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美國文化產業發展對中國的借鑒和啟示

美國文化產業發展對中國的借鑒和啟示

安徽城市管理職業學院經濟管理1105051殷永順

美國文化產業發展及繁榮主要體現在六個方面：一是文化藝術產業；二是圖書出版產業；三是電影電視產業；四是傳媒集團產業；五是音樂唱片產業；六是旅游游樂產業。總體而言，當今世界上，美國文化產業發展處于頂峰，他國難以望其項背，其文化產業如此強盛的背后，也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

產業意識高。早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就洞察到文化所蘊含的潛在價值創造力，利用科學技術的革新和進步，頒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為文化產業發展創造優越的政策環境。目前，現在美國的文化產品出口每年在700億美元以上，美國藝術產業規模已達170億美元，相當于本國汽車業總產值，美國的音像產品僅次于航天航空的第二大出口產品，占國際市場的40%，成為重要的支柱產業。目前美國影視業、圖書業、出版業、音樂唱片業已建成龐大的全球銷售網絡，控制了世界許多國家的銷售網絡和眾多的電影院、出版物機構和連鎖店。而就中國而言，由于受傳統文化和計劃經濟的影響，人們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重經濟輕文化的思想，還沒有把文化產業與經濟發展聯系起來，認識不到文化產業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新的增長點，文化的產業意識不強，極大地阻礙著文化產業的發展。資金來源廣。同其他產業一樣，當文化產業的商業價值越發凸顯時，需要更多的資金投入加以開發和扶持，才能發揮出產業效應、創造價值。由于美國一直倡導寬松自由的文化產業發展政策，因此，美國文化產業的資金來源渠道廣，包括個人、私營企業和政府三個方面，其中個人和私營企業投資是文化產業發展的主要資金來源。1997年，美國僅在藝術業(文化產業的一部分)的資金注入就高達175.83億美元，而同時期中國對文化產業的總資金投入僅是1.22億美元。《泰坦尼克號》的總投資近2億美元，但它的全球票房卻高達18億美元。由于聯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和私人、企業等多種資金渠道，美國文化產業資金來源廣，產業發展更具活力、更顯多樣化。美國聯邦政府主要通過國家藝術基金會、國家人文基金會和博物館學會對文化藝術業給予資助，州和市政府以及聯邦政府某些部門在文化方面也提供資助，美國文化藝術團體得到社會資助，則來自于公司，基金會和個人的捐助等，其數額遠遠高于政府資助。

文化資源轉化率高。美國建國的時間并不長，本身的文化并不厚重。然而，美國文化產業能夠覆蓋世界各地，其文化企業能夠成為世界文化市場名副其實的龍頭老大，是與其極高的文化資源轉化能力分不開的。美國文化產業利用極其雄厚的資金以及廣闊的市場前景，每年從世界各地吸收大量優秀的文化資源，以此源源不斷地給美國文化產業市場注入新鮮血液，從而確保美國文化產業在世界文化市場競爭中的龍頭老大的地位。例如，2008年由美國夢工廠制作的《功夫熊貓》，這部是以中國功夫為主題的美國動作喜劇電影。《功夫熊貓》的故事以中國為背景，由景觀、布景、服裝以至道具均充滿中國元素。在全球取得了6億多美元的票房。這表明美國文化資源轉化能力是其他國家難以匹敵的。

另外，美國通過影視、音樂等媒介形成一定的“文化印象”后會很快地發展其配套的附加產品及服務。比如，美國好萊塢大片給我們帶來了耳熟能詳的一些電影人物、電影場景。針對這些電影人物、電影場景，美國能夠推出眾多的玩具，生活用品，甚至旅游景點。例如：位于洛杉磯的環球影城，迪斯尼樂園等等。這些不僅帶來了直接的經濟效益，促進了相關的文化產業的更全面、深入的發展，也進一步宣傳了這些電影，卡通本身，使其更具文化的“沉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當地城市面向世界的一張閃亮的名片。

科技轉化快。發達國家的文化產業發展表明，高新科學技術將廣泛應用于文化產業，帶來文化內容、形式、生產方式的巨大轉變。目前，文化產業已經成為美國經濟的支柱產業，并占出口總量的很大份額。技術得以成功轉化并加以有效利用是美國文化產業取得巨大進步的重要原因。20世紀90年代，美國出版商和音像產品生產商利用互聯網技術搭建銷售平臺，銷售收入激增。同樣，迪斯尼通過技術轉換，年收入由85億美元上升到225億美元。網絡技術、數字化技術和多媒體技術等高科技的運用，正全方位地影響著美國和全世界文化產業的發展。電腦特技已成為美國創作的主流，是確保票房滿座的最大賣點。同時傳統的媒體也在逐漸發生深刻變化，不少報業集團逐步走向衰退，而網絡版成為閱讀新聞的主流。由于美國報業市場程度較高，所以轉化起來非常快。

營銷策略新。美國一直奉行的自由市場經濟使他一直在市場開拓中獨占鰲頭。其“海外市場開拓”就是一個典型例證：起初，美國文化產品主要是拉動國內消費，滿足消費需求。當國內市場競爭日漸白熱化，美國擴展海外市場以求獲

得更大的利潤。1980年，美國電影業收入的70%來自國內票房，開拓海外市場后，美國海外票房年增長率為6%～7%，目前美國國內票房只占總收入的35%。美國營銷策略的成熟不僅體現在開發海外市場，他們對市場調研也極其重視，從而為市場開發提供決策借鑒。

創新意識強。僅200年的發展歷史不能讓美國形成自己的文化，其文化底蘊并不深厚，這就注定美國文化產業發展失去了自身傳統文化資源的支撐。創新是一個國家和民族進步的靈魂，更是一個企業得以長存的保證。美國借助其他國家的悠久歷史，靠著創新，打造出一個個新的形象，抓住市場機會。

政策很寬松。美國倡導的自由經濟是任何國家都難以比擬的，在美國聯邦政府中的15個內閣級部門，沒有一個部門負責文化產業發展的監管，“無為”和“零管制”是美國政府特別是聯邦政府的執政原則。“無為”并不代表美國政府對文化產業發展完全無所作為，放任不管。相反，政府在為文化產業發展提供一個自由競爭環境的同時，提供了各種軟硬件支持。在美國聯邦政府的支持下，一些重要的獨立政府機構，如人文與藝術國家基金會(NFAH)、人文與藝術聯邦委員會(FCAH)、博物圖書館協會(IMLS)紛紛成立，直接出臺各種支持性政策，為文化活動或生產提供資金、人才等方面的服務。

美國政府提供的優越政策環境主要表現在：一是財政支持，美國聯邦政府設立專用款項，定期撥付給各個獨立機構，扶持文化產業發展；二是稅務減免，對那些投資或捐贈文化產業發展的私人或企業，政府將減免部分稅務。基于此，美國文化產業發展資金43%來自個人或企業；三是吸引文化人才，美國政府一直對文化人才開啟綠燈，1990年，美國成功引進來自蘇聯的10萬文化精英人才，其中3萬人定居美國，1 500人對美國文化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第二篇：美國企業社會工作的發展及對中國的啟示

美國企業社會工作的發展及對中國的啟示

企業社會工作是指將專業知識與方法運用于工作場所，關注工作環境中員工的人性和社會的需求，通過設計和執行適當的干預措施，以確保健康的個人和工作環境的實現。其起源于歐美，距今已有上百年的歷史，是社會工作最早發展起來的實務領域之一。本文試圖梳理美國企業社會工作的發展歷程，以期對我國有所啟示與借鑒。

