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恢復性司法與我國的緩刑制度

恢復性司法與我國的緩刑制度(1)

一、恢復性司法與我國的緩刑制度概況

恢復性司法是一種通過恢復性程序實現恢復性結果的犯罪處理方法。所謂恢復性程序，是指通過犯罪人與被害人之間面對面的接觸，并經過專業人士充當的中立的第三者的調解，促進當事方的溝通與交流，并確定犯罪發生后的解決方案。所謂恢復性結果，是指通過道歉、賠償、社區服務、生活幫助等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質精神損失得到補償，使被害人因受犯罪影響的生活恢復常態，同時亦使犯罪人通過積極的負責任的行為重新融入社區，并贏得被害人及其家庭和社區成員的諒解。

我國刑法中的緩刑，采用的是緩執行制度，是附有一定條件，暫緩執行刑罰或不執行原判刑罰的一種制度。即指人民法院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認為暫不執行原判刑罰，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在一定考驗期內，暫緩執行原判刑罰的制度。我國的緩刑制度雖然是緩執行制度，但卻是在人民法院定罪量刑的同時進行緩刑宣告的制度。緩執行制度在實踐中對教育改造罪犯，使之改過自新，預防重新犯罪，維護社會穩定等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然而，緩執行制度在司法實踐中存在著種種具體問題，難以達到緩刑的真正目的，確有必要進行改革和完善。

我國現行適用緩刑的條件有三：其一是被判處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二是犯罪分子確有悔改表現，法院認為不關押也不致于再危害社會；其三是罪犯不屬累犯。即適用緩刑既要考慮犯罪的性質，更要關注不予關押的社會危害性。同樣，恢復性司法其固然要關注犯罪人的已然之罪，這就是“顧后”，但其更加關注犯罪人以及一項具體犯罪中有利害關系的所有各方聚集在一起，共同決定如何消除這項犯罪的后果及其對未來的影響，這就是“瞻前”。此外，緩刑是確實不危害社會的有條件不予執行原判刑罰的制度，與恢復性司法所強調的非犯罪化的處理方式一樣強調刑罰的輕緩化與非監禁化，強調社區的矯治，為此可以說緩刑制度與恢復性司法有著異曲同工之處。

據估計，截止20世紀90年代末，歐洲共出現了500多個恢復性司法計劃，北美的恢復性司法計劃有300多個，世界范圍內的恢復性司法也僅為1000多個。“恢復性司法”也日益成為西方刑事法學界的一大“顯學”。但該項制度設計仍然是一項遠未發展成熟的刑事司法理論和刑事司法體制，況且一項制度的移植與建構，需要有歷史文化的吻合、觀念的準備、經濟的基礎，其他制度特別是刑法、刑事法的各項制度的協調，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鑒于緩刑制度與恢復性司法在理念及價值上的共同性，筆者認為我國在適用緩刑制度時引進恢復性司法的相關機制，可以充分的發揮緩刑制度的價值目標，又是對原有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且與我國現有的基本刑事制度相一致。

二、緩刑制度引進恢復性司法的必要性

在我國的審判實踐中，是否適用緩刑完全由人民法院作出決定，由于“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沒有統一的考量標準，因而有的考慮被告人犯罪的情節和案發后的悔罪表現、受害人的態度等等，在認定悔罪表現方面也大都將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定從輕情節（如自首、立功、從犯、未成年人）、是否退臟退賠或賠償受害人損失、是否繳納罰金等作為考量因素，有的甚至將被告人不適宜監禁的因素（如疾病）、家庭因素（如需贍養老人、撫養子女）等一些與被告人相關聯的不合法的客觀因素作為適用緩刑因素考慮。只注重被告人的悔罪主觀意識，缺乏對被告人的平時表現的調查了解，特別是忽略了對適用緩刑罪犯的監管、幫教、改造等客觀條件的考慮。正因如此，有些被告人親屬為了能使被告人適用緩刑，免受監禁，表示愿意多交罰金、多賠償損失，以金錢的付出來體現被告人的悔罪態度，以至使之成為緩刑的交換條件；有些單位組織出于被告人親屬的種種關系，礙于情面，不切實際地亂出證明，一概證明被告人表現良好；有的幫教組織也停留在紙面上，形同虛設，少數幫教成員甚至不知道被幫教的對象；等等。這些現實存在的情況，并不能表明被告人悔罪的真實性，也不能如實反映適用緩刑的客觀條件，給法官提供了種種假象，導致了法官在考慮對被告人適用緩刑時出現偏差。因此說，判斷被告人歸案后是否誠心悔過，適用緩刑是否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實質上都處于一種不確定狀態，而現行的緩執行制度將這種待定狀態交由法官提前認定，確實難于準確把握，以至緩刑期間重新犯罪的時有發生，有的甚至是報復性犯罪。也容易導致法官濫用職權，搞暗箱操作，盲目地適用緩刑，造成重罪輕判，使得某些罪犯逃避了應得的懲罰，有損法律的嚴肅性。

