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緩刑制度存在問題現狀思考對策

我國緩刑制度存在問題現狀思考對策

【內容摘要】本文著重論述我國實施緩刑制度的現狀及在適用上、考察監督上存在的種種具體問題和弊端，影響法律的嚴肅性和司法的公正性。針對我國緩刑制度中存在的問題，從緩刑的適用條件、適用程序和考察監督制度等方面提出規范完善的建議，有效地抑制對緩刑的濫用，使緩刑的意義充分發揮出來。

【關鍵詞】緩刑制度 現狀 適用條件 適用程序 考察監督

近年來，我國推行刑事輕刑化的司法理念，作為在判刑的同時暫不執行刑罰的緩刑，無疑成為我國現行刑罰制度的寵兒。緩刑，是指對被判處一定刑罰的犯罪分子，在一定期限內附條件不執行原判刑罰的一種刑罰制度。它的特點是在判刑的同時宣告暫不執行刑罰，但在一定時間內保留執行刑罰的可能性。我國現行緩刑制度在司法實踐中，一方面確實取得了顯著的成效，為推動我們刑罰的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但在另一方面，不可否認的是緩刑的具體實施及如何去實施、如何監督等等方面還存在著種種具體問題，往往使該適用緩刑的卻未適用，不該適用卻適用，導致緩刑的目的無法實現，甚至有些法官、有些地方使緩刑成為有錢、有權人的避難所，大大破壞了罰當其罪的立法原則，影響法律的嚴肅性和司法的公正性，因此有必要完善緩刑制度。

一、我國緩刑制度的現狀

緩刑制度是我國一項特殊的刑罰制度，也是一項重要的人權制度，它體現了我國刑法懲罰與寬大相結合、懲罰與教育相結合的原則，對我國刑法實施發揮著重要作用。近年來，我國法院對公訴案件判決時適用緩刑的比例逐年增加，據某市法院統計：2002年緩刑適用人數與判決人數的比例為8%，2004年則為15%，2005年為31%，這樣快速提高比例，未免有濫用之嫌。

（一）適用緩刑較多的幾種罪名

1、職務犯罪。據統計，恩平法院在此類案件的宣判上，90%以上案件適用了緩刑。

2、交通肇事罪。交通肇罪犯罪屬于過失犯罪，大部分犯罪分子主觀惡性較小，且犯罪后又能及時報案、積極搶救被害人和賠償其經濟損失，具有明顯的悔罪表現，適用緩刑不致危害社會，有利于維護被害人親屬的經濟利益和社會穩定，判決后群眾認同度高，占緩刑案件總數的25%。

3、故意傷害罪，緩刑適用率也很高，法院在進行宣判時，同民事賠償掛鉤，并決定著是否去適用緩刑。

4、其它的侵犯財產罪，像犯盜竊罪等侵犯財產犯罪的被告人，盜得的數額沒有達到巨大時，法院也經常會有宣判緩刑的。

（二）適用緩刑與罰金刑掛鉤

罰金刑是人民法院判處犯罪分子向國家繳納一定數額金錢的刑罰方法，其本身與適用緩刑無必然的聯系，但不少審判人員將罰金的數額大小及其到位率作為決定適用緩刑的條件。有時也會誤導一些不懂法的人認為違法犯罪不要緊，只要交錢就不用坐牢，產生不良的社會影響。主要是地方財政差，法院依靠罰金上繳后返還使用來彌補經費不足。

（三）適用緩刑對未成年人犯罪較普遍

2006年上半年，對未成年犯適用緩刑的案件占未成年犯罪案件的70%，比往年未成年犯罪案件適用緩刑大大地上升了。未成年人犯罪是法定從輕或減輕情節，司法實踐中減輕處罰的較多，如果再有自首、從犯等從輕情節，法院一般都會判處緩刑。在適用緩刑的未成年人犯罪中，法定刑在三年以上但由于具有法定減輕情節而適用緩刑的，也有一定比例。隨著《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出臺，相信以后對未成年犯適用緩刑的判決會繼續上升。

