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勞教場所如何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

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在勞教工作中的應用

為構建和諧社會，最大限度地遏制、預防和減少犯罪，中央政法委提出實施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勞動教養工作做為政法工作的一部分，也要積極推進實施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為維護國家政治穩定和社會安定，預防和減少違法犯罪做出應有的貢獻。

在具體實踐上，勞動教養機關應如何貫

徹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這是需要認真研究的課題。筆者根據勞動教養制度和勞動教養工作實際情況，認為寬與嚴是有機的結合在一起，是相輔相承的，沒有寬就沒有嚴，沒有嚴就沒有寬。同時，寬與嚴還要掌握好尺度，既沒有無原則的寬，也沒有無度的嚴，寬與嚴要在勞動教養法律法規所允許的范圍實施，只有在這個范圍內當寬則寬，當嚴則嚴，才能達到寬嚴相濟的效果。勞動教養機關對“從寬”和“從嚴”政策落實應從下面兩點入手。

一、在權利保障上“從寬”，在管理上“從嚴”

勞動教養人員的權利，是指勞動教養人員作為勞動教養法律關系的主體，在勞動教養期間依照法律應當享有的權利。充分保障勞動教養人員的合法權利，是勞動教養工作長期以來努力實現的目標，也是建設民主政治、實現政治文明的必然趨勢，從這個意義上講，勞動教養人員充分享受合法權利應盡量寬泛。

勞教人員權利的主要內容。根據我國憲法及有關勞動教養法律規定，勞動教養人員的基本權利主要包括：生命健康權利；人身保護權利；基本政治權利和社會發展權利；財產與家庭權利；司法救濟權利；就業保障權利。雖然勞動教養人員有了許多的權利，但在現行勞動教養法律法規中，勞動教養人員的權利規范存在著許多問題與弊端。

（一）勞動教養人員權利規范層次低，缺少保障機制

目前僅有的兩部勞動教養專門法律《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和《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均未對勞動教養人員的權利進行任何規范。只是在《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和其他行政規章中，涉及某些具體業務時才對勞動教養人員的相關權利進行了規范，《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的總則部分未對勞動教養人員的權利進行任何規范。現行勞動教養法律雖然對勞動教養人員的某些權利進行了規范，但卻沒有注意建立保障這些權利的有效機制，從而使其難以真正實現。例如，《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第三十二條規定：“教育時間，在一般情況下，每天不少于三小時，勞動不超過六小時。”但在實踐中，由于財政保障不足，勞動教養人員超時、超體力勞動已成為難以克服的“頑疾”，學習時間、休息時間常被侵占，在這種情況下，勞動教養人員的學習權、休息權很容易遭到侵犯。

（二）缺乏對權利規范的審查機制，某些條款過于籠統

由于我國尚示建立法律法規審查制度，現行法律法規中難免存在違憲或者違反上位法的條款，勞動教養法律法規也不例外。例如有的勞動教養管理所制定的所規隊紀規定的“處于嚴管期間的勞動教養人員，其信件可以檢查。”這些不合理的政策正在威脅著勞動教養人員合法權利的實現。

有些法律法規條款過于籠統，不便操作。例如，《勞動教養管理工作執法細則》第八條規定：“勞動教養管理所對收容的勞動教養人員應當進行體格復查和入所安全檢查，收繳違禁品；……”但卻未規定“違禁品”的具體范圍。在實踐中，若將引起警覺的物品都當做“違禁品”予以收繳，則難免侵犯勞動教養人員的合法財產權。

（三）“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原則在實踐中難以落實

首先，現行勞動教養法律中并未作出勞動教養人員“其他未被依法剝奪或限制的權利不受侵犯”的規定，這就使其法定權利失去了廣泛性；其次，勞動教養場所許多不成文的“習慣”做法大有侵權之嫌。例如要求男性勞教人員一律剃光頭，實踐證明，這種做法刺激性很大，勞動教養人員對自己的發型應有一定的選擇權，除怪異發型外，應允許其蓄留大眾式發型。

現行勞動教養人員權利規范的上述弊端提示我們，勞動教養人員的權利應該體現從寬的政策，才能切實保障勞動教養人員合法權利不受侵犯。

對勞動教養人員管理是勞動教養執行機關在預防和減少犯罪，維護社會治安，依法對被勞動教養人員執行勞動教養過程中，直接實施的教育挽救活動及日常生活事務管理的一項行政執法活動。勞動教養執行機關依法對勞動教養人員實行嚴而有據，嚴而有度，嚴而有理的“從嚴”管理形式，能充分體現勞動教養制度的人道主義本質和保障人權的法治特色。

《勞動教養管理工作執法細則》規定“勞動教養機關對勞動教養人員的管理，必須全面貫徹依法管理、嚴格管理、文明管理、科學管理的原則，加強執法工作規范化建設，提高勞動教養管理工作水平。”其中，嚴格管理的原則就是指勞動教養管理所依照勞動教養工作方針、政策和有關法律、法規，建立健全嚴格的所規所紀、嚴密的組織體系和嚴明的獎懲制度，使勞動教養人員的一切活動，置于勞動教

