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談中國道德問題

淺談中國道德現狀

處于19世紀中期的馬克思感慨地說:“在我們這個時代,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隨著人類愈益控制自然,個人卻似乎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或自身的卑劣行為的奴隸。” 社會上出現了“每一個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時的這種可怕的冷淡、這種不近人情的孤僻”。“每一個人的這種孤僻、這種目光短淺的利己主義是我們現代社會的基本的和普通的原則”。一向以重道崇德而自豪的文明古國中國,近年時間以來,也頻頻爆出關于道德的種種負面新聞,引起各界人士的極大震動。國人紛紛發問：社會道德狀況如何,是不是遭遇了“道德寒冬”,正在道德滑坡?近60年來我們連續經歷了三次偉大的歷史性轉變,在這么短的時期內實現了如此之大的轉變，對于我們這個有著十多億人口的超大國家里來說，其艱巨性、復雜性、繁重性,舉世所罕見。但與此同時也時時處處伴隨有社會道德方面的轉變。

中國目前的社會道德存在著種種道德缺失的現象，雖然改革開放使得熱愛祖國、熱愛人民，勤勞樸素、誠實善良的始終成為社會的主流。在遇到自然和社會災害面前，會出現那樣多的“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局面。但也不缺乏負面的道德觀。例如比較嚴重的官場中腐敗。從古至今，中國人一提到官場，第一反應就是官員的“貪污腐敗”“道德淪喪”，而且大多數中國人對這種現象雖然感到有些憤怒，但卻也無可奈何，直至最后不得已才理所當然的接受。也正是因為官場的“貪污腐敗·錢權交易·行賄受賄”成為這個社會的潛規則，在人們心中成為不得不接受甚至是可接受的現象時，腐敗便形成了一種文化，文化的力量是巨大的，是可延續的，當腐敗文化在中國肆意橫行時，會帶來很多制度層面解決不了的問題，并且將貽害千古。而今天的中國顯然已經到了這種糟糕的地步，而其結果便是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積累的財富、成果及未來的發展潛力如同“青蛙效應”中的青蛙一樣慢慢的莫名其妙的死去。

再把視線投向整個社會，類似南京彭宇案、小悅悅事件、十四歲賣淫女事件、三聚氰胺事件等等屢見不鮮。對于所有黑頭發黃皮膚講漢語的中國人來說，“中國”這個詞包含了無限的情感與溫馨，我們對于腳下的這篇土地有著超出想象的眷戀與熱愛......中國人的鄉土情結永遠都是這樣“固執”，因為，我們深深的愛著我們的民族、國家。可是，在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我們的國家病了而且病的不輕，甚至不止一個危言聳聽的家伙告訴我，這個國家已經病入膏肓了......帶著對這個民族、國家無比忠誠、期盼的我，也時不時的思考著我們到底哪兒出了問題呢？曾經，我們的理想是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現在這個理想大多數國人已經實現了而且正在向著更高的目標追求，可是反過頭來我們卻發現自己的心靈是那樣空虛，精神是那么的作偽。一切盲目向錢看，導致了任何神奇的事情都有可能在中國發生。了錢，商家可以在奶粉里添加三聚氰胺，為了錢，顛倒黑白誣陷好人，為了錢，不顧廉恥笑貧不笑娼......更有甚者：“不貪污，我做官干什么？”

道德是一種人心的力量，是一種約束和使我們自己不斷反省的動力，他還是一種比法律更能治理社會的制度和思想。而民族精神就是這個民族、國家道德的核心力量。孫中山先生曾經這樣說過：“中國從前是很強盛很文明的國家，在世界中是頭一個強國！到了現在便一落千丈，地位還不如殖民地，此中最大原因，就是由于我們失了民族的精神，所以國家便一天退步一天。我們今天要恢復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復民族的精神。”先生說過，我們民族的道德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后是和平。我是如此認為的：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要對民族忠、對國家忠，對百姓要仁厚對父母要親愛；對他人要講誠信，對朋友要講義氣；對其它世界平等待我之國要和平相處，共建大同。中國欲興盛必先恢復道德，民族欲實現復興必先恢復精神，我們需要道德，我們需要人心的慰藉！

第二篇：道德問題

時事素材1：

今年中秋節，在浙江杭州，一對特殊的“母女”——“最美媽媽”吳菊萍和墜樓女孩妞妞約好，從醫院回到家里，共度這個團圓的日子。

時間回到７月２日，２歲女童妞妞從自家居住的１０樓突然墜落，千鈞一發之際，還處在哺乳期的吳菊萍奮不顧身地沖上去，伸出手接妞妞，兩人一起倒在地上。孩子得救了，吳菊萍的手臂卻被巨大的沖擊力撞成粉碎性骨折。

吳菊萍的英勇事跡經網絡傳播后，無數網民為之動容。一位網友說：“在這種危急狀態下能激發出如此救人壯舉，只有身為人母才能瞬間爆發這樣巨大的力量。”網民也因此稱這位英雄母親為“最美媽媽”。

真摯的美德是道德的集中體現。“最美媽媽”的故事能夠傳遍大江南北，被人們廣為傳誦與贊譽，恰恰印證了道德的偉大力量。

時事素材2：近來中國的媒體在討論一個在世人看來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問題，即“摔倒老人，要不要扶?”對數千年之前的孟子而言，“幼童要掉到井里，要不要拉一把?”這是一個不用提的問題，或者說這根本不是一個問題。這個世界上，人類的很多行為和動作，出自人類的惻隱之心或者本能，根本不用作任何理性的思考。因此，幼童落井要拉一把，老人摔倒要扶一把，都是不需要人類費理性來思考的問題，惻隱之心和本能的驅動足矣!科學家更發現，類似的惻隱之心和本能，甚至存在于動物群體之中。很多動物群體對環境都已經發展出群體生存和發展所需要的本能，互助互救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項本能。

為什么中國社會要討論這樣一個本來根本不用討論，或者不是問題的問題?原因極其簡單，是因為這個問題已經在中國社會變得如此復雜，而必須訴諸于人類理性了。這些年來，很多案件的發生，例如南京的“彭宇案”和天津的“許云鶴案”，不管其背后的故事如何，都似乎和人類的本能反應相對立。媒體上充斥著很多匪夷所思的標題，例如“十九歲大學生扶起倒地老人，法院判賠7萬多元”、“老人摔破頭圍觀群眾無人扶，家屬表示理解”、“孩子路見倒地老人上前幫助，被家長嘲諷訓斥”、“解放軍士兵扶昏倒老人被迫賠三千，部隊找證人討回公道”，等等。

