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股東濫用權利第一案

廣東雪萊特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訴李正輝股東濫用股東權利賠償案

(一)首部

1．判決書字號

一審判決書：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人民法院(2008)南民二初第738號民事判決書。二審判決書：廣東省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2008)佛中法民二終字第960號民事判決書。

2．案由：股東濫用股東權利賠償糾紛。

3．訴訟雙方

原告(上訴人)：廣東雪萊特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雪萊特公司)。法定代表人：柴國生，該公司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一、二審)：羅文志，北京市邦盛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一、二審)：謝會生，北京市邦盛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被上訴人)；李正輝。

委托代理人（一、二審)：王美龍，廣東國慧律師事務所律師。

4．審級：二審。

5．審判機關和審判組織

一審法院：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人民法院。

合議庭組成人員：審判長：馮載勛；審判員：石慧；代理審判員：曾婉慧。二審法院：廣東省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

合議庭組成人員：審判長：懷曉紅；代理審判員：許義華、李秀紅。

6．審結時間

一審審結時間：2008年8月21日。

二審審結時間：2008年12月9日。

(二)一審情況

1．一審訴辯主張

原告訴稱：原告的股票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長期以來均有良好的社會評價。被告曾擔任原告公司的董事、副總經理職務。2007年7月，被告以個人 身體原因為由向公司人力資源部門提交書面辭職報告，請求辭去董事和副總經理職務。原告公司董事會于2007年8月27日召開第一屆董事會第十五次會議，經 過決議，董事會同意被告辭去副總經理職務；按照原告公司章程的規定，董事辭職，自辭職報告到達董事會時生效。被告于2007年 8月28日與原告辦理了離職手續，原告并且應被告的要求，為其開具了離職證明。但被告出于其他個人目的，于2007年10月下旬，向佛山市南海區人民法院 提起股東權糾紛民事訴訟，稱原告第一屆董事會第十五次會議決議違法，侵害了他作為董事的權益，請求法院判決撤銷。該案引起了新聞媒體的高度關注，多家媒體 分別以“休假時秘開董事會寫?休書”、“副總被炒告董事會”、“雪萊特與原高管對簿公堂”等作了報道，該類報道對原告生產經營以及社會聲譽造成了極大負面 影響。上述案件在南海區人民法院的審理過程中，被告于 2008年3月10日申請撤訴，法院作出裁定，準許被告撤回訴訟。被告為了達到個人目的，濫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 賦予的訴權，在毫無事實根據和法律依據的情況下，對原告提起訴訟，在案件經法院兩次開庭并引起媒體廣泛關注后，隨意撤訴，該行為屬于明顯的濫訴行為，給原 告造成了包括股價波動、社會負面評價、支付律師費用等在內的各種損失。故起訴請求：判令被告賠償經濟損失100256元(后變更為130256元)；判令 被告在《證券時報》、《中國證券報》、《上海證券報》、《證券日報》等媒體向原告公開

賠禮道歉，消除影響。

被告辯稱：被告訴原告股東權糾紛一案，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十二條所 賦予的法定權利，依照法定程序向人民法院起訴，是維護自身權益的合法、正當行為。原告的兩項訴訟請求均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原告沒有因被告的行為而產生其 所稱的股份波動、社會負面評價等經濟損失；被告的行為與原告所稱的經濟損失之間也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其支付的律師費用亦沒有法律依據，當事人是否聘請律師是當事人自己的意愿，并不是直接的經濟損失，聘請律師的費用應由當事人自己承擔。故請法院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2．一審事實和證據

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被告擔任原告公司董事、副總經理期間，于2007年7月25日向原告提出辭去董事和副總經理職務，原告的 人力資源部在當天收取被告的申請。同年8月27日，原告董事會決議通過被告的辭職議案。2007年10月19日，原告的董事長柴國生以被告未遵守在相關文 件中作出的承諾和約定，無故辭去董事及副總經理職務為由，向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訴請被告返還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并賠償損失給原告。該案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尚 未審結。2007年10月25日，被告認為原告在未通知其參加董事會的情況下，召開董事會并決議其辭職的議案，侵害了其作為董事的權益，向本院提起撤銷上 述董事會決議的訴訟。在案件審理過程中，被告于2008年3月10日向本院撤回起訴，本院裁定準許。因原告系上市公司，原、被告間的糾紛被多家媒體報道。現原告認為被告無故起訴、撤訴，屬于濫訴行為，遂訴至本院。

另查明：被告系原告的發起人之一，記載于原告公司章程。

上述事實有下列證據予以證明：

(1)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人民法院(2007)南民二初字第2068號民事裁定書。

(2)廣東雪萊特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3)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07)粵高法民二初字第30號受理案件通知書、民事答辯狀。

(4)南勞仲案字(2007)632號仲裁裁決書、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人民法院(2008)南民一初字第256—2號民事裁定書。

(5)2007年10月31日原告的訴訟事項公告，2008年3月13日原告的訴訟事項進展公告，2008年4月3日原告的訴訟公告。

(6)被告辭職報告。

(7)原告第一屆十四次董事會決議公告，原告第一屆十五次董事會會議決議公告、表決票、決議和記錄。

(8)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柴國生與被告股權案相關法律文件。

(9)多份報紙的報道共12篇。

3．一審判案理由

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人民法院根據上述事實和證據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十二條第一、二款規定：“公司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董事會的決議內 容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無效。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董事會的會議召集程序、表決方式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公司章程，或者決議內容違反公司章程的，股東可 以自決議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內，請求人民法院撤銷。”被告認為原告的董事會會議召開程序違法，向法院訴請撤銷，是法律賦予被告作為原告股東的權利。

本案主要爭議焦點系被告是否濫用訴權。濫用訴權是指行為人有民事程序的訴權，但是其追求的訴訟目的是正當訴訟目的以外的非法目的，并造成受害人損害，應

當承擔侵權責任的行為。原告認為被告的目的是為了打贏原告董事長柴國生訴被告股權贈與合同糾紛一案。本院認為，被告為了反駁柴國生訴其未遵守承諾和約定 辭職，請求法院確認董事會召開程序違法，符合《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當事人對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的規定，故被告訴原告撤銷董事會決議的訴訟，并無不當。而被告撤回起訴，亦符合《民事訴訟法》關于當事人訴權行使的規定。綜上，原告提交的證據不能證明被告為了非法目的無故起訴，濫用股東權利。

4．一審定案結論

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十條的規定，作出如下判決：

駁回原告廣東雪萊特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訴訟請求。

本案受理費2905元(原告已預交)，由原告承擔。

(三)二審訴辯主張

上訴人(原審原告)雪萊特公司上訴稱：

(1)原審法院曲解法律，適用法律錯誤。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十二條規定，股東請求撤銷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董事會的決議應當自決議作出之日起60日內提出，且上述法律中規定的“違反”是“實際違反”，并不是股東“認為違反”。對于沒有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公司章程作出的決議，《公司法》 不僅沒有規定股東有提起訴訟的權利，并且為防止股東錯誤行使權利，在股東提起訴訟時，人民法院可以應公司的請求，要求股東提供相應的擔保。此處擔保的目的 在于防止股東利用股東身份，對符合法律、行政法規、公司章程作出的決議起訴要求撤銷，干擾公司正常的生產經營，在股東錯誤起訴的情況下，此擔保用于對公司 造成的損失進行賠償，但原審法院卻將《公司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引申為“被告認為原告的董事會會議召開程序違法，向法院申請撤銷是法律賦予被告作為原告股東的權利”。原審法院擴張并曲解《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十二條的規定，對股東通過訴訟行使撤銷董事會決議所應具備的限制性條件進行了擴大，并且對股東依據該條提起訴訟所應承擔的義務進行割裂，導致原審判決適用法律錯誤。

