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寬嚴相濟體現恢復性司法理念
□堅持正確的犯罪控制觀;堅持正確的刑罰功能觀;堅持以人為本、保障人權的理念。
□恢復性司法使近現代以來幾乎由國家壟斷刑事公訴案件的訴訟進程,轉而更加注重發揮當事人的積極作用,尤其注重維護被害人的權益。
□寬嚴有度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中最為關鍵的核心問題,能否做到寬嚴有度是檢驗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貫徹是否準確、全面的標志。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應堅持快速辦理、放寬適用范圍、少用逮捕措施等原則。
日前,由xx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暨法學院、xx市檢察院與xx市中級人民法院聯合主辦的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與和諧社會構建學術研討會在xx市舉行。
三大理念貫徹寬嚴相濟
武漢大學資深教授馬克昌在其名為《中國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演進》的報告中說:“為了適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要,我國提出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以便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和諧因素。”然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適用中卻并非是一帆風順的。
xx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暨法學院院長趙秉志認為,目前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實踐中,在某種程度上仍存在寧“左”勿“右”、寧重勿輕的思想,甚至存在“殺人償命”等同態復仇心理,以致過分注重打擊而忽視保護,片面強調“嚴打”而忽視“寬緩”的一面,突出強調犯罪擴大化、刑罰重刑化。同時,由于存在證據意識薄弱、習慣有罪推定、輕信口供的認識,有的司法人員在有罪與無罪的證據存疑時,往往作有罪處理;在罪重與罪輕的證據存疑時,往往作罪重處理。這些認識和做法顯然有悖于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基本要求,直接影響到該政策的貫徹實施。
而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就必須牢固樹立三個理念:首先,要堅持正確的犯罪控制觀,犯罪雖可在規模和形式上控制,但并不能完全予以消滅。這才是合乎社會發展基本規律的犯罪控制觀。其次,要堅持正確的刑罰功能觀。刑罰的嚴厲性及其功能局限性決定了它只能是最后的制裁手段,只有在其他社會規范調整手段不力時,才能不得已而用之。最后,要堅持以人為本、保障人權的理念。“以人為本”不僅是“依法治國”方略的重要補充,而且是“法治”、“人權”觀念的人文基礎,是法治發展方向及其命運的決定性因素。
寬嚴相濟與恢復性司法相融
“恢復性司法是報復性司法相對應的概念,是對刑事犯罪通過在犯罪方和被害方之間建立一種對話關系,以犯罪人主動承擔責任消除雙方沖突,從深層次化解矛盾,并通過社區等有關方面的調解,修復受損社會關系的一種替代性司法活動。”xx市中級法院的李沙弟在研討會上談到了恢復性司法的理論與實踐。他說,恢復性司法的目的在于犯罪嫌疑人主動承擔個體責任,對自己的犯罪行為所造成的危害結果進行賠償;受害人利益得到救濟、補償,既包括物質財產方面,也包括精神人格方面;受損的社會關系得到修復、恢復;促進犯罪者早日回歸社會,恢復一種正常的生活秩序。
“恢復性司法為我們提供了一種以和平方式、在案件當事人充分參與的基礎上解決刑事沖突的新途徑,使近現代以來幾乎由國家壟斷刑事公訴案件的訴訟進程,轉而更加注重發揮當事人的積極作用,尤其注重維護被害人的權益,使被害人得到較為充分的救濟,實現當事人的和解并促使犯罪人的認罪,并融入社會、改過自新,盡快恢復被破壞的社會秩序和社會關系。”李沙弟說。
李沙弟介紹:其法院在借鑒恢復性司法理論過程中,將刑罰輕緩化引入到恢復性司法中,形成“非刑罰化”和“刑罰輕緩化”并舉的恢復性司法模式,這一模式在具體適用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被害人在得到了滿意的賠償之后都諒解了被告人,許多案件的當事人還當場握手言和。
寬嚴相濟要寬嚴有度
xx市檢察院檢察長種松志認為,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理解,直接關系到刑事司法活動的方向和原則,但司法實踐中,執行上出現了一些偏差,比如片面地認為寬嚴相濟就是對一切犯罪都要從寬處理,顯然是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誤解。我認為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內涵概括起來就是四句話:輕罪輕處、重罪重處、不罰無辜,寬嚴有度。
其中,寬嚴有度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中最為關鍵的核心問題,可以說,能否做到寬嚴有度是檢驗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貫徹是否準確、全面的標志。而寬嚴有度的內涵,則應是寬中有嚴、嚴中有寬、寬嚴互補、寬嚴有據。
為保持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正確、全面落實,首要問題是盡快實現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法律化,把該政策蘊含的非犯罪化、非刑罰化、非監禁化、非司法化等思想融入具體的法律規定之中,使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能夠真正在司法實踐中得到長期、有效的執行。
寬嚴相濟保護未成年犯
xx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盧建平,在研討會上提供了這樣一組數據,2002年,全國檢察機關共提起公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占起訴犯
罪嫌疑人總數約6.9%,而這個數字在2003年、2004年、2005年則分別占到了8.3%、9.9%和10.5%。可以看出,未成年人犯罪呈現出一種逐年上升的趨勢。
xx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李漢軍表示:“80后、90后犯罪已經進入了我們的視線。”
