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建立“大調解”機制的再思考

關于建立“大調解”機制的再思考建立“大調解”機制，整和各類調解資源和手段，充分化解各類社會矛盾，是應對社會快速轉型期利益格局調整、深層次矛盾問題不斷顯現、人民內部矛盾呈高發態勢的創新途徑。作為一種實踐操作，需要客觀認識“大調解”機制產生的社會背景，深入研究“大調解”機制的運行模式，廓清一些模糊觀念，避免成為“一哄而起”、“一個面孔

”的應景之作。“大調解”機制是綜合解決社會矛盾的一種嘗試，是人民內部矛盾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矛盾的普遍性原理告訴我們，矛盾無時不在、無處不在。對于經濟和社會發展來說，社會矛盾的存在極其正常，不必大驚小怪。但矛盾的特殊性原理又告訴我們，現時的社會矛盾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尖銳性、復雜性，運用常規手段已無濟于事，必須創新社會矛盾解決機制。而“大調解”機制正是這樣背景下的產物。據我市秦淮區對當前社會矛盾糾紛新特點的專題調研表明，近年來，隨著改革改制工作不斷深化，城市建設不斷推進，社會矛盾糾紛的類型、程度等發生了質變，呈現出“五多”特點：一是發生數量多，具有復雜性。表現在：導致矛盾糾紛的因素越來越多，涉及人員成分越來越復雜，矛盾糾紛觸及的層次越來越深，不平等主體間的矛盾糾紛越來越多。二是串聯行為多，具有延展性。表現在：因同樣因素或性質引發的矛盾糾紛易產生連鎖反映，處置不慎易產生共鳴，從而引發群體性、區域性事件。三是重復上訪多，具有反復性。一些人對已產生的矛盾糾紛抱著“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心理，反復上訪，越級上訪，對企事業單位和國家機關的正常生產工作秩序造成了嚴重影響。四是激烈方式多，具有尖銳性。為達個人目的，有些矛盾糾紛當事人往往采取過激行為，釀成嚴重后果，造成社會心理恐慌。五是策劃預謀多，具有對抗性。隨著公民組織自我維權意識的增強，維權手段不斷翻新。群體性、區域性矛盾糾紛往往有組織策劃者和骨干，而且各人分工明確。針對這樣的社會矛盾糾紛狀況，過去五種調解單兵作戰、各自為政的調處格局已不能適應調處需要，“大調解”機制便應運而生。從事物發展的規律看，任何一種事物都有其歷史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與局限性，因此，“大調解”機制也將隨著尖銳復雜社會矛盾糾紛高發態勢的存在而存在。面對復雜的穩定形勢，摒棄容易令人生厭的強硬行政手段，綜合發揮調解的懷柔緩沖職能，避免一般的社會矛盾轉化為對抗性事件，這是“大調解”機制產生和存在的又一個潛在理由。要正確認識和理解“大調解”機制。“大調解”機制的建立不等于簡單地成立一個機構。作為一種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機制，使民間調解、治安調解、信訪調解、行政調解、訴訟調解有機結合，一方面能夠強化、整和各相關部門調解職能并優化社會調解資源，另一方面可以突顯政府部門依法行政、司法部門依法救濟的重要性。因此，“大調解”機制的運行基礎不是依賴于新建一個機構，包攬各相關部門的調解職能或越廚代庖代為履行各相關部門的調解職能，而是有賴于各相關部門調解工作網絡的健全、調解工作觸角的延伸以及調解職能的充分發揮。網絡健全能夠及時獲取社會矛盾糾紛信息，做到抓早抓小抓苗頭，及時進行多層面調處，保證將社會矛盾糾紛解決在村、居解決在基層。工作觸角延伸能夠有效進行預防，實現調解工作的“以防為主、調防結合、多種手段、協同作戰”的戰略預期。但這些目標的實現都依賴于各相關部門調解職能的充分發揮。現時情況下，由于社會矛盾糾紛的調處歸屬不十分明確，或歸屬雖明確但相關部門不能各負其責、充分發揮調解職能，因此“大調解”機制的作用必須依賴于有形載體，通過有形載體的運作實現“大調解”機制的功能。根據外市已有經驗，結合南京實際，我市部分區縣創制了“黨政統一領導、綜治組織協調、依托信訪、司法行政為主、職能單位各負其責、全社會齊抓共管”的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格局，在區縣及街鎮兩級成立社會矛盾調處服務中心（以下簡稱兩級中心）。兩級中心在功能上主要以信訪局的矛盾糾紛接訪、綜治辦司法局的矛盾糾紛排查、司法局的矛盾糾紛調處三大職能為基礎,實行公安、檢察、法院、綜治、信訪聯合辦公辦事接訪調處，政府主要部門包括涉案單位、駐區大型企事業單位人民調解委員會聯動辦公辦事接訪調處方式，全面負責轄區內社會矛盾糾紛的受理、調解、指導工作。在聯合辦公辦事中，要特別注意法院職能的定位。法院的司法救濟作為解決社會矛盾糾紛的最后一道屏障，其關口不能隨意前移。實踐中，征地拆遷產生的矛盾糾紛中，法院執行人員、公安防暴人員等在征地拆遷現場的出現，是導致征地拆遷矛盾糾紛升級、激化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在剛剛發生的矛盾糾紛中就出現法院執行人員、公安防暴人員等，被廣大群眾認為是法院、公安與拆遷公司穿一條褲子，自己的權益根本得不到保障，使得廣大群眾不再信任司法公正。因此，在聯合辦公辦事中，法院應當牢記自身的救濟職責，做好各類調解工作的指導與培訓，而不應該出現在化解矛盾糾紛的第一線。“大調