(2)原審法院偏離爭議焦點，認定事實錯誤。本案是“股東濫用股東權利賠償糾紛”，爭議的焦點是李正輝是否濫用了股東權利。原審法院應當就李正輝利用 股東身份在沒有事實依據的情況下起訴要求撤銷董事會決議是否屬于對股東權利的濫用，是否應當承擔賠償責任進行審查。但原審法院在判決書中卻將本案爭議的焦 點歸結為“李正輝是否濫用訴權”，進而推論“李正輝訴雪萊特公司撤銷董事會決議的訴訟，并無不當，而李正輝撤回起訴，亦符合《民事訴訟法》關于當事人訴權行使的規定”。“訴權”與“股東權利”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權利。行使股東的權利可以通過行使訴權來實現，但訴權本身并不是股東權利。對于濫用訴權應當承擔的民事責任，依據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等法律；而對于濫用股東權利承擔的民事責任，除了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外，主要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顯然，李正輝利用股東身份提起訴訟只是其行使股東權利的表現形式，是否濫用股東權利和是否濫用訴權并無必然聯系。但原審法院卻將“濫用股東權 利”與“濫用訴權”進行混淆，對李正輝是否濫用股東權利不進行審查，而審查李正輝是否濫用訴權。對應當審查的事實沒有審查，對可以不審查的事實卻作為“焦 點”審查，從而必然導致判決結果錯誤。

(3)李正輝濫用股東權利造成雪萊特公司損失，應承擔民事責任。李正輝是否濫用股東權利不僅取決于李正輝是否有權提起訴訟，還取決于李正輝提起訴訟有無事實和法律依據。李正輝在行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十二條所 賦予的權利時，必須有充分的事實和法律依據能夠“證明”董事會的會議召集程序、表決方式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公司章程，或者決議內容違反公司章程，而不僅 僅是“認為”董事會的會議召集程序、表決方式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公司章程，或者決議內容違反公司章程。如果股東在提起訴訟后不能證明董事會的會議召集程 序、表決方式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公司章程，或者決議內容違反公司公章，就屬于對股東權利的濫用，就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在李正輝作為原告起訴撤銷雪萊特公 司第一屆董事會第十五次會議決議案件中，原審人民法院已根據雪萊特公司的申請責令李正輝提供了擔保，此擔保的意義正在于讓李正輝在起訴不能證明其訴訟主張 時對應當承擔責任的擔保，但李正輝在原審法院兩次開庭審理、案件經媒體大眾廣泛關注后，突然撤訴。顯然，李正輝的訴訟主張沒有得到人民法院的證明，其隨意 起訴、撤訴的行為已經構成濫用股東權利。

(4)一審法院是枉法判決。在本案之前雙方有股東權糾紛，此案中李，正輝于2008年3月10日向原審法院申請撤訴。在李正輝申請撤訴的當日，原審法 院就允許撤訴，當日發還擔保款。原審法院在對待本案的處理過程中超出了當事人能夠正常理解的范圍。在之后，雪萊特公司起訴李正輝濫用股東權利的過程中，原 審法院錯誤歸納爭議焦點以便于枉法裁判。

據此請求：(1)撤銷原判；(2)判令李正輝賠償雪萊特公司經濟損失130256元；(3)判令李正輝在《證券時報》、《中國證券報》、《上海證券報》、《證券日報》等媒體向雪萊特公司公開賠禮道歉、消除影響；(4)判令李正輝承擔一、二審全部訴訟費用。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李正輝辯稱：

(1)一審認定事實清楚，證據充分，雪萊特公司一審訴訟請求及上訴請求沒有法律和事實依據。李正輝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十二條的 規定提起股東權糾紛訴訟是行使法律賦予的股東權利，采取的是法定方式，行為和目的是合法、正當的。雪萊特公司在上訴狀中將股東權和訴權進行涇渭分明的劃 分，是僅憑其見解進行，在股東權和訴權間，任意混淆和偷換概念，不顧自己一審時的事實與理由。雪萊特公司認為李正輝的訴訟行為造成了公司股價波動、社會負 面評價、支付律師費用等在內的各種損失130256元，沒有事實依據，雪萊特公司一直以來都公告稱訴訟案件對公司利潤沒有影響，雪萊特公司也沒有提供因李 正輝與雪萊特公司的股東權糾紛案而遭受到的損失和有負面評價的證據，所提供的證據與其證明內容完全無關聯。雪萊特公司將多宗案件的律師費及律師消費票據作 為經濟損失的唯一依據。當事人是否請律師是當事人自己的選擇，也由當事人自己承擔責任。本案是股東濫用股東權利索賠糾紛，雪萊特公司要求李正輝賠禮道歉、消除影響沒有事實與法律依據，上訴請求混雜名譽權糾紛。李正輝的訴訟行為沒有造成雪萊特公司的所謂名譽損失。

(2)一審判決適用法律正確。雪萊特公司曲解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十二條的規定。一審法院與李正輝認為撤訴是法律賦予李正輝的權利，撤訴并不代表雪萊特公司第一屆董事會第十五次會議沒有違反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也不能否認李正輝提供給法院證明雪萊特公司董事會會議違法事實的證據及相關法律依據。

(3)雪萊特公司第一屆董事會第十五次會議是一次嚴重違反《公司法》和《證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違法會議。根據前述法律規定，對照雪萊特公司的會議公告和會議記錄所表述的內容、召集程序和表決方式，就能夠判斷董事會議嚴重違法。首先，虛構、捏造董事會于 2007年8月25日收到李正輝提交的辭職報告謊言。其次，召集

程序違反《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交所的規定。再次，表決方式違反《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三條規定：“董事會會議，應有董事本人出席。”公司章程第一百四十條也明確規定：“董事會決議表決方式為：舉手或投票表決。”雪萊特公司第十五次會議公告中卻稱用通訊表決方式，沒有公告采用什么通訊方式表決。

(4)雪萊特公司關于原審枉法判決的理由純粹是虛假猜測和妄自捏造。

綜上所述，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懇請二審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維持，駁回雪萊特公司的上訴請求。

(四)二審事實和證據

廣東省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對一審查明的事實予以確認。

另查明：2007年7月25日李正輝向雪萊特公司提交的辭職報告主要內容為：辭去董事和副總經理職務。同年8月27日，雪萊特公司第一屆董事會第十五 次會議以通訊表決方式召開，并形成決議，決議主要內容為：李正輝辭去董事職務，自辭職報告送達董事會時生效。李正輝辭去副總經理職務，自本董事會決議通過 后生效。二審期間，上訴人雪萊特公司及被上訴人李正輝均沒有提交新證據。

(五)二審判案理由

廣東省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根據上述事實和證據認為：本案爭議的焦點有二：一是李正輝是否濫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十二條所賦予其身為雪萊特公司股東所特有的訴權?二是如果李正輝濫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賦予的訴權，應如何確認其應承擔的責任?

1．關于李正輝是否濫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之訴權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十二條第二款規定：“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董事會的會議召集程序、表決方式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公司章程，或者決議內容違反公司章程的，股東可以自決議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內，請求人民法院撤銷。”雪萊特公司上訴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十二條中規定的“違反”是“實際違反”，并不是股東“認為違反”，如果股東在提起訴訟后不能證明董事會的會議召集程序、表決方式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公司章程，或者決議內容違反公司章程，就屬于對股東權利的濫用。對此，本院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十二條關 于董事會決議撤銷之訴的規定是基于對中小股東的保護，提起訴訟的股東對董事會決議“違反”相關規定的判斷必將以其個人的視角為基礎、伴隨其自身對事件的感 知和判斷，至于董事會決議是否違反了相關規定應予以撤銷的判斷與裁量權在人民法院。若以股東在提起訴訟后能否充分證明其主張以得到法院的支持來判斷股東是 否濫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十二條賦予其的訴權，對于股東而言義務過重。故雪萊特公司關于李正輝濫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 賦予的訴權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但本案中，李正輝于2007年7月25日向雪萊特公司提交辭職報告請求辭去董事和副總經理職務。同年 8月27日，雪萊特公司召開第一屆董事會第十五次會議并形成決議，同意李正輝辭去董事和副總經理職務。董事會決議的內容與李正輝的辭職請求一致。但 2007年10月25日，李正輝以雪萊特公司董事會會議召開程序及作出的決議違法為由，向法院提起撤銷董事會決議之訴。李正輝作為上市公司的高層管理人 員，在董事會決議內容完全尊重其個人請求的情形下卻提起撤銷董事會決議的撤銷之訴。在正常情形下，撤銷之訴產生的后果為撤銷董事會同意李正輝辭去董事和副 總經理職務的決議，這一后果與李正輝之前向公司提交的辭職報告相悖，由此完全可得出李正輝提起撤銷之訴的訴訟目的并不在于實現撤銷之訴正當的訴訟目的，故 應認定其濫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十二條的規定的相關訴權。綜上，雖然本院不采信雪萊特公司關于李正輝構成濫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賦予的訴權的理由，但對雪萊特公司關于李正輝濫