由于被害人是受犯罪行為直接侵害的人，是刑事訴訟的啟動因素之一，也是刑事訴訟保護的中心人物。在有被害人的案件中，刑事訴訟自始自終都應是圍繞著追究犯罪和保護被害人合法權益而進行的，因此，如何保障被害人的訴訟權利，是刑事訴訟法所要著重解決的主要問題之一。正如有的學者所講：“被害人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的關系是對立的，雙方的訴訟權利保障構成了刑事訴訟中人權保障的基本內容，忽視雙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不適當的。

保障人權要求在刑事訴訟的各個階段都應給予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充分的訴訟參與權。在以往的刑事司法模式中，國家“偷走”了被害人和犯罪人的矛盾，被害人幾乎處于被遺忘的境地，而恢復性司法對被害人給予了更多的關注、撫慰和補償，減少了被害人由受害方變為加害方的情形。恢復性司法是一種通過恢復性程序實現恢復性后果的非正式犯罪處理方法，其所強調的是賠償和預防，而不是給予懲罰。而所謂恢復性程序，是指通過犯罪人與被害人之間面對面的協商，并經過以專業人員或社區志愿者充當的中立的第三方的調解，促進當事人的溝通與交流，并確定犯罪發生之后的解決方案；所謂恢復性結果是指通過道歉、賠償、社區服務、生活幫助等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質精神得到補償，使被害人的受犯罪影響的生活恢復常態，當然在此理解的恢復性不能機械地界定為使事態恢復到犯罪發生之前的狀態，事實上犯罪所造成的狀態損害是全方面的其中就包括了人際關系方面，而恢復性司法的目標也不可能是一種理想的狀態，而是要通過被害人、犯罪人與社區成員之間的交流與對話，使得社區人際關系經過整合達到更為和諧、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紐帶得以更加牢固的境界。同時也使犯罪人通過積極得負責任的行為重新取得被害人及其家庭和社區成員的諒解，并使犯罪人重新回歸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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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我國緩刑制度的改革與完善

我國緩刑制度的改革與完善

緩刑，是附有一定條件，暫緩執行刑罰或不執行原判刑罰的一種制度。通常適用于判處短期剝奪自由的犯罪。最初采用緩刑的是1870年北美波士頓的緩刑法。該法規定只適用于少年犯罪，后為馬薩諸塞州采用，擴大適用于一般犯人。1889年布魯塞爾國際刑法會議通過決議，將緩刑作為適用于一切犯罪的制度，各國相繼采用

。緩刑有兩種制度：一種是把緩刑權掌握在行政部門，稱為行政制；一種是掌握在司法部門，稱為司法制。司法制的又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緩宣告，另一種是緩執行。

我國刑法中的緩刑，采用的是司法制的緩執行制度。指人民法院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認為暫不執行原判刑罰，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在一定考驗期內，暫緩執行原判刑罰的制度。緩執行制度在實踐中對教育改造罪犯，使之改過自新，預防重新犯罪，維護社會穩定等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然而，緩執行制度在司法實踐中存在著種種具體問題，難以達到緩刑的真正目的，確有必要進行改革和完善。筆者認為，應結合我國的司法實際，采用暫緩量刑制度，以暫緩量刑來替代現行的暫緩執行。

一、暫緩量刑的定義及特點

暫緩量刑，也稱為緩量刑，是指對觸犯刑律，經法定程序確認已構成犯罪、應受刑罰處罰的行為人，先行宣告定罪，暫不予以量刑，由特定的考察機構在一定的考驗期限內對罪犯進行考察，并根據罪犯在考驗期間內的表現，依法決定是否適用具體刑罰的一種制度。

暫緩量刑的特點：①對被告人有罪宣告。被告人的行為經人民法院審理后認為符合犯罪構成要件的，應當作出有罪宣告。緩量刑不同于緩宣告制度，緩宣告，是對有悔改希望的人犯暫時不作刑的宣告，在一定期間內，如果沒有新罪就不再作有罪的判決。緩量刑是以宣告行為人有罪為前提，而不是不作有罪判決，更能體現罪行法定原則。②對被告人暫不處于刑罰。緩量刑只作有罪宣告，而不同時判處具體刑罰。緩量刑不同于緩執行制度，緩執行，是人犯受刑罰宣告后于一定期限內附條件地暫緩執行。緩量刑是暫緩適用刑罰，而不是暫緩刑罰的執行。③考察監管機構和人員健全。對暫緩量刑的人員，由設置的專門機關負責監管，并由專職的考察官進行考察。④考察監管程序規范。對暫緩量刑人員的監管考察，按照規范的程序進行，職能部門各司其職，相互配合，相互制約。采用暫緩量刑制度，能夠真實體現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避免現行緩執行制度存在的弊端，更好地發揮緩刑制度的作用。

