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文物被盜第一案

1992年9月18日，位于六朝古都的河南開封博物館，發生了震驚全國的館藏69件、總價6億元的明清時期珍貴文物盜竊案，國外媒體將其稱為“驚天巨案”，堪與盧浮宮“蒙娜麗莎的微笑”油畫被盜案比肩，國際刑警組織將該案列為年度世界十大文物案件之首。后來，警方歷時4個月，終于將8名案犯抓獲，失竊文物全部繳獲，4名主犯被判處死刑。24年過去了，開封博物館即將搬入新館，曾立下“破不了案，我自動辭職”軍令狀的時任開封市公安局長武和平，已卸任公安部新聞發言人4年。

“破不了案，我自動辭職！”

1992年9月18日上午8時30分，坐落在開封市包公湖畔的開封博物館，籠罩在煙雨之中。

開封博物館工作人員馬海娟、崔巧玲像往常一樣，打開博物館明清宮廷用品展廳大門，準備迎接參觀者。讓她們大驚失色的是：展廳內一片狼藉，8個展柜內的展品不翼而飛。

10分鐘后，開封市公安局刑警支隊隊長張天增率偵技人員趕到現場。緊接著，開封市公安局長武和平，主管刑偵工作的副局長胡安太，也趕到博物館。

1951年生于開封的武和平，歷任開封市派出所戶籍民警及內勤、分局偵察員、市公安局宣傳干事、警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開封市公安局副局長兼政委、局長兼政委。

1977年，武和平曾多次來到這里，以這批文物為參照，和他人一起創作了長篇小說《血案疑蹤》，虛擬了一個傳世之寶龍鳳首飾盒被盜的經歷。小說于1986年被北京電影制片廠搬上銀幕。這次，驚天大案真實上演。

警方勘查，69件珍貴文物被盜走，其中瓷器37件，玉器32件，國家一級、二級文物59件。案犯遺留在現場的玻璃刀、紅絨布等物分屬4個不同產地，銷售地有數十個城市，難以確定偵查范圍。

一個市級博物館為什么珍藏有這么多國寶？原來，開封博物館的前身為河南省博物館。河南省博物館藏品主要來自20世紀初洛陽、三門峽、輝縣、新鄭、安陽等地的考古發掘，藏品數量豐富，歷史文化藝術價值極高，在海外也享有盛譽。1961年，河南省博物館遷往鄭州。同年，在此成立開封博物館。1987年，開封博物館遷往包公湖畔現址。

雖然河南博物館遷走了，但開封畢竟是六朝古都，開封博物館的家底自然豐厚。開封博物館屬于社會歷史與藝術性博物館，在現收藏的5萬件藏品中，包括陶器、瓷器、銅器、書畫、雕刻、石刻、貨幣、玉器、漆器、服飾及雜項等十八類，有“國寶”級文物數件，一級文物數十件，二級文物1000余件，有的是天下僅存，也有的國內唯一，如石刻中的開封府題名記碑、開封猶太碑、嘉?v二體石經和女真進士題名記碑等彌足珍貴。

這次被盜的明代宣德年間青花纏枝蓮紋盤、明弘治年間黃釉瓷盤、明德化窯回紋三足爐、清雍正年間青花釉里紅折枝果紋扁瓶等4件一級文物，是我國窯燒青花瓷器中的極品。經估算，失竊文物當時價值在6億元以上。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全國最大的文物盜竊案，也是繼“蒙娜麗莎”油畫盜竊案后的世界第二大文物盜竊大案。

“破不了案，我自動辭職！”武和平立即向河南省公安廳立下軍令狀。

“桑塔納轎車可能就是突破口”

驚天大案發生后，被層層上報至河南省公安廳和公安部。

開封市公安局直接在開封博物館成立了以開封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和市公安局黨組書記為指揮員的“9?18”案件偵破指揮部，開封市公安局從市區各公安分局直屬科室以及交警大隊、治安大隊等調集了200余名精兵強將，參與偵破。在此后的70多天里，步伐追蹤專家、痕跡專家、唇紋皮痕專家、物證化驗師等全國頂尖痕檢高手，也齊聚開封。

1992年9月20日晚8點左右，正在吃晚飯的開封市民們，被開封電視臺一條現場直播的新聞打斷了。開封市公安局長武和平在電視上公開介紹，開封博物館被盜了，并舉起一塊紅色平絨布，希望市民們能提供有價值的線索。這種用電視新聞發動群眾的破案方式，在當時實屬罕見。5萬元懸賞金也是天價。

1993年2月8日，河南法制報一版頭題和二版一個整版刊發通訊《中國文物第一案――開封“9?18”館藏文物被盜案偵破紀實》，詳細報道了從案發到偵破的全過程。

據報道，隨著調查的深入，各種信息被匯集到指揮部。包公湖漁場工人吳玉柱反映：案發當日凌晨1時50分，他和同事在包公湖南環路加油站北墻外，發現一輛部隊牌照的白色桑塔納轎車停放在此；開封博物館職工李娟和在此值勤的武警戰士提供了一條更有價值的線索：9月初，有兩個住在東京大飯店的年輕人曾兩次到博物館一樓北展廳的“明清宮廷用品展”參觀，其中一個自稱“武漢大學教授”，說來開封參加“黃河中下游研討會”。

經警方調查，9月初開封沒有召開過這樣的研討會。警方在距開封博物館不遠的東京大飯店查到，9月2日，有四個來自武漢的男子來此住宿，9月7日離店。其住宿登記為：李軍，男，28歲；唐國強，男，32歲；陳納德，男，32歲。三人工作單位均為武漢鐵路分局。另一人沒有登記。經查，武漢鐵路分局沒有上述三人。

9月29日深夜，在鄭州市公安局會議室，鄭州市金水公安分局負責人向開封市公安局“9?18”案駐鄭工作組反饋：7月29日，三人駕駛一輛掛軍牌照“k43―1008”的紅色夏利轎車到鄭州市金橋賓館，與開封機電公司駐鄭辦事處主任傅某洽談購車事宜。這三個青年的名字分別叫林沙、李軍、陳納德。次日中午，林沙等人要求試車。其中一人駕駛白色桑塔納在賓館院內試車時，突然駕車駛出賓館大門，約40分鐘才返回。幾天后的8月5日，那輛被試過的白色桑塔納轎車被盜。

白色桑塔納被盜案引起了工作組的重視，河南省公安廳廳長李志斌聽了匯報后也推斷：“桑塔納轎車可能就是突破口。”指揮部決定兩案合并偵查。

民警夫婦主動帶女兒蹲守武漢

開封警察博物館用圖文并茂的形式詳細回顧了“9?18”特大盜竊館藏文物案偵破始末，讓人仿佛回到當年。經過縝密分析，武和平率人抵達武漢。干警偵查后發現，鐵路分局對面是一個軍事機關，而距此不遠則坐落著武漢大學。“陳納德”等人在鄭州金橋賓館買車時曾自稱是“省軍區的”，到開封博物館參觀時又稱是“武大教授”，是巧合，還是另有玄機？