時事素材3： 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關系到祖國的未來，在新興傳播方式盛行的今天，如何運用青少年青睞的方式傳播高尚的思想道德，是各地宣傳文化部門非常關注的重要問題。

在全國，“做一個有道德的人”主題活動的開展，“中華誦”全國中小學經典朗讀夏令營的舉辦，“美德少年”的評選表彰，都有力促進了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讓許許多多的未成年人從小就養成“在家孝敬父母、在學校尊敬師長、在社會奉獻他人”的優良品質。

廣東省搭建網絡互動平臺，以南方網為主要支持網站，鏈接各地級市區域網站，圍繞社會道德建設的重點、熱點、難點，組織網絡大討論、網絡大講堂、網上評先進、網絡知識競賽等活動，使廣大網民，尤其是青少年關注道德建設，參與道德建設。他們依托手機開辟學習的平臺，每天早晨為移動用戶免費發送名言警句、經典廣東、開心一刻，利用手機電視、彩鈴、新聞早報等形式，潛移默化地進行現代公民教育。

北京市在2004年就開始征集新童謠，當年即征集了19436首，編輯出版了《新童謠》小學生精選本，在新學年開學之際贈送給小學和幼兒園。2005年，北京市挑選一批優秀童謠，請作曲家譜曲，通過表演、比賽等形式，在全市推廣。在新童謠中，還有一些被制作成MTV，每天在電視中播放，效果顯著。

河北農業大學作為百年老校，始終把“青年興則國興，青年道德高尚則社會穩定發展”當作工作的目標。他們將繼承太行山精神與學生思想道德建設結合起來，用圖書、影視、講壇等形式，讓太行山精神內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形。時事素材4：

全國道德模范首都高校座談會發言摘編：

做雷鋒傳人是我畢生信念

鞍鋼集團礦業公司齊大山鐵礦采場公路管理員郭明義

從小到大，雷鋒一直是我的榜樣，做雷鋒傳人是我畢生的信念！

我認為，做雷鋒傳人，就要立足本職、奉獻崗位，在愛一行、鉆一行、精一行中收獲幸福。在鞍鋼，當汽車司機，我創造了單車年產最高紀錄；任車間團支部書記，我所在的支部是紅旗團支部。調任礦山公路管理員后，我每天提前2個小時到現場，雙休日、節假日從不休息。16年來，累計加班15000小時，相當于多干了5年的工作量。有人說我是“越干越基層、越干越辛苦”，但是我沒有感覺到苦，而是越干越起勁，在適合自己的崗位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覺得非常快樂。

我認為，做雷鋒傳人，就要無私幫助他人、奉獻社會，在促進人與人之間的溫暖和諧中收獲幸福。這些年，我積極投入希望工程、無償獻血、捐獻造血干細胞、捐獻遺體器官等活動。工作29年，共捐款12萬多元，資助了180多名特困學生；無償獻血28次，捐獻血小板49次；8次發起捐獻造血干細胞血液樣本采集活動，2300多名礦工響應；發起成立了全國人數最多的遺體（器官）捐獻志愿者俱樂部，不僅自己參加，妻子、妹妹、妹夫也加入。群眾有了困難，黨員不能袖手旁觀、無動于衷！一定要站出來，一定要管！幫別人分擔憂愁、減輕痛苦，讓病人及時得到救治，讓貧困家庭一解燃眉之急，讓失學兒童露出幸福微笑，這都是我能夠做到的，我為什么不做呢？我為什么不多做一點呢？

我認為，做雷鋒傳人，就要榜樣示范、弘揚正氣，在發揚光大雷鋒精神、引導更多的人以助人利人為樂中收獲幸福。在我帶動下，全國各地志愿者紛紛加入以我名義組建的愛心團隊，已成立100多個分隊，志愿者5萬多人。今年3月，我開通了微博，借助這個平臺傳遞積極的道德觀和幸福觀。6月12日，我在網上發出在世界獻血者日無償獻血的倡議，短短2天就有2600多萬網友看到了這份倡議書。當天，3000多名志愿者獻血60多萬毫升。這讓我更加堅信：道德力量無窮，天下好人多。

時事素材5： 民政部社會福利與慈善事業促進司原司長王振耀發現一種有趣的現象，在中國做慈善被人誤會的情況非常普遍。“有個企業家捐了10億元出去，馬上變成一場道德爭論，人們會懷疑他是不是要逃稅。社會這樣的反應是非常古怪的。”

2004年印度洋海嘯發生后，網易掌門人丁磊個人為災區捐了1000萬元。為此，他曾猶豫了一天，令他擔心的是，萬一人家問起，如果真心想做好事，為何不用化名？捐1000萬元是為了出風頭還是斗氣？為什么捐給外國，而不捐給受災的中國人？以后國內遭遇災情，你會捐多少??丁磊的疑慮，真切地勾勒出中國慈善捐贈的社會環境，事實上，丁磊在捐完款后也確實受到了網友這樣的質疑和抨擊。

陳光標在捐款時也備受爭議，導演馮小剛大發脾氣，筆者認為雖然尖銳，但很有道理：“陳光標做慈善有點高調，引起一些人的反感甚至還被一些媒體討伐。行善的人接二連三被肆意攻擊，被審查被逼著曬發票，捐了錢卻像是干了傷天害理的事，真是比竇娥還冤。有篇評論問得好，是不是做慈善必須是道德品行的完人？該罵的是高調的慈善還是低調的不慈善？這是大是大非不容混淆。”“這不是陳光標一個人的問題，現在是你不捐錢不慈善什么事也沒有，一捐錢做慈善就挨罵遭質疑。原來文藝界一說捐款一呼百應，現在誰也不抻頭，都怕捐了錢還挨罵。捐少了說你摳門，捐多了說你顯擺作秀。什么他媽的鳥風氣？”

時事素材6： 迄今為止，杭州錢塘江上已經建成了9座大橋，一座比一座建得漂亮，但論質量，誰也不敢打包票，后建的橋一定比它們的老大哥———茅以升主持設計的錢江大橋牢固。這些天，隨著錢江三橋發生引橋坍塌事故后，網友將關注的目光聚焦到錢江大橋身上，發現大橋建成74年來任憑風吹浪打，巋然不動，被網民熱捧為“橋堅強”。網友發帖問：茅以升修的這座橋，設計壽命50年，已經超期24年，就是不倒，連大修都沒修過，這是神馬道理？??論設計能力、施工技術、材料質量，茅以升他們建錢江大橋時根本無法與今天相提并論，至于投資，錢江大橋耗資160萬美元(未炸毀之前的建橋資金)，而錢江三橋投資高達6個億，兩者更沒有可比性，但建造質量何以差距如此之大呢？答案已經由一網友給出了：過去的人實在，按部就班，科學施工，不搞獻禮工程，不搞大躍進，不沽名釣譽，不偷工減料，所建工程焉得不牢固？

