慈禧太后全部罷斥，奕得以“隱握朝綱”③，痛切感受到缺乏火車、船艦造成的弊端，遂轉而支持興辦鐵路。首先支持興辦臺灣鐵路和擴展唐胥鐵路。當時，第一任臺灣巡撫劉銘傳奏請鋪設臺灣鐵路，當即獲得朝廷批準，光緒十七年（1891）修成臺北至基隆段；接著又往南展筑，光緒十九年（1893）修至新竹段，全長達107 公里，使臺灣鐵路正式鋪設成功。唐胥鐵路則于光緒十三年（1887）擴展至閻莊，1 旋由海軍衙門奏準，從閻莊延伸至大沽北岸，再由大沽拓展至天津，于是成立中國鐵路公司，由沈保靖、周馥任督辦，伍廷芳、吳熾昌為正副總辦，招募商股。后因入股者不多，又加入官款和借洋款，共用銀約130 萬兩，于光緒十四年（1888）九月建成津唐鐵路。李鴻章、奕等人又從加強京師防務出發，要求一鼓作氣，將鐵路伸向北京，接修津通（州）鐵路。此議一出，立即使相持已久的鐵路之爭進入高潮。

大學士恩承、吏部尚書徐桐是反對修鐵路的主要人物，其他反對者所在多有，紛紛上疏，羅列“資敵”、“擾民”、“奪民生計”三大罪狀進行諫阻。慈禧太后本無定見，見狀愈發猶豫，遂將反對折件交海軍衙門及各地議奏。海軍衙門及各地贊成修路的官員在奕等人支持下奮起反擊，逐條批駁；同時，奕利用承修三海工程之機，從法國買進機車、鋼軌，在西苑修起了鐵路，讓慈禧太后實際體驗火車的作用，促其早下決心，也使都中士庶大開眼界。光緒十五年八月初二日（1889 年8 月27 日），光緒皇帝依據慈禧太后的意見，充分肯定了修路決策，從而使曠日持久的鐵路之爭宣告結束。清廷肯定修路舉措時，中國已失去了八十年代自造鐵路的大好時機；同時在具體線路上，擱置了津通路，卻肯定了湖廣總督張之洞興修蘆漢路的計劃。修筑鐵路首在籌款、制軌。張之洞統籌該路，以“儲鐵宜急，勘路宜緩，開工宜遲，竣工宜速”①為指導，首先興辦大冶鐵礦和漢陽鐵廠，并于光緒二十年（1894）修成28 公里的大冶鐵路以運礦石。蘆漢鐵路在甲午戰爭前并未動工。與此同時，俄國則開始修筑西伯利亞到海參崴的鐵路。為抵制俄國，清廷立即決定修關東鐵路，派李鴻章為督辦，在山海關設“北洋官鐵路局”，從灤州境內之林西鎮向東北延伸，至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已修至山海關外60余公里的中后所。該路與原有的津唐線銜接，長348 公里。

綜上所述，甲午戰爭前清廷主持修造的鐵路，僅有由天津至關外中后所，時稱為“畿輔鐵路”（其中天津至古冶為中國鐵路公司籌資興辦的“商路”，古冶至中后所為清廷撥款的“官路”）和臺灣鐵路及湖北大冶一小段運礦鐵路而已，合計約483 公里。

② 《交通史路政編》第1 冊，第11—12 頁。

③ 劉體仁：《異辭錄》卷2。

① 《張文襄公奏稿》卷18，第3 頁。

甲午戰爭后鐵路的發展與西方列強搶奪路權活動甲午戰爭后，鐵路對加強國防惠及工商的巨大作用已被社會廣泛接受。

與此同時，列強在中國周邊國家加緊修造鐵路，力圖向中國境內延伸。清廷被迫把修筑鐵路作為抵制侵略、挽救危機的重要內容，企圖獨立發展鐵路事業。對此，列強難以容忍。它們乘清廷戰后財政竭蹶之機，紛紛爭當債權人。在東北地區，俄國于光緒二十二年（1896）通過《中俄密約》，成立“中國東省鐵路公司”，取得修筑東省鐵路由滿洲里經哈爾濱至海參崴的修筑權。光緒二十四年（1898），俄國又通過《中俄會訂條約》取得東省鐵路南滿支路的修筑權，使之由哈爾濱經長春、沈陽至大連、旅順，從而控制了貫穿東三省南北的主要干線，并取得優質良港。是年夏，兩線同時開工，至光緒二十九年（1903）全線竣工通車，連同附屬支線，總長達2556 公里①。

在山東，德國于光緒二十四年利用“巨野教案”，強迫清廷簽訂《中德膠澳租界條約》，取得在山東修筑膠濟鐵路特權。該路于次年動工，光緒三十年（1904）建成，形成橫貫山東半島由青島至濟南以及張店至博山、淄川至洪山支線，全長440.7 公里。此外，德國還極力擴大鐵路投資范圍，于光緒三十三年和宣統二年與英國兩次對津浦路進行貸款，使其貸款額達1220萬英鎊。津浦路全長1009.5 公里，光緒三十四年（1908）動工，宣統三年（1911）完成鋪軌。

在華南和西南，法國于光緒二十五年（1899）通過簽訂《廣州灣租借條約》，取得在我國雷州府屬之廣州灣地方赤坎至安鋪修筑鐵路的權利。光緒二十九年（1903），又通過簽訂《滇越鐵路章程》，取得由法屬越南經中越邊界老街到達云南昆明的鐵路修筑權和經營權。2 其中，越南境內稱越段，光緒二十九年修成；中國境內稱滇段，于光緒三十年（1904）開工，長469.6公里，宣統二年（1910）完成。此外，法國還通過借款，染指京漢鐵路及其支線。