從小在武漢長大的開封市公安局民警王偉，和同在開封市公安局治安科工作的妻子李靜萍主動帶著5歲的女兒，以探親訪友的名義，在武漢蹲守。

如今已是開封市公安局副局長的王偉，提起那段經歷仍激情滿懷。他們夫妻倆身著便裝，在武漢街頭明察暗訪。11月30日，王偉夫妻倆在南京路查訪時，發現北邊駛來一輛牌照為“k43-1008”的白色桑塔納轎車，王偉急忙讓妻子叫的士追趕。

下午3時許，武昌交通大隊民警在武昌區小東門發現并扣留了這輛掛軍車牌照的白色桑塔納轎車及司機的駕駛執照，司機和一起乘車的這個女人卻溜掉了。根據被扣駕照，了解司機名叫劉進，家住武漢民主路，女的是劉的妻子艾某。通過查對白色桑塔納轎車的發動機號，確系鄭州金橋賓館內被盜車輛。

12月3日下午6時，漢陽公安分局民警得知，有一稱楊長明的人在打聽扣車的事，漢陽公安分局將楊長明等人抓獲。6日晚，公安機關對楊長明家進行了搜查，搜出了五件文物，其中有萬歷哥窯青花蝶紋瓶、青花繪紋瓶、黃釉瓷爐等，都是“9?18”開封博物館被盜的珍品。楊長明交代了伙同劉農軍、劉進、文西山、李軍四人9月18日盜竊開封博物館的事實，并說出劉農軍、劉進等四人的底細，他們和被盜文物都在廣州。

武漢和開封警方又抓獲了另外8名涉案人員后，在廣州警方的配合下，從一個文物中間商手中成功追回55件文物。

1993年1月9日，警方終于在青島抓獲了準備逃竄至委內瑞拉的劉農軍夫婦。7日后，在吉林一家招待所抓獲文西山。緊接著，劉進在廣州被抓獲。1月20日，李軍在吉林被抓獲。隨后，剩余9件文物，也被澳門警方追回。

開封“9?18”館藏文物盜竊案成功告破后，幾乎全國的所有大報都作了大篇幅的報道。不久，開封市公安局在開封博物館舉辦了文物被盜偵破過程的圖片展，觀者絡繹不絕。

四名江洋大盜被執行槍決

據劉農軍等人供述，劉農軍于1991年6月在廣州將劉進、李軍、文西山糾集在一起，并在廣州竊得一輛紅色夏利車用于作案。然后通過彭國禮將駐武漢某部“k46-1008”軍車牌照改為“k43-1008”，掛在車上。

1992年7月，劉農軍一伙先后多次到開封博物館“踩點”。為了確保作案后能迅速逃離現場，劉農軍等人又盜走了開封市機電公司正出賣的白色桑塔納轎車。9月18日凌晨1時許，他們將車停在包公湖附近的加油站北墻外，劉農軍和劉進在車內用對講機遙控指揮，文西山和李軍翻墻入院，實施作案。凌晨5時許，劉進開車至博物館墻外接應，將盜得文物放置在車后備廂后，立即逃竄。

河南省開封市人民檢察院指控稱：被告人劉農軍、劉進、文西山、李軍先后結伙于1991年11月至1992年9月，流竄到江西省高安縣、德安縣、九江市、新余市，江蘇省溧水縣，河南省鄭州市、開封市盜竊文物86件，字畫18幅、小轎車2輛，并將盜竊的珍貴文物運到境外，其行為均已構成盜竊罪和盜運珍貴文物出口罪，且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四被告人組成重大盜竊集團，劉農軍是該集團的首要分子，劉進、文西山、李軍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被告人汪義祥、彭國禮、彭堅明知是禁止出口的珍貴文物，在劉農軍的指使下，為其提供中轉場所，致文物偷運到澳門，其行為均已構成盜運珍貴文物出口罪。三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起輔助作用，是從犯。案發后汪義祥投案自首。被告人楊長明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贓物，為其提供藏匿場所，其行為已構成窩贓罪。

1993年8月9日，開封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以盜竊罪和盜運珍貴文物出口罪，數罪并罰判處劉農軍、劉進、文西山、李軍四人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汪義祥犯盜運珍貴文物出口罪，判處有期徒刑8年；彭堅犯盜運珍貴文物出口罪，判處有期徒刑7年；彭國禮犯盜運珍貴文物出口罪，判處有期徒刑6年；楊長明犯窩贓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

一審宣判后，劉農軍、劉進、李軍不服，提起上訴。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認定，一審判決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

1993年9月15日，河南省高院終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9月18日，劉農軍等4名主犯在開封被執行槍決。同一天，河南省政府召開表彰大會，“9?18”專案組被公安部榮記集體一等功，5位警官榮立個人一等功。同日，紀實性電視連續劇《“9?18”大案紀實》在案發地――開封博物館院內舉行開機儀式。

歷史云煙散去，新館橫空出世

“9?18”特大文物盜竊案的成功告破，也讓武和平一舉成名，“神探武和平”等諸多桂冠戴在了他的頭上。1994年2月，武和平當選為開封市副市長兼市公安局長。

1994年播出的由中國電視劇制作中心、公安部政治部聯合錄制的8集電視連續劇《“9?18”大案紀實》，獲第十五屆“飛天獎”二等獎、“五個一工程獎”。該劇用紀實的手法，以1992年9月18日開封博物館69件價值連城的文物被盜后，全國數省市數萬公安干警連續奮戰三個月偵破此案的真實故事，謳歌了公安干警無私無畏的敬業精神，開創了公安題材電視劇紀實風格的先河。武和平以真實警察身份在劇中擔任主演。

1994年12月，武和平任公安部政治部宣傳局副局長，后任陜西省政法委副書記，公安部政治部宣傳局局長，公安部辦公廳副主任兼新聞發言人。他與時任教育部發言人王旭明、衛生部發言人毛群安并稱為新聞發布領域的“三劍客”。2012年卸任公安部新聞發言人，退休在家。

武和平還是一個作家，1983年他出版了將近20萬字的偵破小說《血案疑蹤》，1992年上半年他在河南省委黨校學習寫出了10萬字左右的業余論著《大治安》，1997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此后十幾年間，武和平出版有長篇小說《掩蓋》《預備警官》《污點》。2012年，武和平出版的論述專著《新聞發言人眼中的突發事件》，是一部研究官員如何正確說話的書，圍繞近年來發生的90起群體事件、熱點事件、敏感事件，提出“打開天窗說亮話”的主題。

