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構建和完善我國政府綠色采購制度的探究

構建和完善我國政府綠色采購制度的探究

陳秋萍

（福建農林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旅游學院）行政管理專業 2010級）

摘要：隨著國際上可持續發展經濟和循環發展理念的不斷地發展，政府采購政策也日益重視環境保護和生態平衡，不斷朝著與環境更友好、更和諧的方向發展。政府綠色采購在當前環境問題日益嚴重、資源嚴重匱乏和政府采購規模不斷擴大的形勢下，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我國的政府綠色采購制度起步比較晚，在法律、監管、組織、技術等方面還存在諸多的缺陷，因此，我國應借鑒外國發達國家政府采購的成熟經驗，完善政府綠色采購法律制度體系和措施，促進社會循環經濟的發展。

關鍵字：政府綠色采購；綠色產品；可持續發展；保護環境；循環經濟

前言

“十二五”規劃綱要中指出，要樹立綠色、低碳發展理念，以節能減排為重點，加快構建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強化環境質量的改善，防范環境風險，切實維護群眾的環境利益。[1]政府綠色采購政策是一項始終貫徹“十二五”的精神，是一項利用市場機制對社會生產與消費行為進行引導的環境保護政策，該制度的推行有利于培養全社會特別是采購人與生產企業的環境保護意識，有利于促進產業產品結構調整，有利于實現社會經濟的更快更好發展。我國的政府綠色采購制度在較短的時間內獲得了可觀的進步，但是，目前的 政府綠色采購制度依然有很多障礙沒有跨越，針對于法規、監控等問題還有較大的的完善空間，亟待政府、社會、企業的進一步努力與完善。1政府綠色采購的內涵

政府采購，是指公共部門利用財政資金取得貨物、工程和服務的行為。在財政支出中，[2]所有的購買性支出都是政府采購。政府采購最根本的特點它具有公共的屬性。綠色購買，是指人們購買和使用環保產品、綠色產品的活動，是人類在面臨生存危機、針對傳統采購觀

[3]進行反思而提出來的，有別于以前采購模式的嶄新的采購觀。相比傳統的采購活動，人們

只關注采購物品的價格和質量問題，忽略了所購買物品的生產和使用中是否會破壞人類和環境的和諧發展。綠色采購強調的是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采購觀，它改變人們不重視環境、資源和人類發展的錯誤消費行為和理念，倡導可持續發展的消費觀。

政府綠色采購是政府采購和綠色采購兩者的統一。因此，所謂的“政府綠色采購”，就是

[4]指政府購買和使用符合國家綠色認證標準的產品和服務的活動。政府在環境保護中起率先

示范和引導作用，政府相對于企業和個人的購買，其采購規模比較大，在整個消費市場中占有相當大的份額，因此政府綠色采購是當今世界各國貫徹實施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措施之一，政府采購直接支持和刺激綠色產業的發展。市場消費需求能夠推動我國綠色產業的發展，而政府的示范也能引導消費者的消費觀念。政府大規模地購買綠色產品，便可以引導人們的消費觀念向綠色環保方向發展，并推動綠色消費意識的普及，綠色產業的發展就成為一種必然。建立政府綠色采購系統，還能將國際最新綠色產品信息和動向及時傳到國內相關企業，引導企業加速產品的升級換代。

2政府綠色采購制度的國際啟發

目前，全世界已有50 多個國家積極推行綠色采購，以聯合國、世界銀行等為代表的一些國際組織也組成了綠色采購聯合會，綠色采購已成為世界性趨勢。事實證明，政府綠色采購發揮了重要的表率和引領作用，聯合國統計署調查顯示，84% 的荷蘭人、89% 的美國人、[5]90% 的德國人在購物時會考慮選擇環境友好型產品。

2.1美國政府綠色采購制度的特點

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個走上政府綠色采購之路的國家，開創了政府綠色購買的先河。目前，美國政府主要以頒布聯邦法令與總統行政命令手段作為推動政府綠色采購的法律基礎。1993年，克林頓總統簽發推動聯邦政府綠色采購的第12873號行政令《聯邦采購、循環利用和廢

[6]物預防》。根據這一行政令，要求美國聯邦政府采購部門制定確切的綠色采購計劃，并建

立和監督聯邦環境執行機構。又如1998年，克林頓總統又簽定了13101號《通過廢棄物減量、資源回收及聯邦采購來綠化政府行動》文件，要求美國通過對廢棄物減排和資源的回收利用來綠化政府購買行動，同時要求聯邦政府應優先采購綠色的食品和服務。美國聯邦政府頒布的各種采購法明確指出，美國政府采購始終堅持以可持續發展，對人民健康和環境影響最小為出發點，任何產品和服務只要符合這一要求的都可以成為政府采購的對象，而不是以某種“品牌”來衡量的。再者，在美國制定的制度中，還對信息的公開透明度十分的重視。可以說，美國是將綠色管理制度貫穿于政府行政部門的日常決策和長期計劃中，為世界各國樹立了良好的榜樣。

2.2德國政府綠色采購制度的特點

德國是較早地將政府綠色采購作為實現環境保護目標之公共政策工具的發達國家。自1979年起，德國政府就致力于推行環保標志的制度，規定政府機構應當優先采購環保標志產品并遵循以下原則:禁止浪費，產品必須具有耐久性、可回收、可維修、容易棄置處理等條件。這些原則充分體現了政府切實貫徹綠色采購制度的理念，并且這些原則在德國1994年通過的《循環經濟法》中，得到充分體現。但凡實行綠色采購的國家都有堅強的法律后盾，德國同樣也是利用制定法律體系作為政府綠色采購制度的保障。

2.3日本政府綠色采購制度的特點

日本在綠色采購方面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的成績，被公認是在國際政府綠色采購事業上做出了卓越的貢獻。1994年，日本制定實施了綠色政府行動計劃，擬定了有關綠色采購原則，鼓勵所有中央政府管理機構采購綠色產品。第二年，日本政府采取了第一個“政府操作的綠色行動計劃”，鼓勵并要求所有有關政府部分都應該設定自己的目標，制定有效的計劃，積極推進綠色產品的購買。最關鍵的是，日本于1996年正式成立全國綠色采購網絡聯盟(GPN)，覆蓋了日本所有地方政府和幾乎所有的大城市，以及很多大規模的公司如豐田等知名企業。當前，世界正處于信息化、網絡化的時代，網絡與千家萬戶的生活、工作已經緊密聯系、密不可分了。通過網絡渠道進行綠色消費宣傳，在政府、企業和消費者之間宣傳綠色采購觀念、提供綠色采購信息以及為會員間信息交流起到很好的作用。因此，GNP對綠色采購思想傳播與落實具有推波助瀾的作用，有助于日本的廣大消費者、企業和政府在組織中促進綠色產品