養人民警察的監督、指導之下，以取得最佳管理的基本原則。

（一）制定嚴格的紀律和制度

俗話說：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沒有良好的紀律和制度約束，勞教人員如一盤散沙，沒有任何約束，在這種情況下，不但沒有良好的改造秩序，就是勞教人員自身的權利也無法保障。有了嚴格明確的紀律和制度，勞動教養人員的行為就有了遵循的規范和標準，勞動教養人民警察就可以按照這些規范去約束和管理勞動教養人員，減少或避免濫用職權等違法違紀現象發生。

（二）建立嚴密的組織體系

勞動教養人員要在勞動教養人民警察的指導下，建立民主管理組織、生活組織、勞動組織、學習組織。通過在勞動教養人員建立組織，使管理活動納入到組織當中去，使管理工作有秩有序，可以使勞動教養人員樹立組織觀念。例如伙委會，就是勞教人員管理每日飲食標準和質量組織，勞動教養人員就是通過這個組織對飲食質量提出改進的意見，而不是無序的起哄鬧事。

（三）實行嚴格的考核獎懲

嚴格的考核與獎懲是嚴格管理的直接體現，也是保證嚴格管理實施的重要條件。勞動教養人員在勞動教養期內表現的好與壞都與獎懲直接掛鉤，對表現好的勞動教養人員實行獎勵，對表現差的、甚至嚴重違反紀律的勞動教養人員要懲罰，通過考核與獎懲實現嚴格管理的目標，保障嚴格管理的實施。在實施嚴格管理的過程中達到考核嚴肅、獎懲嚴明。

嚴格的勞動教養管理，能保障場所安全穩定，有效地預防各類事故的發生，消除隱患，在發生所內違法犯罪活動時，能夠及時制止并予以懲罰，保證教育挽救工作的順利進行。嚴格的勞動教養管理，能促進勞動教養人員思想轉化和矯正惡習，勞動教養過程，就是通過強制的手段促進勞動教養人員思想轉化和矯正惡習的過程，這一過程是自律與他律的辯證統一。因此，在勞動教養人員管理上“從嚴”是十分必要的，也是一項重要的執法活動。

二、對表現好的勞教人員“從寬”，對表現差的勞教人員“從嚴”

勞動教養人員在接受教育改造過程中，由于對勞動教養認知的不同，在改造效果上也不同。對于能夠認罪認錯、安心改造、接受改造、遵規守紀、服從管理的勞動教養人員就是表現好的；反之，拒不認罪認錯，無理取鬧，違反所規所紀，拒不服從管教的勞教人員就是表現差的。對待好與差的勞動教養人員在寬與嚴上就要有明顯的區別，在管理模式，對表現好的勞動教養人員實行“半開放式”或“開放式”管理，實施寬松管理政策，而對表現差的勞教人員要實行“封閉式”管理，實施嚴格的管理，突出管理的強制性，注重教育的系統性，實行勞動教養人民警察直接管理。

以“半開放式”管理的勞動教養人員為例看可以“從寬”的內容。

（一）在管理尺度上放寬

半開放式管理的勞教人員在勞動教養人民警察的組織下可在業余時間自主開展娛樂性體育活動、自由學習、休息和所內商場自選購物，在所內享有較多的活動時間和空間。

（二）在享受待遇上優厚

半開放式管理的勞動教養人員在準放假上享有較高的優越性，對符合放假條件、因故不能回家的，可將假期折抵勞教期限；對表現良好的、家中有特殊情況需要回家處理的，予以準假。對半開放式管理的勞教人員會見也采用隔離電話，非吸毒勞教人員經批準可以同居與親人同餐?？上硎苓m度工資制。

（三）民主權利上擴大

在勞動教養人民警察主導下，可以進行勞動教養人員民主管理工作。對優秀勞教學員或改造表現較差的勞教人員測評；對呈報加減期、所外執行對象現實改造表現及是否呈報的測評；中隊認為可以交付勞教人員代表評議、測評、評比或提出建議的其他事務。

以上事例說明，在三段式管理模式中，對待表現好的勞動教養人員級別高、處遇條件就好，改造的自由度就比較寬松。而表現差的勞教人員就要在勞動教養人民警察的嚴格管理之下實行強制性改造。通過這種寬與嚴的反差管理模式，其目的就鼓勵上進，鞭策后進，讓所有的勞動教養人員都有所進步，取得良好的改造成績。

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實現司法價值的客觀要求，是我們在刑事司法活動中必須長期堅持的基本政策。勞動教養工作，只有審時度勢，堅持寬嚴相濟，才能產生積極的、正面的社會效果，也只有在嚴格、公正、文明執法的基礎上，有利于挽救失足者，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第二篇：淺談公安機關如何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

寬嚴相濟是中共中央在《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的刑事司法政策。在具體地執法工作中，公安機關如何正確理解和運用這項刑事司法政策,最大限度地遏制、預防和減少犯罪，筆者談點粗淺的看法。

