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完善分析思考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治國理政目標。社會和諧的前提是法律的和諧，法律和諧的關鍵是立法、司法和執法的和諧。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作為我國刑事法律的有力補充，促進了我國刑事司法活動更加趨于和諧的進程，在維護我國社會穩定方面發揮著巨大的作用。然而，作為一種新興事物，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僅限于原則性的籠統規定，那一世小說網 穿越小說網 網游小說網 http://www.tmdps.cn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亟待完善的地方。對此，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完善：

一、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應兼顧實體與程序的統一

現階段對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理解、適用，主要貫徹落實在對犯罪人及犯罪行為的處遇與解決上，對于其程序性亦應加以明確。

一是區分“寬”和“嚴”的辦案氛圍。要根據性質、后果等具體情況，區分不同的犯罪案件，有針對性地營造“寬”和“嚴”的偵查、逮捕、公訴、審理、執行氛圍，充分發揮法律打擊和震懾犯罪的作用，適時宣傳和兌現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實現刑事法律和刑事政策的有機統一、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如，利用公開宣判大會體現法律“嚴”的一面；在對某些過失犯罪案件的庭審方式上營造適度寬松的庭審氛圍，體現“寬”的一面，既震懾、懲處了被告人，又教育、感化了旁聽者。

二是進一步健全貫徹“嚴打”方針的經常性工作機制。司法機關要加強對社會治安形勢的分析，因地制宜地確定打擊犯罪的重點，增強打擊的針對性；特別是檢察機關要規范對重大刑事案件適時介入偵查及公訴、偵查監督引導偵查的機制，增強打擊的時效性。對于被告人犯數罪的案件，如果主要罪名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的，次罪中據以定罪量刑的證據在法定的期限以內無法查清的，以主要罪名起訴，無法查證的次罪不予認定；對于共同犯罪的案件，如果同案犯在逃，但現有的證據足以證明在案犯犯罪事實的，就應對在案犯起訴，決不能久拖不決。

三是依法擴大簡易程序和簡化審理程序的適用。對于符合法定條件的輕微刑事案件，人民法院應根據檢察機關的建議或直接決定適用簡易程序。對于被告人認罪的刑事案件，符合有關規定條件的，人民法院應適用簡化程序審理。

四是改革完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辦案方式。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公、檢、法各部門應指定專門人員或者設立專門機構辦理，建立適合未成年人特點的審查逮捕、審查起訴、審判工作機制，對成年人與未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原則上實行分案處理。分案處理制度，是指司法機關對于受理的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在不妨礙案件處理的情況下，對成年人和未成年人進行分案起訴，法院分案受理、審判的制度。實行分案起訴制度是對未成年人進行特殊司法保護的具體體現，對于教育挽救未成年犯罪人意義重大，有利于貫徹區別對待原則，落實對未成年人特殊保護的規定，有利于創造適于未成年犯罪人悔過自新的庭審氛圍，有利于解決訴訟中存在的問題。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實行分案辦理，不是簡單地就案而分，而是更大程度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更好地教育挽救未成年人而為。

五是建立輕微刑事案件的快速辦理機制。所謂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是指對犯罪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犯罪嫌疑人認罪，社會危害不大的輕微刑事案件，提高辦案速度，加快辦案流程，盡快結案，最大限度的縮短犯罪人在押期的一種快速辦理制度。簡單地說，就是快偵、快捕、快訴、快判，使司法機關真正體現以人為本的價值追求。從注重嚴打長效機制向注重協調處理社會矛盾機制上轉變，從機械被動執法向主動化解矛盾、減少對抗上轉變，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努力構建和諧社會。這一點對于審判工作來說，也切實體現了人民法院“公正與效率”的工作主題。

二、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應注意民事責任的承擔

（一）民事責任的承擔影響刑事責任寬嚴的合理性。

在犯罪行為和民事違法行為（侵權行為）競合的情況下，刑事犯罪行為侵害社會關系的同時，又侵犯民事主體的民事權益，對行為人應既追究刑事責任，又追究民事責任，甚至應視情況向民事責任傾斜。因為刑事責任救濟的是社會關系、公共秩序，而民事責任救濟的是被害人的民事權益。在考慮適用法律責任時，把保護民事被害人置于優先地位考慮，體現了司法保護人權、關注民生的價值觀念；而另一方面，對于行為人來講，首先應是把民事責任最大化。行為人承擔了民事責任的，對其刑事責任適用相對從寬的政策，是必要和合理的。

同時，此類案件通過司法活動可恢復受侵害的社會秩序和被害人的民事權利兩個方面。由于社會秩序具有抽象性，民事權利具有具體性，顯然司法在恢復受損的民事權利方面更能夠實現看得見的公平，讓人們切實感受到司法的正義。