80后與90后的青少年具備著叛逆、“惡搞”及與“主流”社會之間嚴重的溝通問題等特點。為此,李漢軍認為青少年犯罪對策應當調整,他認為孩子出現了問題,家長及社會同時應當檢討自己是否有問題,同時還應當加強對話溝通,承認并注重未成年人的社會主體身份,尊重青少年的自身權利。此外,還需建立程序意義上的真正的人性化執法體制,而問題青少年幫教制度的基本立場,應當從說教轉向對話。
xx市檢察院的郝平軍在談到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下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司法保護時表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應堅持快速辦理、放寬適用范圍、少用逮捕措施等原則。例如,未成年人案件在檢察階段,檢察機關可以縮短審查批捕、審查起訴的時間,優先辦理或無間斷辦理。
郝平軍說:“檢察機關一旦決定將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逮捕,勢必就要經歷一個偵查、起訴、審判的漫長的訴訟過程,而未成年犯的羈押場所與成年人一樣均在看守所,產生交叉感染情況的可能性非常大,同時長時期脫離社會,尤其是對一些在校學生,使其被逮捕而切斷甚至永遠喪失正規教育的條件,無論是對其個人還是對社會,負面作用都將是巨大的。因此,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下,在辦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時,應該在衡量其行為是否構罪的同時,更應多關注是否確有逮捕的必要,更多從教育、挽救的角度把握捕與不捕的界限。
第二篇:寬嚴相濟調研報告
通州市人民檢察院
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專題調研報告
南通市院研究室:
根據市院《關于報送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調研報告及相關案例的通知》精神,我院由研究室牽頭,會同反貪局、公訴科、偵監科、控申科、人監辦等業務部門,就“進一步對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問題”展開專題調研,現將我院去年以來,貫徹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經驗、做法,取得的效果,存在的問題以及貫徹省院《關于全面正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 推進和諧江蘇建設的若干意見》的情況報告如下:
一、主要的做法與經驗
1、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我們與公安等部門緊密配合,突出打擊重點,嚴厲打擊侵害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盜竊、搶奪等多發性侵財犯罪,殺人、搶劫、強奸、綁架等嚴重暴力犯罪以及其他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嚴重刑事犯罪,堅持從重從快的方針,做到快速審查起訴,并建議法院從重處理,著力解決影響群眾安全感的緊迫問題,確保一方平安。去年以來,我們依法對衣立等涉嫌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快審快結,并依法向法院提出從重處罰的量刑建議。積極探索“簡易案件流程提速”工作機制,建立快速處理輕微刑事犯罪案件工作機制、分類審查機制和專人審查制度,與法院、公安聯合印發《關于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的實施意見》,繼續實行簡易程序和推行普通程序被告人認罪案件簡化審,共適用簡易程 序295件,簡化審案件121件,“兩簡”案件占到提起公訴案件的94%。,實現了案件繁簡分流,提高了訴訟效率。
2、輕微刑事案件寬緩化。在辦案中,堅持依法辦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區別不同情況區別對待的原則,對輕微刑事案件和未成人犯罪案件進行輕緩處理,可訴可不訴的不訴。對于犯罪情節輕微、犯罪嫌疑人認罪悔罪表現好、被害人諒解等符合相對不起訴條件的輕微刑事案件,依法行使不起訴權,體現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為了體現公平、公正,去年我們根據可操作性原則,制定對交通肇事案件相對不起訴的標準和條件,進行一定的宣傳報道,對社會公開,嚴格不起訴的條件,經院檢委會討論通過了《關于交通肇事犯罪輕緩處理的意見(試行)》,對交通肇事案中同時具備“過錯較小、賠償積極、認罪態度好、有自首立功表現、得到被害人親屬諒解”五種情形的19名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訴決定。達到了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
3、積極推行檢調對接工作機制。我們不斷完善檢察工作與社會矛盾糾紛大調解工作體系的最佳結合點,進一步拓展檢調對接的內容和范圍,實現檢察機關與調處中心化解矛盾的良性互動。辦案中,我們大膽借鑒恢復性司法理念,對輕微刑事案件,在征求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雙方意見的基礎上,與有關部門共同做好和解工作,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和諧。今年共對41名符合不起訴條件的犯罪嫌疑人依法作出了不起訴決 定,在這41件案件中就有35件是通過檢調對接雙方達成民事損害賠償協議并當即兌現,雙方達成和解。在今年不起訴的41件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雙方均達成和解,所有被不起訴的人員中,無一人重新犯罪,取得了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我們應本著從寬處理的指導思想,將控告申訴信訪、輕微刑事案件所涉民事賠償部分、民事行政案件執行和解等納入檢調對接的范疇,實現法律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2007年,我院成功辦理檢調對接案件87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4、教育挽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預防和減少青少年犯罪,維護青少年的合法權益,是公訴部門依法履行法律監督職責的一項重要工作。對未成年人和在校生犯罪,我們堅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針,積極開展幫教工作。為切實做好青少年維權工作,我們摸索總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青少年犯罪案件辦理方法,成立青少年犯罪主訴檢察官辦案組,并配備一名女同志,加強對失足青少年的教育、感化和挽救工作。