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我國緩刑制度的反思與完善

對我國緩刑制度的反思與完善

【摘 要】緩刑制度充分體現了人類刑罰輕緩化的發展趨勢，在我國刑事法領域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然而，我國現行的緩刑制度在立法、司法和執行中存在諸多問題，隨著司法實踐的發展，其缺陷也日益顯現，已經嚴重影響了緩刑制度應有作用的發揮。本文在對我國緩刑制度的適用現狀及其成因分析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在探索和試點社區矯正工作中積累的經驗和借鑒國外的成功經驗，從豐富緩刑的類型、完善緩刑的適用、完善緩刑考察制度以及完善緩刑裁判和撤銷程序等四個方面進行闡述，提出對我國的緩刑制度進行合理改革和完善的總體構想。

【關鍵詞】緩刑制度 反思 完善

緩刑制度集中體現了刑罰社會化、個別化、人道性、經濟性的原則，它對犯罪分子的改造及重歸社會具有重要意義，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在司法領域的重要體現，已成為世界各國所通行的一種刑事法律制度。正確、合理的適用緩刑，發揮緩刑的作用，是實現刑事司法的人性化、構建和諧社會所必需的，要發揮緩刑的作用，必需完善我國現行的緩刑制度，從立法上完善其適用條件，增強其可操作性，盡量量化，從執行上明確執行機關的職責，加強監督。然而，我國現行的緩刑制度存在著種種弊端，已經影響了緩刑制度應有作用的發揮。面對世界行刑社會化浪潮的沖擊，以及我國和諧社會構想的提出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推行，我們有必要對我國現行的緩刑制度進行重新審視。

一、問題呈現: 當前我國緩刑制度存在著種種弊端

(一)立法上存在的問題

1、緩刑適用的實質要件過于原則。根據我國《刑法》第72條的規定，緩刑適用的要件可分為形式要件、排除要件和實質要件。實質要件是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① 由于適用緩刑的形式要件和排除要件法律規定的很明確，司法實踐中易于正確把握，而實質要件是緩刑適用的關鍵要件②，法律規定的過于原則，主觀性太強，司法實踐中難以判斷和把握，極易造成緩刑濫用和類似案件緩刑適用的裁量不一。

2、未成年犯適用緩刑的條件未作專門規定。未成年犯身心發育尚未成熟，可塑性強，易于矯正，應當成為教育、感化的重點，成為緩刑適用的主要對象之一。這點在世界其他國家的刑事政策中都得到一定的體現。目前，我國法律本身并未對未成年犯適用緩刑問題作出專門特殊的規定，由于未成年人在自控能力、文化道德觀念以及性格的穩定性方面，與成年人相比都處于相對較弱的狀態，依此規定反而更不易達到緩刑適用的條件。

3、緩刑考察主體的問題。我國《刑法》第76條規定，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由公安機關考察，所在單位或者基層組織予以配合。由于公安機關警力不足，難以及時了解他們情況，絕大多數基層派出所和基層組織對其轄區內緩刑犯的工作生活情況，掌握了解甚少，有的甚至不知道緩刑犯的下落，法律所規定的緩刑犯在考驗期限內應履行的義務，無法得到很好的落實，因此由公安機關作為考察主體，難以實現考察的真正目的，對緩刑犯的考察監督結果往往流于形式。

(二)司法上存在的問題

1、緩刑適用只有法官唱獨角戲而無“社會參與”。緩刑制度的初衷在于: 刑罰社會化，動員多種社會力量改造犯罪人。而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對犯罪分子適用緩刑時，法院的意志起著“一言九鼎”的作用。實際上，既然緩刑是把犯罪分子放在社會上改造，那么，在兼顧司法效率的同時，應盡量考慮社會各方面的意見，擴大社會各方面的參與權和知情權。

2、將繳納罰金、對被害人的賠償等情況作為適用緩刑的前提條件。目前，人民法院普遍存在適用緩刑制度時往往把被告人是否交納罰金和交納的多少，是否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作為前提條件來考量的現象。導致該適用緩刑卻未適用，不該適用卻適用了，緩刑甚至成為有錢、有權犯罪分子的避難所，沒有達到教育犯罪的目的，使緩刑制度的目的無法實現。

3、法官自由裁量權過大滋生司法腐敗，造成緩刑濫用。由于立法上對緩刑適用的實質要件規定的過于原則，從而使得刑事審判人員擁有過多的自由裁量權。在司法實踐中某些審判人員直接把是否適用緩刑作為自己的權力尋租工具，辦關系緩刑、人情緩刑，任意行使自由裁量權。這不僅危害緩刑制度的存在價值，也影響了緩刑制度應有作用的發揮。

二、成因探析: 我國緩刑制度存在缺陷的內外因素

(一)內部因素

1、從實體上看，法律規定過于原則，缺乏統一具體的緩刑適用標準，導致法官在緩刑適用中存在以下誤區: ③(1)將緩刑適用混淆為量刑內容。未明確緩刑適用的重點以及實質要件內在的邏輯關系，把實質要件中作為判斷根據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與作為判斷目的再犯可能性作為同一層面上的問題看待，割裂了二者之間的邏輯關系。(2)沒有明確緩刑適用參考依據的內容和范圍。部分法官沒有形成對犯罪分子再犯可能性評價的科學體系和方法，造成個別緩刑適用有失準確或社會效果不佳。

2、從程序上看，刑事程序法不健全限制了緩刑適用。實體的公正需要程序的保障，否則腐敗就會滋生和蔓延。然而，我國卻沒有專門的司法程序來保障緩刑的裁量。如緩刑適用的相關證據通常沒有在庭審中進行質證和認證;緩刑適用問題沒有納入法庭辯論程序中;裁判文書大多沒有對緩刑適用的理由進行充分的闡述。④ 由于缺少公開、透明的緩刑裁判保障性程序，法官對緩刑適用的裁判權容易受到各種因素的干擾。

3、從主體上看，法官素質參差不齊，認知不一，缺乏規范有效的緩刑統一適用機制。主要表現在: 一是程序機制不能有效發揮統一緩刑適用的作用;二是工具機制的缺乏影響了緩刑的統一適用，在全國范圍內尚未形成較為統一規范的緩刑適用指導性意見;三是監督機制對緩刑統一適用的作用有限，法律規定過于原則簡單以及庭審不公開質證辯論，增加了檢察機關發揮法律監督職能的難度，難以對緩刑的統一適用起到明顯監督作用。

(二)外部因素

1、非理性訴訟行為損害了緩刑適用的公信力。訴訟參與人對司法公正的期望與對司法不信任的矛盾心理，導致對權利的盲目追求和自律行為的失范，積極尋求通過權錢交易甚至鬧訪等方式干預和影響司法審判，這些非理性的訴訟行為和濫用訴訟權利行為擾亂了訴訟秩序的正常進行，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公眾對司法的不信任，嚴重降低了緩刑適用的公信力。

2、執法理念的差異降低了對緩刑適用效果的認同感。法院與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在執法理念上存在較大差異，表現在作為審判機關的人民法院更側重于通過審判活動，充分體現黨和國家的人文關懷和寬容政策，最大可能地教育感化挽救矯正犯罪分子，實現懲罰和預防犯罪的目的，從而達到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但是，部分司法人員未能充分領會在與犯罪作斗爭過程中公檢法機關在職能分工上的不同，對司法機關職能差異的片面認識，降低了對緩刑適用效果的認同感。