摘要：從19世紀開始至今，美國企業社會工作經歷了發起和衰落、再次出現與發展，以及近年來的新變化等階段。分析每個階段企業社會工作的發展狀況和相關的論題，將在四個方面對中國有所啟示和借鑒。一是企業社會工作在應對勞動問題上有優勢，我國應重視這一領域的發展；二是政府應加強與完善勞動立法，為企業社會工作的發展創造有利的制度環境；三是以工會為依托，推進企業社會工作的發展；四是加強企業社工專業教育，提升實務工作者的能力。

關鍵詞：企業社會工作 福利秘書 員工協助方案

作者簡介：王曉慧(1979-)，女，漢族，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工會學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社會工作，社會政策；張婷旖，首都師范大學學校辦公室。

企業社會工作是指將專業知識與方法運用于工作場所，關注工作環境中員工的人性和社會的需求，通過設計和執行適當的干預措施，以確保健康的個人和工作環境的實現。[1]其起源于歐美，距今已有上百年的歷史，是社會工作最早發展起來的實務領域之一。本文試圖梳理美國企業社會工作的發展歷程，以期對我國有所啟示與借鑒。

一、美國企業社會工作的起源

企業社會工作在早期被稱為工業社會工作(Industrial Social Work)，第一位工業社會工作者出現在1875年。匹茲堡的海因茲公司設立福利秘書一職，由阿姬·杜恩(Aggie Dunn)女士為公司的年輕女性員工提供服務。自此之后的約半個世紀里，工業社會工作經歷了發展和衰落的階段。

研究者波普爾(Popple)追溯了從1875年至1930年間，社會工作在商業和工廠中的發展歷史，并識別其衰落的原因。他認為，福利秘書的出現與當時美國工商業領域內的福利運動密不可分。19世紀末，美國工業化進程加速，工業規模擴大，勞動力構成發生改變，女性、移民更多地被雇傭。與此同時，勞工裝病、破壞機器、流動的比率也增高了，更多的工人加入了工會。為了應對這些問題，資本家開始想辦法滿足工人的需要，為工人提供一系列福利項目，比如在企業內部建立非營利的餐廳、商店、公寓、診所，為女工們提供健康有益的娛樂項目。[2]這些福利項目需要雇員來執行，福利秘書職業應運而生。1900年之后，福利秘書人數開始增長，據美國勞工統計局1919年的調查顯示，美國的431個大公司中，有141個雇傭了至少一個全職的福利秘書，154個與外部機構簽訂了社會工作服務合約。[2]

從事福利秘書工作的多為女性，她們通常具有教師或護士的背景，一些人有在慈善組織工作的經歷。為雇員提供服務時，她們經常使用個案工作方法，解決工人的個人問題，如給予個人正確著裝的建議；當工人遭受主管不公待遇時，介入調節；疏導工人的情緒等。也會使用小組工作方法，在工人中開展教育性的、娛樂性的、社會化的、性格塑造的小組活動。她們的工作還包括一些行政職責，比如管理所有雇員福利；培訓、雇傭和解雇雇員；分配工作、定工資薪酬水平等。[2]

百貨商店、紡織廠是福利秘書們主要的雇主，她們主要為女性雇員服務，后來擴展至移民及整個工作群體。雖然福利秘書給予工人不少幫助，但她們實質上是企業主管理工人的工具，所以工人不信任福利秘書，勞工組織也對她們的工作有強烈的指責。隨著20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的大蕭條，福利運動衰退，加之工會的反對，福利秘書被人事經理取代了。當時這個領域社會工作的教育更偏向于講授商業管理類的課程。1920年一系列社會工作研究都提到了工商業里的社會工作，都認為它屬于商業管理。[3]

二、企業社會工作者的再次出現與發展

福利秘書一度銷聲匿跡之后，美國的企業社會工作在二戰期間再次出現，為期較短。社會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數量，進入到企業中。不同分支的軍事服務雇傭了專業受訓的社會工作者，處理軍事人員與工作有關的許多問題。[4]最廣為人知的是全國海員工會和聯合海員服務的聯合項目。伯莎·卡彭·雷諾茲(Bertha Capen Reynolds)是其中特別有名的社工，她及同事們提供的服務，成功地得到了海員和家屬認可。1945年戰爭結束，企業社會工作又再次衰退。

美國的企業社會工作在20世紀70年代興起，隨著員工協助方案(EAP)在企業的推進，大量的企業社會工作者開始進入工作場所。[5]EAP為雇員及其家庭提供咨詢，處理包括情感、婚姻和行為—醫療問題。[1]據美國國家事務局統計，全國的EAP項目在1950年代不到100個，到1987年，則有10000個。另一個評估顯示，在1986年，有12000個咨詢項目服務于超過三分之一的普通勞動者。[6] 企業社會工作者大規模的出現與三個因素有關。首先，聯邦政府頒布了一系列與工作場所有關的法律，《職業安全健康法》《雇員退休收入保障法》《就業年齡歧視法案》和《民權法案》的第七章以及《職業康復法案》的第五章對雇主和工會提出了新要求。[7]這些制度影響了雇主對待雇員的方式，是企業社會工作出現的必要條件。其次，美國勞動力構成發生了巨變，女性、少數族群、殘疾人進入勞動力市場，尤其是已婚有孩子的婦女在其中的增長率很高。據統計，1960年或兩個特定的問題，比如酗酒或藥物濫用。第二女性勞動力的參與率是37.8％，1977年則攀升至48.4％。男性的參與率則從1960年的84.0％降到了1977年的78.3％。同期已婚有小孩婦女的參與率增加了一倍多。[8]女性傳統角色發生了變化，沖擊了原有的家庭安排，家庭生活壓力增長，離婚率上升，小孩需要照顧的問題凸顯了出來。再次，工人不再只有經濟方面的需求，他們希望被平等對待，既有經濟方面的需求，還有心理和社會方面的需求。不僅企業主雇傭企業社會工作者，工會在新形勢下，也改變了以往的立場，開始雇傭企業社會工作者。有研究者認為，從1960年到1970年，工會提供的社會服務受兩個宏觀發展的影響，一是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女性日益增長，構成了服務增長的需求基礎；二是福利國家的成熟。[9] 社會工作在工作場所運用時，所遇到的問題比其他的領域更復雜，因為企業組織的穩定和盈利的重要性超過對服務對象需要的關注，企業社會工作者常遭遇價值觀上的困境。20世紀70、80年代，企業社會工作快速推進的時候，在研究和實務領域，存在著對其諸多的思考。在一篇題為“企業社會工作有未來嗎?”的文章中，一位名為弗萊明(C W Fleming)的企業社會工作者分析自己的工作，認為在企業內社工專業的邊界不清晰，專業技能水平低，可替代性強，培養企業社工的大學課程設置不合理。其斷言，“除非社工能發展出工廠能使用并且能積極推銷的產品，否則企業社會工作沒有前途。”[10] 研究者奧茲沃(Ozawa)認為，工作環境中存在著諸如勞動力構成的變化、泰勒制下的勞動異化、勞工不斷提高的預期等緊迫性問題。管理者和工會在尋找能應對以上問題的專業人士，社會工作者是有機會的，通過提供服務，產生工人、管理者、工會希望的結果。奧茲沃提出了工作場所社會服務的四階段模型。第一階段是處理一個或兩個特定的問題，比如酗酒或藥物濫用。第二階段是推進更為全面的項目，因為多種問題是互相關聯的。管理方或工會將會意識到酗酒或藥物濫用只是更大的、潛藏問題的癥狀。第三階段是組織化的介入，服務提供者可能參與同管理方和工會的協商，協商關于重組工作和工人關系的問題。第四階段，模糊管理方和雇員之間的界限，強調雙方有共同的利益。這四個階段從低級到高級，對提供服務工作者的技能和知識的要求也會改變。在低階段，主要要求微觀介入技術，工業心理學是必要的知識基礎。當到高階段時，要求宏觀能力，包括仲裁、協商、教育、咨詢的功能。要求工作者具有理解大型組織的知識基礎，對其所處的經濟和社會環境，以及影響它們的政治、經濟力量都要了解。[8]奧茲沃四階段模型的提出，既可以視為對企業社會工作的展望，也可以視為對當時企業社會工作實踐的批評。當時推行的EAP項目依然是在微觀層面的介入，忽視了導致問題出現的工作環境因素。古金斯(Googins)和戈弗雷(Godfrey)指出，從企業社會工作發源以來，一直都是臨床取向，重視解決個人問題，但如果它想對工作的性質產生重要而持久的影響，就必須關注組織制度的改變。[1] 現實為企業社會工作的教育提供了機遇和挑戰。相較于實務方面的進展，教育相對滯后。梅登(Maiden)認為，社會工作專業沒有站在為工作場所提供社會服務的前線，對于企業社會工作的發展，一直沒有組織化的響應，直到1979年，全國社會工作者協會(NASW)和社會工作教育委員會(CSWE)才共同發起的一個項目，代表了推進企業社會工作的教育和實務的職業承諾。1982年，全國社工協會才組織了全國企業社會工作特別小組。[3]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美國的大學才提供專業企業社會工作第一學位授予程序。建立企業社會工作專業的有哥倫比亞大學、亨特學院、伊利諾斯大學、馬里蘭大學、錫拉丘茲大學、南加州大學。還有其他約15個大學提供雇員援助的特定課程，以及提供企業社會工作的選修課程。企業社會工作方向的學生要完成大量的實習，要求九個月內每周有三天的實習，同時要接受有資質的企業社工的督導。[3]企業社會工作從業者要求取得碩士學位，哥倫比亞大學提供授予MSW-MBA的聯合學位教育。[11]