一、認真領會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內涵與實質

2005年召開的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第一次提出實行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

2005年12月，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干同志要求“政法機關要更加注重運用多種手段化解矛盾糾紛，更加注重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并明確指出寬嚴相濟是“指對刑事犯罪區別對待，做到既要有力打擊和震懾犯罪，維護法制的嚴肅性，又要盡可能減少社會對抗，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一方面，必須堅持嚴打方針不動搖，對嚴重刑事犯罪依法嚴厲打擊，什么犯罪突出就重點打擊什么犯罪，在穩準狠和及時性上體現這一方針；另一方面，要充分重視依法從寬的一面，對輕微違反犯罪人員，對失足少年，要繼續堅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有條件的可適當多判一些緩刑，積極穩妥地推進社區矯正工作”。這里明確界定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內涵，指出了從嚴從寬的工作方向。2006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全面系統地闡述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具體體現，首先必須體現“嚴”，要毫不動搖地堅持“嚴打”方針，始終保持對刑事犯罪的高壓態勢；同時區別對待，對情節輕微、主觀惡性不大的犯罪人員，多開展教育感化工作。使輕罪與重罪分別依法得到妥當的處理，做到既有力打擊和震懾犯罪，又盡可能減少社會對抗，以獲得刑罰效果的最大化。實施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旨在最大限度地增加社會和諧因素，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不和諧因素?？梢?，寬嚴相濟的司法政策并不是對“嚴打”方針的弱化和否定，而是新形勢下嚴厲打擊刑事犯罪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密切結合，是對“嚴打”方針的有益補充。

二、正確認識實施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重要意義

實施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有利于和諧社會建設。穩定是和諧的基礎，和諧是穩定的最高境界。公安機關執法實際中，在堅持嚴打方針的同時，實施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既能有力地打擊和震懾犯罪，維護法律的權威，又要充分運用依法從寬的刑事政策，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不僅集中力量打擊了嚴重犯罪，還從根本上緩解了社會沖突，減少了社會對抗,促進了社會和諧。

實施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有利于強化人民警察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要求公安機關及其人民警察不能僅靠從重從快打擊刑事犯罪來保障依法辦案,在執法中必須轉變執法理念,以尊重和保障人權為核心,調和人權保障與利益保護之間的關系。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要求寬嚴適度、有據，實施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正是落實了維護社會秩序與保護人權,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并重的理念。

實施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有利于立法宗旨的實現。對于嚴重刑事犯罪,該從重的要堅決從重,對于具有法定或酌定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的,該兌現政策的要依法予以從寬處理。如果因為嚴打而不兌現政策,就會導致犯罪分子喪失對國家法律的信任度。堅持寬嚴相濟,能夠產生積極的、正面的社會效果，能夠實現嚴格執法與熱情服務，執法形式與執法目的，追求效率與實現公正的有機統一。

三、公安機關實施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幾點建議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公安刑事執法工作中如何運用，具體應把握以下兩方面：

一方面，突出“從嚴”,依法從重從快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和社會丑惡現象。首先，必須長期堅持“嚴打”方針，維護社會穩定，保障經濟發展。多年的“嚴打”實踐證明，從重從快打擊刑事犯罪，是遏制犯罪急劇上升的有效措施，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首要環節，因此，公安機關必須毫不動搖地長期堅持“嚴打”方針，始終保持對刑事犯罪的高壓態勢，真正把“嚴打”方針貫徹到日常執法工作的各個環節。其次，要根據公安部的部署，加大對黑惡勢力、嚴重暴力犯罪，多發性侵財犯罪，經濟犯罪和毒品犯罪等五類犯罪的打擊力度，立足本地的社會治安實際和違法犯罪特點確定打擊重點，堅持集中整治與日常嚴打相結合，增強嚴打斗爭的及時性和針對性。第三，要充分運用勞動教養措施，對那些聚眾斗毆、尋釁滋事、煽動鬧事、欺行霸市，或者稱霸一方、為非作歹、欺壓群眾、惡習較深，擾亂社會治安穩定的，該勞教的堅決予以勞教。此外，對于賣淫嫖娼、吸食注射毒品等十分突出的問題，加大整治力度，通過收容教育、強制戒毒等手段集中打擊社會丑惡現象。

另一方面，要突出“從寬”，深入探索公安執法過程中的應對措施。

第一，把好案件源頭。刑事案件的立案必須具備有能夠證明犯罪事

實的基本證據，符合法定立案標準，該立則立，不該立的不立。根據現有材料尚不足以做出立案決定的，進一步開展調查，根據調查結果作出是否立案。如果擴大立案范圍，隨意立案，會給當事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壓力。如：某市曾發生某學校教師周xx因涉嫌強奸一事被立為刑事案件，周xx在被公安機關傳喚、訊問后，覺得丟失了面子，一時想不通而自盡。經公安機關調查，案件不存在，根本不夠立案。