3、外界壓力往往導致個案的緩刑適用難以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司法實踐中，來自外界各方的壓力往往導致法院在個別案件的緩刑適用問題上，以回避矛盾和壓制沖突的方法來謀求多元化利益的短暫均衡，如以適用緩刑為條件動員犯罪分子賠償被害人損失，或者為應對公安、檢察機關的壓力，對證據達不到確實充分的被告人定罪后宣告緩刑等等。

三、解決路徑: 對我國緩刑制度完善的構想

(一)豐富緩刑的類型

1、增設緩起訴緩刑。緩起訴緩刑又稱起訴猶豫，是指人民檢察院在審查起訴過程中，對于符合一定條件的犯罪嫌疑人暫緩起訴，并規定一定的考驗期對其進行考察，最終再根據考察結果決定是否起訴的制度。緩起訴緩刑是介于提起公訴和不起訴之間的一種訴訟處分，是起訴便宜主義的一種形式，它重在強調刑事訴訟的合理性和目的性，使犯罪嫌疑人更易

受到教育改造，更易復歸社會。其價值體現在:(1)對符合一定條件的輕型犯罪嫌疑人暫緩起訴，比我國現行的緩執行緩刑，減少了訴訟環節，更節約司法資源，司法效率也更為高效，體現訴訟經濟的原則;(2)犯罪嫌疑人為避免被定罪量刑，會更加積極主動的履行考察義務，使其更易于受到教育和感化，從而積極改過自新，很好地實現刑法的預防目的。

2、增設緩宣告緩刑。緩宣告緩刑又稱為暫緩量刑緩刑，是指對觸犯刑法并經法定程序確認構成犯罪應受刑罰處罰的行為人，先行宣告定罪，暫不予以科處具體刑罰，有特定的考察機構在一定的考驗期內對罪犯進行考察，并根據罪犯在考驗期內的表現，依法決定是否適用具體刑罰或者免予刑事處分的一種制度。⑤ 采用緩宣告緩刑，主要有兩大優勢:(1)可以將適用緩刑的實質性要件，由不確定狀態變為通過具體的考察得以確認。⑥(2)對符合現行“原判刑罰不再執行”條件的罪犯，可以適用免予刑事處分的方法處理。

3、增設附公益勞動的緩刑種類。我國緩刑制度沒有規定緩刑犯應履行的義務，明顯懲罰性不夠，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加重緩刑的懲罰性是必要的。為改變緩刑在大多數人看來相當于“免刑”的現狀，讓群眾看得見緩刑懲罰的一面，我們有必要增設附加公益勞動的緩刑種類。這一點，一些緩刑立法較為完善的國家可以給我們啟示。法國刑法典第13257條就規定了附完成公益勞動義務的緩刑形式，其既有緩刑適用條件和勞動義務的時間，又有緩刑犯除了完成規定的工作外，還應遵守的監督措施，同時，還規定了這種緩刑完成公益勞動的效果，作為是否取消原判刑罰的前提條件。⑦

(二)完善緩刑的適用

1、將緩刑適用的實質要件具體化。我國刑法規定緩刑適用的實質要件是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危害社會，但這一規定明顯過于抽象、原則和操作性不強，⑧ 因而，為了在司法實踐中更易于操作，我們有必要對緩刑適用的實質要件予以具體化:(1)可以在現有規定的基礎上，在判斷是否“確實不致危害社會”中增加個人情況項目，將判斷犯罪分子是否“確實不致危害社會”的評價項目變更為犯罪情節、悔罪表現和個人情況等三項。個人情況項目可以包括犯罪人的年齡、性別、職業、性格、生活經歷以及一貫表現等方面。⑨(2)對犯罪分子的“再犯預測”進行量化評價。為提高再犯預測的科學性和準確性，應該對影響犯罪情節、悔罪表現和個人情況等三個項目的各種因素進行細化，列出影響犯罪人情況的各種因素，再將這些因素加以量化，轉化為具體的數據，最終再根據統計結果來決定是否對犯罪人適用緩刑。

2、賦予法官針對不同緩刑犯明示其在緩刑考察期內承擔不同責任和義務的權力。司法實踐中，法院在對被告人判處緩刑前，都會盡力要求被告人對被害人進行賠償。但是，在賠償實際履行前，即使被告人承諾在緩刑考察期內進行賠償，被害人也同意，法官為避免以后無法兌現，往往不會輕易對被告人判處緩刑，其最終的結果就是對絕對多數有一定的認罪悔罪表現、愿意在考察期內賠償被害人損失的被告人作出了實刑判決，而被判處實刑的被告人因被監禁一般無能力、也不愿再進行賠償。因此，筆者認為，可賦予法官針對不同緩刑犯明示其在緩刑考察期內承擔不同責任和義務的權力，當犯罪人在考察期內不承擔責任或不履行義務時，法官可以撤銷緩刑對犯罪人執行實刑。這樣，一則可以放心地對承諾在緩刑考察期內承擔責任的被告人適用緩刑，從而讓那些真心悔罪認罪、人身危險性小的被告人不至于失去被適用緩刑的機會;二則能夠督促犯罪人在考察期內積極承擔責任;三則可以消除被害人認為對被告人適用緩刑就是輕縱犯罪的誤解。

3、完善未成年犯適用緩刑的規定。我國現行刑法對未成年犯適用緩刑沒有作專門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發布未成年人犯罪的相關司法解釋中，雖有涉及到未成年犯適用緩刑的規定，但從國家擴大未成年犯的緩刑適用，以及對其貫徹“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來看，仍然有所不足，還需進一步完善。例如，我國刑法中對未成年人或在校生的輕微犯罪可以增設緩宣告緩刑，根據其在考驗期內的表現，決定是否適用具體刑罰或者免予刑事處分;

可以將未成年犯適用緩刑的罪質條件從現行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提高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以區別于成年犯。從而體現未成年人的主觀惡性以及社會危害性較成年人小，可塑性強、易于矯正，在對未成年人犯罪的處罰上應盡量適用緩刑的原則。

(三)完善緩刑考察制度

1、變更現行的考察監督主體，設置專門的緩刑考察機構和緩刑工作人員。我國法律規定緩刑的考察監督主體是公安機關，緩刑犯的所在單位或基層組織予以協助配合。這種模式，在實踐中存在很多問題，亟待加以改進。在英國，緩刑的考察監督工作是有緩刑監督官和緩刑工作人員完成的，其是由當地社區設立的專門委員會任命和雇傭。在日本，緩刑犯由保護觀察司負責考察。因此，我們可以借鑒國外的經驗，考慮建立專門的緩刑考察機構，配置專門的緩刑工作人員，使緩刑考察工作形成一個有序的機制，這樣才能有效改善目前緩刑考察形同虛設的現狀。

2、細化緩刑考察監督的內容。外國在緩刑考察監督內容方面，除了包括緩刑犯行為約束方面的條款，還包括大量的促進緩刑犯悔過自新的條款。如德國刑法典第56條對緩刑犯規定了具體的義務。而我國刑法對緩刑考察內容規定得過于簡單和原則，實踐中不易于操作，因此，應細化緩刑考察監督的內容。緩刑考察的內容應具有全面性，既要體現懲罰性，又要體現教育性;既要有約束和監督，又要有指導和幫助。同時，緩刑考察的內容還應包括緩刑犯應遵守的事項和應履行的義務。

3、完善社區矯正制度。所謂的社區矯正是指將符合條件的罪犯置于社區內，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在判決、裁定或決定確定的期限內，矯正其犯罪心理和行為惡性，并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國外在刑罰發展的歷史趨勢中已經處于以非監禁刑為主的階段，社區矯正制度發展很快。我國的部分地區已經開始社區矯正工作的改革和探索，但還處于探索試驗階段，在立法、專門機構和人員的設置以及矯正具體內容的規范和執行等方面，都亟待改革和完善。