三、美國企業社會工作的新變化

EAP項目是企業社會工作者進入就業場所的主要模式，到20世紀末期，中等規模或大公司三分之二的雇員被EAP項目覆蓋。[12]EAP模型所涵蓋的服務內容日漸增多，從最初關注個人或人際關系的問題，到物質濫用、殘疾、工作場所的健康和安全、離職的服務，也包括對員工和管理者提供預防性騷擾、艾滋病等的培訓。其他的非EAP項目，如工會會員援助項目、行為健康保健管理、公司社會責任等亦有所發展。

20世紀90年代，經濟的全球化與美國福利政策的重大轉變，要求企業社會工作者突破傳統地提供服務的方式，面向新出現的就業人群，解決他們的就業問題。技術的進步對勞動力的教育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制造業向國外的轉移降低了美國國內低端勞動力的就業機會。在經濟結構上，信息服務業取代了制造業，從事兼職或臨時性工作的新工人階層產生。[13]最大的挑戰來自福利政策的改變，以往的福利接受者必須要進入勞動力市場。

克林頓政府1996年頒布《個人責任與工作機會協調法案》，被普遍稱為“從福利到工作”。法律以TANF(貧困家庭臨時救助)取代了已實行60多年的AFDC(對有子女家庭補助計劃)。AFDC沒有時間限制，政府試圖通過TANF的實施，促使貧困家庭在兩年內就業。所以TANF制度使得以往不用工作的福利接受者(多為單親家庭的育齡婦女)被迫進入勞動力市場，他(她)們缺少基本的職業技能，許多人是第一次進入勞動力市場，找到的工作層次較低，工作難以維持，在精神上有巨大的焦慮和壓力。艾弗森(Iversen)認為，近三十年來的企業社會工作關注的是已經被雇傭的工人，在政策發生改變的情況下，新的服務對象出現。企業社工們應該系統性地運用此前在工作場所積累的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實踐經驗，將之運用在從福利到工作的環境中。企業社工要重構經驗，同時在多個系統層次上扮演多面向的角色。[13]梅登(Maiden)提出，把EAP變為個案管理模式，優先供給TANF制度下的前福利接受者，長期(1-2年)提供，兩周聯系他(她)們一次，做好預防酒癮、藥物濫用復發的工作。從社會工作人在環境中的視角，在個體和組織層面介入。因為服務對象女性居多，此個案管理模式要使用性別敏感評估。[3] 新形勢的轉變對企業社會工作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莫爾-巴拉卡(Mor-Barak)等認為，企業社會工作者、工作程序與社工教育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是分離的。當EAP在個人和組織層面介入時，企業社工具有多樣性的角色，實踐要求整合的企業社會工作實務教育，作為社會工作專業的實務領域之一。企業社會工作要同社會工作專業的價值觀和倫理保持一致，在教學中，一定要有社會議題。他們以南加州大學的碩士課程為例，介紹企業社會工作的教育課程要教授社會工作專業學生總體的價值觀、權利和責任，重視學生的能力，為學生提供在企業社會工作領域運用的機會，讓學生理解此領域與多樣化的領域的相似與相異。[14]

四、美國企業社會工作的發展對中國的啟示

我國內地企業社會工作21世紀初剛起步，在深圳、上海、蘇州等地已進行一些實踐。美國企業社會工作的發展，對中國有如下啟示與借鑒。

(一)企業社會工作在應對勞動問題上有優勢，我國應重視這一領域的發展 在美國工業化的過程中，勞動問題叢生，現實需求使社會工作得以應用在企業界。企業社會工作有專業價值觀、知識與技巧，它在美國有不同的發展階段。雖然爭議和困難始終伴隨，但依然是應對勞動問題，為員工服務的有效方式。不僅能夠整合資源，預防、解決問題，發展員工的能力，也為企業組織的效率提升、人性化工作環境的實現提供有力支持。當前中國正處在城鎮化加速發展階段，截止到2010年，中國就業總數為7.61億人。[15]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中，中國的勞動力構成發生了巨變。2013年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2年我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顯示，截至2012年末，我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6261萬人，已超2.6億人。[16]社會轉型期，企業職工面臨著諸多問題，比如基本權益受損、維權機制不健全、工資薪酬待遇低、精神健康需求得不到滿足、工作壓力大，工作與生活難以平衡。在農民工群體那里，這些問題更為突出。在美國工業化早期出現的問題也出現在我國，雖然兩國國情不同，但在勞動問題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企業社會工作在中國的發展具有很大的潛力，是當前亟待發展的領域，我國政府、社會組織、企業、高校要重視這個領域，促進新型勞動關系的構建。