（二）影響刑事責任寬嚴的民事責任承擔情形。

能夠發生以民事責任的承擔影響刑事責任寬嚴的，應當是刑事犯罪行為和民事違法行為競合的案件。對于單純的刑事犯罪行為，不產生這

美女學院的禁書 異體——我的緋色天空 理工大風流往事 我的老婆是殺手 一劍驚仙 重生之官道 http://www.tmdps.cn

個問題。對于犯罪行為同時應當被判處罰金或者追繳犯罪所得的案件，也不屬于這個范圍。

可以使刑事責任得到寬緩處理的民事責任承擔情形，應當包括：其一，在民事責任的產生上，被害人也有一定過錯。其二，民事責任的賠償上，被害人得到滿足。其三，對于侵財型犯罪行為，行為人返還被害人贓款贓物。其四，行為人對于造成的民事損害采取其他有效可那一世小說網 穿越小說網 網游小說網 http://www.tmdps.cn行的補救措施。

當然，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中的寬和嚴是相輔相成的。民事責任的承擔狀況對刑事責任的影響上，也應當有從嚴的一面。如果行為人對造成的被害人的民事損害能夠賠償而不賠償，如轉移財產、阻撓執行，或者對于犯罪所得肆意揮霍，惡意造成客觀上不能賠償、無法返還等，就可以在刑事處理上適度從嚴。

（三）解決程序。

以民事責任的承擔狀況來酌定刑事責任的寬嚴，可以在以下程序中進行：其一，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被害人通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要求解決民事賠償的，如果賠償部分已通過該程序予以解決的，對加害方的刑事責任可以酌定從輕。不能賠償或者拒不賠償的，刑事責任部分則一般不能從寬。其二，民事部分已經庭外調解、協議解決。在偵查、審查起訴、或者開庭審理判決以前，被害人和加害人對民事賠償部分已經調解解決或者協議解決的，在刑事判決時可以從輕考慮。其三，民事部分已另行起訴。一般而言，對于刑民交叉的案件，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賠償的，習慣的做法是先刑后民。但從理論上講，在特殊情況下，被害人就民事部分先行起訴也不是不可以。如果民事部分已經先行起訴得到解決，則在處理刑事部分時，可以考慮予以從輕。

三、將調解引入刑事案件中，構建刑事和解制度

所謂刑事和解，是一種以協商合作形式恢復原有秩序的案件解決方式，它是指在刑事訴訟中，加害人以認罪、賠償、道歉等形式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后，國家專門機關對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責任、免除處罰或者從輕處罰的一種制度。輕微刑事案件通過控、辯雙方工作和法院的認可，經刑事和解方式迅速結案，體現了對輕微犯罪的寬緩處理，有利于節約司法資源，提高司法效率，修復社會關系，促進社會和諧。應該說,刑事和解是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的一種有效措施，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都有重要意義。在刑事和解過程中，加害人能夠感受到來自各方面的關懷和溫暖，比較直觀、深刻地認識、理解自己行為的危害性，有利于接受教育改造，消除對社會的仇恨，減少其再犯罪的可能。加害人的真誠懺悔和積極的悔罪表現，是對被害人的精神慰藉。在理論上，刑事和解體現的是恢復性司法的理念。恢復性司法的前提是犯罪人承認自己的犯罪事實并允諾承擔責任，核心目標是最大程度地滿足被害人的需求并有助于使當事人和社區的正常生活秩序得以恢復。使用處刑輕緩化的恢復性司法程序的范圍是犯罪較輕、社會危害性不大的未成年人犯罪、在校生犯罪與傷害案犯罪。

我國在民事訴訟中歷來強調調解，如何在刑事訴訟中更好地發揮調解的作用卻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在刑事自訴案件中,法院可以對被告人與被害人進行調解,只有在調解不成的情況下方可判決。這種對刑事自訴案件的調解,是我國目前刑事調解的重要形式。除此以外,在公安機關對輕微刑事案件的處理中,也應當引入調解方式。

四、改進行刑方式，盡快實行社區矯正

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要求對于那些犯罪較輕的犯罪人盡可能地采用非監禁化措施。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發出《關于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根據通知精神,社區矯正具有以下特征：

1、矯正的對象是以下五種罪犯：①被判處管制的；②被宣告緩刑的；③被暫予監外執行的；④被裁定假釋的；⑤被剝奪政治權利,并在社會上服刑的。這五種人納入社區矯正的對象范圍,有利于對他們進行矯正。

2、社區矯正的主體是國家專門的社區矯正機構,以及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及社會志愿者。

3、社區矯正的性質是非監禁刑的執行以及非監禁處遇的考察。

就目前我國的社區矯正而言，主要是在社區實施的非監禁刑的執行活動。筆者認為，社區矯正對象在社區的一切活動由社區負責協調和管理，相關部門要分工負責，密切配合，采用執法主體與工作主體適度分離的模式，做好社區矯正工作。通過社區矯正,可以較好地修復矯正服刑人員的犯罪心理和行為惡習，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

總之，我國要順應刑事社會化、一體化、法治化、人性化的發展趨勢，將現代刑法理念、目的、手段、策略、措施等有機地融為一體，進一步完善和落實各項社會政策，從犯罪矯正和犯罪預防的角度出發，制訂出實施“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的具體措施，從而形成結構更合理、內容更完善、更易于操作的刑事政策體系，真正為和諧社會建設發揮應有的作用。