和服務的采購。

同時，日本也同美國政府一樣采取以法律法規的方式促進綠色采購的順利進行。2000年，日本頒布的《綠色采購法》中，日本通過干預各級政府的采購行為，促使環境友好型和資源節約型產品在政府采購中占據優先地位，并對公眾的綠色消費起到良好的示范和導向作用。目前全日本有83％的公共和私人組織實施了綠色采購，取得了不錯的實施效果。3政府綠色采購的綜合效應分析

3.1政府綠色采購的經濟效應分析

政府綠色采購對經濟效應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政府購買是一種私人采購的商業行為，同時也是具有政府購買的非商業性的特點。因為政府不僅是公共資金的支配者，同時政府也是享有單方面的否定不符合商業行為的權利。因此，政府招標文件中已明確規定某些產品必須達到最低環保和節能標準，而對某些產品的標準規定則只體現了政府鼓勵的傾向性意圖。政府根據環保產業政策和經濟技術政策，認為需要給予一定扶持的新興產業或項目，在政府采購招標方案中會傾向多考慮它們的產品，這樣既可注入財力，又可在社會上產生示范效應，鼓勵、刺激環保企業發展，而且通過制定適應政府需求的彈性采購計劃，可以調節部分商品的供給和需求，合理調整產業結構。

[7]可見，政府綠色采購具有明顯的政策導向性和宏觀調控的作用，其采購行為既會影響消費者乃至全社會的消費取向，也會影響商品生產企業和銷售行業的發展取向。政府只要將環境準則納入其采購模式，增加綠色產品的購買力度，必然會對市場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產品的供給產生重大影響，這也正是許多國家將政府綠色采購作為調控宏觀經濟發展重要手段的原因。

另一方面，現階段各國政府采購規模不斷增長，對社會經濟領域產生的影響日益加深。據統計，歐盟各國政府每年采購額約1萬億歐元，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14%左右；日本中央政府每年采購額已達到14萬億日元，中國自實施《政府采購法》以來，平均每年以近500

[8]億的采購規模遞增。政府采購制度作為國家管理直接支出的基本手段和公共財政體系的重

要內容，其采購產品的數量、品種、頻率等指標，政府綠色采購的內涵非常豐富，范圍幾乎覆蓋了政府辦公的所有領域，可以有效地反映出公共財政政策的變化趨勢，影響整個社會經濟生活領域，從而在宏觀上達到調節國民經濟的目的。政府的綠色采購對企業生產綠色產品的生產技術以及市場需求會產生巨大的影響。比如傳統的產品并沒有重視綠色環保的概念，可能就會遭到外國出口的綠色壁壘，從而失去了廣闊的國外市場。再者，實行綠色購買，企業在生產產品成本中，不僅要考慮到采購的成本，還要考慮到產品的使用成本和處理成本；政府采購考慮的成本不僅考慮經濟成本，還應該包括社會的成本。因此，綠色產品對資源的充分利用，可減少資源的需求與浪費，從而抑制物價的飛速上漲。

3.2政府綠色采購的生態效應分析

生態環境是公共的物品，是我們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環境的污染是“人類的悲劇”。與傳統產品相比，綠色產品具有向外界排放較少的有害物質，減少環境的污染；綠色產品的可循環使用，減少了對資源的浪費和環境的污染。綠色產品的生態保護性和節能性，減少了產品生產過程中、消費過程中的污染。

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已成為當今世界發展的重要要求，世界各國也都非常重視環境問題，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規，以期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其中最主要的是政府采購領域。政府采購中的一項重要的政策性目標就是要落實綠色采購，政府可以利用采購的規模優勢和采購結構的調整，充分發揮綠色消費的導向作用，落實政府保護環境的政策意圖，積極引導和改變大量消耗資源、能源、污染環境的傳統發展模式，推行以生態環境為中心的綠色增長模式，維護生態平衡。首先，政府綠色采購可以積極影響供應商，供應商為了贏得政

府這個市場上最大的客戶，肯定會采取積極措施增強其產品的綠色度，提高企業的綠色管理和技術創新水平，盡可能地節約資源能源和減少污染物排放，提高產品質量和降低對環境和人體的負面影響。其次，政府綠色采購因其量大面廣，可以培養扶植一大批綠色產品和綠色產業，有效地促進綠色產業和清潔技術的發展，進而形成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生產體系。再次，政府綠色采購對普通消費者有著強烈的示范作用，可以引導人們改變不合理的消費行為和習慣，倡導合理的消費模式和適度的消費規模，減少因不合理消費對環境造成的壓力，進而有效地促進綠色消費市場的形成。

4我國政府綠色采購制度存在的問題

4.1缺乏明確的政府綠色采購法規

我國對于政府綠色采購并沒有自己嚴格的定義，政府綠色采購是一個新穎的研究課題，我國對政府綠色采購和綠色食品的定義均是引自國外，因此，在頒布有關綠色采購法律法規中就很難確定政府綠色采購產品的范圍和種類，缺乏明確的政府綠色采購制度法律法規。根據國外成功的實踐經驗來看，成功的政府綠色采購都是有堅實而明確的法律體系做后盾的。但是我國政府頒布的采購法律規范中缺乏對綠色采購的明確的定義和解釋，比如我國最具有權威性的采購法中的《政府采購法》也只是對綠色采購做了籠統的規定，并沒有對政府綠色采購的實施條例和細則做詳細的規定和說明，對如何體現保護環境的目標，以及如何權衡環保產品在某次采購中的權重等細節性的問題未做規定，使政府綠色采購工作在實際的執行過程中缺少明確具體的制度約束和政策導向。[9]我國政府應該意識到：政府公共采購是不同于私人采購，政府公共采購首先應解決的問題就是要有法可依，具有完善的法律依據，明確立法是社會各方面落實實踐的首要保障，是確保采購綠色高效的關鍵。4.2綠色產品采購成本相對高昂

綠色產品的研究開發成本高昂是導致了其購置成本較高的主要因素，另外，使用綠色新產品往往需要改變工作方式，提高了運作成本，加上其與正在使用中的其他產品可能存在不兼容性而帶來的后期成本。這些無疑需要生產綠色產品方投入更多的成本，也就使得綠色產品的采購成本增加鏈。總的看來，要貫徹綠色采購需要更多的資金支持。而目前在編制采購預算、制定采購法規與政策、對政府采購事務進行協議與管理、進行采購統計分析與評估時，還不能充分考慮綠色產品在其開發過程控制了環保、安全等方面的成本，因而在招標管理辦法與程序中沒有給予必要的價格傾斜，政府自然也就無法做到完全采購節能環保的新產品了。

政府綠色采購的產品相比于傳統產品價格高昂，不僅僅只是因為受其自身成本高昂的制約，其對產品的生產和消費的上下游環節的“綠色要求”也增加了政府采購產品的成本。因此，長期以來我國政府綠色采購面臨種類產品少、選擇性小、價格偏高、政府積極性差的多重矛盾，呈現出一種尷尬的發展局面。[10]

