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尋租理論視野下的若干法定犯罪解析的研究

尋租理論視野下的若干法定犯罪解析

關鍵詞: 設租/尋租/租金/刑法效益

內容提要: 隨著世界范圍內犯罪浪潮的增長和人們對犯罪問題的日益關注，各國學者都在運用不同的理論從不同的角度對各類犯罪進行解析，逐步深化對犯罪問題的認識，以期找到控制犯罪的良策。應從尋租理論出發，探討和分析市場經濟條件下法定犯罪中的設租和尋租現象及其形成原因，從刑事立法和司法的角度提出減少設租，實行非犯罪化，以實現刑法效益最大化的犯罪控制對策。

一、尋租理論概述

(一)內容界定

從經濟學意義上講，“租”最初是指土地的租金，即地租。土地資源稀缺和對價格的變化缺乏彈性，決定了土地能夠獲得地租。大衛·李嘉圖學派將租金理解為永遠沒有供給彈性的生產要素的報酬;經濟學家馬歇爾則認為租金還包括了準租金以及暫時沒有供給彈性的生產要素的報酬。現在，更多的人將“租”定義為不同體制、權力和組織設置而獲得的額外收益。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Krueger)在《尋租社會的政治經濟學》中把這種超額收入稱為“租金”(rent)，而把謀求得到這種權力以取得租金的活動稱為“尋租”(rent-seeking)。公共選擇理論則認為，一切由于行政權力干預市場經濟活動，造成不平等競爭環境而產生的收入都稱為“租金”，而對這部分利益的尋求與竊取活動稱為“尋租行為”。也有人把“尋租”定義為“用較低的風險成本獲取較高的收益或超額利潤” [1]。經濟學家布坎南等人認為，尋租是人們憑借著政府“保護”而進行的尋求財富轉移而造成的浪費資源的活動，租金是付給資源所有者款項中超過那些資源在任何可替代的用途中所得到 的款項的那一部分，是超過機會成本的收入。這里的政府“保護”可作兩方面的理解：一是積極方面，即政府根據法律對其進行保護;一是消極方面，即將政府禁止也理解為另一意義上的保護，只不過方式不同而已。

尋租理論認為，政府干預是租金和“尋租”行為的根源。租金來源于政府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干預，即政府對經濟、社會生活的管制所造成的壟斷。換句話說，租金是由政府創造出來的，即“設租”。只要政府不取消壟斷，租金就不會消失。在尋租理論中有一個基本預設——人都是“經濟人”，即每一個人都會理性地計算和衡量得失，只要條件具備，他就會努力地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按照尋租理論的解釋，政府主動設租的行為源于政治人的“經濟人”本性。“由于利益制約是對人類行為的最大制約形式，在政治市場上的政治人必然仿效經濟市場上的經濟人行為，以經濟人的面目出現” [2]。政府作為公共權力的執掌者，在一切可能的領域內，都有可能萌發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思想，并運用手中的權力和公民的“無知”貫徹這一思想。政府對公民的強制是尋租生成的土壤，政府利用強制權力介入市場的兩個慣用手段是壟斷和直接干預經濟。政府作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與私營企業不同，它的產出具有非市場性質，即壟斷性。與市場產出相比，非市場產出總的說來沒有一個評價成績的標準，所以官僚機構的活動大多不計成本，其效用只來自于預算。這個大缺口為尋租者提供了生機：政府產出的代理權中“含金量”很高，圍繞著政府對市場的壟斷與管制即設租產生了尋租理論。尋租理論由四個部分構成：壟斷、管制與尋租的關系;尋租、設租及其相互關系;制度、體制、產權與尋租的關系;政府行為與尋租的關系。這四個部分是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涵蓋了尋租社會的方方面面。尋租社會的運行，從表層上說，與壟斷管制密切相關，沒有壟斷與管制就不會產生尋租現象;但是從深層上看，尋租又與制度、體制、產權密切相關。任何尋租現象的產生都離不開政府的干預，所以尋租現象自始至終都伴隨著政府行為。在尋租社會里，尋 2

租與設租往往相互聯系、互為因果 [3]。尋租理論的獨特性在于把政府作為市場經濟的參與者看待，即把政府干預行為本身“市場化”了。

(二)理論淵源

尋租理論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西方經濟理論尤其是公共選擇理論中發展出來的一種新學說，其萌芽是Anne O.Krueger于1974年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的一篇論文《尋租集團的政治經濟學》。自該文提出尋租這一概念以來，西方各經濟學派從不同角度對尋租現象進行了分析和研究，各學派的尋租理論都認為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導致了政府設租，從而使租金得以產生，而租金的存在必然引起尋租活動。總之，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生活的管制或干預導致了租金的產生。

此后，尋租理論由于以經濟學視角研究資源在生產和非生產領域之間的配置問題，從而大受經濟學界青睞，其研究得到長足的發展。作為一種理論概念框架，尋租理論可以較好地說明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干預行為的局限性。政府過多干預、強化行政管制本身就是一種“設租”行為，創造了新的尋租環境，并為新一輪的尋租打下了基礎，以期獲得因壟斷而發生的高額貨幣或非貨幣租金。總之，尋租理論的發展使經濟學的研究視野從生產性的尋利活動(增進社會福利的活動)拓展到非生產性的尋租活動(降低社會福利的活動)，將政府干預行為當作市場經濟行為來研究，而且將有利于社會福利的尋利競爭和不利于社會福利的尋租競爭區分開，其理論出發點對社會問題的研究有很大的啟迪意義。

(三)實踐運用

在現實生活中存在著許多與土地類似、供給有限的資源，這些資源在短期內也能獲得與地租性質相同的報酬，就是泛化的租金。在現代尋租理論中，一切利用行政權力大發橫財的行為都被稱為 3

尋租行為。而租金則是泛指政府干預或行政管理市場競爭而形成的級差收入，即超過機會成本的差價。在這個意義上，無論在發展中國家還是在發達國家，經濟租金和尋租行為都是普遍存在的，因為只要政府對市場進行干預從而影響資源配置，就會產生經濟租金;有經濟租金存在，就會有尋租行為發生。尋租理論就是研究非生產性競爭活動為主的經濟學，研究那種維護既得利益或對既有利益進行再分配的非生產性活動。尋租可以說是一種世界性的現象，只不過在不同國家、不同階段，其程度和規模不一樣。一般說來，發展中國家的尋租規模要遠大于發達國家;政府干預多的國家要大于干預少的國家;公有制比例高的國家要大于公有制比例低的國家;轉型國家可能要大于非轉型國家，這是因為兩種體制和兩種規模的摩擦必然為尋租活動留下空間 [4]。總之，從經濟學角度入手的尋租理論以其強大的說服力，贏得了越來越多人的認同。

