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寬嚴相濟 懲防結合 充分發揮刑事審判職能作用

寬嚴相濟 懲防結合 充分發揮刑事審判職能作用

（刑庭邵銳煉庭長）

寬嚴相濟 懲防結合 充分發揮刑事審判職能作用

即將過去的二OO六年，我庭在院黨組的領導下，在其他庭科室隊的大力支持和幫助下，全庭同志統一思想，團結協作，扎實工作，較好地完成了全年的審判任務。完善規范化建設、提高審判人員素質等方面的工作也初顯成效。現將我庭本年度工作中取得的成績及存在的不足總結如下：

一、狠抓審判工作，提高審判效率

1、審判工作成效顯著

今年我庭因審判人員被上級法院借調、外出深造以及退休等原因，原有三個合議庭長期缺少兩名法官，針對實際情況，我庭審判人員發揚通力合作的作風，通過交錯組成合議庭或邀請人民陪審員參加合議的方式，并指定專人審理簡易案件，較好緩解審判人員不足的狀況。經過全庭同志的共同努力，全年結案率仍有提高。全年共受理刑事案件1370件2021人，加上去年舊存96件154人，共1466件2175人；截止12月10日，審結1400件2077人，結案率為95.5%。全年正常參加辦案法官人均結案在155件左右，辦案最多法官全年結案390件。

2、突出打擊重點

根據上級黨委及上級法院全力構建和諧社會的工作意圖和工作部署，從我院刑事審判工作的實際出發，采取各種有效措施，深入開展治理商業賄賂專項工作，嚴厲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犯罪，黑惡勢力犯罪，故意傷害、搶劫、綁架等嚴重暴力犯罪，“兩搶一盜”等多發性犯罪以及“黃、賭、毒”犯罪等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犯罪。其中審結“兩搶一盜”等多發性犯罪678件1045人；“黃、賭、毒”犯罪140件193人。“兩搶一盜”犯罪案件高發態勢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此外，根據形勢需要和中院部署，配合中院舉行6.26禁毒宣判大會，有力地打擊了毒品犯罪分子的囂張氣焰，并警示社會上蠢蠢欲動的不良分子。同時，針對經濟犯罪及貪污賄賂案件急劇上升的形勢，突出打擊了一批合同詐騙、票據詐騙、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等經濟犯罪和國家工作人員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等職務犯罪的犯罪分子，共判處此類犯罪105件167人； 審結商業賄賂案件29件32人。維護了國家的安全和社會的穩定，促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鞏固。

3、切實抓好大要案件的審判工作

今年我庭審結了包括原市國土資源局副局長，市建設工程交易中心主任等人在內的該系統系列職務犯罪案件，教育系統，電力系統系列職務犯罪案件。審結了涉及全國近70家單位的飛翔達公司負責人員挪用資金案件，維護了被害單位的合法權益。庭室領導對這些案件高度重視，親自或抽調精干力量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確保案件依法及時審結。在審理過程中，做到準確定性，寬嚴相濟。

4、嚴防超期羈押案件的產生

今年我庭案件數量大幅攀升，人員不齊，審判人員壓力較大，但我庭始終將嚴防案件超審限、超期羈押作為工作中的重中之重，高度重視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發出審限警示、安排專人督促、明確超審限責任人等。同時組織審判人員認真學習省院、省檢及省公安廳共同制定的《嚴格依法辦案解決超期羈押問題的若干意見（試行）》的規定，認真執行審限制度、規范審判活動秩序。充分發揮取保候審等非羈押的強制措施的作用，做到追究犯罪與保障被告人合法權益相統一。對于法定辦案期限屆滿的案件，根據案件情況，符合取保候審條件的，及時對被羈押的被告人變更強制措施。全庭同志高度發揚奉獻精神，加班加點，頑強拼搏，防止了超期羈押案件的產生。

5、綜合治理工作取得良好效果

在審判活動中，刑庭通過公開審判，借助新聞媒體報道典型案例等活動，以案說法，開展法制宣傳教育。珠海特區報、珠江晚報記者通過本院研究室與我庭建立了良好的互動關系，長期報道我院刑事審判案例。我庭積極參加香洲區“送法進校園”活動，由朱明琳、李玉峰兩位同志作為志愿者深入學校為學生上法制教育課。我們重視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審理工作，指定專人負責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審理，針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特點，寓教于審，懲教結合。我庭朱明琳法官在審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過程中對未成年被告人進行耐心、細致的教育和幫教工作。通過庭前送達起訴書副本附上“未成年被告人調查表”，及時制定庭審教育提綱；宣判后將判處管制、適用緩刑的罪犯的情況匯集成表，有針對性地進行不定期的電話回訪，并要求他們六個月寫一次總結，保證對服刑期間思想、改造動態的了解掌握。贏得了被告人家屬、公訴人、辯護人的一致肯定。朱明琳法官今年被省高院授予“全省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先進個人”稱號。