4.3政府綠色采購的評估體系不健全

政府綠色采購的實施依賴于采購人員對綠色信息的把握，在當前的經濟發展為核心的現實下，在還沒有開發出相對較為節能環保的新能源的前提下，如何更客觀地對那些雖然知道其含有負面效應但尚未禁用的物質應如何處理。因此，政府應探索并建立起對政府綠色采購的績效考評制度，通過制訂強化購買政策來推動綠色采購發展，進一步明確各自的法律責任和評價政府綠色采購制度的進展和效果。制定綠色采購標準，進行綠色采購績效評估體系是實施政府綠色采購的核心環節。同時，將政府綠色采購與績效考評制度掛鉤，建立配套的監督機制對其加強管理。如果政府僅僅支持綠色采購，卻未充分提供產品的環境信息以及該產品環境影響的權威評估方法，尤其缺乏一套完善的，與時俱進的可供采購參考篩選的清單，這是遠遠不夠的。

5完善我國政府綠色采購制度的建議

5.1健全法律法規，為政府綠色采購提供法律保障

美國《聯邦政府采購法》對政府綠色采購做出了詳細規定；加拿大《環境責任采購法案》則要求政府使用環境標志產品；日本和韓國也分別制定了《綠色采購法》和《鼓勵采購環境

[11]友好產品法》；德國、奧地利等國家也都在有關法律中對政府綠色采購作了明確規定。由

此可見，國際上推行政府綠色采購的通行做法多是用立法強制推行或鼓勵政府綠色采購，從而為政府綠色采購提供強有力的法律支持和制度上的保障。目前，我國部分采購法律法規對政府綠色采購的規定只是原則性的，另外，這些規定也僅僅反映了政府采購的環境政策目標，沒有具體的實質內容，作為支持政府綠色采購制度的法律依據遠遠不夠。應將原則性的推動環保的規定進一步具體化，并且適當發布有關政府綠色采購的行政法規，對綠色采購的主體、責任、采購方式的選擇、采購標準和采購清單的制定和發布，綠色采購過程中監督制約機制的建立和實施、綠色采購結果的考核等進行明確規定。因此，現階段可考慮在已有的政府采購大框架下，立足我國的基本國情和積極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制定適合我國國情的政府綠色采購實施條例或辦法，進一步明確綠色采購的環境政策目標，完善和細化目前的政府采購法。

5.2制定綠色采購標準，進行政府采購績效評估

制定綠色采購標準和實施綠色產品的采購績效評估是完善政府綠色采購的核心。制定全面的、系統的政府綠色采購環保標準，關鍵是要制定并發布全面、及時的“綠色采購清單”，綠色采購清單制度是國際上實施政府綠色采購的通行制度，使綠色采購有了標準和依據。環境標志產品是各國制定綠色采購產品標準和指南的重要基礎，可以根據目前的環境標志產品認證等制度，選擇政府采購所涉及的優先領域，分行業、產品，制定綠色采購標準和清單。同時，政府綠色采購必須有完善的配套制度和監督機制，才能實現政府采購和環境保護的雙重目標。在政府綠色采購制度體系中，除了強有力的法律保障、采購信息的獲取和公開制度外，合適的政策框架、產品和服務的環境成本評估、環保產品的界定等也非常重要。將政府綠色采購與績效考評制度掛鉤，建立配套的監督機制對其加強管理。因此，完善我國政府綠色采購配套制度的重點應該放在探索建立對政府綠色采購的績效考評制度，通過制訂強化購買政策來推動綠色采購發展，進一步明確各自的法律責任和評價政府綠色采購制度的進展和效果。

5.3綜合運用經濟手段，扶植綠色采購的發展

由于政府采購本質上是一種特殊的經濟行為，因此僅僅依靠法律制度的強制推行是不夠

[12]的，還應綜合應用多種經濟手段。因此，我們要從我國的國情出發，加大對綠色產業的投

入，做好綠色產業的規劃，不斷培養高素質高水準的專業性人才，順應時代的要求，開發新能源，不斷開拓我國綠色產品市場。另外，政府應在著重發展綠色采購的同時加大宣傳綠色消費力度，培養公眾綠色消費觀念，積極引導廠商和消費者，為構建政府綠色采購制度通力合作，逐漸營造良好的綠色消費氛圍。同時，由于綠色產品具有一定的公共品性質，政府可以綜合運用如價格補貼、財政補貼、稅收政策等經濟手段，引導、鼓勵企業從事綠色生產，激勵公眾消費綠色產品，從而形成一個有利于綠色生產和消費的良好氛圍政府應適當地運用經濟手段來促進綠色采購發展，比如為綠色產品支付額外的費用來扶持采購，或者對生產綠色產品的企業實施價格補貼，鼓勵生產商積極改造、開發生產設備和工藝，從而引導更多的企業投入到從事清潔生產，提供更多的節能與環保產品中來，最終形成良性生態循環鏈。結語

政府綠色采購是國際上可持續發展經濟和循環發展理念的不斷地發展的體現，它日益重視環境保護和生態平衡，不斷朝著與環境更友好、更和諧的方向發展。政府綠色采購在當前環境問題日益嚴重、資源嚴重匱乏和政府采購規模不斷擴大的形勢下，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

實意義。我國的政府綠色采購制度起步比較晚，在法律、監管、組織、技術等方面還存在諸多的缺陷，因此，我國應借鑒外國發達國家政府采購的成熟經驗，完善政府綠色采購法律制度體系和措施，促進社會循環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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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如何構建和完善我國的社區矯正制度

如何構建和完善我國的社區矯正制度

社區矯正是與監禁矯正相對的一種行刑方式，是指將符合條件的罪犯置于社區內，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對社區范圍內的假釋、監外執行、管制、剝奪政治權利、緩刑等罪犯在判決裁定或決定確定的期限內,矯正其犯罪心理和行為惡習并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 社區矯正不僅是世界各國刑罰制度發展的趨勢，也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舉措。但也必須看到，當前我國社區矯正在試點過程中，由于城鎮、農村社區建設的不成熟，當前法律框架的束縛，以及社區矯正管理機制的滯后，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成熟的社區矯正經驗，在本土化時遇到了水土不服的問題。因此，必須從現實的角度，著眼于當前法律性、機制性等問題，既要以 “拿來主義”吸收國外先進的行刑理念和經驗，又要以改革和創新精神勇于突破、構建和完善適應我國國情的社區矯正制度。

一 構建社區矯正制度的必要性。

一、社區矯正順應了世界行刑理念的變更交替和發展趨勢。

20世紀5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的刑罰適用逐步進入以非監禁刑為主的階段，“報應主義”刑罰觀念逐漸被“目的主義”刑罰執行觀所代替，社區矯正模式開始成為刑罰適用的主導。許多國家對于被判處刑罰的犯罪分子主要不是采用關押在監獄里，而是放在社區中對他們進行教育改造。這種不使罪犯與社會隔離并利用社區資源教育改造罪犯的社區矯正方法，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懲罰和改造罪犯的重要方式。據司法部預防犯罪研究所統計數字，2000年就緩刑和假釋兩項，加拿大適用社區矯正比例最高，達到79.76%，澳大利亞為77.48%，美國為70.25%，韓國為45.9%，俄羅斯為44.48%，在我國則不到15%。近幾年，隨著寬嚴相濟形勢政策的逐步深入人心，罪犯緩刑假釋率一度提高，但還是遠不足30%。