此話說對了一半，其實這中間還隱含著另一層更深刻的含義，恰如網友所說的那樣：我覺得道德才是第一生產力，道德是社會運行的“萬有引力”，它看似不存在，實際上無處不在！它對社會的作用力總和任何其他力量不可相比！誠哉斯言！

錢江大橋之所以能在風雨中屹立74年，就因為建橋者們用他們高尚的道德情操、無與倫比的敬業精神和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為大橋奠定了精神基礎和靈魂底色。橋身不倒，首先是橋魂猶在。??茅以升1975年贈送給浙江省檔案館的錢塘江大橋工程技術檔案，已于2000年被列入全國首批48件《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之一。

各界觀點：

——周英峰：領導干部更應成為“道德模范”

自古以來,中國就有“以吏為師”的道德心理習慣,官員的道德高度往往影響著整個社會的道德高度。今天,領導干部作為特殊群體,掌握著人民賦予的權力,代表著黨和政府形象。因而,領導干部道德水平的高低,往往直接影響著社會的精神狀態和道德風氣,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關系著黨和國家的興衰存亡。

官德正則民風淳,官德毀則民風降。我們黨歷來重視領導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設,培養了焦裕祿、孔繁森、鄭培民、沈浩、楊善洲等一大批官德高尚的領導干部楷模。但不容諱言的是,當前修養缺失、道德淪落的問題在領導干部中也時有所聞,一些影響廣大干部形象的惡劣行為,甚至敗壞了社會風氣。

從近年查處的領導干部違法違紀案件來看,腐敗分子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也大都是從道德滑坡開始的。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和矛盾凸顯期,實現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應當加強領導干部的作風建設,提高領導干部的道德修養。這個任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突出、更加迫切。

加強領導干部道德建設,核心是加強其自身修養。千里之堤,潰于蟻穴。各級領導干部要堅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勵,嚴守規矩扛得住誘惑,分清良莠謹慎交友,切實管好自己的生活圈、交往圈、娛樂圈,切實管住自己的手、腿、嘴。特別是無人監督的時候更要嚴格要求自己,千萬不能降低做官做人的標準,否則會“一失足成千古恨”。

“官德”的養成,也需要一個良好的外部機制。一方面,我們要建立完善的反腐體制機制,通過制度約束權力;另一方面,要發揮民主監督、輿論監督和群眾監督的作用,切實讓公共權力“公開透明”;此外,要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干部選拔標準,完善官德考評體系,讓講官德的干部得到褒獎,讓失官德的干部得到追究。

——李泓冰：道德和法律，究竟誰撞了誰 彭宇案判決書使用了“從常理分析”、“更符合實際的做法”、“與情理相悖”之類的措辭，來判斷彭宇之責；而許云鶴案則在證據不足的情形下，用了“必然”、“定然”等主觀判斷，來做過錯推定。??法官眼中的“常理”是，如果不是你撞的老人，自然不用扶，更不用送去就醫。可悲的是，我們在現實中的感受，確乎如此——活雷鋒，畢竟不是社會的常態。而同樣的事情，倘若發生在一些文明程度高的國家，路遇病患或需要幫助的人，幾乎總有人毫不猶豫地伸出援手。或許，這是因為他們沒有承擔法律責任的后顧之憂，不會有“不是你撞的你就不必扶”的“常理”——就像新加坡的懲罰機制規定，被援助者如若事后反咬一口，則須親自上門向救助者賠禮道歉，并施以其本人醫藥費1至3倍的處罰。

那么，法律和道德，究竟是誰把誰給撞了？這就像雞生蛋還是蛋生雞一樣難以定奪。事實上，社會秩序本來就遵循著一個從習慣到習俗、從習俗到慣例、從慣例到法律制度的發展過程。

不過，現行法律雖無法超拔于社會習俗存在，但法律對于引導甚至重塑社會文明、道德規范，并不一定存在沖突。比如，倘若法官能堅持不受輿論干擾，堅持“誰主張，誰舉證”以及“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等司法原則，而不是輕率地推出一個證據模糊、是非含混的判決，那么，恐怕給社會道德走向帶來的負面效應要輕得多。

如果更進一步，在社會道德搖搖欲墜的時候，請法律出手援救呢？曾經從戴安娜車禍糾紛中獲悉，英國設有“見死不救罪”：如果“沒有對涉險人士予以協助”，就會面臨法律懲罰。為了匡扶社會道德與正義，立法能否助一臂之力？如果見義勇為有獎，而見死不救可能涉嫌犯罪，那么，被摔倒的社會道德或能有被扶起的可能。

依靠法律拯救道德，確實不得已。法律只是扶助道德之一途，在經濟急劇增長、城市不斷擴張中，曾經倚仗熟人社會道德壓力來規制行為的文化傳統，正岌岌可危，在情感約束越來越少的“陌生人”社會里重建道德規范，我們還任重道遠??

權威論述：

溫家寶總理四論道德

第一次：溫家寶第2次與網友在線交流強調誠信和道德是社會應解決的緊迫問題 ??

是的。我在金融危機開始的時候就講到，一些國家的一些企業見利忘義，為了自身的利益而損害整體利益，企業家的身上應該流淌著道德的血液。對于我們的企業來講，對于整個社會來講，道德問題十分重要。我以為誠信和道德是現代社會應該解決的緊迫問題。

什么是道德？其實最重要的：第一是愛人。仁者人也，仁者愛人。每個企業家或者社會的每個成員都要知道熱愛群眾、熱愛國家。第二，要有同情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情是道德的基礎，這在儒家哲學里頭很明確地講過。孟子說過，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他把惻隱之心作為人之端。我們的企業如果只考慮自己的利益，甚至見利忘義，把自己掙的錢建立在別人的痛苦甚至生命上，那是可悲的，也是法律不允許的。

一個三鹿奶粉，我們付出了很大的代價，網民們大概不知道。我們普查了受到奶粉影響的兒童達到3000萬，國家花了20億。同時，給受到奶粉影響的兒童上了保險，為期20年。這個教訓應該說是很深刻的，不是一個企業，也不是一個地方，是我們整個民族應該汲取的。現在如果再出現假冒偽劣產品，我們一定嚴懲不貸。這是從維護民族大義出發，絕不能手軟。

第二次：溫家寶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要加強公民道德建設

??加強公民道德建設，在全社會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和信念，加快構建傳承中華傳統美德、符合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要求、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德和行為規范。加強誠信體系建設，建立相關制度和法律法規。??