二、狠抓辦案質量，確保審判公正

1、嚴把案件質量關，提高辦案質量

刑事審判是認定犯罪并對犯罪人權益進行限制、剝奪的工作，稍有差錯，就會釀成不可逆轉的嚴重的司法后果。主管院長及庭長再三強調，必須審慎用好手中的審判權力，努力將每個案件辦準辦好，讓每一個判決都成為“鐵證”、“鐵案”，經得起歷史的檢驗。由于人少案多，如何在確保快審快結前提下又能保證辦案質量，成為工作中的首要矛盾。為此，全庭同志統一思想，決不能為趕結案而犧牲辦案質量，只有不斷挖掘自身潛力才能較好地解決這一矛盾。提倡多鉆研，避免就案辦案，在辦案過程中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討論問題，解決問題，不斷提高辦案水平和辦案能力。對重大疑難案件，適時召開庭務會進行分析研究或及時提交審委會討論，確保對疑難案件及時作出公正的裁決。在審判過程中，我們強調

1、以證據證明案件事實；

2、以案件事實為裁判依據；

3、以法律、司法解釋的有效規定為裁判的準繩；

4、以情節的輕重作為最終確定宣告刑的調節。通過全庭人員的不懈努力，案件質量明顯提高。今年全年被中院發回重審3件，改判13件，發回及改判率較去年大幅下降。

2、逐步更新確立現代刑事司法理念，在打擊犯罪的同時彰顯人權保護

“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已作為一條重要原則寫入憲法。肖揚院長指出“人權入憲”對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法院要堅決貫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則，努力實現“法庭面前人人平等”。法院在刑事訴訟中要嚴格貫徹罪刑法定原則和罪刑相適應原則，堅決反對有罪推定，所以，逐步確立現代刑事司法理念，在打擊犯罪的同時保障人權，貫徹落實刑法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到刑罰追究的精神成為今年刑庭工作的又一主題。今年全年有13件公訴案件經審理后認為被告人的行為不構成犯罪，保證了無罪的人不受到追究，收到良好的效果。在審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過程中，我們對附帶民事訴訟部分堅持著重調解的原則，今年全年共受理附帶民事訴訟75件，調解達成協議或調解后當事人撤訴的有29件，調解成功率達39%。從而使被害人最大程度得到應有的賠償，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社會矛盾。

三、積極倡導學習、調研之風，提高審判人員業務素質

刑事審判知識博大精深，刑事審判理念亦日新月異。為切實增強我庭審判人員審判業務水平，我們積極組織由刑庭全體干警及研究室、監察室、立案庭部分人員參加的刑事審判集中培訓，深入學習新的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釋，傳達新的刑事審判理念，深入討論、研究新情況、新問題和新型疑難案件。刑庭內部還經常就具體案件中涉及的理論問題展開激烈討論，在庭室內形成濃厚的學習氛圍。通過各種形式的學習、研討，不僅增強了全庭干警的業務水平，讓全庭干警建立起現代刑事審判理念，推廣好的經驗和做法，而且通過集思廣益找到解決疑難案件的處理方法，消化了相當大一部分疑難案件，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審判委員會的壓力。在學習理論知識的同時，刑庭審判人員還積極撰寫論文，李輝同志的論文參加全市法官論壇研討并獲了獎。我們還認真抓好裁判文書的質量，提高裁判文書的說理釋法水平，要求合議庭審判長對裁判文書嚴格把關。專門召開庭務會，對錯漏嚴重的裁判文書在庭內進行曝光，以讓大家吸取教訓，不斷提高裁判文書質量。

四、加強隊伍建設，提高審判人員的政治素質

造就一支政治堅定、業務精通、作風優良、公正司法的刑事審判隊伍，是做好刑事審判工作的根本保證。一年來，我庭堅持一手抓審判工作，一手抓黨風廉政建設。在院黨組的領導下，圍繞理想信念教育、職業道德教育、紀律教育和警示教育，開展了一系列反腐倡廉教育活動。結合今年的紀律教育學習月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活動、排頭兵實踐活動，積極組織干警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及時發現自身缺點并予以改正。使大家在思想上樹立起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使全庭始終保持朝氣蓬勃的精神狀態，有效地提高了隊伍的整體素質和戰斗力。

新的一年即將來臨，刑庭全體同志將繼續在院黨組的領導下，在各庭科室隊的支持下，敬業愛崗，勤奮拼搏，把我院刑事審判工作不斷推向前進，為建設“法治香洲、平安香洲、和諧香洲”而不懈努力。

