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網絡在輿論監督中的作用

論網絡在輿論監督中的作用

【內容摘要】：隨著網絡媒體的發達，網絡在日常生活中的運用逐漸增多，位置日益突顯，網絡已成為人們獲得信息和發表言論的一個重要渠道，為普通民眾提供了一條開展輿論監督的便捷通道。尤其是在輿論形成過程中,網絡媒體具有不容忽視的推動作用，網絡的開放性、匿名性,使得各種信息和觀點能夠自由地在網絡空間得到傳播，突破了空間限制,也更容易在較大范圍內產生強大的輿論壓力。但是網絡輿論監督也是一把雙刃劍，在網絡輿論監督贏得一片叫好聲的同時，網絡輿論同時也給社會帶來了極大的危害，法律缺失、政府管理引導不力、信息失真等問題不斷呈現。對網絡輿論監督，應該有個全面正確的認識，不斷地進行規范和正確引導，建立起有利于網絡輿論監督的制度與途徑，使“互聯網”成為實現政治民主、建設政治文明及構建和諧社會的最佳手段。如何合理有效地開展網絡輿論監督，防范和應對網絡輿論負面影響，需要具有正確的網絡輿論態度和完善的網絡管理機制。

【關鍵詞】：網絡輿論監督作用

輿論監督是當前我國主要的公共權力監督形式之一。廣義的輿論監督是指公民享有的對社會公共權力、社會事務實行輿論監督的權利和自由。公眾在獲知真相的前提下，通過正當的渠道和傳播媒介，行使法律賦予的監督權，以表達輿論、影響公共決策、對公共行為進行監督。狹義的輿論監督是指新聞輿論監督。公民依法享有運用新聞傳媒充分發表意見、建議和呼吁、表達自己意志的權利和自由；享有對國家、社會事務以及公眾人物實行輿論監督的權利和自由。

這種監督方式不同于行政、司法的監督，也不同于黨紀的監督，它沒有法律和紀律的強制力，不直接產生法律效果。它的獨特功能主要表現在揭露功能和督促功能上，是通過對事實真相地揭露，在社會上形成強大的民意壓力，來發揮其監督作用的。輿論監督的形成和發起沒有固定的程序和模式，公眾以公開的、自然形成的集合意見的形態，對監督對象進行察看和督促。

一、網絡的發展對我國輿論監督的影響

（一）互聯網的信息傳播優勢

自1986年，我國開始與國外合作發展自己的互聯網技術以來，網絡在我國得到迅速發展，時至今日，互聯網已成為家喻戶曉的第四代媒體。

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2008年1月發布的《中國互聯網發展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07年12月，中國網民人數已增至2.1億人，略低于美國的2.15億居世界第二位；在網民的網絡應用中即時通信、新聞評論、BBS跟帖和撰寫博客是網民日常傳播和發表輿論信息的主要途徑，其中網絡新聞觀看率僅次于網絡音樂和即時通信處在第三位；在2.1億網民中網絡新聞的受眾群體已有1.5億；有65.7%的網民表示在網上發過帖子或上傳過內容；半年內更新過博客、個人空間的網民比例為23.5%，規模達到4935萬。

以上數據表明，網絡已深深的影響到廣大民眾的日常生活，普通百姓可以方便地通過互聯網獲取信息、發表觀點，也更方便了不同地區的人們相互交流和聯系。同時，該報告還說，閱讀網絡新聞、更新博客、訪問政府網站和網上發帖的網民之間關系密切，這一部分網民對政治相對比較關心，在互聯網上比較活躍。不論是國內重大事件，還是國際重大事件，都能馬上形成網上輿論，甚至產生巨大的輿論壓力，達到任何部門、機構甚至公眾人物都無法忽視的地步。由此可見，隨著網民人數的大量增加，互聯網以其獨特的信息傳播優勢，必然在輿論監督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網絡輿論監督的作用特點

互聯網將各個地方的越來越多的民眾快速的聯系起來，形成了一張強有力的輿論監督網，用實際效力向人們展示了其越來越強大的監督力量。

近幾年各地發生的地區性事件都不同程度地打上了網絡的烙印。大量的事實已經凸顯了網絡在公共輿論監督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相對于傳統傳媒的獨特優勢，概括起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網絡信息傳播具有實時性和公開性。網絡信息傳播克服了時間、地點等條件的限制，具有開放性、實時性等特點，通過網絡，公眾可以足不出戶，在最短的時間內就了解到各地發生的重大事件新聞。這種特點在提高信息傳播速度的同時，也增加了信息的公開性，在政府行政方面大大提高了公共權力行使的透明度和民眾監督力度。

例如：周正龍虎照事件。在虎照事件中，有所謂四大“打虎英雄”的說法，即中國科學院植物學家傅德志（他的打虎博客訪問量已近607萬），第一個發現虎照出自華南虎年畫的網友“小魚啵啵啵”，人民日報評論員盧新寧（連發三篇質疑虎照的評論），制作“新聞調查”《華南虎事件》的央視主持人柴靜。還有人提名陜西籍歌手慕容萱（創作《勸降周老虎》等流行歌曲），網友“智取慰虎山”（狂

刷和轉帖打虎文章）。對虎照形成巨大壓力的媒體，除了傳統媒體，還有攝影發燒友網站“色影無忌”、陜西華商網的華南虎論壇等。有意思的是，挺虎派官員關克也借助互聯網頑強抵抗，他的博訪問量332萬。[1]

其次，網絡具有強大的聚合力。作為一種信息交流平臺，互聯網為民眾提供了一個個相互交流，自由發表個人觀點的虛擬社區，猶如現實中的俱樂部、聊天室等場所，用共同的興趣愛好、信息關注點等將各地的民眾匯集到一起，通過共同交流觀點，能夠在短時間內最大范圍的凝聚起多數民眾，為進一步形成強大的輿論創造基本條件。

第三，網絡具有交互性和強大的信息整合功能。從廣大參與者角度來講，網上發表言論的最大特點在于其自由度，開放的網絡平臺使得任何人都可以大膽地發表看法，做到人與人之間的實時相互交流；同時，這種交流形式使相互間身距千里的民眾有種面對面、身臨其境的感覺，真正做到“眾聲喧嘩”。對于公共權力的行使者來說，整個交流過程同時也是一個不同觀點的相互碰撞，論戰，進而達至信息整合的過程。通過這種信息的整合、反饋，決策者可以更為迅速直觀的掌握大眾民意，進而影響到公共決策。