二、暫緩量刑的適用對象。

我國現行適用緩刑的條件有三：其一是被判處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二是犯罪分子確有悔改表現，法院認為不關押也不致于再危害社會；其三是罪犯不屬累犯。也就是說，適用緩刑是在犯罪分子已經被判處刑罰的前提下，再考慮犯罪分子的悔罪表現，認定其放在社會上是否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決定是否執行刑罰。如何準確把握適用，關鍵在于怎樣來認定已被判刑的罪犯“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審判實踐中，是否適用緩刑完全由人民法院作出決定，由于“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沒有統一的考量標準，因而有的考慮被告人犯罪的情節和案發后的悔罪表現、受害人的態度等等，在認定悔罪表現方面也大都將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定從輕情節（如自首、立功、從犯、未成年人）、是否退臟退賠或賠償受害人損失、是否繳納罰金等作為考量因素，有的甚至將被告人不適宜監禁的因素（如疾病）、家庭因素（如需贍養老人、撫養子女）等一些與被告人相關聯的不合法的客觀因素作為適用緩刑因素考慮。只注重被告人的悔罪主觀意識，缺乏對被告人的平時表現的調查了解，忽略了對適用緩刑罪犯的監管、幫教、改造等客觀條件的考慮。正因如此，有些被告人親屬為了能使被告人適用緩刑，免受監禁，表示愿意多交罰金、多賠償損失，以金錢的付出來體現被告人的悔罪態度，以至使之成為緩刑的交換條件；有些單位組織出于被告人親屬的種種關系，礙于情面，不切實際地亂出證明，一概證明被告人表現良好；有的幫教組織也停留在紙面上，形同虛設，少數幫教成員甚至不知道被幫教的對象；等等。這些現實存在的情況，并不能表明被告人悔罪的真實性，也不能如實反映適用緩刑的客觀條件，給法官提供了種種假象，導致了法官在考慮對被告人適用緩刑時出現偏差。因此說，對被告人歸案后是否誠心悔過，適用緩刑是否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實質上都處于一種不確定狀態，有待在日后的考察中予以確定。而現行的緩執行制度將這種待定狀態交由法官提前認定，確實難于準確把握，以至緩刑期間重新犯罪的時有發生，有的甚至是報復性犯罪。也容易導致法官濫用職權，盲目地適用緩刑，造成重罪輕判，使得某些罪犯逃避了應得的懲罰，有損法律的嚴肅性。

筆者認為，應對現行緩刑適用條件加以修改完善，規定為：暫緩量刑的適用必須同時具備以下三個條件：㈠所犯罪行屬非惡性犯罪，可以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①過失犯罪的；②犯罪

第三篇：我國大陸與臺灣地區緩刑制度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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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大陸與臺灣地區緩刑制度比較研究 作者：許凱

來源：《法制博覽》2013年第05期

【摘要】緩刑制度旨在消除短期自由刑的弊端，鼓勵犯罪人重新回歸社會，預防再犯。海峽兩岸的緩刑制度存在諸多差異，而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緩刑制度價值的實現。本文立足于兩岸現行刑事立法，結合相關刑事法律的修改，展現兩岸緩刑制度的差異，并以緩刑制度價值實現為標準，分析大陸緩刑制度現存的諸多不足，以期冀對我國刑事立法的完善有所裨益。

【關鍵詞】緩刑；價值；適用條件；期限；考察機構

一、緩刑適用條件

（一）緩刑適用的對象條件

根據大陸《刑法》第七十二條第一款的規定，緩刑適用的對象條件必須是“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臺灣地區“刑法”第七十四條規定了緩刑適用的前提條件，即“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可見大陸和臺灣的緩刑都適用于刑罰處罰較輕的罪行。

表面上大陸的緩刑適用范圍要廣于臺灣，然而實際上臺灣緩刑適用面卻更廣。第一，臺灣地區的罰金刑屬于主刑，而大陸地區的罰金刑屬于附加刑，臺灣緩刑的適用刑種即比大陸多出了一種，而由于臺灣刑法中罰金刑的適用面更為寬泛，則很大程度上拓展了緩刑的適用范圍。第二，大陸刑法分則中，三年是有期徒刑中較高法定刑幅度和較低法定刑幅度的界限，這就給法官判處三年以上徒刑以排除緩刑適用留下了可能，同時很多罪行的法定刑都是“三年以上有期徒刑”，①臺灣刑法很多罪名配置的法定刑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等等，②這樣就使得臺灣“刑法”中能夠適用緩刑的罪名多于大陸。

（二）緩刑適用的實質條件

大陸《刑法》第七十二條規定緩刑適用的實質條件有：1，犯罪情節較輕；2，有悔罪表現；3，沒有再犯的危險；4，宣告緩刑對所居住社會沒有重大不良影響。臺灣地區“刑法”第七十四條規定的緩刑適用實質條件是：1，認為暫不執行為適當者；2，未曾因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的宣告；3，即使因為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的宣告，但是執行完畢或者赦免后，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通過比較可以看出，兩岸法律都注重適用緩刑對社會秩序的影響，一方面要衡量犯罪行為的社會危險性，另一方面也要考慮到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如都將犯罪人事后的態度或者表現納入決定是否緩刑的標準中，“兩岸緩刑制度的實質條件都注重犯罪行為的情狀，犯罪后的表現，……，體現出緩刑刑罰價值的趨同”。但同時緩刑制度的差異也很明顯：1，大陸《刑法》

要求判處緩刑需符合四個條件，而且必須四個條件同時具備，缺一不可。而臺灣“刑法”中只要求“暫不執行適當”作為實質條件，而且刑法并沒有明確其內容，得交由法官進行判斷；2，大陸刑法更多的考慮刑法防衛社會的功能，四個條件都著重于犯罪人犯罪后的表現和影響；而臺灣“刑法”中不僅考慮罪后行為，也考慮犯罪人的罪前情況，體現保衛社會和防止再犯，感化教育并重的特點，更符合緩刑制度的價值。③