美女學院的禁書 異體——我的緋色天空 理工大風流往事 我的老婆是殺手 一劍驚仙 重生之官道 http://www.tmdps.cn

第二篇：如何執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

近年來，青少年犯罪急劇上升，與環境污染、吸毒販毒并稱為當今世界的“三大公害”。如何有效地達到既有力地打擊犯罪，又注意保護末成人合法權益，促進其健康成長，是當前面臨的突出問題。針對青少年犯罪逐年呈增長趨勢的特點，政法機關堅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目前已取得良好的效果，但是也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近年來，檢察機關在工作中提出

對刑事案件執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為處理未成年人犯罪提出了很好的思路。本文從近幾年來未成年人犯罪的特點和處理情況談談如何對未成年人犯罪施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一、對青少年犯罪處理的情況

（1）緩刑使用過多。在對未成年人犯罪量刑時，審判機關沒有完全根據每個案件的具體情況綜合考慮，即本人的人身危險性，犯罪情節后果等。在未成年人搶劫案件中，除少數因作案次數多，沒有判緩刑外，不論是否投案自首，幾乎都判緩刑。2004年至2006年8月份，我院共接到法院對未成年人犯罪有罪判決34件68 人，其中，判處緩刑的35人，占未成年犯罪有罪判決總數的51.5 %。

（2）打擊力度不大。通過對未成年人的量刑，沒有起到很好的威懾作用。我縣未成年人犯罪不僅沒有明顯下降，而且呈上升趨勢，2001年10人，2002年18人，2003年22人。并且在判刑后重新犯罪現象也十分突出，如周磊，2002年12月法院以搶劫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孫志強，2003年4月法院以搶劫罪判處其有期徒刑半年緩刑一年。二人在緩刑考驗期內又糾集五人，于2003年6月再次進行搶劫犯罪活動。

（3）附加罰金刑過多。未成年人往往由其監護人承擔，本人無獨立生活能力，無直接收入來源。法院判處未成年人罰金往往由監護人交納，不僅不能實現剝奪其犯罪資本的刑罰目的，相反形成以錢贖罪的印象，因此達不到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之效果。

二、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常出現的誤區

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我們在辦理過程中常出現思想認識上的不統一，實際處理上的不統一，不是失之于寬，就是失之于嚴，未成很好地把握恰當的尺度。

當我們在貫徹落實“嚴打”方針時，往往專注于未成年人的犯罪行為應受刑事制裁本身，強調以嚴厲的法律手段懲罰犯罪而達到遏制犯罪的目的，也即片面強調一個打擊和懲罰效應，這就是誤區之一。偏重于嚴，就會忽略懲罰與教育相結合而以教育為主的原則，達不到挽救的目的。例如一個未成年人平時表現不錯，偶然地實施了某種犯罪行為，但是處于可捕可不捕、可訴可不訴、可判可不判（罪）的情況下，“嚴”以處之捕、訴、判的話，很有可能將他過早地“推”入一個染缸，難保使他在看守所、監獄里不受到某種負面的“幫教”，很難說不會使他陷得更深而喪失改過自新的希望，從而更加仇視社會。這樣非但達不到挽救的目的，反而是增加了一個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誤區之二，就是我們一味地只看到處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輕緩刑事政策，凡遇到對象是未成年人，一概從輕處理，不批捕、不起訴。結果就是依法應捕、應訴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我們的片面認識之下不捕不訴，以為這就是在進行教育挽救了。殊不知刑事懲罰本身也是一種教育，只不過是一種嚴厲的教育方式而已，有時則是一種既有力又有效的教育。如一個系未成年人的在校學生，實施了某種犯罪行為，其主觀惡性較大，手段殘忍，社會危害大，我們如果考慮到他是在校學生的因素，出于挽救的目的而不捕不訴的話，這在他本人心里就會產生意外逃脫懲罰的僥幸，很難說以后不會再輕易以身試法。片面地重保護，輕打擊，這無疑也在客觀上縱容了犯罪。

這些誤區產生的根源在于，一是在每個辦案人員的認識、理念以及理解相關法條的不一致；二是在適用法律過程中所依據的既有相關刑事法律規范，又有“嚴打”方針和“輕緩”政策，在具體運用時有時顯得無所適從，由此難免產生處理上的偏差。

我們在實際工作中應力求避免這種誤區，作為法律監督機關更要準確地適用法律，深刻地領會立法及相關刑事政策的本意，克服隨意性、片面性，力爭做到在思想認識、理解法律、具體辦理中的一致性和統一性，如此才能更好地維護法律的尊嚴。而深入貫徹寬嚴相濟原則，準確把握寬嚴相濟尺度，則是我們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避免上述誤區的唯一有效方法。

三、寬嚴相濟，依法正確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正確理解和適用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貫徹落實于辦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工作之中，以懲罰犯罪,維護社會穩定,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促進未成年人健康成長。

什么是寬嚴相濟呢？寬嚴相濟就是寬大與嚴厲相結合，就是堅持教育與懲罰相結合，寬大以嚴厲為底線，嚴厲中又要保障人權，體現以人為本。“濟”，在此有相互滲透、補充、結合的意思。寬嚴相濟就是寬與嚴的對立統一，是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

第三篇：淺談公安機關如何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

寬嚴相濟是中共中央在《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的刑事司法政策。在具體地執法工作中，公安機關如何正確理解和運用這項刑事司法政策,最大限度地遏制、預防和減少犯罪，筆者談點粗淺的看法。