(四)完善緩刑裁判和撤銷程序

1、增設判前人格調查程序。緩刑是刑罰個別化的產物，是一種最高程度的個別化。在刑罰個別化中最困難的就是對人身危險性的測定。建立判前人格調查程序，能夠更好的查明罪犯的人身危險性，提高適用緩刑的正確率。判前人格調查制度是指為了在刑事程序上對每個犯罪人都能選擇恰當的處遇方法，使法院能在判決前的審理中，對被告人的素質和環境作出科學的分析而制定的制度。在英、美國家，緩刑中就規定了法官在決定對犯罪分子判處緩刑前，必須由緩刑官進行調查并向法官提出，法官根據調查情況綜合確定最終是否適用緩刑。我國可以借鑒外國模式，建立判前人格調查程序制度。判前人格調查可包括以下內容:(1)犯罪與違法行為的調查;(2)社會情況調查;(3)調查確認;(4)被害人的情況調查。

2、增設緩刑聽證程序。所謂緩刑聽證程序是指在審判過程中，對于符合緩刑基本條件的案件，由法院召集相關人員公開舉行聽證會，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合議庭再根據聽證會綜合考慮后，最終決定是否適用緩刑的一種程序。緩刑聽證程序有利于增強緩刑適用的透明度和公開性，使緩刑判決公正、合理和易于操作。聽證會的參加人員應當包括檢察機關的公訴人、公安機關轄區的片警、被害人和被告人的家屬及其辯護人。聽證由主審法官主持，合議庭的其他成員參加;如果是簡易程序案件，可以增派其他法官或者人民陪審員參加。

3、完善緩刑撤銷程序。緩刑犯在緩刑考驗期間發生了特定事由，就可能導致緩刑的撤銷，緩刑的撤銷是緩刑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緩刑制度規定了三種緩刑撤銷的情形: 再犯新罪、發現漏罪和嚴重違法。緩刑撤銷意味著緩刑犯將被重新實際地執行刑罰，涉及緩刑犯的重大權益，其重要性不亞于原罪行的審判，必須有一系列的救濟措施予以保障緩刑犯的辯護權、申訴權等權利，因此，刑事立法應當設計一套有關緩刑撤銷的程序，以保證對緩刑機構行刑活動的監督和對被緩刑犯權利的應有維護，撤銷緩刑應當由法院開庭審理，并

要求緩刑考察機關陳述意見，允許緩刑犯進行辯護，最后由法官根據事實與法律裁決。

4、設立監督考察組織。在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設立專門的緩刑監督組織和專職從事緩刑監管工作，制定規范的考察管理制度，具體負責對緩刑犯的監督考察工作，并通過立法加以規定。對具體緩刑的考察，可由縣級考察機構直接委派考察人員，專職負責考察工作，并加強與有關單位和基層組織的聯系，積極調動社會監督力量，對緩刑犯進行多形式多渠道的考察、教育和管理，如定期向罪犯原所在單位或居住地的居委會、村委會了解其表現情況，聯合組織對轄區內的緩刑犯進行法制教育等。另外，還定期向法院提交緩刑犯的考察報告。

5、加強對緩刑執行的監督。緩刑犯交付工作之脫節，主要是缺乏監督所致，因此，應盡快完善現行有關法律法規，切實保障檢察機關對緩刑犯監管工作的法律監督權。檢察機關自身要對緩刑執行的監督高度重視，對公安機關進行經常性的監督檢查，并將此作為一項日常工作列入對監所部門的考核范圍。

6、完善交付執行的銜接機制。嚴格執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百五十五條的規定，在交付執行前對在押的緩刑犯采取監視居住或者取保候審的強制措施，以確保交付執行前對緩刑犯進行有效的監管。同時，建立執行回折制度，在法院送達的執行文書上附加執行回折，此回折不是為了證明執行文書是否送達，而是讓執行機關將緩刑執行是否落實的情況及時以回折的形式回復給法院，法院收到此回折，確定執行已經落實后完成執行交付手續。另外，應制定制式協助執行通知書，緩刑犯有工作單位的，發到緩刑犯工作單位請其協助執行，沒有工作單位的協助執行通知書發到緩刑犯的居民委員會或村民委員會，請其協助執行，以便在更大的范圍內加強對緩刑犯的考察和幫教。

7、在緩刑犯所在地進行公示。將緩刑犯的罪行、判決結果、悔罪表現在被告人的工作單位、居住地進行公示，說明緩刑犯應當遵守的監督管理規定，發動當地群眾協助對緩刑犯的監督和幫教。并在緩刑犯工作單位、居住地設立舉報箱、舉報電話，便于隨時了解群眾意見。

8、建立考察聯動機制。對經過批準外出的緩刑犯，執行機關應當及時通知其目的地的公安機關予以繼續考察，以確保緩刑考察的連續性。另外，采取戶籍網絡登記，即將緩刑犯的基本信息登記在公安系統的人口信息網絡，全國共享，對其進行聯網監督。

四、對我國緩刑制度完善的展望

通過對我國緩刑制度適用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后，發現目前司法實踐中緩刑適用的盲目性大，有些司法人員對犯罪人適用緩刑的原因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與法治的要求相差太遠。另一方面，有些司法人員對緩刑適用的冷淡態度令人憂心。對我國的緩刑制度的完善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各單位機關都要努力配合，積極工作，本文主要針對緩刑適用以及緩刑考察方面進行談論，對我國緩刑制度提出完善見解，細化緩刑適用條件，規范緩刑適用程序，設置專門的監督考察機構，建立健全緩刑考察制度，充分體現緩刑制度的功能，相信這些都會使公、檢、法都各負其責，各盡其職，對社會的和諧穩定，更好地發揮緩刑的真實效用。這樣才能使當代高度文明下的法律制度適應當代文明。

注釋：

參考文獻：

①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行政庭助審員。陳興良主編: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研究》，中國

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頁。

② 高銘暄主編: 《刑法學原理》第三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459頁。③ 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一庭: 《山東法院適用緩刑情況的調研報告》，載《山東審判》

2008年第5期。

④ 同上注。

⑤ 王建軍: 《采取暫緩量刑制度: 克服現行緩刑制度的弊端》，載《人民法院報》2004年

4月9日。

⑥ 吳聲: 《緩刑制度研究———以立法完善為重點》，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94頁。

⑦ 謝望原: 《歐陸刑罰制度與刑罰價值原理》，中國檢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頁。⑧ 蔡曉峰: 《關于我國緩刑制度在適用、考察方面的幾點思考》，載《遼寧行政學院學報》

2004年第3期。

⑨ 陳興良主編: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頁。

周振想: 《論未成年人犯罪刑罰適用的原則》，載《青少年犯罪研究》2001年第3期。郭翔: 《英國的緩刑制度》，載《法學家》1996年第5期。

⑩ 郭建安、鄭霞澤主編: 《社區矯正通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頁。

第二篇：我國緩刑制度的改革與完善

我國緩刑制度的改革與完善

緩刑，是附有一定條件，暫緩執行刑罰或不執行原判刑罰的一種制度。通常適用于判處短期剝奪自由的犯罪。最初采用緩刑的是1870年北美波士頓的緩刑法。該法規定只適用于少年犯罪，后為馬薩諸塞州采用，擴大適用于一般犯人。1889年布魯塞爾國際刑法會議通過決議，將緩刑作為適用于一切犯罪的制度，各國相繼采用