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賦予的訴權的上訴主張予以支持。

2．關于李正輝濫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 賦予的訴權之責任確定的問題。雪萊特公司稱李正輝濫用股東權利造成其經濟損失130256元，其中律師費80000元、差旅費 17026元、其他損失33050元，因律師費并非此類訴訟的必需支出，雪萊特公司對其他損失未能提供相應證據，故本院對律師費及其他損失不予支持。關于 雪萊特公司主張的差旅費，因雪萊特公司提供的差旅費依據皆為飛機票和出租車車票，并非差旅的最經濟方式，故本院酌情支持10000元差旅費。關于雪萊特公 司要求李正輝賠禮道歉、消除影響的請求，因該類案件并不涉及雪萊特公司的名譽或商譽，故對雪萊特公司的這一請求本院不予支持。

(六)二審定案結論

廣東省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

第一款第(三)項的規定，判決如下：

1．撤銷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人民法院(2008)南民二初字第738號民事判決；

2．李正輝于本判決生效后10日內向廣東雪萊特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賠償經濟損失 10000元；

3．駁回廣東雪萊特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

(七)解說

2008年4月1日生效的《民事案件案由規定》新增加了股東濫用股東權利賠償糾紛案由，本案被媒體稱為該案由規定生效后的第一件股東濫用股東權利賠償糾紛案，同時也是上市公司訴股東濫用權利第一案。

禁止濫用權利是民法的基本原則之一，該原則最早于1909年《德國民法典》引入商法領域。如何界定權利濫用，學界根據不同的標準有不同的學說，主要學 說有：惡意說，即從主觀角度出發，認為權利的行使不得抱有惡意，即不得以損害他人為目的；本旨說，即認為權利的本旨在于權利的社會性，權利行使應當遵守誠 實信用原則；界限說，即認為權利的濫用歸結為對權利行使正當界限的超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十條規 定：“公司股東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東權利，不得濫用股東權利損害公司或者其他股東的利益”；“公司股東濫用股東權利給公司或者 其他股東造成損失的，應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上述規定從宏觀上確立了禁止股東濫用股東權利的原則，但對于依據什么標準認定股東濫用股東權利，法律并沒有 明確規定。雪萊特公司認為李正輝構成濫用股東權利的界定標準與界限說相似，即以李正輝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提起撤銷之訴，不正確行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十二條規定賦予的股東權從而構成濫用。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十二條的行使要件就是以股東個人視角為基礎，而不需要以董事會決議“事實”上違反規定為要件。因此雪萊特公司以李正輝權利行使的方式不當作為主張李正輝濫用權利的基礎并無不當，但其所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十二條的權利行使要件不正確，導致整個立論喪失基礎。

二審法院認定李正輝濫用權利，其根本原因是李正輝的前后行為違反了誠信原則。李正輝的辭職報告明確提出請求辭去董事和副總經理職務，其卻在董事會決議 的內容完全尊重其個人請求的情形下提起撤銷該決議的訴訟，行為前后矛盾，行為效果相悖，可推定其訴訟的目的并不在于實現撤銷之訴的正當訴訟目的。考察雪萊 特公司與李正輝之間的連申訴訟： 2007年7月25日，李正輝向雪萊特公司提交辭職報告，擬月末辭去董事和副總經理職務；雪萊特公司董事會同意。2007年9月29日，雪萊特公司董事長 柴國生向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以李正輝未履行協議和承諾為

由，要求返還公司股票5223886股、賠償經濟損失17812080．45元。該糾紛 涉及價值上億元的股權，被稱作國內首例股權激勵糾紛案。該案尚未開庭審理期間，李正輝于2007年11月在佛山市南海區人民法院起訴雪萊特公司董事會決議 違法，要求撤銷決議恢復其股東權益。2007年12月，李正輝不滿勞動仲裁，在佛山市南海區人民法院提起勞動爭議訴訟，要求法院確認雪萊特公司違法解除與 其勞動關系，應向其支付經濟補償金18．6萬元、額外經濟補償金9．3萬元、董事津貼27萬元。2008年1月，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了前述柴國生 訴李正輝的股權激勵糾紛案。2008年3月10日，李正輝向佛山市南海區人民法院申請對兩案件撤訴，法院當日裁定準許。如果沒有李正輝事前提交辭去董事和 副總經理的申請這個與后面提起訴訟的效果完全相反的行為，即使事后李正輝行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十二條規 定的權利提起撤銷董事會決議訴訟的根本動因是希望形成作為股權激勵糾紛案判定的先決條件的既判事實，認定其行為構成股東權利濫用的依據仍然是不充分的。因 為目的是主觀范疇的證明對象，沒有行為人外化的行為，不能僅憑常理或人之常情對行為人行使權利的目的作出推斷，更勿用說對目的的正當性作出評價。

本案在如何界定股東濫用股東權利問題上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認定權利濫用的惡意說、界限說和本旨說都在當事人的主張或法院的判定依據中有所體現。不同 的方法從不同角度揭示了權利濫用的界定方式，應根據案件特點選擇適合的標準。在認定股東是否構成濫用股東權利的糾紛中，既要看權利人有無濫用權利的故意或 過失，更要重點考察其行使權利的背景、客觀方式和結果，通過外化的行為推定其目的從而準確界定權利濫用的維度。

(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人民法院 方 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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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濫用訴訟權利法律規制之構建

司法實踐中，一些當事人濫用訴訟權利，使這些訴訟權利背離其本來的目的，超越了法定權利的范圍，為法院行使審判權設置人為的阻礙，拖延了訴訟的正常進程，也給對方當事人增添了訴訟負擔，增加相對方的訴訟成本，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已成為一種公害。在我國現有法律制度下，總的來看尚缺乏完善的法律對策制裁濫用訴訟權利者和保護被侵權者的訴訟權益，這在客觀上縱容了濫用訴訟權利行為的大量發生。因此，我國應盡快構建濫用訴訟權利的法律規制。

一、構建濫用訴訟權利法律規制的必要性１、維護正常民事訴訟秩序的需要。當事人濫用訴訟權利，必然對正常的民事訴訟秩序造成極大的危害，嚴重影響到法院正常民事訴訟秩序的進行，增加司法成本。所以，只有對濫用訴訟權利的行為進行法律規制，才能保障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防止國家司法資源的浪費，維～院訴訟秩序的正常進行。２、保護相對人合法權益的需要。當事人濫用訴訟權利，必然侵害相對人合法或正當的民事權益，給相對人訴訟標的外的實體利益造成損害。不管相對人最后是否勝訴，其物質上的損失是必然存在的，而且是無法避免的。如果不建立起濫用訴訟權利的法律規制，相對人合法的民事權益就無法得到保障。３、穩定社會秩序的需要。在我國現有的法律制度下，缺乏對濫用訴訟權利進行制裁的措施，當事人若無法通過合法手段保護自己被侵害的合法權益，這樣就會對法律制度產生懷疑，出現法律和司法的信任危機，可能轉而尋求法律以外的方法找回公平，進行報復，這就必然會增加社會的不安定因素。