今年,我們對7名初次犯罪、犯罪數額較小、有一定悔罪表現的未成年人和在校大學生,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給這些一時失足的青少年以重新做人的出路;繼續與法院少年法庭聯手開展“圓桌”審判方式,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做到件件出庭支持公訴,件件進行庭審教育,寓教于審,實現辦案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結合。對于被判處緩刑的未成年犯,我們還經常與他們及其監護人取得聯系,落實長效幫教措施。同時,我們還加強青少年 犯罪的預防工作,對案件中涉案的未犯罪處理的未成年人,我們主動通知或主動上門對這些未成年人及其家長進行警示教育,令其以他人為鑒,防微杜漸,防止不良社會風氣的影響,培養良好的習慣;警示家長對子女嚴加管教,注意管教方法,確保子女走上正路,防止他們滑向犯罪的泥淖。今年以來,我們先后對涉案而未作犯罪處理的21名未成年人及其家長進行了警示教育,收到良好的社會效果,得到了這些家長的普遍歡迎。
5、敦促嫌疑人投案自首。2007年,以多種方式敦促職務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對于主動到檢察機關投案自首或經敦促投案自首,如實交待問題、積極退贓并自愿接受處理的,依法或建議法院依法予以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對經檢察機關通知犯罪嫌疑人單位或家屬后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均視為自首。對犯罪數額不大、有自首立功情節、認罪態度好、積極退贓,一般不采取拘留、逮捕的強制措施。對情節輕微的,可視情況作出不起訴決定。敦促投案自首緩解了線索匱乏的矛盾,有利于查明犯罪事實。同時也有利于拓展偵查思路,可以由嫌疑人提供相關證人配合偵查工作,有利于贓款贓物的追繳。通過敦促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使犯罪嫌疑人真正從內心悔罪,有利于證據的搜集與固定,簡化犯罪的處理程序,減少翻供翻證現象,提高司法機關的效率。同時也使偵查期間的羈押有效減少,到法院時判處緩刑的機會增加,體現了訴訟經濟 的原則,減少了改造罪犯的成本。通過多年來的實踐證明,在偵查階段就認定投案自首的犯罪嫌疑人均沒有翻供翻證現象,無一上訴。
二、存在的問題
1、公安、檢察、法院三家對于嚴重刑事案件、輕微刑事案件、寬嚴要素以及寬、嚴節度的把握上有時存有認識上的分歧,從而不能有效一致的做出符合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精神處理。高檢院關于快速辦理輕微刑事案件的規范性文件只解決了檢察環節的提速,有待解決偵查、審判環節與之相配合的問題。對于這些問題,建議上級檢察機關迅速與公安、法院等部門統一認識,共同出臺規范性文件,或者建議同級人大常委會將院制定的適用寬嚴相濟的相關意見上升為地方性法規。
2、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賦予檢察機關很大的自由裁量權,因此對于在偵查、公訴環節作終結訴訟程序處理的輕微刑事案件,在執法標準尺度的掌握上要予以規范統一,防止濫用。實踐中,從嚴打擊在刑法規定的框架內能夠較好地把握,但從寬到什么程度,什么情況下從寬,因個案不同,不容易把握。建議上級院參照法院系統的量刑指導規則或者量刑指導意見制定出臺規范檢察環節的指導性規范性文件,防止寬大無度,放縱犯罪。
3、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實施,將使得相當被告人不到羈押場所服刑而進入社區,同時也使得相當一部分犯罪嫌疑 人不被交付審判而被作不起訴或者不作為犯罪處理而撤銷案件。這就帶來對于這些人員如何給予后續幫教的問題。社區矯正制度目前只針對監外服刑人員,而對于在偵查、檢察環節寬大處理的人員的幫教并未納入其中,也沒有相應的較為完備的工作機制,這是一個急待解決的問題。
三、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之典型案例
外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張某涉嫌盜竊罪不捕案。(1)基本案情。犯罪嫌疑人張西漢,男,16歲,家住安徽省泗縣草溝鎮張集村二組,通在通州市先鋒鎮打工。2007年3月4日中午,張某乘同宿舍代某在外吃飯,宿舍無人之機,從代某床上的錢包內竊取代某農業銀行信用卡,當日下午利用先前知道的密碼,到先鋒鎮信用社自動取款機上取款人民幣5000元,3月5日又取款人民幣1800元。同年3月6日被刑事拘留,3月13日提請我院審查批捕。
(2)體現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及效果。接到案卷后,承辦人及時提審犯罪嫌疑人進行主證復核,在提審過程中,犯罪嫌疑人對自己的犯罪行為供認不諱,認罪態度較好。在案件討論過程中,大家認為張某雖然構成犯罪,但他是未成年人,而且認罪態度較好,有悔罪表現,如果認為他是外來的,在本地無取保條件,就機械地批捕、判刑,那么他今后的人生之路是很難想象的,這樣做體現出來的只是法律效果,而不能體現較好的社會效果,這不符合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與我們正在著力 構建和諧社會是不相適應的,因此,我們認為犯罪嫌疑人張某系未成年人,且未造成被害人的損失,也取得被害人諒解,被害人表示不追究其刑事責任,根據高檢院有關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可以通過其他強制措施保證訴訟的順利進行,無逮捕必要,我們依法作出不予批準逮捕決定,從而較好的保護了外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
以上報告,不當之處請指正。
通州市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
二00八年三月六日
第三篇:寬嚴相濟司法政策適用情況分析探討
2006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十屆檢察委員會第六十八次會議通過了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在檢察工作中貫徹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見》,通過司法解釋的形式正式確立了檢察工作中適用寬嚴相濟司法政策的相關原則和制度,也為司法實踐中如何適用寬嚴相濟政策指明了方向和辦法。結合作為最基層工作的我院檢察工作實際,現在此談一談如何在基層檢察工作中貫徹寬嚴相濟司法政策,如何通過每一件案件的辦理為構建和諧社會這一宏偉目標服務。
一、寬嚴相濟司法政策的內容及原則
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司法解釋明確了檢察機關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就是要根據社會治安形勢和犯罪分子的不同情況,在依法履行法律監督職能中實行區別對待,注重寬與嚴的有機統一,該嚴則嚴,當寬則寬,寬嚴互補,寬嚴有度,對嚴重犯罪依法從嚴打擊,對輕微犯罪依法從寬處理,對嚴重犯罪中的從寬情節和輕微犯罪中的從嚴情節也要依法分別予以寬嚴體現,對犯罪的實體處理和適用訴訟程序都要體現寬嚴相濟的精神。