第三次：溫家寶第3次與網民在線交流稱房產商應流道德血液

??

我們現在懂得了要把房價過快上漲的勢頭控制住，使房價能夠保持在一個合理的水平。第一，必須增加有效供給。

第二，還是要下決心毫不動搖地抑制投資和投機性住房需求。

第三，要管好市場。政府管好市場主要是用法律和經濟的手段防止捂盤惜售，圈地不用。

在這里我也想說一點對房地產商的話，我沒有調查你們每一個房地產商的利潤，但是我認為房地產商作為社會的一個成員，你們應該對社會盡到應有的責任。你們的身上也應該流著道德的血液。

我知道處理房價問題要分清政府應該管的事和市場應該管的事情。對于政府應該管的事情，我們毫不含糊；對于市場應該管的事情，我們也要密切加以關注，充分利用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合理作用。同時，抑制那些不合理的房價。

??

第四次：溫家寶第5次與參事座談 講道德良心

第三，注重對社會轉型期道德文化建設的研究。從一定意義上講，文化是制度之母。一種社會制度的形成、鞏固和發展，需要有相應的文化為其提供指導和奠定基礎。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伴隨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民主法制的推進，文化建設有了很大的進步。同時也必須清醒地看到，當前文化建設特別是道德文化建設，同經濟發展相比仍然是一條短腿。舉例來說，近年來相繼發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溝油”、“彩色饅頭”等事件，這些惡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國民素質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絕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強大的國家、一個受人尊敬的國家。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文化建設，我們的文化建設除了生產更多健康有益、豐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產品，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多樣化的文化需求外，還要把加強同市場經濟、民主法治、和諧社會建設相適應的道德文化建設放到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來，這是今天我特別想強調的一個重大問題。要在全社會大力加強道德文化建設，形成講誠信、講責任、講良心的強大輿論氛圍。這不僅是維護正常生產生活和社會秩序的需要，也有利于從根本上鏟除滋生唯利是圖、坑蒙拐騙、貪贓枉法等丑惡和腐敗行為的土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強道德文化建設，是一項復雜而艱巨的社會系統工程。我們要把依法治國和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司法體制改革，完善法律法規，使有道德的企業和個人受到法律的保護和社會的尊重，使違法亂紀、道德敗壞者受到法律的制裁和社會的唾棄。同時，我們要從綿延數千年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從世界優秀的文明成果中取長補短，從而培育具有時代精神、自尊自信、深入人心的社會主義道德風尚。??

第三篇：淺談廣告道德問題

淺談廣告道德問題

來源：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 08-07-17 16:10:00 ] 作者：華玉亮

現在人類生活的各個空間無不彌漫著廣告的氣息，廣告已經成為現代社會的必需品，也是現代社會的重要標志。現在某種產品想推銷出去，最終達到消費者手中，不做廣告恐怕是很難做到了。不得不說，廣告對促進需求，引導消費，活躍市場經濟是功不可沒的。但是由于市場經濟的利益驅動，以促銷為目標的廣告因片面追求物質利益，而片面強調消費和物欲享受，對社會產生了不良的影響。

一、不真實的廣告誤導、欺騙消費者

廣告中的不道德行為體現在廣告內容的不真實性、誤導性和欺騙性，這又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廣告直接以虛假的承諾欺騙消費者，對社會公眾的權益造成直接損害，那么，這就不僅僅是違反道德的問題，還會使廣告主面臨被司法及政府機關起訴的后果，因而這種廣告在法治健全的國家只占少數。我國由于從計劃經濟轉入市場經濟的時間不長，相應的法律法規還有待建立和健全，所以存在對于虛假廣告管理不嚴的情況，廣告的欺騙性弊端也較為突出。如天津某藥廠在《新文化報》上刊登了這樣的內容，“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干擾素之父侯云德院士說：‘一次治療后能讓您一年內不再感冒！力比奇將成為感冒治療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然而，當事專家侯云德院士對此卻一無所知。事后他痛斥了該藥廠的無德行為：“這是在欺騙全國人民，欺騙全國消費者。”另一方面就是廣告使用某些手段、方法（比如夸張、對比等）只突出和強調對企業有利的信息，而不告訴消費者全面的客觀的信息，使用吹捧或修飾性技巧、手段美化了企業的產品和服務，再加上名人名星的推波助瀾，更具有欺騙性。如“蟻力神”含偉哥成分，“巨能鈣”含雙氧水，這些在廣告中是很難見到的。所以，廣告的真實性受到越來越多的消費者的懷疑，這對于我們提倡誠信的社會中是極不協調的。

二、性感廣告直接損害女性

自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克萊羅女孩廣告首次出現以來，廣告總是利用女性形象——消費者最熟悉、最容易接受的符號來推銷商品，已經成為毋庸置疑的廣告內容。女性形象在體現其促銷價值、創牌價值與審美價值的同時，也正在走入某種誤區，這對文化時尚及整個大眾文化價值理念的發展帶來較大的負面影響。

有人說：性是人們共同所需求的，不受任何身份的影響，最容易引起共鳴，也最容易被人記住。因此，利用這點作廣告，只要不明說，打打擦邊球無妨。的確，人們在傳媒上所見到的女性形象越來越“大膽”了，如今每天晚上的電視購物廣告中都有幾乎裸露乳房的女性模特兒。湖南一家電視頻道播出《曖昧語言，一則房產廣告引發爭議》的新聞。這則新聞指出，最近在長沙報紙媒體刊登了一則房產廣告，上面出現了“突破3點，大得讓你心動”、“我只賣2390～2890元/平方米”、“位置不同，價格不同，享受不同”等廣告語，配上一個穿內衣 的性感女郎，從而引發了一場關于“廣告與女性”的專題討論。學者劉紹楹評論這些曖昧廣告時說：“一些廣告運用性暗示的辦法刺激受眾感官。這種引導包含的是對女性的不尊重，格調明顯低俗。”這樣赤裸裸地把性暗示作為廣告手段，無論如何也不能算高明的創意廣告，更多則是違背了社會良好風尚。