二、濫用訴訟權利法律規制的具體構造１、建立濫用訴訟權利侵權損害賠償制度。由于當事人濫用訴訟權利的構成要件符合民事侵權行為的特征，屬于民法上的侵權行為，所以濫用訴訟權利者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應當是實體意義上的民事侵權責任。設立起濫用訴訟權利侵權損害賠償制度，一方面可以遏制當事人濫用訴訟權利的行為，另一方面也可以使相對人獲得充分、有效的法律救濟。２、設立罰金制度。對濫用訴訟權利行為直接予以經濟制裁是規制當事人濫用訴訟權利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可以促使當事人合法、合理地行使訴訟權利。３、建立當事人之間責任費用分擔制度。我國現行的訴訟費用分擔制度，實行的是“敗訴方承擔全部訴訟費用”的原則，在這種情況下，對于濫用訴訟權利的一方當事人勝訴的，由作為受害方的敗訴方來承擔全部訴訟費用明顯缺乏公平。因此，從規制當事人濫用訴訟權利的角度來看，我國應盡快建立起當事人之間責任費用分擔制度，減免因濫用訴訟權利行為而受損害的一方當事人的全部或部分訴訟費用。４、確立認定濫用訴訟權利行為無效制度。這種制度主要是針對一方當事人濫用起訴權以外的其他訴訟權利而設計的規制方法。比如針對當事人濫用反訴權、濫用申請財產保全權、濫用申請回避權等行為，法官可以直接認定這些訴訟行為屬于無效行為，以此規制在法庭上發生的濫用訴訟權利的行為，防止訴訟過程的遲延，保障訴訟的正常進行。

第三篇：腐敗的本質是權利的濫用

腐敗的本質是權力的濫用

——通過依法行政，行政權力的制約問題淺談公務員行為規范的重要性

公務員是指依法履行公職、納入國家行政編制、由國家財政負擔工資福利的工作人員。公務員行為規范對公務員最基本的行為作出明確規定，既強調引導公務員加強自身道德修養，嚴于律己，從自己做起，從現在做起；又強調依靠法制等多種手段，監督規范的實施。

近年來我國加大了對公務員的行為規范力度，查處了一系列貪污腐敗案件，我們不禁想到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腐敗的產生？公務員到底應該如何看待手中權力？在公務員這個大隊伍里，怎樣才能真正形成良好的風氣，為人民服務的氛圍？

近日杭州原副市長許邁永貪腐數億元一審被判死刑。1995年5月至2009年4月間，許邁永利用擔任蕭山市副市長、杭州市西湖區代區長、區長、區委書記、杭州市副市長等職務上的便利，為有關單位和個人在取得土地使用權、享受稅收優惠政策、受讓項目股權、承建工程、結算工程款、解決親屬就業等事項上謀取利益，收受、索取他人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1.45億余元。此外，許邁永在任杭州市西湖區區長、區委書記期間，還徇私舞弊濫用職權，違規退還有關公司土地出讓金7100萬余元，造成特別惡劣的社會影響

本人認為，腐敗的本質是權力的濫用，我們政府的主要領導人權力過大、權力過于集中而又得不到約束。治理腐敗首先應該從制度上規范權力的使用。對行政權力的制約不是制約權力，而是制約具體行 使權力的個人。個人超越法律來行使權力的主要原因來自于兩類：

第一，行政機關公務人員缺乏相應的法律知識，由于不知法，不懂法而濫用權力。但通過目前我國已建立的公務人員選拔，培訓，考核制度。特別是國家行政機關把嚴進入國家公務員隊伍的大門。以及一大批受過相當程度學歷教育的青年進入公務員隊伍之后，不懂法的現象將逐漸減少。因而，就這個層面的原因而言，仍需制約，但并非問題的主要方面。

第二，行政機關公務人員自身受某種私利的驅使濫用手中的權力。這是一種較多的現象且不易控制。行政機關公務人員作為國家官員本應只代表國家利益行使國家權力，為何會受其私利驅動而濫用手中的權力？這與集中于其身上的不同的法律身份有聯系。從行政法的角度分析，行政機關公務人員是兼具多種法律身份的人。而各種法律身份所代表的利益又是相互沖突的。國家公務員實際上具有三重法律身份，即普通公民、公務員和行政機關代表務。公務員的這第三種身份使他們實際上掌握并運用著行政權力。個人作為行政主體代表的身份行使行政權力，而這種身份擁有的行政權力又可以服務于他的其他法律身份，可以說行政機關公務人員多種身份使之既能運用行政權力又能運用權力隱形服務于自己的私利。

行政機關公務人員同時兼具的不同身份各代表著不同的利益。各種法律身份所體現的利益往往會互相沖突。沖突的結果如果是個人或小集體所代表的利益戰勝了行政機關所代表的公共利益時，權力濫用于謀私就有其基礎。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大偏好。這就是促使這 些權力實際主體背離法律賦予其權力初衷的根本原因。馬克思曾說過：“人們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公務人員作為普通公民有其利益，包括追求更多的財富，更高的社會地位，作為公務員群體也有其群體利益，部門利益。如充足的經費，更好的辦公設施，更多的福利待遇等。為達此目的往往發生爭權越權的部門本位主義，為了得到更多的，更好的公務員群體工作待遇和相關福利爭經費，濫收費，濫罰款的現象就易于發生。由于公務人員各種法律身份所對應的利益并不一至，這些差別的利益種類又集中于同一個主體——國家行政權力的執法者——公務員，且無論個體的公務員還是群體的公務員都具有滿足自身利益最大化傾向，這就不難理解有時行政權力被他們違法使用的現象了。

為了國家行政管理的正常運轉，國家不能不把行政權力交給公務人員使用，而在社會資源相對短缺，國家公務員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情況。權力有可能被他們用于謀私。如何解決這個悖論，以回歸法律賦予公務人員行使權力的初衷？對此我們要在在成本和交易機會上形成制約公務員運用權力牟取私利的機制。如果公務員利用代表社會公益的身份為個人或部門群體牟取利益遠小于他們所付出的成本，或者能強有力的控制他們利用權力進行交易的機會，則能行成有效地制約。當然這只是從正面約束他們手中的權力不被濫用的方式之一。而這達不到制約的目的，原因是這解決不了貪欲的問題，個人利益與群體利益是膨脹型的，一旦失控將難以滿足。因此有針對性的制約重點是：其一，盡可能設置使他們不敢濫用權力的機制。其二，設置使他們不能（或無法）濫用權力的機制。

公務員的廉政行為是關系到國家的興衰存亡的重大問題。所以，每一個國家公務員都必須嚴格遵守廉政行為規范。自律、自省、自尊、自受、自勵，當好人民的公仆。一言以蔽之，無論是從消除政府機構的腐敗現象，還是從保證政府機構有效地執行公務，以及從維護國家公務員個人形象等方面來看，都需要完善國家公務員廉政行為規范。制定公務員廉政行為規范，加強廉政建設，是保證建立強有力、高效能政府工作系統，促進國家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穩定迅速發展的重要措施。規范廉政行為，可以不斷增強黨和政府的活力，增強廣大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使國家公務員公正無私地執行公務，使其形象更加完美。

第四篇：工商登記影響股東資格還是權利

工商登記：影響股東資格還是股東權利

時間:2007年05月17日01時27分作者: 曾憲文 劉金林新聞來源:檢察日報

“只要沒有辦理工商登記，即使出資了，也不是股東”。這是當前公司治理中存在的一個偽命題。本期門診專家們的精辟論述，會讓你清楚地明白——

取得有限責任公司股東資格的條件

核心提示：股東權是股東與公司間的一種總括性法律關系，它源于股東對公司資本的參與。只要投資人取得了對公司資本的一定份額，就取得了股東資格。某項具體股東權利之放棄或不能行使并不影響股東權的存在。

新聞背景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１７日，內蒙古自治區烏海市新天地置業有限公司的幾位股東為爭奪公司控制權而“同室操戈”。一位陳姓股東和一位周姓股東的哥哥糾集多人威脅另一位股東高銀福，強迫其交出公司公章和財務章，直至警方介入才制止事態惡性發展。高銀福稱，其通過出資和接受其他股東的股權轉讓已經成為該公司的股東，并經股東會授權一直在負責公司的經營管理，只是因故沒有去工商部門辦理股東變更登記而已，對方的強迫行為是違法的；但對方認為，高銀福沒有辦理相關工商登記，就不是法定股東，不能享有股東權利，他和其他股東之間只是一種投資關系。（見《中華工商時報》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６日）