第二篇：關于建立“大調解”機制的再思考

關于建立“大調解”機制的再思考建立“大調解”機制，整和各類調解資源和手段，充分化解各類社會矛盾，是應對社會快速轉型期利益格局調整、深層次矛盾問題不斷顯現、人民內部矛盾呈高發態勢的創新途徑。作為一種實踐操作，需要客觀認識“大調解”機制產生的社會背景，深入研究“大調解”機制的運行模式，廓清一些模糊觀念，避免成為“一哄而起”、“一個面孔”的應景之作。“大調解”機制是綜合解決社會矛盾的一種嘗試，是人民內部矛盾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矛盾的普遍性原理告訴我們，矛盾無時不在、無處不在。對于經濟和社會發展來說，社會矛盾的存在極其正常，不必大驚小怪。但矛盾的特殊性原理又告訴我們，現時的社會矛盾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尖銳性、復雜性，運用常規手段已無濟于事，必須創新社會矛盾解決機制。而“大調解”機制正是這樣背景下的產物。據我市秦淮區對當前社會矛盾糾紛新特點的專題調研表明，近年來，隨著改革改制工作不斷深化，城市建設不斷推進，社會矛盾糾紛的類型、程度等發生了質變，呈現出“五多”特點：一是發生數量多，具有復雜性。表現在：導致矛盾糾紛的因素越來越多，涉及人員成分越來越復雜，矛盾糾紛觸及的層次越來越深，不平等主體間的矛盾糾紛越來越多。二是串聯行為多，具有延展性。表現在：因同樣因素或性質引發的矛盾糾紛易產生連鎖反映，處置不慎易產生共鳴，從而引發群體性、區域性事件。三是重復上訪多，具有反復性。一些人對已產生的矛盾糾紛抱著“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心理，反復上訪，越級上訪，對企事業單位和國家機關的正常生產工作秩序造成了嚴重影響。四是激烈方式多，具有尖銳性。為達個人目的，有些矛盾糾紛當事人往往采取過激行為，釀成嚴重后果，造成社會心理恐慌。五是策劃預謀多，具有對抗性。隨著公民組織自我維權意識的增強，維權手段不斷翻新。群體性、區域性矛盾糾紛往往有組織策劃者和骨干，而且各人分工明確。針對這樣的社會矛盾糾紛狀況，過去五種調解單兵作戰、各自為政的調處格局已不能適應調處需要，“大調解”機制便應運而生。從事物發展的規律看，任何一種事物都有其歷史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與局限性，因此，“大調解”機制也將隨著尖銳復雜社會矛盾糾紛高發態勢的存在而存在。面對復雜的穩定形勢，摒棄容易令人生厭的強硬行政手段，綜合發揮調解的懷柔緩沖職能，避免一般的社會矛盾轉化為對抗性事件，這是“大調解”機制產生和存在的又一個潛在理由。要正確認識和理解“大調解”機制。“大調解”機制的建立不等于簡單地成立一個機構。作為一種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機制，使民間調解、治安調解、信訪調解、行政調解、訴訟調解有機結合，一方面能夠強化、整和各相關部門調解職能并優化社會調解資源，另一方面可以突顯政府部門依法行政、司法部門依法救濟的重要性。