例如：上海“釣魚執法”案。9月8日，職業經理人張軍“被釣”，12日以“公子羿”ID在天涯社區發帖控訴，迄今訪問數18.7萬，評論數1887；接著“80后”作家韓寒在博客中轉述和評論此事，迄今訪問數48.5萬，評論數6216。轉述者對網民的影響遠遠超過當事人，提示網絡“意見領袖”的影響力。國慶過后，傳統媒體大舉介入，中國青年報和一些都市報通過深入采訪，挖掘出其他“釣魚”案例，一個區的黑車罰款天價收入、法院與政府交通管理部門串通制定審判指導意見等，特別是央視“經濟半小時”欄目曝光整頓黑車中疑存在“職業攔車群體”，把輿論推向高潮。傳統主流媒體的強力介入，響應民意，體現了體制內改良政務管理、傾聽民意、化解民怨的堅強決心。人民日報連發兩篇“人民時評”《釣魚式執法，危害猛于虎》（網絡轉載122次），《釣魚式執法還需繼續回應質疑》（網絡轉載78次），中央電視臺“新聞1+1”欄目相繼推出《“黑車”：關我們什么事？》（網絡轉載64次），《“釣魚執法”再調查，該還誰清白？》（網絡轉載63次）。網民熱情肯定主流媒體的宣示：“人民的質疑就是人們的要求，人民的監督就是人民的期待。”[2]

李琳認為，監督主體本位回歸，進行自下而上的監督網絡的產生，使全社會的輿論通道更加多元豐富，語言環境更加寬松自由，信息傳遞的速度更加快捷，信息傳播的范圍也更加廣闊和富有針對性，信息的來源也更加多元，人們公共信息的知曉意識也不斷提高，人們的參于意識也進一步加強。網絡輿論的出現，在技術上實現了監督的主體權的“公共性”回歸:網絡的海量存儲，打破了傳統媒體因版面或時間的容量局限，可以無限量的容納各種意見;它的低準入條件，使普通受眾，包括弱勢群體、邊緣群體的聲音都有了傳播的可能。[3]

網絡的迅速發展讓輿論監督在方式上實現從上至下到由下而上，從依賴權力到自主施力的回歸。傳統媒體借助網絡突破地方保護主義的封鎖，減少權力部門的干預，擴大了監督的對象和范圍。由于媒體和受眾關注度高，所以一些重要的輿論監督案例都持續時間較長。并且，針對受眾擔心不了了之的心態，各大網站都一直關注事態發展，對處理結果進行追蹤報道，消除了受眾心中的疑慮。正是由于網絡媒體和傳統媒體的通力合作、共同施壓，很多問題得以徹底清查和解決。

[4]

二、通過網絡傳播公眾輿論監督的成效

從輿論存在和實施監督的態勢來分析，可以確立為兩個概念，即以輿論自在狀態為特點的“熱輿論”和以輿論控制狀態為特點的“強輿論”。所謂熱輿論，指的是新聞輿論監督報道或其他新聞報道引起特定區域或整個社會強烈關注的輿論現象。這時新聞報道直接在社會面上引發輿論，這種輿論表現出強烈的群體一致性，對被監督對象而言，往往具有強大的輿論壓力。所謂強輿論，指的是新聞輿論監督報道或其他報道引起社會強勢群體關注的輿論現象。這時新聞報道在上層引發輿論，這種輿論借助上層社會成員身份具有的干預力和影響力，對被監督者形成強大的輿論威懾力。網絡媒體有效地溝通了監督者和被監督者。公眾不再是等著接受媒體采集來的信息，而是通過網絡直接和被監督者對話進行互動。

[5]

現代社會信息豐富,但我國各級傳統新聞媒介在反映信息和輿論監督方面卻不盡如人意。而網絡輿論的獨特優勢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傳統新聞媒介在這些方面的缺陷,對當前中國民主決策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同時也會帶來某些挑戰和負面影響。[6]

網絡媒體帶來的輿論的多元化，使越來越多的人對于來自網上的聲音有了更大的心理承受力，心態也變得越來越有包容性。互聯網培育出的這種思維的開放性、觀念的多元性、心態的包容性，也使得在網絡媒體上開展輿論監督擁有了更加寬松、包容的環境和氛圍，這方面使得網絡媒體擁有了獨特的輿論監督。[7]

三、網絡輿論監督中存在的問題

（一）虛假信息的存在，影響輿論監督的效力。

由于對網絡信息發布的控制還不完善，網絡的開放性也就帶來了它的一個負面結果，即虛假信息的泛濫。它妨礙人們獲得真實信息，導致人們形成與現實不相符合的意見，嚴重的還會使人們產生思想上的混亂和極端的行為。網絡也為謠言的產生提供了技術條件，有的謠言發布者出于種種目的，在網上對政府和政府的政策加以誹謗和詆毀，混淆人們的視聽，影響國家正常的政治生活。[8]

例如；“人肉搜索”。“人肉搜索”確實在不少輿論監督案例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威脅、中傷、誹謗、猥褻或其他有悖道德或違反法律的行為同時存在，如果信息的接收者沒有足夠的分析能力，就會經他誤導而產生錯誤的意見傾向。所有提供“人肉搜索”服務的網站還有待加強管理，使“人肉搜索”朝著健康良性的方向發展。

（二）影響力不足。

在影響力上，網絡媒體還是沒有辦法與傳統的媒體相比。一方面，由于生活水平存在著差距，網絡的覆蓋還只是局限在城市，農村依然在網絡信息的傳遞范圍之外，忽略了這一片區域，任何輿論監督都不是完整的，也就難以獲得受眾的信任。另一方面，網絡的商業性和虛擬性使網絡新聞的真實性受到了影響。據相關的統計顯示，人們對網絡的信任度低于45%%，而對其他傳媒的信任度則高于50%%。[9]媒介在輿論監督中所起的作用，都是建立在公眾對它的信任之上的，這樣，人們才會愿意在其中自由地暢談和傾聽,人們一旦在其中受到了欺騙，就會對這個公共領域產生懷疑，不會再依靠它來發表自己的真實言論。

三、新時期我國輿論監督的發展需要

網絡輿論監督的優勢已經日益受到政府和廣大民眾的重視，其地位的重要性也日益得到提升，相比之下，傳統媒體的作用似乎正逐漸被淡化。但大量研究表明，我們在強化網絡技術的同時，也不能否定或輕視傳統媒體在監督中的作用。網絡輿論監督力量的充分發揮依然有賴于傳統媒體的支持和幫助，事實證明，只有加強二者的合作才能使我國的輿論監督事業得到長足的發展。