李顯冬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劉俊海 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黎 宏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

張 谷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常 杰 天津市檢察院駐保稅區檢察室主任 龐紅兵 北京市九洲律師事務所律師

主持人：發生在內蒙古烏海市的這起股東“同室操戈”案，絕非個案，它表明“江湖行為”仍然是公司治理中的一個潛規則。認真剖析本案反映的普遍性問題，對于我們正確處理公司內部的股權糾紛，防止其由民事案件演變為惡性刑事案件，清除公司治理中的江湖色彩，具有積極意義。本案的問題是，股東名稱的工商登記對股東資格、股東權利究竟有無影響，有何影響。在此，首先請各位專家談談取得有限責任公司股東資格的途徑和條件是什么，股東資格和股東權利有何區別？

李顯冬：股東資格，又稱股東地位，是投資人取得和行使股東權利，承擔股東義務的基礎。

有限責任公司股東資格的取得途徑主要有：（１）投資人參與公司設立，認購公司出資；（２）投資人在公司成立后認購公司新增資本；（３）因轉讓、繼承、公司合并等方式而取得公司股東資格。其中前兩種方式被稱為股東資格的原始取得，第三種方式被稱為股東資格的繼受取得。在原始取得的情況下，只要出資人認繳了對公司的出資額，即可以取得股東資格；在股權轉讓的情況下，原則上說，只要受讓人與轉讓人之間就股權轉讓事宜達成協議，并將公司的股東名冊予以變更，在雙方當事人之間即發生股權轉讓的法律效果。

常 杰：一個完整意義上的股東資格應當具備六個要素：１．在公司章程上被記載為股東，并在公司章程上簽名蓋章，表明自己受公司章程的約束；２．向公司實際履行出資義務；３．在公司成立后取得公司簽發的出資證明書；４．被載入公司股東名冊；５．在工商行政機關登記的公司文件中列名為股東；６．在公司中享有資產受益、重大決策和選擇管理者等權利。相應地，公司之外的他人要想通過股權轉讓取得完整的股東權利，需要完成四項工作：１．出讓方與受讓方簽署股權轉讓協議；２．經股東會討論通過，因為股東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出資時，必須經全體股東過半數同意（不同意轉讓的股東應當購買該轉讓的出資，如不購買該轉讓的出資，視為同意）；３．履行股權轉讓協議規定的出資義務；４．辦理相關的工商登記事項，變更登記應由出讓方、受讓方和公司三方共同完成。

張 谷：股東資格的認定，應從實質上分析。通常所說的股權，就是股東權。一個人有股東權，就是股東，沒有股東權，就不是股東。何謂股東權？股東權是一種成員權或者成員地位，是作為公司成員的股東與公司之間的一種總括性的相對法律關系，它源于股東對公司資本的參與。所以，出資額（猶如股份公司的股份）和股東權是一體二面。只要投資人對公司資本有參與，取得了一定的出資額，就取得了股東資格（當然，股東資格之取得必須以公司之存在為前提）。需要注意，股東權不同于具體的股東權利，前者是基于對公司資本的參與而獲得的一種資格，是母權利，是源泉性權利，而后者，即各項具體的股東權利，如盈余分配請求權、表決權等等，是由股東權派生出來的子權利，某項具體的股東權利之放棄或不能行使并不影響股東權的存在。

從這個意義上說，在股東資格原始取得的情況下，只要出資人認繳了對公司的出資（并非出資的實際繳納），公司便取得了對出資人的一種請求權，構成公司的債權性資產，出資人就取得了股東權，成為公司的股東；而公司在成立后可以自己名義要求該出資人履行出資義務，或要求其他股東承擔資本填補義務。在通過股權轉讓而繼受取得的情況下，股權轉讓其實就是雙方行為，由原股東將自己的股權轉讓給他人。雖然股東權移轉之后，勢必涉及諸如股東名冊、出資證明書、工商登記等法律文件的變更，但這些都與股權轉讓契約的生效、股權權屬的移轉無關。在德國，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債權讓與的規定準用于其他權利的轉讓。在我國，無論股權的內部轉讓還是外部轉讓，權屬到底何時移轉，公司法缺乏明確規定。因此，如果轉讓人和受讓人沒有特別約定的，只要股權轉讓契約一經生效，受讓人即取得股東資格。這與是否進行了股東名冊變更和工商登記無關。

劉俊海：股東資格和股東權利之間的關系要視不同語境而定。有時，股東資格和股東權利被統稱為“股東權”，既包括抽象、概括的股東資格，也包括具體、微觀的權利內容。當二者并列時，股東資格可以理解為權利主體作為公司股東的法律地位。其中的權利內容作為一個權利束的整體可稱為“股東權”，權利束中的諸多具體權利（如自益權與共益權）可稱為股東權利。就股權轉讓而言，轉讓合同究竟自成立時生效，抑或自辦理批準、登記等手續完畢之時生效，公司法未作明確規定。依合同法第四十四條規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時生效；

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辦理批準、登記等手續生效的，依照其規定。在市場經濟社會，絕大多數商事合同遵循成立生效主義，故股權轉讓合同應以成立生效主義為原則，批準生效主義或者登記生效主義為例外。當然，成立生效主義原則并不排除雙方當事人以附條件和附期限的方式限制股權轉讓合同的生效。

工商登記是取得股權的生效要件還是對抗要件

核心提示：股東名稱的工商登記屬于宣示性登記，即登記本身并不能創設股東資格，其只是對已經存在的股東資格予以確認。未經登記的，行為并非無效，只是不具有對抗第三人的效力。

主持人：剛才張谷老師提出了一個很新穎的觀點說，要成為股東就必須取得股東權，而股東權與股東的權利（股東享有的各項具體權利）是有區別的，前者是母權利，后者是子權利。如果沒有理解錯誤的話，上述區別即是股東資格與股東權利的區別。那么，在有限責任公司股東出資（包括接受股權轉讓）后未辦理工商登記時，受影響的到底是股東資格，還是某些具體的股東權利？工商登記究竟具有什么樣的法律效果？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在實務中很容易產生誤解。

李顯冬：工商登記就目的和功能而言，可以分為設權性登記和宣示性登記。設權性登記具有創設權利主體或法律關系的效果，而宣示性登記只具有宣示權利的效果，其登記與否由當事人自由選擇，未經登記的，并不會導致行為無效，只是不具有對抗第三人的效力。根據公司法第三十三條規定，公司有義務將股東的姓名或者名稱及其出資額向公司登記機關登記，在登記事項發生變更時，必須辦理變更登記。凡是未經登記或者變更登記的，不得對抗第三人。顯然，在我國，股東名稱的工商登記屬于宣示性登記，即登記本身并不能創設股東資格，其只是對已經存在的股東資格予以確認。

常 杰：法律對股東資格的保護并不是把工商登記作為唯一的、絕對的條件。法律賦予工商登記的效力是“未經登記或者變更登記的，不得對抗第三人”。就股權轉讓而言，工商登記的效力應從兩個方面來分析。一方面，從轉讓人、受讓人、公司之間的相互關系來看，其屬于公司內部關系。如果受讓人已經接受了轉讓人的股權轉讓，事實上也參與了公司的經營管理，行使了股東的權利并承擔了相應義務，只是未辦理股東變更登記手續的，那么就應該尊重實際存在的法律關系，認定受讓人具有股東資格，并責令公司將受讓人記載于股東名冊，并辦理相關工商登記。另一方面，從公司、股東與公司之外的第三人的關系看，其屬于公司外部關系。依商法上的公示主義和外觀主義原則，工商登記是社會公眾獲得公司信息的法定形式，第三人有權信賴工商登記的內容是真實的，即使登記有誤，第三人仍可信以為真，并要求所登記的股東按登記的內容對外承擔責任。由此可見，如果受讓人接受股權轉讓后未辦理股東變更登記的，無權對第三人主張股東權利。在完成變更登記之前，原股東仍以股東身份對外承擔相應責任。

