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寬嚴相濟在經濟犯罪和職務犯罪案件審判中的具體貫徹

寬嚴相濟在經濟犯罪和職務犯罪案件審判中的具體

貫徹

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2月8日發布的《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以下稱《意見》），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基本內涵作出了科學闡釋，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貫徹落實提出了明確要求，是新形勢下刑事審判工作的一個綱領性文件，對于人民法院正確適用法律，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最大限度地預防和減少犯罪、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具有重要的實踐指導意義。《意見》內涵深刻、內容豐富，為深入理解和正確適用本《意見》，現結合審判工作實際，就《意見》有關經濟犯罪和職務犯罪案件審判工作中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規定說明如下：

一、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經濟犯罪案件審判中的具體貫徹

（一）關于從嚴懲處的案件范圍。根據《意見》第9條規定，發生在經濟領域、需依法從嚴懲處的主要是指下列嚴重犯罪：以高利率或高回報為誘餌，針對社會公眾實施的非法集資、非法證券、傳銷、地下“六合彩”等涉眾型犯罪；制售假冒偽劣、有毒、有害食品、藥品等損害群眾切身利益的犯罪；制售偽劣農藥、獸藥、化肥、種子等

坑農害農的犯罪；制販假幣、操縱證券期貨市場、金融詐騙等嚴重危害金融秩序的犯罪；走私，逃稅、騙稅、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等嚴重侵害國家經濟利益的犯罪；重大環境污染、非法采礦、盜伐林木等各種嚴重破壞環境資源的犯罪。

（二）關于政策法律界限。對于當前金融危機背景下的經濟違法行為，應當根據《意見》第4條規定的“審時度勢”原則、第5條規定的“兩個效果相統一”原則以及第14條、第23條規定的從寬要求，審慎分析判斷其社會危害性，從有利于保障經濟增長、維護社會穩定的角度依法準確定罪量刑。以非法集資案件為例說明如下：一是要準確界定非法集資與民間借貸、商業交易的政策法律界限。未經社會公開宣傳，在單位職工或者親友內部針對特定對象籌集資金的，一般可以不作為非法集資。二是要準確把握非法集資罪與非罪的界限。資金主要用于生產經營及相關活動，行為人有還款意愿，能夠及時清退集資款項，情節輕微，社會危害不大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或者不作為犯罪處理。此外，對于“邊緣案”、“踩線案”、罪與非罪界限一時難以劃清的案件，要從有利于促進企業生存發展、有利于保障員工生計、有利于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高度，依法妥善處理，可定可不定的，原則上不按犯罪處理。特別對于涉及企業、公司法定代表人、技術人員因政策界限不明而實施的輕微違法犯罪，更要依法慎重處理。

（三）關于刑罰適用。（1）根據《意見》第6條關于從嚴處理的原則性規定以及第29條關于死刑適用政策的規定，對于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惡劣、危害后果特別嚴重的經濟犯罪，要依法從嚴懲

處，對于罪行極其嚴重的經濟犯罪分子，依法應當判處死刑的，要堅決適用死刑；對假幣犯罪累犯、慣犯、涉案假幣數額巨大或者全部流入社會的犯罪分子，應當依法從重判處；對于偽造貨幣集團的首要分子、骨干分子，偽造假幣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應當判處死刑的，要堅決依法判處死刑；對數額特別巨大，肆意揮霍集資資金或者歸案后拒不交代贓款去向，造成特別重大經濟損失或者致使被害人自殺身亡等嚴重后果的集資詐騙犯罪分子，應當依法從重判處；對造成嚴重疾患、傷亡后果或者以嬰幼兒、危重病人為對象，社會影響惡劣的制售有毒有害食品、假藥劣藥犯罪分子，應當依法從重判處。（2）根據《意見》第25條規定的寬嚴“相濟”要求，應當區分犯罪行為的具體情形區別對待。以走私犯罪為例，對海上偷運走私、繞關走私等未向海關報關的走私與價格瞞騙走私，走私特殊物品與走私普通貨物、物品在具體量刑時都應當有所區別；對進口走私象牙等珍貴動物制品犯罪在量刑時應當酌情考慮出口國家的法律規定以及行為人的主觀認識因素。（3）要切實執行《意見》第12條有關“對于侵財型和貪利型犯罪，更要注重通過依法適用財產刑使犯罪分子受到經濟上的懲罰”的規定，以最大限度地挽回國家和人民利益的損失，安撫受害群眾。同時，此類犯罪的目的就是獲得非法利益，有針對性地加大經濟制裁，特別是執行的力度，以有效地剝奪犯罪分子重新犯罪的條件，發揮刑罰的預防犯罪功能。

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職務犯罪案件審判中的具體貫徹

（一）關于從嚴懲處的案件范圍。保持懲治腐敗的高壓態勢，依法從嚴懲治腐敗，是我國懲治和預防腐敗工作的一項長期政策。根據《意見》第8條第1款規定，當前要特別注意嚴肅懲處以下職務犯罪：發生在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中濫用職權、貪污賄賂、腐化墮落、失職瀆職等職務犯罪；工程建設、土地出讓、產權交易、醫藥購銷、政府采購、資源開發和經銷、金融等多發易發領域的商業賄賂犯罪；在擴內需、保增長，災后恢復重建等專項工作中發生的貪污賄賂、挪用公款、瀆職等職務犯罪；黑惡勢力犯罪、重大安全生產事故、重大食品安全等群體性事件背后的行賄受賄、徇私舞弊、濫用職權、玩忽職守等職務犯罪；貪污、挪用、侵占農業投資專項資金等職務犯罪。