總之，緩刑是我國重要的刑罰制度之一，正確適用緩刑制度，不僅能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減少社會矛盾，而且有利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如果濫用這項制度就會起到相反的作用。從我國目前緩刑制度適用和執行的現狀來看，仍然存在著問題和缺陷，需要進一步加以完善。

二、我國緩刑制度存在的問題

（一）緩刑適用條件的問題

緩刑適用條件過于籠統，難于操作。我國《刑法》第七十二條規定：“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期刑的犯罪分子，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轉，可以宣緩刑。”第七十四條規定：“對于累犯，不適用緩刑。”從上述規定可以看出緩刑的適用條件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1）必須是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刑罰。（2）不是累犯。（3）根據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認為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刑法的這一規定，對緩刑適用的具體情節、罪犯的悔罪表現、是否不致再危害社會等等方面，均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特別是什么是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實踐中不好掌握，在一定程序上影響緩刑的適用。有使司法機關在適用緩刑的問題上實際是處于無法可依的狀態，很可能會致使法官在考慮是否對犯罪人適用緩刑時陷入無所適從的狀況，同時又容易誤導法官過度濫用刑罰的自由裁量權，而且也極有可能為一些徇私枉法者提供了借口，這不符合量刑標準的統一和公開、公正，容易導致對一些

本不該適用緩刑的罪犯適用緩刑，對一些應當適用緩刑的罪犯卻沒有適用緩刑。

（二）緩刑適用程序的問題

程序公正是做到實體公正最有力的保障。程序公正可以排除在選擇和適用法律那過程中的不當意向，而且還能保障法律的準確適用。我國雖然有一些司法解釋對緩刑適用的程序性內容有所提及，但我國緩刑制度上沒有設置程序性規范，極大地影響了緩刑裁量的公正性，從而導致了在司法實踐中出現不少問題。

1、缺少透明度。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對犯罪分子是否判緩刑，須通過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的討論評議，討論犯罪人是否符合緩刑適用的三個條件，隨后才作出適用緩刑的判決,但其合議庭和審委會的討論決定過程是秘密進行的，而且，誰也不知作出“不致再危害社會”的標準是如何預測的，這點使人難以信服，同時使社會也難以理解。以至于形成了“暗箱操作”。

2、缺少有效的監督。緩刑適用的取決權只在法院，它是法院審判權的一個方面。但任何權力都應當受到有效的監督，若則必然導致腐敗。檢察機關雖然可提起抗訴，但檢察機關對緩刑的適用認識比較模糊，極少就那種可與不可適用緩刑的案件提起抗訴，故這種抗訴權對緩刑的適用并不是有效監督。

3、缺少檢察機關、公安機關的發言權和社會的參與權。在司法實踐中，判適用緩刑前缺少了檢察機關、公安機關的發言權和社會的參與權、監督權，只是單純的就案辦案，只要符合法定條件就判緩刑，對一些無經濟來源閑散人員、平時表現不夠好的被告人也判緩刑，社會效果不好，不利于對緩刑犯的監管改造。

（三）緩刑考察制度的問題

對緩刑犯的考察，1997年《刑法》規定是由公安機關考察，所在單位或基層組織予以配合。這種考察和管理機制，在實踐中存在許多問題：

1、監督考察的組織不健全。我國刑法第七十六條規定：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由公安機關考察，所在單位或者基層組織予以配合。但實際上，由于公安機關的人員不足，工作任務繁重，目前尚未建立緩刑考察機構，對緩刑考察無暇顧及。往往由法院代行公安職能對緩刑犯進行走訪考察。另外，緩刑犯所在的單位及基層組織力量薄弱，它們并不清楚自己有協助執行的義務，甚至對罪犯的判刑情況和需要考驗也不清楚，還認為罪犯被無罪釋放，使得緩刑考察幾乎成為空白地帶。