龐紅兵：股權轉讓之所以如此復雜，是因為我國公司法在這個問題上采用了公司內部登記生效主義與外部登記對抗主義相結合的方法。依公司法的相關規定，股東轉讓股權后，公司應當注銷原股東的出資證明書，向新股東簽發出資證明書，并相應修改公司章程和股東名冊中有關股東及其出資額的記載（內部登記生效主義）；同時，還得將股東的姓名或者名稱及其出資額向公司登記機關登記，未經登記或者變更登記的，不得對抗第三人（外部登記對抗主

義）。其實，股權關系是公司與股東之間的內部法律關系，只要公司將股權受讓人載入股東名冊或者自公司簽發股東出資證明書就可以作為股權變動的依據，至于公司登記機關是否辦理股東名稱登記，原則上不影響股權變動的效力。

李顯冬：應該說，只有股東名冊才是認定股東資格的首要依據，是否進行工商登記，只影響已經取得的股東資格能否對抗公司、股東之外的第三人。根據公司法第三十三條規定，股權轉讓應當以股東名冊為準，即經載入股東名冊后，出資人或受讓人才能夠成為公司股東，才能夠行使股東的各項權利。工商登記只是股東資格的對抗要件，其本身并不影響股東權利的轉讓。當然，需要注意股東名冊作為一個股東資格認定的形式標準，其本身也是可以被推翻的。公司章程、出資證明書、股東權利的實際行使以及對公司的實際出資等事實都可以在股東資格發生爭議時作為對股東名冊的對抗依據。

劉俊海：目前主張股東資格的證據五花八門，既有實際出資證明，也有股權轉讓合同、公司章程、股東名冊、出資證明書和工商登記等。其實，這些證據的作用并非一致，可以分為三個不同的層次：源泉證據、效力證據與對抗證據。源泉證據也稱基礎證據，是指證明股東取得股權的基礎法律關系的法律文件。源泉證據一分為二：（１）股東原始取得股權的出資證明書；（２）繼受取得股權的證據，包括股權轉讓合同、贈與合同、遺囑、夫妻財產分割協議、共有財產分割協議等。一旦取得了合法有效的源泉證據，權利人就可以要求公司變更股東名冊，確認自己的股東資格，進而要求公司協助辦理股東變更登記手續。效力證據對非上市公司而言是公司備置的股東名冊。股東名冊對股東資格的確認具有推定的證明力，即在冊股東可據此直接向公司主張股權。當然，在有相反的源泉證據時，股東名冊可以被推翻。對抗證據主要指在公司登記機關登記在案的章程等登記文件。作為對抗證據的公司登記機關登記文件，雖不是股東資格的效力證據，但具有對抗第三人的效力。當然，此處的“第三人”不包括善意第三人，只包括主觀上存在惡意或者重大過失的第三人。

張 谷：不僅工商登記不是認定股東資格的依據，股東名冊也不是認定股東資格的依據。取得股東資格的關鍵是對公司資本的參與。可以說，像出資證明書、公司章程、股東名冊、工商登記等都只是證明股東資格的證據，不能取代股東資格本身。公司法第七十四條規定，依照本法轉讓股權后，公司應當注銷原股東的出資證明書，向新股東簽發出資證明書，并相應修改公司章程和股東名冊中有關股東及其出資額的記載。由這條規定反推即可知道，出資證明書、公司章程、股東名冊都不是股權轉讓的生效要件，而是股權轉讓后的法律后果。從邏輯上講，也只能是受讓人已經是股東了，然后才能去辦理新的出資證明書，變更公司章程和股東名冊，以及通過公司去辦理工商變更登記。至于股東名冊，主要是為了保護公司，公司依照股東名冊認識公司的股東，而無需適時確切地查知股權變動情況，因為這不可能也不必要。公司依照股東名冊發布會議通知，分派紅利，即使與實際情況有出入，公司只要是善意的，即可免責。而工商登記，則純粹是為了保護與公司、股東進行交易的第三人，因為第三人無從知道公司內部的股權變動，其只能依據工商登記的內容進行判斷。

未經登記的股東可否請求工商部門給予登記

核心提示：當股權轉讓發生爭議時，事實上的股東要取得形式上和實體上完整的股東權利，應當提起確權之訴，由法院或仲裁機構作出判決或仲裁裁決，再依生效的法律文書申請工商部門辦理變更登記。

主持人：各位專家的討論表明，股東名稱的工商登記本身僅具有公示效力，也就是說，股東出資后，是否進行工商登記并不影響股東資格的取得，只是未經工商登記的，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那么，為了保障股東權利的完整，未經登記的股東有何手段彌補這一法律瑕疵，是否可以直接請求公司或者工商部門給予登記？

李顯冬：在股權轉讓情況下，受讓股東只能依據股權轉讓協議要求公司辦理股東名冊、工商登記變更手續。因為公司登記管理條例規定，申請辦理包括股東變更在內的工商登記手續的主體是公司，而不是公司的股東，而且所需提交的材料也必須是由公司出具，而不能由股東個人提供。除非股東持有法院要求公司辦理公司變更登記的有效判決，否則，僅憑出資證明書、公司章程、股東名冊或者股權轉讓協議，股東無權單方要求工商部門辦理登記。

常 杰：在正常情況下，完成股東變更登記應由轉讓方、受讓方和公司三方共同完成，工商部門對股東變更的申請主要是形式審查，在發生爭議的情況下，工商部門不具有對股權糾紛作實體性確權的職責和權能，一旦因任何一方不配合導致申請變更的有關資料內容不符合登記要求時，工商部門可以拒絕辦理變更登記。因此，當股權轉讓發生爭議時，事實上的股東要取得形式上和實體上完整的股東權利，應當提起確權之訴，即通過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作出判決或仲裁裁決，再依生效的法律文書申請工商部門辦理變更登記，以維護自身權益。

龐紅兵：目前公司法沒有授予股東直接到工商部門辦理股東名稱登記的權利，公司因此也常常以種種理由拖延甚至拒絕為股東辦理登記，造成股東遲遲不能行使應有權利，引發了很多的股權糾紛。在公司怠于辦理股東登記手續的情況下，如果股東或者受讓人只能通過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解決，勢必造成解決糾紛的成本過高，不利于維護股東權益。在這種情況下，立法應該考慮另外的救濟途徑，比如將來可以規定，股東或受讓人有證據證明公司怠于辦理股東登記的，股東或受讓人可以直接到工商部門申請辦理股東登記手續，工商部門應當協助辦理。從理論上講，股東的這種權利，完全可以通過擴充股東權這一母權利而獲得。

張 谷：股東名稱的工商變更登記，僅有宣告效力，并無設權效力。此種登記行為是有私法上效力的具體行政行為。辦理工商變更登記，唯公司具有申請權。但是，這種權利涉及到新老股東的利益，公司法雖然規定其也是公司的一項法定義務，在不履行時將承擔被處罰之后果，但尚為不足，還應賦予利害關系人一些相應的權利。所以，在公司不去或者不及時辦理股東名稱登記的情況下，為保護股東的利益，可以考慮采取兩種救濟措施：一是比照股東代表訴訟的構成要件，規定在公司無故拒絕辦理工商登記時，股東只以此事項為限，可以代表公司，以公司的名義向工商部門申請辦理股東登記。二是活用債權人代位制度，在公司不依照規定辦理工商登記時，由股東代替公司直接向工商部門申請辦理股東登記。

判斷股權糾紛是民事案件還是刑事案件的界線

核心提示：因民商事糾紛而引發的暴力事件，只要達到了刑法所規定的成立犯罪的程度，就構成犯罪，決不能因為引起該結果的原因是由于當事人之間存在民商事糾紛而否定犯罪。

主持人：當前，股東之間為爭奪公司控制權而引發暴力事件，如進行人身威脅、搶奪公司賬簿、公章時，公安機關常以股權糾紛屬于民事糾紛為由拒絕立案受理，建議受害人通過民事訴訟解決，而法院則告知受害人應該去公安機關報案，理由是這類暴力事件屬于刑事案件。請問，如何正確處理這類因股權糾紛而引發的暴力事件？