三、不良廣告對未成年人產生深遠的影響

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商業社會，琳瑯滿目的廣告無孔不入，已經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電視作為一種廣告傳媒已越來越被商家看好，而未成人（尤其是兒童）“享受”電視娛樂的興趣又比成人濃厚得多，幾乎成了他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根據北京市對200多名4～5歲兒童做的一項調查顯示，90％以上的孩子最喜歡看的電視節目，第一就是電視廣告，第二是動畫片，第三是少兒節目。可見廣告在兒童心目中的地位。而那些低俗，重經濟效益，商業性，暴力性的電視廣告，又直接沖擊著兒童的各種感官，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兒童的道德認知、生活方式和言行舉止，對于缺乏一定的判斷能力、有極強模仿能力、認知結構尚待完善的未成年人來說，無疑是一個隱形殺手，從而影響著他們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取向。如少兒節目在播《藍貓淘氣三千問》的黃金時段，打出了這樣一個飲料廣告：“我要把這純潔透明的愛，獻給我最愛的女孩”，這不是整個在誤導學生早戀嗎？在兒童節目中附以推銷玩具和其他商品為目的廣告，容易導致社會趨向物質主義，側重物質擁有，忽視精神生活的需要。又如某方便面廣告：畫面是一碗方便面，一美女，廣告詞：“只等你來泡”。還有電視購物廣告中，不少特殊用品（如女性豐乳藥品、內衣等）的廣告，過度色情化。這些對社會不良風氣滋生提供了土壤和產生助長作用，對未成年人（特別是兒童）的思想健康也產生了不良影響。只追求社會進步、經濟繁榮，而犧牲了社會公義，及對弱勢社群的關注。再諸如“城市牛皮癬”等格調不高、內容非法的低俗廣告，正對童稚的心靈造成污染，成為德育公害！不良廣告充斥孩子們的視野，抵消著德育的效果，讓人感到非常痛心！全社會都應該來關注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設。

四、廣告對社會價值觀的消極影響

廣告在現代社會中不僅指導人們的消費，還極大地支配著人們的消費觀念、消費方式、消費節奏、而且潛移默化中也影響及改變著人們的價值觀、自然觀、社會觀、生活觀、社會關系和文化心理等。

廣告鼓吹消費至上，誘導消費者過分重視和追求物質、感觀享受。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西方學者認為，大眾傳媒以廣告等形式無孔不入地侵入了人們的空閑時間，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人的個體意識和批判理性，催生了人的虛假需求，使人變成了一個“單向度的人”。我國學者對于廣告的社會、文化效應幾乎都是持否定態度。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在廣告的控制下，人已經被物化；廣告形象的虛幻性使消費者獲取心理滿足時都顯現出某種“自欺欺人”的特征。北京街頭 2 出現了一則房地產廣告，打出的廣告詞是“你有二房嗎？”。山東也出現同樣內容廣告：畫面為“二房”二字和一舊式裝束打扮的婦女坐在磨盤前的形象、廣告語為“綿綿二房，回味悠長”。這些廣告“肆意侮辱公眾視線”，“既散發著陳腐氣息又漂浮著現代銅臭”，當然最終都沒有好結果。

在中宣部等下發的《關于清理含有不良內容廣告的通知》中也提到：“新聞媒體廣告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突出表現在違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要求的廣告屢禁不止，有些廣告內容格調低下、用語粗俗，引起群眾不滿和反感。”

對于這些有違良好道德問題的廣告，我們必須加強自身的素質，并利用各種手段維護綠色廣告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一是對廣告企業員工進行素質培訓，掌握基本的廣告法規和相應的法律法規；二是進一步加強以行政立法和政府行為予以制裁和約束；三是通過教育提高國民的素質，貫徹執行《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倡導誠信，凈化社會道德風尚通過各種；四是從企業到廣告媒介自覺抵制違背良好道德的廣告傳播。使廣告自始至終地做到促進需求，引導消費，活躍市場經濟。

第四篇：淺談領導干部道德問題

加強領導干部道德建設是為政之要

樂民鎮人民政府韋煒

道德是依靠社會輿論和人的內心信念來維持的，是調整人們關系的行為規范的總和。為政之德就是從政為官者應有的職業道德、思想品格和精神風范。胡錦濤同志多次指出：領導干部要常修為政之德。強化領導干部道德修養，是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完成黨的執政使命的關鍵，以德治國，重在官德，官德導向民風，官品決定民心。領導干部的道德素質直接影響黨的形象和執政水平一個人的道德觀是一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在一切社會活動中的集中體現，是其道德素質的內在決定因素，一個人對道德要求理解如何，往往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他在社會活動中的道德表現，如果對道德準則和規范的認識和理解不夠正確，那么支配他的行為方式的內在心理動力（即道德感情）就會出現偏差，甚至是非混淆，善惡莫辯。久而久之，便會產生道德信念滑坡和道德意志危機，內在的道德責任心建立不起來，一旦遇到誘惑，就容易喪失道德意志，造成道德失范的行為。因此，領導干部必須樹立正確的道德觀。

領導干部的道德素質直接關系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領導干部受人民的委托在不同的崗位和范圍執掌著 1

一定權力，其所作所為，關系著黨和政府的權威和尊嚴，人民群眾看我們的黨，看我們的政府，是通過干部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來判斷和評判的，因為他們不光看黨是怎么說的（即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更重要的是看黨是怎么做的，也就是干部在貫徹落實過程中表現出來的作用，干部的言行不好，他們就說黨和政府不好，干部的表現好，他們對黨和政府的評價就高。而作為領導干部的職業，其獨特的權威性和示范性，使得其“德性”和言行對社會的影響力要比其他人大的多，“正者，正也，子帥以正，熟不敢正。”廣大人民群眾對這個特殊的“社會角色”寄予了更多更高的道德期望，因此，領導干部身正行端就可以給人民群眾樹起一根標桿，將對整個社會的道德走向起著導向、示范和感化作用，這就要求領導干部必須是道德上的楷模。

領導干部的高尚情操在執政中可以產生巨大的人格魅力。我們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地位從根本上說是來自人民,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是黨執政最牢固的政治基礎和最深厚的力量源泉.每個領導干部都在一定的范圍內掌握著一定的職權,利用這種職權制定或推行法律、規章、政策和措施等,而發布號召、命令,對群眾形成一定的強制力、約束力.領導干部具有高尚道德情操,就能嚴守職業道德,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人民群眾就會擁護和支持,反之,則可能濫用職權,謀取私利,貪污腐化,侵害人民群眾的利益,人民群眾就會深惡痛絕,執政基礎最容易因腐敗而削弱,執政能力最容易因腐敗而降低,執政地位最容易因腐敗而動搖,在改革開放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形勢下,領導干部同樣不是生活在無菌的“真空”中的,實際上每天都在經受著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各種觀念的滲透和影響,每天都在經受著社會變革,利益調整的錯誤觀念,腐朽思想和不良風氣在思想上的震撼和沖擊,如果領導干部不加強道德修養,放松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改造,其道德信念(正確的道德觀)就立不起來,沒有辦法征服自己,就會被自我擺平.歷史和現實也能充分證明,一些人盡管“才華”橫溢,報負遠大,但因道德低下,人品卑劣,盡管他們也“風光”一時,但最終被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被組織、人民所拋棄。所以,領導干部必須具備高尚的道德情操才可能對人民群眾產生巨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和號召力,才能不斷提高執政能力,鞏固執政地位,我們的執政才能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領導干部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加強道德修養