2、交付監管脫節。法院在緩刑判決后，只送達執行通知書給公安機關，而不負責將執行落實到位；有的作出判決后，讓緩刑犯自行到所在地派出所報到；有的在判決生效后遲遲不交付監管文書送達執行機關；還有的緩刑犯有意或無意不去報到，而外出打工，造成緩刑犯事實上的脫管。由于監管手續未能很好的銜接，在實踐中基層派出所未能全面及時掌握本轄區緩刑犯的情況，影響了監管和考察工作的開展。

3、現行的考察方法不適應新形勢。現在流動人員犯罪日漸突出，原來以戶籍、糧籍、工作單位為手段的社會控制機制已經無法有效地實現對緩刑犯管理、考察、幫教等職能。

三、我國緩刑制度的完善

（一）緩刑適用條件的完善

1、緩刑適用條件要詳細、明確、具體。緩刑適用條件，即具備哪些條件就可以適用緩刑，這在判處刑罰時對是否適用緩刑起著決定作用。目前我國刑法規定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適用緩刑不致于再危害社會是我國緩刑適用條件。778論文在線 ***/

犯罪情節是指在犯罪過程中體現出來的犯罪人的主觀惡性和對他人的攻擊性，以及由于犯罪行為所造成的客觀危害和損失，因而在決定是否適用緩刑時應考慮到方方面面的實際情況。如果犯罪人的主觀惡性較深而且造成了較大的客觀危害，仍然對其適用緩刑，則可能喪失法律的公正性。故在決定是否適用緩刑時，考察犯罪情節的主要內容是犯罪人主觀惡性以及犯罪所造成的客觀危害程度。基于這一標準，成為對犯罪人是否適用緩刑時的考察對象有：（1）能夠理解和寬容的犯罪動機。犯罪動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行為人的主觀惡性。比如，因經濟困難而盜竊的犯罪人主觀惡性要小于出于貪圖享樂和斂財為動機的犯罪人。對于前者可以更多地去考慮適用緩刑，但對后者考慮適用緩刑時，則須慎重考慮適用緩刑可能給社會帶來的不良后果。（2）過失犯罪。過失犯其實其主觀上并不想犯罪，其并不支持危害結果的出現。因此可以相信即使不對其實際執行刑罰，其也不會再去實施犯罪行為，對此類犯罪同樣可以更多地去考慮適用緩刑。（3）因防衛過當和避險過當而造成的犯罪。因防衛過當或避險過當而構成犯罪的，其行為人本身主觀惡性較小，適用緩刑一般不會對社會產生危害。（4）

犯罪中止、犯罪預備和某些犯罪未遂。中止犯雖然是在故意心態的支配下實施了犯罪行為，但是，他在犯罪過程中，心態已經發生轉變。犯罪預備和犯罪未遂表明犯罪造成的客觀危害不嚴重，同樣可以考慮去適用緩刑。悔罪表現是指犯罪人在實施犯罪行為后所表現出來的對自己行為的主觀心態的外在反映。犯罪行為是已經客觀存在的事實，犯罪行為人對這些事實持何種態度，這是刑事審判活動中定罪量刑的一項重要依據。只有犯罪行為人真正認識到犯罪行為的危害性，并有消除這種危害性的愿望和表現，才能夠說明犯罪行為人已經從中汲取了教訓。悔罪可以表現為以下幾類：（1）以積極的行為減少因其犯罪對社會造成的危害程度。如對其犯罪行為造成的危害積極進行協助搶救、退贓、消除影響、恢復原狀、積極賠償等等；（2）愿意接受處理、積極配合偵查工作。這包括主動投案自首、揭發同案犯、提供犯罪線索、協助公安機關破案等情形。

在考察了犯罪人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后，還應考慮到若對其適用緩刑，將來是否會危害社會。社會危害性是判定罪與非罪的標準，將影響到犯罪行為人應負何種刑事責任和刑罰執行方式，對犯罪分子人身危險性的預測結果關系到緩刑的適用。所以，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緩刑預測制度，內容應包括：（1）犯罪歷史。（2）個人經歷。（3）生活環境。（4）對犯罪人適用緩刑可以期待到的效果。如果是真正想通過得到緩刑機會來痛改前非，這種犯罪人一般都會十分珍惜緩刑這樣的機會，約束好自己的行為，改過自新，努力去證明自已可以洗心革面，重新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故可以期待對這類犯罪人適用緩刑能取得較好的效果。（5）一貫品行。（6）犯罪人身體和精神條件。像患病或殘疾而喪失犯罪能力的犯罪人，可以多考慮適用緩刑。相反，那些心理變態、情緒難以自我控制，以及具有某方面癮癖的犯罪人，則容易在不正常心理和情緒的驅使下，或者在某方面癮癖（如吸毒、酗酒）的控制下再次犯罪。