一、認真領會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內涵與實質

2005年召開的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第一次提出實行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

2005年12月，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干同志要求“政法機關要更加注重運用多種手段化解矛盾糾紛，更加注重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并明確指出寬嚴相濟是“指對刑事犯罪區別對待，做到既要有力打擊和震懾犯罪，維護法制的嚴肅性，又要盡可能減少社會對抗，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一方面，必須堅持嚴打方針不動搖，對嚴重刑事犯罪依法嚴厲打擊，什么犯罪突出就重點打擊什么犯罪，在穩準狠和及時性上體現這一方針；另一方面，要充分重視依法從寬的一面，對輕微違反犯罪人員，對失足少年，要繼續堅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有條件的可適當多判一些緩刑，積極穩妥地推進社區矯正工作”。這里明確界定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內涵，指出了從嚴從寬的工作方向。2006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全面系統地闡述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具體體現，首先必須體現“嚴”，要毫不動搖地堅持“嚴打”方針，始終保持對刑事犯罪的高壓態勢；同時區別對待，對情節輕微、主觀惡性不大的犯罪人員，多開展教育感化工作。使輕罪與重罪分別依法得到妥當的處理，做到既有力打擊和震懾犯罪，又盡可能減少社會對抗，以獲得刑罰效果的最大化。實施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旨在最大限度地增加社會和諧因素，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不和諧因素。可見，寬嚴相濟的司法政策并不是對“嚴打”方針的弱化和否定，而是新形勢下嚴厲打擊刑事犯罪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密切結合，是對“嚴打”方針的有益補充。

二、正確認識實施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重要意義

實施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有利于和諧社會建設。穩定是和諧的基礎，和諧是穩定的最高境界。公安機關執法實際中，在堅持嚴打方針的同時，實施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既能有力地打擊和震懾犯罪，維護法律的權威，又要充分運用依法從寬的刑事政策，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不僅集中力量打擊了嚴重犯罪，還從根本上緩解了社會沖突，減少了社會對抗,促進了社會和諧。

實施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有利于強化人民警察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要求公安機關及其人民警察不能僅靠從重從快打擊刑事犯罪來保障依法辦案,在執法中必須轉變執法理念,以尊重和保障人權為核心,調和人權保障與利益保護之間的關系。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要求寬嚴適度、有據，實施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正是落實了維護社會秩序與保護人權,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并重的理念。

實施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有利于立法宗旨的實現。對于嚴重刑事犯罪,該從重的要堅決從重,對于具有法定或酌定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的,該兌現政策的要依法予以從寬處理。如果因為嚴打而不兌現政策,就會導致犯罪分子喪失對國家法律的信任度。堅持寬嚴相濟,能夠產生積極的、正面的社會效果，能夠實現嚴格執法與熱情服務，執法形式與執法目的，追求效率與實現公正的有機統一。

三、公安機關實施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幾點建議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公安刑事執法工作中如何運用，具體應把握以下兩方面：

一方面，突出“從嚴”,依法從重從快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和社會丑惡現象。首先，必須長期堅持“嚴打”方針，維護社會穩定，保障經濟發展。多年的“嚴打”實踐證明，從重從快打擊刑事犯罪，是遏制犯罪急劇上升的有效措施，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首要環節，因此，公安機關必須毫不動搖地長期堅持“嚴打”方針，始終保持對刑事犯罪的高壓態勢，真正把“嚴打”方針貫徹到日常執法工作的各個環節。其次，要根據公安部的部署，加大對黑惡勢力、嚴重暴力犯罪，多發性侵財犯罪，經濟犯罪和毒品犯罪等五類犯罪的打擊力度，立足本地的社會治安實際和違法犯罪特點確定打擊重點，堅持集中整治與日常嚴打相結合，增強嚴打斗爭的及時性和針對性。第三，要充分運用勞動教養措施，對那些聚眾斗毆、尋釁滋事、煽動鬧事、欺行霸市，或者稱霸一方、為非作歹、欺壓群眾、惡習較深，擾亂社會治安穩定的，該勞教的堅決予以勞教。此外，對于賣淫嫖娼、吸食注射毒品等十分突出的問題，加大整治力度，通過收容教育、強制戒毒等手段集中打擊社會丑惡現象。

另一方面，要突出“從寬”，深入探索公安執法過程中的應對措施。

第一，把好案件源頭。刑事案件的立案必須具備有能夠證明犯罪事

實的基本證據，符合法定立案標準，該立則立，不該立的不立。根據現有材料尚不足以做出立案決定的，進一步開展調查，根據調查結果作出是否立案。如果擴大立案范圍，隨意立案，會給當事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壓力。如：某市曾發生某學校教師周xx因涉嫌強奸一事被立為刑事案件，周xx在被公安機關傳喚、訊問后，覺得丟失了面子，一時想不通而自盡。經公安機關調查，案件不存在，根本不夠立案。