二、社區矯正能有效降低行刑成本，更好地配置行刑資源。

我國歷來推崇重刑主義，在實踐中大量應用的監禁刑，使國家行刑成本居高不下。2003 年財政部與司法部聯合下達了監獄經費支出標準，按照這個標準全國監獄系統實際需要高達 210 億元經費才能正常運轉； 到了2008年，根據《河南省監獄體制改革方案》和配套文件的規定，僅河南一個省監獄經費財政撥款總額就達到13.58億元。高比例的監禁刑，勢必帶來高額的行刑成本、超押的監獄規模、過重的政府負擔。現代刑罰理論認為：犯罪本身是對社會的一種破壞，社會要存在和發展，就必須投入人力、物力來彌補，刑罰是國家和社會迫不得已的選擇，要盡量使這種投入最小化、而使產出最大化。西方國家在這方面就摸索出了社區矯正這一控制刑罰成本、提高刑罰效益的有效措施。眾多西方國家適用社區矯正的實踐表明，廣泛適用社區矯正并不會導致犯罪的大量增長。根據中英量刑制度比較研究課題組代表團的赴英考察，在社區服刑的每個犯人的經費支出，只相當于在監獄內服刑的犯人經費支出的十分之一，而二者刑滿釋放后的重新犯罪率相當。因此，社區矯正一方面能夠極大地降低行刑成本，緩解監獄改造的壓力，可以使監獄機關能夠集中更多財力、人力、物力矯正那些惡習較深且社會危害性大的罪犯；另一方面也可以合理配置行刑資源，充分地利用社會力量和社會資源，提高對罪犯的教育改造質量。

三、社區矯正是貫徹首要標準，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

長期的監禁，使罪犯對日新月異的社會缺乏了解和認知，使其喪失學習新生活技能的機會，不能跟上社會的發展。根據行刑社會化理論，一些刑釋解教人員因長期處于監獄單調、機械的生活環境中，以至出獄后仍按照監獄的生活方式接人待物，不能適應正常的社會生活，這就是所謂“生活節律監獄化”。“生活節律監獄化”的危害很大，它不僅使罪犯出獄后不能加強“有規則的游戲”，不能正常參與競爭，不能盡快適應社會，而且容易導致罪犯重新犯罪。監禁時間越長，釋放后適應社會生活的困難就越大，適應社會的能力就越弱。如果罪犯在刑滿釋放后不能很好的適應社會，他們就有可能重新犯罪。據調查，罪犯回歸社會的第一年是重新犯罪的危險期、高峰期，這期間重新犯罪的比率約占三年重新犯罪的50％，這是由于剛釋放的罪犯不能很好的適應社會的緣故。而社區矯正沒有將罪犯與社會隔離開來，它不僅不阻礙犯罪人回歸社會，反而有利于犯罪人與社會的再融合，更好地、更快地適應新生活。因此，大力發展社區矯正刑，對于降低刑釋人員的重新犯罪率，構建更加和諧穩定的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二 當前我國社區矯正制度的發展面臨的問題。

一、立法的相對滯后給社區矯正制度的發展形成阻力。

目前，我們在基本法中仍然沒有對社區矯正做出相關規定。關于社區矯正的正式發文，2003年7月，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下發了《關于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兩高兩部）在北京、天津、上海和江蘇、浙江、山東6省市啟動了社區矯正試點工作；2005年1月，兩高兩部又聯合下發了《關于擴大社區矯正試點范圍的通知》，將試點擴大到河北、內蒙古、重慶等12個省(區、市)。2009年9月2日，兩高兩部聯合下發了《關于在全國試行社區矯正工作的意見》，意見明確從2009年起在全國試行社區矯正工作，也標志著社區矯正工作在全國全面運行。由兩高兩部發布規范性文件對社區矯正的規定，雖然使試點工作過渡到正式開展，但這種規范性文件，僅僅是個權宜之計，作為一個法治國家應當將社區矯正嚴格地限制在法律范圍之內。2011年5月1日即將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明確提出了社區矯正概念，更是從反面督促立法者，必須加快制定出一部統一的《社區矯正法》，對社區矯正的適用范圍、社區矯正機構和工作者、社區矯正的措施及管理辦法、社區矯正執行程序、社區矯正的監督、未成年人的社區矯正等一系列問題進行全面規定。

二、社區矯正主體不明確，且沒有專業的矯正隊伍，嚴重制約社區矯正制度的發展。

由于專門的社區矯正法沒有出臺，實踐中對于社區矯正的機構一直模棱兩可。根據《刑法》規定：被判處管制、緩刑、假釋、監外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的犯罪分子由公安機關來執行。這一規定存在很大弊端：一是名不正，言不順。公安機關屬于刑事偵查機關，它的主要職能是維護社會治安、偵查和打擊犯罪，刑罰執行權理應由專門的機關來執行。二是從實踐情況看來，公安機關本身任務繁重，警力不足，所以不可能投入太多的精力對被社區矯正人員進行監督和教育，而被判處社區矯正的犯罪分子，雖然其人身危險性小，在社會中執行刑罰，但對他們還是應該監督、改造，并非放任自流、不管不問，如果教育改造措施跟不上，刑事懲罰的力度不夠，犯罪分子就不能得到應有的教育、改造，也就不能實現刑罰的目的。2 三是雙重主體。根據《關于在全國試行社區矯正工作的意見》明確了工作主體是司法行政機關，而《刑法》中對于社區矯正的執法主體是公安機關。雙重的主體既不利于維護法律權威與尊嚴又容易造成執法的推諉和托辭，嚴重影響刑罰的權威性和嚴肅性。四是社區矯正工作，具有很強的專業性，僅僅依靠“拆東墻，補西墻”的人員配置是遠遠不夠的，（雖然多數試點地區也從監獄、公安系統抽調了一批有經驗的干警來幫助司法所工作人員，但這畢竟是權宜之計)。矯正教育需要一大批復合型的專業人才，包括具備心理學、法學、社會學、教育學等專業知識，必須建立起一直獨立的高素質的社區矯正隊伍。

三、社區矯正刑適用率低，是推進社區矯正發展的重大缺陷。

《刑法修正案

（八）》雖然明確提出了對于管制、緩刑、假釋必須進行社區矯正。但是由于傳統的重刑主義思想根深蒂固，無論是民眾還是基層審判人員都不由自主地認為“治世用重刑”，這樣才能威懾犯罪分子、降低犯罪率。于是在司法實踐中，管制、緩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等非監禁刑適用條件太窄、太嚴，適用率較低，社區矯正的對象普遍減少，更談不上如何發展和創新這項制度了。