2007年6月28日，55歲的開封市公安局刑偵支隊隊長張天增因心臟病突發去世。張天增2003年被列入公安部刑偵專家人才庫，2006年被評定為全省十大偵查破案專家之一。他被戰友稱為“開封刑警的靈魂”。時任副省長、省公安廳廳長秦玉海作出批示，要求全省公安民警學習這位“汴梁神探”。

當年因文物盜竊案而為世人所知的開封博物館，隨著歷史云煙的漸漸散去，也歸于沉寂。

開封博物館主體樓7000余平方米，系呈“山”字形仿古建筑，單檐歇山頂，黃琉璃瓦覆蓋。正面三層，中心大廳四層，共有展廳13個，是河南省最大的地市級博物館之一。與國內外博物館聯合舉辦過《伊朗國家博物館藏元青花展》《龍文化展》等數百次各類展覽。2010年以來，每年接待觀眾50多萬人次。

2014年，開封市委市政府決定在開封新區中意湖畔建設一座大型現代化博物館，此為開封國際文化旅游名城的一項重大工程，宋文化的重要展示地。現在，占地面積50507平方米的開封博物館新館已經建成。從2016年4月21日起，老開封博物館全面閉館，新館將于年底正式開館。

第二篇：中國獨立董事第一案

中國：獨立董事被罰第一案

——“花瓶董事”被罰有點兒冤

2002年4月1日，前任＇鄭百文＇的獨立董事陸家豪，一紙訴狀將中國證監會主席周小川告上法庭。5月13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正式受理此案。

6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院開庭審理此案，并于8月25日做出判決，以“超過法定訴訟期限”為由，駁回起訴。陸家豪不服，提出上訴。

10月24日上午9時，陸家豪一案在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二審開庭。現在，此案正在審理中。

此次審判陸家豪沒有出庭，他授權剛剛領受了美國《商業周刊》評選的“亞洲之星”殊榮，以“維護投資者權益”而出名的著名律師嚴義明全權代理，此事成為這個被稱為“中國獨立董事第一案”的最新看點。

在10月24日的庭審中，作為代理律師，嚴義明向北京市高院提交了鄭百文5位董事的證言，并申請對《行政復議送達書》上陸家豪的簽名，進行“筆跡鑒定”。

因為，此前一審法院曾認為，陸家豪于2002年3月18日簽收并閱讀了復議書，雖然又將簽收日期劃去，但應于4月2日前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訴訟，但陸家豪4月22日才寄出起訴狀，因而，超過訴訟期限，予以駁回。

嚴義明對一審、二審停留在“程序審查”上表示了遺憾。他認為，中國證監會在規范證券市場、治理上市公司運作上不遺余力，如能通過本案庭審，探討法律意義上的上市公司經營者、董事、獨立董事的責任，會對證券市場產生建設性的長遠影響，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準。

他表示，不想在＇訴訟期限＇這個程序上耗費太多精力，很想就執行董事、獨立董事的責任劃分，這個＇案件實體＇進行辯論。

陸家豪一肚子的委屈

事情得從2000年9月24日說起，那天中午，剛從北京風塵撲撲地回來的鄭州大學外語系陸家豪副教授的家里，來了兩個年青人。他們說，他們都是陸教授的學生，他們恭恭敬敬地請陸教授去參加一個聚會，車就停在樓下。

陸家豪副教授被請去聚會的地方，是個嚴加保密的特定場合，參加此次聚會的有27個人，有“鄭百文”的全全體董事和總經理，為“鄭百文”上市出具審計報告的注冊會計師，以及公司財務的負責人、其它負責人，還有“鄭百文”上市的主承銷商“君安證券”的負責人。

這道滿漢全席一吃就吃了45天。聚會的主題是“鄭百文”的造假上市，瞞天過海，騙取上市資格，以及“鄭百文”的會計造假，隱瞞巨額虧損，虛構巨額利潤，給投資人造成重大損失。情節惡劣、危害嚴重。

一直到11月7日，公司惟一的一名獨立董事陸家豪，才被解除“居住監視”放回家中。一年后，陸家豪收到了中國證監會下達的《處罰決定書》。

經中國證監會認定：“鄭百文”董事會用欺騙的手段虛假上市和虛構利潤，欺騙投資人，騙取巨額資金，嚴重侵害了投資人的利益。實際上己構成“妨害對公司、企業的管理秩序罪”即《刑法》的第160條和第161條，其主要負責人己構成刑事犯罪，應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

2002年8月1日，鄭州市檢察院以“提供虛假財會報告罪”，已將“鄭百文”公司原董事長李福乾、總經理盧一德、財務處主任都群福提起公訴。

其中，中國證監會對陸家豪作出除公開遣責外，并處10萬元的罰金。

于是，陸家豪成為中國股市歷史上第一個受到處罰的獨立董事。對此處罰，陸家豪表示不服，于是，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這樣陸家豪同時還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狀告中國證監會的獨立董事。

陸家豪一肚子的委屈。

陸家豪如是說

陸家豪說，他是稀里糊涂當上董事的。

說來話長，一轉眼便是10年。1992年，“鄭百文”增資擴股，剛剛退休的陸家豪拿出自己的那點積蓄，買了10000股“鄭百文”的股票，成了一個微不足道的“鄭百文”的成千上萬的小股東中的一個。

1994年河南省兩會期間，身為省政協委員和民盟河南省常委的陸家豪，即席發表了些關于股份制改造的意見，深受在座的“鄭百文”董事長李福乾的贊賞。

1995年1月，陸家豪忽然接到了“鄭百文”的聘書，不管陸家豪同意與否，陸家豪都成為了鄭百文的“社會董事”。

那時，中國還沒有“獨立董事”一詞，中國股市也還沒有獨立董事制度，更不知“獨立董事”為何物。所以，嚴格地說，陸家豪并非“獨立董事”，而是不倫不類的“社會董事”。

直到6年后的2001年5月31日，中國證監會才發布了《關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獨立董事制度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中國才開始著手建立“獨立董事”制度。

對于“獨立董事”是干什么的，“獨立董事”有些什么責、權、利，作為外語系副教授的陸家豪，在1995年成為“鄭百文”的“社會董事”時，幾乎一無所知，我們從他就任時的《約法三章》就能看出。