第二，推行刑事調解。所謂刑事調解，是指犯罪發生之后，經由公安機關或其他調解人使受害人與加害人直接商談，對刑事責任問題達成的協議，受害方不追究加害方的刑事責任，加害方則可能為此對受害方進行物質性賠償等。刑事調解制度給沖突雙方解決矛盾提供了機會，能夠有效地減少和消除矛盾，盡可能地減少法院判決后的消極因素，有助于在全社會增進和諧協調的社會關系。刑事調解制度在實體上能夠確保被害人的實質利益；在程序上提升了被害人在刑事追訴程序中之參與地位；在法理上合乎刑事追訴經濟原則，有利于提升加害人社會責任感。它旨在提升被害人和犯罪人的滿意度，降低再犯率，它與我國傳統的調解制度所蘊涵的“和為貴”的理念相一致。輕傷害案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鄰里糾紛、家庭糾紛、日常瑣事引發的，加害人往往是出于一時沖動，事發后又追悔莫及。一般來說，此類案件社會危害性相對較小，雙方的激憤情緒小，具有調解基礎。如能調解結案，則能讓親情得以維系，讓家庭得以穩定，讓鄰里得以和睦，讓社會得以和諧。對此類案件，我們在及時全面調查取證的同時，盡力做加害人和被害人雙方的調解工作，促成雙方自愿達成調解協議。對于雙方達成調解協議并得到執行且符合其他撤案條件的輕傷害案件，一律予以撤銷案件。如某派出所辦理的齊某故意傷害案，調查取證情況充分證明齊某涉嫌故意傷害罪，但本案雙方當事人系親戚關系，若簡單地刑拘、逮捕，可能導致日后兩個家庭矛盾進一步激化。后經了解，雙方都有調解的意向。于是辦案民警就調解問題給雙方做了一些教育工作，最終達成了調解協議，雙方的矛盾得以化解。但對達不成調解協議、加害人無悔罪表現、不是因民間糾紛引起的輕傷害案件，則堅決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運用刑事調解的案件范圍，應當嚴格控制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一章第4條規定的八類刑事案件范圍內。不能濫用刑事調解，杜絕濫用職權、放縱犯罪行為的發生。

第三，慎用羈押性強制措施。我們在辦理刑事案件中堅持區別對待，對嚴重的刑事犯罪堅決嚴厲打擊，從嚴處理。對主觀惡性較小、犯罪情節輕微的未成年人，初犯、偶犯、過失犯罪，貫徹教育、感化、挽救方針，慎用羈押性強制措施，做到當寬則寬。對符合條件的犯罪嫌疑人適用取保候審措施，也為將來法院對其從輕定罪量刑打下良好的基礎。如，有的犯罪嫌疑人按照其犯罪情節很有可能被判處拘役或緩刑，按正常程序刑拘、逮捕、起訴、判刑，犯罪嫌疑人可能被羈押達半年以上，最終的判決結果可能體現不了對其從輕處罰，造成形式上的從輕，而事實上未予從輕，更沒有體現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的情形。

第四，對未成年人、在校學生輕罪實行非刑事化處理。對未成年人在校學生犯罪案件，以寬宥為基本原則，以保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和維護社會穩定為雙重目的，通過使用輕緩處理方法引導未成年人走向正確道路。對于在校學生犯輕罪，由辦案單位與學生家長、學校共同研究幫教措施，切實保障未成年人能夠在重返社會后得到全方位的幫教和挽救。對于社會青年對在校學生實施的犯罪，則采取嚴厲打擊提早控制的方法，有效治理學校周邊的治安環境秩序。2007年4月，未成年人在校學生李某盜竊一出租車內錢物后被抓獲。經深入調查，李某盜竊價值未滿捌佰元，系初犯且認錯態度較好，最后李某僅被裁決行政拘留且不予執行。當辦案人員將李某交給其家人領回時，其家人喜極而泣，感謝公安機關人性化執法，給孩子改過自新的機會，并表示今后一定對孩子嚴加管教。李某也發誓一定痛改前非。我局刑警大隊在辦理劉某盜竊案過程中，辦案人員發現劉某的年齡認定存在疑問，辦案單位進一步調查后依法對其撤銷案件的決定，有效地保護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

第五，注入人文關懷。***部長強調，全國公安機關和廣大民警要真正把關注民生、重視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作為公安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落實到每一名民警的思想和行動中去，落實到每一個執法環節中去，落實到每一項公安工作中去，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維護社會和諧穩定、促進經濟發展作出新貢獻。公安機關在辦案中對未成年人、在校學生、輕微犯罪適用非刑事化處理的辦法，一般予以治安處罰，不動用刑罰手段。偵查活動中涉及到犯罪嫌疑人和證人有單位的需進行傳喚、訊問的，盡量減少和避免給其帶來的不利影響；執行抓捕任務時,盡量避免犯罪嫌疑人家中的老人、未成年人或病人在場；搜查中不扣押與案件無關的物品，注重維護企業聲譽，不隨意查扣企業廠房和設備，將責任意識和人文關懷貫穿于辦案的每一環節。

