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美國小班化對中國的啟示

美國小班化對中國的啟示

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就開始探索小班化教學，是最早提出小班化改革的國家之一。1996年，上海開始探索小班化改革，1997年，北京開始了相應探索。杭州、南京等地也進行了小班化教學實驗。美國小班化對我國教育有哪些啟示？我國小班化有哪些特點？推行小班化需要得到哪些方面支持？

一、美國小班化是什么情況？

小班化教學是歐美發達國家普遍推行的一種教學組織形式。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部分州開展了縮小班級規模的實驗。1999年，美國政府開始實施縮小班級規模計劃，這是1999年教育部撥款法案的一個內容。從已知的研究，如：對田納西州、威斯康星州和加利福尼亞州相關項目的評估發現，合格教師指導下的小班教學促進了學生學業成就的提高，增強了學生個體關注，減少了課堂干擾。低年級小班教學使學生的基礎數學和閱讀技能得到了加強。從長期效果來看，學生的留級率低，重新進入大班教學后學業成就仍然逐年進步，學生的大學升學水平也提高了。

二、美國小班化和中國小班化有什么區別？

美國推行小班化的初衷是為了提高教育質量。美國研究證明，小班教學對大部分處境不利的學生產生的影響最大，最貧困的社區需求最強烈。所以，美國小班化項目的經費重點撥給貧困社區，每個州把經費的80％根據每個區內貧困學生人數撥給學區。剩余的20％的經費，可以根據招生人數進行分配。

我國小班化的提出是在適齡入學兒童數量減少背景下對教育資源的合理分配。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受計劃生育政策影響，適齡入學兒童數量有所減少，教育資源相對充裕，而另一方面，家長對子女接受優質教育提出了更高期望。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些大中城市開始了小班化教學的探索。從教育改革本身來說，小班化教學的探索也是從批量生產的大班教學向個性教育、因材施教方面轉變。對改進教育觀念、優化教育資源等，都提出了很高要求。

三、美國小班化教學引起了哪些爭議？

美國一些教育和研究部門對小班教學持不同意見，絕大多數的態度是支持和肯定的。世界最大的獨立測試機構“美國教育測驗服務中心”的一位研究人員發現，小班教學確實有助于數學學習成績的提高。一些州的教育決策者，認為低年級學生人數較少的班級學習成效較好。小班教學對那些在高消費地區的貧困學生的益處特別明顯。研究還發現小班教學對四年級和八年級學生的影響方式不同。前者主要效果表現在師生比提高，直接刺激學生的學業表現。而后者則是對教學環境改善，減少缺課和學習中斷等學習障礙。

規模也帶來不少非議和反面意見。批評者的主要理由是：1．實施小班教學的代價太高。若全國平均每班減少10名學生，估計需多支付教師費用85億美元，這完全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則；2．合格師資緊缺。一些學區，特別是偏遠和市區的貧困學區，本來就已經出現班級超額和經費短缺，許多教師缺乏實際的教學經驗，教學質量堪憂，更何況沒有多少教師愿意到貧困地方教書；3．教育設施不足。新班級增加，但沒有足夠的教室供新班級使用，導致學校紛紛設置臨時教室，不能滿足學生長期穩定的學習需要。

四、美國小班化對我國有哪些啟示？

1.在財政投入上保證項目的實施。首先，政府可以順應人口發展趨勢，在有條件的時候推動小班化教學改革。在鼓勵各級政府加大投入的同時，積極吸收民間資金，多渠道籌集小班化改革經費。如美國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支持美國高中教育重建，在過去的5年中，已為約1500所高中（占全美國公立高中的8%）進行的改革支付了7.33億美元，支持高中縮小學校規模，采用小班授課制，提高教育質量。2.加強教師職業培訓，這是保證小班教學改革順利進行的關鍵。值得注意的是，小班化教師的培訓不能只追求形式，而忽視小班化教學和教師專業素養的特殊性。美國也遇到過此類問題，如1999年啟動的聯邦小班化教學改革中，許多學校將學科培訓作為對小班化教師培訓的主要形式，這不利于小班化教學中教師專業發展。因此，我們需要重新分析小班化教師的專業發展，設計適合的教師培訓的目標與內容，并建立與小班化教師專業發展相適應的制度保障，提高教師在小班化教育教學中的專業素質和能力。3.追求效益的同時，注重教育的公平。對最需要小班教學的貧困學區給予特殊投入。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中央財政已按全國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編制預算，地方財政要相應安排，確保實現這一目標。”上海市安排了700多億元，絕大部分將投入基礎教育。因此，包括小班化改革等在內的教改項目有了財政保障，特別應注意向弱勢群體和貧困學生傾斜，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4.政府采取靈活政策，使項目經費充分發揮效益，提高教學水平，并靈活解決在項目實施過程中出現的難題。美國在推進小班化教學改革過程中并非一帆風順，不少人抱怨投入多實效少。我國對教育投入還無法與美國相比，因此必須注重項目管理的科學性，減少經費和資源的浪費，切實提高小班化教學的效果。

第二篇：美國崛起對中國的啟示

美國崛起對中國的啟示

在社會學課上，我們觀看了兩集《大國崛起》關于美國部分的紀錄片。很早之前便聽說過這部著名的紀錄片，這次不僅見識到了美國迅速崛起的三百年歷程，更加深刻地覺醒到美國崛起過程中政治經濟政策對中國的影響。

就像高中歷史學的一樣，影片介紹了五月花號上的英國人們踏上了美洲的土地，獨立戰爭后，美利堅合眾國正式成立。他們帶著從歐洲傳來的先進科技，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后雖經歷了南北戰爭，但很快便迎接來了電氣時代，美國成為世界經濟強國。這又為第二次工業革命打下良好基礎。之后由于自由競爭，導致社會兩極分化十分嚴重，羅斯福總統開始了美國歷史上第一次政府干預經濟的行動。經濟危機大蕭條時期，另一位羅斯福總統，他的羅斯福新政用著名的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再次拯救了美國經濟。二戰對美國的影響也不可忽略，使得美國在世界政治經濟地位更加穩固。