他的第一點聲明是：他不要工資，不從公司拿1分錢。

而“獨立董事”按照證監會的規定，是可以從他所任職的股份制公司拿薪俸的，而且薪俸是比較豐厚的。

在此前不久的山東“三聯”公司與“鄭百文”的重組案后，新的“鄭百文”的三名“獨立董事”的年薪，高達十三四萬元。

他的第二點聲明是：他不參予公司的任何經營管理。這句話讓他說對了，“獨立董事”是非執行董事，按規定是不參予公司的任何具體的經營管理的。

他的第三點聲明是：他把自己擺在一個公司可有可無的“顧問”的位置上。顧上了問，顧不上了，就不問。（所以說他是，“花瓶董事”沒錯兒。）

在這件事上，他又錯了。

“獨立董事”是個非常重要的角色，絕不是可有可無的，“獨立董事”享有如同聯合國常務理事國一樣的“否決權”，沒有獨立董事的同意，董事會幾乎不可能作出任何有效的決議。“獨立董事”大權在握，他最大的權力是代表全體股東對董事會實施監督權。在新的“鄭百文”董事會中，7名董事，“獨立董事”就占了3名。將近一半了。

接到證監會的罰單，陸家豪一肚子的委屈。他說，我又沒有造假騙錢，我沒有因為“鄭百文”的造假，得到過1分錢的好處。“鄭百文”造假我一無所知，作為小股民，我也是“鄭百文”造假案的受害者，我沒從“鄭百文”那里拿過1分錢，憑什么罰我?

再說，我一個兩袖清風的窮教書匠，年過七旬的風林朽木，如今都退休了，一個月的退休金不過1600元，到哪里去找這10萬元繳納罰金?

憑心而論，這位老先生所說都是實情。證監會如是說

對陸家豪所申請的行政復議，中國證監會的答復是法不容情，沒有妥協的余地。證監會駁回了陸家豪的復議申請。“鄭百文”董事會所撒下的彌天大謊，作為獨立董事的陸家豪難辭其咎。

如不嚴懲陸家豪，何以訓誡后來的獨立董事們?軍紀不肅，何以帶好中國證監會要求的，在2003年6月前，將要形成的將多達6000人的龐大的獨立董事軍團?

殺一儆百，從陸家豪始。法律會怎么說？

首先，評心而論，陸家豪的行政復議可以成立。

從法律上說，陸家豪并不是“獨立董事”，而是“社會董事”。“鄭百文”給他的聘書上寫的是“社會董事”。他是以“社會董事”的身份進入董事會的，可中國壓根兒就沒有“社會董事”制度，所以陸家豪可說什么都不是，既然如此，又憑什么對陸家豪進行處罰?簡直讓人貽笑大方了。

第二，陸家豪未從“鄭百文”公司領取過1分錢的報酬，這的確是個“免責”可以成立的理由。按照權利與義務對等的原則，對陸家豪的經濟處罰與法無據，對陸家豪公開譴責是可以的，經濟處罰是錯誤的。

第三，陸家豪是在1995年成為鄭百文的社會董事的，而中國股市建立獨立董事制度的決定是2001年才出臺的，并且那還只是個“征求意見稿”，并非正式的行政法規。任何一部法律都無權追究在它出臺前許多年以前觸犯該法律的行為，這應該是個常識。

第四，陸家豪是在“鄭百文”公司上市后才成為該公司的社會董事的，“鄭百文”造假上市與陸家豪何干?

第五，從鄭州市檢察院對“鄭百文”造假案的起訴書上看，的確看不出鄭百文董事會所犯的“提供虛假財會報告罪”一案中，陸家豪與此案有什么瓜葛。

所以，拿一個并非獨立董事的獨立董事開刀，能為獨立董事軍團整肅軍紀嗎?

【案例4】鄭百文：獨立董事在做什么？

鄭百文的前身是一個國有百貨文化用品批發站。1996年4月，經中國證監會批準，鄭百文成為鄭州市的第一家上市企業和河南省首家商業股票上市公司。鄭百文稱：1986-1996年的10年間，其銷售收入增長45倍，利潤增長36倍；1996年實現銷售收入41億元，全員勞動生產率470萬元，這些數字當時均名列全國同行業前茅。按照鄭百文公布的數字，1997年其主營規模和資產收益率等指標在深滬上市的所有商業公司中均排序第一，進入了國內上市企業100強。

然而，衰敗似乎就發生在一夜之間。在被推舉為改革典型的第二年，鄭百文即在中國股市創下每股凈虧2.54元的最高紀錄，而上一年它還宣稱每股盈利0.448元。1999年，鄭百文一年虧掉9.8億元，再創滬深股市虧損最。鄭百文變虧為“贏”的常用招數是，讓廠家以欠商品返利的形式向鄭百文打欠條，然后以應收款的名目做成贏利入賬。為防止法律糾紛，外加一個補充說明——所打欠條只供鄭百文做帳，不作還款依據。1998年，企業已舉步維艱。年終出財務報表時，公司領導聚首深圳商討對策，決策者的意見仍然是“要贏利”。但窟窿已經包不住了，一番爭論之后，鄭百文首次公布了重大虧損的實情。

鄭百文利用上市后經營自主權擴大帶來的方便，使其更多、更嚴重的違背經濟規律甚至違法亂紀行為大行其道。據了解，鄭百文上市募集的資金數以億計地被公司領導以投資、合作為名拆借、挪用出去，總計10多家公司拆借的近2億元資金不僅至今有去無歸，還使鄭百文陷入了一樁又一樁追款討債的官司中。

由于鄭百文的賬目極為混亂，真實性和完整性不能保證，1998和1999，鄭州華為會計師事務所和北京天健會計師事務所連續兩年拒絕為其年報出具審計意見。

導致鄭百文迅速膨脹的直接因素是鄭百文家電公司曾與四川長虹和原中國建設銀行鄭州分行之間建立的一種三角信用關系，即曾被各方廣為贊揚、被譽為“鄭百文經驗精華”的“工、貿、銀”資金運營模式，其基本內容是：鄭百文購進長虹產品，不須支付現金，而是由原建行鄭州分行對四川長虹開具6個月的承兌匯票，將鄭百文所欠貨款直接付給長虹，鄭百文在售出長虹產品后再還款給建行。

在有關各方的一片喝彩聲中，這種模式1996年起步后業務量一路攀升，1997年，建行為鄭百文開具承兌總額突破50億元，鄭百文一舉買斷長虹兩條生產線的經營權。這種模式后被推廣到鄭百文與其他廠家的業務中。三角關系建立后，家電公司立即成為鄭百文下屬各專業分公司中的“大哥大”和業務量增長的主體。迄今為止，鄭百文拖欠銀行債務的90%以上仍然在家電公司。

1998年下半年起，鄭百文設在全國各地的幾十家分公司在彈盡糧絕之后相繼關門歇業。數以億計的貨款要么直接裝進了個人的腰包，要么成為無法回收的呆壞帳，鄭百文至今還有4億多元的賬款沒有收回。但與企業嚴重資不抵債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鄭百文養肥了一批腰纏百萬甚至千萬元的富翁。任職幾年，鄭百文某分公司的一名經理便擁有了價值上百萬元的寶馬轎車和北京羅馬花園300多萬元的豪宅。