通過近幾年若干事例可以發現，在眾多事件的監督過程中，傳統媒體的參與在輿論影響上的作用依然是互聯網無法做到的。首先，在受眾范圍上，互聯網的受眾群體要遠遠小于報紙、電視等傳統媒體的影響群體。其次，輿論質量上，由于當前我國網絡新聞專業報道能力有限，而相比之下，報紙等傳統新聞機構在事件的調查報道、原因分析、經驗總結等方面更具有專業性和針對性，更能形成高質量的輿論監督。

因此，要把互聯網在監督初始的即時揭露功能、傳統媒體報道的深入發掘功能和擴大影響的能力、網絡交流平臺在大眾言論信息方面的整合功能三方面更好地結合在一起，努力促進新老媒體更默契的合作，共同促進我國輿論監督事業的發展進步。

當前時代是科技大發展的時代，作為尚處于成長中的新技術，互聯網技術已在各個領域引起了不同程度的變革。網絡輿論監督功能也日益引起政府和社會的重視，規范和促進這一監督力量的發展需要政府和社會的共同努力。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互聯網技術會在輿論監督過程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將為我國的輿論監督事業增添更為強大的力量。

第二篇：論網絡輿論監督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論 網 絡 輿 論 監 督

蘭紹江

內容提要：互聯網的普及，正在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也包括政治生活方式。人民群眾通過互聯網了解國家事務，廣泛、充分地交流和發表意見、建議，對國家政治、經濟、法律、文化、教育、行政等活動進行褒貶與評價，是現代社會民主化發展進程的必然，是憲法賦予我國公民的基本權利。我們應當對網絡輿論監督有個全面正確的認識，并且不斷地進行規范和正確引導，使其規范和完善，建立起有利于網絡輿論監督的制度與途徑，使“互聯網”成為實現政治民主、建設政治文明的最佳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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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沈陽劉涌涉黑犯罪團伙案件在審判過程中一波三折，引起了一場轟動全國的網上大討論。雖然此案已告終結，但它造成的輿論效應卻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啟迪。

在劉涌案件的審判過程中，“網絡輿論監督”發揮了重要作用，它充分表達了全國人民嚴懲黑社會犯罪的鮮明意愿，最終導致了最高法院對劉涌案件的再審。所謂“網絡輿論監督”，就是人民群眾通過互聯網了解國家事務，廣泛、充分地交流和發表意見、建議，對國家政治、經濟、法律、文化、教育、行政等活動進行褒貶與評價。“互聯網”成為民意表達的最佳手段。

一、從劉涌案件看“網絡輿論監督”的意義

1、民意得到了真實、充分的表達。劉涌涉黑犯罪集團案堪稱建國以來罕見。眾所周知，黑社會犯罪危害之嚴重非其他犯罪所能比擬，為各國政府之大患。我國黑社會性質的犯罪勢力雖剛起步不久，但來勢兇猛，國家對此已經確定了“露頭就打，從重從快處罰”的方針，這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深得民心的舉措。劉涌集團危害一方十幾年，終于繩之以法，自然為國人矚目。當遼寧省高院以含糊其辭、“莫須有”的理由將劉涌死刑的一審判決改為死緩，尤其是部分“知名教授”違背民意、以權威面目書面干預審判活動的曝光，激起了國人的憤怒，引發民眾投入一場空前的大討論。在這場大討論中，愛憎分明的人民意志得到充分表達：①對黑社會性質犯罪的首惡必須嚴懲，決不允許假借“人道、人權”姑息養奸；盡管個別“權威”說：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犯罪并不是很嚴重的罪，這樣的案件到了美國可能判無罪，不是判死緩的問題云云［注］，但人民不信邪，他們知道孰輕孰重，他們更不會用美國的法律來斷中國的案子。

“劉涌不死，民心死”，一語表達了人民對黑惡勢力的深惡痛絕。②維護司法公正，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干預司法審判活動。有的“專家”斷言判處劉涌死刑是我國一貫重刑思想的體現，民眾的態度是媒體片面引導的結果，是用感情代替法律；更有人建議最高法院改寫遼寧高法判決中“不能從根本上排除公安機關在偵查過程中存在刑訊逼供”的模糊詞匯，明確“認定刑訊逼供的事實，并且按照有關司法解釋，不將刑訊逼供取得的口供作為定案的依據”，（筆者注：接下來就要追究公安、檢察機關辦案干警的罪責了！）說這是“對人權的尊重和對司法尊嚴的維護。”[注]但是，從2000年7月劉涌案發到3年后劉涌被終審判決,公眾對劉涌案的關注一刻也沒有停止,“百姓心中有桿秤”，可以說,劉涌案件的審判,直接關系公眾對司法公正的信心。這次參與討論人員范圍之廣、人數之多，感情和理性幾乎都達到極致，正是如此，才避免了黑白顛倒和無限放縱。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這充分說明，正義存在于民眾之中，人民懂法、而且最理解法律的宗旨。

2、正義存在于最廣大人民群眾之中。劉涌案的二審改判曾一度使人們對司法公正產生某種懷疑；但最高人民法院正視全國人民的質詢和呼聲，依法對劉涌案提起再審，并最終維護了正義。人們看到我國的司法敢于從容面對公眾的監督和批評，真正體現了司法為民的宗旨，維護了法律的權威。正如有位法學博士所言：再審本身是一個進步，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審反映了法律對民意的一種尊重，從中可以看出法律并非只有程序正義而沒有實質正義，嚴格執行根植于民意的法律并接受民眾對于法官是否嚴格執法的監督，才是法官對民意最好的尊重

[注]

。劉涌一案的再審充分說明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用自己的行動體現對民意的尊重。人民對司法公正的有效監督，又產生了一定的警示作用：法律是一定形態的社會物質生產和生活的體現，人民群眾是社會生產與生活的主體，因而法律必須代表最大多數民眾的意志，司法又必須在人民的監督下公開、公正進行。如果法律拋開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只是部分“權威”強加給人民的信條；如果司法活動不受人民的監督而失去公正，那末法律就將失去在民眾中的權威。民不可欺——無論什麼人，打著“權威”旗號也罷、打出“人權”招牌也罷、還是玩弄什麼其他花樣，他都不能逾越人民的意志，、超越我國的國情。