三 構建和完善社區矯正制度的主要做法

一、更新行刑理念，是構建和完善社區矯正制度的價值基礎。

現代刑罰理論認為：刑罰除了體現對犯罪人的懲罰、實現司法威嚇、滿足民眾報應心態之外，更重要的功能是實現特殊預防的目的，也就是說在給予一定的法律懲處之后，還要采取各種矯正措施把違法犯罪的人員教育挽救過來，而不單單僅是報應、懲罰、威懾。社區矯正是基于對監禁刑的反思之下提出來的先進行刑方式，基于刑罰個別化、經濟化、行刑社會化、恢復性司法理念等，使構建和完善社區矯正制度有了先進的價值基礎。

（一）行刑個別化。

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要求對于罪行較重的犯罪分子采取比較嚴厲的刑罰進行制裁，而對于罪行較輕的犯罪分子則可以適用比較輕緩的刑罰予以矯正。個別化原則要求根據犯罪分子罪行的輕重，社會危害性大小，人身危險性的大小給予不同嚴厲程度的刑罰方法。

（二）行刑社會化。

人類刑罰的發展史大致沿著死刑——監禁刑——非監禁刑的軌跡發展。對于那些罪行較輕的犯罪分子，將他們置于社會之中，使他們融入社會生活能較快地促使他們改造。行刑社會化的目的是要避免給犯人打上監獄化的烙印，盡量使行刑的過程、方式、環境與社會的生活過程、方式、環境相一致，以便罪犯回歸社會后，能夠很快適應正常的社會生活。

（三）刑罰經濟性。

刑罰是一種有限的社會資源，在行刑過程中，監禁刑的運作成本極高，力求以最小的投入獲得預防和控制犯罪的最大的社會效益。把罪犯放在社區矯正，既可以利用社會資源和社會力量，促使罪犯重新融入社會，又可以緩解監獄壓力，符合經濟學上的成本效益原則。

（四）恢復性司法理念。

恢復性司法認為：犯罪就其本質而言，首先侵害的是被害人權利，其次侵害了社區的權利，最后才侵害了國家的法律秩序。因此，犯罪人的責任，不是被動的接受刑罰懲罰，而是積極地挽回因犯罪造成的不良后果，消除犯罪行為對被害人和社區的損害。同時，由于犯罪是社區關系不良的一種體現，社區成員應當對犯罪集體負責，每一個犯罪人身邊的人，都應該對犯罪人悔過自新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和支持。

二、完善社區矯正制度的法律依據，修改《刑法》、《刑事訴訟法》的相關法條，形成配套的刑事司法體系。

1、制定《社區矯正法》。2011年2月25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明確規定了對判處管制、緩刑以及假釋的罪犯依法實行社區矯正，為進一步完善我國社區矯正制度奠定了基礎。根據《立法法》的有關規定：刑罰及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規定。按照我國目前試點工作的情況，社區矯正是作為刑罰執行方式而存在的，因此社區矯正的有關工作應當由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規定，制定一部統一的《社區矯正法》。

2、擴大管制適用范圍。

管制刑是我國獨創的一個非監禁刑刑種，它是將罪行較輕且人身危險性不大的犯罪人放在社會上由專門機關在有關社會組織的協助下對犯罪人進行必要的管束控制的一種刑罰。對于那些罪行較輕、主觀惡性較小、社會危害性不大的過失犯、偶犯、未成年犯等盡可能地采用管制刑。在實踐中，被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輕刑犯占了相當大的比例，建議在刑法分則中所規定的法定刑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刑條款中，全部增加管制刑。

3、擴大緩刑的適用范圍。

法律對于適用緩刑的條件規定太籠統，導致司法實踐中適用緩刑的混亂，建議在立法中列舉出適用緩刑的具體情形，比如：未完全喪失辨認、控制能力的精神病犯；過失犯；脅從犯；沒有造成損害的中止犯；防衛過當和避險過當者等等．這些情形中，有的屬于主觀惡性不大，有的屬于生理方面的缺陷導致認知能力的欠缺，對他們適用緩刑，有利于其認罪悔罪，體現了人道主義精神；對于未成年犯，應施以特別的適用緩刑條件，應當比照成年人把標準適當放寬，只要沒有法定禁止適用緩刑的情節，就應該盡可能地適用緩刑。

4、靈活適用假釋。

依據刑法修正案八之規定：“被判處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執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實際執行十三年以上，如果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沒有再犯罪的危險的，可以假釋。《刑法》規定：“對累犯以及因故意殺人、強奸、搶劫、綁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或者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釋。筆者認為對累犯假釋適用上的限制，并進行從嚴管理，重點矯治，會有利于犯罪的預防，但對于重刑犯適用假釋的限制規定卻過于寬泛有悖于刑罰個別性原則。例如：同是因暴力犯罪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罪犯，由于地理環境、生活經歷、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人格特征等方面的不同，在犯罪的主觀惡性、犯罪的傾向方面仍存在顯著性差異。此外，在現實生活中，有些罪犯屬于初犯、偶犯和 4 激情犯他們中大多數人主觀惡性并不深，并且確有悔改表現，如果剝奪這些人的假釋權顯然有失公正，并且與刑罰的目的相違背，建議有區別性地放寬假釋的適用條件，給予重刑犯假釋適用權。

三、培育建立規范的社區組織。

社區矯正工作立足于社區，社區組織的廣泛參與是社區矯正成功推行決定性的因素。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社區組織從不發達到發達，組織制度從不規范到規范，組織結構從不完善到完善一般都要經歷長達上百年甚至數百年的時間。因而，社區組織的發育和社區組織結構的完善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我國社區建設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開始被重視，各種類型的社團中介組織不斷涌現并在城市并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特殊意義上說也就是發揮社區接近民眾的天然優勢，充分發揮其防控犯罪的能力。社區組織之間的關系應當是“以共同利益為紐帶的自愿式互動和以共同目標為基礎的認同式互動為互動的主要形式，而在行政壓力驅動下的強迫性互動正在被逐漸拋棄”。這些組織以不同身份代表本社區參與社區之間的互動和交流，發動居民關心社區事務，調動社區居民的積極性，社區組織的工作可以為社區居民提供民主參與的窗口，能夠提高社區共同體意識，實現社區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

四、組建高素質的社區矯正隊伍。

社區矯正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工作，在國外要求社區矯正工作者必須受過專業知識訓練，具備法學、社會學、心理學、教育學、管理學等專業知識，要有一定的社會經驗和工作經歷，有責任心。雖然社區矯正主要是在社區中進行，在執行方式、方法上與監禁刑存在著許多的不同之處，但它們本質上都是國家刑罰的執行。在我國社區矯正的對象是管制、緩刑、假釋、監外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等五類罪犯，涉及到的不僅有刑種不同，還有執行場所的變更。由于他們適用的法定條件不相同、撤銷的程序和條件不相同，執行的方法和監管的措施也不相同。因此社區矯正工作者要能清楚地了解法律的規定和程序，并能根據不同對象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措施。因而從這一點上來說社區矯正工作者的工作比起監獄警察來說，對象類別更多，工作內容更復雜。社區矯正工作者還要掌握與社區矯正工作性質相符合的科學的矯正方法。與監禁矯正中行刑個別化發展趨勢相同的是，由于罪犯犯罪的原因不同、犯罪心理、家庭背景不同等等的不相同，社區矯正工作者在工作中要針對不同對象采取各不相同并且是有針對性的矯正方法和監管措施。