甲午戰爭后，地處南北干線的蘆漢路受到中外廣泛重視。清廷不僅將它作為“富強兼資、勢不可緩”的要政②，而且開始籌劃其南部粵漢鐵路的興辦。清廷無款興辦，遂于光緒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1896 年10 月20 日）決定改歸官督商辦，準設鐵路總公司，由盛宣懷督辦，并決定鋪設雙軌。第二年，鐵路總公司設立于上海，并在天津、漢口各設一分局。開辦伊始，請部分官款為開辦經費，同時請各地方官幫助招集商股，使之據有1300 萬兩資本，又幾經交涉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同比利時簽訂《蘆漢鐵路比國借款續訂詳細合同》及光緒三十一年（1905）《續訂京漢全路完工應用小借款合同》，借款12500 萬法郎。此后，該路從南北并舉，于光緒三十二年三月初八日（1906年4 月1 日）正式建成通車，改名為京漢鐵路。其間，還修筑了正太和汴洛路兩條支路。光緒二十八年（1902），通過《正太鐵路借款合同》向俄國貸款4000 萬法郎，使正太鐵路（正定至太原，后改為正定至石家莊），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竣工。光緒二十九年（1903）通過《汴洛鐵路借款合同》，向比利時借款2500 萬法郎，使汴洛鐵路（由開封府經京漢線至河南府）于1909 年12 月竣工。

① 金士宣、徐文達：《中國鐵路發展史》，第47 頁。

② 《張文襄公全集》卷78，第19 頁。

粵漢鐵路自光緒二十四年與美國合興公司訂立《粵漢鐵路借款合同》以來，美方先后違反3 年乃至5 年竣工的承諾，所修鐵路無幾且費款巨大，并私自吸引比利時入股，引起湖北、湖南、廣東三省廣大紳商公憤，強烈要求廢約自辦。清廷被迫與美國交涉，于光緒三十一年與美國簽訂《收回粵漢鐵路美國合興公司售讓合同》，將粵漢路收回自辦。

在長江流域和東部沿海地區，英國于光緒二十年向清廷提出修筑天津至鎮江、山西經河南至長江沿岸、九龍至廣州、浦口至信陽、蘇州經杭州至寧波五條鐵路的要求。清廷迫于壓力，答應了除津鎮路以外的全部要求，致使英國順利獲得以上諸路貸款權。津鎮路因與德國在山東利益發生沖突，后雙方妥協達成共同修筑、共同管理協議，改為津浦路。廣九路于光緒三十三年動工，宣統三年（1911）竣工。山西經河南到長江的鐵路由英國福公司承造，于光緒三十一年修成道口至柏山段，后由清廷收回自造展至清化，為道清路。由此可見，甲午戰爭后，我國重要鐵路干線的興建都是在舉借外債的條件下開展或完成的，或多或少地喪失了權益，遭到了一些愛國官紳的極力反對。光緒二十四年，在戊戌維新愛國運動影響下，清廷于七月初一日（8 月17 日）在京師設立鐵路礦務總局，統一對鐵路的管理。在該局制定的《礦務鐵路章程》中，將維護路權，提倡商辦，限制洋股、洋款作為重要內容。它規定各地鐵路公司“集款以多得華股為主，無論如何興辦，統估全工用款若干，必須先有己資及已集華股十分之三，以為基礎，方準招集洋股或借用洋款。如一無己資及華股，專集洋股與借洋款者，概不準行”。同時將批準舉借外債的權力收歸中央，明令凡舉借洋款，必須由總局和總理衙門批準①。八國聯軍侵華之際，華北、東北等地鐵路遭到破壞，列強紛紛將鐵路據為己有。其中，突出的是英國占有京津、津榆線，俄國獨占東北鐵路，日本也想染指。后經艱苦交涉，清廷才與英、俄簽訂收回以上諸路章程，但沙俄拒不兌現從東北撤兵。日俄戰爭期間，日本強行修筑安奉路（安東—沈陽），于光緒三十一年（1905）完工。日俄戰爭后，東北鐵路遂為俄、日所控制。日本遂于光緒三十二年成立“南滿洲鐵路公司”于東京，設支公司于大連，不顧清廷一再反對，加強對南滿鐵路控制。其后，日本又迫使清廷允許其繼續經營安奉路，架設鴨綠江大橋與朝鮮鐵路相接，對原路展寬使之成為南滿鐵路的一條支線。光緒三十一年，日本還強行修筑新奉路（新民—沈陽），并以強行提供貸款方式霸占吉長路（吉林—長春）修筑權。與此同時，英、美等國在東北；日本、美國、德國、葡萄牙等國在福建、浙江、江西、廣東；法國在兩廣；英國在西藏、云南等地進一步展開掠奪路權的陰謀活動。

面對列強瓜分中國路權的陰謀，登上政治舞臺不久的民族資產階級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收回路權斗爭，要求民間承辦鐵路。清廷被迫允許商人設鐵路公司自辦，并于光緒二十九年（1903）由商部奏定《鐵路簡明章程》二十四條①。

《鐵路簡明章程》受到廣大愛國紳商歡迎。他們以挽回“利權”相激勵，自光緒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1903—1907），先后有四川、湖南、江西、云南、安徽、山西、浙江、江蘇、福建、湖北、廣東、廣西、陜西、河南、黑龍江等15 省設立公司，紛紛招募商股，雇工聘匠，察勘線路，興起一股全國性的收回路權、商辦鐵路熱潮。

① 《路礦總局暨總署會奏礦務鐵路章程疏》，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六日。引自《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第2冊，第527 頁。

① 《軌政紀要初編》卷1，第5—6頁。引自《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第3 冊，第925—928 頁。