第二篇：充分發揮刑事審判職能作用

充分發揮刑事審判職能作用

加強“嚴打”促進平安建設

―― 沈丘縣法院韓沖先進事跡材料

有人說刑事法官是清貧的，有人說刑事法官是艱辛的，也有人說他們是冷酷無情的，而他——一位三十多歲的年輕副庭長，一位普通的人民法官，卻始終能夠耐得住清貧，把自己的一腔熱血和赤誠，獻給了他心愛的刑事審判事業，他就是沈丘縣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副庭長韓沖。

一、深入開展思想作風整頓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切實把提高認識、端正態度貫徹始終

對法律負責，對人民負責，這是韓沖執法的準則和誓言。他常說，“如果每百件案件辦錯了一件，看起來是百分之一的誤差，但對當事人來說，就是百分之百的錯誤。因此，要保證不使一個應受懲罰的罪犯逍遙法外，也不能是一個無罪的公民受到法律的追究”。多年來，他不但是這樣說的，而且，也是這樣做的。他始終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每審理一起案件，不管大小、難易，總是深入調查，反復核實證據，做到事實清楚、程序合法、定罪量刑準確，判決公正，保證了案件質量。在他處理的一起故意傷害案件中，經反復審查發現，案件事實和危害后果之間因 1 果關系不明，在部分案件情節方面存有疑點，遂對該案依法做出了不予受理的決定。從事刑事審判十六年來，他共承辦各類刑事犯罪案件600余件，判決各類犯罪分子800余人，每個案子都在審限內審結，而且無一被上級法院發回重審或改判，更無冤假錯案出現。

二、強化“嚴打”意識、狠抓案件質量

在如火如荼的“百日嚴打”整治斗爭中，韓沖和刑庭其他干警放棄了節假日，晝夜加班。他長期患有胃病，一年四季藥不離身，但為使“嚴打”工作不在審判環節貽誤戰機，他仍忘我地工作著。在他的影響下，有的同志輕傷不下火線，重病堅持在床上看卷；有的女干警家務、孩子均顧不上照顧，始終全身心的投入到審判工作第一線，從而把“嚴打”斗爭開展得有聲有色，成效顯著。刑事大要案，是社會關注的焦點，案子辦得如何，直接影響著黨的形象和社會的安寧，審理這類案件不僅時間緊、要求高、風險大，而且有時還伴隨著危險，沒有熟練的業務和吃苦精神是不行的。在法院，韓沖恰恰以連續作戰、辦大要案而著稱。今年夏季，在他任審判長的一起重大團伙盜竊案中，該團伙5名犯罪分子交叉結伙，瘋狂作案，手段惡劣，加之作案時間長，次數多，社會影響和民憤極大。韓沖和干警們一起白天提審調查，晚上閱卷核實證據，在三十天內就審結了該案，根據犯罪情節和認罪態度，其中三名犯罪分子被判處了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另 2 兩名也被繩之以法、科以重刑。

三、強化宣傳教育意識、維護“嚴打”成果。

韓沖認為，作為一名人民法官，在審判工作中必須運用黨和人民賦予的法律之劍，鏟除腐惡，以凈化社會環境，讓群眾安居樂業，從而無愧于共和國對法官的信賴，不辜負人民對公正的渴求，同時，通過案件宣傳、教育群眾。在他辦理的趙德營鎮馬某某尋釁滋事、敲詐勒索和強奸一案中，經審理查明，馬某某長期以來，無故多次毆打他人，橫行霸道，為非作歹，并以收取保護費的名義，以威脅的方法索要公私財物，同時強拿硬要，欺行霸市，強奸婦女，是當地遠近聞名的“霸頭”。為及時審結該案，打掉犯罪分子的囂張氣焰，促進一方平安，他夜以繼日地反復審閱證據材料，認真核查事實，最終以尋釁滋事罪、敲詐勒索罪和強奸罪數罪并罰，判處馬某有期徒刑十八年。為震懾犯罪，弘揚法制，又專門深入案發地趙德營鎮對此案進行了公開宣判，群眾無不拍手稱快。