在整個事件的過程中，鄭百文的獨立董事在發揮著什么樣的作用？

據《大河報》報道，鄭百文弄虛作假事件披露后，2001年9月27日，證監會作出決定：對鄭百文董事長李福乾、副董事長盧一德分別處以30萬元和20萬元罰款；對陸家豪等10名董事處以10萬元罰款。然而，作為獨立董事的陸家豪卻大呼“冤枉”。

陸家豪1956年畢業于北京外國語大學，大半輩子執教于鄭州大學。他與原鄭百文董事長李福乾相識于1994年。1995年1月，鄭百文董事會換屆時，陸家豪成了鄭百文的“社會董事”。陸家豪說，他當初曾與李福乾約定自己不參與公司的經營與管理，不在鄭百文領取任何報酬。“我獨立于公司的管理層，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于一個顧問性質的榮譽性角色。這與現在的條例和法規對獨立董事的界定是完全不同的。”

接到行政處罰決定書后，陸家豪向中國證監會提出了行政復議，要求免除罰款。今年4月8日，中國證監會作出答復，堅持認為，陸家豪作為董事，應當對董事會決議通過的有關上市申報材料、報告的真實性、完整性負責。不能以擔任獨立董事、不在公司任職、不參加公司日常經營管理、不領取工資報酬或津貼等理由主張減免處罰。

無奈，陸家豪只好把中國證監會推向法庭。據《新快報》6月7日報道，71歲的鄭百文原獨立董事陸家豪，因不服中國證監會對其作出的處以10萬元罰款的行政處罰決定，一紙訴狀把中國證監會主席周小川推上了被告席。據悉，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已于5月13日正式立案。2002年11月，隨著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的一紙裁定書，歷時半年多的“陸家豪訴中國證監會”一案最終以陸家豪的敗訴而劃上了句號。北京市高院終審裁定：駁回陸家豪的上訴，一審法院裁定駁回陸家豪的起訴符合法律規定，應予維持。

半年多來，因不服中國證監會的行政處罰，鄭百文原董事陸家豪對證監會提起行政訴訟一案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陸家豪自1995年1月至2001年擔任鄭百文第三、四屆董事會董事 2001年9月27日，中國證監會作出處罰決定，認定包括陸家豪在內的公司數名董事對鄭百文虛假陳述等違規事實負有直接責任，分別對他們處以罰款，陸家豪被罰10萬元。陸家豪對此不服，曾提出行政復議，2002年3月4日證監會作出維持原處罰決定的行政復議決定。于是，4月22日陸家豪一紙訴狀將證監會告上法庭，訴訟請求撤消證監會對其處以10萬元的處罰決定。5月13日，北京市一中院級正式受理此案，并于6月11日公開開庭審理了此案。后在8月12日作出一審裁定，法院認為，陸家豪于2002年3月18日簽收并閱讀了復議決定書，應視為他已收到復議決定書。雖然他又將簽收日期劃去且沒有拿走復議決定書，但不影響法院對陸家豪當日收到復議決定書這一事實的認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有關規定，認定陸家豪應于2002年4月2日前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訴訟。但陸家豪實際上是在2002年4月22日向北京市一中院寄出起訴狀，因此，已超過法定起訴期限，法院依法裁定駁回陸家豪的起訴。一審裁決后，陸家豪不服，遂又于2002年10月向北京市高院提起上訴。北京市高院于10月23日對此案進行了公開審理，11月15日作出終審裁定，認為陸家豪于3月18日已收到復議決定，直至4月22日才提起的行政訴訟，超過了行政訴訟法規定的起訴期限。一審法院裁定駁回陸家豪的起訴符合法律規定，應予維持。

“花瓶”該不該負責？李福乾邀請陸家豪擔任董事，看重的是陸家豪高級知識分子身份給公司形象帶來的好處。但這種僅限于把獨立董事們當作“花瓶”的做法，不可避免會造成獨立董事的莫大悲哀。

獨立董事的悲哀還來源于制度和法規的滯后。當時，我國的《公司法》或其他的法律法規對獨立董事仍沒有具體的要求和規定，企業有權自行選擇獨立董事的結果，就難免會產生“人情董事”、“花瓶董事”。然而，當問題出來了，責任到底誰來負？“知情董事”們應當受到的處罰，“花瓶董事”們該不該同樣承受？業內專家認為，這一我國首例涉及上市公司董事對公司違規行為應承擔何種責任的行政訴訟案留給人們太多的思考，同時也再一次給上市公司的董事敲響了警鐘。

此案帶給上市公司董事的警示至少有二：一是依照《公司法》及相關證券法律法規，公司董事，無論是執行董事還是非執行董事，無論內部董事還是外部董事，都應當遵守公司章程，忠實履行職務，維護公司利益。作為上市公司董事，身在其位，勤勉盡責、忠實履行職務是履行其誠信義務的最起碼要求，任何董事都不能例外；二是中國證監會作為證券監管部門，其依法作出的行政法律文書是嚴肅的，在送達過程中，被送達人理應嚴肅對待，如不能，將可能導致超過訴訟有效期限，被送達人喪失訴權的嚴重后果。

二、獨立董事應當在公司內部扮演怎樣的角色

中國滬深股市獨立董事制度素有“兩只貓抓一只老鼠”的起源悖論。就歷史沿革來說，1988年，H股率先按香港聯交所要求設立獨立董事。1997年，中國證監會《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中專列了設立獨立董事的條文。1999年3月，中國證監會要求H股公司至少設立2名以上獨立董事。此后，A股、B股上市公司開始嘗試這種做法，鄭百文就是最早設立獨立董事的上市公司之一。上市公司內部監督機制的設立有兩種，一種是大陸法系國家實行的雙層委員會制，即除股東大會為公司權力機關，行使執行職能（經營管理職能）外，設立監事會行使監督職能；另一種是英美法系國家實行單層委員會制，即只設立股東大會為公司權力機關，董事會同時行使執行職能和監督職能，不另設監事會。在董事會中的董事通常按其職能分工分為執行董事和非執行董事。這兩種公司治理結構在制度安排上名稱和設置不同，但均有實質性的制衡力量來監督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業績，決定他們的報酬，審核公司的財務。我國在企業制度改革初期引進的是大陸法系的公司治理模式，即在股東大會外設立監事會。但隨著改革的深入實踐，逐漸暴露出監事會遠未能起到監督職能。雖然在我國《公司法》中賦予了監事會與董事會對等的地位，但綜觀我國的上市公司，很多監事長由紀委書記或工會主席擔任，監事也往往是公司基層部門的管理人員，即他們與董事長或總經理是一種從屬關系。因為都涉及到自身利益，而且本身不具備基本的財務或其他方面的專業知識，監事會形同虛設，使我國股份公司從本質上淪為無監督制衡力量的單層委員會制。目前引進獨立董事制度，實則反映出上市公司希望在其內部治理結構中有真正行使監督的職能機構。既然監事會這只“貓”不管用，那么就另設獨立董事制度這另一只。“貓”，以圖發揮獨立監督功能。由這兩只“貓”一同來抓控制公司的內部人這只“鼠”，是我國上市公司在治理結構方面的獨創。