尋租的普遍存在造成極其嚴重的社會后果：導致社會資源的浪費，財富產出的減少;催生了社會上的既得利益集團;毒化了社會風氣 [5]。因此，有效治理尋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當然，尋租并不都是不合法的，亦有合法尋租，例如有些地區向中央尋求特殊的優惠政策;有些類別的企業向政府尋求優惠政策或壟斷地位;有些幼稚行業尋求貿易保護等。但是行賄受賄、販毒走私等尋租活動是非法的，而且實踐證明，運用尋租理論研究非法行為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二、應用尋租理論解析法定犯罪

近年來，世界各國的刑事法網日益嚴密，刑法規定的犯罪越來越多，特別是有關市場經濟的刑事立法急劇增加。同時，伴隨著法定犯罪數量的增加，世界范圍內實際發生的犯罪行為也呈現出愈來愈多的勢頭，而且各國犯罪出現了數量大、速度快、國際化、嚴重化的趨勢。據美國調查顯示，上世紀80年代，被關在聯邦監獄及各州監獄里的人數雖然增長了三倍，但暴力犯罪數量還是大幅度增加 [6]。聯合國的一份犯罪調查也表明，目前許多國家都面臨日益嚴重的犯罪挑戰。全世界犯 4

罪案件的數量1975～1980年增加了11%，1980～1985年增加了23%，增加的速度愈來愈快;1980～1990年平均每年遞增5%，超過人口數量的增長和大多數國家經濟的增長。就當今世界各國的犯罪而言，一般地說，發展中國家的犯罪率低于發達國家。發達國家的生產力相對先進，物質生活比較富裕，經濟立法比較嚴密，但犯罪問題卻日益突出 [7]。這引發了人們的深思：刑法規定的犯罪增多，法定犯罪圈擴大，刑事法網更加嚴密，可為什么犯罪沒有得到控制反而日漸增加?法定犯罪的數量增加與實際犯罪增加成正比的原因是什么?

從尋租理論角度來看，其原因就是立法權力、司法行政權力設置了稀缺性、設置了租金。國家權力的壟斷運作與純粹市場化運作的差價就是租金的空間，法定犯罪的增加幅度越大，即立法權力的擴張、司法行政權力的過度適用程度越嚴重，國家權力的壟斷運作與純粹市場化運作之間的差價即租金的空間就越大，從而導致尋租活動頻繁，犯罪數量增大。一定意義上講，國家權力對市場的某一方面進行干預，確能彌補市場的缺陷，但往往公共權力在哪里發生作用，尋求租用權力的事件也就如影隨形地出現在哪里。國家權力對市場干預的“度”越大，租金的價值就越大，尋租活動也就愈演愈烈，尋租成為國家權力干預市場的最大副產品。而尋租的結果必然使一大批掌握公共權力的人以權易錢、易色，同時尋租活動本身也是尋求政府壟斷運作與純粹市場化運作之間的差價的違法行為。如此，犯罪更加嚴重，社會秩序也愈來愈混亂;犯罪的嚴重、社會的混亂又使得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實施控制，一定程度上又干預了市場的正常運作，進行設租從而引發又一輪的尋租活動，尋租又引發犯罪。這樣，“干預(設租)——尋租——犯罪——干預(設租)”成為市場經濟中的一條循環著的鏈條。為什么這三者會形成一個循環鏈條呢?道理很簡單，因為國家權力對市場的干預，即法定犯罪對人們行為的控制意味著國家能夠對市場和普通的納稅人行使某種權力，國家權力所禁止或者說法定犯罪所規定的是市場正常運作和人們所需要的，而犯罪人也正是利用了這一市場規律和人性的需要進行尋租活動，進而實施犯罪。就是說，法定犯罪圈越大，設租的范圍越大、方

面越多，可供出租的權力就越大、機會就越多，尋租的范圍也相應增大，犯罪可能也越大;同時，法定犯罪承受的刑罰越嚴厲，租金的價值越大，尋租的誘惑越強烈，犯罪越嚴重，這一惡性循環從俄羅斯黑手黨的發展過程及美國禁酒法的設立與廢止中可見一斑。

上世紀90年代初，俄羅斯犯罪的滲透程度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據報道，俄羅斯黑手黨現在控制了70%～80%的私有企業和銀行，最重要的是，俄羅斯黑手黨對正常的經濟復蘇造成了重大障礙，而且其控制和影響的不僅僅是傳統的犯罪活動(如賣淫和吸毒)，還控制和影響著許多經濟活動。俄羅斯黑手黨迅速發展有歷史原因，也與蘇聯的經濟立法有很大關系。1987年5月，戈爾巴喬夫一方面說其打算首次允許開辦私人和合作企業，另一方面卻仍然對那些決定建立自己企業的人加以限制。由于限制了市場的準入，在國家控制和市場推進之間存在許多差異，因而就產生了許多套利的機會。結果少數被允許開辦自己企業的人常常一夜間就成了百萬富翁，社會貧富極端變化，引起社會混亂。同時，一些暴徒、勒索團伙和黑手黨開始對此進行武力干預、勒索財產，并在幾個月內就控制了70%～80%的私營部門。當時的俄羅斯政府意識到，戈爾巴喬夫政府對經濟的禁止正是引發犯罪的潛在經濟刺激，必須采取有力措施予以消除。于是1992年1月29日葉利欽正式表示，任何人都可以在街角銷售東西。不久，路上就肩并肩地站滿了銷售洗發水、伏特加、銀制品的婦女，黑手黨的租金尋求機制受到破壞，其發展從此走向下坡路。可以這樣說，戈爾巴喬夫政府對經濟的禁止立法為黑手黨的發展設置了租金，同時引發了尋租的擴大，造成黑手黨勢力的增強和犯罪的增加;而葉利欽政府采取的措施卻是消除租金的來源，破壞尋租的產生機制，遏制黑手黨勢力的增強，終致犯罪率下降。