第二，推行刑事調解。所謂刑事調解，是指犯罪發生之后，經由公安機關或其他調解人使受害人與加害人直接商談，對刑事責任問題達成的協議，受害方不追究加害方的刑事責任，加害方則可能為此對受害方進行物質性賠償等。刑事調解制度給沖突雙方解決矛盾提供了機會，能夠有效地減少和消除矛盾，盡可能地減少法院判決后的消極因素，有助于在全社會增進和諧協調的社會關系。刑事調解制度在實體上能夠確保被害人的實質利益；在程序上提升了被害人在刑事追訴程序中之參與地位；在法理上合乎刑事追訴經濟原則，有利于提升加害人社會責任感。它旨在提升被害人和犯罪人的滿意度，降低再犯率，它與我國傳統的調解制度所蘊涵的“和為貴”的理念相一致。輕傷害案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鄰里糾紛、家庭糾紛、日常瑣事引發的，加害人往往是出于一時沖動，事發后又追悔莫及。一般來說，此類案件社會危害性相對較小，雙方的激憤情緒小，具有調解基礎。如能調解結案，則能讓親情得以維系，讓家庭得以穩定，讓鄰里得以和睦，讓社會得以和諧。對此類案件，我們在及時全面調查取證的同時，盡力做加害人和被害人雙方的調解工作，促成雙方自愿達成調解協議。對于雙方達成調解協議并得到執行且符合其他撤案條件的輕傷害案件，一律予以撤銷案件。如某派出所辦理的齊某故意傷害案，調查取證情況充分證明齊某涉嫌故意傷害罪，但本案雙方當事人系親戚關系，若簡單地刑拘、逮捕，可能導致日后兩個家庭矛盾進一步激化。后經了解，雙方都有調解的意向。于是辦案民警就調解問題給雙方做了一些教育工作，最終達成了調解協議，雙方的矛盾得以化解。但對達不成調解協議、加害人無悔罪表現、不是因民間糾紛引起的輕傷害案件，則堅決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運用刑事調解的案件范圍，應當嚴格控制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一章第4條規定的八類刑事案件范圍內。不能濫用刑事調解，杜絕濫用職權、放縱犯罪行為的發生。

第三，慎用羈押性強制措施。我們在辦理刑事案件中堅持區別對待，對嚴重的刑事犯罪堅決嚴厲打擊，從嚴處理。對主觀惡性較小、犯罪情節輕微的未成年人，初犯、偶犯、過失犯罪，貫徹教育、感化、挽救方針，慎用羈押性強制措施，做到當寬則寬。對符合條件的犯罪嫌疑人適用取保候審措施，也為將來法院對其從輕定罪量刑打下良好的基礎。如，有的犯罪嫌疑人按照其犯罪情節很有可能被判處拘役或緩刑，按正常程序刑拘、逮捕、起訴、判刑，犯罪嫌疑人可能被羈押達半年以上，最終的判決結果可能體現不了對其從輕處罰，造成形式上的從輕，而事實上未予從輕，更沒有體現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的情形。

第四，對未成年人、在校學生輕罪實行非刑事化處理。對未成年人在校學生犯罪案件，以寬宥為基本原則，以保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和維護社會穩定為雙重目的，通過使用輕緩處理方法引導未成年人走向正確道路。對于在校學生犯輕罪，由辦案單位與學生家長、學校共同研究幫教措施，切實保障未成年人能夠在重返社會后得到全方位的幫教和挽救。對于社會青年對在校學生實施的犯罪，則采取嚴厲打擊提早控制的方法，有效治理學校周邊的治安環境秩序。2007年4月，未成年人在校學生李某盜竊一出租車內錢物后被抓獲。經深入調查，李某盜竊價值未滿捌佰元，系初犯且認錯態度較好，最后李某僅被裁決行政拘留且不予執行。當辦案人員將李某交給其家人領回時，其家人喜極而泣，感謝公安機關人性化執法，給孩子改過自新的機會，并表示今后一定對孩子嚴加管教。李某也發誓一定痛改前非。我局刑警大隊在辦理劉某盜竊案過程中，辦案人員發現劉某的年齡認定存在疑問，辦案單位進一步調查后依法對其撤銷案件的決定，有效地保護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

第五，注入人文關懷。***部長強調，全國公安機關和廣大民警要真正把關注民生、重視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作為公安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落實到每一名民警的思想和行動中去，落實到每一個執法環節中去，落實到每一項公安工作中去，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維護社會和諧穩定、促進經濟發展作出新貢獻。公安機關在辦案中對未成年人、在校學生、輕微犯罪適用非刑事化處理的辦法，一般予以治安處罰，不動用刑罰手段。偵查活動中涉及到犯罪嫌疑人和證人有單位的需進行傳喚、訊問的，盡量減少和避免給其帶來的不利影響；執行抓捕任務時,盡量避免犯罪嫌疑人家中的老人、未成年人或病人在場；搜查中不扣押與案件無關的物品，注重維護企業聲譽，不隨意查扣企業廠房和設備，將責任意識和人文關懷貫穿于辦案的每一環節。