因此，“大調解”機制的運行基礎不是依賴于新建一個機構，包攬各相關部門的調解職能或越廚代庖代為履行各相關部門的調解職能，而是有賴于各相關部門調解工作網絡的健全、調解工作觸角的延伸以及調解職能的充分發揮。網絡健全能夠及時獲取社會矛盾糾紛信息，做到抓早抓小抓苗頭，及時進行多層面調處，保證將社會矛盾糾紛解決在村、居解決在基層。工作觸角延伸能夠有效進行預防，實現調解工作的“以防為主、調防結合、多種手段、協同作戰”的戰略預期。但這些目標的實現都依賴于各相關部門調解職能的充分發揮。現時情況下，由于社會矛盾糾紛的調處歸屬不十分明確，或歸屬雖明確但相關部門不能各負其責、充分發揮調解職能，因此“大調解”機制的作用必須依賴于有形載體，通過有形載體的運作實現“大調解”機制的功能。根據外市已有經驗，結合南京實際，我市部分區縣創制了“黨政統一領導、綜治組織協調、依托信訪、司法行政為主、職能單位各負其責、全社會齊抓共管”的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格局，在區縣及街鎮兩級成立社會矛盾調處服務中心（以下簡稱兩級中心）。兩級中心在功能上主要以信訪局的矛盾糾紛接訪、綜治辦司法局的矛盾糾紛排查、司法局的矛盾糾紛調處三大職能為基礎,實行公安、檢察、法院、綜治、信訪聯合辦公辦事接訪調處，政府主要部門包括涉案單位、駐區大型企事業單位人民調解委員會聯動辦公辦事接訪調處方式，全面負責轄區內社會矛盾糾紛的受理、調解、指導工作。在聯合辦公辦事中，要特別注意法院職能的定位。法院的司法救濟作為解決社會矛盾糾紛的最后一道屏障，其關口不能隨意前移。實踐中，征地拆遷產生的矛盾糾紛中，法院執行人員、公安防暴人員等在征地拆遷現場的出現，是導致征地拆遷矛盾糾紛升級、激化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在剛剛發生的矛盾糾紛中就出現法院執行人員、公安防暴人員等，被廣大群眾認為是法院、公安與拆遷公司穿一條褲子，自己的權益根本得不到保障，使得廣大群眾不再信任司法公正。因此，在聯合辦公辦事中，法院應當牢記自身的救濟職責，做好各類調解工作的指導與培訓，而不應該出現在化解矛盾糾紛的第一線。“大調解”機構不能成為第二個信訪局，保證其協調、高效、務實發展的關鍵在于是建好制度、規范運作。建立完善“大調解”機制、維護社會穩定，重在資源整合，貴在部門聯動，落實在制度保證。因此，必須在組建機構基礎上，建立健全各項制度，實現“大調解”工作的組織機構網絡化、工作流程規范化、調處責任明確化，避免成為第二個信訪局。各區縣、街鎮要立足本地實際，建立切實可行、行之有效、可操作性強、程序完備的規章制度，既便于調解人員、當事人遵守，又利于社會監督，實現各類調解工作的法制化、規范化。要完善至少四個方面的制度：一是運行管理制度；二是協調聯動制度；三是辦案責任制度；四是定期排查制度。在運行管理制度上注重“五抓”：一抓立足點：把全面基礎性管理作為兩級調處服務中心的基本建設常抓不懈；二抓關鍵點：把人員管理作為興業之本擺上突出位置；三抓集結點：把卷檔管理作為規范辦案程