樹立掌權為公、執政為民的政績觀。政績觀直接反映領導干部的價值取向,是創造政績的思想基礎。一個沒有政績的領導一定不是好領導,但是應該追求什么樣的政績呢?胡錦濤同志指出:怎樣看待政績,為誰樹政績,如何樹政績,是衡量領導干部正確對待組織，對待群眾，對待自己的“試金石，這是每位領導干部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什么是正確的正績觀呢？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政績觀的靈魂和指南，把實現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追求政績的根本目的，把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作為創造政績的重要內容，把重實干求實效作為實現政績的重要途徑，把黨和人民的需求作為衡量政績的重要尺度。做到“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一切從實際出發，嚴格按客觀規律辦事，把實干精神與科學態度結合起來，凝聚民力，集中民智，盡力而為，量力而行，樹立與實踐的觀點，群眾的觀點創造政績，政績必須符合客觀實際，經得起實踐的檢驗，政績必須是實現群眾利益得到群眾認可。有少數干部追名逐利，為了顯示其政績，得到上級“器重”，給自己升遷搭好跳板，不圖做事，只圖“作秀”，不怕擺攤子，大搞“形象工程”、“亮麗工程”，造成“一代人的政績，幾代人的包袱”，引發諸多社會矛盾，給一個地方的發展帶來重大損失。作為一名領導干部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把對上負責與對下負責有機地結合起來，量體裁衣，腳踏實地，想群眾所想，急群眾所急，為群眾所需，既重“顯績”，又重“隱績”，既顧當前，又慮長遠地創政績，真正把好事辦好，實事辦實，這才是領導干部應該追求的真真切切的政績。

樹立公正行政、清正廉潔的為政道德觀。古人曰：“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生明，廉生威。”廉潔為政，公正行政是領導干部必須具備的道德觀念

和道德規范。權力很容易成為人們手中的一張“王牌”，即使是基層干部不是好大的“官”，大權力沒有，在一定的崗位和職權范圍內掌握著一定的權力，無論是何種職位或權力大小，都是與為人民服務的責任密不可分的，作為領導干部只能把權力當著責任，絕對不能把權力當著享受。人民群眾看到那些吃喝玩樂、揮霍無度、損公肥私、貪臟枉法、任人唯親、辦事不公、權錢交易、索賄受賄等現象，都非常反感，痛罵不已。沒有廉潔就沒有民心，沒有公正就沒有穩定，廉潔公正是社會和諧穩定的軸心，干部是面鏡，群眾是桿秤，我們的領導干部是好是壞，群眾心中是有數的，應該從思想上筑牢拒腐防變的提防，做到自警自省，領導干部必須具備善于控制負面的特質，要常惕貪欲之害，常除非分之想，常懷律己之心，守得住清貧，擋得住誘惑，否則就會步入自我毀滅的歧途。

樹立嚴以律己、潔身自好的生活作風道德觀。領導干部的生活作風問題不是小事，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其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因此必須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模范遵守社會主義道德，中華民族有很多有益的格言；“吾日三省吾身”、“修身、治國、平天下”、小善不拘，大善難至。領導干部的道德情操和人格力量不但對全社會都起著潛移默化的感化作用，而且代表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少數干部在群眾中威信不高，形象不好，口碑不佳，同自身的道德操守不嚴、人格力量不強有相當關系，我們要深刻吸取個別干部思想空虛，精神萎靡，貪圖享樂，經不起權力、金錢、美色的誘惑，受到燈紅酒綠侵蝕，發生信仰危機，出入堵場、包二奶、到封建迷信中去尋找精神寄托。例如：我縣近年來個別鄉鎮出現一些年輕的領導干部不自覺犯了錯誤，縣委給予了免職等嚴厲處分，他們嚴重損害了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也毀掉了自己一生的前程。大量事實證明，一些干部的蛻化變質大都是先從生活作風上打開缺口的。因此，作為領導干部，必須具有堅定正確的政治立場，時刻注重自身形象，才能在任何時候，任何條件下，任何誘惑面前，表現出一種政治“定力”，始終不迷航、不動搖、不出現道德危機，經受住各種風浪的考驗。

總之，領導干部必須不斷加強從政道德修養，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強化道德意志，增強道德責任，做到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為官，踏踏實實做事，模范遵守道德規范，才能真正做到為人民掌好權、用好權。

第五篇：中國,道德危機？

中國，道德危機？

單名揚 2011級法碩一班

一、前言

2011年10月13日，廣東佛山，2歲的小悅悅在相繼被兩車碾壓之后，冰冷地躺在血泊之中??10月21日，隨著一個鮮活生命的流逝，對小悅悅施以援手的拾荒阿姨被眾人贊揚，碾壓他人卻逃之夭夭的肇事司機被輿論聲討，女孩母親的監護職責也被社會關注，而更多的人則感嘆那18位路人的冷漠與無情，道德問題再次被推到風口浪尖。近年來，隨著網絡等媒介的發展，輿論力量得到不斷壯大，一些負面社會事件得到了更多人的關注，南京“彭宇案”、“郭美美事件”等的出現，讓我們不禁反思，不禁疑問，當下的中國社會真的處于道德“危機”之中嗎？中國社會真的世風日下了嗎？

二、長河落日，對傳統的沖擊與繼承

還記得在小學時代，學校組織我們觀看了一部主題電影，名為《離開雷鋒的日子》，故事中，主人公喬安山身為雷鋒的親密戰友，數十年如一日，堅守著雷鋒同志那樂于助人的可貴精神，其中他救起被撞老人反被訛詐的情景與今天的一些事件頗為相似，但是影片中他的執著與堅持最終換來的是大眾對他的尊敬和對雷鋒精神的繼承。