最早申請商辦鐵路并獲得清廷批準的是僑商張煜南。他于光緒二十九年（1903）獲準創辦公司，籌辦潮汕鐵路。該路于光緒三十二年建成，全長39公里。光緒三十年（1904），廣東新寧紳商陳宜禧等要求承辦新寧鐵路獲準，至1913 年筑成。光緒三十一年清廷贖回粵漢鐵路后，準粵、湘、鄂三省共同承擔。其中，廣東自光緒三十二年開始興建，到宣統三年由廣州至黎洞106公里建成通車。1916 年又展筑至韶關。在湖南，宣統元年開始動工，至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911 年1 月29 日）株洲至長沙段建成通車①。湖北則在張之洞主持下，粵漢、川漢兩路兼籌，開始籌集資金及勘察路線。與此同時，四川也大規模設公司，籌資興辦川漢鐵路，至宣統元年共集股達1175.9 萬余兩②。此外，江西從光緒三十年始籌劃九江至南昌鐵路，于宣統元年修成九江至德安50 多公里③。福建從光緒三十三年（1907）六月動工興建漳廈鐵路，宣統二年建成嵩嶼至江東橋段28 公里。山西同蒲鐵路公司至宣統三年修筑成15 里軌道和70 里土工④。黑龍江于宣統元年修成由齊齊哈爾至昂昂溪45 里的齊昂鐵路⑤。

商辦鐵路最有成效的是浙江和江蘇。光緒三十一年兩省紳商提出廢除清廷與英國于光緒二十四年簽而未辦的《蘇杭甬鐵路草和約》。經反復交涉，清廷廢除該草約，將鐵路歸兩省自辦，并將線路改為以上海為起點，成為滬杭甬鐵路。浙江省到宣統元年集股達925 萬余元，江蘇省到宣統三年集股達409 萬多元③。浙江省于光緒三十二年開工，至宣統元年建成杭州經嘉興至楓涇線；江蘇省于光緒三十三年開工，至次年十月建成上海至楓涇線（嘉興屬境）。至此，上海經嘉興至杭州線于光緒三十四年完全開通。此外，浙江省還于光緒三十三年修通江干至拱寰橋線；在收回路權、商辦鐵路時期，清廷興辦了京張鐵路。

①《湖南省志》第1 卷，第245 頁。轉引自《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第3 冊，第1042—1043 頁。

②《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第3 冊，第1096 頁。

③同上書，第982 頁。

④同上書，第1124 頁。

⑤同上書，第1147 頁。

⑥同上書，第1108 頁。1914 年又修通寧波經慈溪、余姚至百官鐵路，使甬曹線開通。

鑒于京張的戰略地位，清廷事先向覬覦已久的英、俄兩國聲明：“將來如添造由北京向北之路，只用華款、華員自造，不允他國承造”①。為此，清廷動用關內外鐵路余款，任用著名鐵路工程師詹天佑主持勘路修筑。從北京到張家口，中途經八達嶺等處，山巒疊嶂，地形復雜。詹天佑不辭勞苦，帶領技術人員風餐露宿，創造性地設計用“人”字形路線，便于機車爬坡，親臨指揮開山鑿洞，使該路從光緒三十一年九月（1905 年10 月）興工至宣統元年八月（1909 年9 月）全線201.2 公里順利通車。京張鐵路是我國鐵路發展史上的創舉，不僅提高了民族自信心，而且為民族、為中國工程技術界爭得了榮譽。

① 《袁世凱請留詹天佑片·光緒三十二年五月十七日》，轉引自《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第2 冊，第916頁。

商辦鐵路的興起，激發了廣大愛國官紳的熱情，顯示了民族資產階級力量的壯大，在很大程度上抵制了列強攫取我國路權的野心。然而，由于民族資本不足，在全國范圍內，商辦鐵路成效并不樂觀，大多省區或集股有限難于開辦，或仍限于籌議之中，徘徊不前，成效不大。個別商紳乘機騙取錢財，甚至任意揮霍股東錢財，引起民眾不滿。清廷當時正在籌劃鐵路干線國有政策，以實現國家控制干線，遂乘機于宣統三年四月十一日（1911 年5 月9 日）頒布上諭，宣布鐵路干線收歸國有，繼而于四月二十二日（5 月20 日）與英、法、德、美四國銀行簽訂兩湖地區內粵漢鐵路及湖北境內川漢鐵路借款合同，借款600 萬鎊以緩和財政困難，同時派員南下接收鐵路。這一舉措嚴重傷害了該路所在省份民眾權益，立即引起全國人民反對，紛紛掀起保路運動，并以此為導火線，引發了辛亥革命。

清末自光緒七年（1881）修筑唐胥鐵路始，到宣統三年（1911）清朝覆亡止的30 年中，建成以北京為樞紐的京奉、京漢、京張、津浦四條官辦鐵路干線，以及華北的正太、汴洛、道清、膠濟；江南的滬寧、滬杭、萍株、株長以及華南的廣

九、潮汕、漳廈；西南的滇越等官商所辦各線，總長約達9292公里①。其中列強利用各種方式侵奪路權在華建筑的鐵路達3718 公里，占鐵路總長度的40％以上；自建鐵路達5574 公里，約占鐵路總長度的59％。

民國初年鐵路建設趨向停滯1912 年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南京臨時政府力圖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經濟，但政權很快被袁世凱篡奪。袁世凱上臺后，利用孫中山致力于實業建設思想，委任他為全國鐵路督辦，負責“籌辦全國鐵路全權”。孫中山立即于10 月14 日在上海成立“中國鐵路總公司”進行籌劃。孫中山鑒于清末華北、東北及長江以北和東南沿海鐵路略有規模的現狀，擬重點發展華南、西南和西北，提出三條鐵路計劃：1.由廣州經廣西、云南與緬甸鐵路相接；2.由廣州經湖南、四川展筑至西藏；3.由長江口經江蘇、安徽、河南、陜西、甘肅抵達新疆伊犁。