二、緩刑期限，犯罪人負擔及考察機構

（一）緩刑的期限

大陸《刑法》規定的緩刑考驗期：拘役的緩刑考驗期為2個月以上1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考驗期為1年以上5年以下。④與此相比，臺灣“刑法”并沒有根據刑罰種類不同而對緩刑考驗期有所區別，無論犯罪人被處以罰金，拘役或是有期徒刑，臺灣“刑法”第七十四條規定的緩刑考驗期均為二年以上五年以下。

與臺灣相比，大陸緩刑考驗期限有兩個特點：1，根據不同的刑法種類規定緩刑考驗期；2，考驗期的起點一般都略高于所判處刑罰的起點而低于刑罰的最高期限。一方面通過區別對待充分體現了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刑法根據犯罪人罪行的輕重和刑事責任的大小確定不同幅度的考驗期。另一方面對考驗期起點的限制有利于防止法官濫用權力，維護法律的權威。

（二）考驗期內犯罪人的負擔

大陸《刑法》第七十二條第二款規定“宣告緩刑，可以根據犯罪情況，同時禁止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從事特定活動，進入特定區域、場所，接觸特定的人”。臺灣“刑法”第七十四條第二項規定了犯罪人的八項義務，包括向被害人道歉，立悔過書等。

將上述條文進行對比，可以發現：1，大陸緩刑是“應當性義務”法官沒有排除適用某一項或者某幾項的自由，而臺灣“刑法”則規定法官“得斟酌情形”進行裁量。2，大陸緩刑所規定的義務著重于對犯罪人的限制和制裁。相比之下，臺灣緩刑期的義務內容更加豐富，不僅著眼于對犯罪人的限制，還規定了對被害人的補償和幫助這有助于防止緩刑期間內犯罪人放任自流導致緩刑有名無實，幫助犯罪人重新回歸社會，也對被害人及其親屬進行補償和撫慰，這充分體現了緩刑對犯罪人進行教育改造的目的。⑤

（三）緩刑的考察監管機構

根據大陸《刑法》第七十六條規定“對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依法實行社區矯正”，在《刑法修正案

（八）》出臺之前，法律規定“由公安機關考察，所在單位或者基層組織予以配合”，而在實踐中由于公安機關擔負了繁重的工作任務，導致監管工作往往流于形式。因此《刑法》規定了對緩刑人員依法實施社區矯正。然而，針對社區矯正的實施機構，《刑法》并沒有做出明確的規定。

臺灣“刑法”也沒有明文規定緩刑的監管機構，⑥第七十四條第二款第四項規定了犯罪人應當向“指定之公益團體、地方自治團體或社區”提供勞動，在“保安處分執行法”和“更生保護法”則規定：犯罪人應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之命令，離開在10日以上時，應經檢察官核等義務。⑦從這些規定中可以看出，臺灣通過對緩刑期內義務履行進行規定來明確緩刑的監管機構，與大陸相比：1，臺灣的考察機關機構更加多元化，有利于加強犯罪人與周邊社會接觸交流，促使犯罪人重新回歸社會，為社會所接納；2，通過對具體義務的履行落實監管機構職責的方式，更有利于督促相應機構進行監管；3，臺灣地區基本遵循著“國家”，“社會”，“個人”三方主體共同參與的模式，這對大陸社區矯正制度的構建與完善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注 釋：

①如大陸《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規定“鐵路職工違反規章制度，致使發生鐵路運營安全事故，造成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別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百五十一條規定“走私武器、彈藥、核材料或者偽造的貨幣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②如臺灣“刑法”第一百一十二條規定“意圖刺探或收集第一百零九條第一項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未受允準而入要塞、軍港、軍艦及其他軍用處所建筑物，或留滯其內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百零七條規定“意圖供行使之用，而販賣違背定程之度量衡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③值得一提的是，臺灣地區在2005年修正“刑法”時，將原有的“

一、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二、前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后，五年以內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改為了現行法律中強調“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宣告”，體現了臺灣“刑法”更加注重擴大緩刑的適用范圍，以感化輕微犯罪和初犯，促使其回歸社會的立法宗旨。④根據《刑法》第四十二條“拘役的期限，為一個月以上六個月以下。”第四十五條“有期徒刑的期限，除本法第五十條、第六十九條規定外，為六個月以上十五年以下”。

⑤在“保安處分法”和“更生保護法”中關于保護管束的內容更為豐富和詳盡，如犯罪人不得與素行不良之人往返，輔之以就業，就學或者其他適當方式等等。相比之下大陸刑法中對緩刑義務的規定過于簡單，更是易于導致緩刑制度趨于有名無實的現狀。

⑥臺灣“刑法”在2005年修改以前的第九十四條規定“保護管束，交由警察官署、自治團體、慈善團體、本人之最近親屬或其他適當人之行之”，修改后刪除了第九十四條導致《刑法》中并沒有明確規定緩刑的考察監督機構。

⑦參見“保安處分法執行”第74—2條，“更生保護法”第11條。

參考文獻：

[1]史振郭.兩岸緩刑制度的新發展與比較借鑒[J].犯罪研究，2012（3）.[2]歐陽竹筠，吳殿朝.對完善我國緩刑制度的思考[J].鐵道警官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4

（1）.[3]龍洋.我國大陸與澳門、臺灣地區刑法緩刑制度的比較研究[A].李希慧、劉憲權.中國刑法學年會文集[C].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第1卷下冊.[4]馬克昌.臺灣地區刑法緩刑制度修正評述[A].李希慧、劉憲權.中國刑法學年會文集[C].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第1卷下冊.