從法律的功能以及古今中外的法治實踐史來看，加大或加重人們實施某類、某種行為的法律責任并不能直接產生減少此種、此類行為的必然結果，相反，有時候法律的禁止正為犯罪的發生提供了機會，法律禁止的方面正是犯罪容易實施的方面，而且禁止的力度越大，租金越大，犯罪所獲得 的利潤越大。美國憲法史上禁酒令的誕生與取消無疑是最好的例證。1919年1月，美國國會批準了第十八條憲法修正案，規定在全國境內禁止一切酒類的制造、運輸和販賣。然而，黑手黨知道美國人不能沒有酒，于是，將禁酒令視為天賜良機，悉心經營非法酒類業務。美國著名的犯罪集團——卡朋家族正是從非法賣酒中發跡的，禁酒當年就獲得6000萬美元的利潤。由于從這種非法貿易中可以獲取巨額利潤，因此犯罪的組織者不惜花大價錢買通警察和其他執法人員入伙，參與幫派活動，使用暴力威脅和謀殺手段，以鞏固自己的勢力范圍，從而大大發展了犯罪組織。不久，美國不得不取消禁酒令，使酒的銷售合法化，從而取消了租金獲取的機會，賣酒的犯罪形式從此銷聲匿跡 [8]。可以這樣說，美國有組織犯罪集團正是利用了禁酒令的頒布這一設租機會的產生，大規模地開展尋租活動，獲得了大量的租金，取得“長足”的發展。在此基礎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有組織犯罪集團的非法行當和投資趨于多樣化，他們不僅以合伙的形式從事賣淫、毒品交易、走私等傳統的非法活動，而且成功地控制了正規的、合法的商業活動的重要部門。到20世紀80年代，有組織犯罪的活動擴展到了國際范圍，影響到千千萬萬合法公民的日常生活。有組織犯罪人通過國家權力的禁止這一設租行為廣泛開展尋租活動，獲得了大量的租金。可以這樣說，有組織犯罪人通過對法律的踐踏迅速聚斂財富。

從一定意義上說，市場經濟條件下法定犯罪圈的擴大非但不能抑制犯罪，反而會使人鋌而走險，尋求權力所設的租金，實施更多、更為嚴重的犯罪。由此觀之，如何設立科學合理的法定犯罪體系，防止刑事立法的廣泛化、重刑化傾向，已不再僅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應根據刑法效益觀的要求，用盡可能節省的刑罰資源取得最佳的控制犯罪效果，刑罰的投入必須合理，輕重適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應根據市場自身的運行規律，減少對市場的干預，以市場內部的運行機制消化自身的問題，減少政府設租，實行非犯罪化，以實現更大的刑法效益。

三、減少設租，實行非犯罪化，實現刑法效益

刑法效益，是指從刑法的成本與收益的比較關系出發，尤其是從刑法自身成本與收益之比較出發，以最佳的、最少的刑法成本投入，尤其是最少的刑法自身成本的投入，獲得最佳的、最大的收益 [9]。刑法效益包含兩個基本要素：其一，刑法成本的投入最小化，即在能夠取得立法者主觀上追求的目標實現所需的各種可供選擇的不同量的刑法成本投入中，選擇最有效、最合理的刑法的成本投入，使刑法的成本能夠最有效地利用，而不使刑法的成本尤其是刑法自身成本的投入量不足或過剩。其二，立法者主觀上所追求的目標在客觀上能夠最大限度地實現。也就是說，節省刑法的成本投入固然是需要的，但刑法成本的節省必須控制在不妨礙立法者所追求的目標在客觀上的實現，即在能夠有效地達到目標的前提下節省刑法成本的開支。因此，獲得刑法最佳效益的關鍵在于：合理地確定最有效的、最小量的刑法成本投入和確定實現立法者主觀追求目標的最佳、最大限度。要從成本——收益兩者的對比關系出發確定這個最小量和最大限度，確定兩者之間的平衡點 [10]。

首先，應從效率的角度考慮最大化的刑法的效益取得問題。市場經濟條件下，人財物的運行有一定的規律，應讓市場利用自身的運作調節人財物的配置。國家、政府應遵循市場中各要素的運行規律，較少對其進行干預，以減少“設租”現象的出現，從而有力地預防尋租現象的發生。而且，從長遠看，這種遵循正有利于刑法效益的發揮。其次，應從刑法的成本投入角度來考慮最小化的問題。法定犯罪圈擴大即國家立法權和司法權的過度濫用，表明刑法調控范圍過大，刑法投入成本過高，因而導致刑法不具有最佳效益;同時也表明國家刑罰權濫用，將不應禁止的行為當作犯罪來規定，侵犯了公民應有的權利，破壞了社會經濟生活正常運行的規律。但公民權利的行使和規律的運行是必然的，這一必然性易被犯罪人所利用，在國家禁止與公民應有的權利以及客觀規律之間尋求租金，開展尋租活動從而引發犯罪。對這一點，美國學者胡薩克曾指出：“假如刑法禁止一種行為，而這種行為從道德角度來看公民又有權實施，又怎么想象國家因此而有理由來處罰他呢?” [11]他還評論說：“我們(指美國——筆者注)的刑事司法制度似乎明顯地被濫用到了無所不及的程度，也許不久就要到崩潰的邊緣，我們最大的社會政治失敗之一就是對當代諸多問題表現得無能或不愿采取有效的非刑事處理方式來解決。”“(某種行為)是處于罪與非罪之間的行為是合適的話，那么刑事制裁就不應如此廣泛地適用。那些構成社會事務合法目的的許多行為并不符合應受譴責與應受申斥行為的范圍，因而似乎不適于以刑事方式來處理。現在所急需的是對哪些行為應予以刑罰制裁進行反思。” [12]另外，當刑法調控強度過度，即刑罰量過度投入時，所設租金的價值更大，對犯罪人的誘惑相應加大，尋租也更易發生，刑法因而也不具有效益性。

既然國家權力的擴張，法定犯罪圈的擴大，導致對公民權利侵害的同時又設置了租金，使得尋租活動增多，犯罪擴大，那何不實行非犯罪化以減少尋租機會的增加呢?而且，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規律自身的運行長期看來也具有效益性、經濟性。非犯罪化的根本意義就在于“避免刑法對社會生活的過多干預，使刑事司法力量更有效地對付嚴重犯罪，將刑法應當歸罪的行為范圍限制在確保國家、社會的公益與秩序和維護公共利益所必需的最低限度內” [13]。“非犯罪化”是一種刑事政策思想，主張將某些被認為社會危害不大的犯罪行為排除出犯罪范疇，不予刑罰處理。這種思想有很多先進之處，例如提出了刑法經濟觀念，強調刑罰的使用應限制在最低限度;提出了刑法手段最后性的觀念，強調刑罰的嚴厲性、強制性，非到萬不得已不動用刑法等。因而，西方一些國家對這一刑事政策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貫徹，將某些輕罪從犯罪范疇中排除，如有必要則適用行政制裁或民事制裁。在“非犯罪化”思想影響下，許多國家將墮胎、同性戀等排除于犯罪之外，將違警罪非犯罪化，將某些原來刑法中既可判刑又可罰金的行為改由行政機關罰款處理。非犯罪化在西方國家于20世紀50～60年代興起，要求刑事立法者縮小刑法的處罰范圍，以保護公共安全與秩序所絕對必要的范圍為限。而且，知識經濟的到來，社會歷史的巨大發展和文化的巨大變遷與擴展、滲透，使得市場經濟中法定犯罪的內涵不可避免地發生變化，具體表現為一些刑法上固有犯罪的非罪化，即把原規定為有罪的行為不再作為犯罪加以規定，而讓位于社會信用機制、道德規范以及用