李顯冬：認定股權糾紛是民事案件還是刑事案件，最基本的方法便是遵循“罪刑法定”原則：如果股東實施的暴力行為符合刑法上某一犯罪構成，那么便是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責任。反之，則只需要視情況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或者判令承擔民事侵權責任。

常 杰：處理這類股權糾紛，必須把握一個方向，那就是任何權利救濟都必須通過合法途徑進行。采取暴力手段解決民事糾紛本身就違法。因暴力造成了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不論出于什么動機，是爭奪他人股權還是維護自己的股權，只要情節嚴重，就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對公司財產的損毀，即使是股東實施的也是違法的，因為在法律上公司財產不是股東的個人財產。

黎 宏：股東之間為爭奪公司控制權而實施的暴力沖突，屬于因民商事糾紛而引發的刑事案件的一種類型，在這種案件的處理上，應當注意以下兩點：第一，對因民商事糾紛而引發的暴力事件，是不是構成犯罪，原則上按照一般的刑事犯罪的認定原則考慮。即看該暴力行為是不是引起了嚴重的社會危害性，行為人主觀上是不是有罪過。如果行為人故意或者過失造成了他人身體上的傷害，或者財產上的損失，達到了刑法所規定的成立犯罪的程度，那么，該行為就構成犯罪。在這個問題上，決不能因為引起該結果的原因是由于當事人之間存在民商事糾紛而認定該行為不構成犯罪。因為，刑法本質上是社會秩序維持法，在國家獨占刑罰權之后，除了法定情形之外，任何私人之間的以暴力解決糾紛的行為，都是不允許的。這是大的原則和前提。第二，在處理上，和普通刑事犯罪案件有所區別。因為，這種因民商事糾紛而引發的暴力事件和一般的街頭暴力犯罪，在起因和發展過程以及對社會一般人的安全感的影響上，還是有很大不同。因此，在其社會危害性的認定上，應當將民商事糾紛的程度、起因、解決難度等和行為人之間的暴力沖突程度加以權衡，斟酌考慮。

劉俊海：對于同時涉及民事糾紛和刑事案件的情況，法院應當根據“刑民并進”的新思維，分別審理相關的案件。對于案件事實清楚的民事案件，即使案件中有關當事人已經進入刑事訴訟程序，法院也應立案，及時審理，不能機械地固守“先刑后民”的思維。當然，民事案件中的事實確需等待刑事案件審理結果才能確定的，法院可以例外采取“先刑后民”的態度。但即便如此，法院也應予以立案，而不能拒絕立案。

第五篇：黃金交易第一案

案例材料：“中國黃金交易第一案”

——炒金10天狂賺2100多萬元是否不當得利？

兩男子使用原始資金27000元，電話委托進行黃金買賣，離奇交易竟然10天之內獲得天價利潤2100多萬。但是，好景不長，資金很快被開戶銀行以“不當得利”為由劃走，要求撤銷二人在此期間的“非正常”黃金買賣交易，并且一度將二人扣留。由于涉案金額巨大，波及全球排名前三位的上市銀行之一——中國工商銀行，而且挑戰法律空白，此案被業內律師稱為“中國黃金第一案”。

? 背景材料：買賣黃金創造財富神話

兩男子抄黃金，反常規低價下單竟然成交。2006年5月30日，樊文達攜款2.7萬元從江西南昌到山東濟南出差，順便看望大學同學——28歲的宋榮貴。有一天，樊文達從報紙上看到中國工商銀行山東省濟南分行宣傳黃金買賣業務的消息，他決定試一試。然而，當樊文達到中國工商銀行山東省濟南分行濼源支行(以下簡稱“工行濼源支行”)開戶時，才發現自己的身份證已經過期。于是，樊文達用宋榮貴的身份證，在銀行申請開立了個人銀行結算賬戶，并辦理了靈通卡，開通了電話銀行業務。2006年6月底，樊文達要回江西的公司述職，因為炒黃金只能在濟南操作，他在走之前就進行了電話委托掛單。當時市場黃金價格為每克160元左右，樊文達輸入了參考價格145元，并進行了5天的委托期。幾天后，樊文達從江西述職歸來，他通過電話查詢，黃金市場價格依然是每克160元左右，而自己的委托竟然在當天就成交了。

買賣126次成千萬富翁。自2006年6月29日起，樊文達發現：從那天起，自己的每筆交易都會賺錢。憑著炒股票的經驗，樊文達感覺這是莊家在“砸盤”，想控制黃金交易價格。于是，樊文達開始輸入遠低于即時正常黃金價格的買入價格，并逐漸探底。當時即時黃金價為每克160元，而樊文達最低探到每克142元也能成交。此后，樊文達開始通過電話委托進行全盤的即買即賣反復操作。截至7月8日，共操作買入交易65筆，賣出交易61筆，獲利21930382.24元。短短10天時間，樊文達就把2.7萬元變成了2193萬余元，變成了千萬富翁。被稱為“創造了黃金市場上的一段財富神話”。

銀行堅持黃金交易無效，稱兩人惡意操作扣回兩人所得。2006年7月12日，正在濟南某公司上班的宋榮貴突然接到工行濼源支行的電話，請他到銀行核對賬戶。當宋榮貴如約來到工行濼源支行時，幾位銀行工作人員以其侵占國家資產、涉嫌洗錢、擾亂國際黃金市場的名義，讓他簽訂一份銀行事先準備好的協議，還要他將所有資金轉入銀行賬戶，此要求遭到了宋榮貴的拒絕。隨即宋榮貴被銀行扣留。無奈之下，當銀行一位工作人員提出來要他將自己的靈通卡掛失時，他依其要求簽了儲蓄掛失申請書。宋榮貴當時是這樣考慮的，靈通卡在樊文達手中，如果自己辦理掛失，靈通卡賬戶中的資金理所當然地就會被凍結。這樣一來，無論是自己，還是銀行都取不出錢來，所以至少卡里的錢是安全的。然而，讓宋榮貴沒有想到的是，銀行對他的靈通卡掛失申請處理結果為：2006年7月13日，解掛，換卡。也就是說，宋榮貴申請掛失，銀行當天就為他換了新卡，而他卻被蒙在鼓里。這期間，樊文達意外地發現那張靈通卡失效了。同年7月27日，工行濼源支行認定宋榮貴二人的交易具有明顯的惡意操作性質，根據《中國工商銀行個人賬戶黃金買賣章程》（以下簡稱“《黃金買賣章程》”）的相關規定予以取消，并且將其賬戶上的資金劃歸工行。8月3日，宋榮貴收到銀行《關于取消個人賬戶黃金買賣委托交易的通知》，當其趕到工行濼源支行時才發現，銀行已于7月27日單方面將宋和樊共有的賬戶資金21951513.51元以“違反中國工商銀行個人賬戶黃金買賣章程”為由強行劃走。宋榮貴隨后立即與銀行交涉，當他質問銀行工作人員時得到的回答卻是：“這是銀行的決定！”更讓宋榮貴氣憤的是，工行濼源支行已經為他換了新的靈通卡，卻不告訴他，而且聲稱：“事情還沒有處理結果，靈通卡不能給你！”在和銀行交涉無果的情況下，宋榮貴和樊文達一起向中國工商銀行總行投訴。然而，工行濼源支行依舊認為這2193萬余元系不當得利，是通過非法交易手段得來的，不同意將錢回撥給他們。不久后，工行濼源支行、中國工商銀行濟南市分行、中國工商銀行總行向濟南市公安局經偵隊報了案。公安部門有關人士翻閱了諸多法律條文，最后也沒有找到宋榮貴違規的法律條款，因而沒有立案。

雙方對簿公堂。由于多次和銀行交涉無果，2007年4月17日，宋榮貴一紙訴狀將工行濼源支行告上了法庭。接到宋榮貴的起訴狀之后，工行濼源支行也對宋榮貴提起了反訴，認定宋榮貴炒黃金所得2193萬余元是非法獲利，其非法獲得的利潤屬于不當得利，不應得到法律保護，要求法院在查清事實的基礎上撤消宋榮貴在2006年6月29日至7月8日期間的非正常黃金買賣交易；并承擔相應的訴訟費。但之后，卻一直沒有濟南市歷下區法院開庭審理此案的消息傳出。據悉，這起案件在后來兩年遲遲未開庭審理，直到2008年4月11日上午9時，“中國黃金第一案”一審才在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但最終審判結果如何，并不為公眾所知。