孫中山主張在“不失主權”的前提下利用外資，擬在10 年內修20 萬公里鐵路。當時不僅外國資本家無意幫助他實現修路計劃，袁世凱集團也暗中阻撓、破壞。孫中山領導“二次革命”后，被取消籌辦鐵路之權，其發展鐵路計劃落空。

袁世凱、段祺瑞等控制的北洋政府繼續推行鐵路干線國有政策。他們當時既無力修路，也無錢爭戰。為實現其擴充實力、排除異己、武力統一中國的野心，遂以修筑鐵路名義向西方列強舉借外債。據統計，在1912 至1916年袁世凱執政時期，先后與日、法、英、德、俄、美等國達成修筑13 條鐵路借款，包括“四洮鐵路”、“同成鐵路”、“沙興鐵路”、“高韓鐵路”、“順濟鐵路”、“欽渝鐵路”、“寧湘鐵路”、“廣贛鐵路”、“廣潮鐵路”、“廣西境內鐵路”、“濱黑鐵路”、“株欽鐵路”、“周襄鐵路”①，其中11 條有里程可查的借款，已出賣路權長達10273.77 公里。1916 年6 月，袁世凱死后，段祺瑞執掌北洋政府，繼承其衣缽，繼續以修路名義舉借外債，到1919 年與日本共達成修筑6 條鐵路借款，計“長洮鐵路”、“開海鐵路”、“吉海鐵路”、“洮熱鐵路”、“高徐鐵路”、“濟順鐵路”，其中前四條有里程可查的借款已出賣路權長達1366.23 公里。②

① 宓汝成：《帝國主義與中國鐵路·歷年鐵路興建里程表》。

① 孫健：《中國經濟史·近代部分》附表，第826—830 頁。

應當指出的是，北洋政府的對外鐵路借款不僅喪失的主權遠較清朝為多，而且大部分是用于內戰的軍費開支，并不關心鐵路建設。西方列強當時正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戰，雖然從中國攫取大量鐵路建筑權，但無力兌現，致使大量線路擱置不修，只有少量幾條鐵路得以興筑和擴展。

京張鐵路建成后，清廷開始籌建張綏（張家口—呼和浩特）路。宣統三年（1911）已由張家口展筑至山西陽高。1914 年到達大同。不久，京張、張綏連為一路，統稱京綏路，繼續向西發展，至1923 年修至包頭。

在隴海線上，比利時于1912 年9 月奪得鐵路貸款權，1913 年3 月開始從東西兩端同 5 時開工，至1915 年秋，相繼修成開徐段和洛陽至觀音堂段，共306.4 公里。

在粵漢線上，英國銀行團按照宣統三年清廷與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簽定的湖廣鐵路借款合同繼續交付貸款，于1918 年9 月修成了粵漢鐵路湘鄂段，即武昌至長沙間365 公里鐵路。此外，商辦鐵路繼續發展。1912 年粵漢鐵路廣韶段黎洞至連江通車；第二年8 月展筑至英德，1916 年6 月廣州至韶關段224.2 公里全線通車。

綜觀民國初期鐵路，除京綏、隴海、粵漢等鐵路稍有成效外，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從1912 到1919 年，新修鐵路總長僅1634 公里①。至此，我國鐵路總長達10926 公里，其中西方列強興建的有3755 公里，約占總長度的34.4％。

② 孫健：《中國經濟史·近代部分》附《帝國主義掠奪中國路權表

（二）未成各路》估算。① 據宓汝成：《帝國主義與中國鐵路》載《歷年鐵路興建里程》表計算。

第三篇：《中東》教學設計與反思

《中東》教學設計與反思

教學要求

1.讀圖說明中東的范圍、位置；與西亞的區別；分析本區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2.明確中東有豐富的石油資源及中東石油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

3.通過讀河流圖及氣候圖，分析本區水資源狀況，并討論由此可能產生的地區爭端和沖突。

4.通過閱讀材料及圖片，使學生了解中東地區的文化差異和宗教矛盾。能力目標

1.通過以上內容的學習，進一步培養學生讀圖能力，以及對地理信息的歸納、推理、對比及分析判斷等思維能力。

2.培養學生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分析當今的熱點問題.情感目標

聯系當前中東動蕩不安的世界局勢，進一步培養學生珍愛和平、反對戰爭、創造美好生活的情感；

教學重點

1.中東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2.中東豐富的石油資源及西亞石油對國際市場的影響。教學難點

1.中東石油對國際市場的影響，重要的石油運輸線；

2.中東地區的動蕩不安與本地區的位置、資源的關系。

教學建議 【課時安排】

建議本節教材分2課時講授。

結合本節課教學內容的特點，建議在教學中注意以下問題。

1．本課與時事聯系緊密，在課前可安排學生通過報紙、電視或互聯網，有意識地收集相關的新聞報道和時事評論、分析資料，以便在課上引導學生從事實出發，有充足的思維素材，展開進一步的學習。但要注意，對一些政治事件及相關名詞、概念的解釋不必過多。

2．本課教學中地圖的使用率較高，多為各部分文字教材的引申內容、細化內容，是學生逐步深入的思維活動的基礎和依據。授課時要注意每幅地圖不同的呈現形式及不同作用，對地圖信息要進行有效的提取和充分的挖掘。要引導學生學會從地圖入手，從感性入手，探究性地學習地理知識。