輿論譴責或其他社會制裁方法進行約束。中國法制建設已步入基于市場經濟內在需求的法治走向，應當從多種效率差異的制度結構中選擇社會成本最小而社會收益最大的改革方案，從而促成社會收益和效率最大化。在這一過程中應確保改革成本小于改革收益，為此，應當逐步對有關市場經濟的法定犯罪實行非犯罪化，以實現刑法效益的最大化。

注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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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美)道格拉斯·N·胡薩克.刑法哲學[M].謝望原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4.220.[12](美)道格拉斯·N·胡薩克.刑法哲學[M].謝望原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4.4.[13](德)漢斯·海因里希·耶施克.世界性刑法改革運動概要——1978年在日本刑法學會第54屆大會上的講話[J].何天貴譯.法學譯叢，1981,(1).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免費法律咨詢，就上中顧法律網）你好，謝謝你看這個資料

第二篇：消費社會理論視野下大學生消費行為研究

消費社會理論視野下大學生消費行為研究

摘要：隨著后現代主義的產生與發展，“消費社會”這一概念逐漸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論述。實際上，消費社會已經到來，并正在逐漸改變我們的消費行為、消費價值觀念。現今大學生的消費行為呈現出追求時尚、崇尚名牌、注重身體美學等傾向。本文主要運用消費社會理論，分析大學生這些消費行為及其產生的原因。

關鍵詞：消費社會，后現代，大學生，消費行為，符號

一． 消費社會的產生與特征

（一）消費社會的產生

經歷過現代主義向后現代主義的轉向之后，消費的含義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在馬克思的時代，消費主要表現為對生理的需求和滿足，對商品的使用價值的消費；而在后現代主義社會里，消費則主要表現為對物的購買和消費，體現為一種“符號消費”，著重點在于對商品的交換價值的使用和消費。后現代主義的文化則不再與如何取得成就相關，而是與如何花錢、如何享受有關。這種花錢與享受即消費文化的特點顯然就是伴隨后現代主義的特征而來的。齊格蒙特.鮑曼認為，后現代性除了代表這種不確定、模糊、偶然、不可捉摸、不可表達、不可設定及不可化約的精神狀態、思想模式、品味模式和事物狀態外，它還代表著一個成熟的社會系統，一個嶄新的社會形態以及全新的生活策略，鮑曼將其稱為以“消費”為核心的消費者社會。他認為，消費社會展示了新的歷史時代的重要特征，這就是消費社會的來臨，以及消費者的統治。個體首先和最主要的是作為消費者而非生產者而存在。對消費社會的論述最為出色的則是法國著名的哲學家、社會學家讓.鮑德里亞。其關于消費社會的思想集中體現在他的著作《消費社會》一書中。他認為，戰后西方社會已經變成一個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所說的“富裕社會”，在這一社會中起決定作用的已經不再是生產而是消費，而人們所消費的除了商品的使用價值外，更重要的是商品的符號價值，相應地對當代社會中的人的異化和文化現象也應該從消費的角度來理解。消費構成了后現代社會的內在邏輯。

（二）消費社會的特征

結合讓.鮑德里亞對消費社會的論述以及其他西方學者的觀點，消費社會的特征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鼓勵消費。讓.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一書中用了整整一章 的篇幅來描寫消費社會中物質的極大豐富。“堆積、豐盛顯然是給人印象最深的描寫特征。” 除了物質生活豐富之外，信用卡和超級市場對鼓勵消費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瑞澤爾把信用卡比作是“通往天國的鑰匙”。他這樣描寫人們利用信用卡到超級市場購物的情景：“更令人興奮甚至令人神奇的是，商品好像完全是免費的。”

第二，個性化。后現代社會是追求個性的社會，而個性的獲得就在于自自消費的物品不同于他人消費的物品，這使得“個性”永遠與消費物的獲得相聯系，使個人患上消費“強迫癥”，只有將自己的一切置于消費之中，人們才能獲得安寧感與實在感。在讓.鮑德里亞看來，人們不再把自己的消費定位于外在物品上，而是定位于自身的“自然”存在上，通過將自身的“自然”存在孤立出來，構成 自己膜拜的對象。比如，我們將自己的身體的一部分孤立出來進行保養，而這種保養的過程表 面看來是對商品的消費，而實際上卻正是消費著自己。表面上，我們是為了保持自己的個性，而在深層上，當這種身材的保養成為社會的普遍標準時，不保養身材就是沒有進入到消費社會的標志，就產生了負罪感。

第三，大眾傳媒。波德里亞將大眾傳媒看作是消費社會的支柱。大眾傳媒的顯著特征是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借助高科技來造成信息與影響的“通貨膨脹”，成為了“符號政治經濟學”的主導因素。

第四，符號意義的消費。對鮑德里亞來說，現代性是由工業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霸權上升帶來的工業大生產時代的特征；而后現代，則是工業時代之后的信息社會所帶來的符號和代碼主導的時代特征。現代性的特征是集中于物的生產，而后現代則集中于符號的消費。消費社會的前提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擴大，產生了大量物質文化的積累。隨著物質的極大豐富，人們的生存需求得到了滿足，人們追求物的使用價值的需求逐漸飽和，物的功能性不再是吸引人們消費的動力了，即后現代時期的商品價值已不再取決于商品本身是否能夠滿足人的需要或具有交換價值，而取決于交換體系中作為文化功能的符碼。所以，在消費社會中，人們更多的不是對物品的使用價值有所追求，而是對商品所賦予的符號意義以及符號意義的差異有所追求。現代商品的價值主要不是體現在使用價值上面，而是體現在其作為“符號”所承載的社會意義上。人們對物品的占有，主要不是為了②①它的功能，而是為了它的意義，也就是一套抽象而又相關聯的符號價值。后現代社會是—個高度符號化的社會，這個社會最大的特點就是強調對商品“符號意義”的占有，并對這種符號意義不斷喚起來激發人們的占有欲望，消費社會使得傳統的政治經濟學中的商品的“使用價值”逐漸隱于幕后，并把商品的“象征意義”或者“符號意義”推向了前臺。符號意義作為一種社會身份、地位、權力、修養、個性、文化趣味、價值觀念和信仰等等的區分系統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