第三篇：如何執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

近年來，青少年犯罪急劇上升，與環境污染、吸毒販毒并稱為當今世界的“三大公害”。如何有效地達到既有力地打擊犯罪，又注意保護末成人合法權益，促進其健康成長，是當前面臨的突出問題。針對青少年犯罪逐年呈增長趨勢的特點，政法機關堅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目前已取得良好的效果，但是也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近年來，檢察機關在工作中提出

對刑事案件執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為處理未成年人犯罪提出了很好的思路。本文從近幾年來未成年人犯罪的特點和處理情況談談如何對未成年人犯罪施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一、對青少年犯罪處理的情況

（1）緩刑使用過多。在對未成年人犯罪量刑時，審判機關沒有完全根據每個案件的具體情況綜合考慮，即本人的人身危險性，犯罪情節后果等。在未成年人搶劫案件中，除少數因作案次數多，沒有判緩刑外，不論是否投案自首，幾乎都判緩刑。2004年至2006年8月份，我院共接到法院對未成年人犯罪有罪判決34件68 人，其中，判處緩刑的35人，占未成年犯罪有罪判決總數的51.5 %。

（2）打擊力度不大。通過對未成年人的量刑，沒有起到很好的威懾作用。我縣未成年人犯罪不僅沒有明顯下降，而且呈上升趨勢，2001年10人，2002年18人，2003年22人。并且在判刑后重新犯罪現象也十分突出，如周磊，2002年12月法院以搶劫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孫志強，2003年4月法院以搶劫罪判處其有期徒刑半年緩刑一年。二人在緩刑考驗期內又糾集五人，于2003年6月再次進行搶劫犯罪活動。

（3）附加罰金刑過多。未成年人往往由其監護人承擔，本人無獨立生活能力，無直接收入來源。法院判處未成年人罰金往往由監護人交納，不僅不能實現剝奪其犯罪資本的刑罰目的，相反形成以錢贖罪的印象，因此達不到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之效果。

二、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常出現的誤區

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我們在辦理過程中常出現思想認識上的不統一，實際處理上的不統一，不是失之于寬，就是失之于嚴，未成很好地把握恰當的尺度。

當我們在貫徹落實“嚴打”方針時，往往專注于未成年人的犯罪行為應受刑事制裁本身，強調以嚴厲的法律手段懲罰犯罪而達到遏制犯罪的目的，也即片面強調一個打擊和懲罰效應，這就是誤區之一。偏重于嚴，就會忽略懲罰與教育相結合而以教育為主的原則，達不到挽救的目的。例如一個未成年人平時表現不錯，偶然地實施了某種犯罪行為，但是處于可捕可不捕、可訴可不訴、可判可不判（罪）的情況下，“嚴”以處之捕、訴、判的話，很有可能將他過早地“推”入一個染缸，難保使他在看守所、監獄里不受到某種負面的“幫教”，很難說不會使他陷得更深而喪失改過自新的希望，從而更加仇視社會。這樣非但達不到挽救的目的，反而是增加了一個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誤區之二，就是我們一味地只看到處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輕緩刑事政策，凡遇到對象是未成年人，一概從輕處理，不批捕、不起訴。結果就是依法應捕、應訴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我們的片面認識之下不捕不訴，以為這就是在進行教育挽救了。殊不知刑事懲罰本身也是一種教育，只不過是一種嚴厲的教育方式而已，有時則是一種既有力又有效的教育。如一個系未成年人的在校學生，實施了某種犯罪行為，其主觀惡性較大，手段殘忍，社會危害大，我們如果考慮到他是在校學生的因素，出于挽救的目的而不捕不訴的話，這在他本人心里就會產生意外逃脫懲罰的僥幸，很難說以后不會再輕易以身試法。片面地重保護，輕打擊，這無疑也在客觀上縱容了犯罪。

這些誤區產生的根源在于，一是在每個辦案人員的認識、理念以及理解相關法條的不一致；二是在適用法律過程中所依據的既有相關刑事法律規范，又有“嚴打”方針和“輕緩”政策，在具體運用時有時顯得無所適從，由此難免產生處理上的偏差。

我們在實際工作中應力求避免這種誤區，作為法律監督機關更要準確地適用法律，深刻地領會立法及相關刑事政策的本意，克服隨意性、片面性，力爭做到在思想認識、理解法律、具體辦理中的一致性和統一性，如此才能更好地維護法律的尊嚴。而深入貫徹寬嚴相濟原則，準確把握寬嚴相濟尺度，則是我們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避免上述誤區的唯一有效方法。

三、寬嚴相濟，依法正確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正確理解和適用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貫徹落實于辦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工作之中，以懲罰犯罪,維護社會穩定,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促進未成年人健康成長。