(二)政府應加強與完善勞動立法，為企業社會工作的發展創造有利的制度環境

企業社會工作最初在美國的出現，由企業管理者的個人行為推動。20世紀70年代大規模的發展，則與國家力量的介入密不可分。聯邦政府一系列在勞動領域的立法帶來了勞動力的變革，工人們的工作與生活不再割裂，工作場所不僅具有經濟功能，還具有社會功能。立法賦予了勞動者福利權利，企業社會工作的實踐具有堅實的制度基礎。中國政府近年來致力于勞動力市場的制度建設，1994年《勞動法》的頒布奠定了我國勞動立法的基礎，2008年實施的《勞動合同法》被認為是中國就業保護的標志性法律，此后中國政府相繼出臺了《最低工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雖然立法成績顯著，但距建立完備的勞動法律體系還有一定的距離。[17]現行法律沒有徹底扭轉資強勞弱的格局，勞動者的權利沒有受到充分的重視。基于此，中國內地企業社會工作的發展欠缺制度的支持。以廣受學者關注的珠三角的實踐為例，該地區企業社會工作實務的開展，主要源于兩大力量：一是政府加強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的“項目購買”試點，推動了社會工作民間組織實施企業社會工作服務項目；二是企業社會責任運動促使草根民間組織或者企業推行企業社會工作服務。從珠三角地區目前的發展狀況看，第一條顯然更加重要并起到主導作用。[18]筆者在實地調研中發現，企業社會工作雖有所發展，但并沒有大規模出現，勞動立法不完善、執行不力是企業社會工作者面對復雜的勞動問題，倍感無力的重要原因。企業社會工作回應勞動問題，應有國家力量的介入，對勞動者形成制度保護。社會工作是福利制度上的一環，制度不完善，只靠社會工作者的推進，力量非常弱小，可持續性不強。

(三)以工會為依托，推進企業社會工作的發展

美國企業社會工作發展歷程中，工會最初持反對態度，后來工會意識到工人除了經濟需求，還有心理和社會需求，就開始接納企業社工，或吸收社工進入工會體系，或與社工機構建立聯系，為工會會員提供服務。中國工會與美國工會體制不同，但既為工會，其基礎都是工人，工會如要得到工人的認同，必須要維護職工權益，為職工服務。自新中國建立以來，中國工會一直具有傳遞國家福利給職工、為職工提供服務的傳統，基層企業工會積累了大量的經驗。其提供福利與保障的工作被視為中國行政性、非專業化的社會工作。[19]轉型時期，工會工作的理念、工作方式必須轉變，工會要切實關注工人的利益。福利同樣是一種權利，維護職工的福利也是工會維權的表現。在加強福利服務上，工會可以通過引入社會工作的理念和方法實現向服務型工會的轉變，尊重并幫助工人實現主體性，深遠意義更在于構建新型勞動關系，為社會治理體制的創新發揮作用。社會工作受一個國家或地區文化和制度的影響，我們在發展企業社會工作時，既要有國際化的視野，又要重視本土的制度資源、文化背景、實務經驗。中國工會具有獨特的地位和較完備的組織體系，是企業社會工作發展可以依托的主渠道。

(四)加強企業社工專業教育，提升實務工作者的能力

美國的一些高校為企業社工的人才培養做出了貢獻，企業社工面對的問題更具復雜性，對人才的要求非常高。社會工作是強調實務的專業，企業社工更應具有實務能力。我國高校社工教育發展迅速，在老年社會工作、青少年社會工作、婦女社會工作、社區社會工作等領域推進較快，企業社會工作教育還很薄弱。建議有志于發展企業社工的院校，開發出合適的課程體系，打造高素質的教師專業團隊。鼓勵專業教師通過項目合作等方式進入工作場所，積累實務經驗，增進理論與實務的融合。在加強國際交流的同時，探索本土的經驗，培養出大批優秀的企業社工人才。

參考文獻：

[1]GOOGINS B,GODFREY J.The evolution of occupational social work[J].Social Work,1985(9/10):396-402.[2]POPPLE P R.Social work practice in business and industry,1875-1930[J].Social Service Review,1981,55(2):257-269.[3]MAIDEN R PAUL.The evolution and practice of occupational social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J].Employee Assistance Quarterly,2001,17(1/2):119-161.[4]POPPLE P R,LEIGHNINGER L.Social Work,Social Welfare and American Society[M].5th ed.Boston:MA.Allyn & Bacon,2002:n/a.[5]TANNER R M.Social work:the profession of choice for EAPs[J].Employee Assistance Quarterly,1991,6(3):71-83.[6]RAMANTHAN C S.EAP’s response to personal stress and productivity:Implications for occupational social work[J].Social Work,1992,37(3):234-239.[7]KURZMAN P A,AKABAS S H.Industial social work as an arena for practice[J].Social Work,1981(1):52-60.[8]OZAWA M N.Development of social services in industry:why and how?[J].Social Work,1980(11):464-470.[9]MARTIN J G T.Social services and women’s work[J].Social Service Review,1985(3):62-74.[10]FLEMING C W.Does social work have a future in industry?[J].Social Work,1979(5):183-185.[11]AKABAS S H,AKABAS S A.Social services at the workplace:New resource for management[J].Management Review,1982(5):15-20.[12]ROOT L S.Social work and the workplace[M]//M REISH,E GAMBRILL.Social Work in the 21st Century.Thousand oaks,CA:Pine Forge,1997:134-142.[13]IVERSEN R R.Occupational social work for the 21st century[J].Social Work,1998,43(6):551-566.[14]MOR BARAK,MICHAL E.A model curriculum for occupational social work[J].Social Work Education,1993,29(1):63-77.[15]蔡昉.人口與勞動綠皮書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188.[16]國家統計局.2012年我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R/OL].[2014-10-26].http：//.[17]關懷.改革開放30年勞動立法的回顧與展望[J].法學雜志，2009(2)：10-13.[18]李曉鳳.企業社會工作“社區綜合發展模式”的運作路徑初探——以深圳某工業型社區的企業社會工作實務介入為例[J].社會工作，2012(2)：13-16，44.

第三篇：“橫店模式”對發展文化產業的啟示

橫店影視文化產業憑借我國文化產業改革春風，近幾年發展倍受關注。地處浙江中部偏遠農村的橫店把握機遇，全力發展影視文化產業，經過十多年的發展，橫店已成為全球規模最大、中國拍片最多的影視實景拍攝基地，被譽為“中國好萊塢”。到目前為止，橫店共投資70多億元，建起秦王宮、清明上河圖、明清宮苑、華夏文化園等28個大型景區和13座大型室內攝影棚，從道具、服裝、影視器材到群眾演員等要素一應俱全，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影視實景拍攝基地。據統計，2011年1至11月，橫店影視產業實驗區入區企業累計達到430多家，占浙江省影視企業數的2/3；實現營業收入32?郾23億元，上交稅費總額3?郾54億元；接待劇組144個；接待游客1032?郾20萬人次。橫店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鄉村實體經濟發展的典型，也是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亮點。橫店影視文化產業憑借其特色成為文化產業成功發展的典范。在文化產業興起的時代背景下，“橫店模式”作為中國影視文化產業發展的一個樣本，對文化產業發展有重要的啟示。

發展文化產業要不斷

解放思想，開拓創新

發展要敢于想象，通過想象的力量創造資源，最終突破資源匱乏的發展瓶頸。橫店過去的發展就證明了這一點。眾所周知，橫店既無山西平遙、浙江烏鎮和湖北鳳凰等地的先天文化資源，也無鮮明的文化符號，然而橫店人卻在文化荒漠上創造了令人嘆服的文化奇跡。

橫店發展影視產業在初期并不成功，一年虧損5000多萬元，不僅遭到橫店集團的強烈反對，也受到外部諸多壓力，但橫店人通過學習、創新，并在發展過程中不斷突破發展瓶頸。經濟學家薩克斯提出“資源詛咒”理論，這一理論認為資源豐裕地區的經濟增長率往往低于資源匱乏地區，橫店的實踐再一次證明，資源并非決定經濟發展快慢的唯一因素，相反，過分依賴資源還可能陷入發展泥沼，成為“資源詛咒”的受害者。在這一過程中，各地要根據自身實際進行不斷創新，只有創新才是永不衰竭的動力。