二． 消費社會視野下大學生消費趨勢分析

（一）)大學生群體呈現出追求時尚的趨勢

一方面，大學生是時尚信息的最先捕捉者。他們關注時尚雜志、時尚網站、娛樂新聞等，并第一時間掌握了最新的時尚資訊。她們對下季服裝、鞋帽、背包、甚至發型、妝容了如指掌。所有的流行資訊都逃不脫大學生的視線，他們像熟知 自己的年齡一樣熟悉流行風向。不僅如此，標新立異的個性使他們花費大量的時間、精力、金錢細致地研究時尚的變遷和走向。另一方面，大學生群體是時尚潮流的狂熱追逐者。他們在與時尚親密接觸的過程中實踐著新的物質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同時也尋找到了生活的樂趣和人生的價值。

（二）)大學生群體呈現出崇拜名牌的趨勢

一方面，大學生們對“品牌”了如指掌、對“品牌”背后的幸福生活無限神往。LV、Prada的背包、Gucci的手表、Dior、Chanel的香水、Dunhill的套裝、Estee Lauder、Anna Sui系列化妝品等。談起這些奢侈品，大學生們津津樂道。

（三）)大學生群體呈現出美麗消費的趨勢

處于消費社會中的大學生尤其是女大學生，把對身體的保養和美化作為人生追求的目標和快樂的源泉，他們對身體的關注尤其是對身體外觀的重視超過了以往任何時代。男生以高大健碩為傲，身材臃腫、瘦削矮小的男生被嗤之以鼻并認為獲取資源相對貧乏。因此大學校園周邊的健身俱樂部越來越多。女生以瘦為美，白皙的皮膚、高挑的身材、雙眼皮、高鼻梁、小嘴巴被公認為美女，從而獲得相對較多的資源。因此，女大學生們義無反顧地加入到整形美容的行列中。大學校園里花大量金錢進行瘦身、隆鼻、割雙眼皮的學生不在少數，整形美容機構的廣告頻頻出現在校園的角落，大學生將成為美容整形業潛在的強大消費群體。除了整形美容，大學生對化妝品的消費也呈現中巨大的消費勢頭，據統計，大學生對化妝品單品的平均消費能力達到1OO元左右，除了基礎的護膚之外，眼霜、防曬霜、美白乳等有針對性的產品需求也在增加；男生護膚和美發用品銷售也在不斷增長。

三． 消費社會視野下大學生消費行為的原因分析

（一）大眾傳媒的全面滲透對大學生消費心理的消極影響

大眾傳媒為大學生描 繪了夢幻的生活，它用各種方式，把美好生活、高品位、親情、感官快樂等附著在世俗、日常的商品上，譜寫了“消費主義時代的抒情詩”。在這個充滿歡樂、幸福、舒適的媒體制造的虛擬世界里，大學生誤認為生活的意義就在于消費，標榜“我買故我在”。同時大眾傳媒為大學生呈現了“符號化”的商品，時尚雜志、時尚網站、電視廣告等輪番轟炸。大學生迷失在各種符號編織的影像世界里，造成消費心理的畸形發展，商品不論多昂貴，在大學生眼里，為了新潮、刺激，品牌自有它的價值。甚至有時候，與其說是在買產品，不如說是在買品牌。

（二）社會分層的文化轉向對大學生消費認同的消極影響

在消費社會，對個人身份、地位的劃分越來越擺脫傳統的依據，而轉向消費方式、生活風格、文化品味等文化資本，這就是社會分層向文化因素的轉化。因此，社會分層的文化轉向深刻地影響了大學生消費的方向，為了突顯自信、品味，為了在消費中尋找自身的價值，大學生們更加注重外在的修飾，重視消費名牌，追求高品味的生活。他們清醒地認識到：在這個物品極大豐富、消費主義盛行的影像世界中，追求優雅的儀態、擁有名牌商品是自身價值的體現，而體態臃腫、打扮土氣則與大學生的社會形象不符。這種新型的等級區分，使大學生尤其是即將進入職場的大學生獲得了通過消費建立自信、增加認同的機會。正是消費與社會分層之間干絲萬縷的聯系，造成了大學生注重名牌服飾，重視外在打扮，追求體面、尊貴的生活方式的消費傾向。

（三）日常生活的審美泛化對大學生美麗消費的消極影響

“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前所未聞的被美化的真實世界里，裝飾與時尚隨處可見。它們從個人的外表延伸到城市和公共場所，從經濟延伸到生態學。”

③這就是日常生活的審美呈現，它不僅為大學生展示了消解距離的、物質化的、平面化的“美麗”世界，而且深刻地影響了大學生的消費觀念，追求外在美、追求符號價值成為大學生消費的重點。生活在恍若藝術環境中的大學生，不自覺地把 自身融入這個虛幻的世界中，關注自己的身體和生活方式，樂此不疲地呵護、打造、形塑自己的身體，希望在審美的世界中擁有一片屬于自己的美麗空間。大學生尤其是女大學生再一次把周遭世界的美麗當成了衡量自身的標準，他們牢記大眾媒體的美麗宣言和扮靚技巧，并不斷付諸行動，購買化妝品、護膚品、高檔成衣，緊緊跟隨時尚的腳步，唯恐被這個美麗的世界所拋棄。日常生活的審美泛化把大學生卷入了一個不斷循環往復、沒有起點、沒有終點的消費美麗的浪潮中。

四． 結語

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中寫到“機器曾是工業社會的標志，擺設則是后工業社會的標志。擺設沒有一個嚴格的意義，但如果我們同意消費物品的特性在于它因其符號功能而相對喪失了客觀實用功能，那么擺設恰恰就是物品在消費社會中的真相。” 在當代消費社會中，現代大學生如果可以用鮑德里亞的消費社會觀來看待這個社會以及這個社會下的消費行為和消費文化，那么在看清真相之后必能給自己減少些空虛的符號與擺設。

④參考文獻：

[1][法]讓.波德里亞.消費社會[M].劉成富,全志鋼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P3 [2][美]喬治.瑞澤爾.后現代社會理論[M].謝立中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P317 [3][德]沃爾夫岡.韋爾施.重構美學[M].陸揚,張巖冰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P109 [4][法]讓.波德里亞.消費社會[M]．劉成富,全志鋼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P116