美國的發展在于機遇，雖然美國有源自歐洲的工業基礎，但是兩次世界大戰造就了美國的不菲的利益。而中國現在無疑是經濟大國，卻稱不上是經濟強國。中國經濟發展的科技含量低、自主創新能力弱、金融體制還不健全。并且，中國國內存在著相當大部分的低收入人群，收入差距大而且地區發展很不平衡，而環境污染嚴重也是困擾著我國的一個重大問題。

這就使我們聯想到美國歷史上的經濟危機，貧富差距極大，大批失業人口，胡福總統以為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政策可以通過自我調節而使社會問題得以解決，但是這種放任政策卻使問題更加嚴重。羅斯福總統的新政，用看不見的手進行了宏觀調控，事實證明這種適當的調節比起放任不管政策有效。而對于我國存在的問題，政府加大宏觀調控是必行之策。羅斯福新政從金融方面開始，挽救銀行危機，改革與開始管理金融制度。我國國內如今的物價等問題都可以通過金融制度管理來得以控制，并且縮減政府開支，而不是在召開各種大會上肆意使用紙電等資源。其次對工業和農業進行調節，羅斯福進行了工業復興法，而中國工業雖蒸蒸日上，但卻面臨著破壞環境等問題，這是需要發展工業的同時所注重的問題。至于農業，中國農業不論國內還是國外出口都有著重要的地位，我們不僅要注重農民工在城市的問題，也應該注意農民工外來務工而影響了農村勞動力的問題。再次羅斯福對失業進行救濟，建設公共工程，對安撫社會的穩定有著積極作用。這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因為此舉毫無疑問地緩解了失業問題對社會的壓力，于國于民皆利。最后羅斯福的健全社會保障制度也行之有效，我國在此方面做的很好，社會保障體系在城鄉都日漸完善，連我們大學生也參加了醫療保障體系。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對社會的平衡發展也起著重要的作用。

美國雖然只有三百余年的發展歷史，但卻在如今經濟全球化的世界上占領者主導地位，中國雖然在改革開放之后也迅速發展，在世界地位上有很大幅度的提高，但是距離美國仍有遙不可及的距離。這與時間和機遇是分不開的，我們一定不要做不切實際的趕超行動，而是在借鑒美國經濟發展的教訓和經驗的前提下，堅定不移地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

第三篇：大氣污染防治：美國對中國的啟示

大氣污染防治：美國對中國的啟示

在空前的公眾關注中，中國迎來了應對大氣污染的一個重要機遇。趙立建、徐楠對中美防治大氣污染的不同制度方法，進行了分析對比，認為中國目前的大氣污染防治管理體系很難應對如此嚴峻的挑戰。

中國正遭受著嚴峻的空氣污染危機。日前，綠色和平組織發布的最新報告顯示，2012年北京、上海、廣州、西安四城市因PM2.5污染造成早死人數預計將高達8570多人，空氣污染與哮喘和肺癌等疾病脫不了干系。

中國的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高速發展，在對煤炭的依賴與日俱增的同時，空氣污染也再不斷提高。十一五期間（2006年-2010年）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增加了約40％，這意味著即便是年底十二五計劃（2011年-2015年）氮氧化物排放量下降10％，2015年的水平仍舊高于2005年。

中國政府正在努力應對空氣污染這一問題，實施了公布城市空氣質量指數、修改標準引入PM2.5和臭氧引指數等一系列措施。但是，面對越來越龐大的城市化進展和越來越快速的工業化進程，這對應對措施未免顯得有些微不足道。

“州實施計劃”vs.“藍天數”

在歐美國家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早期，倫敦煙霧、洛杉磯煙霧等嚴重的大氣污染事件也曾是惡夢。根據美國環境署2011年最新的劃定，美國仍有18個州的121個縣不能達到國家環境空氣質量標準。

如果縱向對比今天的中國和30年前的美國，二者的大氣污染防治體系存在著引人深思的差異。

“藍天數”在中國是一個衡量空氣質量的重要指標，但多“藍”就算“藍天”？

根據美國《清潔空氣法》，美國環境署針對不同的單項污染物劃定達標區和非達標區，所以美國有臭氧非達標區、PM2.5非達標區等。這些地方的政府將被要求制定空氣污染防治的“州實施計劃”。在“非達標區”，新建項目排放非達標的污染物或其前體物（形成污染物前一階段的化學產物），必須采取最低排放技術，同時必須對新排放的污染物進行等量替代，可以通過技術改造、關閉工廠、或者購買其他企業的減排量來完成。已經存在的排放源，則通過排污許可證的形式，不斷削減排放量。一般情況下，每年3%的削減目標，會分配到當地所有企業身上。

在中國，雖然《大氣污染防治法》和《環境空氣質量標準》也規定空氣質量不達標的城市必須制定“達標規劃”，很多城市也的確有“藍天工程”，但是并沒有一個經上級環保部門批準的程序。而在美國，如果“州實施計劃”當時得到了環境署的批準，計劃也落實得很好，但是最后還是沒能達標，那么地方負責的官員是沒有責任的。中國單純側重“藍天數”的考核，很容易帶來監測數據的扭曲。

此外，中美兩國的標準還有“動”、“靜”之別。

中國制定一項污染物排放標準后，規定排放限值和實施時間，就會一直實施下去，直到再次修訂。這就很不利于在標準修訂之前調動相關企業技術研發的積極性。

而美國的排放標準是一個動態體系，要求新建項目須采納最佳可行技術，在非達標區新建項目還必須采納最低排放技術。擁有先進環保技術的企業提出的適用技術，如經當地環保部門和項目單位認定是最佳可行技術和最低排放技術，則新建項目必須采納。環保技術公司由此具有創新動力，因為有利于占據市場。

中國如果借鑒這樣的政策，可以通過改變排放標準體系進行要求，也可以通過環境影響評價制度進行要求。

更難的題

中國在2012年修訂了國家空氣質量標準，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空氣質量改善的措施。然而新的標準仍然只是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第一階段過渡值，還有更嚴格的第二階段、第三階段過渡值，以及指導值。即便如此，在新修訂的標準下，目前至少有2/3的中國城市不能達標。

中國在大氣污染防治方面起步晚，能源和產業結構讓這個目標更為艱難。中國是世界上煤炭消費量最大的國家，而美國的煤炭消費正在逐年減少。處在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的中國，每年新增的污染源及污染物排放巨大。僅十一五期間，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就增加了40%左右，這意味即便到十二五末期氮氧化物排放成功降低10%，2015年氮氧化物的排放水平也不能回復到2005年的水平。