第四篇：淺析我國緩刑監督考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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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我國緩刑監督考察制度

作者：陳凱

來源：《法制博覽》2012年第12期

摘要】緩刑考察監督制度是緩刑制度得以完善的基礎，其制度是否合理決定著緩刑犯改造的成敗。我國緩刑監督制度已落后于時代的要求，監督內容的單一和主體的缺失是問題癥結所在，所以我國緩刑監督考察制度應予完善，通過對緩刑犯的矯正實現刑罰社會化得目的。

【關鍵詞】監督；緩刑制度；考察

一、我國緩刑監督考察制度概況

（一）我國緩刑制度現狀

緩刑制度不僅是國一項特殊的刑罰制度，也是一項重要的人權制度，由于它符合刑罰的人道化、輕緩化、個別化等理念，故它的存在，是我國刑法理念中所倡導的懲罰與寬容、教育相結合原則的具體體現，對我國刑法的實施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根據一些官方網站對近幾年我國法院對公訴案件的判決結果的統計數據來看，判決適用緩刑的比例逐年增加，據某市法院統計：2002年緩刑適用人數與判決人數的比例為8%，2004年則為15%，2005年為31%，如此高速增長的比例，使得緩刑監督考察制度的調整和完善顯得尤為重要。

（二）我國現行緩刑監督考察制度簡況

1.監督考察的內容

關于監督考察內容，我國刑法第七十五條對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有如下四個規定：一是遵守法律、行政法規，服從監督；二是按照考察機關的規定報告自己的活動情況；三是遵守考察機關關于會客的規定；四是離開所居住的市、縣或者遷居，應當報經考察機關批準。

2.監督考察的主體及其責任

緩刑監督考察的主體是指由誰來對緩刑犯進行監督考察，關于監督考察主體，97刑法第76條規定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由公安機關考察，所在單位或者基層組織予以配合，但從目前的做法來看，緩刑的監督考察工作主要是由犯罪人所在單位或基層自治組織及承辦該案件的司法機關來完成的。

3.監督考察的期限

緩刑監督考察期限是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進行監督考察的法定期限，我國刑法第73條規定，拘役的緩刑考驗期限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個月。有期徒刑的緩刑

考驗期限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緩刑考驗期限，從判決確定之日起計算。

二、現行緩刑監督考察制度存在的問題及分析

（一）監督考察主體及其職能的缺失

我國法律只對緩刑監督考察機關作了具體規定，但對具體考察人員和職能沒有明確的設置，更沒有具體的考察程序和方法。就考察機關而言，由于我國社會正處于刑事案件高發階段，公安機關長期工作在惡劣的治安環境中，人員嚴重不足，工作任務繁重，對緩刑監督考察無暇顧及，往往對緩刑犯一緩了之，緩而不管。另外，緩刑犯所在的單位及基層組織力量薄弱，它們并不清楚自己有協助執行的義務，甚至對罪犯的判刑情況和需要考驗也不清楚，還認為罪犯被無罪釋放，使得緩刑監督考察幾乎成為空白地帶。

（二）監督考察的內容過于籠統

本文之前所述，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有四個規定，但這四個規定對服從監督考察、報告活動情況、遵守會客規定及離開居住地的理由和時間都缺乏細致的規定，監督考察措施缺乏應有的規范標準，造成實踐中暴露出許多問題，可操作性極差。

（三）重管束而輕矯正

現在各國對于緩刑監督考察施行管束與矯正相結合的形式，前者規定緩刑犯在緩刑考驗期間應遵守的規定和履行的義務，后者體現對緩刑犯進行有針對性的輔導和幫助。從我國的立法和現實操作來看，重管束而輕矯正的現象非常明顯。

管束帶有一定的懲罰性，其使服刑人員遠離可以導致其犯罪的環境，場所及對象，并使犯罪分子在管束中意識到自由的可貴，從而改過自新。但是只靠這點是不夠的，我國緩刑監督考察制度治標不治本，它只是加強對服刑人員的管束，并沒有針對緩刑犯的具體情況給予幫助、輔導和矯正。這種管束甚至造成緩刑犯認為自己是社會的對立面這一想法，從而產生心理上的抵觸和逃避，不利于其釋放后走向自新，融入社會。所以對緩刑犯的幫輔與矯正對他們改過自新，重新向善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所以管束和矯正二者不可偏廢，而我國的緩刑監督制度卻忽視了這一點。