。緩刑有兩種制度：一種是把緩刑權掌握在行政部門，稱為行政制；一種是掌握在司法部門，稱為司法制。司法制的又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緩宣告，另一種是緩執行。

我國刑法中的緩刑，采用的是司法制的緩執行制度。指人民法院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認為暫不執行原判刑罰，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在一定考驗期內，暫緩執行原判刑罰的制度。緩執行制度在實踐中對教育改造罪犯，使之改過自新，預防重新犯罪，維護社會穩定等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然而，緩執行制度在司法實踐中存在著種種具體問題，難以達到緩刑的真正目的，確有必要進行改革和完善。筆者認為，應結合我國的司法實際，采用暫緩量刑制度，以暫緩量刑來替代現行的暫緩執行。

一、暫緩量刑的定義及特點

暫緩量刑，也稱為緩量刑，是指對觸犯刑律，經法定程序確認已構成犯罪、應受刑罰處罰的行為人，先行宣告定罪，暫不予以量刑，由特定的考察機構在一定的考驗期限內對罪犯進行考察，并根據罪犯在考驗期間內的表現，依法決定是否適用具體刑罰的一種制度。

暫緩量刑的特點：①對被告人有罪宣告。被告人的行為經人民法院審理后認為符合犯罪構成要件的，應當作出有罪宣告。緩量刑不同于緩宣告制度，緩宣告，是對有悔改希望的人犯暫時不作刑的宣告，在一定期間內，如果沒有新罪就不再作有罪的判決。緩量刑是以宣告行為人有罪為前提，而不是不作有罪判決，更能體現罪行法定原則。②對被告人暫不處于刑罰。緩量刑只作有罪宣告，而不同時判處具體刑罰。緩量刑不同于緩執行制度，緩執行，是人犯受刑罰宣告后于一定期限內附條件地暫緩執行。緩量刑是暫緩適用刑罰，而不是暫緩刑罰的執行。③考察監管機構和人員健全。對暫緩量刑的人員，由設置的專門機關負責監管，并由專職的考察官進行考察。④考察監管程序規范。對暫緩量刑人員的監管考察，按照規范的程序進行，職能部門各司其職，相互配合，相互制約。采用暫緩量刑制度，能夠真實體現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避免現行緩執行制度存在的弊端，更好地發揮緩刑制度的作用。

二、暫緩量刑的適用對象。

我國現行適用緩刑的條件有三：其一是被判處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二是犯罪分子確有悔改表現，法院認為不關押也不致于再危害社會；其三是罪犯不屬累犯。也就是說，適用緩刑是在犯罪分子已經被判處刑罰的前提下，再考慮犯罪分子的悔罪表現，認定其放在社會上是否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決定是否執行刑罰。如何準確把握適用，關鍵在于怎樣來認定已被判刑的罪犯“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審判實踐中，是否適用緩刑完全由人民法院作出決定，由于“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沒有統一的考量標準，因而有的考慮被告人犯罪的情節和案發后的悔罪表現、受害人的態度等等，在認定悔罪表現方面也大都將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定從輕情節（如自首、立功、從犯、未成年人）、是否退臟退賠或賠償受害人損失、是否繳納罰金等作為考量因素，有的甚至將被告人不適宜監禁的因素（如疾病）、家庭因素（如需贍養老人、撫養子女）等一些與被告人相關聯的不合法的客觀因素作為適用緩刑因素考慮。只注重被告人的悔罪主觀意識，缺乏對被告人的平時表現的調查了解，忽略了對適用緩刑罪犯的監管、幫教、改造等客觀條件的考慮。正因如此，有些被告人親屬為了能使被告人適用緩刑，免受監禁，表示愿意多交罰金、多賠償損失，以金錢的付出來體現被告人的悔罪態度，以至使之成為緩刑的交換條件；有些單位組織出于被告人親屬的種種關系，礙于情面，不切實際地亂出證明，一概證明被告人表現良好；有的幫教組織也停留在紙面上，形同虛設，少數幫教成員甚至不知道被幫教的對象；等等。這些現實存在的情況，并不能表明被告人悔罪的真實性，也不能如實反映適用緩刑的客觀條件，給法官提供了種種假象，導致了法官在考慮對被告人適用緩刑時出現偏差。因此說，對被告人歸案后是否誠心悔過，適用緩刑是否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實質上都處于一種不確定狀態，有待在日后的考察中予以確定。而現行的緩執行制度將這種待定狀態交由法官提前認定，確實難于準確把握，以至緩刑期間重新犯罪的時有發生，有的甚至是報復性犯罪。也容易導致法官濫用職權，盲目地適用緩刑，造成重罪輕判，使得某些罪犯逃避了應得的懲罰，有損法律的嚴肅性。

筆者認為，應對現行緩刑適用條件加以修改完善，規定為：暫緩量刑的適用必須同時具備以下三個條件：㈠所犯罪行屬非惡性犯罪，可以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①過失犯罪的；②犯罪

第三篇：試論我國緩刑制度的適用與完善

試論我國緩刑制度的適用與完善

【摘要】 緩刑，是對于被判處一定刑罰的犯罪分子，在一定期限內附條件不執行原判刑罰的一項刑罰制度。緩刑不是一種刑罰，而是依附于刑罰而存在的一種執行刑罰的方法，是作為一種集刑罰社會化、緩和化、個別化、人性化、經濟化融為一體的刑罰制度，緩刑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精神，符合刑罰制度的基本發展趨勢和人類文明進步的大潮，體現出強有力的生命力。緩刑在我國刑罰裁量活動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在具體實踐中，我國在適用緩刑條件的規定上過于原則化、系統化，在適用的程序上有待改進和完善，且緩刑執行的內容及制度不夠完善，還存在監管機制不健全等方面的缺陷，因而影響了緩刑的適用效果，因此需要進一步完善。具體而言,應當對緩刑的適用條件和不適用條件作出更加具體的規定，適當修正對累犯一律不得適用緩刑的規定;建立罰金刑緩刑制度和未成年犯緩刑保證金制度；建立考察聯動機制等級，從而保證我國緩刑適用制度的作用會得到更充分的發揮，緩刑的刑法價值也會得到更大化的實現。【關鍵詞】緩刑適用條件問題完善

當今社會，人類對自身價值倍加重視，體現在刑罰上就是由重刑主義向輕刑主義發展，隨著肉刑的被廢止和死刑的被嚴格限制，自由刑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緩刑作為一種集刑罰公正、社會化、個別化、人道化于一身的刑罰制度，符合刑罰發展的基本趨勢和人類文明進步的潮流”。但在我國，受傳統的司法觀念、現行《刑法》有關緩刑適用規定等方面因素的制約，緩刑的適用率一直非常低，沒能讓緩刑制度真正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一、緩刑的概念和意義

（一）緩刑的概念

我國的刑法典所規定的緩刑，屬于刑罰暫緩執行，即對原判刑罰附條件不執行的一種刑罰制度。它是指人民法院對于被判處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據其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認為暫緩執行原判刑罰，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規定一定的考驗期，暫緩其刑罰的執行，若犯罪分子在考驗期內沒有發生法定撤銷緩刑的情形，原判刑罰就不再執行的制度。此為我國刑法中的一般緩刑制度。

緩刑不是刑種，而是刑罰具體運用的一種制度，是刑罰裁量制度的基本內容之一。宣告緩刑必須以判處刑罰為先決條件，緩刑不能脫離原判刑罰的基礎而獨立存在。若犯罪人未被判處拘役、有期徒刑，就不能判處緩刑。緩刑的基本特征