（二）關于政策法律界限。在堅持依法從嚴懲處職務犯罪的同時，同樣需要根據《意見》第14條、第25條的規定，體現寬嚴“相濟”，做到嚴中有寬、寬以濟嚴。以賄賂犯罪為例說明如下：（1）對于收受財物后于案發前退還或上交所收財物的，應當區分情況做出不同處理：收受請托人財物后及時退還或者上交的，因其受賄故意不能確定，同時為了感化、教育潛在受賄犯罪分子，故不宜以受賄處理；受賄后因自身或者與其受賄有關聯的人、事被查處，為掩飾犯罪而退還或者上交的，因受賄行為既已完畢，且無主動悔罪之意思，故不影響受賄罪的認定。（2）對于行業、領域內帶有一定普遍性、涉案人員眾多的案件，要注意區別對待，防止因打擊面過寬導致不良的社會效果。特別是對于普通醫生的商業賄賂犯罪問題，更要注意運用多種手段治理應對。對收受回扣數額大的；明知藥品偽劣，但為收受回扣而要求

醫院予以采購的；為收受回扣而給病人大量開藥或者使用不對癥藥品，造成嚴重后果的；收受回扣造成其他嚴重影響的等情形，應依法追究刑事責任。（3）對于性質惡劣、情節嚴重、涉案范圍廣、影響面大的商業賄賂犯罪案件，特別是對于頂風作案的，或者案發后隱瞞犯罪事實、毀滅證據、訂立攻守同盟、負案潛逃等企圖逃避法律追究的，應當依照《意見》第8條第2款的規定依法從嚴懲處的同時，對于在自查自糾中主動向單位、行業主管(監管)部門講清問題、積極退贓的，或者檢舉、揭發他人犯罪行為，有自首、立功情節的，應當依照《意見》有關規定依法從輕、減輕或者免予處罰。

（三）關于自首、立功等量刑情節的運用。自首、立功是法定的從寬情節。實踐中要注意依照《意見》第17條、第18條等規定，結合“兩高”《關于辦理職務犯罪案件認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節若干問題的意見》的規定，做好職務犯罪案件審判工作中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與法律規定的有機結合，具體如下：（1）要嚴格掌握自首、立功等量刑情節的法定標準和認定程序，確保自首、立功等量刑情節認定的嚴肅性和規范性的。（2）對于具有自首情節的犯罪分子，應當根據犯罪事實并結合自動投案的動機、階段、客觀環境，交代犯罪事實的完整性、穩定性以及悔罪表現等具體情節，依法決定是否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以及從輕、減輕處罰的幅度。（3）對于具有立功情節的犯罪分子，應當根據犯罪事實并結合立功表現所起作用的大小、所破獲案件的罪行輕重、所抓獲犯罪嫌疑人可能判處的法定刑以及立功的時機等具體情節，依法決定是否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以及從

輕、減輕處罰的幅度。（4）對于犯罪分子依法不成立自首，但主動交代犯罪事實的，應當視其主動交代的犯罪事實情況及對證據收集的作用大小、酌情從輕處罰。（5）贓款贓物追回的，應當注意區分貪污、受賄等不同性質的犯罪以及犯罪分子在追贓中的具體表現，決定是否從輕處罰以及從輕處罰的幅度。

（四）關于緩刑等非監禁刑的適用。在依照《意見》第14條、第15條、第16條規定適用緩刑等非監禁刑時，應當充分考慮到當前職務犯罪案件緩刑等非監禁刑適用比例偏高的實際情況，以及職務犯罪案件適用非監禁刑所需要的社會民意基礎和過多適用非監禁刑可能帶來的社會負面影響。貪污、受賄犯罪分子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不得適用緩刑：致使國家、集體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或者影響惡劣的；不退贓或者退贓不積極，無悔罪表現的；犯罪動機、手段等情節惡劣，或者將贓款用于非法經營、走私、賭博、行賄等違法犯罪活動的；屬于共同犯罪中情節嚴重的主犯，或者犯有數罪的；曾因職務、經濟違法犯罪行為受過行政處分或者刑事處罰的；犯罪涉及的財物屬于救災、搶險、防汛、防疫、優撫、扶貧、移民、救濟、捐助、社會保險、教育、征地、拆遷等專項款項和物資的。瀆職犯罪分子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不適用緩刑：（1）依法減輕處罰后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2）瀆職犯罪造成特別惡劣影響的；（3）瀆職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以瀆職犯罪一罪處理或者實行數罪并罰的。

第二篇：審判實踐中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貫徹情況的調研

龍源期刊網 http://.cn

審判實踐中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貫徹情況的調研

作者：陳楊

來源：《法制博覽》2012年第08期

【摘要】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是黨的一項基本刑事政策，是在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科學判斷犯罪態勢與社會發展關系的基礎上所作的新思考、所提的新理念。認真執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對立面，是維護社會穩定，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本文筆者現結合三年來的審判實踐談一下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認識和感受。

【關鍵詞】寬嚴相濟；特點；司法實踐

一、2009年至2011年三年來的適用刑罰的概況

2009年全年共判處罪犯180人。其中，10年以上有期徒刑6人，3至10年32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78人，判處管制、緩刑、免予刑事處罰和并處罰金（以下簡稱免刑）的64人。180名罪犯中，未成年人24人。

2010年全年共判處罪犯了197人。其中，10年以上8人，3至10年的38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80人，判處管制、緩刑、免刑和單處罰金的71人，未成年人28人。