第四篇：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調查與思考

一、在實施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方面的措施和效果

近年來,固始縣檢察院在貫徹實施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和不少成功經驗。

（一）堅持“嚴打”方針，嚴厲打擊各種嚴重刑事犯罪分子

xx縣檢察院堅持把維護社會穩定放在首要位置，充分運用審查批捕、審查起訴手段，始終保持對嚴重刑事犯罪的高壓態勢，對嚴重暴力犯罪、涉黑涉惡、“兩搶一盜”和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犯罪做到快捕快訴，嚴厲打擊。三年來，共批準逮捕各類刑事犯罪嫌疑人681件1032人，審查起訴1132案1358人，提起公訴的案件均被法院作有罪判決。如從快批捕了“11.29”“超越手機城”特大搶劫案、盧春樂惡性雇兇殺人案；適時介入了公安部掛牌督辦的郭恒格等10余人盜竊小汽車團伙案；依法對指定管轄的信陽市出租車司機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案等提起公訴并已判決有果。

（二）貫徹寬嚴相濟政策精神，審慎行使逮捕和起訴權

xx縣檢察院在堅持“嚴打”方針不動搖的同時，積極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精神，對一些可捕可不捕、可訴可不訴的案件，能不捕、不訴的就盡量不捕、不訴。三年來，以因“無逮捕必要”不批準逮捕的共68件81人，作相對不起訴處理的案件共54人。

（三）重視刑事和解工作

xx縣檢察院十分重視刑事和解工作，在不違背法律規定的前提下，積極探索各種有利于進行刑事和解的工作機制，通過轉達雙方意見、為雙方對話提供方便和創造條件、為雙方和解提供法律服務工作、對雙方進行說服教育、作出類似于辨訴交易的某種程度的承諾等方式促成、參與甚或主持和解工作，促使被害人與加害人達成諒解，化解矛盾，盡快恢復原本良好的社會關系，并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犯罪人員認罪服法，安心改造，促進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在審查批準逮捕中通過各種方式促成當事人和解的案件共有64件，和解后不捕的有36人，不起訴9人，建議法院從輕處理的19人，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四）積極開展量刑建議，進一步貫徹落實寬嚴相濟政策精神

xx縣檢察院在司法實踐中一直都很重視對被告人的量刑建議，對確有從輕或從重處罰情節的，公訴人在法庭上明確提出從輕或從重處罰的意見來，作為公訴意見的重要部分給法院量刑參考，提高了審判效率，也提高了被告人的認罪服判率。

（五）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原則，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實行區別對待

從增加和諧因素出發，堅持打擊和教育挽救并重，積極探索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新方式，依法擴大簡易程序和簡化審理程序的適用，辦理未成年人犯罪采用輕緩適度、懲教結合的刑事政策，慎用或少用逮捕措施和刑事處置方法。同時，對適用輕緩刑事政策不捕的未成年人進行跟蹤回訪，掌握其思想動態和現實表現，對其中困難的給予幫教。如在辦理未成年人李某尋釁滋事犯罪案時，鑒于李某是剛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其父在外省服刑，母親已改嫁，監護人是年過七旬的奶奶。根據其犯罪性質和情節，對李某采取取保候審，后被依法判處緩刑。為幫其解決生活困難，我院主動與李居住地的民政部門及村委會聯系，建議將其納入低保照顧對象，避免了其重新走上違法犯罪道路，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果。

二、存在的問題：

（一）、執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不同步。當“寬”則“寬”的輕緩的刑事政策最早由最高人民檢察院于2004年12月提出，隨后，高檢院先后出臺了《關于在檢察工作中貫徹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見》和《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兩個規范性文件，對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提出具體要求，為實施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提供了有力支持。但是在司法實踐中，檢察機關執行的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未能與公安、法院系統的刑事執法形成很好地對接，一方面，公安機關的績效考評強調刑拘轉捕率和逮捕數，適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后，降低了刑拘轉捕率和逮捕數，勢必影響其績效考評。對此，公安機關有反響，檢察機關有難處，還對兩家關系造成了不利影響。另一方面，法院對無逮捕必要不批捕的被告人，起訴過去即決定逮捕，使檢察機關的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失去意義。法院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保證訴訟，也有利益驅動的因素，對于這樣的結果，檢察機關無可奈何，只能聽之任之。

（二）、實施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與維護社會穩定的沖突。適用輕緩刑事政策固然能夠減少社會對立面，促進和諧社會建設，但是審查逮捕環節往往是矛盾集中的階段，象輕傷害和交通肇事等一些輕微的刑事案件，由于審查逮捕階段距案發不久，當事人不愿調解或者沒有調解好，被害方未得到賠償，適用輕緩的刑事政策不批捕犯罪嫌疑人后，就有可能導致矛盾激化，埋下治安隱患，或者引起涉法上訪；有的被害方情緒激烈，召集人員到檢察機關和縣里相關部門上訪鬧事，不僅嚴重影

響辦公秩序，而且損害干警的名譽，危及干警的人身安全，成為困擾基層檢察干警的重大社會問題，最后出于社會穩定的考慮，甚至出現不批捕后旋即改成批捕的現象。對于這種情況，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時候，難免顧慮重重，致使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實施不下去。

（三）、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未得到充分運用。一是不當逮捕的情況是較為嚴重。逮捕應適用于