為：判處刑罰，同時宣告暫緩執行，但又在一定時期內保持執行所判刑罰的可能性。緩刑與免予刑事處罰不同，與監外執行不同，緩刑與死刑緩期執行不同。

（二）緩刑的重要意義

緩刑適用制度是依據我國刑法適用懲辦與寬大處理相結合、懲罰與教育改造相結合的刑事政策，在刑罰制度中運用具體化，是依靠專門的機關與人民群眾相結合，是同犯罪作斗爭的方針，是在刑罰具體適用中的體現。實踐證明，把那些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放到社會上，置身于廣大群眾的監督之中，不僅能夠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同時利用社會力量鼓勵犯人改過自新，節約司法資源，而且有利于家庭的穩定、社會的安定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因此，對犯罪人適用緩刑，有利于教育改造犯罪分子、有利于貫徹少捕的政策、有利于社會安定團結。緩刑有助于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最優化地發揮刑罰的功能；緩刑有助于更好地實現刑罰的目的；緩刑是實現刑罰社會化是重要制度保障。

二、緩刑的適用條件

我國《刑法》第72條規定：“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可以宣告緩刑。”第74條規定：“對于累犯不適用緩刑。”根據上述規定，適用緩刑需符合前提條件、實質條件、排除條件。

（一）緩刑的適用前提條件

其適用于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短期自由刑的犯罪分子，而不能是被判處管制的犯罪分子和被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二）緩刑的適用實質要件

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認為適用緩刑不致再危害社會，這是適用緩刑的根本條件。緩刑的適用是為了促進犯罪分子改惡從善，關鍵是要準確把握緩刑人員適用緩刑后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這尺度。認定確實不致危害社會的標準可以分解為：犯罪情節是“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客觀標準；悔罪表現是“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主觀標準。

（三）緩刑的排除要件

排除要件是指法律排除緩刑適用的情形。我國《刑法》第74條規定：“對于累犯不適用緩刑。”累犯屢教不改，主觀惡性較深，有再犯之虞，適用緩刑難以防止其再犯新罪，所以累犯被判處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也不能適用緩刑。對于一人犯數罪，犯罪人被數罪并罰的條件下能否適用緩刑的問題，刑法學界存在不同的認識。我們認為，犯罪人實施數罪，被適用數罪并罰，決定執行的刑罰后，如果符合緩刑的條件，仍可宣告緩刑。

三、我國緩刑適用制度運用中存在的問題

（一）緩刑所需條件的規定過于原則

法律規定“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分子，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可以宣告緩刑”。法官對犯罪人定罪判刑后，必須根據其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認為“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才能適用緩刑。而對如何判斷“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法律未作進一步規定，首先由法官根據案情進行預測，由于法官的個人因素和外部影響，導致不同的預測結果。其次，在實踐中容易導致法官不敢大膽適用緩刑和濫用緩刑的兩種消極傾向。

（二）適用程序上存在明顯的欠缺

從現在的緩刑適用制度來看，緩刑適用的決定權僅僅局限于法官，而法官在審理案件時則是通過對案情的認定、根據各方面的因素作出主觀判斷來決定對被告人是否適用緩刑。其實，我國刑法在緩刑適用決定權的問題上，存在以下三個方面的不足：一是緩刑適用只有法官裁量權而沒有檢察官裁量權；二是緩刑適用只有實體性條件而沒有程序性條件；三是只有法官的裁量權而沒有社會（群眾）的參與權。

(三)沒有法官判斷錯誤責任免除的規定

法官在處理一個具體的案件時，結合案情并通過主觀預測認為符合我國刑法第七十二條的規定決定是否適用緩刑。一但適用緩刑將會產生兩種后果，一是被判處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內積極表現、改過自新、接受監督，考驗期滿原判刑罰不再執行；二是在考驗期內又犯罪而撤銷緩刑數罪并罰或者執行原判刑罰。然而法官辦理案件不僅受到法院內部的監督，還受到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和人民群眾的監督，一但法官判斷錯誤可能面臨巨大的輿論壓力，甚至受到行政處分。

（四）現行的監督考察體制跟不上需要

由于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出現了人、財、物的大流動。農民進城務工、做生意、城鎮居民去外地投資，搞項目，人口流動加劇，城鄉居民人戶分離現象嚴重，由于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各種改革措施逐步落實，以家庭為單位參加各種農村活動成為主要形式。農村的各種組織也因農村改革而成為一種松散狀態，這大大增加了緩刑犯的監管考察難度，由于監管不力有的緩刑犯違法亂紀，有的甚至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嚴重地影響了緩刑的質量。

四、我國緩刑制度的完善

（一）應當對緩刑的適用條件作出具體的規定

我國刑法應當作出適用緩刑和不得適用緩刑的規定，以便法官在考慮是否適

用緩刑時做到有法可依，筆者認為，對我國刑法“可以適用緩刑”的情形改為“應當適用緩刑”的情形，詳細表述如下：

被判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初犯，若真誠悔罪，對其適用緩刑不危及社會秩序的，應當適用緩刑。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初罪，若其真誠悔罪，且有下列情形之一，對其適用緩刑不會危及社會的，應當宣告緩刑：

1、喪失危害社會能力的聾啞人、盲人及其他病殘者。

2、犯罪后自首并有立功表現的：

3、被脅迫、被誘騙參加犯罪的；

4、主觀惡性不大的未成年人；

5、屬于正當防衛或者緊急避險而造成犯罪的；

6、犯罪中止的。

不得適用緩刑的情形：

1、累犯；

2、犯罪性質嚴重或影響極為惡劣的；

3、犯罪后拒不認罪的。

4、同時犯數罪的；

5、慣犯、教唆犯及團伙犯罪中的首要分子和屢教不改者；

6、緩刑或假釋期考驗期間再犯新罪的。

（二）建立罰金緩刑制度

對罰金能否適用緩刑，目前，世界各國刑事立法上有肯定和否定兩種態度，日本、法國、意大利、我國臺灣地區的刑法典規定可以對罰金適用緩刑，巴西、俄羅斯、瑞士和我國等的刑法典則明確規定對罰金不適用緩刑或者沒有規定對罰金可以適用緩刑。筆者認為，從緩刑的功效、罰金緩刑的程度、罰金適用緩刑在理論和實踐意義等方面來看，罰金是可以適用緩刑的。

1.從緩刑適用的刑種來看，在自由刑和罰金刑并列的情況下，如果只允許自由刑適用緩刑，而罰金刑卻不能適用緩刑，不僅在理論上依據不足，而且在適用中亦諸多便。尤其是因罪責輕沒有科處自由刑而單處罰金時，形成事實上的較重的刑適用了緩刑，而較輕的卻沒有適用緩刑，有悖公平正義。

2.從罰金緩刑適用來看，允許罰金緩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罰金的弊端。首先，犯同一罪處相同數額的罰金，同罪同罰，看似平等，但實質上不平等，因為犯罪分子的經濟承受能力存在著差異，對同等數額的罰金，不同的受刑人感受不同，在適用緩刑之后，則可平抑這種刑罰效果的實際上不平等；罰金刑的執行必須以受刑人擁有一定財產為前提，而受刑人貧富不均，對于無錢的受刑人，罰金刑是難以執行的，在適用緩刑之后，有助于解決罰金刑執行難的問題；刑罰的適用應堅持罪責自負，不株連無辜原則，罰金刑的適用難免要影響罪犯的親朋好友，而對罰金刑適用緩刑后有助于減少罰金刑的這一負面效應。