2011年全年共判處罪犯了238人。其中，10年以上10人，3至10年的45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98人，判處管制、緩刑、免刑和單處罰金的85人，未成年人36人。

二、三年來適用刑罰中存在的幾個共性特點

（一）嚴重刑事犯罪和適用重刑的案犯所占比例較低，而適用較輕刑罰的案犯了比例較高從統計數字來看，2009年被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38人，占全部案犯了的21.1%，而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監禁刑罰和管制、緩刑、免刑、單處罰金等非監禁刑罰的則有142人，占78.9%；2010年二者的比例為23.4%和76.6%；2011年二者的比例為23.1%和76.9%。三年來的平均比例為22.5%和77.4%，基本上達到了1比3.5的比例。

（二）未成年人案犯了的比例居高不下

2009年判處的未成年案犯了有24人，占全部案犯180人的13.3%，2010年為28人，占14.2%，2011年36人，占15.1%，三年來，平均比例為14.2%，即每7名案犯中有超過1名未成年案犯。

（三）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監禁刑罰的案犯人數接近于被判處管理、緩刑、免刑和單處罰金非監禁刑罰的案犯數量

2009年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有78人，而同期被判處管理、緩刑、免刑和單處罰金的有64人，2010年兩項數字為80和71，2011年為98和85。

三、如何在司法實踐中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寬嚴相濟作為一項基本刑事政策，其輕刑化和非監禁化的貫徹落實應體現在兩個層面上，一是立法層面，另一個是司法層面，在立法領域對寬嚴相濟政策的貫徹是一項長期、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做大量的努力工作。筆者現僅就在司法層面的貫徹問題談一些看法。

（一）必須加強宣傳和學習，使廣大刑事司法人員全面樹立寬嚴相濟的司法理念，這是正確貫徹這項政策的基本前提

我們知道，刑事政策要想充分發揮作用，就必須被徹底貫徹到司法行為中，而做到這一點，就要求司法人員在處理案件時首先形成統一的司法理念。在確定寬嚴相濟司法理念時，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樹立正確的犯罪觀，特別是要全面、準確地理解刑罰的目的。寬嚴相濟司法理念影響下的犯罪觀就是犯罪現象有其深刻的歷史、經濟、文化等等社會背景，它將長期客觀存在，不可能被徹底消滅。而刑罰的目的只能是通過履行和教育的方式來控制犯罪，它并不是為了懲罰報復犯罪之人，以達到消滅犯罪的目的。因此，我們有必要確立這樣一種科學的司法理念，寬嚴相濟的刑罰及其他刑事司法活動并不能從根本上消滅犯罪，它只能最大限度地通過教育和改造罪犯來實現預防和控制犯罪，將犯罪的影響控制在和諧社會能容忍的最低限度內，能夠保證社會可持續健康地發展即可。

（二）在當前審判實踐中，應用實體刑法時，要始終堅持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使其作用得以充分發揮

對那些輕微犯罪，要大膽適用管制、緩刑、免刑、罰金等非監禁刑種，同時完善這些處理方式的具體執行形式，以確保感化、挽救和真正教育這些涉案人員，使其今后遠離犯罪，成功回歸社會，而不應當人為地設置一些障礙，如規定緩刑適用比例等，來限制非監禁刑種的充分適用。要嚴格、準確把握從重打擊的那些犯罪范圍，并毫不手軟地加以打擊，以體現刑罰的震懾效果。總的來說，執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過程，應當是探索“寬和”的刑事政策的實現方式。我們應當在確保“罪刑法定”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充分挖掘并利用現有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釋資源，來推進司法活動中的非犯罪化、輕刑化和非監禁化的實現。例如，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下發的《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條第2項規定，盜竊公私財物雖然已達到“數額較大”的起點，但情節輕微，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作為犯罪處理：

（1）已滿16周歲，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作案的；（2）全部退贓、退賠的……。

（三）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不僅體現在實體刑法上，更應反映在程序活動中，特別是應當貫徹在司法活動的各階段，而不應孤立地存在某一階段

在偵查階段，寬嚴相濟政策要求只有對于所犯罪行嚴重，且主觀惡性與人身危害性較大的被追訴人，才能適用較長的偵查羈押期限或較嚴厲的強制性偵查措施，而在我國當前的司法實

踐中，拘留、逮捕強制措施的適用率畸高，已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必須盡快加以改變。在公訴環節上應加大適用不起訴制度的力度。不起訴制度很顯然是寬嚴相濟內涵之一的“非刑事化”精神在公訴階段的體現，由于其重視刑事法的教育和預防功能，念念不忘制度化原則，在世界范圍已成為一項普適性程序制度。因此當前我國對不起訴的適用率過低的現狀應盡快改變。

（四）在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時，還應當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必須認識到它僅是一項政策而已，必須防止其與法律規定內容發生沖突，并確保二者不能相悖

第三篇：淺談公安機關如何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

寬嚴相濟是中共中央在《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的刑事司法政策。在具體地執法工作中，公安機關如何正確理解和運用這項刑事司法政策,最大限度地遏制、預防和減少犯罪，筆者談點粗淺的看法。

一、認真領會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內涵與實質

2005年召開的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第一次提出實行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