美國環保署有公務員18760人，其中負責空氣質量管理的人員1400人，各州、縣、城市都有相應的人員。以加州為例，空氣質量管理局有1273人，35個空氣質量管理區又都有自己的管理人員，員工數量3000人。而中國環保部共有有幾百人，其中負責大氣污染防治的是很少一部分。如果按人口數量或者污染源數量同比例安排環保管理人員，其數量與現在相比將不是一個量級。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的財政支出很少支持企業治污，認為這是企業的法律責任，而政府主要是為企業提供公平的市場和法律環境。

美國企業的違法排污罰金可達25萬美元/每天，同時沒收違法所得經濟利益，如果因此造成環境損害，還會有民事訴訟和公益訴訟追究賠償。相比之下，中國的違法成本要低得多。

目前，中國公眾對空氣質量要求明顯提高。如果要在2025年使全國約80% 的城市達到標準要求，則需要在每個5年計劃內使各地的PM10和PM2.5平均濃度降低10%～15%。由于PM2.5的來源既包括由污染源直接排放的一次顆粒物，又包括由SO2、NOX、VOCs、NH3等氣體在大氣中轉化形成的二次顆粒物，因此必須對這些排放物的氣態前體物進行持續減排，每個5年計劃的減排幅度至少要達到15%。這個目標幅度遠高于“十一五”和“十二五”中國主要污染物總量控制任務的要求。目標之艱巨足可想象。但是鑒于大氣污染對公眾健康的巨大負面影響，中國完全應該以更快的速度解決這個問題。

首先，科學技術的研究已有積累。美國在大氣污染防治早期，并不十分了解污染的各種來源，在很長一段時間都只把VOC（揮發性有機物）認為是地面臭氧（光化學煙霧）的成因，后來才認識到氮氧化物也是臭氧的一個重要前體物。此外，針對各種污染源的排放都已有了較為成熟的技術，如燃煤電廠的脫硫、脫硝、除塵等，先進的機動車排放控制技術結合清潔的燃油，能去除機動車尾氣中的絕大部分污染物。經驗表明，中國可以利用自身成本優勢，使這些技術的應用以更低的成本實現。

關鍵還是在于：中國能否建立一套有效的法規和管理體系？并確保可以實施。

第四篇：美國社會管理對中國的啟示

美國社會管理對中國的啟示

作者：王喜梅 張橋云 時間：2013-04-22 瀏覽次數：0 次

當前我國既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也處于社會矛盾多發期，社會秩序、社會結構和利益格局都處在深刻的調整之中。如何通過社會管理創新，對社會進行有效的管理，讓每個公民擁有更好的生存權和發展權，保持良好的社會秩序和生機勃勃的社會力量成為目前我國面臨的重要課題。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由于自治傳統較久，在社會管理領域有多年的實踐，其經驗對于中國社會管理創新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美國社會管理的理念與特點

社會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會組織為促進社會系統協調運轉，對社會系統的組成部分、社會生活的不同領域以及社會發展的各個環節進行組織、協調、監督和控制的過程。它的基本任務包括協調社會關系、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公正、應對社會風險、保持社會穩定等方面。

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中期，美國在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出現了貧富分化、秩序紊亂等社會問題。在這一時期美國以“進步運動”和“新政”為代表進行改革，以反壟斷、保福利推動社會建設與發展、促進社會和諧。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從關注貧困逐漸轉向關注社會排斥和社會融合。它通過“社區干預”等社會工程以及較高的社會福利，向國民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解決社會矛盾。近年來，美國的社會管理把社會保障、公民幸福等因素納入政治目標，探索善治架構下的社會管理，建立基于市場原則、公共利益以及認同之上的合作管理，使公共利益最大化。

目前，美國社會治理的理念是主要通過合作、協商的方式確立社會共識，制度的重心在于形成多元責任主體，從單獨依靠政府的能力轉變為借助其他主體的能力和資源實現社會管理目標，將其他主體作為治理中的伙伴。權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不是單一的和自上而下的，因而美國的社會管理是一個政府力量與市場、社會力量互相適應和增權的過程：一方面，社會中分散的利益按照功能分化的原則組織起來，有序地參與到社會治理中；另一方面，從這種制度化的參與中，公共決策和社會治理將更加公正，國家權力也獲得了穩定的合法性。其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政府大力支持，社會發展支出在公共支出中的比重大

社會保障是美國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手段，也是美國生活方式的一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美國政府通過合理的公共服務項目支出，建立較為完備的社會保障制度，實現社會資源和財富的有效調節，從經濟基礎層面穩定社會和調節利益沖突。美國自“羅斯福新政”立法以來，政府擔負起了保證每個美國人的最低生活標準的責任，并逐漸形成了一套比較完善的社會福利體系和社會安全網。

目前，美國聯邦財政中，各類保障支出占總支出的比例一般保持在46%—52%之間,州和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用于教育的支出占總支出的34%以上；其公共福利支出占總支出的比例超過16%，最高達18.2%，這充分說明了美國財政支出的公共服務性。從1972年到2011年，醫保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從3.6%上升到15.6%，醫療補助從2%上升到7.6%，收入保障（包括失業補助金、補充保障收入金和其他福利金）從7.1%上升到11.2%。2011財年，聯邦政府的財政支出中有45%用于社會保障和醫療衛生等方面的公共服務。這種財政支出結構保障了民眾的生存、安全、教育和醫療等基本生活需求，保證了社會的相對穩定。

（二）注重非營利組織和私人在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美國社會管理中鼓勵社會組織、依靠社會組織為民眾服務、化解社會矛盾，實現社會管理職能社會化。在美國，非營利組織是獨立于政府之外的非營利、自律、志愿性組織，其功能十分廣泛，主要包括：維護特定群體或特定地區的利益、支持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充當政府與商業部門的中間人、提供憲法禁止政府從事的服務、監督政府與市場、滿足社會多元化需要等。非營利組織所提供的服務占全部社會服務的一半。[1]