然而我們不能不承認，我國合格的獨立董事微乎其微，目前我國雖然涌現了“名流董事”熱潮，但真正意義上的獨立董事至今尚未面世。獨立董事在英美等國非常受推崇，1999年美國獨立董事占董事會成員的比例為62%，英國為34%，法國為29%。在財富500強企業中，董事會平均人數為11人，其中獨立董事占9人，內部董事僅占2人。在標準普爾指數中的1165家企業中，11674名董事里有62.2%是獨立董事。目前在歐美公司中，獨立董事的比例每年仍以1%的速度遞增。在西方，關于獨立董事角色的定位有三種觀點：(1)監督角色：獨立董事通常有資格選擇、監督、考核，獎勵和懲罰企業的經理層，通過減少經理人和股東之間的沖突來提高企業效益，解決現代企業所面臨的代理問題；(2)戰略角色：獨立董事運用他們豐富的商業經驗，掌握的技術和市場方面的知識來幫助經理人解決經營層上的問題，幫助構造商業戰略；(3)政治角色：當政策法律因素影響較大時，企業就需要具備政府背景的獨立董事，如企業由于環境污染和壟斷問題而與政府發生摩擦時，就需要有律師背景的獨立董事以獲得法律支持，據以分析預測政府行為。獨立董事的角色定位決定了適合擔任獨立董事的人才通常是其他上市公司的總裁、退休的公司總裁、財務主管或財務管理咨詢專家、大學校長、退休的政府公務員、成功的個體商人等。歐美獨立董事制度中強調的是監督角色，其次是戰略角色，最后才是政治角色。從我國上市公司目前已聘請的獨立董事的情況看，政治角色的比重占了上風，上市公司大多聘用知名的政府官員以疏通渠道獲取利益，提升本企業的知名度，這些都大大背離了引進獨立董事制度的初衷。

從下表中，我們大體可以看出美國上市公司與我國上市公司聘請獨立董事條件與標準的區別：

任職能力要求

美國上市公司

我國上市公司 受教育背景

強調管理教育背景

強調參加監事會培訓

財務專家、曾經擔任公司首 知名政府官員、高校名流

經驗資歷

席執行官或財務主管、財務 學

第三篇：中國反壟斷法第一案

中國反壟斷法第一案

８月１日反壟斷法實施的第一天，北京４家防偽企業將國家質檢總局訴到法院，成就了反壟斷法第一案。為什么不是微軟等國際巨頭，不是鐵路等壟斷行業，卻是與壟斷很有些距離的質檢總局？

國家質檢總局要求，從７月１日起，食品、家用電器、人造板、電線電纜、農資、燃氣用具、勞動防護用品、電熱毯、化妝品９大類６９種產品要加貼電子監管碼才能生產和銷售。４家防偽企業的訴狀稱，國家質檢總局在推廣電子監管網過程中，參股組建“中信國檢”公司，未經公開招投標程序即委托該公司運營電子監管網業務，并強制企業入網向該公司交納費用。４家企業認為，質檢總局的上述行政行為使“中信國檢”形成了獨家壟斷地位，嚴重損害了原告的競爭權利。按照原告律師的說法，除反壟斷法之外，質檢總局還涉嫌違反了反不正當競爭法、產品質量法、招投標法等法律。

本案原告律師、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教授周澤稱，4家企業提起訴訟第二天，質檢總局執法督查司副司長嚴馮敏、中國防偽企業協會常務副會長王培芝以及正、副秘書長即約見4家企業的代表和他，希望4家企業撤訴，提出以其他方式協商解決。

周澤和北京兆信公司副總經理龍剛告訴記者，他們當即回應總局，表示不會撤訴，“除非質檢總局終止違法行為，并對我們之前的損失做出補償。”事后嚴馮敏表示，將把他們的要求匯報給總局，再進行研究。

恰逢反壟斷法生效，這樁官司也許在無意間成為反壟斷第一案。但是很顯然，這遠遠超出了此前一些媒體的預料。行政壟斷一直被視為反壟斷法的軟肋，甚至在草案審議的過程中，還出現過被整章刪除的波折。官員專家稱我國并不存在行政壟斷問題，聽上去仿佛很驚駭，其實絕非虛構。至于壟斷行業，因為本已有“只反壟斷行為，不反壟斷行業”的說法，加之有法理上具備優先效力的部門法護身，在反壟斷第一案的猜想名單中無一入圍并不奇怪。把虛擬的第一被告荊棘之冠加于微軟、英特爾頭上，其實不過是慣常的邏輯分析的結果。

如此說來，質檢總局成為反壟斷第一案的被告，果然是違背邏輯的偶然結果嗎？其實不是。中國是在市場經濟發展和完善的過程中推進反壟斷的，因此中國的反壟斷必然表現出獨特之處。國際通行的反壟斷法有所謂“三大支柱”的說法，即禁止壟斷協議、濫用市場支配率、經營者集中控制。中國反壟斷法除此之外，開創性地加入了“防止利用行政權利排除限制競爭”的內容。這樣的立法成果絕非憑空創新，而是考慮到經濟社會實情和民眾感受，并經過多方博弈的結局。“火車票退票費永不退場”所展示的行業性壟斷，“紅頭文件推銷地產酒”所代表的地方性壟斷，高昂拖車費所揭露的行政強制交易，是市場之痛也是民眾之憂。

有人甚至斷言，反壟斷的核心就是反行政壟斷。對錯姑且不論，它所表露的傾向性卻值得重視。清華大學教授王保樹就認為，“行政壟斷的危害從某種意義上說不亞于經濟壟斷，甚至在某些領域比經濟壟斷更甚。”某門戶網站一項調查顯示，網民選定的《反壟斷法》訴訟第一被告是行政性壟斷企業的，占了７０．９７％的比例。可以說，對行政壟斷的潛在憂慮不容忽視。質檢總局成為反壟斷第一案的被告，是中小企業和公眾強烈關注行政壟斷的必然反映。