三、關于我國緩刑監督考察制度完善的建議

（一）建立緩刑監督考察委員會、完善監督考察人員的職能

我國現在的緩刑監督考察內容基本處于虛置狀態，很大原因是考察主體的缺失。這樣下去就算監督考察制度再細化再有針對性，但沒有監督考察者，仍舊是形同虛設。所以建議由司法部牽頭，結合地區司法局建立緩刑監督考察委員會，該委員會由法官、社區具有影響力的人員、醫院、企業、教育機構等的代表組成，性質定為介于政府機關和明間團體間的社會服務團體，由政府提供經費支持。行使監督考察緩刑犯，對其進行幫扶，教育等職責。

（二）加強緩刑矯正措施

增設緩刑矯正措施，是當代加強緩刑監督考察制度的趨勢，也是緩刑監督考察制度完善的標志，個人認為緩刑矯正措施的施行應當以社會力量為主，但仍由監督考察執行機關進行調整和決定。考察機構與當地社會力量進行溝通，借助一些社會團體和志愿組織參與到矯正措施中來，通過對緩刑犯教育、心理、社會和法律等方面的輔導，以課程安排與交流活動為主要方式，幫助緩刑犯認識自己的錯誤，樹立新的、正確的價值觀，使其重新面對自己的人生，走向自新，融入社會。

（三）增設緩刑負擔

為了實現罪刑均衡、刑罰平等等原則，各國紛紛在立法上增設緩刑負擔，所謂緩刑負擔，是指給緩刑人規定的類似于刑事制裁的義務，其目的是使已造成的損害得到一定程度的補償。對緩刑犯施行緩刑負擔，可以彌補緩刑導致的刑罰不足問題，而且有助于緩刑犯表現的考察判斷。

四、結束語

緩刑制度是當今世界最廣泛使用的制度之一，體現刑罰的人性化，合理化和緩和化的思想。由于我國特殊的經濟社會狀況和傳統刑罰思想限制，緩刑監督考察制度尚未健全。希望本文所探討的理論問題能被參考并適用于緩刑監督考察實踐中去，最終目的是為了我國真正實現刑罰的人性化、社會化，幫助緩刑犯以新的姿態復歸社會。

參考文獻：

[1]王銳.我國緩刑監督考察內容的缺失及其完善[J].人民檢察，2009（9）.[2]鮑歡歡.刑罰執行檢察監督制度研究[J].安徽大學，2011.[3]馮全.中國緩刑制度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4]屈耀倫.我國緩刑制度的理論與實務[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

第五篇：試論我國緩刑制度的適用與完善

試論我國緩刑制度的適用與完善

【摘要】 緩刑，是對于被判處一定刑罰的犯罪分子，在一定期限內附條件不執行原判刑罰的一項刑罰制度。緩刑不是一種刑罰，而是依附于刑罰而存在的一種執行刑罰的方法，是作為一種集刑罰社會化、緩和化、個別化、人性化、經濟化融為一體的刑罰制度，緩刑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精神，符合刑罰制度的基本發展趨勢和人類文明進步的大潮，體現出強有力的生命力。緩刑在我國刑罰裁量活動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在具體實踐中，我國在適用緩刑條件的規定上過于原則化、系統化，在適用的程序上有待改進和完善，且緩刑執行的內容及制度不夠完善，還存在監管機制不健全等方面的缺陷，因而影響了緩刑的適用效果，因此需要進一步完善。具體而言,應當對緩刑的適用條件和不適用條件作出更加具體的規定，適當修正對累犯一律不得適用緩刑的規定;建立罰金刑緩刑制度和未成年犯緩刑保證金制度；建立考察聯動機制等級，從而保證我國緩刑適用制度的作用會得到更充分的發揮，緩刑的刑法價值也會得到更大化的實現。【關鍵詞】緩刑適用條件問題完善

當今社會，人類對自身價值倍加重視，體現在刑罰上就是由重刑主義向輕刑主義發展，隨著肉刑的被廢止和死刑的被嚴格限制，自由刑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緩刑作為一種集刑罰公正、社會化、個別化、人道化于一身的刑罰制度，符合刑罰發展的基本趨勢和人類文明進步的潮流”。但在我國，受傳統的司法觀念、現行《刑法》有關緩刑適用規定等方面因素的制約，緩刑的適用率一直非常低，沒能讓緩刑制度真正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一、緩刑的概念和意義

（一）緩刑的概念

我國的刑法典所規定的緩刑，屬于刑罰暫緩執行，即對原判刑罰附條件不執行的一種刑罰制度。它是指人民法院對于被判處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據其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認為暫緩執行原判刑罰，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規定一定的考驗期，暫緩其刑罰的執行，若犯罪分子在考驗期內沒有發生法定撤銷緩刑的情形，原判刑罰就不再執行的制度。此為我國刑法中的一般緩刑制度。

緩刑不是刑種，而是刑罰具體運用的一種制度，是刑罰裁量制度的基本內容之一。宣告緩刑必須以判處刑罰為先決條件，緩刑不能脫離原判刑罰的基礎而獨立存在。若犯罪人未被判處拘役、有期徒刑，就不能判處緩刑。緩刑的基本特征