? 原告無法自圓其說

2008年4月11日上午9時，“中國黃金第一案”一審在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庭審中，記者看到，工行濼源支行提供的12條證據中，很多關鍵的證據都沒有提供原始記錄，而只是提供了經過整理編輯后打印的記錄。對于這些“證據”，宋榮貴的代理律師認為不是原始記錄，不能作為法庭證據使用。對于法官當庭提出的問題，工行濼源支行或者不能拿出足夠的證據，或者難以自圓其說，其中以下幾點讓記者印象頗深。

一、工行開辦網上黃金業務有無法律依據。工行代理律師拿出了一份中國人民銀行在2001年發出的“219號批復”，批復第一條帶有“同意你行開辦黃金業務”的字樣；其中第一條第八項規定：“對居民個人開辦黃金投資產品零售業務。開辦黃金義務所需實金原則上應通過上海黃金交易所購買”，并沒有明確說明工行可以開展紙黃金業務

工行認為，按慣例黃金投資產品零售業務包括黃金實金和紙黃金業務，但在庭上沒有拿出相關的法律條文。對于工行從事非黃金實物業務是否超出人民銀行和國家工商局核定的經營范圍，法庭認為還有待繼續調查。

宋榮貴代理律師認為，零售業務只能是實金銷售業務，只能是賣，不能買。批復中“開辦黃金業務所需實金原則上應通過上海黃金交易所購買”，這也證明了其代理人的身份，而事實上，工行在宋榮貴的多筆交易中共收取了40多萬元的手續費。

二、《黃金買賣章程》是否合法。工行曾反復提到過宋榮貴的行為違反了《黃金買賣章程》的有關規定，而這個《黃金買賣章程》是否由單方制定？庭審中，工行方說得很含糊、籠統，只表示該章程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至于哪項法律沒有說明。

同時，《黃金買賣章程》有新舊之分，宋榮貴看到的只是舊章程。新章程的實施日期是2006年4月26日，與舊章程相比增加了四點內容。工行沒能提供新章程在有關主管部門備案的記錄，因而無法確定其具體實施的時間和告知投資者的時間。

三、“優于”和“劣于”的解釋。在電話銀行止損委托中，工行系統會提示一句話：“現在您將建立止損委托，如果您輸入的匯率優于即時匯率，委托訂立將不成功。”在電話銀行獲利委托中，工行系統也會提示一句話：“如果您輸入的匯率劣于即時匯率，委托訂立將不成功。”

工行對此的解釋是：在止損委托買入時，“優于”就是“低于”，在賣出時，“優于”就是“高于”。“劣于”的解釋則正好相反。根據工行規定：在進行黃金交易時，黃金的銀行買入價是投資者的賣出價，銀行賣出價就是投資者的買入價。工行認為，宋榮貴是在理解“優于”和“劣于”的含義后，采取了反向操作的方式獲取了收益。

對于“優于”和“劣于”的解釋，此前記者曾調查過10個人，10人的理解都是“優于”就是“高于”，“劣于”就是“低于”。而宋榮貴也是按照這樣的理解去操作，而且當時操作都是成功的。至于反向操作是否違法，《黃金買賣章程》中找不出明確的規定。

《黃金買賣章程》第二十四條規定：個人賬戶黃金買賣交易面臨各種風險，受國際上各種政治、經濟因素及各種突發事件的影響，價格可能發生劇烈波動。工行也多次提示通過系統所查詢的黃金價格僅供參考，實際交易時，以交易時的價格為準。宋榮貴代理律師認為，宋榮貴正是認識到了黃金價格劇烈波動的風險，進行了判斷，才輸入了遠遠低于查詢價格的買入價格。工行認為宋榮貴的交易行為顯然有失公平，沒有任何道理。

四、正常交易和異常交易的界定。在此次庭審中，工行提供了一份經過編輯整理的正常交易和異常交易的記錄。在正常交易的6筆中，顯示宋榮貴賠了470．20元；異常交易的126筆中，則是賺了21930382．25元。工行未能提供在這一時期所有人交易的原始記錄，而且這個正常交易和異常交易的界定很難讓人信服。宋榮貴的代理律師認為：宋榮貴是嚴格按照工行電話委托系統，根據系統語音提示一步步操作的，其設定的買入價格符合了工行所設定的條件才會成交。為什么當時141元/克也能成交，而低于141元/克就不能成交？工行本身是不是有一個最低的止損價格底線？

五、系統故障還是系統漏洞問題。在《黃金買賣章程》第十四條規定：委托交易是指由客戶指定成交判斷條件，一旦工行即時黃金價格滿足客戶的成交判斷條件，即按照客戶委托價格成交。工行認定的126筆異常交易理應不成交，但為什么系統會接受呢？工行給出的解釋是由于系統故障。法庭當即詢問，究竟是系統故障還是系統漏洞？是針對宋榮貴一個人的，還是針對所有人的？工行表示只是在宋榮貴那里出現了，但對于“故障”出現的具體時間、是什么“故障”，是在交易系統出現的“故障”還是在結算系統出現的“故障”，如何解決的，工行沒有給出明確答復，只是說回去落實。工行

還特意補充：“故障”在正常交易中是不顯示的，只有在非正常交易中才會顯示。

工行還在法庭上出示了一份黃金價格走勢圖表，意在說明宋榮貴黃金交易的買入價均低于工行報價系統的報價。工行解釋，這個黃金價格走勢圖表是路透社報價系統的報價，工行根據黃金和盎司的價格換算成黃金/克和人民幣，取中間價，加減40個點，折算出工行黃金價格理論上存在的最高和最低價，形成工行報價系統的報價。

對于這個根據路透社的報價系統整理出來的黃金價格走勢圖，宋榮貴代理律師認為毫無公信力可言，而且工行已經取了中間價，還要加40個點，這是有意欺詐投資者。工行在網上公開表示“中國工商銀行是您值得信賴的黃金代理人”，那么，作為代理人，為什么不把真實的價格告訴投資者呢？

由于工行沒能當庭出示更多交易的原始證據，一審后，法院宣布將擇期再次開庭。

? 背景知識鏈接

離奇交易是如何達成的？ 當事人進行的是紙黃金交易，紙黃金在電話委托下單的時候有兩個價格，一個買入價，一個賣出價。按照國際慣例和掛單的基本原理，只有委托的買入價格比當前國際價格高的時候，委托買入的單子才可以成交。銀行系統的漏洞就在于，當事人以142元每克——低于當時黃金現價160元每克的價格——委托買入的時候，銀行的交易系統竟然成交了這筆單子，而142元每克相當于580美元每盎司，當時在國際市場上是不可能有這個價格的。

什么是紙黃金？ 所謂“紙黃金”，其實就是指黃金的紙上交易。投資者的買賣交易記錄只在個人預先開設的“黃金存折賬戶”上體現，而不必進行實物金的提取，這樣就省去了黃金的運輸、保管、檢驗、鑒定等步驟，其買入價與賣出價之間的差額要小于實金買賣的差價。

什么是作市商制度？（1）做市商和做市商制度。做市商制度，也稱莊家制度或造市商制度，是國際成熟市場中較為流行和普遍認同的一種市場交易制度。通俗地說，所謂做市商制度，是指在一定監管體系下，券商持有某些股票或債券的存貨，并以此承諾維持這些股票和債券的雙向買賣交易，這些維持雙向買賣交易的券商就是做市商。（2）做市商的義務和權利。作市商要有準確的報價能力，要熟悉自己經營的證券并有較強的分析能力。做為做市商，其首要的任務是維護市場的穩定和繁榮，所以做市商必須履行“做市”的義務，即在盡可能避免市場價格大起大落的條件下，隨時承擔所做證券的雙向報價任務，只要有買賣盤，就要報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