在美國社會管理過程中，將非營利組織和私人部門納入進來，不僅使得最困難的人群得到救助，而且使得參與各方都獲得一定的利益，體現了一種機制性的社會責任關系。政府和非營利組織之間建立起了戰略伙伴關系：一方面，政府通過外包、補助制度、抵用券制度等方式將一些公共服務轉移給非營利組織，從包攬社會事務的重負中解脫出來，主要發揮監督者和設計者的作用，提高社會管理的水平和質量。另一方面，非營利組織可使公民廣泛地參與社會經濟事務，促使政府傾聽民意，從而凝聚民心、安定社會。

（三）通過社區建設實現社會融合

美國是西方國家中最早開展社區建設、發展和管理研究工作的國家之一。美國的社區組織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初步形成，到60年代基本形成了政府指導監管、社區組織和民間團體主辦、私人部門積極參與的運作構架。作為一個文化多元、種族復雜的國家，社區建設是美國政府滿足社會需求、應對社會挑戰、實現民族融合的主要方法。社區建設與管理在美國已經比較系統和成熟。政府對社區的規劃呈現出明確的計劃性和目標指向，每年都對社區建設制定一系列的工作計劃和發展規劃，包括工作內容、組織措施和目標要求等。參與社區建設的非營利組織不僅直接提供服務，還多方籌款，通過社會捐助、收取有償服務費等方式解決社區發展方面資金不足的問題。

最初，美國的社區管理強調國家、地方和社區各種服務機構的協調和聯合，社區資源和人的需求之間的平衡。20世紀后期，社區建設開始強調廣泛的社區參與，強調提高社區居民的自我依賴、自我完善、自我發展能力，增強解決社區問題的能力。“社區干預”主要是對貧窮、失業、犯罪和環境污染進行干預，更好地組織社區福利服務，從而使社區具有生命力。當前，美國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主要問題是，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失業率高企，年輕人離開所在社區尋找新的工作，造成大城市擁擠、小居民點精英流失等。[2]因而，解決社區居民的就業問題成為社區管理的主要任務。

二、美國社會管理的案例分析：住房保障

安居才能樂業，安居才能安心。住房問題往往是社會矛盾的焦點，美國住房保障政策是美國社會管理的一個縮影。美國國會在1949年通過的《全國可承受住房法》中，提出了美國住房保障的總體目標是“讓每個美國家庭能夠承受得起一套環境適宜且體面的住房”。在這一目標的指引下，美國住房保障的基本思路是：政府干預與市場力量、社會力量相結合，既遵循政府介入住房的理念，又不大包大攬；既有政府適度的社會保障，又由居民盡其所能負擔住房消費。如今美國的住宅自有率高達68.8％，白人住房自有率高達75.2％，黑人、亞裔和西班牙裔等少數族群住房自有率也提升至50.9％，人均住房面積達65平方米，住房保障政策成為社會穩定的基石。

（一）政府投資建造公共住房，解決住房短缺的難題

1929—1933年大危機后，美國各大城市出現了嚴重的住房供給不足，貧民窟狀況的惡化致使許多城市出現了社會動蕩。同時，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使住房短缺嚴重，帶來大量社會問題。為此，聯邦政府通過政府投資建造公共住房供低收入家庭租用。1937年，聯邦政府出臺了《美國住房法》，建設公共住房作為一項獨立且長期的住房措施被通過，正式確立了“聯邦撥款資助——地方具體實施”的公共住房計劃實施方法。公共住房計劃在短期內迅速地增加了城市住房存量，快速緩解了城市低收入群體的住房供給不足問題。到1969年，公共住房總量是79萬套，并在1994年達到頂峰，共計140萬套。政府不僅要在建設公共住房項目上投資，還要在設施維護及配套項目上支出。1969年的聯邦運營補助為1490萬美元，1979年上升到7.2億美元，1993年為25億美元，2003年達到了35億美元，2008年上升至45億美元。[3]

（二）政府支持私人和非營利組織為低收入家庭建廉價房

二戰以后美國城市化出現了新的現象：富裕的白人中產階級離開城市，而貧窮的工人和少數民族涌入城市，城市的住房短缺仍比較嚴重。許多地方和州政府開始與非營利組織合作實施新的住房計劃。1959年，聯邦政府開始了第一個完全由非營利組織實施的為低收入老年人和殘疾人提供住房計劃。

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面對日益嚴重的財政負擔，政府為私人開發商和非營利組織提供優惠政策，鼓勵他們為低收入家庭開發廉價房。聯邦資助有兩種形式：一是提供低息貸款。私人開發商和非營利組織以低于1%的貸款利息獲得貸款，與市場利息差額部分由聯邦政府補貼，因而可以提供廉租房，使低收入群體以較低的租金獲得住房。二是通過稅收激勵，吸引社會資本參與建設。比較典型的是低收入住房稅收優惠證（LIHTC）計劃。該計劃針對供給端進行稅收抵免和補貼，且直接與住房項目掛鉤。運作的基本模式是：美國國內稅務署每年向各州政府分配稅務返還額度，向參與新建、改建低收入住房的開發商提供聯邦稅收優惠證。每個州要提供至少10%的份額給非營利性住房機構開發的住房。

獲得稅收優惠證的開發商必須有一定比例的項目單元分給低收入家庭：至少20%的單元提供給不高于當地中等收入水平50%的家庭，或者至少40%的單元提供給低于當地中等收入水平60%的家庭，且這部分住房的租金不得高于租戶家庭收入的30%。項目要保持廉價期15年。隨著這一稅收補貼項目越來越為市場所熟悉，特別是成為國家稅法的永久項目后，稅收補貼在投資市場上價格上升，因而能夠顯著提高工程開發的權益成本，減少對其他來源的資金需求，使得住房項目可以服務于低收入家庭。

（三）政府利用靈活的補貼提高居民住房消費能力，滿足多元住房需求

1974—1975年美國經濟危機期間，聯邦預算赤字達到戰后最高水平，通貨膨脹不斷上升，失業率達到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最高水平，住房領域的矛盾由供給不足向支付力不足轉變。政府從自有住房和租賃住房兩個方面，充實國民可支付住房的供給，促進公民在住房上的公平。