四、加大調解力度，積極促進社會和諧，全力維護社會穩定。

韓沖在平時的工作中積極貫徹十七大精神，為促進社會和諧，進一步加大案件調解力度，使調解率達97%以上，為沈丘的和諧、穩定做出了一定貢獻。他在辦理被害人李某某 3 和被告人邢某某交通肇事案時，為了不讓雙方矛盾進一步激化，杜絕涉法上訪事件發生，韓沖不厭其煩的一次次做調解工作，功夫不負有心人，最終使這件在公安局、檢察院無人敢沾、無人敢惹的、長達十二年的棘手信訪案件，在法院得到成功調解，年逾花甲的被害人李某某表示，今后不再來法院吵鬧了，也不再到其他部門纏訪了，徹底停訪息訴。本著打防并舉，標本兼治的原則，韓沖認真學習領會，將嚴打與整治相結合，積極開展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預防犯罪。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審理過程中，突出“寓教于審，懲教結合”的審判特點，做到審前階段法制教育，庭審階段認罪教育，宣判階段服法教育，改造階段悔過自新教育的"四個環節教育，同時堅持按照罪刑法定、罪罰相當和寬嚴相濟的原則，注重教育、感化和挽救確有悔罪表現的初犯、偶犯、未成年

犯。體現了刑罰的人道主義精神。

五、狠抓黨風廉政建設，確保無違法違紀發生，做到警鐘長鳴

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的歷史條件下，社會上的一些不正之風也不時向審判機關襲來，面對各種不正之風的紛擾，韓沖認為，人民法官佩戴的天平決不能讓歪風邪氣吹偏。為此，他在權與法、情與法、錢與法的抗衡中，自覺恪守人民法官的職業道德，經受住了權力、金錢、人情的考驗。4 在他辦理的一起盜竊案件中，被告人親屬來到他的辦公室，進去后就關上了房門，拿出3000元錢放到辦公桌上，說這是一點心意，看案子能不能少判一點。韓沖見狀嚴肅地說：“別說三千元，三十萬也不能買刑期”。在韓沖辦理的另一起搶劫案件中，他在辦公室發現自己口袋里不知什么時候多了一千元錢，原來是被告人親屬乘其不備放進去的，在弄清了事情原委后，韓沖在被告人親屬不肯將錢拿回的情況下，交內勤抵了被告人應交納的罰金……。他就是這樣，十幾年如一日，在思想上筑牢了一道攻不破的防線，永葆了一名人民法官應當具有的清正廉潔的品質。

韓沖同志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他深知做一名新時代法官肩上的責任和義務，他將繼續不斷的學習新知識和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繼續加強職業道德修養，找出差距，克服不足，把公正與效率做為其行動的指南，做一名讓領導放心、讓群眾滿意的好法官

二0一一年十一月三日

第三篇：如何執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

近年來，青少年犯罪急劇上升，與環境污染、吸毒販毒并稱為當今世界的“三大公害”。如何有效地達到既有力地打擊犯罪，又注意保護末成人合法權益，促進其健康成長，是當前面臨的突出問題。針對青少年犯罪逐年呈增長趨勢的特點，政法機關堅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目前已取得良好的效果，但是也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近年來，檢察機關在工作中提出

對刑事案件執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為處理未成年人犯罪提出了很好的思路。本文從近幾年來未成年人犯罪的特點和處理情況談談如何對未成年人犯罪施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一、對青少年犯罪處理的情況

（1）緩刑使用過多。在對未成年人犯罪量刑時，審判機關沒有完全根據每個案件的具體情況綜合考慮，即本人的人身危險性，犯罪情節后果等。在未成年人搶劫案件中，除少數因作案次數多，沒有判緩刑外，不論是否投案自首，幾乎都判緩刑。2004年至2006年8月份，我院共接到法院對未成年人犯罪有罪判決34件68 人，其中，判處緩刑的35人，占未成年犯罪有罪判決總數的51.5 %。

（2）打擊力度不大。通過對未成年人的量刑，沒有起到很好的威懾作用。我縣未成年人犯罪不僅沒有明顯下降，而且呈上升趨勢，2001年10人，2002年18人，2003年22人。并且在判刑后重新犯罪現象也十分突出，如周磊，2002年12月法院以搶劫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孫志強，2003年4月法院以搶劫罪判處其有期徒刑半年緩刑一年。二人在緩刑考驗期內又糾集五人，于2003年6月再次進行搶劫犯罪活動。

（3）附加罰金刑過多。未成年人往往由其監護人承擔，本人無獨立生活能力，無直接收入來源。法院判處未成年人罰金往往由監護人交納，不僅不能實現剝奪其犯罪資本的刑罰目的，相反形成以錢贖罪的印象，因此達不到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之效果。

二、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常出現的誤區

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我們在辦理過程中常出現思想認識上的不統一，實際處理上的不統一，不是失之于寬，就是失之于嚴，未成很好地把握恰當的尺度。