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且有逮捕必要的案件，對于可能判處徒刑以下刑罰及宣告緩刑的案件，特別是被單處附加刑甚至被免予刑事處罰的案件，不應逮捕。我院2007年共逮捕286人，而同期法院判處緩刑、拘役、管制、單處附加刑和免予刑事處分的共有76人，占逮捕總人數的25.1%。這說明不當逮捕的情況是較為嚴重的。二是相對不起訴率普遍偏低。三年來共起訴1358人，相對不起訴54人，相對不訴率僅為4%，而起訴到法院判處三年以下徒刑以下刑罰及宣告緩刑的案件占46%，有許多可訴可不訴的案件都起訴到法院，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未得到充分體現。

典型案例：我院將幫教工作貫徹到適用輕緩刑事政策的全過程，以達到最佳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對擬適用輕緩刑事政策的案件，在提審時，即對犯罪嫌疑人進行法制教育，使犯罪嫌疑人充分認識自己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棄惡從善。不批捕決定作出后，對案件進行跟蹤回訪，對犯罪嫌疑人進行幫教，以掌握被幫教人員的思想動態和現實表現，避免被幫教人員重新犯罪。如李洋涉嫌敲詐勒索案，李是未成年人，犯罪情節輕，適用了輕緩刑事政策。在辦案中，偵查監督部門發現李的父親在外地服刑，母親改嫁他鄉，監護人是年過七旬的奶奶，溫飽問題難以保障，因此滋生向附近學校學生索要少量錢財的問題，如果李的生活問題解決不了，就很難保證其能走正道。對此，他們主動與李居住地的民政部門及村委會聯系，幫助其解決了生活困難，并多次對其現實表現進行考察、幫教，避免了其重新走上違法犯罪道路，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果。

第五篇：貫徹寬嚴相濟把握刑事和解

實施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提出的明確要求。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是當前檢察機關的一個重大課題，全市檢察機關認真研究具體措施，把嚴格執行法律與執行刑事政策有機統一起來，把執法辦案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有機統一起來。圍繞構建和諧**，充分發揮檢察職能作用，化解矛盾，促進和諧。

一、深入理解寬

嚴相濟、刑事和解的內涵

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是在科學判斷犯罪態勢與社會發展關系的基礎上所作的新思考、所提的新理念，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寬嚴相濟”的嚴，是指要毫不動搖地堅持“嚴打”方針，集中力量依法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寬嚴相濟”的寬，是指要堅持區別對待，應當依法從寬的就要從寬處理。對情節輕微、主觀惡性不大的犯罪人員，盡可能給他們改過自新的機會，依法從輕、減輕處罰。寬嚴相濟的基本含義可概括為該寬則寬，當嚴則嚴，寬嚴互補，寬嚴有度，它是寬與嚴的統一體。但在司法實踐中，對寬與嚴的把握有時沒有掌握好標準，同時受傳統司法觀念的束縛，長期以來大量輕微刑事案件無區別地經歷著偵查、起訴、審判的流程，被害人的求償權被淡化。

為更好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保護好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取得國家與當事人“雙贏”的效果，2006年以來，檢察機關積極探索刑事和解機制，認真學習了省檢察院《關于適用刑事和解辦理刑事案件的規定(試行)》，并制定了相應的實施細則。對未成年人犯罪、初犯、偶犯或輕微刑事犯罪案件，堅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做到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訴可不訴的不訴，努力減少社會對立面。去年，全市檢察機關對推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作出相對不捕決定48人，作出不起訴決定58人，建議法院從輕處理60人，所辦案件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今年一季度，全市檢察機關全面推行刑事和解辦案方式，對9名犯罪嫌疑人作出了相對不捕的處理，對7名犯罪嫌疑人作出了相對不起訴決定，建議法院從輕處理10人，有效緩解了社會矛盾，促進了社會和諧。

為加大寬嚴相濟、刑事和解的適用力度，我們明確要求檢察機關在受理案件后，對于沒有達成刑事和解的，可以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及其代理人、辯護人進行刑事和解，或者通知其到有關單位進行調解。在執法辦案的各個環節既不能失之過寬，也不能限定過窄。為準確把握寬嚴相濟、刑事和解的內涵，我們確定了一個恰當范圍，以保證被害人、侵害人的合法權益與社會的公共利益不至失衡，我們在辦案中做到“三個重點把握”：

1、重點把握刑事和解的適用對象。我們把適用對象重點嚴格限定為過失犯、初犯、偶犯、未成年人犯罪等輕微刑事案件，因這幾類犯罪主觀惡性較小，法定刑一般在三年以下，適用刑事和解，既有利于補救社會關系，也能很好地達到矯正犯罪、預防再犯的目的。

2、重點把握刑事和解的案件類型。我們促成刑事和解的案件重點是自訴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輕傷害案件等侵害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的輕微刑事案件。其中，著重促成故意傷害（輕傷）、重婚、遺棄、妨害通信自由、非法侵入他人住宅、交通肇事和未成年人犯罪等案件達成和解。如袁某、文某故意傷害案。犯罪嫌疑人文某和袁某騎摩托車在北二環路五醫院附近摔倒后，文即打電話通知周某(在逃)，周坐被害人魯某駕駛的汽車趕到，周因為車費價格與魯發生爭執。周某、文某、袁某對魯拳打腳踢，周抓住魯的頭往地上撞，致其輕傷。案發后，雙方自愿達成了民事賠償協議，并已對協議內容全部履行。該案在雙方當事人自愿的前提下，嚴格把握尺度，大膽適用刑事和解，努力促成雙方和解，取得了很好的辦案效果，既救濟了被害人的權利，又化解了社會矛盾。此外，為準確把握刑事和解適用范圍，我們規定對危害國家安全、貪污賄賂、瀆職案件不能適用刑事和解。