第三篇：關于建立“大調解”機制的再思考

關于建立“大調解”機制的再思考建立“大調解”機制，整和各類調解資源和手段，充分化解各類社會矛盾，是應對社會快速轉型期利益格局調整、深層次矛盾問題不斷顯現、人民內部矛盾呈高發態勢的創新途徑。作為一種實踐操作，需要客觀認識“大調解”機制產生的社會背景，深入研究“大調解”機制的運行模式，廓清一些模糊觀念，避免成為“一哄而起”、“一個面孔”的應景之作。“大調解”機制是綜合解決社會矛盾的一種嘗試，是人民內部矛盾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矛盾的普遍性原理告訴我們，矛盾無時不在、無處不在。對于經濟和社會發展來說，社會矛盾的存在極其正常，不必大驚小怪。但矛盾的特殊性原理又告訴我們，現時的社會矛盾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尖銳性、復雜性，運用常規手段已無濟于事，必須創新社會矛盾解決機制。而“大調解”機制正是這樣背景下的產物。據我市秦淮區對當前社會矛盾糾紛新特點的專題調研表明，近年來，隨著改革改制工作不斷深化，城市建設不斷推進，社會矛盾糾紛的類型、程度等發生了質變，呈現出“五多”特點：一是發生數量多，具有復雜性。表現在：導致矛盾糾紛的因素越來越多，涉及人員成分越來越復雜，矛盾糾紛觸及的層次越來越深，不平等主體間的矛盾糾紛越來越多。二是串聯行為多，具有延展性。表現在：因同樣因素或性質引發的矛盾糾紛易產生連鎖反映，處置不慎易產生共鳴，從而引發群體性、區域性事件。三是重復上訪多，具有反復性。一些人對已產生的矛盾糾紛抱著“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心理，反復上訪，越級上訪，對企事業單位和國家機關的正常生產工作秩序造成了嚴重影響。四是激烈方式多，具有尖銳性。為達個人目的，有些矛盾糾紛當事人往往采取過激行為，釀成嚴重后果，造成社會心理恐慌。五是策劃預謀多，具有對抗性。隨著公民組織自我維權意識的增強，維權手段不斷翻新。群體性、區域性矛盾糾紛往往有組織策劃者和骨干，而且各人分工明確。針對這樣的社會矛盾糾紛狀況，過去五種調解單兵作戰、各自為政的調處格局已不能適應調處需要，“大調解”機制便應運而生。從事物發展的規律看，任何一種事物都有其歷史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與局限性，因此，“大調解”機制也將隨著尖銳復雜社會矛盾糾紛高發態勢的存在而存在。面對復雜的穩定形勢，摒棄容易令人生厭的強硬行政手段，綜合發揮調解的懷柔緩沖職能，避免一般的社會矛盾轉化為對抗性事件，這是“大調解”機制產生和存在的又一個潛在理由。要正確認識和理解“大調解”機制。“大調解”機制的建立不等于簡單地成立一個機構。作為一種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機制，使民間調解、治安調解、信訪調解、行政調解、訴訟調解有機結合，一方面能夠強化、整和各相關部門調解職能并優化社會調解資源，另一方面可以突顯政府部門依法行政、司法部門依法救濟的重要性。因此，“大調解”機制的運行基礎不是依賴于新建一個機構，包攬各相關部門的調解職能或越廚代庖代為履行各相關部門的調解職能，而是有賴于各相關部門調解工作網絡的健全、調解工作觸角的延伸以及調解職能的充分發揮。網絡健全能夠及時獲取社會矛盾糾紛信息，做到抓早抓小抓苗頭，及時進行多層面調處，保證將社會矛盾糾紛解決在村、居解決在基層。工作觸角延伸能夠有效進行預防，實現調解工作的“以防為主、調防結合、多種手段、協同作戰”的戰略預期。但這些目標的實現都依賴于各相關部門調解職能的充分發揮。現時情況下，由于社會矛盾糾紛的調處歸屬不十分明確，或歸屬雖明確但相關部門不能各負其責、充分發揮調解職能，因此“大調解”機制的作用必須依賴于有形載體，通過有形載體的運作實現“大調解”機制的功能。根據外市已有經驗，結合南京實際，我市部分區縣創制了“黨政統一領導、綜治組織協調、依托信訪、司法行政為主、職能單位各負其責、全社會齊抓共管”的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格局，在區縣及街鎮兩級成立社會矛盾調處服務中心（以下簡稱兩級中心）。兩級中心在功能上主要以信訪局的矛盾糾紛接訪、綜治辦司法局的矛盾糾紛排查、司法局的矛盾糾紛調處三大職能為基礎,實行公安、檢察、法院、綜治、信訪聯合辦公辦事接訪調處，政府主要部門包括涉案單位、駐區大型企事業單位人民調解委員會聯動辦公辦事接訪調處方式，全面負責轄區內社會矛盾糾紛的受理、調解、指導工作。在聯合辦公辦事中，要特別注意法院職能的定位。法院的司法救濟作為解決社會矛盾糾紛的最后一道屏障，其關口不能隨意前移。實踐中，征地拆遷產生的矛盾糾紛中，法院執行人員、公安防暴人員等在征地拆遷現場的出現，是導致征地拆遷矛盾糾紛升級、激化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在剛剛發生的矛盾糾紛中就出現法院執行人員、公安防暴人員等，被廣大群眾認為是法院、公安與拆遷公司穿一條褲子，自己的權益根本得不到保障，使得廣大群眾不再信任司法公正。因此，在聯合辦公辦事中，法院應當牢記自身的救濟職責，做好各類調解工作的指導與培訓，而不應該出現在化解矛盾糾紛的第一線。“大調解”機構不能成為第二個信訪局，保證其協調、高效、務實發展的關鍵在于是建好制度、規范運作。建立完善“大調解”機制、維護社會穩定，重在資源整合，貴在部門聯動，落實在制度保證。因此，必須在組建機構基礎上，建立健全各項制度，實現“大調解”工作的組