3、人們從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示。對劉涌案件的網絡輿論監督，一方面在法律范疇給予人們很多啟示，譬如法律如何代表最廣大人民意志；如何保證司法公正與權威；如何看待死刑等。更重要的是網絡輿論監督引起了大家的極大關注，有個學者講，“對劉涌案的再審，網絡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網上暢所欲言體現了民眾對權威機構的一種評判，在網絡上對司法機關的評判則從某一方面體現一種社會的聲音。”[注]網絡在極大地拓展人們交互空間的同時，又極大地便捷了人們之間的認識與交流，它將成為今后人民自我教育和行使民主監督權利的最有效手段之一。那末，人民可以通過網絡監督司法活動，為什麼不可以把這個手段擴展到其他領域？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安全??等等所有領域，都應當接受人民的監督，都應當為人民群眾提供網絡輿論監督的廣闊平臺。

二、網絡輿論監督的優越性。

媒體的輿論監督作用已經深得民心；像《焦點訪談》、《社會經緯》，及其他中央與各地的報刊、電視反映社會熱點、民眾疾苦、腐敗現象的各種專欄，在揭露社會矛盾、鞭撻違法亂紀、洗雪百姓冤屈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真正成為人民信任的“喉舌”、黨和政府聯系人民群眾的紐帶、反映民情、社情的重要渠道。但是，傳統的媒體有它一定的局限性：①時間滯后。民情、民意反映到媒體需要一定的時間，媒體一般要進行核實，然后再履行制作、審批手續，少則數天，多則數月。②廣泛性受限。傳統媒體由于篇幅、人力、資金、程序等諸多原因，它所反映的社會問題一般僅限在影響較大或很特殊的典型個案，大量的民情、民意以及事件難得光顧機遇。③交互性差。傳統媒體的報道一般呈單向性，來自各方面的評論、反饋、辯解及信息不能及時溝通交流。④成本高。公開發行的報刊的版面價格很貴，電視臺制作新聞節目的成本更高，如果按照節目播出時間計算更為昂貴。⑤監督主體偏移。對國家事務和國家權力的監督，主體應當是人民，人民是一個廣泛的集合概念。媒體行使監督實際是代表人民的，然而由于它的局限性，在民眾心目中媒體成為了監督主體。網絡媒體相對于傳統媒體而言，則具有無法比擬的優越性。

1、監督主體的素質較高。利用互聯網表達自己意愿的人，都具有較高的文化素質，有一定的知識和表達能力,關心國家和社會事務,具有較強的參政意識與維權意識,分析問題有一定的深

度，他們是社會輿論的主要參與者；其中年青人又據多數，思想活躍，容易接受和傳播新鮮事物。通過互聯網聽一聽這些人的反饋意見，對于推進我們國家的民主化進程具有重要意義。

2、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第十三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去年12月31日，中國網民總數已達到7950萬，職業分布廣泛。社會各個階層、各行各業都可以站在不同的立場、角度參與國家大事的討論、評價，不僅參與人多，而且面廣，各種不同的意見和建議、評論都能得到集中反饋。

3、人們的意愿和看法可以更真實、充分地表達。一般說傳統的媒介對民情、民意總有個加工、篩選，往往一些更真實、一手的輿論、呼聲得不到傳達，而互聯網就取消了這道

“工序”。如果把傳統媒介比喻為“記名投票”的話，那麼互聯網就是“無記名投票”。這種寬松、自由的環境便于人們無拘束地發言，真實表現自己。

4、具有空前快捷的特點。互聯網是個電子的虛擬世界，它傳播信息的速度不是以天數、小時為分母，而是按秒計算。海南發生的事情，在幾秒鐘內通過互聯網，圖文并茂地發布到大江南北、長城內外，也不會發生傳統媒介的那些昂貴費用。

5、具有良好的交互性。在互聯網上，人們可以對同一問題相互了解觀點、展開討論；既可以成本大套、連篇累牘，也可以短小精煉、一針見血；還可以組織

“專家訪談”，以至于組織問卷調查和反饋。

由于互聯網具有這些優越性，利用這種先進的手段實現司法與行政活動的人民監督，就是現代社會民主化發展進程的必然。有一位學者評論說：讓人民通過網絡發言是一種必然和進步，它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和人民權益進一步的“最大化”提供了一個廣泛的平臺。「注3」給人民以發言的自由和讓人民掌握法律武器同等重要，民主、法治、平等、自由，這是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中國政治改革的目標。讓網絡輿論監督充分發揮它的作用吧！

當然，網絡媒介既具有廣泛的公開性，又具有很強的私密性。公開性是指網上的信息可以共享；私密性是指在網上發布評論、消息的人完全可以隱匿真實性名和身份。正因為如此，有人指出，網絡是一把“雙刃劍”，有它推動文明進步的一面，也常夾雜著聳人聽聞得謠言和不滿情緒的渲瀉。這些內容在網上廣泛傳播，影響很壞。所以加強網絡的規范和引導是十分必要的。

三、正確對待網絡監督。

盡管網絡監督目前仍存在某些缺陷，人們對它有不同的看法，但絕不能因此否定它的作用。2003年，網絡媒體所顯示的輿論監督力量得到了最充分最有效的體現,眾多新聞事件，如孫志剛事件、日本人集體買春事件、劉涌案件、寶馬汽車撞人案等等，都在網絡上都得到了廣泛的傳播，接受最廣大人民群眾的評判監督，深深觸及了人們的靈魂。人民大眾參政意識空前高漲，使各種事件的發展得到了最深刻的推動，不但影響著政府決策，而且涉及了法律的變革。黨和政府日益重視網絡媒體反映的民眾呼聲和意見，全國人民抗擊“非典”時，胡錦濤總書記在廣州對一位醫生說：“你的建議非常好，我在網上已經看到了。”溫家寶總理對幾位北大學生說：“我在網上看到同學們在留言中表達了同全國人民一起抗擊非典的決心，令人感動。”這表明網絡媒體公信力日益凸顯。網絡監督已經不可阻擋，因為它符合廣大人民的意愿，是“現代社會民主化發展進程的必然”。我們應當對網絡監督有個全面正確的認識，并且不斷地使其規范和完善。

1、網絡輿論監督是憲法賦予我國公民的基本權利。

我國《憲法》總綱明確闡述：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

《憲法》 第三十五條又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

言論自由和對國家機關的工作實行監督是憲法賦予人民的民主權利。人民有權利采取最便利的方式和手段，保障自己充分發表意見的機會，保障人民有效地行使民主監督的權利。網絡監督是人民實現民主權利的便捷而有效手段，它當然要受到憲法的保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評價網上的爭論說，“這是網友的自由，也是民主的體現。”