同時確立了檢察機關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應當堅持的原則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內容:
1、全面把握。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中的寬與嚴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二者相輔相成,必須全面理解,全面把握,全面落實。既要防止只講嚴而忽視寬,又要防止只講寬而忽視嚴,防止一個傾向掩蓋另一個傾向。
2、區別對待。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核心是區別對待。應當綜合考慮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包括犯罪侵害的客體、情節、手段、后果等)、犯罪人的主觀惡性(包括犯罪時的主觀方面、犯罪后的態度、平時表現等)以及案件的社會影響,根據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犯罪與社會治安的形勢,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依法予以從寬或者從嚴處理。
3、嚴格依法。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必須堅持罪刑法定、罪刑相適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實現政策指導與嚴格執法的有機統一,寬要有節,嚴要有度,寬和嚴都必須嚴格依照法律,在法律范圍內進行,做到寬嚴合法,于法有據。
4、注重效果。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應當做到懲治犯罪與保障人權的有機統一,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利與保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的有機統一,特殊預防與一般預防的有機統一,執法辦案與化解矛盾的有機統一,以有利于維護穩定,化解矛盾,減少對抗,促進和諧。
二、我院在司法實踐中貫徹寬嚴相濟政策的嘗試
結合我省今年的檢察工作的要求:圍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一主題,以化解社會矛盾為主線,在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上、在如何使用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上、在提高隊伍素質和執法水平上下功夫,為構建富裕、文明、開放、和諧的云南作出貢獻。我院確立了實行貫徹寬嚴相濟司法政策的原則——要因事因案而定,不能因人而定。并確立了主要在以下四類案件上考慮如何適用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開創檢察工作新的局面:第一,因鄰里糾紛引起的輕微刑事案件,特別是輕傷害案件;第二,殘疾人犯罪案件、過失犯罪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第三,在職務犯罪案件中,嚴把立案關;第四,惡勢力、地痞、惡霸行兇滋事,受害方反抗而引發的刑事案件。
為使上述四類案件在司法實踐中得以準確把握,我院公訴部門還確立了一定的程序措施予以保障。針對輕微刑事案件,在審查起訴過程中采取能組織民事和解的從中協調和解,防止“一案結,千日仇”,通過解鈴的方式調和雙方當事人的矛盾。針對未成年人案件,特別是在校學生的案件,采取簡便快捷的辦理方式,充分利用假期等不影響學生正常學習的方式,并盡可能使犯罪嫌疑人在認識自身錯誤的同時能夠快速回歸社會,不受歧視,增強庭前改造的效果,保證在開庭后能夠改其向善,針對第四類案件則聯系偵查機關,多收集被害人存在過錯的證據,保證對犯罪嫌疑人的處理與法有據、與情有原。
三、在公訴工作中餞行寬嚴相濟司法政策的一些建議
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核心是區別對待,保證案件的處理作到“寬要有節,嚴要有度”,在保證不枉不縱的基礎上同時要綜合考慮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犯罪人的主觀惡性以及案件的社會影響,根據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犯罪與社會治安的形勢,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依法予以從寬或者從嚴處理。為更全面的貫徹寬嚴相濟的司法政策,使案件的辦理做到寬而有據、嚴則有度,結合我院所處的社會實際和以往案件辦理的經驗總結,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方面認識“寬”與“嚴”,才能更好的保證刑事案件的質量,并通過案件的辦理促進司法的和諧。
(一)“寬”的適用
(1)、從適用人群上看:
1、對未成年人犯罪應以寬緩為主,這也是基于未成年人心智發育尚不成熟而為的。我國的司法體制中對未成年人犯罪,歷來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具體而言,除了堅持刑法條文中對未成年人應“從輕或者減輕處罰”、“不適用死刑”外,對各個訴訟程序均應實行簡化和保護。在公訴環節,應充分考慮到未成年人的生活、學習,能不訴的盡量不訴;在審判環節,除堅持不公開審判外,盡量采取簡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簡化審程序,減少因庭審時間過長或過于嚴肅給未成年人帶來的巨大心理壓力;在執行環節,應充分
考慮到身體和心理承受壓力,與成年犯分開羈押,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優先考慮減刑、假釋。
2、對孕婦、殘疾人、精神病患者犯罪也應以寬緩為主,這是基于其身體原因而為的。但與未成年人不同,其寬緩是有一定限度的。對孕婦的寬緩主要體現在逮捕、死刑判決、收監執行三個方面,出于人道主義而不捕、不判死刑、不收監;對殘疾人的寬緩主要體現在其犯與身體殘疾有關的犯罪時,可以“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對精神病患者寬緩主要是因為其辨認和控制能力減弱,量刑時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