回溯中華五千年文明，中國傳統道德的形成經歷了一段漫長的發展之路。

如果問起我們中國人，能夠詮釋傳統道德的詞匯有哪些？相信“孝慈”“愛國”“仁義”等必會高頻率地出現。而在傳統道德的形成過程中，儒家思想、佛道文化等因素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激烈的社會轉型期，新興地主階級與傳統的奴隸主階級之間矛盾尖銳，國家四分五裂，禮樂崩壞，諸侯混戰，民不聊生。孔子，這位在西方學者眼中，可以與耶穌并論的東方圣人，在那個百家爭鳴的時代，開啟了中國傳統道德的凝結升華之路。從一定角度而言，中國兩千余年的封建社會是以儒家道德為核心而萌芽、發展、成熟和消亡的。其中，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主張更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奠基之舉。此后，歷代王朝統治者雖然在尊崇程度上有所差別，儒家思想也經歷過佛道文化等意識形態的歷史沖擊，但至清末民初，其依舊是中國社會道德中的一條主線，影響著大眾的思想和行為模式，同時依靠著封建帝國對周邊國家的政治影響，也滲透到朝鮮、日本、越南等亞洲國家的文化體系之中，逐漸形成了與以歐洲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對立而生的東方文明。

在中國社會對傳統道德繼承發展的道路上，近現代可稱為一個劃時代的“拐點”，而其中的五四運動更是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在那個風雨飄搖，危機四伏的年代，西方的民主與科學、蘇俄的社會主義學說傳入中國并被一批批仁人志士接受和傳播，而封建主義作為社會矛盾的中心，其思想核心儒家學說便被至于爭議甚至批判的境地，其中的綱常倫理、忠君思想更是遭受著疾風驟雨般地沖擊。筆者認為，對于五四運動中“打到孔家店”等針對儒家文化的號召更應理性客觀地看待，對于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作用與地位理應公正科學地予以評價。誠然，在那個廢舊立新的時代，西方“自由、民主”的口號，蘇俄“共產主義”的理想

更有號召力和社會價值，但過于盲目地否決已有數千年社會基礎的儒家文化，極端激烈地摒棄綱常思想不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眾思想的混亂，甚至影響深遠。隨著時間的流逝，那道在傳統文化上刻下的傷疤似乎一直在隱隱作痛，并產生了難以估量的負面效應。雖然儒家文化一直與封建帝王的政治功能息息相關，作為其思想工具統治民眾，但其中的孝道、仁愛、忠義等核心理念也是從人性的本身出發，引導人們的個性發展，并隨著社會現實的變化不斷調整以使自身具有普世價值。所以，如何正確看待和評價歷史，并正視其影響，趨利避害，對一個民族的振興至關重要。

新中國建立之初，人民群眾懷著對社會主義美好前景的向往，辛勤勞作，團結友愛，進而涌現出了一大批道德模范、先進標兵，王進喜、焦裕祿、孔繁森便已是耳熟能詳；而隨著改革開放的到來，社會發展進入了更高更快的節奏，中國社會也經歷著歷史性的轉型與變革，人民群眾的角色日益多樣化和復雜化，“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等價值理念在推動經濟建設大步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升的同時，似乎也沖淡了我們對社會理想的堅守。“社會里是好人多還是壞人多”，這已經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即使通過調查量化，也很難使人們形成一個統一的認識。不過，“感動中國”等欄目還是讓我們感受到了人性的光輝，感動人物對道德的堅守、對價值的追求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照亮了我們前行的路。與此同時，一些關于儒家文化的復興活動也再次引起了世人對傳統的關注，世界范圍內孔子學院的設立、對國學中儒家文化的研究新潮、以及學者（如于丹等）對儒家著作的宣傳介紹，即使有形式主義之嫌、快餐文化之弊端，其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也可以起到引領大眾思維導向的作用，在引導國人繼承傳統道德、文化的過程中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三、輾轉反側，當代社會真的遭遇道德危機了嗎

提到“危機”一詞，不禁讓人嚴肅起來。政治危機可能引發政府的倒臺、國家的動蕩，經濟危機關乎民眾切身利益，高失業率、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等詞匯于近年來更是不絕于耳，而道德危機雖看似無形，其影響比之前兩者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其負面作用可能更加觸目驚心、令人咋舌。近年來，一些如上文所述的社會焦點事件引起了人民群眾的關注和討論，人們紛紛質疑、反思，甚至奔走呼號，“社會真的到了如此冷漠之地步嗎”、“中國真的處于道德危機之中嗎”。

想要解答以上疑問，分析事件背后的原因是必不可少的，筆者認為，以下幾項因素值得參考。

（一）社會轉型中的精神陣痛

在馬克思唯物主義理論中，物質決定意識，社會存在決定著社會意識。依此而論，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趨勢必將對傳統意識形態形成有力沖擊。舉例示之，我國經濟的主導力量——各大國有企業為了適應國際競爭趨勢以及世界市場形勢的客觀變化，于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進行具有攻堅意義的體制改革，力圖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以增強自身競爭力，擺脫虧損困境，并以帶頭人的姿態引領中國經濟由“計劃”向“市場”的轉變。在此過程中，豐碩的改革成果令人振奮，讓人們看到了中國經濟騰飛的希望，但其中出現的問題更是值得關注、引人深思。西方的市場經濟經過數百年的錘煉已經日益成熟，其公司制的管理形態及理論在我國進行國企改革的過程中逐漸被引入并發揮巨大作用，而其帶來的意識形態沖擊更對中國傳統的精神理念形成挑戰之勢。封建傳統中的集權制思維與現代西方的分權結構理論在實際操作中相互角力，博弈之下，領導腐敗、員工謀私之事例層出不窮。而在主要

矛盾之外，一些次生矛盾也倒影出道德層面的問題與缺陷，領導層基于功利、政績等方面的追求致使其與工人階層之紐帶斷裂，進而引發了一系列群體性事件。凡此種種，都揭示出，在中國社會物質形態轉換的過程中，其與意識形態的變化存在著步調上的差異。“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作為統治階級的號召，不僅具有指示作用，在當代，似乎更多了一分警醒意味。如何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穩定人民群眾的精神世界，如何引導人們的意識形成合力，團結、友愛、和諧地結合在一起共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是統治階級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也是每一位中國人需要思考和實踐的人生命題。

（二）信息時代的輿論導向

20世紀50年代末，以計算機的出現和普及為代表的信息革命出現于西方國家。而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發展以及世界市場的形成，中國民眾受到網絡等媒體的影響日益加深。可以說，網絡等新興媒體給中國人民的生活帶來了全方面的、革命性的變化。在中國古代社會，信息傳播的方式受生產力相對落后的影響局限于烽煙、驛站、飛鴿傳書、派遣信使、官府通告等形式，而這些傳播方式也受限于事項以及人群范圍。近現代，隨著廣播、電視等媒體的出現，公眾對信息的掌握程度得到大幅提升。而當代社會，手機、網絡等傳播媒介的發展使各種社會信息井噴式地呈現在公眾面前，讓我們更快、更多地了解到了國內、國外的一些重要事件。這種力量在帶給人們快感的同時，也發揮著一些隱性的作用。例如，在“小悅悅事件”中，媒體的廣泛宣傳使得受害者家屬得到了更多人的援助，在拯救女孩生命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它也將一個社會課題擺在了公眾面前——“是什么讓18個過路人如此冷漠”。接著，人們開始反思、聲討、游行，針對道德滑坡開始一系列討論，希望能找到有效的解決之道。而反觀網絡等媒體的作用，筆者認為需要一分為