為：判處刑罰，同時宣告暫緩執行，但又在一定時期內保持執行所判刑罰的可能性。緩刑與免予刑事處罰不同，與監外執行不同，緩刑與死刑緩期執行不同。

（二）緩刑的重要意義

緩刑適用制度是依據我國刑法適用懲辦與寬大處理相結合、懲罰與教育改造相結合的刑事政策，在刑罰制度中運用具體化，是依靠專門的機關與人民群眾相結合，是同犯罪作斗爭的方針，是在刑罰具體適用中的體現。實踐證明，把那些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放到社會上，置身于廣大群眾的監督之中，不僅能夠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同時利用社會力量鼓勵犯人改過自新，節約司法資源，而且有利于家庭的穩定、社會的安定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因此，對犯罪人適用緩刑，有利于教育改造犯罪分子、有利于貫徹少捕的政策、有利于社會安定團結。緩刑有助于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最優化地發揮刑罰的功能；緩刑有助于更好地實現刑罰的目的；緩刑是實現刑罰社會化是重要制度保障。

二、緩刑的適用條件

我國《刑法》第72條規定：“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可以宣告緩刑。”第74條規定：“對于累犯不適用緩刑。”根據上述規定，適用緩刑需符合前提條件、實質條件、排除條件。

（一）緩刑的適用前提條件

其適用于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短期自由刑的犯罪分子，而不能是被判處管制的犯罪分子和被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二）緩刑的適用實質要件

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認為適用緩刑不致再危害社會，這是適用緩刑的根本條件。緩刑的適用是為了促進犯罪分子改惡從善，關鍵是要準確把握緩刑人員適用緩刑后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這尺度。認定確實不致危害社會的標準可以分解為：犯罪情節是“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客觀標準；悔罪表現是“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主觀標準。

（三）緩刑的排除要件

排除要件是指法律排除緩刑適用的情形。我國《刑法》第74條規定：“對于累犯不適用緩刑。”累犯屢教不改，主觀惡性較深，有再犯之虞，適用緩刑難以防止其再犯新罪，所以累犯被判處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也不能適用緩刑。對于一人犯數罪，犯罪人被數罪并罰的條件下能否適用緩刑的問題，刑法學界存在不同的認識。我們認為，犯罪人實施數罪，被適用數罪并罰，決定執行的刑罰后，如果符合緩刑的條件，仍可宣告緩刑。

三、我國緩刑適用制度運用中存在的問題

（一）緩刑所需條件的規定過于原則

法律規定“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分子，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可以宣告緩刑”。法官對犯罪人定罪判刑后，必須根據其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認為“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才能適用緩刑。而對如何判斷“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法律未作進一步規定，首先由法官根據案情進行預測，由于法官的個人因素和外部影響，導致不同的預測結果。其次，在實踐中容易導致法官不敢大膽適用緩刑和濫用緩刑的兩種消極傾向。

（二）適用程序上存在明顯的欠缺

從現在的緩刑適用制度來看，緩刑適用的決定權僅僅局限于法官，而法官在審理案件時則是通過對案情的認定、根據各方面的因素作出主觀判斷來決定對被告人是否適用緩刑。其實，我國刑法在緩刑適用決定權的問題上，存在以下三個方面的不足：一是緩刑適用只有法官裁量權而沒有檢察官裁量權；二是緩刑適用只有實體性條件而沒有程序性條件；三是只有法官的裁量權而沒有社會（群眾）的參與權。

(三)沒有法官判斷錯誤責任免除的規定

法官在處理一個具體的案件時，結合案情并通過主觀預測認為符合我國刑法第七十二條的規定決定是否適用緩刑。一但適用緩刑將會產生兩種后果，一是被判處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內積極表現、改過自新、接受監督，考驗期滿原判刑罰不再執行；二是在考驗期內又犯罪而撤銷緩刑數罪并罰或者執行原判刑罰。然而法官辦理案件不僅受到法院內部的監督，還受到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和人民群眾的監督，一但法官判斷錯誤可能面臨巨大的輿論壓力，甚至受到行政處分。

（四）現行的監督考察體制跟不上需要

由于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出現了人、財、物的大流動。農民進城務工、做生意、城鎮居民去外地投資，搞項目，人口流動加劇，城鄉居民人戶分離現象嚴重，由于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各種改革措施逐步落實，以家庭為單位參加各種農村活動成為主要形式。農村的各種組織也因農村改革而成為一種松散狀態，這大大增加了緩刑犯的監管考察難度，由于監管不力有的緩刑犯違法亂紀，有的甚至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嚴重地影響了緩刑的質量。

四、我國緩刑制度的完善

（一）應當對緩刑的適用條件作出具體的規定

我國刑法應當作出適用緩刑和不得適用緩刑的規定，以便法官在考慮是否適

用緩刑時做到有法可依，筆者認為，對我國刑法“可以適用緩刑”的情形改為“應當適用緩刑”的情形，詳細表述如下：

被判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初犯，若真誠悔罪，對其適用緩刑不危及社會秩序的，應當適用緩刑。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初罪，若其真誠悔罪，且有下列情形之一，對其適用緩刑不會危及社會的，應當宣告緩刑：