織機構網絡化、工作流程規范化、調處責任明確化，避免成為第二個信訪局。各區縣、街鎮要立足本地實際，建立切實可行、行之有效、可操作性強、程序完備的規章制度，既便于調解人員、當事人遵守，又利于社會監督，實現各類調解工作的法制化、規范化。要完善至少四個方面的制度：一是運行管理制度；二是協調聯動制度；三是辦案責任制度；四是定期排查制度。在運行管理制度上注重“五抓”：一抓立足點：把全面基礎性管理作為兩級調處服務中心的基本建設常抓不懈；二抓關鍵點：把人員管理作為興業之本擺上突出位置；三抓集結點：把卷檔管理作為規范辦案程序的總開關，做到資料齊、手續全、卷宗規范；四抓切入點：以規范運作為目標，強化案件辦理的全過程管理，確保各個環節不出現任何疏漏和問題；五抓突破點：集中解決熱點、難點問題，提高案件調處的集成度。在協調聯動制度上注重“四從”：一是服從管理，二是聽從指揮，三是遵從法律，四是順從民意。兩級調處服務中心在黨委、政府統一領導下，采取集體辦公、定期調度工作、集中分析情況、指派安排任務等措施手段，化零為整，聚分散力量為強大合力，形成統一動作、一體運行態勢。因此中心內部人員必須服從管理；有關部門、單位在接受分流指派的具體矛盾案件時必須聽從指揮，積極配合參與聯動；解決糾紛必須遵從政策法律和矛盾規律；解決結果必須體現“三個代表”精神，順從民意。在辦案責任制度上注重“三明”：明確案件情況、明確辦案要求、明確辦案具體責任，實行調解工作目標責任制，增強辦案人員的責任心和使命感。將辦案質量高低、服務態度優劣等內容納入考核和獎懲范疇，實現任務明、責任清、工作實、效果佳的工作目標。在定期排查制度上注重“兩結合”：堅持排查在先、發現問題在先、抓早抓小在先，切實做到定期排查與經常性排查相結合、發現問題同解決問題相結合、處理信訪同依法調解相結合，最大限度地把問題消滅在萌芽狀態，避免糾紛激化。要堅持各街鎮、系統的半月排查、區縣中心的每月排查、每季講評、半年小結、全年總結。制度再好還要靠運作支撐，規范運作是保證“大調解”機制落到實處的關鍵所在。規范運作應當抓好六個環節：一是分級調處環節。按照統一受理、集中梳理、分級辦理、限期處理的原則，由區縣、街鎮兩級中心統一受理各類矛盾糾紛，并及時梳理，根據案件性質、涉及范圍、難易程度和輕重緩急等情況，或由中心直接調處，或分流處理。二是聯動調處環節。對涉及跨地區、跨部門、跨行業的矛盾或重大、疑難糾紛，在區縣中心統一組織下,由各單位共同參與、協同作戰、多管齊下、聯動調處，實現信息聯網、部門聯手、上下聯動、條塊聯合的“大調解”格局。三是配套調處環節。將社會矛盾的調處服務與法律服務熱線、律師參與、公證確認、法律援助、法制教育等配套，切實為群眾提供便利、及時、周到、全面的調解服務。四是職能保障環節。克服過去調解組織有職無權弊端，賦予兩級中心五項權能，即案件受理權、分流指派權、矛盾糾紛調處權、督查督辦權和“一票否決”建議權，確保中心職能有效、高效運作。五是崗位培訓環節。建立持證上崗資格制度，高標準選任調解員，通過集中學習、業務培訓、觀摩開庭、現場指導等多種形式，切實加強調解員崗位培訓，并在區縣法院組建培訓基地，不斷提高依法調解能力和水平。六是分管領導接待負責環節。實踐證明，領導參與接訪是化解群眾上訪的有效手段，因此要繼續堅持領導接訪制度。按照“分級負責、歸口辦理”和“誰主管、誰負責”原則，重大疑難矛盾實行分管領導承包制度，逐人逐事落實責任領導，在分管領導職權范圍內能解決的問題，必須認真研究解決，決不能出現敷衍塞責、拱手上交現象，確保群眾反映的問題件件有著落，事事有回音。通過以上四項制度的確立、六個環節的把握，打破過去各類調解組織之間、涉案單位部門之間條條分割、塊塊分割、條塊分割的格局，形成多種調解主體協同作戰、聯合作戰，多種調解方式多管齊下、聯動運作的新格局，確保小矛盾不出村居、大矛盾不出街鎮，力爭將所有矛盾解決在區縣一級。維護社會穩定，任務艱巨，責任重大。我們期待“大調解”機制能夠在化解社會矛盾糾紛中開出艷麗的花朵，帶來社會穩定的祥和春天!

第四篇：關于建立“大調解”機制的思考

根據省市2004年政法綜治工作要點中明確提出的積極構建矛盾糾紛“大調解”機制的思路，結合XX街道工作實踐經驗，筆者現就建立“大調解”機制的內涵、特點、存在的問題及對策談談粗淺的認識。

一、“大調解”機制的內涵調解工作是一項投資少、見效快、效果好的解決矛盾糾紛、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工作。如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個方面、各個領域的矛盾往往交織在一起，互為因果、相互滲透，牽一發而動全身，因此新形勢下建立“大調解”機制是非常必要的。建立“大調解”機制要堅持“組織建設走在工作前，預測工作走在預防前，調解工作走在激化前”的工作思路。“大調解”機制的內涵是指民間調解、治安調解、信訪調解、行政調解、訴訟調解相結合的調解機制，是由黨政統一領導、綜治部門牽頭協調、職能單位各負其責、全社會齊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區街二級建立社會矛盾調解服務中心、社區建立調解服務站，是集中受理、集中辦理或分流處理社會矛盾糾紛的一種方式。正確認識“大調解”機制的內涵要防止出現以下幾種片面認識：

1、“大調解”不是說所有的矛盾由中心統一調解，而是由中心根據矛盾的不同性質進行梳理，分流到基層調解站或其他相關職能部門或移送到相關的上級機關處理。

2、“大調解”不是說只負責調解，還包括對矛盾糾紛的定期排查制度、重大、疑難矛盾糾紛的報告制度、考核獎懲制度、調解人員的培訓、管理制度、檔案管理制度等。

3、“大調解”不是說一切矛盾糾紛必須調解，還要遵循“平等自愿、合理合法、不限制當事人訴訟權利”的原則。

二、“大調解”機制的特點“大調解”機制是踐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舉措，主要體現在“大調解”機制具有便民性、高效性、前瞻性等三個突出的特點上。