第三篇：心理學視野下的深挖犯罪(修改稿)

心理學視野下的深挖犯罪（修改稿）

仲穩山

（泰州師范高等專科學校，江蘇泰州，225300）

【摘要】在“大刑偵”的要求下，深挖犯罪已經成為看守所的重要職能之一，但由于看守所不同于偵查部門，它不能完全采用刑事偵查的審訊方法進行破案。科學地運用心理學的理論和方法開展深挖犯罪工作，可以提高看守所內案件的發現率和偵破率，形成對公安部門刑偵工作的有效補充。

【關鍵詞】心理學 深挖犯罪 看守所 在押人員 深挖對象

【1】深挖犯罪是指公安機關通過對看守所羈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進行管理、教育，獲取犯罪線索，查明犯罪事實，甄別在逃人員的專門工作。看守所是各類犯罪人員的交匯地和中轉站，是名副其實的“犯罪信息庫”。在“大刑偵”的要求下，看守所已經變成打擊犯罪的“第二戰場”，深挖犯罪也成為其重要的職能之一。但是，由于看守所不同于偵查部門，它不能完全采用刑事偵查的審訊方法進行破案，只能在“以人找案，以人找人”的思維模式指導下，靈活運用心理學的理論和方法，對深挖犯罪的對象、時間和方法進行慎重地選擇。

一、深挖犯罪對象的選擇

[2]并不是所有的在押人員都具有深挖的價值，如一些過失犯、初犯、偶犯等就較少成為深挖的對象，而重刑犯、累犯、慣犯、團伙犯、系列犯、盜竊犯、“雙搶犯”、涉毒犯、在逃犯、劣跡較重的在押人員等具有較大的深挖價值。在具體篩選深挖對象時，看守所必須注重內外線索的搜尋。

（一）從看守所的外部尋找線索

首先，向辦案人員了解偵查過程中的各種情況，特別是要了解案件發生的時間、地點、范圍、所造成的社會影響、該在押人員在該案中的角色、在押人員在偵查過程中的表現、同案涉嫌人員的去向以及其他各種與本案相關的各種情況等等；其次, 向在押人員的親屬、朋友了解其在家庭、單位和社會的成長歷程、行為特征、社會交往狀況，特別要了解各種生活事件對在押人員所產生的積極與消極影響；再次, 從報紙、雜志、電視、互聯網等各種媒體及公安機關內部的治安與刑事通報中提供的信息了解最新的犯罪信息。

（二）在看守所的內部尋找線索

首先,對剛剛入所的在押人員進行心理測試，全面了解其心理狀態、認知狀況、人格特征、氣質類型、情感需求等，及時記載在押人員的內心沖突和表現出的情緒障礙；其次,運用孫子兵法中的各種策略，分化瓦解共同犯罪的涉案人員，促使其互相檢舉；再次,利用安排的特情耳目等人員提供的信息；第四,密切觀察

【3】在押人員異常的行為舉止，及時分析其心理變化，如那些急于找辦案人員談話、對同案人員的情況異常關注、主動探聽其他案件的人員,得知其他案件、其他人員的有關信息后態度發生明顯變化的人員,收到信或錢物后情緒明顯波動的人員，都可以成為深挖的對象。

二、深挖犯罪時間的選擇

在押人員在看守所被監管或羈押的不同階段會產生心理上的巨大變化，如能把握深挖犯罪的時間，因勢利導，會使深挖工作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入所初期

【3】在押人員入所初期，由于社會地位和生活環境突然發生變化，特別是監管場所的強制約束，使得其心理處于驚恐、悔恨、孤獨和悲觀交織在一起的狀態，甚至達到崩潰的邊緣，其判斷能力、反偵查能力、反監管能力上都很弱，容易說出真話。

（二）訴訟階段轉換期

由于訴訟進程直接關系到在押人員的前途和命運，因此，訴訟階段的變化乃至強制措施的轉換（如刑事拘留轉逮捕），都能使在押人員的心理發生波動，造成其情緒不穩定，僥幸、畏罪、悲觀、絕望等心理都會不同程度地顯露出來。此時進行深挖，容易獲取犯罪線索。

（三）宣判時

進入審判階段，在押人員爭取從寬處理的欲望最強烈。接到判決書后，重刑犯特別是被判處死刑的在押人員，絕望心理較強，立功心切。如果此時對其指出只要有立功表現，其仍有獲得從輕改判的可能，就能激發其信心，促使其在最后關頭，走上坦白檢舉的道路。

（四）調換監室與出所

有的在押人員平時在監室中懾于“牢頭獄霸”等惡勢力的影響，害怕被報復，不敢檢舉揭發犯罪線索。看守所要在堅決打擊所內惡勢力的同時，消除其思想顧慮，鼓勵其在調換監室與出所時，積極檢舉揭發他人的違法犯罪。

三、深挖犯罪的心理學方法

（一）與在押人員建立良好關系，縮短心理距離

監管民警不但要完成“管”與“教”的任務，而且要營造一種人性化管理的氛圍，尊重在押人員的人權，關心他們的學習、生活、勞動和身體健康。如果在押人員能夠體驗到監管民警的關心和愛心，就會對其產生較強的信任感，放棄心理抵觸，縮短心理距離，甚至產生心理相容，向監管民警提供深挖犯罪的線索。

（二）仔細分析深挖對象的面部表情

1、觀察深挖對象的眼睛

（1）是否有瞳孔大小的變化。當對某些事情感興趣時，人的瞳孔往往會收縮，而激動、恐懼或被激怒則會使瞳孔擴大；

（2）是否有非病理性的斜視。[4]斜視眼的人總是用謹慎、戒備的目光對待和評估周圍的環境，不愿意讓別人觀察其內心的世界，竭力隱藏內心的真實感情，以達到保護自己的目的；

（3）眼睛外側是否有放射性皺紋。[4]眼睛外側的放射性皺紋被稱為“友好的微笑”，它是由于長期微笑形成的，如果一個成年人臉上沒有這種皺紋，表示這個人比較冷漠或缺乏感情，是一個不太友好的人；