發展文化產業要大力

發展農村文化產業項目

影視基地大多處在城市邊緣甚至農村地區，作為落戶當地的文化產業項目，影視基地理應為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貢獻，融入當地、回饋當地，與當地社會和諧共榮，才能從當地政府和民間獲取更多的資源，夯實影視基地發展的社會基礎。

橫店影視產業快速發展的重要因素便是將基地的利益與農民的整體利益密切相連，使農民參與到建設、管理和運營之中，解決了大量的農民就業問題,并最終獲得當地農民支持和認同。橫店龐大的文化產業體系，并不是單一的影視基地，而是以點帶面發展，成功地帶動了橫店金融、商貿、賓館、餐飲等第三產業的全面發展。在鎮級建制的橫店，已擁有床位1萬多張，占整個東陽市賓館住宿接待能力的一半以上；橫店擁有個體工商戶2100多家，其中副食店620家、服裝店261家、百貨店150家，商家店鋪星羅棋布。第三產業的興起，還為文化程度低、缺乏技能的勞動力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就業門檻大大降低，就連七旬老農和三歲孩童都有了做群眾演員的就業機會，并獲得相應報酬。如今，橫店已形成、發展群眾演員專業村10多個。全鎮4?郾6萬勞動力中，從事三產的勞動力已達2?郾2萬名，占總勞動力就業總數的48%，隨著影視文化產業的不斷壯大，三產的就業比例正在不斷攀升；超過勞動年齡段仍繼續就業人數達3700人，橫店勞動力就業率超過了100%。因此，在討論開發和形成影視基地產業鏈的時候，不能忽視當地社會和人力資源的因素，要大力開發農村文化資源,發展農村文化項目,大力發展在農村領域的文化產業項目，這對推動農村經濟發展，加快區域性特色文化產業群建設，增加農民收入，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發展文化產業要充分

發揮政府的作用

從歷史上看，任何產業聚集不是規劃出來的，而是區域分工和市場競爭的結果，橫店影視產業實驗區的形成，同樣證明了這一點，但這并不是說政府的作用可以被忽視。作為地方政府，關鍵是要把握“收”與“放”的尺度。

在文化產業發展培育過程中，政府要適度地放手。文化消費是經濟行為，是以追求經濟利益為首要目標的，市場規則是其發生發展的根本依據，都需要自我生長的空間。政府不可能也不應該包辦全管，要給予一定的空間，讓其按照相應的規則獲得合理健康積極的發展。橫店集團從建造廣州街的起步探索階段（1996～1999）到實行“免場租政策”的產業初步形成階段（2000～2003）再到成立產業實驗區的規模發展階段（2004～2009），東陽市政府對企業當時頗受社會爭議的經營策略和行為均采取了適度“放手”，“無為而治”，政府部門更多地充當平臺的搭建者和服務者。

但是，放手并不意味著放棄，東陽市早在“十一五”規劃中就提出要把創建“影視名市”作為全市的五大戰略目標之一，大力發展影視文化產業。2004年成立了影視產業實驗區，為適應影視產業發展需要，東陽市根據國家發展文化產業、浙江省重點建設影視產業示范點總體要求，積極調整實驗區發展規劃，對橫店影視產業實驗區先后進行了兩次擴容，規劃面積由原先的25平方公里擴大到97平方公里，現在又再次打破行政區劃限制，規劃面積擴展到365平方公里，大大拓展了實驗區的發展空間。東陽市在此基礎上又出臺了一系列相關的扶持政策，包括安排實驗區文化產業發展專項基金，制定相應使用和管理辦法；支持組建影視產業集團，加大投融資力度；支持實驗區籌建“影視投融資咨詢中心”，為投資方與影視制作單位搭建合作平臺，籌集影視產業發展的資金，培育實驗區自身的造血功能；采取貼息、補助等方式扶持文化企業發展；對新辦的報業、出版、發行、廣電、電影、放映、演藝等文化企業，給予免征3年的企業所得稅等10余項優惠鼓勵政策。特別是在土地指標、融資問題、知識產權保護和人才引進上給予一定的政策引導，盡力解決制約實驗區影視企業發展瓶頸。如2009年底正式營業的東陽市金牛小額信貸銀行，就是針對實驗區內影視企業融資難問題由影管辦直接牽頭成立的；另外，針對于影視文化產品的價值缺少科學的評估體系，影視企業可抵押的固定資產很少的情況，橫店影視產業實驗區管委會聯合中國銀行浙江省分行、東陽支行，多次組織人員通過深入調研，推出具體的扶持政策，如中國銀行浙江省分行推出專門針對橫店影視產業實驗區影視企業的融資信貸產品———“影視通寶”，此產品可采取房地產抵押、保證、應收賬款質押、版權質押等擔保方式進行貸款。這是全國第一個專門針對文化產業的信貸產品，對橫店影視產業實驗區的招商引資有很大的促進作用。2012年5月東陽市人民政府辦公室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加快橫店鎮發展的若干意見》，《意見》中提出設立橫店影視文化產業實驗區。實驗區管委會為正科級單位，管委會主任報經金華市委審批，給予高配至副處級；修編橫店影視文化產業發展規劃，爭取將橫店影視文化產業實驗區列入國家級改革試驗區，使東陽影視文化產業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爭取國家級層面的政策支持；出臺扶持橫店影視文化產業發展的一攬子政策；落實省委、省政府出臺支持橫店影視文化產業發展的實施意見。

第四篇：美國崛起對中國的啟示

美國崛起對中國的啟示

在社會學課上，我們觀看了兩集《大國崛起》關于美國部分的紀錄片。很早之前便聽說過這部著名的紀錄片，這次不僅見識到了美國迅速崛起的三百年歷程，更加深刻地覺醒到美國崛起過程中政治經濟政策對中國的影響。

就像高中歷史學的一樣，影片介紹了五月花號上的英國人們踏上了美洲的土地，獨立戰爭后，美利堅合眾國正式成立。他們帶著從歐洲傳來的先進科技，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后雖經歷了南北戰爭，但很快便迎接來了電氣時代，美國成為世界經濟強國。這又為第二次工業革命打下良好基礎。之后由于自由競爭，導致社會兩極分化十分嚴重，羅斯福總統開始了美國歷史上第一次政府干預經濟的行動。經濟危機大蕭條時期，另一位羅斯福總統，他的羅斯福新政用著名的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再次拯救了美國經濟。二戰對美國的影響也不可忽略，使得美國在世界政治經濟地位更加穩固。

美國的發展在于機遇，雖然美國有源自歐洲的工業基礎，但是兩次世界大戰造就了美國的不菲的利益。而中國現在無疑是經濟大國，卻稱不上是經濟強國。中國經濟發展的科技含量低、自主創新能力弱、金融體制還不健全。并且，中國國內存在著相當大部分的低收入人群，收入差距大而且地區發展很不平衡，而環境污染嚴重也是困擾著我國的一個重大問題。