此外，由于社區矯正在社區中執行，與監禁矯正有所區別。監禁矯正在一個完全封閉的狀態下，其矯正效果往往要等到罪犯出監后才能顯現出來。而社區矯正是在一個開放式的矯正過程中，矯正的效果可以說是社區的居民所有目共睹。社區居民對社區矯正工作認識的偏差以及不支持，也會對社區矯正工作者的工作產生許多無形的壓力，而且矯正效果的好壞、能否有效地控制罪犯也可能會直接影響到社區矯正工作者的人身安全與社區居民的安全。由于矯正對象還存在著暴力犯罪的可能性，作為一種開放式的“監獄”，社區矯正工作者有可能或甚至比監獄警察所承擔的風險還要大。因而社區矯正工作者的工作方法必須符合社區矯正是刑罰在社區中執行的這一特殊性質，符合在社區中執行對罪犯進行矯正的特殊規律和要求。

第三篇：完善政府采購制度

完善政府采購制度

進一步健全和完善政府采購，規范政府采購工作。健全政府采購監督約束機制，提高采購透明度。實現政府采購“公開、公平、公正”原則，逐步完善政府采購制度。

政府采購監督不僅是對“錢”的監督，還包括對“事”和“人”的監督，健全政府采購監督約束機制，必須充分發揮財政、監察和審計等部門的職能作用，將監督的關口前移，進一步強化“防”和“堵”，確保有效的監督體現于采購活動全過程。日常工作中，我單位的政府采購管理

一是在政府采購信息化建設方面，使用了政府采購管理系統，實現網上申報，網上審批。對機關、事業單位使用財政性資金采購《政府采購品目表》內的貨物、工程和服務都納入政府采購預算并按法定方式和程序進行。利用政府采購網，充分體現政府采購的透明度，以及政府采購的公開、公平、公正原則；二是建立定期報告制度，及時向單位領導、財務負責人及相關部門通報政府采購工作情況；

三是建立專管員、監督員制度，設立政府采購專管員、監督員。專管員專門負責政府采購的申報、審批和執行采購。監督員充分發揮監督作用，加強對政府采購活動組織和操作行為的監督；

通過建立起主體多元、方式多樣的政府采購監督體系，提高政府采購監督的整體效能，確保政府采購活動依法規范運作。

第四篇：淺析我國政府采購制度

淺析我國政府采購制度

一、前言

近年來，政府采購范圍方面基本采取“由點到面，分步實施”的模式；政府采購的組織機構相繼建立，但各地區做法不一；地方政府采購制度建設逐步加強，規范性的法律規章及措施相繼頒布實施；政府采購的原則框架已基本形成；政府采購的范圍不斷擴大；政府采購方式多樣化，公開招標采購日益成為主要的采購途徑；政府采購的作用效果從單純功利性節支向多功能調控轉變；政府采購的組織形式發生了較大變化；政府采購的資金來源和支付方式各具特色；政府采購信息管理系統初步建造；政府采購工作取得了顯著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2001年全國政府采購預算731.6億元，實際采購金額653.2億元，比預算節約資金78.5億元，資金節約率為10.7%。

2002年全國政府采購預算1135.4億元，實際執行采購金額1009.6億元，節約資金125.8億元。其中，地方采購金額788億元，比上年增長58%；中央單位采購金額221.6億元，比上年增長43.4%。

2003年全國采購預算為1856億元，實際采購1659.4億元，節約預算資金196.6億元，資金節約率為10.6%，采購規模比上年同期增長64.4%，分別占當年財政支出和GDP的6.7%和1.4%，比上年同期分別增長2個百分點和0.4個百分點。中央單位和地方分別為262.8億元和1396.6億元，分別占全國采購規模的15.8%和84.2%。

2004年全國政府采購規模達到2135.7億元，占當年財政支出的8%，比上年同比增長

1.3個百分點；占當年GDP的2%，比上年同比增長0.6個百分點。地方采購規模為1842.3億元，比上年增長32%，6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24%。

2005年全國實際采購規模達到2927.6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37.1%，節約資金380.2億元，資金節約率12.99%。2005年政府采購規模占全國GDP的比重為1.6%，與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實施政府采購改革7年來，全國政府采購規模年平均增長77.9%。

2005年工程類、服務類政府采購增長迅速。全國工程類采購1323.2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39.5%，占采購規模的45.2%；服務類采購195.8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41.4%，占采

購總規模的6.7%。2005年中央政府采購規模呈現快速增長勢頭，采購規模達407.8億元，比上年增長39.2%。

二、基于數據的分析

根據《2001—2005年全國政府采購規模統計分析報告》可知，我國現行的政府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政府采購的透明度還有待提高。據統計，在2001年653.2億元政府采購規模中，有50％左右是通過公開招標方式完成的。但實際工作中存在著招標信息只在地方性媒體披露，不在全國性指定媒體（中國財經報、中國政府采購網）披露的現象。信息披露的范圍和廣度還很有限。目前，我國政府采購監督缺乏明確的監督主體、監督客體、監督內容、監督措施及其相互制約機制；對采購資金監督管理不規范；對采購商品的售后服務管理不規范；管理機構內部的制衡機制不規范；

第二、政府采購范圍和規模比較窄，采購項目結構單一。雖然2001年的政府采購規模比上年翻了近一番，但其規模也只占到當年全國財政支出的3.5％和GDP的7‰左右。貨物類所占比重很大，工程作為財政支出的大項，其所占的比重（29％）仍然偏低。實現政府采購的規模目標，逐步提高政府采購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不斷提高工程采購的規模是主要途徑。政府采購制度配套改革急需加強。預算數字不實，導致資金節約率高；財政直接支付金額僅占采購金額的33.63％，財政直接支付對推進政府采購的手段和保障作用還未充分發揮出來。受傳統財政理論影響，對政府采購制度的認識存在偏差。舊體制下的理財觀念依然盛行：重收入輕支出、重生財輕用財、重開源輕節流、重分配輕效益。片面理解政府采購制度的目標，只注重節約財政資金，而忽略其他多元化目標。對政府采購制度的系統性認識不足。政府采購的規模小，范圍窄，構成不合理。國際經驗一般為GDP的10%或財政支出的30%。以2004年為例，我國分別占2%和8%；采購局限于一些財政專項撥款的、限額以上的、較為標準化的產品；采購對象構成貨物類占49%，工程類44%，服務類7%，其中，工程類、服務類采購比例偏小，且以分散采購、自行采購為主；采購模式集中采購占60%，部門采購占21%，分散采購占19%。前二類中通過公開招標采購的占59.55%。采購預算編制質量不高，預算方法和手段有待逐步改變。不同程度存在爭盤子、搶資金現象，缺乏全局觀念；預算編制粗枝大葉，隨意性很大；編制采購預算時指定品牌和型號；上級下達的預算與單位的可執行預算不一致；財政部門分散審批、重復審批；預算審批的定額標準不統一；