（一）便民性

1、從組織網絡的體系看便民性。“大調解”機制在組織建設上，從上到下初步形成了社會矛盾糾紛調解服務體系，突出“服務”，確實是一件便民舉措。群眾可直接向基層調解站或調解信息員反映情況，調解站解決不了的有責任向上級社會矛盾糾紛調解服務中心反映，服務群眾的關口前移了，群眾跑的路少了、花的時間少了。區成立社會矛盾糾紛調解服務領導小組及中心；街道成立街道社會矛盾糾紛調解服務中心；社區成立社會矛盾糾紛調解服務站；居民小區5幢樓以上及100人以上的企事業單位建立健全民調小組，少于100人的單位設立調解信息員。

2、從體系的受案方式看便民性。實行一個窗口對外，本地區各類社會矛盾糾紛在街、社區兩級統一受理后，按照“統一受理、集中梳理、分級辦理、限期處理”的原則進行。群眾找到了中心（站），糾紛就有人處理了，解決了推諉、扯皮群眾來回奔波花時間花精力的弊端，解決了“門難找、事難辦”的難題。

3、從中心確定的領導接待日制度看便民性。實行街道領導每周定期接待制度。接待領導對接訪的矛盾糾紛可當場解決，當場調結；不能當場解決的，及時移交相關單位處理，并實行跟蹤督辦。領導能夠直接傾聽群眾的呼聲、群眾的疾苦，能夠更好地履行執政為民的職責。

（二）高效性“廉潔高效”是行政機關的宗旨，調解工作也應與時俱進，面對新形勢下的社會矛盾糾紛復雜突出的問題，采取“大調解”的新舉措，改變重復接待、單兵作戰、久拖不決浪費人力、失信于民的狀況。

1、由重復接待轉變為一次性受理。“大調解”機制建立前，各類社會矛盾按歸口受理的原則辦理，即民間糾紛歸司法所、老上訪問題歸信訪、拆遷拆違的矛盾歸城管開發等部門、治安矛盾歸派出所、涉訴問題歸法院，而且有些問題有交叉性、性質難以分清，群眾找政府要跑好幾個部門反映情況，有些群眾對同一問題重復向多個部門反映，既浪費了群眾的時間，也耽誤了接待部門人員的時間。建立“大調解”機制后，由中心（站）統一受理，由原來的重復接待轉變為一次性受理。中心受理后，進行分類處理：對符合政策規定的，依據有關政策轉到城管、房產、開發、信訪、司法、派出所等有關部門解決；對涉及法律問題的，引導當事人按照法律程序到司法部門依法解決；對不符合政策和法律法規的無理訪、異常訪，勸導當事人服判、息訴、息訪。

2、由單兵作戰轉變為聯合性作戰。“大調解”機制建立后，重大、疑難矛盾糾紛可由中心直接調解，中心的組成人員由歸口管理的有關部門人員組成，由過去的單兵作戰轉變為聯合性作戰。如街道社會矛盾糾紛調解服務中心，綜治辦主任為中心主任，司法所長為副主任，成員由街道辦公室主任、社會事務科長、派出所所長、法庭庭長等組成。&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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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久拖不決轉變為及時性調結。“大調解”機制建立后，明確了中心有案件分流指派權、矛盾糾紛調解調度權、矛盾糾紛調解督辦權、“一票否決”建議權。如街道轄區內的社會矛盾糾紛可由中心指派給街道相關科室、社區調解，真正來處理矛盾糾紛的實體單位多了，同時中心有權限定調結時間并要求報告調解結果，促進了基層提高工作效率，由過去的久拖不決轉變為必須及時調結，否決有被“一票否決”的可能性。

（三）前瞻性

1、定期排查和報告制度有利于矛盾的預測。“大調解”機制建立后，明確規定了社會矛盾糾紛調解服務體系必須實行定期排查和報告制度，改變了過去對社會矛盾糾紛鬧大了再調、上門了再調“重調輕防”的現象。如街道社會矛盾調解服務中心制定了月排查、季講評、半年小結、年終總結的制度，及時了解群眾關注的難點、熱點問題，及時發現和掌握社會矛盾糾紛動態，實行主動調解，控制事態，避免矛盾激化。

2、重大問題專項報告制有利于矛盾的控制。“大調解”機制建立后，明確規定了重大問題專項報告制，對影響社會穩定，可能導致突發性事件或激化為刑事案件，涉及人數較多、易引發群眾性上訪的事件，嚴重干擾正常生活秩序的疑難矛盾糾紛，可能危害公共安全及自殺事件等矛盾糾紛的線索、苗頭，應在第一時間向街道工委、辦事處及相關部門報告，并應盡快形成書面專報，否則要依據責任追究制處理。這充分體現了重“事前預防”的原則，矛盾的前瞻性得到了加強，矛盾的發生和激化能得到有效地控制。