什么是寬嚴相濟呢？寬嚴相濟就是寬大與嚴厲相結合，就是堅持教育與懲罰相結合，寬大以嚴厲為底線，嚴厲中又要保障人權，體現以人為本?！皾?，在此有相互滲透、補充、結合的意思。寬嚴相濟就是寬與嚴的對立統一，是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

第四篇：貫徹寬嚴相濟把握刑事和解

實施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提出的明確要求。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是當前檢察機關的一個重大課題，全市檢察機關認真研究具體措施，把嚴格執行法律與執行刑事政策有機統一起來，把執法辦案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有機統一起來。圍繞構建和諧**，充分發揮檢察職能作用，化解矛盾，促進和諧。

一、深入理解寬

嚴相濟、刑事和解的內涵

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是在科學判斷犯罪態勢與社會發展關系的基礎上所作的新思考、所提的新理念，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皩拠老酀钡膰溃侵敢敛粍訐u地堅持“嚴打”方針，集中力量依法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皩拠老酀钡膶挘侵敢獔猿謪^別對待，應當依法從寬的就要從寬處理。對情節輕微、主觀惡性不大的犯罪人員，盡可能給他們改過自新的機會，依法從輕、減輕處罰。寬嚴相濟的基本含義可概括為該寬則寬，當嚴則嚴，寬嚴互補，寬嚴有度，它是寬與嚴的統一體。但在司法實踐中，對寬與嚴的把握有時沒有掌握好標準，同時受傳統司法觀念的束縛，長期以來大量輕微刑事案件無區別地經歷著偵查、起訴、審判的流程，被害人的求償權被淡化。

為更好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保護好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取得國家與當事人“雙贏”的效果，2006年以來，檢察機關積極探索刑事和解機制，認真學習了省檢察院《關于適用刑事和解辦理刑事案件的規定(試行)》，并制定了相應的實施細則。對未成年人犯罪、初犯、偶犯或輕微刑事犯罪案件，堅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做到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訴可不訴的不訴，努力減少社會對立面。去年，全市檢察機關對推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作出相對不捕決定48人，作出不起訴決定58人，建議法院從輕處理60人，所辦案件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今年一季度，全市檢察機關全面推行刑事和解辦案方式，對9名犯罪嫌疑人作出了相對不捕的處理，對7名犯罪嫌疑人作出了相對不起訴決定，建議法院從輕處理10人，有效緩解了社會矛盾，促進了社會和諧。

為加大寬嚴相濟、刑事和解的適用力度，我們明確要求檢察機關在受理案件后，對于沒有達成刑事和解的，可以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及其代理人、辯護人進行刑事和解，或者通知其到有關單位進行調解。在執法辦案的各個環節既不能失之過寬，也不能限定過窄。為準確把握寬嚴相濟、刑事和解的內涵，我們確定了一個恰當范圍，以保證被害人、侵害人的合法權益與社會的公共利益不至失衡，我們在辦案中做到“三個重點把握”：

1、重點把握刑事和解的適用對象。我們把適用對象重點嚴格限定為過失犯、初犯、偶犯、未成年人犯罪等輕微刑事案件，因這幾類犯罪主觀惡性較小，法定刑一般在三年以下，適用刑事和解，既有利于補救社會關系，也能很好地達到矯正犯罪、預防再犯的目的。

2、重點把握刑事和解的案件類型。我們促成刑事和解的案件重點是自訴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輕傷害案件等侵害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的輕微刑事案件。其中，著重促成故意傷害（輕傷）、重婚、遺棄、妨害通信自由、非法侵入他人住宅、交通肇事和未成年人犯罪等案件達成和解。如袁某、文某故意傷害案。犯罪嫌疑人文某和袁某騎摩托車在北二環路五醫院附近摔倒后，文即打電話通知周某(在逃)，周坐被害人魯某駕駛的汽車趕到，周因為車費價格與魯發生爭執。周某、文某、袁某對魯拳打腳踢，周抓住魯的頭往地上撞，致其輕傷。案發后，雙方自愿達成了民事賠償協議，并已對協議內容全部履行。該案在雙方當事人自愿的前提下，嚴格把握尺度，大膽適用刑事和解，努力促成雙方和解，取得了很好的辦案效果，既救濟了被害人的權利，又化解了社會矛盾。此外，為準確把握刑事和解適用范圍，我們規定對危害國家安全、貪污賄賂、瀆職案件不能適用刑事和解。

3、重點把握刑事和解的適用條件。適用條件有：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犯罪嫌疑人自愿認罪；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均自愿進行和解；犯罪嫌疑人能夠履行和解協議中的補償內容；犯罪嫌疑人的再犯可能性和可改造程度得到合理評價并得到合理控制等。同時，對累犯、慣犯、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共同犯罪的主犯一般不適用刑事和解。

二、針對不同的刑事和解案件，作出適當的處理決定

對犯罪嫌疑人進行多大程度的從寬處理，如何通過不同的處理決定，使不同案件最大可能地實現刑事和解制度的公平正義目的？在這一方面，檢察機關緊密結合辦案實踐，提出了如下四種模式：