3．在教學中，要堅持以學生活動為主，教師講述為輔；學生活動在前，教師點撥評價在后。樹立學生的自主學習意識。【新課引入──“長期的熱點地區”】

新課導入部分，建議采取以下方式。

播放錄像。教師課前搜集有關錄像，如第一部分“千年爭端，今日焦點”。看錄像時，要求學生記錄并思考：(1)中東的地理概念是什么？

(2)中東地區的千年爭端因何而起？

(3)中東成為今日焦點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學生看錄像后，結合書上資料，再做出簡要回答。

根據學生回答，教師歸納出若干條“熱點因素”，如“運河之爭”、“石油之爭”、“淡水之爭”、“宗教之爭”、“領土之爭”等，在板書中以框題形式書寫，然后再逐一具體分析講授。【三洲五海之地】

1．教師提問：中東地理位置具有什么特點，使其成為東西方勢力爭奪的熱點？討論并回答。

2．向學生闡明“中東”概念和名稱起源。

3．引導學生指圖說出“三洲五海之地”的含義和具體位置，并指出本區還有哪些重要的海域和咽喉要道。教師應特別指出“里海”與其它四海的不同，并強調“海洋”與“湖泊”以及“內流湖”在概念上的差別。

4．提問：讀圖說出“土耳其海峽”與“蘇伊士運河”在地理位置上具有什么樣的重要性？

(1)同為兩大洲界線；

(2)土耳其與埃及因此成為地跨兩大洲的國家；

(3)歐洲通往印度洋沿岸和太平洋沿岸國家的海上道路因蘇伊士運河而大大縮短，方便了西方國家向東方的殖民擴張和資源掠奪。如課時允許，還可對蘇伊士運河的歷史和與埃及經濟的關系作補充介紹。【豐富的石油資源】

1．提問：提到中東就不能不提到石油，而為什么說中東是世界石油寶庫呢？ 建議引導學生通過閱讀教材，從地圖和“活動”課文入手，從空間(分布)和數量(儲量、產量、出口量)兩方面探求結論。

2．教學中要注意不同形式地圖的作用，如通過讀中東石油分布圖，可使學生明確中東石油主要分布在波斯灣及其沿岸地區。可對照世界政區圖，由學生說出主要的產油國。

3． 在以上活動的基礎上，教師還可進一步引導學生通過讀圖，分析三條航線的優勢差異，如提問學生：同樣是輸出至西歐各國，航線A和B的差異何在？(A航線經蘇伊士運河，至歐洲的距離最短，運費最經濟，但由于運河地狹水淺，油輪噸位不高；B航線經非洲好望角，至歐洲的距離較長，但水道寬闊，可通行巨型油輪。)

4．石油資源是非可再生資源。

教師應由此引導學生關注人類發展與資源環境的相互關系，也可由此初步探討單一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在學習的過程中，初步形成知識綜合思維的意識和能力，并滲透能力和價值觀念的培養目標。

可引導學生結合本區地形、氣候圖，分組討論以下問題：

(1)這些石油國在發現石油前，經濟以何為主？(干旱缺水，高原山地為主──灌溉農業及牧業──經濟落后貧困)

(2)石油枯竭后，他們的經濟出路又在哪里？(發散討論)【匱乏的水資源】

1．從本區氣候特征入手，引導學生說出為什么在中東地區，水資源比石油資源更寶貴？進而討論水資源匱乏會對本區的生產生活造成什么影響？

2．引導學生分析本區水資源分布特征(分布不均，多國共用)，進而分析“為什么說西亞一直在為水而戰？”

3．引導學生思考：如果不依靠戰爭，中東各國有沒有更好的辦法來解決水資源匱乏的問題？(建議以沙特阿拉伯的海水淡化工程和以色列的節水農業為例，加深學生對良性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協調人地關系的認識；還可以舉從鄰近的土耳其等富水國家輸水的例子。)【文化差異】

1． 建議以錄像、圖片資料等直觀素材介紹三大宗教文化的差異性。

2．讓學生收集有關阿拉伯文化和風俗習慣的資料，在課上相互交流。

3．通過錄像，活動──巴勒斯坦問題”，開展以下討論：

(1)談談你對阿以沖突的認識？(或為什么說阿以沖突是西亞問題的核心？

(2)你認為世界各國發生矛盾時，應以什么樣的態度來解決才是最明智的？ 教學反思

其一，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掌握科學的學習方法可以使學生學習起來事半功倍。這是地理教學過程中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問題，它將對學生終身學習地理乃至其他知識產生深遠的影響。

其二，“學習對生活有用的地理”。學習了《中東》這節內容，我們從中獲得了哪些知識?這些知識對我們有用嗎?從中東經濟的發展中學習可以借鑒的經驗，就是對我們有用的知識。而這樣的知識是極富有生命力的。

第四篇：中東北非形勢與政策

中東北非形勢與政策報告

中東北非**有其深刻的國內社會背景，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事件發生的時間、引發**的直接誘因都具有偶然性，并不是蓄謀已久或外部勢力長期策劃、設計和控制的結果。

我們不能誤用因果，但我們又必須看到那些我們沒有足夠重視的聯系性，對可能產生的影響給予足夠的重視。我們在這里必須強調此次**對非傳統安全的影響。有可能對歐洲造成新一輪難民潮，恐怖活動。

此次事件的重要影響不會造成中東政治格局或全球政治格局的根本改變，事件不可能對全球力量格局造成根本性影響，對大國戰略調整的影響也是有限的。

中東亂局會對美國總體戰略產生影響。美國的中東外交是考驗奧巴馬外交的關鍵，是其謀求外交得分的核心地區之一。因此，沒有確定把握，奧巴馬不會輕易出牌。

美國會投入相當精力做好中東的維穩工作，將更多的資源投入中東新秩序的構建。埃及和中東**必將損耗美國的外交資源，牽制美國的精力，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其在東亞戰略的部署。