但是必須看到，這種關注和選擇又充滿了疑慮。有學者分析反壟斷法時，曾將反行政壟斷的內容稱為“沒有牙齒的老虎”。一個明顯的體現在于，反壟斷執法機構對于行政壟斷并無執法權，它所能做的僅僅是對違法行政機關的上級提出處理建議。在如此這般的弱勢情境中，維權者必然瞻前顧后。這大約可以解釋，為什么同樣是行政壟斷，平時廣受詬病的強勢壟斷行業沒有成為“第一”，相對遠離壟斷嫌疑的質檢總局反倒顯山露水了。比之難以撼動的行業壟斷，一例偶發式的行政壟斷案件或有勝算的若干幾率？原告大概這樣看，我們也不妨拭目以待。

進展：法院認為超過訴訟時效，于9月5日裁定不予受理。原告表示要繼續上訴。

第四篇：中國反壟斷第一案分析

中國反壟斷第一案分析

（1）案例基本情況

2008年8月1日，我國《反壟斷法》實施的第一天，北京四家防偽企業，將國家質檢總局訴至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四家防偽企業在訴狀中稱，從2005年4月開始，國家質檢總局不斷推廣電子監管網。截至目前，國家質檢總局單獨或聯合其他國家機關掛名，發布了近百個文件，督促各地企業將產品賦碼加入電子監管網。2007年12月，國家質檢總局發布了《關于貫徹〈國務院關于加強食品等產品安全監督管理的特別規定〉實施產品質量電子監管的通知》，要求從2008年7月1日起，食品、家用電器、人造板、電線電纜、農資、燃氣用具、勞動防護用品、電熱毯、化妝品9大類69種產品要加貼電子監管碼才能生產和銷售。即改“推廣”為“強制推行”。而且，經營電子監管網業務的是由國家質檢總局指定并由其占有30%股份的一家名為“中信國檢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信國檢）的企業經營。所有入網企業均需繳納每年600元的數據維護費；消費者查詢需支付查詢信息費和電話費。{1}四家原告企業認為：“一方面，國家質檢總局強制推行電子監管網業務，嚴重損害了防偽行業各企業參與市場公平競爭的權利；另一方面，極大地增加了生產企業和消費者的負擔，且加印監管碼的做法對食品安全幾乎起不到作用，根本沒涉及生產過程的質量安全控制。”{2}因為政府沒有通過法定程序進行招標、選擇企業代理，這實際上確立了電子監管網的經營者——中信國檢的壟斷地位。據此，四家企業認為，國家質檢總局的行為違反了《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反壟斷法》中“行政機關不得濫用行政權力”的相關條款，涉嫌行政壟斷。他們請求法院判決國家質檢總局強制推行電子監管網的行政行為違法，并判令國家質檢總局立即停止違法行為，同時消除其行為給企業造成的影響。

9月4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終于向原告的律師送達書面裁定。法院認為，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應當在法定期限內提出，本案起訴人所訴超過法定起訴期限，因此對四家公司的起訴做出了“本院不予受理”的裁定。目前，針對該案尚無進一步的報道。但因該案發生在《反壟斷法》實施的當天，而且被告作為國務院的直屬部門，“身份顯赫”，從而被多家媒體冠以“中國反壟斷法第一案”的稱號相繼報道。

（2）案例分析

①“行政壟斷”這一概念在學術上久已存在，但并非法律術語。

無論剛剛實施的《反壟斷法》還是早在1993年頒行的《反不正當競爭法》，都沒有明確使用這一概念。但兩部法律都對行政機關濫用行政權力干預市場競爭的行為有明確的禁止性規定。其中《反壟斷法》設專章（第五章）對“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的行為進行了列舉性規定。通說認為，“行政壟斷”是行政主體濫用行政權力限制、排除市場競爭、損害市場公平的一種違法行為。可以說，反行政性壟斷是“轉型國家特有的現象”，原因在于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政府都存在著“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的慣性”。

但是行政壟斷不同于經濟性壟斷。行政壟斷是行政主體違反依法行政原則，為了本部門的利益，或“違法地圖利他人”，而利用公權力的威力，人為地割裂市場、干預經濟的違法行政行為。它不僅阻礙了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的形成，阻礙國民經濟的發展，降低企業的效率，還侵害了其他市場主體和消費者的權利，損害政府的威信，造成社會的不公平。因此，行政壟斷雖然被我國《反壟斷法》所吸納，但由于其是行政機關濫用職權的違法行政行為，其本質仍屬于行政法所規制的領域，受行政法的調整。基于此，《反壟斷法》第51條第2款規定，“法律、行政法規對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濫用行政權力實施排除、限制競爭行為的處理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這種立法安排無疑是有意義的。

②國家質檢總局行為分析。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國家質檢總局的行為是否構成行政壟斷，還需要放在行政法的視野域內考察，依據行政法的實體性原則和程序性原則總體考量。

（一）國家質檢總局強制推行電子監管網行為的正當性分析

按照國務院行政機構的職能劃分，國家質檢總局負責對產品質量的監督與管理工作，擁有檢驗檢疫及執法打假等項職權。國家質檢總局推進電子監管網是加強食品監管以及確保產品質量和食品安全的工作措施。通過對產品賦碼銷售，可以對產品全程追蹤，繼之明確地追究產品質量責任。這一點無疑具有進

步意義，符合社會公共利益的要求。而實際上，國家質檢總局強制推行電子監管網的行為并沒有全國人大及人大常委會所通過的法律的相關規定或相關的授權。因此，無論其單獨還是聯合發布多少“紅頭文件”，都只是或抽象或具體的行政行為而已，不具有合法性，違背了依法行政的原則。

（二）關于收費的性質問題

國家質檢總局強令食品、家用電器等生產企業加入電子監管網這一系統，每年一般需繳納600元的密匙費；消費者查詢信息，每次需繳納0.2元的短信費。這些是屬于行政事業性收費還是服務性收費？是否經過法定程序審批？“如果是行政事業性收費，在國家有關文件列舉的全國性行政事業性收費中，并未提及該項行政事業性收費。而在政府的文件和電子監管網中，也均未對其收費是否經過審批有過說明。若是服務性收費，政府通過發文要求企業到指定企業繳費，涉嫌違反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剛剛實施的反壟斷法的相關規定。”本案中，經營電子監管網業務的是中信國檢公司，其既不具備行政主體資格，也不是法律、法規授權的承擔行政職能的組織，而是典型的企業性質，其收取的入網費用也沒有上繳國庫，顯然此種收費是一種服務性收費。根據《反壟斷法》第32條規定，“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不得濫用行政權力，限定或者變相限定單位或者個人經營、購買、使用其指定的經營者提供的商品。”無疑，國家質檢總局強令生產企業到其指定的企業繳費，違反了該條規定，構成了行政壟斷。