三、當前落實“大調解”機制存在的問題“大調解”機制是新生事物，任何新生事物都有一個成長、發展、完善的過程，當前落實“大調解”機制主要存在三個方面的問題。

1、中心日常工作人員得不到落實。當前“大調解”機制規定街道中心日常工作由司法所牽頭，而司法所的編制只有2人且因公務員編制有限不能到位，司法所的本職工作具有九項職能，工作量大、任務繁重，單靠司法所人員難以很好地處理日常工作。各職能部門人員輪流坐班接待制，也因各自工作忙，而得不到很好的落實。

2、調解人員的業務素質不能適應工作的需要。舊城改造、新城建設拆遷拆違引發的集訪、越級訪問題相當突出，工地建設單位與居民的矛盾有增無減，婚姻家庭財產鄰里等糾紛呈上升趁勢，歷史遺留的“陳案”、久拖未決的“難案”、情況復雜的“大案”日趨增多，這些嚴重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如今的調解人員不僅要為人公正、聯系群眾、熱心調解工作，而且要有一定的政策水平、法律水平。街道、社區懂法律的人員屈指可數，派出所法律專業畢業的人員也嚴重缺乏，法庭有司法執業資格的人員也沒有達到100%。

3、調解中心制作的調解協議書與民事訴訟的銜接問題沒有明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規定，有民事權利義務內容的調解協議，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質。這實現了人民調解到民事訴訟的順利銜接，是調解法律化的重要體現。調解中心則屬于工作機制范疇，不是一個具有群眾自治性質的調解組織。而調解中心其調解性質既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人民調解，也不屬于法定的行政調解，更不屬于法院審判活動中的司法調解，因此，調解結果是否具有民事合同性質沒有明確規定。

四、建立完善“大調解”機制的對策要建立完善“大調解”機制，必須針對當前存在的一些突出問題，采取有效的措施、制定相應的對策。

1、強化人員選配工作，確保中心日常工作有一支專門的隊伍。街道可成立中心辦公室，日常工作由中心辦公室牽頭，司法所及其他科室配合。中心辦公室可安排1名公務員，聘用2名臨時工作人員，臨時工作人員可聘請老政法干警，法律服務所人員以及具有法律專業知識的社會其他人員。

2、強化業務培訓工作，提高調解人員的業務素質。定期舉辦業務培訓班；鼓勵調解人員參加法律自學、函授等學習，采取報銷學費、考試畢業獎勵等制度；聘用常年法律顧問，調解人員與法律顧問保持熱線聯系；有計劃地安排街道、社區調解人員參與法庭、派出所調解、庭審工作的旁聽，邊學邊干；加強法院、司法局對基層調解工作人員的指導；選聘有法律基礎的人員擔任調解人員。

3、發揮重大、疑難矛盾糾紛由中心直接調解的優勢。中心要堅持“多發性矛盾集中調解、突出性矛盾重點調解、季節性矛盾提前調解、經常性矛盾隨時調解”的工作方式。同時，提高中心調解重大、疑難矛盾糾紛成功率，減少集體上訪、越級上訪，提高中心在群眾心目中的地位，給上級政府、公安、法院等部門減輕壓力，為群眾節省人力物力。一是中心成員要樹立一盤棋的思想。中心成員要在中心

主任的領導下，人人重視調解工作，個個以主人翁的姿態參與調解。二是請求主管領導指導調解。中心在調解糾紛時，對拿不準、吃不透的糾紛可請公安、法院、司法局、街道等部門的領導參與指導調解。三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明之以法做好當事人的工作。原則問題不遷就、不退讓，一般問題不計較，達到當事人滿意、息訪息訴的效果。

4、妥善解決調解中心（站）制作的協議書的效力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關于人民調解工作已于2002年11月1日有新的規定，社會矛盾綜合調處中心的發展方向是人民調解委員會，在人民調解委員會的格局下建立多層次，全方位的社會矛盾綜合調解處理中心，是新形勢下的新要求。中心的機制上可在人民調解委員會的格局下建立，以便實現中心調解與民事訴訟的順利銜接。中心調解實際操作時可參照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的要求進行，保證調解過程的公正合法，即嚴格按照《人民調解工作若干規定》的受理條件、調解程序和期限等有關規定進行調解；重視調解協議書的規范，即中心制作協議書參照司法部統一的格式規范制作，確保它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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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關于建立“大調解”機制的思考

根據省市2004年政法綜治工作要點中明確提出的積極構建矛盾糾紛“大調解”機制的思路，結合XX街道工作實踐經驗，筆者現就建立“大調解”機制的內涵、特點、存在的問題及對策談談粗淺的認識。

一、“大調解”機制的內涵調解工作是一項投資少、見效快、效果好的解決矛盾糾紛、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工作。如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個方面、各