第三、中央單位政府采購工作還需加強。中央單位2001年的政府采購規模盡管比上年有顯著提高，但在政府采購預算的編制、采購范圍的拓展、組織形式和采購行為的規范、采

購信息的反饋等方面還存在諸多問題。、采購資金管理弱化，監督失控。政府采購資金預算約束力不強；政府采購資金總量分散、失控；政府采購資金運作效益低下；政府采購資金結算控管不力；國庫集中支付比例不高，缺少制約，2004年全國平均不到40%，江西12.5%，寧夏11.2%，寧波只有9.8%，西藏更為0。而且中央單位政府采購規模增長速度低于地方。具體為：中央級政府采購活動沒有和政府采購預算編制、政府采購資金支付銜接；監督檢查不到位；部門政府采購機構、人員不到位；統計中少報漏報。

第四、現行國庫管理與會計核算制度不適應政府采購改革的要求：國庫撥款體系與預算管理體系相匹配，不利于政府統一采購制度的實行；行政事業單位的會計管理體系和具體操作方法是按國家機構的建制和經費領報關系確定的，年初經費層層下撥，年終層層上報；政府部門的設備配備沒有統一標準，對采購要求的審核無所適從；政府采購法制化建設滯后：政府采購的立法層次較低；各地執行的標準不統一；相關的規定措施不配套；地方政府采購法規嚴重滯后；政府采購程序不規范：采購信息的發布不規范，透明度不高；對供應商、承包商資質的審核不規范；具體的評標、定標程序不規范；采購品的驗收、采購資金的結算不規范；政府采購機構的設置不規范：政府采購機構設置缺乏科學性，名稱、編制不一，性質各異；政府采購管理決策機構與操作執行機構分工不明確，職責混淆；上下級政府機構之間各自為政，各行其是；缺乏必要的監督管理機制；

第五、政府采購招投標機制不健全：沒有統一的招投標管理模式；專家評委庫人員空缺；招投標主體不明確，采購單位說了算；招投標主體缺乏自我約束機制，損公肥私現象處處可見；標書制作不規范、不科學、不合理；惡意竟標、串標，合謀價格欺詐時有發生；缺少資質、質量、價格、技術等方面的專業中介機構：目前大多僅委托中介機構進行招投標；政府不具備相關的檢測、認定、評價、控制能力；對供應商的管理與保護不夠：供應商進入政府采購市場的準入條件不明確，缺少必要的登記管理制度；對供應商的保護不力，缺乏救濟程序。雖然有些地方也有質疑、申訴和賠償的相關規定，但這些規定還不足于使供應商的合法權益得到有效的保護；缺乏對本國政府采購市場進行保護的政策目標：過多、片面的強調節支效益，缺乏對調節經濟總需求和產業結構、培育本國政府采購市場等深層目標；許多外國廠商早已成為我國政府的供應商，而我國民族產業的產品卻很難打入別國的政府采購市場，形成事實上的不對等；政府采購隊伍專業人才嚴重缺乏：對采購人員配備的專業素質考慮很少，有些地方甚至成為安置富余人員的去處；素質低下，專業知識貧乏；缺少對采購專業人員的培訓制度；

三、規范我國政府采購制度的現實選擇

通過上文的分析，作者對當前中國政府采購制度提出了以下的修改建議：

第一、進一步完善集中采購機構的管理制度建立集中采購機構內部運行管理制度建立代理采購業務管理制度建立委托中介機構管理制度建立接受政府采購監督管理制度建立民事訴訟和仲裁案件管理制度；進一步擴大各級政府采購的范圍和規模逐步將投資額較大的工程和服務項目納入政府采購范圍改變采購資金來源標準，政府履行公共職能的購買性支出都應實行政府采購及時調整政府集中采購目錄，合理制定政府采購限額標準。

第二、加強政府采購信息網絡管理政府采購政策、制度、法規的信息管理政府采購業務的信息管理政府采購供應商的信息管理政府采購招標評審專家的信息管理；培養一支高素質的政府采購專業人才建立一個高效的用人制度加強政府采購專業知識培訓加強政府采購從業人員的思想道德教育制定政府采購行業自律條例。

第三、合理選擇政府采購的方式公開招標邀請招標競爭性談判詢價采購單一來源采購政府采購監督管理部門認定的其他采購方式；進一步規范對供應商的管理對供應商進行條件和資格審查建立供應商信用評價體系對供應商的監督檢查要注重規范。

第四、進一步完善政府采購預算編制明確政府采購預算編制應遵循的原則明確界定政府采購預算對象范圍規定政府采購預算編制程序規范政府采購預算編制方法規范政府采購預算編制機構的行為；改革預算會計制度，全面實施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現行預算會計核算制度，使之與政府采購相適應實行采購資金財政統一集中收付管理：設立一個帳戶實行兩個分離強化三個控制建立四項制度；建立政府采購發展量化指標體系政府采購發展速度指標政府采購工作績效指標政府采購公開透明指標政府采購配合工作指標。

參考文獻：

[1]《2001-2005年全國政府采購規模統計分析報告》中國政府采購網

[2]《對政府采購工作的幾點建議》 翟湘 《商業會計》2006年02期

[3]《財政部關于實施促進自主創新政府采購政策的若干意見》 [J]《中國政府采購》2006年07期

[4]《完善政府采購法律制度的國際新趨勢》[J] 徐煥東《中國政府采購》2006年07期

[5]《我國政府采購市場的健全與完善研究》[M] 劉賽紅 張漢江

第五篇：淺析我國CBD投資軟環境法律制度的構建和完善

淺析我國CBD投資軟環境法律制度的構建和完善

摘要：CBD是人類社會由商品經濟發展到社會化生產高度分工時代的產物，是支持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因此，我國政府十分重視CBD的發展，近年來一直致力于改善投資環境并已取得一定成效，逐步形成了“國際化優勢明顯、區位條件優越、基礎設施完善、服務體系規范、人才資源豐富”五大優勢，但相對于CBD較為完善的投資硬環境而言，投資軟環境的發展還有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投資軟環境制度的不斷豐富和完善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政府從多學科角度加以綜合規范。本文主要從法學的角度，試圖對我國CBD投資軟環境建設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和研究，得出CBD的投資軟環境在管理路徑、知識產權保護、社會誠信體系、行政效率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并就構建和完善我國CBD投資軟環境法律制度提出建議。