這就使我們聯想到美國歷史上的經濟危機，貧富差距極大，大批失業人口，胡福總統以為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政策可以通過自我調節而使社會問題得以解決，但是這種放任政策卻使問題更加嚴重。羅斯福總統的新政，用看不見的手進行了宏觀調控，事實證明這種適當的調節比起放任不管政策有效。而對于我國存在的問題，政府加大宏觀調控是必行之策。羅斯福新政從金融方面開始，挽救銀行危機，改革與開始管理金融制度。我國國內如今的物價等問題都可以通過金融制度管理來得以控制，并且縮減政府開支，而不是在召開各種大會上肆意使用紙電等資源。其次對工業和農業進行調節，羅斯福進行了工業復興法，而中國工業雖蒸蒸日上，但卻面臨著破壞環境等問題，這是需要發展工業的同時所注重的問題。至于農業，中國農業不論國內還是國外出口都有著重要的地位，我們不僅要注重農民工在城市的問題，也應該注意農民工外來務工而影響了農村勞動力的問題。再次羅斯福對失業進行救濟，建設公共工程，對安撫社會的穩定有著積極作用。這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因為此舉毫無疑問地緩解了失業問題對社會的壓力，于國于民皆利。最后羅斯福的健全社會保障制度也行之有效，我國在此方面做的很好，社會保障體系在城鄉都日漸完善，連我們大學生也參加了醫療保障體系。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對社會的平衡發展也起著重要的作用。

美國雖然只有三百余年的發展歷史，但卻在如今經濟全球化的世界上占領者主導地位，中國雖然在改革開放之后也迅速發展，在世界地位上有很大幅度的提高，但是距離美國仍有遙不可及的距離。這與時間和機遇是分不開的，我們一定不要做不切實際的趕超行動，而是在借鑒美國經濟發展的教訓和經驗的前提下，堅定不移地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

第五篇：美國波士華城市群發展對中國的啟示

美國波士華城市群發展對中國的啟示

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以紐約為核心城市，又稱為波士頓-紐約-華盛頓城市群，簡稱波士華(Boswah)，是世界上首個被認可，也是目前實力最強的城市群。它北起緬因州，南至弗吉尼亞州，跨越10州，由波士頓、紐約、費城、巴爾的摩、華盛頓5大都市和40多個中小城市組成，這個城市群的層級結構以金字塔形存在。

該城市群幾乎囊括美國東北部所有的大城市以及部分南部城市，綿延600多公里，總面積約13.8萬平方公里，人口約4500萬，城市化水平達90%。該區面積雖只占美國國土面積不到1.5%，但卻集中了15%左右的美國人口，是美國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其中僅紐約大都市區2001年總人口就達2087.2萬人，占全國人口的7.3%，城市群制造業產值占全美的30%以上，被視為美國經濟發展的中心。

篇章1：城市群的起源

城市群的發展與世界經濟重心的轉移密切相關。18世紀后，工業革命使英國成為世界經濟增長中心，倫敦和英格蘭中部地區形成以倫敦至利物浦為軸線的大片城市帶或城市群。到19世紀，歐洲大陸的興起，使西歐地區成為世界經濟增長中心。在法國大巴黎地區、德國萊因-魯爾地區、荷蘭和比利時的中部地區，以巴黎、布魯塞爾、阿姆斯特丹、波恩等大城市為中心形成了規模大小不等的城市群，并共同組成了“人字形”的發展軸。進入20世紀后，世界經濟增長中心從西歐轉移至北美。在美國東北部和中部地區形成了波士頓-紐約-華盛頓城市群以及五大湖沿岸城市群。50年代后，美國的經濟重心向中西部轉移，從而推動了該地區城市群的發展，形成了舊金山-洛杉磯、達拉斯-休斯頓以開發高新技術產業為特色的新興城市群。隨著日本經濟的崛起以及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加速發展，在日本東部地區形成了以東京-大阪為軸線的龐大城市群。

1、形成與演化

城市群發展經歷過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870年以前的各城市孤立分散階段，這一階段人口和經濟活動不斷向城市集中，城市規模不斷擴大，但各城市均獨立發展，城市之間聯系相對薄弱，眾多小城市呈松散分布狀態，地域空間結構十分松散。第二階段是1870－1920年的區域性城市體系形成階段，這一階段隨著美國產業結構的變化，城市規模急劇擴大，數量顯著增加，以紐約、費城兩個特大城市為核心的區域城市發展軸線形成，區域城市化水平提高。

第三階段是1920－1950年的大都市帶雛形階段，這一階段美國社會經濟發展進入工業化后期，城市建成區基本成型，中心城市規模繼續擴大，在單個城市中的人口和經濟活動向心集聚達到頂點的同時，城市發展超越了建成區的地域界線，向周邊郊區擴展，逐漸形成大都市區。第四階段是1950年以后的大都市帶成熟階段，這一階段科技迅猛發展，交通和通訊發生革命，城市的產業結構不斷升級換代，城市郊區化的出現，導致都市區空間范圍擴大，并沿著發展軸緊密相連，大都市帶自身的形態演化和樞紐功能逐漸走向成熟，波士頓、紐約、費城和華盛頓四大都市群橫向蔓延，相互連接，最后發展為跨越數州的波士華城市群。

2、核心城市發展歷程

波士頓，是美國麻薩諸塞州的首府和最大城市，也是新英格蘭地區的最大城市。該市位于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創建于1630年，是美國最古老、最有文化價值的城市之一。由于波士頓是美國距離歐洲最近的一個主要港口，因而它迅速發展了海外貿易，向歐洲出口朗姆酒、魚、食鹽和煙草，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富裕的國際商港之一。從1630年到1890年，通過填平沼澤、海濱泥灘和碼頭之間的縫隙，波士頓的城市發展迅速，規模擴大了三倍。19世紀中葉，波士頓的制造業在重要性上壓倒了國際貿易。此后直到

20世紀初，波士頓仍然是美國最大的制造業中心之一，其中特別以服裝、皮革制品和機械工業著稱。20世紀早期和中期，波士頓由于工廠陳舊老化開始衰落，工廠紛紛遷往勞動力更低廉的地區。1970年代，波士頓在長達30年的經濟低迷時期之后恢復了繁榮，通過其卓越的醫療服務和高等學府（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波士頓大學等）實現產業轉型。21世紀初，波士頓已經成為波士華城市群智力、技術與政治思想的中心。紐約，是美國人口最多的城市，它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區。超過一個世紀的時間，紐約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商業和金融中心，并被評選為世界級城市。它的歷史較短，1686年紐約建市，到如今只有300多年，由于獨立戰爭期間，紐約是當時美國的臨時首都，所以紐約很早就是一個核心級城市。1825年，連接哈得遜河和五大湖區的伊利運河建成通航，以后又興建了鐵路，溝通了紐約同中西部的聯系，地理位置的優越促進了城市的大發展。到19世紀中葉，紐約逐漸成為美國最大的港口城市和集金融、貿易、旅游與文化藝術于一身的國際大都會。

同時紐約也是美國的工業中心之一，服裝、印刷、化妝品等行業均居全國首位，機器制造、軍火生產、石油加工和食品加工也占有重要地位。市內多數河流都通大西洋，港口規模巨大，設備優良，終年不凍。紐約也是鐵路交通重要樞紐。紐約的地下鐵道全長1000多公里，是目前世界上最長、最快捷的地鐵交通系統。紐約有3個國際機場，其中著名的肯尼迪國際機場承擔著全國50％的進出口貨物空運業務和35％的國際客運業務。以上優勢使得紐約成為波士華城市群5大城市中的首位城市。

費城，是美國最老、最具歷史意義的城市，它在美國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十八世紀時，費城是美國第二大城市與人口最多的城市，在當時，它的政治與社會重要性超過紐約與波士頓，費城因此成為美國首都有十年之久，直到華盛頓特區的國會山莊建筑完工并開始使用才結束。費城市作為波士華城市群中的老城，它的經濟活動主要以制造業、食品加工業與金融服務業為主。