3、“弱勢群體”犯罪同樣要以寬緩為主。這是基于其經濟和社會地位較低,犯罪往往與自身生活和工作有關,值得同情,對其犯罪寬緩處理,人們可以理解,也較公平。但“弱勢群體”的范圍還很難有個準確的概定,一個共同點應該是經濟和社會地位較低,往往處于孤立無援的困境,包括下崗失業者,無業者,農民工,生活無著的老人,普通農民等。由于生活貧困、社會地位低下,他們往往為了生存而實施了一些犯罪,對此,要區別情況具體對待,除罪大惡極外,一般應從輕處理。當前,很多地方企業或單位給予的農民工資極低,工作環境很差,有的還長期拖欠農民工資,由此引發了一系列刑事案件,如有的農民工因家里急需用錢,而老板長期拖欠,以致激憤殺人等。對這類案件的處理應貫徹寬緩的政策。
(2)、從適用的犯罪種類看:
1、職務犯罪應重點打擊。貪污賄賂犯罪和瀆職侵權犯罪是社會的毒瘤,它危害的不僅僅是一個單位、一個地區,而是直接或間接的危害著整個國家。這類案件嚴重損害了國家工作人員的聲譽,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如不嚴厲打擊,就有亡國的危險。歷屆黨和政府也都將其作為重點打擊的對象,但是,由于種種原因,此類犯罪打擊的力度還不夠,寬緩過度,且越來越寬。據統計,2001年到2005年,全國貪污賄賂案件判免刑、緩刑的從占51.38%上升到66.48%,瀆職侵權案件從占52.6%上升到82.83;2003年到2005年,全國有33519名職務犯罪分子被宣告緩刑,年均緩刑率為51.5%,遠遠高于公安機關偵查的普通刑事案件緩刑判決19.74%的比率。這還不包括達到死刑標準而被判死緩“留條小命”的罪犯(《檢察日報》7月25日報道)。這其中的原因值得我們深思。
2、黑惡勢力犯罪、毒品犯罪、危害公共安全和公民生命安全的犯罪以及危害國防利益、軍人違反職責犯罪要堅持從嚴從快打擊。黑惡勢力犯罪分子稱霸一方,魚肉百姓,社會危害性大,影響很壞,是嚴打的重點;毒品犯罪、危害公共安全和公民生命安全犯罪直接威脅著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也是歷年打擊的重點,是國家打擊的重點;危害國防利益和軍人違反職責犯罪則威脅著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當然應該從嚴打擊。
3、對其他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侵犯公民民主權利、侵犯財產、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犯罪要依法打擊。相對于前面的犯罪來說,這些犯罪的危害性要小些,但也要區別對待,依法打擊。同時,在某些特定的時期,某些特定的犯罪社會危害性增大,也必須嚴厲打擊。如走私、強迫賣淫、金融詐騙罪等。
(3)、可采取的適用方法
1、擴大相對不起訴范圍。不起訴權是刑訴法賦予檢察機關的一項重要的檢察權。根據對案件起訴或不起訴有無自由裁量權,可以將不起訴分為法定不起訴和相對不起訴。相對不起訴是指檢察官對于存在足夠犯罪嫌疑且符合起訴條件的案件,依其職權斟酌具體情形而作出的一種不起訴決定。它有利于節約訴訟成本,合理使用司法資源,將主要精力投入到更為嚴重的刑事犯罪案件的起訴中去,以提高訴訟質量和訴訟效率。然而,不起訴制度在司法實踐中運行不暢,適用率較低,沒有發揮其應有的功能,更是將輕微犯罪人推入繁雜冗長的訴訟程序,使一些本可以通過其它非刑罰化措施得到改善的犯罪嫌疑人承受過多的訴訟負擔,遭受短期自由刑,甚至使犯罪嫌疑人產生仇視和對抗社會的扭曲心態。因此,要發揮相對不起訴對犯罪的預防、改造、震懾之功能,除了對符合條件的案件不作人為的限制比例而大膽適用相對不起訴外,還要擴大相對不起訴的適用范圍,將其范圍擴大到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犯罪,對于未成年涉嫌犯罪、過失涉嫌犯罪以及初次涉嫌犯罪的案件不起訴裁量權的案件范圍擴大為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之刑罰,從而使檢察官在運用自由裁量權時有一個更大的空間,發揮更積極的作用,以利于實現有輕微犯罪的人悔過自新,減少主觀惡性,實現刑法之目的。
2、引進刑事和解制度。我國現行的刑事司法是以國家起訴和對被告人判刑為主要模式的,這種模式不僅帶來監獄壓力大、司法成本高的后果,而且嚴重忽略了被害人在刑事訴訟中所應具有的本體地位。因此,引進刑事和解制度,對于貫徹“寬大”的刑事政策,不僅十分必要,而且切實可行。所謂刑事和解,是指犯罪發生之后,經由調停人使受害人與加害人直接商談,對刑事責任問題達成的協議,受害人一方不追究加害人一方的刑事責任,加害人一方則可能為此對受害人一方進行物質性賠償等。刑事和解制度給沖突雙方解決矛盾提供了機會,能夠有效地減少和鈍化矛盾,盡可能地減少法院判決后的消極因素,有助于在全社會增進和諧協調的社會關系。刑事和解制度在實體上能夠確保被害人的實質利益,避免加害人負面的標簽效應;在程序上提升了被害人在刑事追訴程序中之參與地位;在法理上合乎刑事追訴經濟原則,有利于提升加害人社會責任感,回復法秩序的和平。它旨在提升被害人和犯罪人的滿意度,降低再犯率,它與我國傳統的調解制度所蘊涵的“和為貴”的理念相一致。刑事和解是一項操作性強的準司法活動,它有三方面要求:一是在輕微刑事案件中,加害人做有罪答辯和雙方當事人自愿的情況下,可由當事人自行和解;二是當事人和解不得違反國家法律強制性規定、社會公德;三是當事人和解后,無論在何階段,相應的國家機關都應以此作為撤銷案件的依據。
3、擴大簡化審和簡易程序的適用。被告人認罪案件簡化審和簡易程序,既節省刑事司法資源、提高司法效率,又有利于被告人權利的保障,減少刑事司法程序對被告人的不良影響。因此,“兩高一部”于2003年3月15日發布了《關于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被告人認罪案件”的若干意見(試行)》和《關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公訴案件的若干意見》。要把這兩個《意見》的貫徹實施作為提高公訴部門辦案能力和效率的重要措施,作為落實“寬大”刑事政策的重大舉措。在具體辦案中,對符合法定條件的公訴案件,能夠適用簡易程序或者可以簡化審理的,要積極主動建議人民法院適用;對于被告人及辯護人提出建議適用簡易程序或者簡化審理的案件,經審理認為符合條件的,應當同意并向人民法院建議適用。鑒于目前簡易程序只適用三年以下案件,筆者建議對應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過失犯罪,被告人認罪的案件也可以適用簡易程序。
(二)“嚴”的適用
(1)、從適用的對象看:
一是從行為角度看,“嚴”的適用對象是嚴重影響社會穩定的犯罪,主要包括:①嚴重危及公民人身、財產安全的犯罪,特別是暴力犯罪,如殺人、強奸、搶劫、綁架、販毒等八類嚴重刑事案件;②聚眾性犯罪,如武裝叛亂、**罪、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聚眾沖擊國家機關罪等;③部分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如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劫機劫船、涉槍犯罪以及造成嚴重后果的過失犯罪,如重大責任事故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等;④有組織犯罪,主要是恐怖組織犯罪和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⑤邪教組織犯罪;⑥貪污賄賂犯罪。近年來,這些犯罪的數量持續上升,對社會的危害日益嚴重,群眾對此反映比較強烈,嚴重影響了社會的穩定。