關鍵詞：投資軟環境 法治路徑 知識產權 社會誠信 行政效率

投資環境是一個復雜的整體，其由環境硬件和環境軟件共同組成，兩者是促進投資發展的兩翼，缺一不可。從國內外中央商務區（CBD）發展的歷程及現狀來看，決定CBD市場競爭力的是投資、科技、人力資本等，是硬環境和軟環境綜合實力的競爭。如果說硬環境是促進CBD經濟發展的基礎性要素，那么軟環境就是實現CBD區域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關鍵性要素。近年來，在CBD的建設過程中，政府是優化CBD發展結構，引領CBD實現良好發展方式的主導力量。在CBD建設的早期，政府主要是對基礎設施加大投資力度，當CBD的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硬環境已經基本可以滿足發展的需要時，真正可以提高其競爭實力的投資軟環境的建設應當成為政府新的實現目標。從近年來跨國公司的國際投資取向來看，投資商們越來越重視投資軟環境的建設，如政策的透明度、政府的高效服務、市場環境等等。因此，在CBD的發展建設過程中，政府應進一步轉變職能，在不斷完善硬環境的基礎上，還要不斷優化CBD的投資軟環境，為企業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其中完善投資軟環境的法律制度建設是提升CBD競爭力的關鍵，從而也能更好提高投資硬環境的利用效率和作用發揮，才能更好實現CBD區域經濟的引領作用。

一、我國現行CBD投資軟環境制度的缺陷

1、法治管理路徑規范不健全 依法行政原則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是落實十八屆四中全會依法治國重大戰略的內在要求。當前我國政府對CBD的經濟管理更多的是體現在對具體事項的審批上，而不是對發展CBD經濟政策的把握和規范CBD經濟秩序上。當前我國CBD的政府管理路徑較為混亂。例如，北京和上海的CBD管理僅僅靠的是地方政府規章和相關紅頭文件，而廣州的CBD管理沒有任何政府規章可循，僅僅是政府部門一些零碎的規范，由此可以看出，規范CBD管理路徑的法規缺失和政府規章效力的低下成為制約CBD投資軟環境發展的一大障礙，而這也顯然與法治的趨勢相悖。

2、知識產權保護不足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對于促進科技創新、經濟發展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國政府也認識到保護知識產權的重要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學習發達國家立法和國際法的經驗，積極制定有關法律法規和積極參加保護知識產權的國際組織活動，對于知識產權保護方面有了明顯進展，但是仍未完全杜絕侵害知識產權的行為發生，特別是對于專有技術、商標品牌的侵害。一項調查研究，大約40%的外商認為進入中國市場的最大風險是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不夠。CBD作為城市乃至國家經濟發展的核心區，吸引外商投資占外商對城市或國家投資的很大比重，因此CBD對于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相對其他區域更加迫切，對經濟發展的作用也更加明顯。

3、社會誠信體系不健全 目前，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們變得越來越浮躁，以經濟利益為中心，人們之間越來越缺乏基本的信任，社會出現嚴重的信用危機。從而一些人趁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和誠信體系建設的不健全之際，肆意擾亂公共秩序，破壞市場經濟環境。特別是近年來，諸如商業欺詐、資信虛假、稅匯欺詐、債務拖欠、中介無序等違法犯罪行為大量存在。社會中的誠信喪失現象，嚴重降低企業經營交易效率，增加企業經營交易成本，成為抑制市場經濟體系健康發展的毒瘤。政府必須盡快完善社會誠信體系的建設，降低投資于CBD企業的信用風險，增大CBD乃至整個國家招商引資的吸引力。

4、政府行政效率低下

行政效率是決定國家投資軟環境和經濟競爭力的關鍵因素，新加坡高效、廉潔的政府系統使其連續多年位居世界經濟競爭力排行榜前列。相比之下，我國行政效率低下，在外商眼中，尤其是海關、商檢部門負面評價最多。此外，在行政服務方面，政府工作人員的思想沒能及時轉變，缺乏為人民服務意識，故意刁難辦事人員、行政審批程序繁瑣、行政不透明、監管不到位等都會導致企業經營風險的增加，最后都會導致CBD內的企業流失現象，降低CBD整體的競爭力。政府是CBD發展的主導力量，政府行政效率低下對CBD整體的競爭力下降具有直接影響。

二、我國CBD投資軟環境法律制度的構建與完善

1、規范法治管理路徑

依法行政要求政府必須通過法律的路徑對CBD進行管理。我國地域遼闊，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均衡，各地CBD管理模式各異，要想通過全國人大制定具有全國適用具有普遍效力的法律有些不切實際，至少目前來看條件尚未成熟。因此，各CBD所在地的人大必須結合地方發展特色盡快制定地方性法規，實現對CBD管理的法治化。各地方性法規雖細節規定不同，但大抵都可以包括以下方面，第一，明確CBD的管理主體及其權利、義務、職責，做到責權一致；第二，建立CBD管理的程序問題，即管理主體管理的時間、空間、步驟等；第三，規定被管理主體的權利救濟程序，即受到管理主體的不法侵害而保護自己合法權益的途徑。

2、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

毫不夸張的說，沒有知識產權的保護，CBD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將成為很難實現的目標。政府應當參照國際保護知識產權高要求，遵守我國已締結國際公約的規則，積極制定和完善相關國內法律法規，依法保護CBD內企業、科技人員等的知識產權，鼓勵他們發明專利、申請商標、積極創作等，保護市場主體的商業秘密，鼓勵外商以知識產權智力成果的方式投資CBD。可以從如下方面加大保護力度，首先地方性法規的制定應最大限度發揮民法、行政法和刑法等部門法的調整作用，使各部門法作為整體共同保護知識產權；然后地方性法規授權的CBD行政管理主體應加強行政執法，打擊侵權行為；最后增加知識產權法院的數量，至少在CBD所在城市應該有知識產權法院。

3、加快社會誠信體系建設立法

社會誠信體系的建立有利于人們越來越關注自己的行為，增加人們不誠信的成本，使人們自覺遵守市場交易秩序和法律法規，從而有利于促進CBD經濟發展，增加交易效率。健全社會誠信體系的立法設計可以考慮以下方面，第一，信用共享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信用共享制度也是社會誠信體系建設的核心，對于提高整個社會的誠信意識具有基礎性作用；第二，信用中介制度的建立及完善，社會誠信體系的建設會催生新的信用產業，市場對個人及企業信用數據及結果的需求會加大，因此有必要加強信用產業的第三方中介機構的管理規制；第三，應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考慮單獨立法，內容涵蓋誠信的定義，信用數據采集機制，中介機構的規制，失信的懲罰等制度。

4、完善行政法相關制度，提高政府行政效率

前述分析的現象嚴重阻礙了CBD的發展。所以我們應該盡快完善相關行政法制度，轉變政府行政職能，不斷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增強政府工作人員的服務意識，營造一流的投資環境。為盡快完善行政法律制度，修改不合時宜的舊法，建議從以下方面考慮，第一，精簡行政審批制度，合理處置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凡是市場能夠自己解決的，政府都要放開，實現行政審批制度的規范化、法制化；第二，規范審批程序，明確審批的標準、需要審批的事項、政府的職權及責任、審批的時限等，接受社會監督并建立政府工作人員責任追究制度；第三，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推動組織機構創新，使政府組織結構更適合現代社會發展需要，營造科學、規范、透明、高效的投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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