一是租房補貼，即政府對低收入群體給予一定的房租補貼，提高其租房支付能力。如美國自20世紀80年代起實施的租金證明計劃。在該計劃中，符合資格的租房者可以從地方住房管理機構獲得租金證明，到市場上去尋找符合美國住建部規定的質量等級和租金限額的住房。地方住房管理機構限定租房者可以選擇的區位，在總租金中，租戶只需支付不超過家庭收入25%的租金。后來，該計劃變更為租房券計劃，在總租金中，租房者支付不超過自身收入30%的租金，在政府規定租金范圍內的租金差額由政府發放的租房券來支付。[4]政府在市場機制的框架內，通過財政補貼的形式提高低收入階層的住房支付能力，提高了住戶的自由選擇度，滿足了不同的消費偏好。二是購房補貼，即政府以補貼、減稅和金融政策鼓勵購買自有住房。對利用抵押貸款購買、建造和大修自己房屋的家庭，在征收個人所得稅時減免抵押貸款的利息支出；對擁有自己住房的家庭，還可以減免所得稅和財產稅。

（四）以社區為平臺緩解住房引發的社會管理問題

1.通過《社區再投資法案》，減少對弱勢社區和有色人種的貸款歧視

美國的住房保障政策不僅體現在通過減稅刺激私人投資于低收入家庭住房，同時也體現在致力于降低限制低收入者和有色群體的住房選擇范圍和機會的借貸門檻。1977年的《社區再投資法案》增加了銀行給弱勢社區提供服務的動力。這一法案規定，若銀行不為低收入地區、低收入群體提供貸款投資服務，那么它將不被允許并購、開新的支行或參與其他受限業務。因此，該法案幫助低收入或有色群體的房屋所有者和社區增加獲得住房抵押貸款的渠道，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房地產市場和抵押貸款市場上對

美籍非洲裔和其他有色群體的歧視。

2.力推“希望六號計劃”和“自主選擇社區”項目，改善貧困集中的問題

美國公共住房經過多年發展解決了大量低收入者的住房問題，同時也出現了許多社會問題，如種族隔離、貧困集中、暴力犯罪嚴重等，一些公共住房陷入了嚴重衰敗的境地。美國國會1993年啟動了“希望六號計劃”，拆除破舊的公共住房，代之以設計新穎、低密度、高質量的社區住房，并提供較好的社區和支持性服務，吸引較高收入居民入住，達到促進經濟融合與貧困人口分散化的目標。奧巴馬政府在2010年啟動了“自主選擇社區”項目，取代“希望六號計劃”，振興極度貧困地區，并與學校相結合，改善兒童的成長環境。

3.通過包容性分區規劃和不同收入居民的融合增加社區的經濟多樣性

由于集中管理貧困人口的社會成本較高，美國采取了將低收入家庭分散納入富裕社區的政策。主要通過兩種方式：一是幫助公共住房住戶和特別低收入的家庭搬進中等收入社區；二是將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安排在同一社區。包容性分區規劃鼓勵并要求開發商將其建造的住房中的一部分指定給中低收入家庭。截至2004年，美國已經有約600個主要城郊社區實行了一定形式的包容性分區規劃。此計劃在幾乎不用任何公共支出的情況下，為中低收入家庭解決了住房并增加了社區的經濟多樣性。

三、美國社會管理和住房保障的經驗教訓對我國的啟示

美國在社會管理和住房保障實踐中積累的經驗和教訓，對正處于矛盾凸顯期的中國有重要的借鑒作用。

（一）加快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增加財政對社會發展的投入

評價一個政府是否為公共服務型政府，關鍵要看其財政結構。美國政府積極擴大公共財政中社會發展支出的比例，滿足不同利益群體的社會服務需求，力圖實現社會公平與公正的目標。如2010財年，美國聯邦財政中住房保障方面預算支出為395.35億美元，如果加上政府在金融稅收方面的支持，總支出可達到9363億美元。

從中國政府的公共支出結構看，經濟建設仍然占有主導性地位，成為制約公共服務供給的重要因素。在目前的行政體制、政治體制、財稅體制、干部選拔機制下，地方政府在GDP和財政收入方面展開競賽，以經濟增長代替社會發展等方面的問題比較突出。地方政府出于經濟總量的偏好，更多財政資金投向經濟建設領域，用于公共服務的預算支出嚴重不足。在住房保障問題上，中央政府在對提供保障性住房的財政支出責任上存在軟約束，實際支出規模很小，地方政府對保障房建設和供應的積極性也不高，造成政府對住房保障建設投入不足，沒有制度化的預算保證。

社會管理重在做好源頭管理，從源頭上預防和減少社會矛盾，千方百計增加居民收入，實現更高質量的就業，推進城鄉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設的力度，切實滿足人民群眾的民生需求。因此，政府要加快向公共服務政府轉型，以提高管理效率和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為基本目標來制定政策和配置公共資源。改革現有的公共財政結構，加大社會發展投入在政府財政預算中的比重。社會公共服務財政支出要向落后地區傾斜，向社區建設領域傾斜。需要構建財權與事權相順應、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財稅體制，對各級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務領域存在重疊交叉的事權，要明確劃分并形成共擔方案，提高服務效率和質量。同時，充分考慮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以及各地的財政能力，合理確定中央與地方的負擔比例，引導地方政府將公共資源配置到社會管理與基本公共服務領域。加大政府對于住房保障的投入和土地供應，從而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給，緩解中低收入群體住房難的困境。

（二）注重政府和社會力量的多元共治與協同合作

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無力獨自包攬全部社會管理和服務，政府需要通過與私人及非營利組織合作，建立起社會管理多元主體參與的機制。在美國，民間組織主要從事政府和市場無法顧及或不能完全做好的事業，提供多樣化的公共服務，社會公眾廣受其益，實現了“小政府、大社會”的管理格局。美國政府通過稅收優惠、補貼等措施，將社會力量整合進了住房公共目標之中，有利于提高民眾的住房消費水平。大部分非營利性住房機構都致力于無限期地保證低收入家庭有可負擔的住房。非營利性住房機構常常致力于為最貧窮、最需要的家庭服務，并且除了住房以外，還提供就業咨詢、小孩看管、教育等一系列支持性服務。