當我們在貫徹落實“嚴打”方針時，往往專注于未成年人的犯罪行為應受刑事制裁本身，強調以嚴厲的法律手段懲罰犯罪而達到遏制犯罪的目的，也即片面強調一個打擊和懲罰效應，這就是誤區之一。偏重于嚴，就會忽略懲罰與教育相結合而以教育為主的原則，達不到挽救的目的。例如一個未成年人平時表現不錯，偶然地實施了某種犯罪行為，但是處于可捕可不捕、可訴可不訴、可判可不判（罪）的情況下，“嚴”以處之捕、訴、判的話，很有可能將他過早地“推”入一個染缸，難保使他在看守所、監獄里不受到某種負面的“幫教”，很難說不會使他陷得更深而喪失改過自新的希望，從而更加仇視社會。這樣非但達不到挽救的目的，反而是增加了一個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誤區之二，就是我們一味地只看到處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輕緩刑事政策，凡遇到對象是未成年人，一概從輕處理，不批捕、不起訴。結果就是依法應捕、應訴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我們的片面認識之下不捕不訴，以為這就是在進行教育挽救了。殊不知刑事懲罰本身也是一種教育，只不過是一種嚴厲的教育方式而已，有時則是一種既有力又有效的教育。如一個系未成年人的在校學生，實施了某種犯罪行為，其主觀惡性較大，手段殘忍，社會危害大，我們如果考慮到他是在校學生的因素，出于挽救的目的而不捕不訴的話，這在他本人心里就會產生意外逃脫懲罰的僥幸，很難說以后不會再輕易以身試法。片面地重保護，輕打擊，這無疑也在客觀上縱容了犯罪。

這些誤區產生的根源在于，一是在每個辦案人員的認識、理念以及理解相關法條的不一致；二是在適用法律過程中所依據的既有相關刑事法律規范，又有“嚴打”方針和“輕緩”政策，在具體運用時有時顯得無所適從，由此難免產生處理上的偏差。

我們在實際工作中應力求避免這種誤區，作為法律監督機關更要準確地適用法律，深刻地領會立法及相關刑事政策的本意，克服隨意性、片面性，力爭做到在思想認識、理解法律、具體辦理中的一致性和統一性，如此才能更好地維護法律的尊嚴。而深入貫徹寬嚴相濟原則，準確把握寬嚴相濟尺度，則是我們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避免上述誤區的唯一有效方法。

三、寬嚴相濟，依法正確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正確理解和適用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貫徹落實于辦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工作之中，以懲罰犯罪,維護社會穩定,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促進未成年人健康成長。

什么是寬嚴相濟呢？寬嚴相濟就是寬大與嚴厲相結合，就是堅持教育與懲罰相結合，寬大以嚴厲為底線，嚴厲中又要保障人權，體現以人為本。“濟”，在此有相互滲透、補充、結合的意思。寬嚴相濟就是寬與嚴的對立統一，是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

第四篇：審判實踐中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貫徹情況的調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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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實踐中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貫徹情況的調研

作者：陳楊

來源：《法制博覽》2012年第08期

【摘要】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是黨的一項基本刑事政策，是在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科學判斷犯罪態勢與社會發展關系的基礎上所作的新思考、所提的新理念。認真執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對立面，是維護社會穩定，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本文筆者現結合三年來的審判實踐談一下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認識和感受。

【關鍵詞】寬嚴相濟；特點；司法實踐

一、2009年至2011年三年來的適用刑罰的概況

2009年全年共判處罪犯180人。其中，10年以上有期徒刑6人，3至10年32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78人，判處管制、緩刑、免予刑事處罰和并處罰金（以下簡稱免刑）的64人。180名罪犯中，未成年人24人。

2010年全年共判處罪犯了197人。其中，10年以上8人，3至10年的38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80人，判處管制、緩刑、免刑和單處罰金的71人，未成年人28人。

2011年全年共判處罪犯了238人。其中，10年以上10人，3至10年的45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98人，判處管制、緩刑、免刑和單處罰金的85人，未成年人36人。

二、三年來適用刑罰中存在的幾個共性特點

（一）嚴重刑事犯罪和適用重刑的案犯所占比例較低，而適用較輕刑罰的案犯了比例較高從統計數字來看，2009年被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38人，占全部案犯了的21.1%，而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監禁刑罰和管制、緩刑、免刑、單處罰金等非監禁刑罰的則有142人，占78.9%；2010年二者的比例為23.4%和76.6%；2011年二者的比例為23.1%和76.9%。三年來的平均比例為22.5%和77.4%，基本上達到了1比3.5的比例。

（二）未成年人案犯了的比例居高不下

2009年判處的未成年案犯了有24人，占全部案犯180人的13.3%，2010年為28人，占14.2%，2011年36人，占15.1%，三年來，平均比例為14.2%，即每7名案犯中有超過1名未成年案犯。