但從根本上說，除非中東地區出現了大規模反美行動，否則美國全球戰略重心東移的總趨勢不會改變。

目前中東和北非局勢動蕩對全球原油供給的直接沖擊有限

首先，局勢動蕩十分明顯的國家石油產量和儲量占世界總量的份額都相對較小，其他產油國家或地區利用閑置產能能夠迅速填補產出的下降。

其次，當前全球原油庫存水平仍然偏高。

第三，埃及政權交接相對平穩，重要的能源通道保持暢通。中東政治危機和軍事沖突對世界原油供給和價格的沖擊在逐步削弱。

從歷史經驗看，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東和北非地區發生了五次比較大的政治危機或軍事沖突，對世界石油供給產生了比較顯著的影響。與這五次危機相比，其影響程度和持續性主要呈現以下三個方面的變化趨勢：

l．中東和北非地區石油供給變化對世界原油產量的沖擊程度有所減弱，沖擊持續的時間逐步縮短。

2．短期內石油供給沖擊能夠導致世界油價出現比較明顯的波動，但影響的持續性逐步減弱。

3．石油供給沖擊對經濟增長的總體影響在逐步減弱。盡管非洲、中東許多國家依然存在政治不穩定、國內經濟社會動蕩等風險，但是擴大在這些國家投資依然是中國必然的選擇，因為它不僅是中國企業和資本“走出去”的最大目的地之一，中國與這些地區的戰略伙伴關系的建立，也有助于打破現有西方主導的全球能源與投資格局，大幅提高中國全球資源配置能力。

第五篇：論捐納制度與清朝滅亡

論捐納制度與清朝滅亡

【內容提要】捐納，又叫貲選，即通常人們所說的賣官鬻爵。一般由政府條訂事例，定出價格，公開出售，并成為制度化。清代捐納始于順治、完備于康熙、雍正、乾隆，冗濫于咸豐、同治，終于宣統。開辦原因主要是為了河工、鎮壓農民起義、海防等籌集資金。捐納雖對科舉具有補充作用，但“以官為市”，“害國體、害政事、害民生、害官方、害人才”，是直接導致清朝滅亡的原因之一。

【關 鍵 詞】捐納制度、清朝滅亡

庚子之后的10年，清朝國勢垂危，曾大力推行新政，進行改革，企圖以此來實現王朝的自救。結果，事與愿違。1911 年，統治中國長達260多年的清朝被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一舉推翻。清朝滅亡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捐納制度的開辦造成吏治的嚴重敗壞，直接加速了它的滅亡。

鴉片戰爭后清朝捐納的開辦清朝官吏的來源主要有3個途徑：科舉考試、蔭襲保舉、捐納。捐納，又叫貲選，有時也稱捐輸、捐例、開納，即人們所說的賣官鬻爵。它通常由政府條訂事例，定出價格，公開出售，并形成為制度。1

捐納的開辦并非始自清朝，早在秦漢時就已出現。據史書記載，秦漢兩代，每逢軍興、河工或災荒，統治者每多舉賣官爵，以解決有關經費。清朝捐納的開辦，始于順治，完備于康、雍、乾3朝，冗濫于咸豐、同治兩朝，終于宣統朝，前后存在了200多年。

一、清朝捐納制度的興起與發展

1、為解決大批“士者”出路廣開捐例

鴉片戰爭之前，清朝捐例的開辦主要是用于籌措西北用兵的戰費和河工的經費。此外，由于人口膨脹，地主官僚子弟增多，而3 年一度的鄉會試錄取名額有限，為了保持地主階級內部的穩定，在科舉考試之外，特另開捐納途徑，使相當一批地主階級子弟能有一條獲得一定官階職銜的途徑。當時統治階級認為這樣做，具有“補科目所不及”的作用。另外，在國家正常的賦稅之外，另辟財源，還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所以，即使在康乾那樣經濟繁榮的“盛世”，統治階級1謝俊美 《晚清賣官鬻爵新探》 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

也廣開捐納。乾隆年間，捐納一名道員，需銀1萬多兩，捐納一名知縣，需銀4、5 千兩不等。雍正年間，經辦捐納的官員竟公開“賣官賣法，貪污中飽”，而捐納出身的官吏大多“收受陋規為職事”。部分捐有官銜的紈绔子弟更是依“官”仗勢，橫行不法。捐納開辦的原意是要消除社會的不安定因素，保持社會秩序的穩定，結果反而激化了社會矛盾，造成了社會動蕩。乾隆末年，乾隆帝已看出這些問題。1793年（乾隆58年）乾隆帝頒諭：“為治之要，首在用人，而人才究以正途為重。前因軍需、河務支用浩繁曾開捐例，??以致銓選壅滯，人才不興，可見捐納一事竟當不必舉行。”2下令停止。他甚至要求子孫永遠“奉之為法”，不再開辦。然而歷史的發展并不以他的主觀愿望為轉移。乾隆以后中國人口激增，地主階級人口的大量增長，文化人過剩現象日趨嚴重，仕途日益狹窄，捐納制度早已成為大批地主階級子弟躋身統治階級行列的捷徑，統治階級已無法將其停止。