中國目前社會管理仍是“強政府—弱社會”的格局，社會組織弱小，社會自治力量難以激活，社會組織不足以彌補政府公共服務的不足。中共十八大報告強調，要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加快形成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政府要充分發揮社會組織提供服務、反映訴求、規范行為的作用，積極引導社會組織參與民生服務和社會管理。社會組織也需要培育、磨合，在發展中規范，以規范促發展。

目前我國政府在保障房的提供中包攬過多，社會力量的積極性沒有發揮出來。政府應轉變理念，創造條件引導社會力量參與。目前相關的體制機制還沒有理順，粗線條的制度設計很難吸引社會資本進入。主要的擔憂是利潤難以覆蓋風險、退出機制缺位、政策不確定。因此，政府應建立更合理的風險分擔機制，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減少社會力量在融資、建設、銷售過程中的不確定因素。

（三）鼓勵公眾參與社區管理，重視保障房社區管理在社會管理中的基礎作用

美國的經驗表明，社區公共事務具有復雜性、分散性和多樣性，針對社區中存在的問題，應當動員社區居民廣泛參與解決問題，讓居民從自身利益出發參與社區管理，并在此過程中實現社區的共同歸屬。人民自愿參與的社會管理才是真正有效的社會管理，人民自覺創造的社會穩定才是真正的社會穩定。

我國目前社會管理協同不夠，社區建設和社會組織建設不夠成熟。輕視社會協同，會導致政府習慣性統管一切。社會管理服務的重心在社區，我們要緊緊抓住社區這個支撐點，注重發揮社區在社會管理服務中的基礎平臺作用，推進社區管理主體多元化，培育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能力。注重發動群眾自我管理，把社區建設成為“管理有序、服務完善”的品質生活共同體。

保障房低收入家庭多、空巢老人多、殘疾人和病人多，社區管理難度更大、更特殊。保障房社區管理也是一場社會管理變革，必須把公共服務、基層社區和社會組織引入保障房小區。創造性地開展社區服務，促進不同職業、文化背景群體的和諧相處，是住房保障工作的最終目標。應暢通和規范群眾訴求表達、利益協調、權益保障機制，引導居民主動參與社區管理，建立由社區居委會、物業服務機構、居民代表參與的社區議事協商制度，使行政機制、市場機制、自治的社會機制在社區內有機整合，發揮社會組織的協調整合、排憂解難功能，通過購買公共服務等形式，探索建立“政府指導、小區自主、市場運作”的物業管理或準物業管理模式。

（四）社會管理體制機制應與城市化進程、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

美國內戰后，伴隨工業化的迅速發展，城市化進入鼎盛時期，城市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由1790年的5.1%躍增至1920年的51.2%。人口激增，城市房屋無法滿足需求，致使住房十分擁擠，住房短缺帶來大量社會問題。美國政府通過投資建設公共住房，為低收入群體提供住房保障，緩解社會矛盾。20世紀70年代，美國中心城市在經歷了六七十年代人口和產業外遷、“產業空洞化”的陣痛后，實現了功能的轉變，完成了工業經濟向服務性經濟的轉換和升級，走上了復興之路。部分白人中產階級居民向中心城市回流，使房租和房價加速上漲，超出了中低收入家庭的負擔能力。這一時期，美國政府向低收入者提供的金融和稅收支持顯著增加，以促進公民在住房上的公平。

面對城市化和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中國還沒有形成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管理體制機制。近年來，中國城市化進程加快，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達到51.27%，流動人口已達到2.2億。而在目前“戶籍人口—流動人口”的二元社會管理模式下，流動人口在勞動報酬、子女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未享受到平等的社會福利和國民待遇，未能真正融入城市社會。國家“十二五”規劃中已經明確提出，城鎮化是未來新的經濟增長點，城市“非正規”移民逐步轉為城鎮居民是推進城市化的重要任務。目前的社會管理模式強化了不同人群的社會區隔，與經濟結構所要求的流動人口產業工人化、市民化不相適應。特別是這一群體的住房問題十分突出，大部分城市的住房保障只向戶籍人口提供，住房難題導致這一群體的壓抑感、漂泊感、焦慮感成為普遍現象。因而，中國的社會管理要與城市化進程、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從制度上、社會福利上、利益結構上、觀念上消除對流動人口的排斥。在住房保障制度的頂層設計中，要充分考慮對流動人口的住房保障，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增強其安全感和幸福感，可以穩定勞動力供給以延緩人口紅利的消失、縮小城鄉差距、改善收入分配，對于我國城市化的可持續、社會公平正義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五）社會管理要統籌規劃，政策設計要有前瞻性

社會管理要增加政策的前瞻性、超前性，要統籌經濟發展、民生改善、社會穩定，針對民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針對影響社會和諧穩定最突出的問題，進行系統研究、整體規劃，避免引發社會矛盾和增加后續政策糾錯成本。在這方面，美國有深刻的教訓。在公共住房項目中，美國1937年的立法明確規定公共住房不得與私有市場上的住房競爭，項目建設有嚴格的資金限制。為了不超出建設預算，建設中追求成本最小化，建筑材料是次等的，施工也是粗糙的。公共住房建設的成本節約措施后來被證明是極其短視的。粗制濫造的建設常常使得后期的維護和修繕費用非常高。破敗的公共住房在一定程度上也導致了貧困的集中。另外，最初的立法還影響了公共住房的選址——使得公共住房多座落在低收入、通常有少數族裔居住的社區，也造成了貧困人口集聚和種族隔離，帶來大量社會問題，如20世紀60年代以黑人為代表的低收入階層不斷抗議住房條件引發騷亂。貧困集中引發復雜和持續的城市社會分裂問題，還因為窮人聚居地區消費和納稅能力低下而導致該地區商業與公共物品投入匱乏，從而形成城區敗落的惡性循環。糟糕的質量、管理和治安，以及用于更替磨損居住系統和進行必要維護的資金不足使得公共住房逐漸成為弱勢群體和窮人的避難所，貧困度越來越集中。1950年公共住房的居民平均收入約為國民平均收入的57%，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則不足20%。[5]