（三）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監禁刑罰的案犯人數接近于被判處管理、緩刑、免刑和單處罰金非監禁刑罰的案犯數量

2009年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有78人，而同期被判處管理、緩刑、免刑和單處罰金的有64人，2010年兩項數字為80和71，2011年為98和85。

三、如何在司法實踐中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寬嚴相濟作為一項基本刑事政策，其輕刑化和非監禁化的貫徹落實應體現在兩個層面上，一是立法層面，另一個是司法層面，在立法領域對寬嚴相濟政策的貫徹是一項長期、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做大量的努力工作。筆者現僅就在司法層面的貫徹問題談一些看法。

（一）必須加強宣傳和學習，使廣大刑事司法人員全面樹立寬嚴相濟的司法理念，這是正確貫徹這項政策的基本前提

我們知道，刑事政策要想充分發揮作用，就必須被徹底貫徹到司法行為中，而做到這一點，就要求司法人員在處理案件時首先形成統一的司法理念。在確定寬嚴相濟司法理念時，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樹立正確的犯罪觀，特別是要全面、準確地理解刑罰的目的。寬嚴相濟司法理念影響下的犯罪觀就是犯罪現象有其深刻的歷史、經濟、文化等等社會背景，它將長期客觀存在，不可能被徹底消滅。而刑罰的目的只能是通過履行和教育的方式來控制犯罪，它并不是為了懲罰報復犯罪之人，以達到消滅犯罪的目的。因此，我們有必要確立這樣一種科學的司法理念，寬嚴相濟的刑罰及其他刑事司法活動并不能從根本上消滅犯罪，它只能最大限度地通過教育和改造罪犯來實現預防和控制犯罪，將犯罪的影響控制在和諧社會能容忍的最低限度內，能夠保證社會可持續健康地發展即可。

（二）在當前審判實踐中，應用實體刑法時，要始終堅持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使其作用得以充分發揮

對那些輕微犯罪，要大膽適用管制、緩刑、免刑、罰金等非監禁刑種，同時完善這些處理方式的具體執行形式，以確保感化、挽救和真正教育這些涉案人員，使其今后遠離犯罪，成功回歸社會，而不應當人為地設置一些障礙，如規定緩刑適用比例等，來限制非監禁刑種的充分適用。要嚴格、準確把握從重打擊的那些犯罪范圍，并毫不手軟地加以打擊，以體現刑罰的震懾效果。總的來說，執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過程，應當是探索“寬和”的刑事政策的實現方式。我們應當在確保“罪刑法定”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充分挖掘并利用現有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釋資源，來推進司法活動中的非犯罪化、輕刑化和非監禁化的實現。例如，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下發的《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條第2項規定，盜竊公私財物雖然已達到“數額較大”的起點，但情節輕微，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作為犯罪處理：

（1）已滿16周歲，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作案的；（2）全部退贓、退賠的……。

（三）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不僅體現在實體刑法上，更應反映在程序活動中，特別是應當貫徹在司法活動的各階段，而不應孤立地存在某一階段

在偵查階段，寬嚴相濟政策要求只有對于所犯罪行嚴重，且主觀惡性與人身危害性較大的被追訴人，才能適用較長的偵查羈押期限或較嚴厲的強制性偵查措施，而在我國當前的司法實

踐中，拘留、逮捕強制措施的適用率畸高，已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必須盡快加以改變。在公訴環節上應加大適用不起訴制度的力度。不起訴制度很顯然是寬嚴相濟內涵之一的“非刑事化”精神在公訴階段的體現，由于其重視刑事法的教育和預防功能，念念不忘制度化原則，在世界范圍已成為一項普適性程序制度。因此當前我國對不起訴的適用率過低的現狀應盡快改變。

（四）在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時，還應當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必須認識到它僅是一項政策而已，必須防止其與法律規定內容發生沖突，并確保二者不能相悖

第五篇：淺談公安機關如何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

寬嚴相濟是中共中央在《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的刑事司法政策。在具體地執法工作中，公安機關如何正確理解和運用這項刑事司法政策,最大限度地遏制、預防和減少犯罪，筆者談點粗淺的看法。

一、認真領會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內涵與實質

2005年召開的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第一次提出實行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