1、對未成年人輕微刑事案件作特殊處理。處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時，要充分體現依法從寬的一面。堅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在個案中掌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以及有無幫教條件等情況，根據案情，可捕可不捕的堅決不捕，并采取有效幫教措施，教育和挽救未成年犯罪嫌疑

人。如**縣檢察院建立了針對未成年人的辦案機制。對此類案件選派業務骨干處理，廣泛開展“法律救助”活動。對于主觀惡性和社會危害性均不大的未成年犯，建立“救助檔案”，長期進行跟蹤教育。檢察機關與家庭、學校、社區互相配合，共同幫教，幫助他們增強法律意識，走出犯罪的陰影，重回社會的懷抱。這種做法得到了省檢察院的充分肯定，今后我們也將進一步

在全市范圍內推廣。

2、依法作相對不捕或相對不起訴的處理。對于犯罪情節輕微、賠償全部到位、被害人提請對嫌疑人從寬處罰的案件，依法作相對不捕或相對不起訴的處理。如**區檢察院在辦理盧某等五人信鴿詐騙案時，除對兩名主犯依法逮捕外，對其余三名情節輕微的從犯作出了不捕的處理，充分體現了刑事政策中嚴中有寬、寬嚴有別。又如**區檢察院辦理的楊某交通肇事案、劉某交通肇事案，兩案犯罪嫌疑人與被害人家屬達成了民事調解協議，并積極支付了全部賠償款，被害人家屬向檢察機關請求對肇事者從輕處理。于是，**區檢察院對這兩名犯罪嫌疑人作出了相對不起訴的處理。這樣既減少了被害人家屬的“訴累”，對其失去親人的痛苦也是一種撫慰；同時，對被不起訴人而言，也獲得了一個重新開始的機會，從而有效地緩解了社會矛盾，在一定范圍內促進了社會和諧。

3、依法向法院建議酌情從輕判處。對犯罪情節較重，可能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在提起公訴時依法發表從輕判處的意見。如賀某等人尋釁滋事致被害人輕傷一案。在審查起訴過程中，承辦人了解到被害人仍在住院治療，急需醫藥費，遂多次做雙方的思想工作，促成雙方就民事部分達成了一致意見，使被害人順利拿到醫藥費進行及時治療。該案起訴到法院后，公訴人向法院移送了和解與賠償的全部材料，并在公訴意見中建議對被告人酌情從輕量刑的意見。后來，被告人賀某等四人分別被判處拘役六個月到有期徒刑一年不等的刑罰，達到了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效統一。

4、依法改變刑事強制措施。對于達成刑事和解，采用取保候審不至于妨礙訴訟順利進行的案件，可依法改變強制措施。如**縣院辦理的王某交通肇事案，在審查起訴階段，該案雙方當事人自愿就民事賠償部分達成了協議，并全部履行。被害人家屬請求檢察機關對王某從輕處罰，**縣檢察院于是將正在執行逮捕的王某改為取保候審，最終作出相對不訴處理。

三、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困難和問題

1、刑事和解是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而制定的一項全新的制度，對如何適用好這一制度，在辦案實踐中還有待進一步探索和總結。

2、在適用刑事和解辦案中，對刑事和解案件適用范圍的把握，不少辦案人員還把握不很準確，對刑事和解有關制度理解不透徹，認識上有些模糊。

3、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中當寬則寬，當嚴則嚴的理解和把握上存在一些片面認識。有的過分強調嚴，對犯罪分子要狠狠打擊，以體現刑法的威嚴。有的則認為要從寬，多用教育感化的辦法，更多體現法律人性化的一面，進而導致在辦案中失之過寬。

四、加強此項工作的建議和意見

1、對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要加大宣傳力度，尤其是在辦案人員中要加強學習和指導，使辦案人員切實轉變執法理念，規范辦案行為。

2、對刑事和解的有關規定要加強學習，上級辦案機關要加強對下級的指導。辦案中要大膽適用，積極總結好的辦案經驗。

3、在適用刑事和解中要嚴格掌握政策，克服不健康、不正確的思想，嚴防少數辦案人員利用刑事和解搞權錢交易，徇私枉法，造成不良影響。

第五篇：審判實踐中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貫徹情況的調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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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實踐中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貫徹情況的調研

作者：陳楊

來源：《法制博覽》2012年第08期

【摘要】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是黨的一項基本刑事政策，是在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科學判斷犯罪態勢與社會發展關系的基礎上所作的新思考、所提的新理念。認真執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對立面，是維護社會穩定，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本文筆者現結合三年來的審判實踐談一下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認識和感受。

【關鍵詞】寬嚴相濟；特點；司法實踐

一、2009年至2011年三年來的適用刑罰的概況

2009年全年共判處罪犯180人。其中，10年以上有期徒刑6人，3至10年32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78人，判處管制、緩刑、免予刑事處罰和并處罰金（以下簡稱免刑）的64人。180名罪犯中，未成年人24人。