基于上述理由，我國應建立罰金刑緩刑制度。第一、有利于避免罰金刑弊端，使罰金刑功能更強大，適用范圍更廣，更好地發揮罰金刑的一般預防與特殊預防功能。第二、規定罰金刑緩刑制度，實際上在單處罰金與免于刑事處罰之間設立一等級，便于對犯罪人采取區別對待政策，使刑罰體系更加完整。第三、設立罰

金刑緩刑制度可以充分挖掘緩刑制度的潛能，促使犯罪分子自覺悔過自新、改惡從善。

(三)建立未成年犯緩刑保證金制度

緩刑保證金是指對緩刑人員在考驗期內由提出擔保的緩刑人員親屬或所在單位，向人民法院交納規定數額的貨幣，保證緩刑犯遵守監督規定、不再犯罪的一項緩刑制度。緩刑保證金制度在國外已頗為成熟，但在我國理論界仍分歧較大。贊成者認為，緩刑保證金制度，在我國對緩刑監督力量不足的情況下，具有調動保證人監督緩刑人員的作用；反對者認為，緩刑保證金制度可能導致“有錢才可以緩刑”的現象，影響緩刑的公正適用。筆者認為，單純的緩刑保證金制度在實踐中未必能實現其目標價值，并且的確存在制度性不公正的誘因，因此，應當有條件的將緩刑保證金制度引入我國的緩刑制度，即限制適用主體----僅限于未成年犯。對未成年犯擴大緩刑的適用是現代國際社會的普遍傾向。對未成年適用緩刑保證金制度，既符合刑罰教育的目的，又符合緩刑的價值目標。首先，未成年人可塑性大，自制力差，需要特殊保護；其次，緩刑保證金制度可以強化對未成年犯的幫教、考察。當未成年犯符合緩刑適用的前提條件和排除條件，法官不能確信未成年犯“不致再危害社會”時，如果未成年人的監護人提供緩刑保證金，并進行保證，法官可以考慮適用緩刑。

（四）建立考察聯動機制

一是對經過批準外出的緩刑犯，執行機關應當及時通知其目的地的公安機關予以繼續考察，以確保緩刑考察的連續性。另外，采取戶籍網絡登記，即將緩刑犯的基本信息登記在公安系統的人口信息網絡，全國共享，對其進行聯網監督。二是具體明確監督考察的工作人員。我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居民委員會組織法》均規定在兩委會中應當設置治安保衛委員，其代表基層自治組織履行治安等方面的職能，因此，可以明確由基層治保委員具體負責監督考察工作，由同級財政發給相應的報酬。三是明確監督考察機構及其人員的職責，主要包括：定期或不定期地向人民法院報告緩刑犯的監督考察情況，對是否撤銷緩刑犯的緩刑提出建議，幫助緩刑犯發展生產，實現改過自新等。四是建立相應的工作制度，尤其是明確緩刑犯的強制報到制度、定期報告制度、檔案管理制度等，防止脫管和漏管現象的出現。通過上述措施，建立健全緩刑考察制度，充分體現緩刑制度的功能，使公、檢、法都各負其責，各盡其職，對社會的和諧穩定，更好地發揮緩刑的真實效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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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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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趙秉志、黃京平：《刑法學》，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2003年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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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趙秉志主編《刑罰總論問題探索》（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9］賴達軍：《適用緩刑須防誤區》，《法庭》2003年第8期

［10］鄭占杰：《對緩刑人員管理的調查與思考》

第四篇：對我國緩刑制度的幾點思考

對我國緩刑制度的幾點思考

一、我國緩刑制度概述我國的刑法中的緩刑制度，是指法院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據其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認為暫不執行原判刑罰，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在一定的考驗期內，暫緩執行原判刑罰。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考驗期限內，如果不再犯新罪，未被發現漏罪，也沒有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公安部門有關緩刑的監督管理規定，原判刑罰就不再執行的制度。

緩刑不是刑種，而是刑罰具體運用的一種制度。它體現了刑罰人道化、緩和化、合理化的理念，是世界上許多國家普遍采用的一種司法制度。一九七九年，新中國制定的第一部刑法典——《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對緩刑制度作了明確的規定。一九九七年修訂刑法時，對這一制度又進行了修改和補充。但是，由于我國的緩刑制度起步較晚，借鑒世界上先進的緩刑實踐經驗又明顯不足，因此在立法上還有一些疏漏，這直接影響了我國緩刑制度的具體適用，同時也制約了我國緩刑制度的進一步完善與發展。

二、我國緩刑制度的立法現狀及問題

我國現行刑法第七十二條至第七十七條規定了緩刑的適用條件、緩刑的考驗期限、緩刑犯的行為規則、緩刑考察機關和考察內容、緩刑的撤銷等五個方面的內容，構成了我國的緩刑制度。縱觀立法規定，筆者認為其框架基本全面，但有些規定過于原則、籠統，操作性不強，緩刑考察制度亟待進一步完善。

（一）立法規定過于原則，緩刑的適用條件缺乏具體、科學的評判標準，導致緩刑適用的地區差別、個案差別較大。

1、我國緩刑適用的條件我國刑法第七十二條規定：“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可以宣告緩刑”。第七十四條規定：“對于累犯，不適用緩刑”。

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我國適用緩刑的法定條件包含以下三方面內容：

（1）必須是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這里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是宣告刑，而不是法定刑。

（2）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認為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這是適用緩刑的最重要的條件。[①]

（3）犯罪分子不是累犯，這是因為累犯屢教不改，主觀惡性較深，有再犯之虞，適用緩刑難以防止其再犯新罪。因此，累犯不適用緩刑。[②]

適用緩刑必須同時具備上述三個條件，缺一不可。

2、緩刑適用的現狀

（1）“悔罪表現”的具體含義不清：“不致再危害社會”主觀性強，缺乏評判的輔助標準。

適用緩刑的法定條件中，“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期條件是相對確定的準客觀標準，其它兩個條件“悔罪表現”、“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則更多是一種主觀標準。對犯罪分子是否適用緩刑，主要取決于法官的主觀認識和判斷。由于“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沒有統一的考量標準，因而有的法官考慮的是被告人的犯罪情節和案發后的悔罪表現、受害人的態度等等，在認定“悔罪表現”方面也大都將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定從輕情節（如自首、從犯、未成年人）、是否退贓或者賠償受害人損失、是否繳納罰金等作為考量因素，有的法官甚至將被告人不適宜監禁的自身因素（如患有疾病）、家庭因素（如需贍養老人、撫養子女）等一些與被告人相關聯的不合法的客觀因素作為適用緩刑的因素進行考慮。正因如此，有些被告人親屬為了能使被告人適用緩刑，免受監禁，表示愿意多交罰金、多賠償損失，以金錢的付出來體現被告人的悔罪態度，以至使之成為緩刑的交換條件；有些單位組織出于被告人親屬的種種關系，礙于情面，不切實際地亂出證明，一概證明被告人表現良好，等等。這些現實存在的情況，并不能表明被告人悔罪的真實性，也不能如實反映適用緩刑的客觀條件，且向法官提供了種種假象，導致了法官在考慮對被告人適用緩刑時出現認知上的偏差。因此說，對被告人歸案后是否誠心悔過，適用緩刑是否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實質上都處于一種不確定狀態，有待在日后的考察中予以確定。而現行的緩刑制度將這種待定狀態交由法官提前認定，難于準確把握，導致了不少緩刑期間重新犯罪情況的發生。