（4）鑒別真笑與假笑。判斷真笑與假笑有兩個依據，一是嘴角抬起的速度，二是在張開眼的同時，眼皮是否有短暫的閉合；

（5）分析目光的變化規律。深挖對象的目光變化常是其心理活動的流露：①如果他說話時不看管教民警，主要是為了避免叉開話題，而正視一下管教民警，則表示他在說話停頓時，管教民警可以打斷他的話，但如果停頓了卻不看管教民警，說明他的思路還沒有斷；②如果說完某句話或某個詞后他將目光移開，可能表示他對自己說的也沒有把握，而如果看著管教民警說，則表示他對自己講的很有把握；③如果他對講話的管教民警掃視一下，表示他對管教民警的話表示懷疑，而如果聽講時看著管教民警，說明他感興趣或也是這個看法；④當他對管教民警產生防衛性、攻擊性或者敵意時，他與管教民警視線相交的機會便會增加，特別是當他長時間面無表情地盯著管教民警時，說明其具有挑釁性。

2、觀察深挖對象的眉毛 根據眉毛不同的形態，[4]我們可以將深挖對象分成四種類型的人：第一類是憤怒的人或是邪惡的人，其眉毛里端向下，外側向上，呈傾斜狀；第二類是糊涂、不知所措的人或焦慮、失望的人，其眉毛里端向上，外側向下，呈歪斜狀；第三類是情緒比較冷靜和穩定的人，其眉毛平直或相對平直；第四類是經常煩惱、心理壓力過大的人，其眉毛牽拉在一起，呈緊鎖狀。

3、觀察深挖對象的嘴唇

有關研究表明，薄嘴唇的人，往往較吝嗇，性格嚴厲且執拗，而厚嘴唇的人，對人熱情，且易受感動。根據嘴唇的動作變化，管教民警可以進一步認識深挖對象的性格與行為：①如果嘴唇下垂或嘴唇兩邊下掛，表示此人經常處于生氣、不愉快的境地，有悲觀厭世的念頭，而嘴唇兩邊的嘴角向上提起，則表示他性格活潑、生活樂觀；②繃緊卷曲的嘴唇通常與殘忍或盛氣凌人的性格有關，而當一片嘴唇繃緊，另一片嘴唇松弛豐滿時，則表示此人是一個具有矛盾性格的人；③有用力抿嘴習慣的人，其抿嘴動作可能是進行口頭攻擊和不耐煩的表現，這種人很容易失控，而習慣于嘴上銜著東西的人，是想借此動作來注意傾聽或避免說什么，也意味著他需要尋找新的信息。

4、觀察深挖對象的下巴與脖子

后削的下巴代表了與世無爭的個性，而突出的下巴則代表了爭強好勝；粗壯結實的脖子表示頑固、倔強，而細長脖子則表示缺乏男子氣概，不好爭斗。

5、對深挖對象整張面孔進行綜合觀察

對深挖對象各個器官的單個解讀，可能會得出互相矛盾的結果，因此，必須進行綜合觀察。如挑戰、敵對態度常用繃緊下顎的肌肉和斜眼瞪視來表示，而這時眉毛下垂，眉頭皺起，嘴唇緊繃，頭和下顎挑釁地向前推出，擺出一種防御姿態。又如，如果在左半面孔出現極不自然的笑容，極力讓監管民警感到可信，而右半邊則繃緊面頰和嘴巴，露出嚴厲的冷笑，并且右眼還顯示出一種狡詐，說明該深挖對象心中存在較強的恐懼。

（三）認真解讀深挖對象的肢體動作

1、觀察深挖對象是否有反復出現的習慣性動作

在接觸過程中，如果深挖對象反復出現咬指甲、雙手搓來搓去、反復撫摸身體的某個部位等，說明其內心緊張、猶豫，正在進行思想斗爭，趨利避害，回答的問題大多數是假話。

2、觀察深挖對象與監管民警之間的距離

當深挖對象講真話時，其身體會主動向監管民警靠近，反之，講假話者，會不自覺地與監管民警保持較遠的距離，身體向后靠，肢體活動較少，但面部笑容反而會增多。

3、觀察深挖對象的手勢

即使人可以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也無法控制自己的手指。深挖對象如果在講真話，其手勢較多，同時面部表情、聲音的聲調、聲速與手勢相互協調，反之，手勢會減少，面部表情安靜，聲音卻斷斷續續，手勢也不協調；如果攤開雙手、解開外衣紐扣或脫掉外套，表示其有一種真誠與坦白，而當雙手交叉在胸前時，則是一種防衛、否定、拒絕或疏遠；雙手緊絞在一起或反復擺動，加之身體坐立不安，往往表明其情緒緊張而難以接近；而搓起兩只手，表明其比較焦慮，很可能是有所期待。

4、觀察并重視深挖對象的臨界供述狀態

（1）如果深挖對象的身體由松弛自在轉化為緊縮僵化，分開的雙腿開始緊 靠并雙手交叉，表示監管民警已經觸動了其敏感要害之處，或者是其將涉及或已經涉及到了自己痛苦的、隱秘的問題，造成其內心由平靜、輕松、開放狀態變成緊張、不安、害怕和封閉狀態。

（2）如果深挖對象想要壓抑自己的強烈感覺與情感，往往會不自覺地采取腳踝交疊、雙手抓緊的姿勢，也有的人會咽口水，或咬緊牙關，或抓住手臂等，來拼命克制自己的欲望和沖動；

（3）如果深挖對象出現坐立不安、面紅耳赤、身體出汗、目光游離、口干舌燥、呼吸急促、喝水時剛喝幾口又忘喝、抽煙沒抽完就自己熄滅等，表明其對抗情緒減弱，心理防線已經幾近崩潰，但還存在僥幸心理。此時，監管民警應抓住時機，對其進行開導教育，促其認識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放棄思想包袱，爭取寬大處理，讓其供出余罪。

（四）分析深挖對象的聲音特質

一般來說，深挖對象講話時提高音調，既可表明其對所談內容的強調，也可表明他的憤怒或驚喜，當然，也可以表示一種懷疑、回避；聲音強度增大，也是一種強調，可表示一種激動情緒，而聲音強度的減輕，則是失望、不快活、軟弱或心虛；節奏加快表明緊張和激動，而節奏變慢則可能是冷漠、沮喪，或正在思考是不是要講出來以及如何講出來。

（五）運用談話技術，打開深挖對象的心扉

進行攝入性會談目的，是要從深挖對象的身上尋找到各類犯罪的線索，并給予必要的驗證。具體技術如下：①開放式提問。使用“什么”、“如何”、“為什么”、“能不能”、“愿不愿意”等詞對深挖對象提問，可以讓其對有關問題給予詳細的說明。②封閉式提問。使用“是不是”、“有沒有”等詞，用來澄清事實，獲取重點，縮小深挖的范圍。③具體化。讓深挖對象清楚、準確的表述他所經歷的事件。④面質。當深挖對象的言行不一致、前后言語不一致時，使用面質，可以讓其放下有意無意的防衛心理和掩飾心理來面對現實。⑤打破沉默。處于沉默狀態的深挖對象有６種類型：懷疑型、茫然型、情緒型、思考型、內向型、反抗型。⑥調整多話。多話的深挖對象有７種類型：宣泄型、傾吐型、癔癥型、表現型、表白型、掩飾型、外向型。面對多話的深挖對象，要針對不同類型，采用不同的策略，科學地進行引導，及時發現并分析多話狀態下的心理變化。