2、網絡輿論監督是現代文明的體現。

現代文明的社會，不僅表現為經濟與科學技術的發達，而且是經濟、政治、文化的全面文明化，尤其政治文明可以說是一個國家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標志。政治文明首先表現為最大程度地發揮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政治積極性，讓更多的人能夠參與國家政治生活，人們有充分的機會表達自己的意見，暢所欲言，使一切有利于社會進步的意見和倡議都能受到關注和發揮作用。依賴現代數字技術而實現的互聯網傳輸、交流手段，是現代科技發展的產物；充分實現民主又是現代文明社會的必然。網絡監督正是這種現代科技同現代民主的恰到好處的結合，它為改革開放的深化和人民權益的實現，提供了一個廣泛的平臺，是現代文明的體現。否定網絡的意義，就如同愚昧時代否定“日心說”、清政府視火車為“怪物”、落后的文化禁錮電影、電視；否定網絡監督也可以視為“葉公好龍”式的民主心態。

3、網絡輿論監督是公民自我教育的方式。

網絡媒體是交流傳播各種知識和社會信息之現代化工具，它具有廣泛性、社會性、世界性等主要特征，他已經成為人們獲取知識、了解天下大事的主要渠道。我們看到，在網絡監督的過程中，人們也在相互交流信息和知識，在參與中學習、在參與中互補，在參與中提高素養。對于個別不負責任、偏離事實和公德的網上言論，人們也在進行批評或抨擊。正義、法律、公德、知識在自發傳播，這是主流；恰恰是這種自愿參與的活動，更有效地達到自我教育的目的，同時也真實反饋了人們道德的水準，讓我們的主流媒體的導向有的放矢。

4、網絡輿論監督是民主、公開、平等的推動力。

政治民主化是政治文明的前提，其基本要求是政治上的民主、公開和平等，這正是網絡監督的前提和目標。網絡監督的前提是要求政治公開（也包括司法與行政的公開），公開才有公正。政治的民主化、公開化、法制化、科學化以及政治的高效、清廉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目標。政治公開化就是要增強政治生活的清晰度和透明度（涉及國家機密和國防機密外），消除政治的封閉性和神秘色彩，消除程序上、技術上和地域上的限制，使廣大人民群眾能夠通過網絡更好地了解政治過程，更好地知政議政和參政，實現各種民主權利。沒有政治的公開化，就很難保證政治民主化，政治清廉也會受到影響，社會主義的政治文明也就無從談起。

5、對網絡輿論監督應進行規范和正確引導。

互聯網承擔著傳播知識、信息，弘揚民族文化和社會主義道德的神圣社會職責，作為發布部門的大量社會信息應當

“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有關部門應該審時度勢，加強正面引導。網絡規范和道德的形成，主要靠教育和引導，靠所有網民的自律；2001年5月湖南創建了《紅網》，作為湖南省委、省政府的新聞和綜合網站，擁有了中國第一批專業網絡記者，在紅網的“社區論壇”，邀請了諸多的專家、學者作為常年特邀嘉賓，進行各種建設性的探討和評論，引導論壇輿論導向趨向理性化。全社會應當加強互聯網誠信與公德教育，形成網絡道德公約；網絡服務與監管部門以及主流媒體應當主動組織對敗壞網絡聲譽的批判，引導人們形成良好的道德風尚，凈

化輿論平臺。

6、建立有利于網絡輿論監督的制度與途徑。

網絡監督是一種歷史發展的必然，一切關注民生、關注國家的事情，總是會經過網絡空間擺到各級政府的桌面上。對于這種“新”事物，我們的各級政府應當給與高度重視和恰當地應用了。有人建議盡快制定《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我認為不僅很有必要，而且應當擴大到司法和和一切政治領域，還應當制定必要的對監督渠道進行規范的章程。譬如：國家信息公開制度——接受人民的監督，首先要實現公開，國家司法、行政、經濟等部門哪些信息必須或應當公開，通過哪些渠道公開，誰來監督執行；如許多地方紛紛創建“政務網”、“警務網”“市長信箱”等，為人民提供了方便之門。吉林省省長洪虎在“兩會”期間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政府要將自己的工作向媒體公開，媒體要監督政府的工作。北京市委書記劉淇說，政府應該接受各方面的監督，監督政府，重點是對黨政一把手的監督；像我，就是你們的重點監督對象。社會反饋制度——我國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很重視從互聯網了解民情，全國人民抗擊“非典”時，胡錦濤總書記在廣州對一位醫生說：“你的建議非常好，我在網上已經看到了。”溫家寶總理對幾位北大學生說：“我在網上看到同學們在留言中表達了同全國人民一起抗擊非典的決心，令人感動。”

各級政府是否可以制定一些具體的制度，人民可以通過哪些渠道和方式發表意見、建議，誰來收集來自人民的意見和建議，如何建立暢通的相互反饋路徑。湖南《紅網》的“百姓呼聲”已成為百姓心中的名牌欄目，群眾可以在網上投訴求助，由紅網記者及聯動媒體記者調查，并直接回復投訴人；群眾還可參與進行評論和法律咨詢等，使網絡的互動性得到了充分體現。違法追究制度——全國人大常委會2000年12月通過了《關于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對利用互聯網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規定了處罰。要求任何單位和個人在利用互聯網時，都要遵紀守法，抵制各種違法犯罪行為和有害信息。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要各司其職，密切配合，依法嚴厲打擊利用互聯網實施的各種犯罪活動。要動員全社會的力量，依靠全社會的共同努力，保障互聯網的運行安全與信息安全，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建設。各地政府可以根據這個決定制定細則和一些必要的制度，使網絡監督進入良性運行。各地方人大常委會應當肩負起網絡監督立法的重任。

總之，互聯網的普及，正在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一切經濟的、政治的、法律的、文化的、道德的等等領域，都因互聯網的加盟而大開眼界、五彩繽紛。它是現代科技的產物，也是推動現代社會進步的動力；因勢而用之，受益無限；逆勢而拒之，后患無窮。現代政治文明與現代化民主手段的結合，將創造一個真正健康、富于活力的現代化社會。

﹡文中［注］釋均引自互聯網評論。

參考文獻：

鄭慧：《政治文明：涵義、特征與戰略目標》（《政治學研究》2002/3）

朱兵：《談中國網絡媒體的主要社會責任》（2003中國網絡媒體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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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論新聞輿論監督在廉政文化建設中的作用

論新聞輿論監督在廉政文化建設中的作用

加強廉政文化建設。是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一個重要創新。在人民日報考察工作時胡錦濤總書記指出，新聞媒體要起到“堅持正確輿論導向，提高輿論引導能力。營造良好輿論環境。更好地發揮宣傳黨的主張、弘揚社會正氣、通達社情民意、引導社會熱點、疏導公眾情緒、搞好輿論監督的重要作用”。可見，要有效地推進廉政文化建設，高度重視和發揮新聞輿論監督的作用尤為重要。