2005年12月，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干同志要求“政法機關要更加注重運用多種手段化解矛盾糾紛，更加注重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并明確指出寬嚴相濟是“指對刑事犯罪區別對待，做到既要有力打擊和震懾犯罪，維護法制的嚴肅性，又要盡可能減少社會對抗，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一方面，必須堅持嚴打方針不動搖，對嚴重刑事犯罪依法嚴厲打擊，什么犯罪突出就重點打擊什么犯罪，在穩準狠和及時性上體現這一方針；另一方面，要充分重視依法從寬的一面，對輕微違反犯罪人員，對失足少年，要繼續堅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有條件的可適當多判一些緩刑，積極穩妥地推進社區矯正工作”。這里明確界定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內涵，指出了從嚴從寬的工作方向。2006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全面系統地闡述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具體體現，首先必須體現“嚴”，要毫不動搖地堅持“嚴打”方針，始終保持對刑事犯罪的高壓態勢；同時區別對待，對情節輕微、主觀惡性不大的犯罪人員，多開展教育感化工作。使輕罪與重罪分別依法得到妥當的處理，做到既有力打擊和震懾犯罪，又盡可能減少社會對抗，以獲得刑罰效果的最大化。實施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旨在最大限度地增加社會和諧因素，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不和諧因素。可見，寬嚴相濟的司法政策并不是對“嚴打”方針的弱化和否定，而是新形勢下嚴厲打擊刑事犯罪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密切結合，是對“嚴打”方針的有益補充。

二、正確認識實施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重要意義

實施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有利于和諧社會建設。穩定是和諧的基礎，和諧是穩定的最高境界。公安機關執法實際中，在堅持嚴打方針的同時，實施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既能有力地打擊和震懾犯罪，維護法律的權威，又要充分運用依法從寬的刑事政策，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不僅集中力量打擊了嚴重犯罪，還從根本上緩解了社會沖突，減少了社會對抗,促進了社會和諧。

實施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有利于強化人民警察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要求公安機關及其人民警察不能僅靠從重從快打擊刑事犯罪來保障依法辦案,在執法中必須轉變執法理念,以尊重和保障人權為核心,調和人權保障與利益保護之間的關系。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要求寬嚴適度、有據，實施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正是落實了維護社會秩序與保護人權,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并重的理念。

實施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有利于立法宗旨的實現。對于嚴重刑事犯罪,該從重的要堅決從重,對于具有法定或酌定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的,該兌現政策的要依法予以從寬處理。如果因為嚴打而不兌現政策,就會導致犯罪分子喪失對國家法律的信任度。堅持寬嚴相濟,能夠產生積極的、正面的社會效果，能夠實現嚴格執法與熱情服務，執法形式與執法目的，追求效率與實現公正的有機統一。

三、公安機關實施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幾點建議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公安刑事執法工作中如何運用，具體應把握以下兩方面：

一方面，突出“從嚴”,依法從重從快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和社會丑惡現象。首先，必須長期堅持“嚴打”方針，維護社會穩定，保障經濟發展。多年的“嚴打”實踐證明，從重從快打擊刑事犯罪，是遏制犯罪急劇上升的有效措施，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首要環節，因此，公安機關必須毫不動搖地長期堅持“嚴打”方針，始終保持對刑事犯罪的高壓態勢，真正把“嚴打”方針貫徹到日常執法工作的各個環節。其次，要根據公安部的部署，加大對黑惡勢力、嚴重暴力犯罪，多發性侵財犯罪，經濟犯罪和毒品犯罪等五類犯罪的打擊力度，立足本地的社會治安實際和違法犯罪特點確定打擊重點，堅持集中整治與日常嚴打相結合，增強嚴打斗爭的及時性和針對性。第三，要充分運用勞動教養措施，對那些聚眾斗毆、尋釁滋事、煽動鬧事、欺行霸市，或者稱霸一方、為非作歹、欺壓群眾、惡習較深，擾亂社會治安穩定的，該勞教的堅決予以勞教。此外，對于賣淫嫖娼、吸食注射毒品等十分突出的問題，加大整治力度，通過收容教育、強制戒毒等手段集中打擊社會丑惡現象。

另一方面，要突出“從寬”，深入探索公安執法過程中的應對措施。

第一，把好案件源頭。刑事案件的立案必須具備有能夠證明犯罪事

實的基本證據，符合法定立案標準，該立則立，不該立的不立。根據現有材料尚不足以做出立案決定的，進一步開展調查，根據調查結果作出是否立案。如果擴大立案范圍，隨意立案，會給當事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壓力。如：某市曾發生某學校教師周xx因涉嫌強奸一事被立為刑事案件，周xx在被公安機關傳喚、訊問后，覺得丟失了面子，一時想不通而自盡。經公安機關調查，案件不存在，根本不夠立案。

第二，推行刑事調解。所謂刑事調解，是指犯罪發生之后，經由公安機關或其他調解人使受害人與加害人直接商談，對刑事責任問題達成的協議，受害方不追究加害方的刑事責任，加害方則可能為此對受害方進行物質性賠償等。刑事調解制度給沖突雙方解決矛盾提供了機會，能夠有效地減少和消除矛盾，盡可能地減少法院判決后的消極因素，有助于在全社會增進和諧協調的社會關系。刑事調解制度在實體上能夠確保被害人的實質利益；在程序上提升了被害人在刑事追訴程序中之參與地位；在法理上合乎刑事追訴經濟原則，有利于提升加害人社會責任感。它旨在提升被害人和犯罪人的滿意度，降低再犯率，它與我國傳統的調解制度所蘊涵的“和為貴”的理念相一致。輕傷害案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鄰里糾紛、家庭糾紛、日常瑣事引發的，加害人往往是出于一時沖動，事發后又追悔莫及。一般來說，此類案件社會危害性相對較小，雙方的激憤情緒小，具有調解基礎。如能調解結案，則能讓親情得以維系，讓家庭得以穩定，讓鄰里得以和睦，讓社會得以和諧。對此類案件，我們在及時全面調查取證的同時，盡力做加害人和被害人雙方的調解工作，促成雙方自愿達成調解協議。對于雙方達成調解協議并得到執行且符合其他撤案條件的輕傷害案件，一律予以撤銷案件。如某派出所辦理的齊某故意傷害案，調查取證情況充分證明齊某涉嫌故意傷害罪，但本案雙方當事人系親戚關系，若簡單地刑拘、逮捕，可能導致日后兩個家庭矛盾進一步激化。后經了解，雙方都有調解的意向。于是辦案民警就調解問題給雙方做了一些教育工作，最終達成了調解協議，雙方的矛盾得以化解。但對達不成調解協議、加害人無悔罪表現、不是因民間糾紛引起的輕傷害案件，則堅決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運用刑事調解的案件范圍，應當嚴格控制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一章第4條規定的八類刑事案件范圍內。不能濫用刑事調解，杜絕濫用職權、放縱犯罪行為的發生。