1、喪失危害社會能力的聾啞人、盲人及其他病殘者。

2、犯罪后自首并有立功表現的：

3、被脅迫、被誘騙參加犯罪的；

4、主觀惡性不大的未成年人；

5、屬于正當防衛或者緊急避險而造成犯罪的；

6、犯罪中止的。

不得適用緩刑的情形：

1、累犯；

2、犯罪性質嚴重或影響極為惡劣的；

3、犯罪后拒不認罪的。

4、同時犯數罪的；

5、慣犯、教唆犯及團伙犯罪中的首要分子和屢教不改者；

6、緩刑或假釋期考驗期間再犯新罪的。

（二）建立罰金緩刑制度

對罰金能否適用緩刑，目前，世界各國刑事立法上有肯定和否定兩種態度，日本、法國、意大利、我國臺灣地區的刑法典規定可以對罰金適用緩刑，巴西、俄羅斯、瑞士和我國等的刑法典則明確規定對罰金不適用緩刑或者沒有規定對罰金可以適用緩刑。筆者認為，從緩刑的功效、罰金緩刑的程度、罰金適用緩刑在理論和實踐意義等方面來看，罰金是可以適用緩刑的。

1.從緩刑適用的刑種來看，在自由刑和罰金刑并列的情況下，如果只允許自由刑適用緩刑，而罰金刑卻不能適用緩刑，不僅在理論上依據不足，而且在適用中亦諸多便。尤其是因罪責輕沒有科處自由刑而單處罰金時，形成事實上的較重的刑適用了緩刑，而較輕的卻沒有適用緩刑，有悖公平正義。

2.從罰金緩刑適用來看，允許罰金緩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罰金的弊端。首先，犯同一罪處相同數額的罰金，同罪同罰，看似平等，但實質上不平等，因為犯罪分子的經濟承受能力存在著差異，對同等數額的罰金，不同的受刑人感受不同，在適用緩刑之后，則可平抑這種刑罰效果的實際上不平等；罰金刑的執行必須以受刑人擁有一定財產為前提，而受刑人貧富不均，對于無錢的受刑人，罰金刑是難以執行的，在適用緩刑之后，有助于解決罰金刑執行難的問題；刑罰的適用應堅持罪責自負，不株連無辜原則，罰金刑的適用難免要影響罪犯的親朋好友，而對罰金刑適用緩刑后有助于減少罰金刑的這一負面效應。

基于上述理由，我國應建立罰金刑緩刑制度。第一、有利于避免罰金刑弊端，使罰金刑功能更強大，適用范圍更廣，更好地發揮罰金刑的一般預防與特殊預防功能。第二、規定罰金刑緩刑制度，實際上在單處罰金與免于刑事處罰之間設立一等級，便于對犯罪人采取區別對待政策，使刑罰體系更加完整。第三、設立罰

金刑緩刑制度可以充分挖掘緩刑制度的潛能，促使犯罪分子自覺悔過自新、改惡從善。

(三)建立未成年犯緩刑保證金制度

緩刑保證金是指對緩刑人員在考驗期內由提出擔保的緩刑人員親屬或所在單位，向人民法院交納規定數額的貨幣，保證緩刑犯遵守監督規定、不再犯罪的一項緩刑制度。緩刑保證金制度在國外已頗為成熟，但在我國理論界仍分歧較大。贊成者認為，緩刑保證金制度，在我國對緩刑監督力量不足的情況下，具有調動保證人監督緩刑人員的作用；反對者認為，緩刑保證金制度可能導致“有錢才可以緩刑”的現象，影響緩刑的公正適用。筆者認為，單純的緩刑保證金制度在實踐中未必能實現其目標價值，并且的確存在制度性不公正的誘因，因此，應當有條件的將緩刑保證金制度引入我國的緩刑制度，即限制適用主體----僅限于未成年犯。對未成年犯擴大緩刑的適用是現代國際社會的普遍傾向。對未成年適用緩刑保證金制度，既符合刑罰教育的目的，又符合緩刑的價值目標。首先，未成年人可塑性大，自制力差，需要特殊保護；其次，緩刑保證金制度可以強化對未成年犯的幫教、考察。當未成年犯符合緩刑適用的前提條件和排除條件，法官不能確信未成年犯“不致再危害社會”時，如果未成年人的監護人提供緩刑保證金，并進行保證，法官可以考慮適用緩刑。

（四）建立考察聯動機制

一是對經過批準外出的緩刑犯，執行機關應當及時通知其目的地的公安機關予以繼續考察，以確保緩刑考察的連續性。另外，采取戶籍網絡登記，即將緩刑犯的基本信息登記在公安系統的人口信息網絡，全國共享，對其進行聯網監督。二是具體明確監督考察的工作人員。我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居民委員會組織法》均規定在兩委會中應當設置治安保衛委員，其代表基層自治組織履行治安等方面的職能，因此，可以明確由基層治保委員具體負責監督考察工作，由同級財政發給相應的報酬。三是明確監督考察機構及其人員的職責，主要包括：定期或不定期地向人民法院報告緩刑犯的監督考察情況，對是否撤銷緩刑犯的緩刑提出建議，幫助緩刑犯發展生產，實現改過自新等。四是建立相應的工作制度，尤其是明確緩刑犯的強制報到制度、定期報告制度、檔案管理制度等，防止脫管和漏管現象的出現。通過上述措施，建立健全緩刑考察制度，充分體現緩刑制度的功能，使公、檢、法都各負其責，各盡其職，對社會的和諧穩定，更好地發揮緩刑的真實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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