（三）國家質檢總局指定一家企業承擔電子監管網業務的行為分析

在公法領域，由于可分配的資源的有限性，或基于政府的給付能力所限，并非所有競爭者都能獲益，這時，政府需要根據某種條件進行選擇。比如對貧困家庭發放特殊補貼的給付行為，或者根據特別技術要求而特許某一企業從事公共物品的經營活動的授權行為等，這在公法領域并無非議。具體到本案，如果是出于對專門技術性問題要求較高，無法從市場競爭當中獲取，或出于維護國家安全等公共利益方面的考慮，需要政府施行管制，則無疑具有正當性一面。但本案涉及的技術是一種電子防偽技術，四家原告作為本行業的領頭企業完全具備此項技術能力。而國家質檢總局在沒有公開進行招投標的情況下直接指定中信國檢公司獨家經營此項業務，顯然具有行政壟斷的嫌疑。

行政行為的做出必須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和公開、公平、公正原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的本意有二：一是任何人不應成為自己案件的法官；二是任何人在受到不利處分之前應為之提供公正的聽證或其他聽取其意見的機會。就“任何人不應成為自己案件的法官”來說，國家質檢總局指定由其自身擁有30%的股份的中信國檢公司獨家經營此業務，顯然違背了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而且，國家質檢總局也沒有公開進行招投標，直接違背了行政公開、公平、公正原則，對四家企業的知情權和公平競爭權造成了損害。無疑，國家質檢總局是在有法不遵的情況下實施了“濫用行政權力”的行為。

綜上分析，國家質檢總局強制要求生產企業在所生產產品的包裝上加印監管碼的行為，沒有法律依據；其指定由中信國檢公司獨家壟斷此業務，違背法律程序，屬于行政違法行為。我國《反壟斷法》第8條規定，“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不得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第32條規定，“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不得濫用行政權力，限定或者變相限定單位或者個人經營、購買、使用其指定的經營者提供的商品。”無疑，國家質檢總局違反了上述條款，構成行政壟斷。

③原告可采用的救濟途徑

由于國家質檢總局的行政壟斷行為使原告的公平競爭權受到損害，根據現有法律規定，原告申請救濟的法律途徑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提起行政訴訟

在競爭關系中，因為政府的行為（對行政相對人或受益、或侵益）會使得處于競爭狀態的競爭者間的地位發生變化，導致某個（或某些）競爭者利益受到損失，從而希望得到法律救濟。本案中，原告基于自己的公平競爭權受損而提起行政訴訟，在學理上稱為“競爭者訴訟”。由此可見，我國《行政訴訟法》對原告資格的界定是非常寬泛的，有利于充分保護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

本案中，四家企業對國家質檢總局提起的行政訴訟，屬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圍。但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并沒有受理，理由是原告超過了法定起訴期限。這使得“認為不是問題”的問題，成了“關鍵問題”，因此，關于起訴期

限的問題有必要在此深入探討。

起訴期限的設定是基于法秩序安定性原則，為保障因法秩序早日安定所得之利益（包括公益、相關第三人的信賴利益以及促使利害關系人早日主張救濟）而設定的制度。

（二）申請行政復議

根據我國《行政復議法》第6條第十一項的規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可以申請行政復議。根據該法第14條規定，對國務院部門的具體行政行為不服的，向做出該具體行政行為的國務院部門申請行政復議。針對本案，原告可以向國家質檢總局申請行政復議。

（三）向反壟斷執法機構請求救濟

我國《反壟斷法》第38條規定：“反壟斷執法機構依法對涉嫌壟斷行為進行調查。對涉嫌壟斷行為，任何單位和個人有權向反壟斷執法機構舉報。反壟斷執法機構應當為舉報人保密。采用書面形式并提供相關事實和證據的，反壟斷執法機構應當進行必要的調查。”根據該條規定，原告可以向反壟斷執法機構進行書面舉報，并提供相關事實和證據。

第五篇：百年滄桑莫高窟--記敦煌文物被盜后

百年滄桑莫高窟

大漠深處的石窟群，每年都要經歷幾次沙塵暴的肆虐，流沙掩埋了洞窟并摧殘著壁畫，寺院的喇嘛也懶得去清掃，王圓箓卻留下了清理洞窟積沙的背影。莫高窟似乎像沉睡了千年的雄獅，盡管這里已經發生過諸多大事，但誰也未曾喚醒過它??隨著王圓箓1900年6月22日，無意敲開藏經洞的一瞬間，震撼了中國的西北角，久久激蕩著神州大地。1907年開始斯坦因、伯希和等國際大盜聞聲趕來了，廉價騙購了經文、字畫等數萬件文物走了。莫高窟上寺的易喇嘛等僧人，對王圓箓在藏經洞盜賣文物的事，似乎視而不見，充耳不聞，真是罪過。1931年王圓箓死后的易喇嘛在寶尼姑的專職供養下繼續念他的藏經，同時也過著安逸的小日子。1941年后張大千率弟子來到了莫高窟，用了兩年時間臨摹了一批壁畫又走了。后來木訥高齡的易喇嘛又收了徒弟徐、馬二喇嘛，他們的喇嘛事業一直延續到全國解放后。1943年常書鴻從巴黎急匆匆回到中國，沿途招聘數人來到了莫高窟。1944年國民政府成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常書鴻先生任所長。1946年后段文杰、霍熙亮、史葦湘、孫儒僩、歐陽琳、李承仙等陸續來到了莫高窟，敦煌文物終于得到了官方研究機構的管理。1952年后李其瓊、萬庚育、李貞伯、關友惠、孫紀元等也來到了莫高窟，各專業人員得到了補充。全面的研究和保護工作，在“西天”邊上的敦煌展開了。

敦煌文物被盜已經過去一百多年，雖然敦煌莫高窟現在已經得到了妥善的修復和保護，但歷史的傷痛永遠刻在中華民族的心中。

敦煌文物被盜的原因：首先是當時中國國力貧弱，清政府昏庸無能，當時又處于八國聯軍侵略中國時，清政府無暇顧及敦煌的安慰，其次是包括官吏在內的國民愚昧無知，官吏腐敗成風，鼠目寸光。再次，外國的學者、探險家個人素質極低，以一種強盜的方式進行考古研究，趁中國貧弱之機在中國的土地上大肆掠奪，他們是有強健的身心，不畏艱險，對科學考察和探險極度的狂熱，但他們連一顆和平之心都沒有，實在令世人震驚。正是這三方面的原因，才造成了20世紀初葉的幾十年里，敦煌寶藏一次次的被外國強盜用卑鄙的手段運出中國，流落海外。

一個民族，想要不被別人侵略，就要自強不息，不僅僅是經濟實力、軍事實力上的強大，更要是心靈和精神上的強大。只有中華民族真正的強大起來，真正的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時，敦煌文物才有被追回的可能，敦煌文化才能再次照亮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