目前，中國一些地方政府急于完成中央下達的保障房建設數量指標，一味強調進度，尤其是在地方建設資金不足、積極性不高的情況下，進度沖動難免埋下質量隱患。一些地方因工期過短，保障房建設中施工、監理、建材等一系列企業招投標流程被弱化，致使建設質量監管流于形式。另外，因為沒有上級的相應考核，地方政府對如何利用保障房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導致在決策中對保障房的布局沒有規劃統籌，項目沒有經充分的科學評估和市場調研就匆匆上馬。在保障房周邊，包括交通、購物、教育、醫療等生活配套設施在內的居住條件并不完備。從長遠來看，不重視統籌規劃就會出現資源浪費、貧困集中等問題。因此，我們要從社會管理角度做好前期規劃設計，同時兼顧補充住房缺口和降低貧困集中這兩個目標，要注重觀念的轉變、要素的集成、資源的整合、方法的改進，努力破解各種體制性障礙、機制性束縛和保障方面的困擾，從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后續政策糾錯的成本。在選址和土地供應環節上著眼城市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避免形成大規模低收入人群過度集中的地區，促進不同社會階層的適度混合，通過公共權力調控城市空間資源的分配。學習美國，在商品房中配建保障房，降低建設、生活成本。

（六）引入市場力量時要做好制度設計，避免私人部門的道德風險損害公眾利益

政府利用市場主體的體制、資金、信息等方面的優勢來實現公共政策目標，而市場主體利用政府所提供的市場、政策優惠、資金等方面的優勢來追求盈利目標。但市場機制被引入公共服務的提供后，仍難以擺脫市場缺陷的內在制約，特別是存在市場缺陷與政府缺陷結合的危險。在這次美國的金融危機中，這一點表現得尤為明顯。政府在運用住房金融市場實現住房公共政策目標時，為提高效率而過度依賴市場的力量，反而影響到政府公共目標和公眾利益的實現。美國政府對市場力量監督不力，在利益的驅動下，經紀人向借款人惡意推銷貸款，評級機構刻意提高產品信用等級，加劇了交易信息不對稱的矛盾，影響了消費者利益。聯邦儲備銀行的兩個監管機構還阻止了地方政府試圖限制次級貸款創新過濫的行為。[6]金融危機發生后，美國新增數百萬失業者，同時政府出手救助金融機構，被批評為用納稅人的錢救助危機的制造者。美國民眾打出“控制華爾街”，“99%反對1%”,“大富翁，你的末日到了”等口號反對華爾街的示威運動由紐約走向全國，引發了許多社會矛盾。

在我國的社會管理中，一方面，政府要關注社會目標實現過程中可能借助的市場機會；另一方面，也要有效監督這一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風險。目前我國保障房面臨融資難題，如何利用金融創新，將僵化的政府直接主導型融資方式轉化為政府引導下的市場運作顯得尤為重要。因此，在推動金融創新的同時，要注重與之配套的風險管理機制建設，避免市場的逐利性影響到公共利益。

注釋：

[1] 丁元竹《美國社會管理體制的特點和對中國的啟示》，載于2005年12月9日《中國經濟時報》。

[2] 陳愛蓓《西方國家依法推進社會管理的理念、路徑及其借鑒》，載于《江海學刊》2011年第5期。

[3] 相關數據參見 R.Allen Hays，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Urban Housing，Albany，NY:Sunny Press，1995；

G.A.Byrne，K.Day & J.Stockard，“Taking Stock of Public Housing.Paper presented to the Public Housing Authority Directors Associations”,see http://www.tmdps.cn/doc/FY10presidentsrequest.pdf.2009c.[4] 宋博通《從公共住房到租金優惠券——美國低收入階層住房政策演化解析》，載于《城市規劃匯刊》2002年第4期。

[5] M.K.Nenno，Ending the Stalemate：Moving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to the Mainstream of

Americas Future，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6.[6] D.Immergluck，Foreclosed：Highrisk Lending，Deregulation，and the Undermining of Americas Mortgage Market，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9.

第五篇：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對中國的啟示

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對中國的啟示

自2006年以來，美國金融危機愈演愈烈，到今天，終于蔓延熊熊大火，開始肆意的燃燒。盡管美國政府甚至美國主要盟國都在盡力地想辦法撲滅它，盡管世界各國都期待它朝好的方向演變，但實際上，沒有人能夠預測到這場大火燃燒到何時？蔓延到什么程度？而如今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機已經嚴重影響到了全球經濟的健康發展，從華爾街到全世界，從金融界到實體經濟，各國政府都在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危機。

現在包括美國本國以及外界都有各方面的說法，有的認為這次金融危機產生的根源是監管不嚴導致金融衍生品的過渡發展，另外一塊是美國國家居民過渡消費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爆發；還有一些說法認為是，由于過去長期低利率的問題導致了社會最終爆發一系列的經濟問題。，從有些專家的研究來看，其實美國本次金融動蕩最終轉化成危機，它爆發的影子是由于價格泡沫所引起的。在明確嚴格說，價格泡沫主要體現在房地產市場，可能現在美國政府給外界一種觀點，是由于房地產金融衍生品泛濫，導致了美國經濟危機的出現，其實這是美國政府的一個誤導，因為試圖以一個抽象的，在廣大民眾中，或者投資人中，以抽象的概念想講實質問題轉移和擴大化。且不論到底哪種說法正確，金融危機確實影響了全球各個國家。

那么從這一次危機中我們能夠看到什么，我國經濟和中國的企業會受到什么影響？對我們而言，中國企業到底是機遇大還是挑戰大。聯系到中國的國情和長期經濟發展變化態勢，中國應該如何看待此次危機呢？或者我們可以得到那些啟示呢？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此次美國金融危機是否是自十九世紀末開始工業化、二次世界大戰后成為世界經濟霸主以來，長達一百余年的經濟繁榮期的“拐點”？進一步說，以美元主導的世界經濟中心開始新的轉移了，美國開始走一百五十年前英國的路了。這就是說，這次美國金融危機是美國經濟長期衰退的開始，是大轉型、大調整的開始，固然它不一定會出現1929-1933年那種信息不發達時代的慘烈危機，但它的出現卻相當于英國1840年前后的危機，意味著一個極盛帝國的命運開始轉折。性質和類型與以往的危機絕然不同。如果不看清這一點，所有的分析往往會一葉障目。還有一點值得提及的是，美國此次金融危機的萌芽應該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克林頓新經濟發展的極度繁榮之后，美國失去了未來經濟發展主導的方向，于是，一方面對外制造禍端，讓世界的痛苦而延緩和承載本國的危機，于是先后點燃了東南亞金融危機、二次發動伊拉克戰爭、發動南斯拉夫戰爭以及阿富汗戰爭，自然還有遏制“中國威脅”的全球戰略的實施等，這些頻繁的戰爭及給世界帶來的麻煩，本質上都是為了美國經濟延緩衰退；另一方面在國內則透過金融工具引導世界參與一起制造泡沫經濟，維持這種虛假的繁榮。