二是從行為人角度看,“嚴”的適用對象是嚴重危及社會穩定的犯罪人,主要包括職務犯(利用職務便利進行犯罪的國家工作人員)和累犯、再犯。職務犯由于其主體的特殊性、其行為侵犯社會關系的多重性及對職務的違背性等,表現出更廣泛、更嚴重的社會危害性,而且,職務犯對社會的不良示范作用較之其他犯罪人更大,因此,要“從嚴治吏”。而累犯,我國歷來將其作為懲治的重點,現行刑法也對累犯專門作了修訂,表現了我國對累犯從嚴懲治的決心。同時,筆者認為對不成立累犯,但一而再犯罪的人,就是俗話說的“幾進宮”的人,這類人多次犯罪而均未改造回歸社會,其主觀惡性顯然大于初犯、偶犯,因此也應加大對其的打擊,保持社會的穩定與和諧。
(2)、在適用的方式上:
一是實體上“依法從重”。所謂“依法從重”是指依法對嚴重影響社會穩定的犯罪和嚴重危及社會穩定的犯罪人加大打擊力度,依法予以從重懲處。具體包括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是刑事政策導向的“從重”。根據社會治安的實際需要,對適用對象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給予超出一般犯罪或犯罪人的否定評價;另一方面是實際處罰意義上的“從重”,即在相對確定的法定刑的范圍內適用較重的刑種或較長的刑期。在公訴環節就應在量刑建議上著重強調對其從重處理的理由,請求人民法院對其處以在法定刑范圍內的偏重處理。
二是程序上“依法從快”。所謂“依法從快”是指在法定的程序下,在法定期限以內,對適用對象及時審查、及時起訴,以達到有效地追究犯罪、證實犯罪、打擊犯罪的效果。如對于被告人犯數罪的案件,如果主要罪名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的,次罪中據以定罪量刑的證據在法定的期限以內無法查清的,以主要罪名起訴,無法查證的次罪不予認定;對于共同犯罪的案件,如果同案犯在逃,但現有的證據足以證明在案犯犯罪事實的,就應對在案犯起訴,決不能久拖不決,影響訴訟的社會效果。
檢察機關既是刑事法律的執行主體,也是刑事政策的具體實施者。在檢察公訴環節,落實“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對于懲治犯罪,保障人權,維護社會的和諧穩定,促進司法的公正高效,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第四篇:寬嚴相濟執法理念的思考
“寬嚴相濟”執法理念的思考
“寬嚴相濟”是我國的基本刑事政策,是在落實依法治國方略、踐行執法為民宗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下,與時俱進,提出的一種刑事司法政策。它不是對“嚴打”刑事政策的簡單否定,也不是對和諧社會理念的簡單理解或機械貫徹,而是在依法的前提下,力求寬與嚴的相濟相成,進而促進、保障和諧社會建設,體現了一種辨證執法觀與理性執法觀,具有在刑事執法以外的其它執法領域包括海關執法工作中推廣貫徹的價值與意義。在進出境活動日益增加、復雜,監管相對人權益意識日益強化,海關監管與執法難度日益增大的當前,對承載著為國把關、服務經濟、促進發展的重大職責使命的海關而言,在執法過程中如何貫徹好寬嚴相濟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寬嚴相濟的涵義。
寬嚴相濟的基本涵義是:針對犯罪的不同情況,區別對待,該寬則寬,該嚴則嚴,有寬有嚴,寬嚴適度;“寬”不是法外施恩,“嚴”也不是無限加重,而是要嚴格依照相關法律,根據具體的案件情況來懲罰犯罪,做到“寬嚴相濟,罰當其罪”。
具體而言,寬嚴相濟的“寬”,是指寬大、寬緩和寬容。一是該輕而輕,二是該重而輕。該輕而輕,是指對輕微犯罪應當處以輕緩的刑罰。這既是罪刑均衡原則的題中之義,也是刑罰公正的要求。該重而輕,是指所犯罪行較重,但被告人具有坦白、自首或者立功等法定和酌定情節的,法律上應予從寬處理,判處較輕的刑罰。該重而輕,體現的是刑法對于犯罪人的攻心和感化作用。寬嚴相濟的“嚴”,是指嚴格、嚴厲和嚴肅。嚴格是指法網嚴密,有罪必罰。嚴厲是指刑罰苛厲,從重懲處。嚴肅是指司法活動循法而治,不徇私情。北京大學著名教授儲槐植先生曾經歸納了四種刑罰模式:嚴而不厲、厲而不嚴、不嚴不厲、又嚴又厲。嚴而不厲是指法網嚴密,刑罰卻并不苛厲;厲而不嚴則是指刑罰苛厲,法網卻并不嚴密;不嚴不厲是指法網也不嚴密,刑罰也不苛厲;又嚴又厲是指法網嚴密,刑罰也很苛厲。按照儲先生的分析,我國刑罰的現狀屬于厲而不嚴。顯然,寬嚴相濟所追求的目標正是嚴而不厲,所擯棄的正是厲而不嚴。寬嚴相濟的“嚴”雖然同時包含“嚴格”與“嚴厲”兩個方面的含義,但結合實踐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我們應當更多地強調“嚴格”。即該作為犯罪處理的一定要作為犯罪處理,該受刑罰處罰的一定要依刑法的規定進行處罰。當然,對于嚴重犯罪不僅應該依法進行處罰,而且還應當“嚴打”,也就是該重則重,充分發揮刑罰的威懾力。
寬嚴相濟的“濟”,意為救濟、協調與結合,即要寬嚴平衡,互相銜接,形成良性互動。所謂寬嚴有度、寬嚴審勢。寬嚴有度是指保持寬嚴之間的平衡:寬,不能寬大無邊;嚴,不能嚴厲無比。寬嚴審勢是指寬嚴的比例、比重應當根據一定的形勢及
時進行調整,根據不同的社會形勢和犯罪態勢,對犯罪行為要在區別對待的基礎上,靈活、協調地運用嚴格法律政策與寬松法律政策兩種應對策略,打擊和孤立極少數,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數,以實現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機統一。
二、貫徹落實好“寬嚴相濟”執法理念要注意做好4方面工作。
一要正確處理好把關與服務的關系。作為國家的進出境監督管理機關,海關的工作方針是“依法行政,為國把關,服務經濟,促進發展”,很顯然,海關的職責一在于把關,二在于服務(為地方、國家經濟發展服務)。作為海關一線現場的關員,每天面對眾多的執法相對人,如何行使好手中的權利、履行好肩負的職責、落實好“寬嚴相濟”的執法理念,首先要把握好把關與服務的平衡點,兩者的關系是相輔相成,沒有偏頗。
二要認識到“寬嚴相濟”執法理念是運用于海關整體執法工作中的理念。作為一種順應并切合當前形勢與要求的執法理念、思路或指導思想,它不僅僅只限于緝私辦案過程,在涉及海關各類監管業務中都應該加以積極借鑒并擴展運用。比如在查驗現場,在加強碼頭實際監管工作上,我們應該合理區分監管對象,全面分析當前轄區內各碼頭經營企業守法、資信情況,對各類碼頭實行合理區分和界定,對守法企業應當大力扶持、鼓勵,而對于管理混亂、整改無效的碼頭企業應該集中監管資源查處。
三要正確處理好寬與嚴的關系,不能孤立的、片面的講寬或講嚴,不能用一個傾向掩蓋另一個傾向。切實做到寬嚴并用,既要注意克服重刑主義思想影響,防止片面從嚴,也要避免受輕刑化思想影響,一味從寬。切不能把“寬嚴相濟”作為“寬松”的代名詞,一味從輕從寬,放松了把關的職責。要注意把握寬與嚴之間有機結合、對立統一、相輔相成的關系,做到當寬則寬、當嚴則嚴,寬要有節、嚴要有度,寬不廢嚴、嚴不排寬。