一、當前新聞輿論監督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認識及觀念方面的偏差。新聞輿論監督。是指社會公眾依據憲法和法律賦予的民主權利，通過書刊、廣播、電視等新聞傳播渠道，從善治的角度對政府和社會機構以及個人的言行進行道義上的審視、評價和督促。對社會不良現象進行批評和指責。當前。一些社會公共權力部門及公職人員片面認識新聞媒體堅持以正面宣傳為主的原則。只盼著新聞媒體給予錦上添花，把新聞輿論當成昭顯自己政績的工具。所以，對新聞采訪，如果是搞正面的宣傳，他們很支持，如果是批評報道就不予支持，有的甚至還設置障礙。認為只要曝光，就是給他們的工作添了麻煩。給政績抹了黑，即使事實基本準確。被批評單位及其上級主管部門也以種種借口施加壓力。這種觀念不改變，輿論監督就會障礙重重。

反腐倡廉的力度不足。我國媒體一向比較重視對腐敗的報道，許多媒體都將反腐報道列為重要新聞。但反腐倡廉輿論監督的力度與人民群眾的期盼仍有很大的距離。為什么媒體還受到監督不力的指責呢?只要仔細看一下反腐新聞就可知道，這些見諸媒體的反腐報道，從被揭露的犯罪嫌疑人來說，只限于以下幾種情況：一是已經被雙規或立案的；二是正在被訴訟和庭審的；三是已被審判和結案的。對于那些開始萌芽的、正在發生的腐敗，在未經有關上級領導的允諾下，媒體的監督或報道往往受到種種限制，也就是說事后監督多，事前監督少。因此，加大反腐倡廉輿論監督的力度任重而道遠。

缺乏完備的法律保障。開展新聞輿論監督。雖然我國《憲法》、《民法》等法律對包括廣大新聞工作者在內的公民權利作了全面的、明確的規定，但是我國至今沒有出臺《新聞法》，這樣新聞工作的具體權限沒有在法律上明確規定，新聞記者的采訪權、報道權及其他有關權利，也沒有系統的法律規范。由于具體法規不健全，以至于常見的新聞媒體在進行正常的采訪業務時。往往要承受多方面的壓力和阻力。新聞記者甚至還可能面臨野蠻的暴力，連基本的人身安全都無法保障。

二、新聞輿論監督在廉政文化建設中的重要作用

營造氛圍。新聞輿論監督具有宣傳教育作用，營造使官員不想腐敗的廉潔從政的社會氛圍。廉政文化依賴著環境氛圍的孵化和鋪墊。當前。不少官員置黨紀國法于不顧，走上腐敗犯罪的不歸路，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其中我國社會文化中的一些腐敗成分是滋生腐敗的深層次因素。諸如“笑貧不笑貪”、“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好的不香，壞的不臭”等流行程度不同的腐敗文化，是導致官員們放棄廉政觀念、開始腐敗行為的發酵劑或催化劑。要遏制或消除腐敗這種惡俗文化。不能僅靠法治。還必須用優秀的廉政文化去取代消極頹廢的、愚昧落后的、阻礙社會前進的腐朽文化。以正壓邪，激濁揚清。新聞宣傳的根本任務就是“以正確的輿論教育人”。通過新聞媒體多種形式的宣傳報道，大力宣傳黨中央反腐倡廉的路線方針和決策部署，宣傳反腐倡廉工作的新進展、新經驗、新成效，大張旗鼓地宣傳勤政廉政的先進典型，營造“廉潔光榮、腐敗可恥”的社會氛圍，使得廉潔從政的官員，受到社會足夠的褒揚，獲得自身良好聲望的正面激勵，從而堅定其廉政觀念與廉政行為，產生不想腐敗的自律行為。威懾遏制。新聞輿論監督施加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具有使官員不敢腐敗的威懾遏制作用。

建設廉政文化要構筑官員不敢腐敗的制約機制，除建立剛性的懲罰機制外。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機制發揮著很大的作用。這是因為隱藏在陰暗角落的腐敗現象是最怕曝光的，一旦被及時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會受到全社會的鄙夷、挾擊和鞭撻，也可使犯罪者苦心經營的“關系網”、“保護層”頃刻之間土崩瓦解。新聞輿論監督雖然不具有強制性，但它能夠迅速將人們的注意力聚焦，形成巨大的社會壓力，引起政府的高度關注，促使司法機關秉公辦事，對腐敗分子及時依法嚴懲。“不怕你通報，就怕你見報”，就是人們對輿論監督作用的一種形容。從廉政文化建設角度看。新聞輿論監督就是一種能使人們受到懲罰的有效的外在機制。它通過持續性的新聞傳播，廣大群眾的投訴和問題的揭露。加大了輿論的震懾力。減少了腐敗分子的僥幸心理，增大了他們的犯罪成本，使他們身敗名裂。并借助這種傳播所釋放出的強大的輿論力量，對腐敗官員產生政治、倫理、人格形象上的壓力和震懾。使他們遭受巨大的精神折磨和心靈痛苦。所謂“眾口鑠金，積銷毀骨”，就表明了輿論監督所具有的巨大威力。因此，新聞輿論監督可以很大程度地威懾腐敗分子，遏制犯罪行為的繼續。

監督制約。新聞輿論監督具有獨特的監督作用。形成官員不能腐敗的制約機制。腐敗之所以不斷滋生。重要原因就在于對公共權力缺乏強有力的監督制約。因此廉政文化建設的基本目標是建立和完善廉潔用權的監督制約機制。而新聞輿論監督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新聞輿論監督作為一種獨特的監督形式，有著自身的特點。一是公開性。新聞輿論監督是面向社會公眾的。它的監督是通過公開報道、公開討論表現出來的，它可以最大限度地調動整個社會的正義、良知和公理，將各種丑惡現象、權錢交易、以權謀私、貪贓枉法、徇私舞弊、腐化墮落暴露于陽光之下。使之無藏身之地。二是廣泛性。新聞輿論監督在監督對象、監督影響、監督內容等方面具有廣泛性。三是及時性。新聞輿論能以敏銳的嗅覺及時發現腐敗問題。并以最快的速度對腐敗行為進行披露。產生社會反響。通過新聞輿論監督對廉政文化建設的推動力。來進一步提高對領導干部實施監督和接受監督的意識，在全社會形成良好的監督氛圍。讓腐敗者付出沉痛的政治、經濟和社會代價，形成震懾力，促進領導干部廉潔用權。