第三，慎用羈押性強制措施。我們在辦理刑事案件中堅持區別對待，對嚴重的刑事犯罪堅決嚴厲打擊，從嚴處理。對主觀惡性較小、犯罪情節輕微的未成年人，初犯、偶犯、過失犯罪，貫徹教育、感化、挽救方針，慎用羈押性強制措施，做到當寬則寬。對符合條件的犯罪嫌疑人適用取保候審措施，也為將來法院對其從輕定罪量刑打下良好的基礎。如，有的犯罪嫌疑人按照其犯罪情節很有可能被判處拘役或緩刑，按正常程序刑拘、逮捕、起訴、判刑，犯罪嫌疑人可能被羈押達半年以上，最終的判決結果可能體現不了對其從輕處罰，造成形式上的從輕，而事實上未予從輕，更沒有體現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的情形。

第四，對未成年人、在校學生輕罪實行非刑事化處理。對未成年人在校學生犯罪案件，以寬宥為基本原則，以保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和維護社會穩定為雙重目的，通過使用輕緩處理方法引導未成年人走向正確道路。對于在校學生犯輕罪，由辦案單位與學生家長、學校共同研究幫教措施，切實保障未成年人能夠在重返社會后得到全方位的幫教和挽救。對于社會青年對在校學生實施的犯罪，則采取嚴厲打擊提早控制的方法，有效治理學校周邊的治安環境秩序。2007年4月，未成年人在校學生李某盜竊一出租車內錢物后被抓獲。經深入調查，李某盜竊價值未滿捌佰元，系初犯且認錯態度較好，最后李某僅被裁決行政拘留且不予執行。當辦案人員將李某交給其家人領回時，其家人喜極而泣，感謝公安機關人性化執法，給孩子改過自新的機會，并表示今后一定對孩子嚴加管教。李某也發誓一定痛改前非。我局刑警大隊在辦理劉某盜竊案過程中，辦案人員發現劉某的年齡認定存在疑問，辦案單位進一步調查后依法對其撤銷案件的決定，有效地保護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

第五，注入人文關懷。***部長強調，全國公安機關和廣大民警要真正把關注民生、重視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作為公安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落實到每一名民警的思想和行動中去，落實到每一個執法環節中去，落實到每一項公安工作中去，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維護社會和諧穩定、促進經濟發展作出新貢獻。公安機關在辦案中對未成年人、在校學生、輕微犯罪適用非刑事化處理的辦法，一般予以治安處罰，不動用刑罰手段。偵查活動中涉及到犯罪嫌疑人和證人有單位的需進行傳喚、訊問的，盡量減少和避免給其帶來的不利影響；執行抓捕任務時,盡量避免犯罪嫌疑人家中的老人、未成年人或病人在場；搜查中不扣押與案件無關的物品，注重維護企業聲譽，不隨意查扣企業廠房和設備，將責任意識和人文關懷貫穿于辦案的每一環節。

第四篇：貫徹寬嚴相濟把握刑事和解

實施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提出的明確要求。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是當前檢察機關的一個重大課題，全市檢察機關認真研究具體措施，把嚴格執行法律與執行刑事政策有機統一起來，把執法辦案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有機統一起來。圍繞構建和諧**，充分發揮檢察職能作用，化解矛盾，促進和諧。

一、深入理解寬

嚴相濟、刑事和解的內涵

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是在科學判斷犯罪態勢與社會發展關系的基礎上所作的新思考、所提的新理念，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寬嚴相濟”的嚴，是指要毫不動搖地堅持“嚴打”方針，集中力量依法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寬嚴相濟”的寬，是指要堅持區別對待，應當依法從寬的就要從寬處理。對情節輕微、主觀惡性不大的犯罪人員，盡可能給他們改過自新的機會，依法從輕、減輕處罰。寬嚴相濟的基本含義可概括為該寬則寬，當嚴則嚴，寬嚴互補，寬嚴有度，它是寬與嚴的統一體。但在司法實踐中，對寬與嚴的把握有時沒有掌握好標準，同時受傳統司法觀念的束縛，長期以來大量輕微刑事案件無區別地經歷著偵查、起訴、審判的流程，被害人的求償權被淡化。