巴爾的摩，是美國大西洋沿岸的海港城市，1851年成為獨立市，離美國首都華盛頓僅有60多公里，港區就在帕塔帕斯科河的出海口附近。從這里經過海灣出海到遼闊的大西洋還有250公里的航程，但由于港口附近自然條件優越，航道很深，萬噸級遠洋輪可直接駛入巴爾的摩港區，向來是美國五大湖區、中央盆地與大西洋上聯系的一個重要出海口。密集的鐵路線和公路線深入到港區，現代化、機械化作業水平相當高。港區北面有火力發電廠、化工廠和冶煉廠，港區南部和西南部是造船、軍火、機械工業和鐵路站場集中的地區。鐵路干線將工廠區與碼頭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為工業生產和國際貿易提供了十分便利的運輸條件。

華盛頓，作為波士華城市群中的重要城市源于其政治地位。它是美國的首都，也是全世界政治的重心。在這個城市里的一舉一動，都像在水池里投下一塊石子一樣，其余波會影響到整個世界。它于1790年開始定都建設，1800年5月15日美國遷都華盛頓，到19世紀20—30年代，華盛頓已初具規模。1835年，華盛頓和巴爾的摩之間修通了鐵路，3年后鐵路就延伸到了紐約。隨著鐵路將中心城市鏈接起來，城市的聯網效應逐漸形成，各地產業鏈條逐步完善，核心城市、周邊城市在大城市輻射效應下的出現與興起，波士華城市群整體框架最終形成。

整個波士華城市群的形成，以其功能的整合和城市服務效率的提高，為整個美國的企業和商業繁榮，帶來巨大財富。

篇章2：城市群發展模式的優勢及其基本特征

1、城市群的主要驅動力——外向型經濟

從發展歷程看，外向型經濟是波士華城市群興起和壯大的主要驅動力量。雖然技術進步使生產的區位約束條件日益寬松，但海運仍然是實現國際貿易物資交流的最有效手

段。因此，臨海地區在利用全球資源和拓展國際市場方面具有極大的比較優勢。這也是全球臨海工業帶普遍興起的主要原因。尤其對于后發國家而言，沿海口岸還可以發揮“橋頭堡”的作用，利用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因而在開放經濟條件下，沿海地區一些主要的港口城市，如美國的紐約、費城、巴爾的摩、波士頓迅速發展成為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中心，并且以其巨大的技術經濟能量向腹地進行輻射和擴散，形成大規模的產業集聚和城市綿延。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知識經濟和高技術產業已成為美國“波士華”城市群經濟發展的新動力。高科技產業和研究機構、高校在這些沿海城市群聚集，增強了城市的科技創新能力和孵化功能，為城市群經濟的持續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后勁。

2、城市群的產業空間組織形式——專業化區域分工格局與產業集群

波士華城市群在世界城市中的地位以及對于世界經濟的影響能力，來自于大都市圈內的區域分工格局。紐約作為全美的金融和商貿中心，有著最為發達的商業和生產服務業，為這一地區提供了多種重要的服務。

波士頓集中高科技產業、金融、教育、醫療服務、建筑和運輸服務業，其中高科技產業和教育是波士頓最具特色和優勢的產業，1950年代后，沿波士頓附近128號公路形成了與“硅谷”齊名的高科技聚集地，成為世界著名的電子、生物、宇航和國防企業中心。

費城地理位置優越，經濟結構比較多樣化，費城港是美國最繁忙的港口之一，集裝箱容量在北美各大港口中位居第二，港口發展帶動了費城整個交通運輸業的擴展，使費城成為紐約都市圈的交通樞紐。

華盛頓市作為全美政治中心和世界大國首都，在國際經濟中有著重要影響，全球性金融機構，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銀行和美洲發展銀行的總部均位于華盛頓。

巴爾的摩市區與華盛頓特區的接近使得它分享了很多聯邦開支和政府采購合同，同時國防工業在巴爾的摩有了很大發展。

3、城市群的空間擴展模式——從點軸擴展到聯網輻射

波士華城市群的空間擴張，經歷了點軸擴張和聯網輻射兩個階段：起初，少數經濟中心集中在沿海的重要港口城市，呈斑點狀分布。隨著極化和擴散作用不斷增強，中心港口城市的規模急劇擴大，周邊地區中小城市數量也顯著增加。波士華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形成了各自的都市圈。沿海主要交通干線將中心城市連接起來，都市圈沿著海岸方向擴展融合，并且在干線兩側集聚人口和各種經濟要素，形成新的聚落中心。在此基礎上，整個區域建立起具有密切聯系的功能性網絡，形成了區域發展的空間一體化。篇章3：城市群建設的經驗與教訓

經驗篇

（1）著力發展臨海經濟

國際經驗表明，依托深水大港發展臨海經濟，是沿海地區形成產業集聚和城市集聚的重要條件。

（2）重視發展中的合理分工

美國波士華城市群內雖然包含多個港口，但各港口在發展中都有合理的分工。在波士華城市群內，紐約港是商港，以集裝箱運輸為主；費城港主要從事近海貨運：而波士頓則是以轉運地方產品為主的商港，同時兼有海港的性質。港口間的分工協作構成了城市群產業錯位發展的重要基礎。

（3）重視城市群交通體系建設

波士華城市群發展經驗表明，交通網絡的發展對城市群發展具有重大的影響。一方面它促進了城市群空間擴展并改變著城市外部形態，對城市空間擴展具有指向性作用；

另一方面又直接改變著城市群的區域條件和作用范圍，產生新的交通優勢區位、新城市或城市功能區，進而改變原有的城市群產業空間結構。

高速公路和軌道交通是城市群內交通聯系的兩種主要方式。美國城際交通體系以高速公路為主，軌道運輸為輔。高速公路體系極大地增強了城市之間的經濟聯系。另一方面也使人口郊區化趨勢日益凸現，在美國波士華城市群的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4）政府規劃促進城市群空間結構優化

在波士華城市群發展過程中，為解決核心城市過度膨脹問題，美國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以優化城市群空間結構。

波士華城市群是典型的核心城市帶動型城市群。其核心紐約位于美國東部沿海，瀕臨大西洋西岸，通過伊利運河和內陸五大湖把中西部與東部連接起來的哈得孫河由此注入大西洋。紐約同時是全美第一大城市和最大海港，是全國巨大的交通樞紐，工業、金融、信息的中心。波士華帶被稱為美國經濟地理的樞紐，紐約則是這個樞紐上的中心，形成“T”狀的波士華帶與美國制造業帶的交會點，外貿總額在全國占很大比重。

（5）注重城市間的管理協調

大城市群內往往存在許多城市，而單個城市政府又無法獨自應對廣域行政問題。對此國外各沿海城市群采取了不同的區域協作模式。美國波士華城市群，其城市間雖然經濟聯系緊密，但卻并未形成統一的、具有實體性質的城市群管理機構。區域間的協調和跨區域管理大多通過一些專業性管理機構進行。城市間協作是松散和非正式的。例如，紐約和新澤西州于1921年就共同成立了紐約和新澤西港務局。如今，該局仍然控制著區域內多數交通運輸設施，包括機場、橋梁、隧道和海港設施等，該局的財政相對獨立，收入來源于其所執行的項目。