三、建立和完善工作機制，推進廉政文化建設

建立和完善黨委和政府領導的工作指導體系。新聞單位開展輿論監督工作，是黨的事業的需要。是人民群眾的迫切愿望，也是新聞工作的客觀要求。因此，各級黨委和政府都要充分認識開展輿論監督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從思想認識上掃除阻礙輿論監督的各種障礙，關心和支持新聞單位開展輿論監督工作。把輿論監督作為發現問題、改進工作的渠道和途徑，作為調動人民群眾參與民主管理和行使民主權利的一種手段。以此推動新聞輿論工作的正常開展。建立和完善以法律為主要內容的工作保障體系。為了保障和規范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使新聞工作者積極又比較安全地進行廣泛的輿論監督。就必須盡早制定一部對新聞記者的知情權、采訪權、發表權等權利及相應的義務等內容作出詳細和系統規定的專門新聞法。使輿論監督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走上規范化、法制化的軌道。

建立和完善內部自律監控的管理體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些媒體的輿論監督存在受利益制約和驅動的傾向。有的將輿論監督變成生財之道，放棄原則謀取私利；有的將輿論監督作為維護地方或局部利益的手段。損害了輿論監督的權威性和公正性；有的為刺激產品銷售或擴大某些影響，一味追求轟動效應，急功近利，帶來了負面影響。因此，新聞媒體要加強和改進輿論監督，必須在內部建立自律監控的管理機制。才能推動輿論監督工作健康發展。首先是提高新聞從業人員的政治素質。通過學習、教育、培訓、紀律約束等措施，培養媒體從業人員牢固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和責任意識，倍加珍視黨和人民賦予自己的神圣權利，不斷規范自身行為。在報道中不得詆毀社會主義制度。不得有悖于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不得損害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權益。其次是提高新聞從業人員的業務素質。在堅持真實全面、客觀公正的報道原則下，講求適量、適度、適時的報道藝術，把握好監督的時機，運用好監督的形式，進一步提高監督水平，增強監督的效果。再者是健全媒體內部管理機制。加強對新聞從業人員的管理。

建立激勵和約束機制。對輿論監督方面成績突出的記者編輯給予表揚和鼓勵：對于打著輿論監督旗號接受有償新聞和接受賄賂搞“有償不聞”的，要嚴肅處理。在輿論監督中如果出現偏差和失誤，要勇于承認錯誤，公開道歉，挽回影響，切實維護輿論監督的聲譽。

第四篇：論文提綱(論行政管理中的網絡輿論監督)

我國網絡輿論監督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

一、緒論（本章主要論述你論文選題的背景和意義）

二、當前我國網絡輿論監督存在的問題

三、造成我國網絡輿論監督現存問題的原因分析

四、完善我網絡輿論監督的對策建議

第五篇：網絡輿論監督

網絡輿論監督

熊琪

信息化高速發展的今天，網絡在生活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網絡輿論監督隨著“天價煙事件”、“鄧玉嬌事件”、“孫志剛事件”、“釣魚執法事件”等一系列事件逐漸步入人們的視野，用自己影響并形成社會輿論高潮并最終影響了事情的發展的強大力量向社會顯示著當代網絡輿論監督在輿論監督方面所起到的舉足輕重的作用。

到底什么是網絡輿論監督？

我們知道，輿論監督從廣義上講是指公民通過一定組織形式和傳播媒介充分發表建議和呼聲，通過社會輿論對權力組織及其工作人員的活動實行的檢察和督促。當然，我們現在所說的輿論監督一般是指新聞輿論監督，即一般公民和包括新聞媒體在內的社會組織在公共論域的言論空間中通過公開指控、評論，提出改進建議等手段，對政府機構和政府官員濫用權力等不當行為的監督與制約。在此基礎上，有研究認為從傳播學角度看網絡輿論監督從傳播學角度看就是指利用網絡實現的輿論監督監督。具體而言，分為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凡是通過網絡監督的行為，都屬于網絡輿論監督。另一種觀點認為，上述觀點太過籠統，網絡輿論監督主要指的是網絡意見監督。總而言之，網絡輿論監督涵蓋了傳統輿論監督的內容并以網絡為新的載體呈現。

網絡輿論監督在社會生活中起到怎樣的功能?

網絡輿論監督與傳統媒體輿論監督共同起到監視社會環境，調整社會心態與社會意見，對社會進行控制、制衡的作用。但，落實到實處，網絡輿論監督和傳統媒體輿論監督有很大區別。

輿論監督的主體應是社會公眾，但傳統媒體的輿論中，大都是由新聞媒介代替公眾進行并實現的，在很大程度上，公眾輿論監督等同于媒介監督。話語權被牢牢掌握在媒介手中，受眾只能被動接受，傳者也很難收到受眾的反饋，即使收到反饋，其時效性也非常差。而在網絡傳播中，傳統媒介對社會輿論的相對壟斷被打破，信息傳播途徑的多樣化也促使了信息獲取能力和言論表達的平臺，普通民眾可以更方便、更真實地表達自己的意見，而網絡的匿名性也給言論的發表者帶來了更高的安全感。同時，網絡的超強聚合力、良好的交互性和快捷的傳播速度也使得網絡輿論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迅速產生、聚集，并以其巨大的輿論監督力量影響甚至決定事件的發展和結果。在這一過程中，網民自始至終都是輿論監督的主體。網絡使受眾以最快的速度，最全面的范圍了解事實，并提供最廣闊的平臺供其以最快速的做出反饋，為人們享有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條件和直接渠道。

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一直被看作是網絡輿論監督的一個標志性事件。湖北青年在廣州收容人員救助站被毆致死的消息在網上傳播后，一時間互聯網上的抗議聲此起彼伏，網友們強烈而執著地要求有關部門嚴懲兇手，公開處理此事。這種輿論聲勢不僅引發了政府及有關部門對該案的高度重視，13名疑犯被緝捕歸案，還直接導致了實行了20多年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的廢除，這讓我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了網絡輿論監督的巨大力量。其后的“72碼”、“躲貓貓”和“游戲死”等一系列事件讓我們清楚地看到網絡輿論監督的強大力量。

網絡輿論監督在社會生活中起著重要作用，但它畢竟屬于發展不成熟的監督體系并受自身因素的制約，在實踐中存在著一定缺陷。

一、“把關人”的缺失；

網絡的匿名性給予網民更強的安全感，助于他們更充分地行使自己的言論自由權。但同時，不乏些渾水摸魚者暗藏其中。他們隨意發布、傳播信息。更有甚者為了自身利益刻意發布虛假信息，造成社會不必要的恐慌，這不僅降低了網絡媒體的公信力，也極大地影響了網絡輿論監督的效力。