2005年12月，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干同志要求“政法機關要更加注重運用多種手段化解矛盾糾紛，更加注重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并明確指出寬嚴相濟是“指對刑事犯罪區別對待，做到既要有力打擊和震懾犯罪，維護法制的嚴肅性，又要盡可能減少社會對抗，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一方面，必須堅持嚴打方針不動搖，對嚴重刑事犯罪依法嚴厲打擊，什么犯罪突出就重點打擊什么犯罪，在穩準狠和及時性上體現這一方針；另一方面，要充分重視依法從寬的一面，對輕微違反犯罪人員，對失足少年，要繼續堅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有條件的可適當多判一些緩刑，積極穩妥地推進社區矯正工作”。這里明確界定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內涵，指出了從嚴從寬的工作方向。2006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全面系統地闡述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具體體現，首先必須體現“嚴”，要毫不動搖地堅持“嚴打”方針，始終保持對刑事犯罪的高壓態勢；同時區別對待，對情節輕微、主觀惡性不大的犯罪人員，多開展教育感化工作。使輕罪與重罪分別依法得到妥當的處理，做到既有力打擊和震懾犯罪，又盡可能減少社會對抗，以獲得刑罰效果的最大化。實施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旨在最大限度地增加社會和諧因素，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不和諧因素。可見，寬嚴相濟的司法政策并不是對“嚴打”方針的弱化和否定，而是新形勢下嚴厲打擊刑事犯罪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密切結合，是對“嚴打”方針的有益補充。

二、正確認識實施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重要意義

實施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有利于和諧社會建設。穩定是和諧的基礎，和諧是穩定的最高境界。公安機關執法實際中，在堅持嚴打方針的同時，實施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既能有力地打擊和震懾犯罪，維護法律的權威，又要充分運用依法從寬的刑事政策，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不僅集中力量打擊了嚴重犯罪，還從根本上緩解了社會沖突，減少了社會對抗,促進了社會和諧。

實施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有利于強化人民警察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要求公安機關及其人民警察不能僅靠從重從快打擊刑事犯罪來保障依法辦案,在執法中必須轉變執法理念,以尊重和保障人權為核心,調和人權保障與利益保護之間的關系。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要求寬嚴適度、有據，實施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正是落實了維護社會秩序與保護人權,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并重的理念。

實施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有利于立法宗旨的實現。對于嚴重刑事犯罪,該從重的要堅決從重,對于具有法定或酌定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的,該兌現政策的要依法予以從寬處理。如果因為嚴打而不兌現政策,就會導致犯罪分子喪失對國家法律的信任度。堅持寬嚴相濟,能夠產生積極的、正面的社會效果，能夠實現嚴格執法與熱情服務，執法形式與執法目的，追求效率與實現公正的有機統一。

三、公安機關實施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幾點建議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公安刑事執法工作中如何運用，具體應把握以下兩方面：

一方面，突出“從嚴”,依法從重從快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和社會丑惡現象。首先，必須長期堅持“嚴打”方針，維護社會穩定，保障經濟發展。多年的“嚴打”實踐證明，從重從快打擊刑事犯罪，是遏制犯罪急劇上升的有效措施，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首要環節，因此，公安機關必須毫不動搖地長期堅持“嚴打”方針，始終保持對刑事犯罪的高壓態勢，真正把“嚴打”方針貫徹到日常執法工作的各個環節。其次，要根據公安部的部署，加大對黑惡勢力、嚴重暴力犯罪，多發性侵財犯罪，經濟犯罪和毒品犯罪等五類犯罪的打擊力度，立足本地的社會治安實際和違法犯罪特點確定打擊重點，堅持集中整治與日常嚴打相結合，增強嚴打斗爭的及時性和針對性。第三，要充分運用勞動教養措施，對那些聚眾斗毆、尋釁滋事、煽動鬧事、欺行霸市，或者稱霸一方、為非作歹、欺壓群眾、惡習較深，擾亂社會治安穩定的，該勞教的堅決予以勞教。此外，對于賣淫嫖娼、吸食注射毒品等十分突出的問題，加大整治力度，通過收容教育、強制戒毒等手段集中打擊社會丑惡現象。

另一方面，要突出“從寬”，深入探索公安執法過程中的應對措施。

第一，把好案件源頭。刑事案件的立案必須具備有能夠證明犯罪事

實的基本證據，符合法定立案標準，該立則立，不該立的不立。根據現有材料尚不足以做出立案決定的，進一步開展調查，根據調查結果作出是否立案。如果擴大立案范圍，隨意立案，會給當事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壓力。如：某市曾發生某學校教師周xx因涉嫌強奸一事被立為刑事案件，周xx在被公安機關傳喚、訊問后，覺得丟失了面子，一時想不通而自盡。經公安機關調查，案件不存在，根本不夠立案。