教訓篇——區域內人口過度集中引發的問題

（1）經濟、社會與生態問題

西方城市群的發展初期是各國政府為了改善原有單一的中心大城市人口過于集中、交通擁擠、生態環境惡化、失業人口增加而將產業和人口向大城市周圍的地區擴散，采用城市群布局方式在地域上組成一個相互關聯、相互依賴的城市群體。這種城市群體隨經濟發展而逐步演化成巨大的城市化地帶，并以其獨有的聚集優勢，對一定區域乃至一國的經濟發展起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盡管如此，這種巨大的城市化地帶也導致國家經濟、人口和產業過分集中于某一地帶，相應地帶來了一系列弊端。突出地表現為：導致區域生態平衡破壞；加劇區域經濟發展失衡與區際差異擴大；城市基礎設施的連綿擴張吞食大量良田；企業外遷造成城市政府財稅銳減，中心城市漸趨衰退。

（2）交通問題

波士華城市群偏重于公路建設，過于依賴公路運輸也帶來了很多問題，尤其是交通擁擠問題已成為城市群進一步發展的主要障礙。

（3）對城市群發展弊端的相應對策

針對城市群的發展弊端，自20世紀60年代末期以來，許多發達國家在國土規劃上開始重視城市群區域的良性持續發展，并相繼采取了一些應對之策，主要有：

一是控制大城市人口的過度膨脹。如法國為控制巴黎地區人口的膨脹，在全國范圍內確定8個平衡性大城市來促進人口的合理流動和全國經濟的均衡發展。

二是重視落后地區的發展。如英國積極培植新的區域增長極以帶動落后地區的發展。三是重視克服環境污染。如日本為了根除太平洋沿岸嚴重的環境污染，重新調整工業布局，將一些大型工業基地轉遷至東北、西北地區，以新干線和高速公路和現代通訊網絡將其與大城市連接起來。

由此可見，如何在做大做強核心城市的同時，避免核心城市的過度膨脹和連綿外溢，并在建設周邊城市、疏解核心城市人口和功能的同時，避免核心城市的“空心化”，是許多國家和地區在城市群發展過程中共同面臨的難題。

同時，經濟學家為城市提出建議，用組團式城市群代替單一的城市擴張：經濟上可以取得臺階式的提升；社會上可以消除二元結構；生態上可緩解城市的熱島效應；文化上便于多樣性的充分交融；系統上形成等級有序的效率體系。

一個充分緊密的磁盤，從高100米的高空摔下時，它破裂后的大大小小碎片，構成了疏密不等的空間，以此比喻將單級城市“松綁”成組團式城市群，從根本上以其“表面能”的增大克服了過分密集所帶來的“城市病”。從一個局部來看，它的確擴大了對于土地的占用，但是它的經濟貢獻率和城鄉一體化的程度提高了幾個數量級。實際上，在全國范圍內更多的節省了土地，消化了其他地區的發展壓力，可以大大加速全國范圍社會公平的實現，大大改善生態環境的質量，大大提高國家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必然是發展戰略追求的更高境界。

篇章4：中國城市群發展的機遇與挑戰

1、中國城市群發展狀況

中國對外開放的空間格局由上世紀80年代的沿海發展逐步擴大到90年代的沿江、沿邊和廣大內陸城市，目前，已基本形成一個全方位對外開放、多層次參與國際經濟循環的地區經濟發展格局。除了長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都市圈已經比較成熟外，已初露端倪的有山東半島城市群、遼中南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關中城市群。大大小小的城市群和產業帶將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并對“諸侯經濟”形成沖擊。

中國東部沿海城市群與美國西海岸波士華城市群比較有很多相識之處。波士華城市群是典型的核心城市帶動型城市群，核心城市綿延相連如珠串。中國東部沿海形成的環渤海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形態上會逐漸連為一體，發展趨勢上也勢必增強產業聯系與職能分工。

2、上海與紐約比較研究

在比較中國東部沿海城市群和波士華帶異同時，還可以發現上海和紐約有更多的相同之處，因而也使這樣的比較顯得更有意義。

紐約位于美國東部沿海，瀕臨大西洋西岸，通過伊利運河和內陸五大湖把中西部與東部連接起來的哈得孫河由此注入大西洋。上海則位于中國東部沿海，太平洋西岸，縱深東西、橫斷南北的國內第一大河長江由此進入東海。上海同樣是中國第一大城市和輕重工業各門類較為齊全的綜合性基地。上海不但是我國地理上南北分界的中心，而且也是經濟的中心，中國東部沿海經濟開放帶與長江沿江產業發展走廊成“T”狀相交于此。上海更是沿海南北航線的中樞和重要的外貿港口，是長江流域的出海門戶。作為核心城市，紐約和上海在城市群中的帶動輻射作用十分顯著，兩者集外貿門戶職能、現代工業職能、商業消費先導職能于一身，對區域的發展具有中樞性的支配地位。此外，紐約和上海還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金融中心的重要功能。

根據中國社科院2004年的統計，美國波士華城市群的GDP約占美國GDP總量的24%，美國三大城市群的GDP占全美國GDP的67%（三分之二強）。中國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的GDP，約占中國全國GDP總量的18%；中國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GDP，約占中國全國GDP的10%；中國環渤海城市群的GDP，約占中國全國GDP總量的9%。中國三大城市群對中國GDP總量的貢獻率只有37%（三分之一強），比美國三大城市群對美國GDP總量的貢獻率低30個百分點。

對于個體城市來說，紐約的GDP占全美GDP總量的24%，相當于上海GDP總量的44倍、北京GDP總量的79倍、廣州GDP總量的87倍。與其他國際大都市比較，上海的GDP總量是日本東京GDP總量的1/20、是倫敦GDP總量的1/

6、法國巴黎GDP總量的1/

4、中國香港GDP總量的1/

3、韓國首爾GDP總量的1/2。

3、中國區域發展的突出問題及對策

中國目前大城市的經濟規模偏小，大城市群集聚財富能力偏低，在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還出現了比較突出的問題：

在全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區域之間表現出明顯的不平衡，區域經濟差距越來越顯著，特別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區域之間的相對差異和絕對差異都呈現出加速擴大的趨勢，東部人口膨脹、西部長期落后、中部邊緣化、東北衰退等對中國社會發展和整個現代化戰略目標的實現帶來了負面影響。

規劃城市群，必須考慮城市個體在城市圈、群中的地位。同時，城市群發展中可能存在著某種非理性的沖動。這一沖動又有可能讓城市圈、群發展變得盲目，乃至忽略掉組團發展中存在的現實難題。

以長江中游城市群來分析，武漢“1+8”城市圈中的小城市之間，由于存在經濟總量小、人口規模小、交叉投資和產業鏈接基本處在相當初級的階段等共性，而表現出不同程度的同質化競爭。西方發達國家發展城市群過程中也同樣出現過類似的問題，我們可以借鑒，但并沒有簡單的公式可以套用，也沒有約定俗成的解法。這是一場理性的、思辨的城市化進程，是時代的機遇與考驗。

城市群規劃要求各個城市在做規劃之時跳出一城之界，使得不同城市之間規劃進入聯動的新思維時代。這也使得城市群必須打破省際之間的藩籬，權衡大、小城市之間的利益得失。規劃城市群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城市之間的雙贏甚至多贏，它不僅可以促進不同城市之間的合作，優勢互補，還能加快區域的城市化進程。

中國城市群與美國城市群還有著巨大差距，中國城市群的發展任重道遠。中國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這在東部地區表現最為充分。面向未來，中國既不可能犧牲東部地區的發展來換取中、西部地區的經濟騰飛，也不可能放任地區差距的持續擴大。所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要有利于優化區域分工，開發西部市場，使東、西部互為市場，最大限度地拓展國內市場空間。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推進落后地區的城市化進程，用可持續發展的觀念規劃未來的城市及城市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