為更好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保護好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取得國家與當事人“雙贏”的效果，2006年以來，檢察機關積極探索刑事和解機制，認真學習了省檢察院《關于適用刑事和解辦理刑事案件的規定(試行)》，并制定了相應的實施細則。對未成年人犯罪、初犯、偶犯或輕微刑事犯罪案件，堅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做到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訴可不訴的不訴，努力減少社會對立面。去年，全市檢察機關對推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作出相對不捕決定48人，作出不起訴決定58人，建議法院從輕處理60人，所辦案件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今年一季度，全市檢察機關全面推行刑事和解辦案方式，對9名犯罪嫌疑人作出了相對不捕的處理，對7名犯罪嫌疑人作出了相對不起訴決定，建議法院從輕處理10人，有效緩解了社會矛盾，促進了社會和諧。

為加大寬嚴相濟、刑事和解的適用力度，我們明確要求檢察機關在受理案件后，對于沒有達成刑事和解的，可以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及其代理人、辯護人進行刑事和解，或者通知其到有關單位進行調解。在執法辦案的各個環節既不能失之過寬，也不能限定過窄。為準確把握寬嚴相濟、刑事和解的內涵，我們確定了一個恰當范圍，以保證被害人、侵害人的合法權益與社會的公共利益不至失衡，我們在辦案中做到“三個重點把握”：

1、重點把握刑事和解的適用對象。我們把適用對象重點嚴格限定為過失犯、初犯、偶犯、未成年人犯罪等輕微刑事案件，因這幾類犯罪主觀惡性較小，法定刑一般在三年以下，適用刑事和解，既有利于補救社會關系，也能很好地達到矯正犯罪、預防再犯的目的。

2、重點把握刑事和解的案件類型。我們促成刑事和解的案件重點是自訴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輕傷害案件等侵害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的輕微刑事案件。其中，著重促成故意傷害（輕傷）、重婚、遺棄、妨害通信自由、非法侵入他人住宅、交通肇事和未成年人犯罪等案件達成和解。如袁某、文某故意傷害案。犯罪嫌疑人文某和袁某騎摩托車在北二環路五醫院附近摔倒后，文即打電話通知周某(在逃)，周坐被害人魯某駕駛的汽車趕到，周因為車費價格與魯發生爭執。周某、文某、袁某對魯拳打腳踢，周抓住魯的頭往地上撞，致其輕傷。案發后，雙方自愿達成了民事賠償協議，并已對協議內容全部履行。該案在雙方當事人自愿的前提下，嚴格把握尺度，大膽適用刑事和解，努力促成雙方和解，取得了很好的辦案效果，既救濟了被害人的權利，又化解了社會矛盾。此外，為準確把握刑事和解適用范圍，我們規定對危害國家安全、貪污賄賂、瀆職案件不能適用刑事和解。

3、重點把握刑事和解的適用條件。適用條件有：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犯罪嫌疑人自愿認罪；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均自愿進行和解；犯罪嫌疑人能夠履行和解協議中的補償內容；犯罪嫌疑人的再犯可能性和可改造程度得到合理評價并得到合理控制等。同時，對累犯、慣犯、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共同犯罪的主犯一般不適用刑事和解。

二、針對不同的刑事和解案件，作出適當的處理決定

對犯罪嫌疑人進行多大程度的從寬處理，如何通過不同的處理決定，使不同案件最大可能地實現刑事和解制度的公平正義目的？在這一方面，檢察機關緊密結合辦案實踐，提出了如下四種模式：

1、對未成年人輕微刑事案件作特殊處理。處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時，要充分體現依法從寬的一面。堅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在個案中掌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以及有無幫教條件等情況，根據案情，可捕可不捕的堅決不捕，并采取有效幫教措施，教育和挽救未成年犯罪嫌疑

人。如**縣檢察院建立了針對未成年人的辦案機制。對此類案件選派業務骨干處理，廣泛開展“法律救助”活動。對于主觀惡性和社會危害性均不大的未成年犯，建立“救助檔案”，長期進行跟蹤教育。檢察機關與家庭、學校、社區互相配合，共同幫教，幫助他們增強法律意識，走出犯罪的陰影，重回社會的懷抱。這種做法得到了省檢察院的充分肯定，今后我們也將進一步

在全市范圍內推廣。

2、依法作相對不捕或相對不起訴的處理。對于犯罪情節輕微、賠償全部到位、被害人提請對嫌疑人從寬處罰的案件，依法作相對不捕或相對不起訴的處理。如**區檢察院在辦理盧某等五人信鴿詐騙案時，除對兩名主犯依法逮捕外，對其余三名情節輕微的從犯作出了不捕的處理，充分體現了刑事政策中嚴中有寬、寬嚴有別。又如**區檢察院辦理的楊某交通肇事案、劉某交通肇事案，兩案犯罪嫌疑人與被害人家屬達成了民事調解協議，并積極支付了全部賠償款，被害人家屬向檢察機關請求對肇事者從輕處理。于是，**區檢察院對這兩名犯罪嫌疑人作出了相對不起訴的處理。這樣既減少了被害人家屬的“訴累”，對其失去親人的痛苦也是一種撫慰；同時，對被不起訴人而言，也獲得了一個重新開始的機會，從而有效地緩解了社會矛盾，在一定范圍內促進了社會和諧。

3、依法向法院建議酌情從輕判處。對犯罪情節較重，可能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在提起公訴時依法發表從輕判處的意見。如賀某等人尋釁滋事致被害人輕傷一案。在審查起訴過程中，承辦人了解到被害人仍在住院治療，急需醫藥費，遂多次做雙方的思想工作，促成雙方就民事部分達成了一致意見，使被害人順利拿到醫藥費進行及時治療。該案起訴到法院后，公訴人向法院移送了和解與賠償的全部材料，并在公訴意見中建議對被告人酌情從輕量刑的意見。后來，被告人賀某等四人分別被判處拘役六個月到有期徒刑一年不等的刑罰，達到了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效統一。