（2）立法對緩刑適用的導向不明。一般說，對于過失犯罪，因其主觀惡性不大，應當倡導多判緩刑；而對于惡性犯罪，如搶劫、強奸、販毒等就應當限制或禁止判處緩刑。因為，惡性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大，歷來是重點打擊的對象，行為人參與了惡性犯罪，說明其主觀惡性較大，存在較大的危險隱患，適用緩刑放在社會上考察，不利于打擊犯罪。但立法上并無相應的司法指引，造成應判緩刑的不判，而不應判緩刑的卻判了緩刑的情況時有發生。且由于立法精神不明，使得對該類緩刑適用的監督及糾正都存在實際操作上的困難。

①量刑幅度在三年以上至七年或十年以下的緩刑案件，究竟哪類案件不能適用緩刑，立法上是空白的，使得個別法官鉆法律臨界點的空檔，濫用自由裁量權，為適用緩刑而降格判刑。同時也導致檢察機關在監督權的行使上于法無據，受到極大影響。

根據法律規定，緩刑適用于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那么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是否可以適用緩刑呢？我國刑法規定，“以上、以下”包含本數。當然，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也包含本數三年。于是有的辦案人員把本應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恰好只判了三年有期徒刑并適用緩刑。表面上看，這既是在法定幅度內量刑，并不違背緩刑的法律規定，又可以使被告人免受牢獄之苦。但實際上他們正是鉆了這個法律“空子”，造成了重罪輕判的執法現狀，使得某些罪犯逃避了應得的懲罰，有損法律的嚴肅性。②另有不容忽視的問題是：個別辦案人員為追求經濟效益，而大幅度使用緩刑。

我國刑法在規定了人身和自由罰的同時，還規定了金錢罰，那就是罰金和沒收財產。刑法分則中的許多條款都規定了并處罰金，罰金本身是一種附加刑，它的處罰不應觸及到主刑的判決和執行，而且依照法律的規定，罰金一律上繳國庫，不被挪用和自行處理。事實上，在司法實踐中，罰金收取后通常是上交地方財政，地方財政再按比例返還給法院，作為辦案經費；更有甚者，有的法院還規定經濟指標與辦案人員福利掛鉤。這無疑有著巨大的誘惑力。正源于此，一些執法者盲目追求罰金刑，忽略了主刑的自由裁量，為了能夠實現罰金刑而大幅度使用緩刑，甚至有的辦案人員以判緩刑作為收取罰金的交換條件。用比較通俗的一句話講就是：“一手交錢，一手放人”。你交罰金，就判你緩刑。緩刑的適用是以罰金的實現為前提的，將執行法律變成了一種交易。

（二）缺乏制度化的緩刑考察規范，監管工作無章可循根據刑法規定，緩刑的適用由人民法院判決，而對犯罪分子緩刑的考察和監管由公安機關負責，犯罪分子所在單位或基層組織予以配合。明確了決定機關及考察監管機關，似乎可以有序地開展緩刑犯罪分子相關監管工作，但事實上未然。由于緩刑監管機關設置不合理，監管考察沒有衡量標準，監管考察程序無章可循，導致了對緩刑犯的考察與監管流于形式，甚至監管失控。[③]

1、在緩刑犯的交付監管上，監管機關的工作制度缺乏具體的操作規則。

由于我國刑法在對緩刑犯的監管交接上沒有明確的規定，法院宣告緩刑的判決生效后，有的執行通知書不能及時送達執行機關，有的緩刑犯屬異地公安機關管轄，而執行通知書卻送達當地公安機關；有的由法院將執行通知書送交公安機關執行，有的法院讓緩刑犯憑判決書自行向所在地公安機關報到，造成緩刑犯事實上的脫管。由于工作的銜接上不規范、不及時，在實踐中公安機關不能全面、及時掌握本轄區緩刑犯的情況屢見不鮮，影響了考察和監管工作全面有效的開展。出現上述現象的原因：一是我國刑事訴訟法對緩刑的交付未作明確規定，有關司法解釋又過于籠統，造成實踐中理解不一，做法各異。二是法律和司法解釋對不按規定交付的行為均未設置責任條款，緩刑執行交付工作缺乏強制性的法律保障，使得部分司法人員怠于履行職責。三是現實中部分司法人員專業水平不高，責任心不強，沒有正確理解立法本意，工作馬虎大意，致使有的法律文書該送達而沒有送達。

2、缺乏對緩刑執行方式、內容、程序的明確規定，緩刑制度規范化建設的滯后，是造成緩刑考察和監管工作形成無序狀態的主要原因。

當前對緩刑犯的考察監管工作中，沒有可供執行的系統性規范文件，考察的內容、考察的方式和措施等方面無章可循，各地只能根據對緩刑監管的理解和工作態度，結合當地實際情況自行制定一些原則性規定來約束和規范。由于缺乏統一的規定，各地實際工作中存在著較大的差距。有的規定責任人每月要對被監管對象進行一次當面考察和教育，有的則規定每季度一次、甚至每半年一次；有的規定緩刑犯不準外出經商打工，有的則規定可以長時間外出打工，但要與打工單位建立委托考察的制度。也有個別單位將考察和監管責任簡單理解為掌握緩刑犯是否再犯新罪，將緩刑考察責任只落實在紙上，實際上則放任不管。以至在群眾的心目中產生緩刑就是“沒事了”、把“緩刑”與“不處罰”事實上等同起來，削弱了緩刑制度的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

另外，經濟體制改革使社會管理手段發生了變化。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逐步完善，以戶糧關系為主要管理手段的社會控制機能正在弱化，人口流動的隨意性和不確定性，使得政府、用工單位和基層組織對個人的控制力不再像計劃經濟時代那樣強有力，這也是緩刑犯所在單位和基層組織對緩刑考察的配合工作無所適從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筆者對完善我國緩刑制度之管見

（一）我國緩刑制度的立法完善

1、將“有悔罪表現，適用緩刑不致再危害社會”這個根本性的條件加以明確規定。以具體化的規定來減少實際運作的難度，把抽象化的規定具體到司法解釋中去，能夠準確界定適用范圍，防止濫用緩刑，并且能夠把罪犯是否“再危害社會”這種不確定狀態在考驗期間得以實際考察證實。這樣既可以對那些確已改過的罪犯，給予重新做人的機會，體現寬大政策，也可以使那些弄虛作假、無心悔過的罪犯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維護法律的尊嚴。才能達到在社會上改造犯罪分子的目的，減少犯罪回頭率，以活生生的事實感化準備犯罪者，使他們醒悟，達到預防犯罪的目的。

2、將緩刑適用的原則、條件、范圍等作出具體規定，為緩刑的正確適用提供系統的法律保障。法律對緩刑適用的規定，可以通過“抓兩頭、促中間”的方法進行規范。即：一是明示倡導適用緩刑的犯罪類型。通過立法或司法解釋予以明確可以多適用緩刑的犯罪情形，引導執法人員對此類符合判處緩刑條件的犯罪分子可以優先考慮適用緩刑。如：交通肇事等過失犯罪、鄰里糾紛引起的輕傷案且已取得被害人諒解的、情節較輕的非惡性犯罪且認罪悔罪表現較好的等。二是明示禁止或需要限制適用緩刑的犯罪類型。對法律規定禁止或慎用緩刑的情形，執法人員則應堅持不判、少判緩刑，以實現刑法的打擊效能，達到一般預防的懲戒作用。如：性質嚴重的殺人、強奸、搶劫、黑社會犯罪等暴力犯罪及販毒、販槍、販人、金融詐騙等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犯罪分子的主觀惡性大、社會威脅性嚴重，均不應適用緩刑；對職務犯罪的人員要限制適用緩刑，以體現“從嚴治吏”的精神。