第二、美國金融危機對中國利大于弊，是中國的大機遇。“此消彼長”，中國三十年厚積薄發，正進入百年長期繁榮的初期或上升期。因此，在一定意義上，美國的危機正是中國的機遇。”美國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危害并沒有某些專家所說的那么嚴重，應以積極樂觀辯證的態度看它的發生和演變。中國應繼續走好自己的路，而沒有必要為別人的過錯和痛苦而憂心沖沖。

第三、美國金融危機是中國經濟和市場大轉型的強大推力。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給快速成長中的中國經濟當頭一棒，從此提出了“刺激消費，擴大內需”的政策理念，然而，由于傳統體制支撐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在中國各地具有頑強的根基，因此，十年過去了，不少地方“擴大內需”根本就是一句口號，還沒有放到具體政策落實上來，而是繼續在擴大出口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顯然，2008年的美國金融危機容不得某些“以出口為榮”的地方領導再片面追求“外向型”了，強大的壓力必將近推動各地政府從此開始真正重視擴大內需、刺激消費，甚至發動類似于日本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消費革命”和“流通革命”。盡管這已經是“遲到的革命”，但畢竟它的發生將會給中國社會帶來巨大的變革和進步，從此真正奠定中國最大經濟強國的市場基礎。同時，那些具有盲目外資崇拜傾向的地方政府領導也應該開始覺醒了，應全面重視開始審視如何挖掘國內的民營資本力量，并將它融入到本國的經濟成長中來。

第四、所謂“救市”往往是“打貧濟富”而不得人心，應盡量避免讓窮人為富人買單。在一個國家，富人的“話語權”和影響政治的力量比普通百姓尤其是弱勢群體強大得多。在美國金融危機中受傷的華爾街金融機構顯然對美國政治的影響力顯然空前強大，甚至某些財政部官員就是華爾街出身，因此，美國金融危機暴發后，政府“救市”被一再施用。盡管出現類似于“一百二十名專家反對信”甚至眾議院否決，但最終還是“扭不過”世界最大的“金融寡頭”結盟下的強大力量。市場的合理邏輯是，既然這些市場參與者在市場繁榮的高漲期賺取了大量錢財，并以錯誤的決策和方式導致今天的結局，就應該為這些錯誤買單，理應為此付出代價。救市：永遠是對錯誤的鼓勵。怎么賺錢是富人的事，虧損由全體納稅人承擔？我的看法是，危機就是對這些決策和行為的另一種“回報”，是一種合理調整的必然，“救市”往往是下下之策。

第五、在危機處理中，政府往往會過度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擴大自己的權力。從媒體報道中得知，在反對美國政府“救市”的觀念中，相當多是質疑政府的“救市”能力，即是否救得了？要知道，現在的危機形成政府自身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那么，政府能否扮演出“點火者”和“救火者”的雙重角色？顯然，在現代市場條件下，尤其是全球化市場背景下，所謂政府“救市”的作用是相當有限的。當然，政府不能臵于危機不顧，必須進行“危機處理”，但危機處理不等于“救市”。“救市”是以一種“救世主”的態度來行事的，而“危機處理”則是以危機當事人的身份盡量化解危機的負面效應。如果沒有約束，就常常做出超出自身權力和能力范圍的事。因此，在這種情形下，如何理性地看待政府作用，如何盡量以制度化的方式約束政府行為并約束政府放大自身的權力，是經濟民主化過程中必須考慮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

第六、美國金融危機是否說明中國的資本證券化道路走得過快？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基本上完成了“資產貨幣化”道路，然后在“貨幣資本化”道路卻由于“重外資，輕內資”尤其是輕視民營資本而進行得十分緩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是外資主導下的工業化進程，民營資本沒有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深化而得到有效成長，受到多重抑制。可以說，這也是目前中國經濟最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之一。

第七、中國金融實際部門和學術界有一批盲目迷信美國金融的“崇美派”。長期以來，由于中國的教育體制是把“英語”和“數學”兩門課程作為最核心的升學考試課題，因此，許多高學歷以及留學人員都是這兩門課相當好的人員。由于這些人員，尤其是中國數十萬英語老師，把大量的精力和時間用在學習英語和了解美國上，因此，他們無形中不自覺地“言稱必美國”，無形中充當了“親美派”的角色。

第八、大學的專業設臵盲目追趕世界一流，模仿美國大學，危害開始顯現。雖然我不反對金融創新，但對于這類金融工程技術在中國的實際可行性則一直是懷疑的，至少在相當長時期內，無須在大學里開設此類專業培養此類人才。然而，目前中國大學的專業設臵中，居然形成了一股“金融工程”的熱潮。但愿此次美國金融危機對這股熱潮潑點冷水，給它降降溫。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說明，中國大學專業設臵脫離社會實際以及盲目隨意，到了一個相當嚴重的程度。

在目前經濟局面下，可能在穩定或者盡可能減少出口影響基礎上，對內需關注是加強，從近期，包括剛開的黨代會，內需的啟動，或者內需的制造，制造內需點可能會成為下一階段我國大的經濟政策方向。中國正積極應對國際經濟環境復雜變化和自然界嚴峻挑戰，經濟保持較快增長，金融業穩健運行，經濟發展的基本態勢沒有改變；同時，全球金融危機使中國的經濟發展面臨的不確定不穩定因素明顯增多，中國經濟發展也面臨諸多困難和挑戰。面對這一全球性的挑戰，世界各國需加強政策協調、密切合作、共同應對。在此關鍵時刻，堅定信心比什么都重要。只有堅定信心、攜手努力，我們才能共同渡過難關。

參考資料：時事與政治相關論文——整理稿

2008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