四要加強執法監督有效防范兩大風險。寬嚴相濟賦予執法人員一定的自由裁量權,而要保證這部分自由裁量權的正常運行,保證執法過程中該寬則寬,該嚴則嚴,真正落實寬嚴相濟的精神要義,使其不至于超出應有的范圍,堅決杜絕出現以寬嚴相濟為借口,隨意裁量,權力尋租的枉法和腐敗行為,就要增強風險意識與憂患意識,清醒認識貫徹“寬嚴相濟”可能帶來的風險轉移或新的風險點,主動地、超前地分析采取風險防控對策措施,加強制度監督,讓防范兩大風險為落實“寬嚴相濟”執法理念保駕護航。
三、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執法理念的兩個難點。
一是自由裁量權的把握使用問題。海關執法中,在行政裁決處罰以及采取刑事或行政強制措施等方面被賦予了一定的自由裁量權,這既是我國成文法體系立法的必然,也是執法效率的內在需要。海關執法業務基量大、門類多,要采取措施引導一線執法人員依法合理運用自由裁量權,通過自由裁量充分體現理性執法的意念,更好地實現寬嚴相濟、理性執法:一是及時培訓、臨場指導,法規部門或者緝私等部門有必要在一線監管現場及時
開展法律法規培訓,甚至是到執法現場臨場指導實踐操作;二是結合實際案例時常開展案例分析會,通過案例分析,探討、反思執法的合理合法性,幫助提高執法水平。
二是“寬嚴相濟”執法尺度的統一性問題。同樣的業務,這個海關能辦、那個海關不能辦,這個海關這樣辦、那個海關那樣辦,同樣的問題這個海關這樣處理、那個海關那樣處理等是長期以來存在的問題。執法或者執法尺度的不統一表現多樣,對內對外的風險一樣高、危害一樣存在,對外容易讓一些不法分子有機可乘,在各個關區之間搞“飄移”走私;對內也容易使執法關員無所適從,處理從嚴了有違背執法理念之嫌,從輕了有行政不作為之疑,埋下執法偏頗所帶來的風險隱患。因此,有必要通過大力推進規范監管作業,統一監管標準,提高執法的統一性,努力營造規范有序的通關環境。
參考文獻:
1、《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確切含義及其蘊涵》 董治良
2、《寬嚴有尺度》何帆
3、《我國刑事政策的時代內涵與實現路徑》 蒙慶
4、《關于海關執法工作貫徹寬嚴相濟加強理性執法的思考》
深圳海關 張華魯
第五篇:班主任管理工作要寬嚴相濟
班主任管理工作要寬嚴相濟
論文摘要:本文試圖以“寬嚴相濟”為切入點來探討班級管理的方法。作者分別從班級管理的“寬”和“嚴”兩個角度進行了詳細闡述。作者認為班主任的“寬”應體現在:
一、抓大放小,允許學生犯錯誤,不必跟學生事事較真;
二、樹立民主平等的師生觀,不必過分強調“師道尊嚴”;
三、從班主任自身做起,營造寬松和諧的班級氣氛。認為班主任的 “嚴”要體現在:
一、制定詳細合理的班級管理制度,使班級管理制度化、常規化;
二、用民主科學的管理辦法創建和諧的班級;
三、以德育活動為載體,熏陶學生道德情操;
四、以科任教師和家長的意見與配合為保障,培養全面健康的學生。
說起“寬嚴相濟”,我總會想起司馬遷在《史記·李將軍傳》①中記述的飛將軍李廣和程不識帶兵的故事:李廣和程不識在漢武帝時都是當時駐守邊防抗擊匈奴的名將,但兩人的帶兵風格迥然不同。李廣帶兵,部隊行軍不講究隊列,遇到水草豐茂之地就停下集糧草、休息。留宿一地時,士兵自由行動,食宿搭伙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幕府簡化文書帳簿等事項。部隊扎營遠離警戒線并深入敵境,但也不曾遭到侵害。程不識帶兵,部隊行軍講究隊列整齊,紀律嚴明,夜間擊刁斗,士吏辦理軍事文書常常至天明,軍隊常勞碌不得休息,但也不曾遭到侵害。程不識后來感嘆說:“李廣將軍治軍松散隨意,但是每當敵人來犯士兵們卻能迅速反擊,士兵因為隨意快樂,所以都樂于為李廣而死。我軍雖煩擾,但敵人也不能侵害。”當時李廣和程不識都威震匈奴,但是匈奴都畏懼李廣的謀略,稱其為飛將軍,士兵也都以跟隨李廣為樂,而以跟隨程不識為苦。
這個故事深深地啟發了我。班主任帶班和將軍帶兵打仗都是有共通之處的。如果說說班主任是運籌帷幄指揮千軍萬馬的將軍,那么學生就是英勇無畏沖鋒陷陣的士兵。“一將無能,累死行軍”。好班主任就是一個好將軍。好將軍,就能帶領士兵打一場又一場勝仗,無能的將軍只能主讓士兵品嘗一次又一次失敗的滋味;然而做班主任難!這是因為,班主任工作的性質是極其瑣碎的,它是對教師個人能力和綜合素質的考驗和挑戰。班主任既要做整肅學風的嚴師,又要做春風化雨的慈母;既要當事必躬親的實干家又要當慷慨激昂的演說家;既要當黑臉包公又要做笑面大佛??總之班主任身兼多重角色。
怎樣扮演好這一多重的角色呢?幾年的班主任管理工作總結下來,經驗和教訓都有許多,但感受最深的就是:當班主任要寬嚴相濟。在班級管理工作中,應該既要有李廣的“寬”,又要有程不識的“嚴”,二者有機結合,才能更好地發揮班主任的指導任作用,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學生學習和參與活動的熱情。
首先談一談“寬”。
“寬”不是指放任自流,姑息遷就學生,而是指對學生要尊重、理解、信任、寬容,為學生營造一個寬松、和諧、愉快、民主、平等的班級學習環境。就是因為李廣充分尊重了人性,充分尊重了人類熱愛自由,喜歡被人信任的天性,所以士兵才會愿意為李廣去戰死沙場,正所謂“士為知己者死”。那么對待學生也一樣。教師應該明白,學生雖然還是孩子,但他們也有豐富的情感,也有棱角分明的個性,也熱愛自由,也樂于享受生活的樂趣,也喜歡被人尊重、信任、理解。我們現在面對的學生們,不再是傳統教育下塑造出的大同小異,缺乏鮮明個性的學生。他們越來越富有批判與懷疑精神,越來越鮮活生動。教育工作者再也不能把他們當作是學習知識的木偶人,單純地用“嚴師出高徒”“不打不成材”的古訓來管理教育學生已經行不通了。班主任應當是一座燈塔,為學生指明前進的方向,指引他們搬開橫亙在前進道路上的一塊又一塊絆腳石,而不應當是把銼刀,千方百計想銼平學生的棱角,泯滅學生的個性。如果班主任能夠充分認識到這一點,充分了解并掌握學生的個性特點和思想感情狀況,并在實際工作中因人施教,靈活變通地處理學生問題的話,那么民主平等、寬松和諧、互尊互愛的新型師生關系就不難實現。我認為班主任的“寬”應從以下幾點體現:
一、抓大放小,允許學生犯錯誤,不必跟學生事事較真。
一個班集體就是一個復雜的小社會,既然是個小社會,肯定要發生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對于影響惡劣,破壞大局,學生老師反響強烈的事情,要及時認真地處理,這樣才能懲前毖后。對于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則盡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為每個人都會犯錯誤,尤其是處于成長階段的學生,他們無意識地犯一些錯誤是難免的,如果學生犯點小錯就不依不饒抓住不放,勢必會壓抑他們的個性,摧毀他們的自信心,使得學生養成不敢承擔責任的壞毛病。對學生多些寬容,允許他們犯一些無知的小錯,不因學生犯點兒小錯就大發雷霆,小題目大做,上綱上線,不輕易施加各種“刑罰”,那么學生肯定會更樂于主動配合幫助教師解決問題,這樣教師才會真正起到教書育人的作用,而不是教書毀人。
二、樹立民主平等的師生觀,不必過分強調“師道尊嚴”。