4、依法改變刑事強制措施。對于達成刑事和解，采用取保候審不至于妨礙訴訟順利進行的案件，可依法改變強制措施。如**縣院辦理的王某交通肇事案，在審查起訴階段，該案雙方當事人自愿就民事賠償部分達成了協議，并全部履行。被害人家屬請求檢察機關對王某從輕處罰，**縣檢察院于是將正在執行逮捕的王某改為取保候審，最終作出相對不訴處理。

三、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困難和問題

1、刑事和解是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而制定的一項全新的制度，對如何適用好這一制度，在辦案實踐中還有待進一步探索和總結。

2、在適用刑事和解辦案中，對刑事和解案件適用范圍的把握，不少辦案人員還把握不很準確，對刑事和解有關制度理解不透徹，認識上有些模糊。

3、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中當寬則寬，當嚴則嚴的理解和把握上存在一些片面認識。有的過分強調嚴，對犯罪分子要狠狠打擊，以體現刑法的威嚴。有的則認為要從寬，多用教育感化的辦法，更多體現法律人性化的一面，進而導致在辦案中失之過寬。

四、加強此項工作的建議和意見

1、對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要加大宣傳力度，尤其是在辦案人員中要加強學習和指導，使辦案人員切實轉變執法理念，規范辦案行為。

2、對刑事和解的有關規定要加強學習，上級辦案機關要加強對下級的指導。辦案中要大膽適用，積極總結好的辦案經驗。

3、在適用刑事和解中要嚴格掌握政策，克服不健康、不正確的思想，嚴防少數辦案人員利用刑事和解搞權錢交易，徇私枉法，造成不良影響。

第五篇：寬嚴相濟 懲防結合 充分發揮刑事審判職能作用

寬嚴相濟 懲防結合 充分發揮刑事審判職能作用

（刑庭邵銳煉庭長）

寬嚴相濟 懲防結合 充分發揮刑事審判職能作用

即將過去的二OO六年，我庭在院黨組的領導下，在其他庭科室隊的大力支持和幫助下，全庭同志統一思想，團結協作，扎實工作，較好地完成了全年的審判任務。完善規范化建設、提高審判人員素質等方面的工作也初顯成效。現將我庭本工作中取得的成績及存在的不足總結如下：

一、狠抓審判工作，提高審判效率

1、審判工作成效顯著

今年我庭因審判人員被上級法院借調、外出深造以及退休等原因，原有三個合議庭長期缺少兩名法官，針對實際情況，我庭審判人員發揚通力合作的作風，通過交錯組成合議庭或邀請人民陪審員參加合議的方式，并指定專人審理簡易案件，較好緩解審判人員不足的狀況。經過全庭同志的共同努力，全年結案率仍有提高。全年共受理刑事案件1370件2021人，加上去年舊存96件154人，共1466件2175人；截止12月10日，審結1400件2077人，結案率為95.5%。全年正常參加辦案法官人均結案在155件左右，辦案最多法官全年結案390件。

2、突出打擊重點

根據上級黨委及上級法院全力構建和諧社會的工作意圖和工作部署，從我院刑事審判工作的實際出發，采取各種有效措施，深入開展治理商業賄賂專項工作，嚴厲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犯罪，黑惡勢力犯罪，故意傷害、搶劫、綁架等嚴重暴力犯罪，“兩搶一盜”等多發性犯罪以及“黃、賭、毒”犯罪等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犯罪。其中審結“兩搶一盜”等多發性犯罪678件1045人；“黃、賭、毒”犯罪140件193人。“兩搶一盜”犯罪案件高發態勢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此外，根據形勢需要和中院部署，配合中院舉行6.26禁毒宣判大會，有力地打擊了毒品犯罪分子的囂張氣焰，并警示社會上蠢蠢欲動的不良分子。同時，針對經濟犯罪及貪污賄賂案件急劇上升的形勢，突出打擊了一批合同詐騙、票據詐騙、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等經濟犯罪和國家工作人員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等職務犯罪的犯罪分子，共判處此類犯罪105件167人； 審結商業賄賂案件29件32人。維護了國家的安全和社會的穩定，促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鞏固。

3、切實抓好大要案件的審判工作

今年我庭審結了包括原市國土資源局副局長，市建設工程交易中心主任等人在內的該系統系列職務犯罪案件，教育系統，電力系統系列職務犯罪案件。審結了涉及全國近70家單位的飛翔達公司負責人員挪用資金案件，維護了被害單位的合法權益。庭室領導對這些案件高度重視，親自或抽調精干力量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確保案件依法及時審結。在審理過程中，做到準確定性，寬嚴相濟。

4、嚴防超期羈押案件的產生

今年我庭案件數量大幅攀升，人員不齊，審判人員壓力較大，但我庭始終將嚴防案件超審限、超期羈押作為工作中的重中之重，高度重視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發出審限警示、安排專人督促、明確超審限責任人等。同時組織審判人員認真學習省院、省檢及省公安廳共同制定的《嚴格依法辦案解決超期羈押問題的若干意見（試行）》的規定，認真執行審限制度、規范審判活動秩序。充分發揮取保候審等非羈押的強制措施的作用，做到追究犯罪與保障被告人合法權益相統一。對于法定辦案期限屆滿的案件，根據案件情況，符合取保候審條件的，及時對被羈押的被告人變更強制措施。全庭同志高度發揚奉獻精神，加班加點，頑強拼搏，防止了超期羈押案件的產生。