個領域的矛盾往往交織在一起，互為因果、相互滲透，牽一發而動全身，因此新形勢下建立“大調解”機制是非常必要的。建立“大調解”機制要堅持“組織建設走在工作前，預測工作走在預防前，調解工作走在激化前”的工作思路。“大調解”機制的內涵是指民間調解、治安調解、信訪調解、行政調解、訴訟調解相結合的調解機制，是由黨政統一領導、綜治部門牽頭協調、職能單位各負其責、全社會齊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區街二級建立社會矛盾調解服務中心、社區建立調解服務站，是集中受理、集中辦理或分流處理社會矛盾糾紛的一種方式。正確認識“大調解”機制的內涵要防止出現以下幾種片面認識：

1、“大調解”不是說所有的矛盾由中心統一調解，而是由中心根據矛盾的不同性質進行梳理，分流到基層調解站或其他相關職能部門或移送到相關的上級機關處理。

2、“大調解”不是說只負責調解，還包括對矛盾糾紛的定期排查制度、重大、疑難矛盾糾紛的報告制度、考核獎懲制度、調解人員的培訓、管理制度、檔案管理制度等。

3、“大調解”不是說一切矛盾糾紛必須調解，還要遵循“平等自愿、合理合法、不限制當事人訴訟權利”的原則。

二、“大調解”機制的特點“大調解”機制是踐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舉措，主要體現在“大調解”機制具有便民性、高效性、前瞻性等三個突出的特點上。

（一）便民性

1、從組織網絡的體系看便民性。“大調解”機制在組織建設上，從上到下初步形成了社會矛盾糾紛調解服務體系，突出“服務”，確實是一件便民舉措。群眾可直接向基層調解站或調解信息員反映情況，調解站解決不了的有責任向上級社會矛盾糾紛調解服務中心反映，服務群眾的關口前移了，群眾跑的路少了、花的時間少了。區成立社會矛盾糾紛調解服務領導小組及中心；街道成立街道社會矛盾糾紛調解服務中心；社區成立社會矛盾糾紛調解服務站；居民小區5幢樓以上及100人以上的企事業單位建立健全民調小組，少于100人的單位設立調解信息員。

2、從體系的受案方式看便民性。實行一個窗口對外，本地區各類社會矛盾糾紛在街、社區兩級統一受理后，按照“統一受理、集中梳理、分級辦理、限期處理”的原則進行。群眾找到了中心（站），糾紛就有人處理了，解決了推諉、扯皮群眾來回奔波花時間花精力的弊端，解決了“門難找、事難辦”的難題。

3、從中心確定的領導接待日制度看便民性。實行街道領導每周定期接待制度。接待領導對接訪的矛盾糾紛可當場解決，當場調結；不能當場解決的，及時移交相關單位處理，并實行跟蹤督辦。領導能夠直接傾聽群眾的呼聲、群眾的疾苦，能夠更好地履行執政為民的職責。

（二）高效性“廉潔高效”是行政機關的宗旨，調解工作也應與時俱進，面對新形勢下的社會矛盾糾紛復雜突出的問題，采取“大調解”的新舉措，改變重復接待、單兵作戰、久拖不決浪費人力、失信于民的狀況。

1、由重復接待轉變為一次性受理。“大調解”機制建立前，各類社會矛盾按歸口受理的原則辦理，即民間糾紛歸司法所、老上訪問題歸信訪、拆遷拆違的矛盾歸城管開發等部門、治安矛盾歸派出所、涉訴問題歸法院，而且有些問題有交叉性、性質難以分清，群眾找政府要跑好幾個部門反映情況，有些群眾對同一問題重復向多個部門反映，既浪費了群眾的時間，也耽誤了接待部門人員的時間。建立“大調解”機制后，由中心（站）統一受理，由原來的重復接待轉變為一次性受理。中心受理后，進行分類處理：對符合政策規定的，依據有關政策轉到城管、房產、開發、信訪、司法、派出所等有關部門解決；對涉及法律問題的，引導當事人按照法律程序到司法部門依法解決；對不符合政策和法律法規的無理訪、異常訪，勸導當事人服判、息訴、息訪。

2、由單兵作戰轉變為聯合性作戰。“大調解”機制建立后，重大、疑難矛盾糾紛可由中心直接調解，中心的組成人員由歸口管理的有關部門人員組成，由過去的單兵作戰轉變為聯合性作戰。如街道社會矛盾糾紛調解服務中心，綜治辦主任為中心主任，司法所長為副主任，成員由街道辦公室主任、社會事務科長、派出所所長、法庭庭長等組成。

3、由久拖不決轉變為及時性調結。“大調解”機制建立后，明確了中心有案件分流指派權、矛盾糾紛調解調度權、矛盾糾紛調解督辦權、“一票否決”建議權。如街道轄區內的社會矛盾糾紛可由中心指派給街道相關科室、社區調解，真正來處理矛盾糾紛的實體單位多了，同時中心有權限定調結時間并要求報告調解結果，促進了基層提高工作效率，由過去的久拖不決轉變為必須及時調結，否決有被“一票否決”的可能性。

（三）前瞻性

1、定期排查和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