2、為籌措鎮壓農民起義戰費推行大捐

1797年（嘉慶元年），嘉慶帝即位的當年，爆發了席卷川、鄂、陜、甘、豫5省的白蓮教大起義。為了籌措鎮壓起義的經費，嘉慶帝只好違背祖訓，重開捐例，于次年開辦了《川楚善后條例》。道光帝即位后的第七年，也參照嘉慶年間的作法開辦捐例 咸同年間，中國社會階級矛盾空前嚴重，農民起義連年不絕，清政府為了籌措鎮壓農民起義的經費，只得再次開辦捐例。1851年咸豐帝即位當年，爆發了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起義，為了籌措軍餉，咸豐帝仿照道光朝的辦法，開辦了《籌餉事例》。《籌餉事例》原定1年，但因太平天國起義規模越來越大，一時無法撲滅，遂宣布無限期地開辦下去。這次開捐同以往開捐不同的是它是實官捐納，即所謂大捐。捐納人員在交付所捐官職的銀兩、領到戶部憑照后，即可由吏部直接簽發到任。由于條例紛繁，銀數參差不一，經手官吏侵蝕貪冒，以致在推行中弊竇叢生，“侵蝕勒派，私行減折，諸弊并作”。清軍在揚州設立江北大營后，“錢江與同幕五人赴里下河督勸捐納，不從者脅之以兵，時人畏之，目為五虎”。3捐納自此冗濫。同治改元后，對籌餉事例重新進行增刪，并繼續無限期地開辦下去。

咸同年間，因為捐例廣開，加上軍功、蔭襲、保舉，以致社會上“官多如鯽”，出現了大量的冗官冗員。“花翎紅頂，幾遍城市”。因官缺有限，還形成了龐大的候補隊伍。以江蘇為例，1874年（同治13年）道員可由外補之缺不過二、三員，府、州、縣、同（知）、通（判）可由外補之缺不過數十人；而此時候補道約有六、七十員，候補府、州、縣、同、通約有一千余人。“夫以千余人補數十員之缺，2柯劭忞《清史稿》中華書局“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上海人民出版社

已遙遙無期，即循資按格而求署事，亦非數十年不能得一年”。文官如此，武官亦如此。江蘇有“借款補缺，有以提鎮而權千總、把總者 ”，由于武職候補人員眾多，以至一、二品大員無法安置。因補缺無期，一旦署事，猶如餓虎入羊群，其貪得無厭，可想而知。大量的冗官冗員還造成銓選壅滯，嚴重影響正途出身的官員即補升遷。“正途人員幾無到班之日，即補人員不但終身無補缺之望，幾無終身差委之期，貧苦窮餓莫能名狀，至有追悔不應會試中式者”。43、捐納制度與洋務運動

捐例廣開，以致捐員成份復雜，造成吏治嚴重敗壞。清政府也承認：“非但仆隸概與出結，以致市儈之徒，皆成暴貴。??并聞有眾商伙捐，一人出名赴任，眾人隨同牢利”。同光年間，隨著洋務新政的開辦，大批捐員又進入各類洋務企業。大批候補、候選捐員參與洋務新政，這對洋務運動的興起固然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也給洋務企業帶來了濃厚的封建性。由于歷史條件和自身知識的限制，許多捐員仍用傳統辦法管理企業，把企業衙門化，使這些企業成效甚微。不少捐員不學無術，對于洋務一竅不通，問其“何者為條約，何者為公 法，何國為民主，何國為君主，何國為君民共主，均茫然莫應，又遑問天算機器之精微，國俗民風之同異”。更多的候補、候選捐員把經辦洋務當作貪污中飽的利藪，講究排場，揮霍浪費，安插親信，掛名支薪。以福州船政局為例，“歲糜數百萬帑金，徒供千百萬委員開支中飽之用”。5在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的企業中，蠢幣病公，假公肥己，鉆營趨避現象尤為嚴重，捐納人員的腐敗行動不僅為守舊官僚提供了攻擊洋務的口實，而且也造成洋務企業的經營腐敗，“不但不能興利，復多虧損，大多數企業最后淪于失敗”。

4、捐納制度與民族資產階級

在晚清捐納制度的推行中，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那就是民族資本家捐官的現象比較普遍。中國是一個官本位的國家。在中國，官員的作用不僅是政治權威，而且也是教化的楷模，作養率教于先，是民眾的榜樣。很多事情是老百姓仿效作官的。民族資本家投身洋務活動，興辦近代新式工業大多是仿效洋務官僚的。然而他們經營新式企業，卻困難重重，外遭外國資本的排斥，內受本國各級封建衙門的干擾、刁難、勒索，各種捐稅的攤派，使中小企業難以應付。為了改變自己的身份，便于同官場打交道和求得減免各種厘稅的優惠，他們中 多數人納貲捐官。據對1863——1885年間開設的32家民族資本企業的創辦人政治身份的不完全統計，其中候補道2人，候補知府、候補知縣、候補同知、候補通判4人，候補郎中1人。甲午戰爭后，民4《皇朝經世文編續編》卷22，“吏政”《皇朝經世文編續編》卷2

2族工業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民族資本企業創辦人、主持人捐官的人數比戰前更多。1895——1900年間新開辦的64家民族資本企業的創辦人中，有卿、寺、布政使銜的5人，候補道9人，候補、候選知府、知州、知縣17人，其他佐貳雜職28人。6眾多的民族資本企業創辦人、主持人捐官，雖然為他們的經營活動帶來了諸多方便，如與官府辦理交涉可省去不少麻煩，可以從官府那里獲得有關工商業經營方面的信息，甚至還可以獲得減免厘稅的種種優惠，對民族資本的發展起了一定的有益作用。但它同時也給民族資本企業的發展，帶來了很多的不利因素。大量的資金用來為自己、為兒孫捐官以及用于官場應酬、交際，使企業的資金不能用來購買新的生產資料、擴大再生產，既妨礙了資本積累，又嚴重阻遏了民族資本的發展。事實證明：不少民族資本企業經營不善、嚴重虧損，與企業創辦人、主持人捐官有很大關系。此外，捐官也扭曲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形象，使中華民族資產階級從一開始就產生了對封建官府的依賴和屈從。中華民族資產階級同封建主義的廣泛聯系，中華民族資產階級先天的軟弱性和妥協性的品格，在一定程度上同民族資本企業創辦人、主持人納貲捐官、自身官僚化有關。