在許多人的印象中,師生之間的關系就是貓和老鼠的關系。事實也往往如此。往往是一旦發生學生頂撞老師不服老師管教的事情,一些老師的第一反應不是安撫學生冷靜分析,而是感到自己的師道尊嚴受到了侵犯,自己的面子受到了傷害。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不分青紅皂白大聲地斥責、甚至于體罰寫檢查;更極端的拉學生在全班面前檢討找家長。但隨著人們觀念的不斷更新,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教師應該樹立新型的師生觀,師生之間應該建立一種民主平等、和諧愉快的關系,而不是貓和老鼠的關系。這是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更是適應新時代學生心理性格特點的要求。如果教師不能因時而易改變自己舊有的教育觀念,還是采用簡單生硬蠻橫的方式來對待學生,解決學生問題,那么在班級管理工作中,勢必陷自己于被動境地,激化師生矛盾,這反而才是徹底地失去了“師道尊嚴”。
三、從班主任自身做起,營造寬松和諧的班級氣氛。
(一)班主任應當像慈母、朋友一樣友好地對待學生,面對學生時要保持愉快親切的笑容。處理一些問題,搞一些活動時,應該盡量表現出老師活潑、開朗、寬容的一面來,讓學生首先喜歡班主任,自然喜歡這個班集體就不是難事了。
(二)班主任對學生的一些日常作息或紀律方面的管理要體現人性化、人情化,尊重理解學生的一些個性特點,不必要求學生什么都整齊劃一。不妨適度地松散、隨意。
(三)經常搞一些活躍班級氣氛,拉近師生距離,凝聚班級人心的集體活動。活動是最容易發現學生的優點和特長的過程,這也是師生增進了解,加深感情,營造和諧寬松氛圍的有效途徑。
再來說說“嚴”。
“寬”的目的是融洽師生關系,為學生營造一個寬松愉快的學習環境。但班主任工作畢竟不同于李廣帶兵打仗。因為學生還處于成長階段,缺乏自制力和約束力,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他們很容易受外在因素的影響而形成不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甚至于干出有違法律和道德的事情來。因此一個相對安靜有序的環境是學生能否潛心學習的保證。要營造一個安靜有序的環境,就必須有程不識治軍的嚴明。所謂“嚴”不是說事事對學生聲色俱厲,事事苛求學生,讓學生循規蹈矩,不敢有自己的想法和主見,而是說要讓學生在日常的學習生活中養成良好的組織性、紀律性、自律性,使學生認識到“自由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不能凡事都隨心所欲,凡事都要有個度。
我認為班主任應從以下幾方面從“嚴”要求學生:
一、制定詳細合理的班級管理制度,使班級管理制度化、常規化。
一個班級體如果沒有明確的班級制度來約束學生,那這個集體就會是一盤散沙,一個沒有凝聚力的集體是無法讓學生安心學習的。因此班主任應制定較詳細的班級管理制度,如學習評比制度、操行評比制度、衛生評比制度、黑板報評比制度等。當然制度制訂出來后,能不能堅持按制度進行常規化、制度化的管理,又是考驗班主任的執著、認真和恒心的過程。這就要求班主任要帶領學生認真遵守執行班級制度,不讓班級制度形同虛設。
二、用民主科學的管理辦法創建和諧的班級
(一)、平等公正的對待班級每個成員。在班級事務管理和班級教育教學活動中,班主任應當公平公正的對待每個學生,對每個學生在校紀班規面前一視同仁,讓學生人人都有公平參與的機會,個個都有公平競爭的權利,讓每個班級成員都能公平和諧的發展。
(二)、培養一批有能力、有責任心的班干部(重中之重)
班干部是維系老師與同學間的紐帶和橋梁,也是班級各項工作的直接指揮者,因此培養一批優秀的有責任心的班干部是班級工作的重中之重。通過班干部發揮同學們的主觀能動性,并帶動同學們向優秀的方面發展。在充分培養學生民主意識的前提下讓學生民主推薦班干部,并實行定期選舉制度,讓學生評判班干部的管理,讓班干部自主組織學生進行民主討論、制定班級公約。
(三)、堅持正面教育的科學管理辦法。班主任要注意培養班干部的工作方法,通過制定班級公約、班級量化細則等引導學生明辨是非,引導學生進行良性競爭。注重樹立榜樣,不斷激勵學生自我約束,共同進步,使每個學生都和諧共處、共同拼搏、齊頭并進。
三、以德育活動為載體,熏陶學生道德情操
學生思想境界的提高、道德情操的提升,不僅要有一定的道德認知積累,還要有充分的生活,充分的社會實踐和情境體驗。要實現這一要求必須廣泛開展形式多樣的德育活動。
(一)禮儀常規教育活動
堅持每周舉行升旗儀式,堅持開展“文明班級、文明寢室、合格小公民”等一系列禮儀常規教育活動,要求學生從學習和生活中的細節做起,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
(二)主題教育班會活動
適時的開展有針對性的主題教育班會活動,讓學生在活動中明辨是非,滲透感情,實現自我教育。
(三)文藝科技活動
根據學生的興趣愛好,開展文學藝術和科技創新等方面的競賽,不僅能豐富校園生活、張揚學生個性、陶冶學生情操,還能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和實踐能力。
(四)社會實踐活動
結合時令和社會環境,組織學生參加社會實踐活動,不僅能鍛煉學生的社會交往能力,還能讓學生親自參與情感體驗,從實踐中領悟到人間真情,從而讓道德情感得到升華。
四、以科任教師和家長的意見與配合為保障,培養全面健康的學生
(一)、密切聯系科任教師齊心協力、共同管理
班級管理的成員除了班主任和學生之外,還有科任教師的作用也不能忽視。充分發揮科任教師的作用,齊心協力搞好班級管理才能促進良好班風的形成,才能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因此班主任應保持與科任教師密切聯系,及時交流情況,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維護好科任教師的良好形象,樹立課任教師的威信。
(二)、加強與家長的溝通,從家庭教育入手做細班級管理。
現在的學生家長“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思想尤為嚴重,家長對學校老師寄予厚望,有的對學生溺愛有加,有的對學生要求苛刻,因此,保持與家長的聯系與溝通是做好班級管理工作不可缺少的保障。作為班主任應該對全班學生一視同仁,都要做家訪或電訪,當然與家長聯系并不是告狀,應該是憂也報喜也報,互相交流學生在家和在校的表現,引導家長注意教育的方式方法,讓家長為學生的健康成長提供良好的環境。
總之,教育教學工作沒有定法,班級管理充滿變數,班級管理者只有加強學習,不斷探索、銳意創新,班級管理工作才會更加科學有效,我們的學校才會培養出更多的、更全面的、更健康的學生。班主任在工作中如果能很好地恰當地實施“寬嚴相濟”的管理方法,我相信他(她)不僅會贏得全體學生的信任和喜愛,和學生建立起親切融洽的師生關系,而且也會使班主任工作開展得順利、有聲有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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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恩施市逸夫小學班級管理方略 《百花園里競芬芳》 3、恩施舞陽中學 《新形式下班級管理工作的探索與實踐》 4、來鳳縣教育局 《建設校園文化提升育人水平》
5、巴東縣野三關鎮初級中學 《抓好班級管理建設校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