在使用上面的各種會談技術的同時，監管民警還可以適度使用共情的技術，促使深挖對象較快地暴露其內心存在的各種沖突感和罪惡感。

實踐已經表明，在看守所內科學地運用心理學的理論和方法開展深挖犯罪工作，可以提高案件的發現率和偵破率，是對刑偵工作的有效補充。

主要參考文獻

[1]李姝音.對看守所深挖犯罪的若干思考[J].公安教育,2004,(12):37-39 [2]唐兢,劉謀斌,花濤,邵世友.公安監所深挖犯罪的對策與方法[J].福建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6,(1):54-57 [3]張迎新.公安監管場所如何開展深挖犯罪工作[J].山西警官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6,14(3):28-30 [4]羅大華,狄小華,馬皚.刑事司法心理研究[M].北京:群眾出版社,2006 4

第四篇：文化沖突理論解析移民犯罪 講演稿

文化沖突理論解析移民犯罪 講演稿 價值沖突理論 科布林認為，在犯罪頻繁的區域雖有很多的不良少年，但是在這些地區也居住著不少正常少年。不良少年長大后有的變成守法公民，而正常少年長大后有的也會變成犯罪人。這種情況并不是由于這些區域的犯罪文化強于傳統的合法文化，而是因為犯罪的價值體系和傳統的合法的價值體系之間存在沖突和二重性，當地的居民因同時參與這兩種價值體系，并且認同兩種價值體系。他認為接觸犯罪文化并不是犯罪的原因。而是犯罪文化與合法文化之間產生了沖突，致使這兩類文化所附帶的規范和價值觀體系內部產生不安，導致犯罪行為的發生。米勒的焦點關心理論

米勒認為，下層階級成員若遵從這些“焦點關心”(或價值觀)就會經常觸犯法律。例如，為了證明自己有強硬的身體和態度，便不會在打架中退縮。為了耍小聰明就必須欺詐他人，尋找興奮的結果導致酗酒、賭博、濫用毒品等非法行為的產生。沃爾德的集團沖突理論

沃爾德指出，許多犯罪行為是由群體實施的，這是因為集團行為更能保護和加強自己的利 益。比如，少年犯罪幫伙幾乎都是少數權力群體，他們不贊同占統治地位的多數人的規則，即成年人的價值觀和權力的規則，警察通常代表成年人價值觀和權力，當少年犯罪幫伙采取某種直接集體性行動時，他們不可能通過正常的途徑達到自己的目的，也不可能尋求警察的保護，于是，他們容易被看作犯罪人，容易被當作犯罪人來處理.。

塞林的“初級文化沖突”

移民從A文化圈移入B文化圈，移民群體由于他們遵從母

國的規范文化，自然與美國的規范文化相沖突，并與他們的犯罪行為相聯系。

初級文化沖突”像橫座標，在同一時點上，不同文化圈的規范文化在移動中所產生碰撞和沖突，即不同文化板塊的連結處的異文化沖突。殖民擴張，異文化注入過程中的文化沖突。移民過程中的文化沖突，A文化圈的人們帶著固有的文化規范移入到B文化圈后，與B文化圈的本土規范文化發生的沖突等。

次級文化沖突”像是縱座標，即在同一地點，由于不同時期的社會文化轉型，使傳統的較單一的規范文化發生分化，分化出來眾多的亞文化，亞文化與傳統文化之間由于差異而產生激烈的沖突。這些文化沖突與犯罪行為的增長，有著密切的關系。塞林為我們描述了一個文化沖突與犯罪關系的動態模式，這是他理論的精典之處。案例二

集團利益沖突論“犯罪是具有不同利益的群體沖突的結果”表現為移民群體和當地原住居民，以及不同社團之間的利益沖突。案例三

擔任“怒羅權”案件辯護工作的石井小夜子律師解釋道：

“怒”代表憤怒；“羅”代表羅生門似的團結；“權”代表權利。意思是指憤怒抗爭、聲張權利、團結一致。“怒羅權”成員因孤獨、不被日本社會所接受而產生的對社會的“疏離感”，為了謀求屬于自己的空間，或者說是為了在日的殘留孤兒二三代爭取自己的權利而自發組織起來。但是地域社會卻把他們視為不良組織，疏遠和阻止他們，這反倒強化了其內部的團結。

第五篇：論后殖民理論視野下的文學研究

論后殖民理論視野下的文學研究

2011年11月23日，應我校陳改玲教授的邀請，由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張寬博士主講的《后殖民理論視野下的文學研究》講座在浙江理工大學舉行，文傳學院11級新生及輔導員等教師準時到場參加了講座。

張寬博士以他求學的經歷與環境為切入點，將參加講座的老師與同學逐漸引入了后殖民理論的文學研究中。

首先，張博士講述了他與后殖民批判的最初接觸來源于愛德華·薩伊德的《東方學》。他簡述了法國后結構主義關于表述與現實，話語與體式之關系的思考以及追溯了中國形象在西方由褒而貶的轉變過程。張博士認為中國的現代性話語不過是歐洲啟蒙話語的一個橫向移植，中國的全盤西化論者在貶損中國文化傳統的同時把西方過分浪漫。

其次，張寬博士就中國語境的后殖民批判面對的批判提出自己的觀點，同時對中國語境后殖民批判進行了一個再思考。張博士提出，西方的后殖民批判語境特殊，不宜挪到中國的語境中使用，這極易激起民族主義情緒，引發無民族主義情緒的產生。張博士認為，中國現代化話語的權威地位只有在后現代，后殖民的顛覆結構中才能得以維護。這是中國后生應該努力的方向。

最后，在長達半個多小時的互動環節中，文傳學院黨總支書記陳改玲教授和一些老師同學不僅對本次講座的主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且向張博士請教了文學研究上的一些問題，張博士都一一給予解答，現場氣氛熱烈而有序。

本次講座旨在通過張博士對后殖民理論視野下的文學研究以提高文傳學院的師生對后殖民理論的深入認識。最后，講座在同學們的掌聲中取得圓滿成功。

文/魏雪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