在傳統媒體中，“把關人”那強而有力的手處處可見。其設立，有效地規范了傳統媒體新聞傳播體系，一定程度上促進杜絕虛假信息的發布、傳播。而網絡輿論監督上中“把關人”嚴重缺失，僅靠“管理員”和樓主這類對網絡信息進行規范、管理，遠遠不能滿足對網絡信息傳播管理的要求，網絡上年年都可以總結出n大假新聞。“把關人”的缺失而造成網絡信息的不規范傳播導致信息誤導，這不僅在現實社會中產生了惡劣的影響，也會極大地降低網絡媒體的公信力。而開展網絡輿論監督的前提則必須是信息的準確無誤和暢通無阻，不良信息的存在無疑會使網絡輿論監督的效力大打折扣。

二、“一邊倒”的網絡輿論對司法公正的影響

在網絡輿論監督中形成的輿論壓力往往會對處于審判過程中的司法機關產生影響，尤其是對一些社會重大刑事案件的審理，“一邊倒”的網絡輿論無形中對審判結果起到了某種導向作用，從而造成了網絡輿論監督與司法權之間的矛盾與沖突，而這又可能影響司法公正。網絡輿論監督中形成的不具法律意義的輿論壓力與“媒介審判”有相似性，指的都是干預、影響審判獨立的現象，不同的是“媒介審判”的主體是新聞媒介，而網絡輿論壓力則主要是源于網民對于事件的集體自發的關注所形成的輿論壓力環境。理性的網絡輿論會對司法活動進行有效的監督并促進司法公正。而如果一旦出現網絡輿論監督不當，則有可能對司法審判形成干擾，導致司法不公，特別是在輿論“一邊倒”的壓力之下，司法機關很難不受到影響，同時司法審判需要的是嚴格的法律意義上的真憑實據，而網民所形成輿論聲勢的事實往往是表象的，不一定是證據。因此，對于網絡輿論監督與司法權之間的矛盾與沖突，我們要從促進司法公正的角度加以引導和解決，盡量減少其負面影響。我們明白網絡輿論監督中存在的問題，那么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從而規避網絡輿論的負面效應，更好地發揮網絡輿論的積極作用。

1.推進信息公開

在社會公共事件中及時、客觀、開放、透明的信息公開和報道，能最大程度消除危機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促進事件朝良性方向發展；而對信息進行隱瞞或遲緩公布，造成虛假信息的流行，容易導致輿論危機的形成，不利于社會穩定，而且也將損害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我國自2008年5月1日起正式實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從法規層面上把政府決策、行政信息公開作為一種強制性的職責和義務給確定下來了，人民當家作主有了進一步完善的以法規為基礎的知情權，充分彰顯了黨和政府在“建設服務型政府”，“確保權力正確行使”，“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的決心。同時，政府當注重信息公開的各項制度建設，包括電子政府的廣泛應用，真正做到政府信息公開內容規范、形式完善、程序嚴密、機制健全，進一步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使政府與群眾溝通的渠道更加通暢，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

2.加大立法規范，保障輿論監督

盡快出臺相關法律法規并注重制度建設，以便對網絡輿論加強約束和引導，從而更好地發揮網絡輿論監督的作用。一個健康有序的網絡輿論監督環境是需要相對成熟的法律法規做制度保障的，目前我國在這方面的法律法規主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管理暫行規定》、《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互聯網電子公告服務管理規定》、《互聯網從事登載新聞業務管理暫行規定》等，相比網絡自身的發展而言，目前的網絡立法還相對滯后，這當然也與網絡輿論傳播的復雜性有關。法律的不健全給目前的網絡信息傳播帶來了管理上的難度，對隨意發布虛假信息甚至是惡意散播謠言的網民沒有完善的法律機制來加以制止和管理，再加上網絡的匿名性很難準確地查詢到當事人的資料，這些都在無形中淡化了網民的法律意識，一些置他人的合法權益于不顧的網絡暴力事件時有發生。因此，應針對現階段網絡輿論傳播的特點盡快出臺相關的法律法規，嚴格界定言論自由與侵犯他人隱私權等犯罪行為的區別，并用明確的法律條文來約束和制裁惡性的網絡暴力事件，這樣網民的行為才能有法可依，也才能真正地保障網民的輿論監督權利并切實有效地發揮其作用。此外，一些相關制度體制建設也不容忽視。例如，各級政府應建立和完善政府信息公開制度，真正做到政務信息公開，尤其是遇到重大突發事件時要及時地把真實的情況告知公眾，這樣就可以有效地遏制網絡虛假信息的散布與傳播，這一點還應當擴大到司法和其他政治領域；還可以建立“網上信訪”制度，給公眾的網絡輿論監督提供一個更為暢通的渠道。

3.加強網絡媒體建設，有效引導輿論

互聯網是一個高度開放的公共領域，各種意識形態、道德觀念、價值觀念在網上充分集合、碰撞和交匯，在多種聲音中也難免夾雜著負面的“雜音”和“噪音”。網絡媒體在“引導社會熱點，疏導公眾情緒”方面起著特殊的作用，堪稱為社會的“防火墻”、“安全閥”和“減震器”。網絡媒體作為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陣地之一，網絡媒體要提高輿論引導能力，形成網上正面輿論的強勢真實、有益、建設性的輿論主導傳播空間，壓縮和抑制失實、有害和破壞性的言論。網絡媒體應當以主流的聲音、權威的言論及時地幫助人們把對輿論客體的感性認識向理性認識轉化。

4.提高網民的自律意識與法律意識

傳統新聞媒體在長期的摸索實踐中，已經形成了一整套的新聞從業道德準則，而在互聯網上，論壇、個人博客、播客等等新的信息發布渠道，網民的真實身份被屏障了，人們可以獲得相對更多的輿論自由。但伴隨輿論監督隨之而來的還有像人肉搜索等網絡倫理問題，因而加強網民的媒介素養教育和道德教育十分重要，通過各種渠道加大宣傳力度，讓廣大網民認識到網絡輿論中存在的侵權行為同樣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網民在參與互動發表己見時都要注意自己的“媒介素養”與責任，增強網絡主體實踐網絡道德行為的自覺性，促成網民自律意識和自控能力的提高，形成網上道德輿論氛圍，構建和諧的網絡輿論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