（二）明確緩刑考察機關的具體職責及考察內容

緩刑考察機關的具體職責為：（1）對緩刑犯的監督考察工作；（2）制定、完善、實施對緩刑犯的幫教措施及對撤銷緩刑提出建議。

關于考察內容，我國現行刑法僅就緩刑考驗期間必須遵守的規定作了幾點列舉，似乎更偏重于將緩刑作為一種懲罰的措施使用，而使矯正罪犯這一緩刑的宗旨體現得不夠充分。筆者建議，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完善緩刑考察的內容。

第一，增加緩刑犯人在考驗期內須遵守的禁止性規定。如禁止緩刑犯人同受過刑罰處罰的人來往，特別不同共犯來往；禁止緩刑犯人光顧酒吧、歌廳等娛樂場所及其他易引發犯罪之地；禁止職務犯罪的緩刑犯人從事原職業；禁止攜帶兇器、違禁品等。

第二，人民法院在判決宣告緩刑前，可以規定一些積極性義務。具體包括：

1、緩刑犯人根據自己承擔義務的能力，在緩刑考驗期內賠償或以行為補救因犯罪造成的損害。

2、向被害人賠償全部或部分因犯罪造成的損害，如醫療費、誤工費等各種費用。

3、緩刑犯人在日常工作生活期間亦應承擔具體義務。如從事一項職業活動，或者參加職業培訓；承擔家庭撫養義務；參加公益勞動等。

上述兩方面義務由緩刑考察人員監督緩刑犯遵守和履行，并將遵守和履行義務情況作為緩刑犯悔罪自新的主要依據記入考察檔案。這樣一方面可使緩刑考察機關、人員在緩刑執行中有法可依。另一方面也可使之與緩刑的撤銷條件聯系起來，二者相輔相成，從而避免了我國現實中只有緩刑的適用，而幾乎沒有緩刑的考察或因違反規定且情節嚴重而撤銷緩刑的情況，造成立法與司法的脫節。

第五篇：完善我國緩刑適用之幾點思考

完善我國緩刑適用之幾點思考曲小衛

緩刑制度是“懲辦與寬大相結合”、“懲辦與教育相結合”刑事政策在刑罰適用中的具體體現，如果適用不當，則會嚴重損害法律的公正性、嚴肅性，產生不良的社會影響。筆者認為，解決緩刑適用中的問題應該從其適用條件、法律后果入手加以完善，才能達到真正實現法律正義的目的。

一、緩刑適用條件之完善

（一）完善緩刑適用的形式條件

我國刑法將適用緩刑的最高刑期限定為三年有期徒刑，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完善我國刑法關于緩刑適用形式條件的規定：

1、體現對未成年犯從寬處罰的精神，擴大對其適用緩刑的范圍

考慮到未成年犯的心理、生理特點，對未成年犯注重感化教育，已成為世界性趨勢，緩刑的價值在于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及促進罪犯再社會化。針對未成年犯易受周邊環境影響，可塑性強，較成年犯而言人身危險性小，易于接受教育和改造等身心特點，對未成年犯適用緩刑可以充分發揮緩刑的優點，體現緩刑的價值。因此，對于那些平時表現較好的初犯、偶犯或主觀惡性不深、犯罪后確有悔改表現的未成年犯，應當體現出從寬處罰的精神，擴大對其適用緩刑的范圍。

2、擴大對過失犯等適用緩刑的范圍

所謂過失，是指犯罪人對行為產生的后果持否定的心理態度。因而過失犯罪人的主觀惡性并不深，社會危害性也不大。英國著名法學家邊沁說過：“故意犯罪才是產生罪惡的永久性原因”。因此，我們應該理性的對待過失犯的犯罪行為，寬容的對待過失犯。基于他們絕大多數可教育，司法機關在處理這類案件時應該放寬適用緩刑的條件，擴大對過失犯適用緩刑的范圍。

依此類推，對那些主觀惡性不大，造成的后果不很嚴重，又有悔罪表現的從犯、脅從犯、預備犯等也應適當擴大適用緩刑的范圍。

（二）完善緩刑適用的實質條件

對于我國刑法關于緩刑適用實質條件的規定，理論界的學者們認為其主要缺陷在于規定過于原則，不利于司法機關把握和操作。另外還有學者認為，僅根據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來判斷犯罪人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不夠全面，還應當根據社會監督改造環境條件來判斷。針對以上問題，筆者建議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予以修改完善：

1、對緩刑適用的實質條件適當明確化、具體化

對于緩刑適用的實質條件，有必要予以明確化、具體化，以增強可操作性，但是如何予以明確化、具體化呢？一種方法是將緩刑適用的實質條件一一列舉出來。但對緩刑適用實質條件的明確化、具體化只能是一定程度上的，不可能作到

一一列舉。不過，我們可以借鑒英美等這些緩刑制度發育成熟的國家的做法---制定一個統一的適用參酌標準。這樣即可增強適用時的可操作性，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和減少了“緩刑適用的隨意性或過分慎重”現象的出現，進而也完善了我國緩刑的適用。

2、對緩刑適用的實質條件予以補充

僅僅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來考察其人身危險性，是不全面的，還應考慮社會控制力量的強弱，監管能力的大小，監管環境的好壞，罪犯的家庭狀況、生活來源等情況。因此，建議將緩刑適用的實質條件補充為“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悔罪表現以及社會監督改造環境條件，認為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可以宣告緩刑。”

（三）完善緩刑的排除條件

“對于累犯，不適用緩刑” 即緩刑適用的排除條件。但在某些特別情況下，累犯也有其情有可原的一面，如累犯的第二次犯罪是由于防衛過當而導致的，或者是由于受害人有重大過錯而導致的，都不能說累犯具有嚴重的人身危險性，如果對其適用緩刑，比不適用緩刑的社會效果會更好。

二、緩刑法律后果之完善

（一）完善緩刑的撤銷

我國現行刑法關于撤銷緩刑的規定雖然于1979年刑法的相關規定相比有了明顯的進步，但筆者認為仍有以下幾個方面需要完善：

1、根據所犯新罪性質區別對待撤銷緩刑的條件

我國現行刑法中規定“再犯新罪”是撤銷緩刑的條件之

一。這里的“新罪”，顯然是指一切犯罪，因為我國刑法未對新罪作任何限制。筆者認為，應當對新罪有所區分，否則容易違反“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且從中外歷史上看，前蘇聯、日本等各國的刑法均對“新罪”作出了某些限制，因此，我認為應當對過失犯采取寬容的態度，理性的對待過失犯的犯罪行為。因此對于考察期間又犯過失罪的，只有情節特別嚴重，須判處實刑的，才應撤銷緩刑。

2、設置有關撤銷緩刑的聽證程序

有必要設置有關撤銷緩刑的聽證程序，即先有原宣告緩刑的法院舉行有緩刑考察機關和被緩刑人參加的聽證會，在充分聽取雙方觀點與理由的基礎上，判斷是否為“情節嚴重”，再由法院當場或者擇日宣布撤銷緩刑；或者延長緩刑考驗期；或者維持原判決確定的緩刑。

（二）完善緩刑的積極后果

對未成年犯罪人，特別是在校學生被適用緩刑后也視為犯過罪，這對他繼續學業以及以后的就業等都將形成障礙，對于一些犯過輕微罪的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都將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因此對未成年犯采用附條件罪刑宣告制，更適合未成年犯的特點，更有利于對未成年犯的教育、挽救，且未成年犯畢竟是少數，采取此制也不會對罪行法定原則有太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