二、結合其他因素來綜合看待。一方面，隨著近年來媒體對“見義勇為”反被訛詐這樣的事件的曝光，更多的人也許是出于自我保護等角度出發，選擇“見危不救”、“見死不救”，從而又引發了另一輪媒體關于道德問題的報道，喚起了人們的“循環”思考和思想矛盾。這里，筆者認為，部分新聞媒體在關注事件本身的同時，也存在著夸大報道、失實報道等問題，而這背后可能牽扯到的是媒體對利潤、對關注度的追逐。另一方面，媒體在將焦點落到“道德”之上的同時，是否對深層次原因進行解讀，是否對解決方式進行理性探討，更值得我們去發掘。誠然，一些社會事件反映出了當下中國社會道德建設之不足，但在綜合考慮的角度下，社會發展中的制度建設、法律規范等社會力量是否也已經足夠完備，這樣的問題也許更值得我們去思考和解決。

（三）“地球村”中的思想交鋒

交通工具的發展，通訊方式的變革，讓各國之間的交流更加便利，世界人民處于更加開放的環境之中。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國的GDP逐年攀升，國際影響也日益加強，意識領域的國際交流更是此起彼伏，中國的一代又一代人在繼承本國傳統文化的同時，也面臨著對西方文化價值觀的選擇。在中國人的眼中，“百善孝為先”、集體主義、勤儉等是傳統道德的重要內容，與此相對應，西方文化中的自由、獨立、個人主義和“超前消費”等觀念看似則背道而馳，也在實際生活中影響著中國大眾的思維和行為方式。“5·12”地震中，“范跑跑”事件一度使得輿論嘩然，人們都在質疑身為師長的他為何在危難關頭會有如此舉動，而當事人范美忠的回應更是值得反思。然而，這卻是當代中國社會里，道德領域價值觀沖擊的真實寫照，是追求“自由公正”更有說服力，還是“先人后己”更值得頌揚，一時間莫衷一是。現代文明之中，社會尊重個體合法、合理的多樣化選擇，這是保障人權之所在，也是人性本

質的一種必然反映，而提倡“禮義廉恥”、“包容厚德”的中華文明也正經歷著這樣一種選擇的劇痛。在選擇與揚棄的過程中，不同道德價值觀之間的博弈將決定一些焦點事件的社會效應，怎樣去規范和引導，以達到理性與感性的有機結合，實現中華精粹和西方瑰寶的完美調配，才是解決當前中國社會道德問題的方向所在。

在思考一些負面社會事件的時候，多角度、多層次地分析原因之所在，將有助于認清事件背后的本質。而在思考過以上問題之后，筆者認為，討論中國社會是否處于道德危機之中已經不再是首要問題，因為“道德危機”本身并不存在統一的評判標準，作為人類意識領域的重要一環，其更難以像經濟指標一樣進行量化分析。所以，我們關注的焦點應集中于中國社會的道德現狀存在哪些問題，以及我國道德建設該何去何從。

四、長風破浪，道德發展方向之我見

在普遍聯系與發展的理論中，任何事物都存在于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之中。道德，作為一種調節人們行為方式和思維模式的社會規范、意識形態，其依舊存在于一定的環境之中，與其他因素相互影響，彼此共生。如何進行我國當下的道德建設，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進行探索。

（一）營造良好的現實環境

作為社會調控方式之一，道德與法律、國家制度等規范共同影響著社會的發展變革。道德，作為人民群眾內心的意識，其制約途徑主要是個人的良心勸導與社會的輿論譴責，相比法律的國家懲罰手段，其強制力和威懾力要薄弱很多。在生產力尚未達到高度發達、人民意識水平參差不齊的情況下，單依靠道德力量來規范顯然遠遠不夠。所以，國家在制度建設方面的完善合理，在法律設立及實施中的嚴格劃一，將有利于道德發揮其內在的規范力量，通過多樣化的手段解決社會變革中的道德問題。

（二）積極借鑒，繼往開來

如筆者第二部分所述，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傳統道德，在經歷了歷史上不同時期的提倡、頌揚、質疑和批評之后，如何由當代中國人更好的評價與繼承，是一個關乎道德體系建設的核心問題。盡管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中孕育的西方核心文化價值觀對于當代的國家建設，社會發展，個體成長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但在思想交鋒的過程中，若迷失自我，盲目推崇，則勢必導致中華文明的衰微，必將阻礙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合理地分析中西文化、道德中的價值差異，從實際出發，在繼承優秀傳統道德的同時，積極借鑒，才能開辟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真正為社會大眾認可和接受的道德建設之路。

（三）明確媒體道德責任，正確利用輿論導向

在道德體系建設中，新聞媒體將發揮重要的宣傳和監督作用，客觀、及時地對善良、友愛等優秀品質進行褒揚，以及對自私、貪婪等惡劣品質給予批判，將有助于社會大眾明晰

善惡，分清良莠，規范自身行為，以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同時，應建立媒體監督機制，杜絕對網絡等媒介的惡意利用、嚴禁肆意炒作以混淆視聽，通過立法、行政等手段規范新聞媒體的道德責任，正確引導社會大眾，積極發揮輿論的導向作用，并建立和完善輿情解決機制。

（四）共產黨員發揮模范作用，社會成員堅守自身責任

作為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自身隊伍的建設、紀律的維持將對社會大眾產生重要影響。黨員，尤其是領導干部對具體工作的奉獻精神，對個人作風的嚴格把持將起到立竿見影的示范作用。反之，腐敗行為、政績工程、“官本位”等不良現象只會增加群眾對國家的失望情緒、對社會主義道德的質疑程度和對統治階層的不信任感。此外，每一位中國人都應實踐自己對美好道德的信仰，學校之教育，家庭之培養，工作單位之循循善誘，社會組織之宣傳引導將形成道德體系建設之合力，使優秀傳統與現代文明和諧發展。

綜上所述，道德體系建設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社會亟待解決的一項重要課題，伴隨著時代的進步，文明的發展，道德水平理應更上一層樓。因此，我們每一位中國人應仿先賢、開后世，擔當起“匹夫之責”，以助我泱泱中華早日實現民族復興之夙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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