5、綜合治理工作取得良好效果

在審判活動中，刑庭通過公開審判，借助新聞媒體報道典型案例等活動，以案說法，開展法制宣傳教育。珠海特區報、珠江晚報記者通過本院研究室與我庭建立了良好的互動關系，長期報道我院刑事審判案例。我庭積極參加香洲區“送法進校園”活動，由朱明琳、李玉峰兩位同志作為志愿者深入學校為學生上法制教育課。我們重視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審理工作，指定專人負責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審理，針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特點，寓教于審，懲教結合。我庭朱明琳法官在審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過程中對未成年被告人進行耐心、細致的教育和幫教工作。通過庭前送達起訴書副本附上“未成年被告人調查表”，及時制定庭審教育提綱；宣判后將判處管制、適用緩刑的罪犯的情況匯集成表，有針對性地進行不定期的電話回訪，并要求他們六個月寫一次總結，保證對服刑期間思想、改造動態的了解掌握。贏得了被告人家屬、公訴人、辯護人的一致肯定。朱明琳法官今年被省高院授予“全省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先進個人”稱號。

二、狠抓辦案質量，確保審判公正

1、嚴把案件質量關，提高辦案質量

刑事審判是認定犯罪并對犯罪人權益進行限制、剝奪的工作，稍有差錯，就會釀成不可逆轉的嚴重的司法后果。主管院長及庭長再三強調，必須審慎用好手中的審判權力，努力將每個案件辦準辦好，讓每一個判決都成為“鐵證”、“鐵案”，經得起歷史的檢驗。由于人少案多，如何在確保快審快結前提下又能保證辦案質量，成為工作中的首要矛盾。為此，全庭同志統一思想，決不能為趕結案而犧牲辦案質量，只有不斷挖掘自身潛力才能較好地解決這一矛盾。提倡多鉆研，避免就案辦案，在辦案過程中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討論問題，解決問題，不斷提高辦案水平和辦案能力。對重大疑難案件，適時召開庭務會進行分析研究或及時提交審委會討論，確保對疑難案件及時作出公正的裁決。在審判過程中，我們強調

1、以證據證明案件事實；

2、以案件事實為裁判依據；

3、以法律、司法解釋的有效規定為裁判的準繩；

4、以情節的輕重作為最終確定宣告刑的調節。通過全庭人員的不懈努力，案件質量明顯提高。今年全年被中院發回重審3件，改判13件，發回及改判率較去年大幅下降。

2、逐步更新確立現代刑事司法理念，在打擊犯罪的同時彰顯人權保護

“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已作為一條重要原則寫入憲法。肖揚院長指出“人權入憲”對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法院要堅決貫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則，努力實現“法庭面前人人平等”。法院在刑事訴訟中要嚴格貫徹罪刑法定原則和罪刑相適應原則，堅決反對有罪推定，所以，逐步確立現代刑事司法理念，在打擊犯罪的同時保障人權，貫徹落實刑法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到刑罰追究的精神成為今年刑庭工作的又一主題。今年全年有13件公訴案件經審理后認為被告人的行為不構成犯罪，保證了無罪的人不受到追究，收到良好的效果。在審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過程中，我們對附帶民事訴訟部分堅持著重調解的原則，今年全年共受理附帶民事訴訟75件，調解達成協議或調解后當事人撤訴的有29件，調解成功率達39%。從而使被害人最大程度得到應有的賠償，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社會矛盾。

三、積極倡導學習、調研之風，提高審判人員業務素質

刑事審判知識博大精深，刑事審判理念亦日新月異。為切實增強我庭審判人員審判業務水平，我們積極組織由刑庭全體干警及研究室、監察室、立案庭部分人員參加的刑事審判集中培訓，深入學習新的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釋，傳達新的刑事審判理念，深入討論、研究新情況、新問題和新型疑難案件。刑庭內部還經常就具體案件中涉及的理論問題展開激烈討論，在庭室內形成濃厚的學習氛圍。通過各種形式的學習、研討，不僅增強了全庭干警的業務水平，讓全庭干警建立起現代刑事審判理念，推廣好的經驗和做法，而且通過集思廣益找到解決疑難案件的處理方法，消化了相當大一部分疑難案件，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審判委員會的壓力。在學習理論知識的同時，刑庭審判人員還積極撰寫論文，李輝同志的論文參加全市法官論壇研討并獲了獎。我們還認真抓好裁判文書的質量，提高裁判文書的說理釋法水平，要求合議庭審判長對裁判文書嚴格把關。專門召開庭務會，對錯漏嚴重的裁判文書在庭內進行曝光，以讓大家吸取教訓，不斷提高裁判文書質量。

四、加強隊伍建設，提高審判人員的政治素質

造就一支政治堅定、業務精通、作風優良、公正司法的刑事審判隊伍，是做好刑事審判工作的根本保證。一年來，我庭堅持一手抓審判工作，一手抓黨風廉政建設。在院黨組的領導下，圍繞理想信念教育、職業道德教育、紀律教育和警示教育，開展了一系列反腐倡廉教育活動。結合今年的紀律教育學習月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活動、排頭兵實踐活動，積極組織干警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及時發現自身缺點并予以改正。使大家在思想上樹立起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使全庭始終保持朝氣蓬勃的精神狀態，有效地提高了隊伍的整體素質和戰斗力。

新的一年即將來臨，刑庭全體同志將繼續在院黨組的領導下，在各庭科室隊的支持下，敬業愛崗，勤奮拼搏，把我院刑事審判工作不斷推向前進，為建設“法治香洲、平安香洲、和諧香洲”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