2010年全年共判處罪犯了197人。其中，10年以上8人，3至10年的38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80人，判處管制、緩刑、免刑和單處罰金的71人，未成年人28人。

2011年全年共判處罪犯了238人。其中，10年以上10人，3至10年的45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98人，判處管制、緩刑、免刑和單處罰金的85人，未成年人36人。

二、三年來適用刑罰中存在的幾個共性特點

（一）嚴重刑事犯罪和適用重刑的案犯所占比例較低，而適用較輕刑罰的案犯了比例較高從統計數字來看，2009年被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38人，占全部案犯了的21.1%，而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監禁刑罰和管制、緩刑、免刑、單處罰金等非監禁刑罰的則有142人，占78.9%；2010年二者的比例為23.4%和76.6%；2011年二者的比例為23.1%和76.9%。三年來的平均比例為22.5%和77.4%，基本上達到了1比3.5的比例。

（二）未成年人案犯了的比例居高不下

2009年判處的未成年案犯了有24人，占全部案犯180人的13.3%，2010年為28人，占14.2%，2011年36人，占15.1%，三年來，平均比例為14.2%，即每7名案犯中有超過1名未成年案犯。

（三）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監禁刑罰的案犯人數接近于被判處管理、緩刑、免刑和單處罰金非監禁刑罰的案犯數量

2009年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有78人，而同期被判處管理、緩刑、免刑和單處罰金的有64人，2010年兩項數字為80和71，2011年為98和85。

三、如何在司法實踐中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寬嚴相濟作為一項基本刑事政策，其輕刑化和非監禁化的貫徹落實應體現在兩個層面上，一是立法層面，另一個是司法層面，在立法領域對寬嚴相濟政策的貫徹是一項長期、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做大量的努力工作。筆者現僅就在司法層面的貫徹問題談一些看法。

（一）必須加強宣傳和學習，使廣大刑事司法人員全面樹立寬嚴相濟的司法理念，這是正確貫徹這項政策的基本前提

我們知道，刑事政策要想充分發揮作用，就必須被徹底貫徹到司法行為中，而做到這一點，就要求司法人員在處理案件時首先形成統一的司法理念。在確定寬嚴相濟司法理念時，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樹立正確的犯罪觀，特別是要全面、準確地理解刑罰的目的。寬嚴相濟司法理念影響下的犯罪觀就是犯罪現象有其深刻的歷史、經濟、文化等等社會背景，它將長期客觀存在，不可能被徹底消滅。而刑罰的目的只能是通過履行和教育的方式來控制犯罪，它并不是為了懲罰報復犯罪之人，以達到消滅犯罪的目的。因此，我們有必要確立這樣一種科學的司法理念，寬嚴相濟的刑罰及其他刑事司法活動并不能從根本上消滅犯罪，它只能最大限度地通過教育和改造罪犯來實現預防和控制犯罪，將犯罪的影響控制在和諧社會能容忍的最低限度內，能夠保證社會可持續健康地發展即可。

（二）在當前審判實踐中，應用實體刑法時，要始終堅持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使其作用得以充分發揮

對那些輕微犯罪，要大膽適用管制、緩刑、免刑、罰金等非監禁刑種，同時完善這些處理方式的具體執行形式，以確保感化、挽救和真正教育這些涉案人員，使其今后遠離犯罪，成功回歸社會，而不應當人為地設置一些障礙，如規定緩刑適用比例等，來限制非監禁刑種的充分適用。要嚴格、準確把握從重打擊的那些犯罪范圍，并毫不手軟地加以打擊，以體現刑罰的震懾效果。總的來說，執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過程，應當是探索“寬和”的刑事政策的實現方式。我們應當在確保“罪刑法定”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充分挖掘并利用現有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釋資源，來推進司法活動中的非犯罪化、輕刑化和非監禁化的實現。例如，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下發的《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條第2項規定，盜竊公私財物雖然已達到“數額較大”的起點，但情節輕微，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作為犯罪處理：

（1）已滿16周歲，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作案的；（2）全部退贓、退賠的……。

（三）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不僅體現在實體刑法上，更應反映在程序活動中，特別是應當貫徹在司法活動的各階段，而不應孤立地存在某一階段

在偵查階段，寬嚴相濟政策要求只有對于所犯罪行嚴重，且主觀惡性與人身危害性較大的被追訴人，才能適用較長的偵查羈押期限或較嚴厲的強制性偵查措施，而在我國當前的司法實

踐中，拘留、逮捕強制措施的適用率畸高，已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必須盡快加以改變。在公訴環節上應加大適用不起訴制度的力度。不起訴制度很顯然是寬嚴相濟內涵之一的“非刑事化”精神在公訴階段的體現，由于其重視刑事法的教育和預防功能，念念不忘制度化原則，在世界范圍已成為一項普適性程序制度。因此當前我國對不起訴的適用率過低的現狀應盡快改變。

（四）在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時，還應當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必須認識到它僅是一項政策而已，必須防止其與法律規定內容發生沖突，并確保二者不能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