3、重點把握刑事和解的適用條件。適用條件有：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犯罪嫌疑人自愿認罪；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均自愿進行和解；犯罪嫌疑人能夠履行和解協議中的補償內容；犯罪嫌疑人的再犯可能性和可改造程度得到合理評價并得到合理控制等。同時，對累犯、慣犯、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共同犯罪的主犯一般不適用刑事和解。

二、針對不同的刑事和解案件，作出適當的處理決定

對犯罪嫌疑人進行多大程度的從寬處理，如何通過不同的處理決定，使不同案件最大可能地實現刑事和解制度的公平正義目的？在這一方面，檢察機關緊密結合辦案實踐，提出了如下四種模式：

1、對未成年人輕微刑事案件作特殊處理。處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時，要充分體現依法從寬的一面。堅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在個案中掌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以及有無幫教條件等情況，根據案情，可捕可不捕的堅決不捕，并采取有效幫教措施，教育和挽救未成年犯罪嫌疑

人。如**縣檢察院建立了針對未成年人的辦案機制。對此類案件選派業務骨干處理，廣泛開展“法律救助”活動。對于主觀惡性和社會危害性均不大的未成年犯，建立“救助檔案”，長期進行跟蹤教育。檢察機關與家庭、學校、社區互相配合，共同幫教，幫助他們增強法律意識，走出犯罪的陰影，重回社會的懷抱。這種做法得到了省檢察院的充分肯定，今后我們也將進一步

在全市范圍內推廣。

2、依法作相對不捕或相對不起訴的處理。對于犯罪情節輕微、賠償全部到位、被害人提請對嫌疑人從寬處罰的案件，依法作相對不捕或相對不起訴的處理。如**區檢察院在辦理盧某等五人信鴿詐騙案時，除對兩名主犯依法逮捕外，對其余三名情節輕微的從犯作出了不捕的處理，充分體現了刑事政策中嚴中有寬、寬嚴有別。又如**區檢察院辦理的楊某交通肇事案、劉某交通肇事案，兩案犯罪嫌疑人與被害人家屬達成了民事調解協議，并積極支付了全部賠償款，被害人家屬向檢察機關請求對肇事者從輕處理。于是，**區檢察院對這兩名犯罪嫌疑人作出了相對不起訴的處理。這樣既減少了被害人家屬的“訴累”，對其失去親人的痛苦也是一種撫慰；同時，對被不起訴人而言，也獲得了一個重新開始的機會，從而有效地緩解了社會矛盾，在一定范圍內促進了社會和諧。

3、依法向法院建議酌情從輕判處。對犯罪情節較重，可能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在提起公訴時依法發表從輕判處的意見。如賀某等人尋釁滋事致被害人輕傷一案。在審查起訴過程中，承辦人了解到被害人仍在住院治療，急需醫藥費，遂多次做雙方的思想工作，促成雙方就民事部分達成了一致意見，使被害人順利拿到醫藥費進行及時治療。該案起訴到法院后，公訴人向法院移送了和解與賠償的全部材料，并在公訴意見中建議對被告人酌情從輕量刑的意見。后來，被告人賀某等四人分別被判處拘役六個月到有期徒刑一年不等的刑罰，達到了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效統一。

4、依法改變刑事強制措施。對于達成刑事和解，采用取保候審不至于妨礙訴訟順利進行的案件，可依法改變強制措施。如**縣院辦理的王某交通肇事案，在審查起訴階段，該案雙方當事人自愿就民事賠償部分達成了協議，并全部履行。被害人家屬請求檢察機關對王某從輕處罰，**縣檢察院于是將正在執行逮捕的王某改為取保候審，最終作出相對不訴處理。

三、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困難和問題

1、刑事和解是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而制定的一項全新的制度，對如何適用好這一制度，在辦案實踐中還有待進一步探索和總結。

2、在適用刑事和解辦案中，對刑事和解案件適用范圍的把握，不少辦案人員還把握不很準確，對刑事和解有關制度理解不透徹，認識上有些模糊。

3、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中當寬則寬，當嚴則嚴的理解和把握上存在一些片面認識。有的過分強調嚴，對犯罪分子要狠狠打擊，以體現刑法的威嚴。有的則認為要從寬，多用教育感化的辦法，更多體現法律人性化的一面，進而導致在辦案中失之過寬。

四、加強此項工作的建議和意見

1、對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要加大宣傳力度，尤其是在辦案人員中要加強學習和指導，使辦案人員切實轉變執法理念，規范辦案行為。

2、對刑事和解的有關規定要加強學習，上級辦案機關要加強對下級的指導。辦案中要大膽適用，積極總結好的辦案經驗。

3、在適用刑事和解中要嚴格掌握政策，克服不健康、不正確的思想，嚴防少數辦案人員利用刑事和解搞權錢交易，徇私枉法，造成不良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