二、捐納制度加速了清朝的滅亡

光緒年間，清政府應洋務官僚的要求，開辦了海防捐，以所得捐資作為北洋艦隊主力艦只的常年維修費。1887年（光緒13年）黃河在鄭州決口，堵塞決口的費用一時無著，遂將海防捐停辦，改為《鄭工事例》。此外，一些地方官僚，如江蘇、福建等省也因開辦新政，經清政府批準開辦了捐例。

長期開辦捐例，出售官爵職銜和實官，如前所述不僅造成了社會上存在大量的冗官冗員，而且對晚清社會的政治、經濟、新政等帶來了巨大的危害。改良主義思想家馮桂芬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數十年來，捐途多而吏治益壞；吏治壞而世變益亟，而度支益蹙；度支益蹙而捐途益多，是以亂召亂之道也”。文人孫兆熊則進一步指出，咸、同、光、3朝以來，廣開捐例，捐員“視民生之休戚，地方之理亂，漠然不動于心，惟一已之囊橐是肥，吏治之壞，半由于此”。他還把捐納制度病國害民之弊，歸納為害國體、害民生、害政事、害人才、害官方等5 個方面：“綰符可買、夷袒官吏，輕量朝廷，??名器濫，有損圣朝體制，害國體也；惟知剝民，竭民之脂膏，斂民之貨財，侵挪吞用以飽私囊，害民生也；市儈無賴，目不識丁，或胸無點墨，一6 陳真、姚洛《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和彭澤益《中國手工業史資料》兩書有關部分統計

旦出膺道府州縣，于民事政事懵然無知，惟賴胥吏幕友舞文弄墨，肆行無忌，而政事不可問，害政事也；造成正途及保舉人員擁擠，豪杰未免灰心，有志者竟不得舒展其志，官不安于末秩，士不安于讀書，開僥幸之風，害人才也；紈绔子弟，不學無術，一旦捐納得官，朝猶 白丁，暮已列于仕版，儼然握印，律例不悉，民事不知，害官方也”。因為捐納制度弊多害重，所以一直遭到社會輿論的批評。鴉片戰爭以后，早期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從清朝在反侵略戰爭中一敗再敗，看到中國政治制度的腐朽，強烈要求變革封建政治，停止捐納制度。指出：“捐納十羊九牧，官多民少，最為無策”。“不廢捐納，天下終不得治”。71898年戊戌維新變法期間，維新派再一次強烈呼吁停止捐納制度。“多論中國變法必自官制始，而官制改革首在重人才，而人才之興，首在停捐納”。是年7月9日，光緒帝接受維新派和部分官僚的建議，下令停止海防捐。光緒帝指出：“一面裁員，一面賣官，有此政體乎？”但軍機大臣借口北洋防費無著表示反對。由于守舊大臣阻撓反對，捐納最終未能停辦。

1901年，清政府宣布實行新政。兩江總督劉坤一和湖廣總督在其聯銜會奏折中指出：中國積貧積弱不振的原因很多，捐納制度是其

一。捐納“礙民生”、“喪國體”、“敗綱憲”、“壞吏治”，“捐納實官最有妨于新政，娉亂吏治，阻格人才，莫此為甚。今欲整頓，請即下詔，永遠停止。”8同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停止捐納。但諭令頒布不久，又因各省賠款攤派數額巨大，新政經費無著而再行開捐。當時正逢宣布廢八股、停科舉，大批生員仕途受阻，因此爭搶購買官銜爵位幾乎達到了高潮。有人形容當時捐官者猶如“微生物滋蔓，所在皆是矣”。甚至富貴之家“北角之歲（幼兒），隸名天官；胎妊小兒，預營仕牒，吏道淪喪，莫此為甚”。吏治敗壞使清朝到了無法挽救的地步。1909年（宣統元年）新成立的度支部甚至還正式地將日常捐例所得，列為國家“必要的財政收入”。1910支部制訂的次年財政預算歲入表中，規定捐納一項收銀應為565萬兩。只是由于武昌起義爆發，清朝垮臺，這項預算計劃才未實現。

晚清最后10年，清政府一方面效法西方，推行新政，預備立憲，裁并機構，精減冗官冗員；另一方面，又不停地開辦捐納，大肆賣官鬻爵，以致吏治嚴重敗壞。大批捐員借辦“新政”，假公濟私，巧立名目，攤派勒索，收受賄賂，專務肥己，中飽私囊，蠹國殃民。吏治的敗壞直接引起下層民眾的不滿，作為一種自發的反抗，晚清最后10年的民變風起云涌，迤邐相屬。據不完全統計，從1902年到1911年，全國各地起伏生滅的民變多達1300余起，平均每兩天半一起。7《皇朝經世文編三編》卷22劉坤

一、張之洞：《江楚會奏變法三折》，臺灣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這些民變與孫中山的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斗爭互相影響，互相推動，在時間上、空間上并存，勾畫了20世紀初年，中國社會一派亂世的景象和加速清朝滅亡的催命符。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朝被推翻。隨著清朝的滅亡，捐納制度也隨之成為歷史的陳跡。然而捐納制度所帶來的社會負面影響，因資產階級革命的不徹底，在中國社會上仍長期殘留著。因此，總結和吸取晚清因濫開捐納、造成吏治敗壞、加速清朝滅亡的教訓，對于我們今天反腐倡廉不無啟示和教益。

參考文獻：

1、俊美 《晚清賣官鬻爵新探》 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

2、柯劭忞《清史稿》中華書局。

3、陳真、姚洛《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

4、彭澤益《中國手工業史資料》

5、《皇朝經世文編三編》卷226、劉坤

一、張之洞：《江楚會奏變法三折》，臺灣文海出版社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