第二，推行刑事調解。所謂刑事調解，是指犯罪發生之后，經由公安機關或其他調解人使受害人與加害人直接商談，對刑事責任問題達成的協議，受害方不追究加害方的刑事責任，加害方則可能為此對受害方進行物質性賠償等。刑事調解制度給沖突雙方解決矛盾提供了機會，能夠有效地減少和消除矛盾，盡可能地減少法院判決后的消極因素，有助于在全社會增進和諧協調的社會關系。刑事調解制度在實體上能夠確保被害人的實質利益；在程序上提升了被害人在刑事追訴程序中之參與地位；在法理上合乎刑事追訴經濟原則，有利于提升加害人社會責任感。它旨在提升被害人和犯罪人的滿意度，降低再犯率，它與我國傳統的調解制度所蘊涵的“和為貴”的理念相一致。輕傷害案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鄰里糾紛、家庭糾紛、日常瑣事引發的，加害人往往是出于一時沖動，事發后又追悔莫及。一般來說，此類案件社會危害性相對較小，雙方的激憤情緒小，具有調解基礎。如能調解結案，則能讓親情得以維系，讓家庭得以穩定，讓鄰里得以和睦，讓社會得以和諧。對此類案件，我們在及時全面調查取證的同時，盡力做加害人和被害人雙方的調解工作，促成雙方自愿達成調解協議。對于雙方達成調解協議并得到執行且符合其他撤案條件的輕傷害案件，一律予以撤銷案件。如某派出所辦理的齊某故意傷害案，調查取證情況充分證明齊某涉嫌故意傷害罪，但本案雙方當事人系親戚關系，若簡單地刑拘、逮捕，可能導致日后兩個家庭矛盾進一步激化。后經了解，雙方都有調解的意向。于是辦案民警就調解問題給雙方做了一些教育工作，最終達成了調解協議，雙方的矛盾得以化解。但對達不成調解協議、加害人無悔罪表現、不是因民間糾紛引起的輕傷害案件，則堅決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運用刑事調解的案件范圍，應當嚴格控制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一章第4條規定的八類刑事案件范圍內。不能濫用刑事調解，杜絕濫用職權、放縱犯罪行為的發生。

第三，慎用羈押性強制措施。我們在辦理刑事案件中堅持區別對待，對嚴重的刑事犯罪堅決嚴厲打擊，從嚴處理。對主觀惡性較小、犯罪情節輕微的未成年人，初犯、偶犯、過失犯罪，貫徹教育、感化、挽救方針，慎用羈押性強制措施，做到當寬則寬。對符合條件的犯罪嫌疑人適用取保候審措施，也為將來法院對其從輕定罪量刑打下良好的基礎。如，有的犯罪嫌疑人按照其犯罪情節很有可能被判處拘役或緩刑，按正常程序刑拘、逮捕、起訴、判刑，犯罪嫌疑人可能被羈押達半年以上，最終的判決結果可能體現不了對其從輕處罰，造成形式上的從輕，而事實上未予從輕，更沒有體現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的情形。

第四，對未成年人、在校學生輕罪實行非刑事化處理。對未成年人在校學生犯罪案件，以寬宥為基本原則，以保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和維護社會穩定為雙重目的，通過使用輕緩處理方法引導未成年人走向正確道路。對于在校學生犯輕罪，由辦案單位與學生家長、學校共同研究幫教措施，切實保障未成年人能夠在重返社會后得到全方位的幫教和挽救。對于社會青年對在校學生實施的犯罪，則采取嚴厲打擊提早控制的方法，有效治理學校周邊的治安環境秩序。2007年4月，未成年人在校學生李某盜竊一出租車內錢物后被抓獲。經深入調查，李某盜竊價值未滿捌佰元，系初犯且認錯態度較好，最后李某僅被裁決行政拘留且不予執行。當辦案人員將李某交給其家人領回時，其家人喜極而泣，感謝公安機關人性化執法，給孩子改過自新的機會，并表示今后一定對孩子嚴加管教。李某也發誓一定痛改前非。我局刑警大隊在辦理劉某盜竊案過程中，辦案人員發現劉某的年齡認定存在疑問，辦案單位進一步調查后依法對其撤銷案件的決定，有效地保護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

第五，注入人文關懷。***部長強調，全國公安機關和廣大民警要真正把關注民生、重視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作為公安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落實到每一名民警的思想和行動中去，落實到每一個執法環節中去，落實到每一項公安工作中去，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維護社會和諧穩定、促進經濟發展作出新貢獻。公安機關在辦案中對未成年人、在校學生、輕微犯罪適用非刑事化處理的辦法，一般予以治安處罰，不動用刑罰手段。偵查活動中涉及到犯罪嫌疑人和證人有單位的需進行傳喚、訊問的，盡量減少和避免給其帶來的不利影響；執行抓捕任務時,盡量避免犯罪嫌疑人家中的老人、未成年人或病人在場；搜查中不扣押與案件無關的物品，注重維護企業聲譽，不隨意查扣企業廠房和設備，將責任意識和人文關懷貫穿于辦案的每一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