2、明文規定應當適用緩刑和不得適用緩刑的情形，以便有法可依。我國刑法應當作出適用緩刑和不得適用緩刑的規定，以便法官在考慮是否適用緩刑時做到有法可依，筆者認為，對我國刑法“可以適用緩刑”的情形改為“應當適用緩刑”的情形，詳細表述如下：“被判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初犯，若真誠悔罪，對其適用緩刑不危及社會秩序的，應當適用緩刑。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初罪，若其真誠悔罪，且有下列情形之一，對其適用緩刑不會危及社會的，應當宣告緩刑：（1）主觀惡性不大的未成年人；（2）屬于正當防衛或者緊急避險而造成犯罪的；（3）犯罪中止的；（4）犯罪后自首并有立功表現的：（5）被脅迫、被誘騙參加犯罪的；（6）喪失危害社會能力的聾啞人、盲人及其他病殘者。不得適用緩刑的情形：（1）累犯；（2）緩刑或假釋期考驗期間再犯新罪的；（3）同時犯數罪的；（4）慣犯、教唆犯及團伙犯罪中的首要分子和屢教不改者；（5）犯罪性質嚴重或影響極為惡劣的。（6）犯罪后拒不認罪的。

3、支持、鼓勵法官依法適用緩刑。“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這一刑法規定的適用緩刑標準，實際上是由法官根據各方面因素作出的主觀判斷。作出宣告緩刑的法官，極有可能要面對被判處緩刑的人以后再次犯罪，若因此就歸咎于法官的判斷失誤，就可能會影響到法官對犯罪人宣告緩刑的積極性，從而阻礙了緩刑功能的發揮。因此，鑒于這方面可能會出現的問題，應當支持、鼓勵法官有足夠的事實依據令其相信對犯罪人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即使被判處緩刑人在緩刑考驗期間因再次犯罪而被撤銷緩刑，也不必追究原判法官判斷失誤的責任。另一方面還應規定，法官若不按照刑法規定的適用緩刑的條件對犯罪人進行審查，在犯罪人不符合緩刑適用條件的情況下宣告緩刑，致使被判處緩刑的人在緩刑期間再次危害社會的，就應當追究原判法官玩忽職守或者濫用職權的責任。這樣可以監督法官濫用緩刑，增強法官的責任感，另一方面又可以鼓勵法官依法大膽地去適用緩刑。

（二）緩刑適用程序的完善

我國刑法有必要增設緩刑適用程序的規定，把人民法院的緩刑裁量權、檢察機關與公安機關的發言權、社會的參與權都置于陽光之下，現筆者提一些粗淺的建議：

1、提高緩刑適用的透明度。凡判決緩刑的案件，審判人員應從犯罪情節、犯罪危害、社會影響、主觀性等在判決書中全方位依據客觀事實進行綜合論證，結合公安機關、公訴機關及受害者等各方面的意見，在法律的準繩下將證據列舉分析論證適用緩刑的理由，杜絕暗箱操作。

2、采取有效監督制約機制。法院各級領導要重視緩刑案件的審判工作，制定有關適用緩刑案件的監督辦法，采取多種形式加強管理，強化監督。既要加強對個案審理的監督、指導和把關，確保個案質量，也要強化宏觀管理，切實控制好緩刑案件的總量和質量。不但要接受檢察院的監督，同時還要主動接受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監督，發揮本院審判監督庭的職能，對緩刑案件定期進行復查，發現問題及時糾正。

3、增設緩刑聽證制度。經開庭審理后，合議庭評議認為被告人可適用緩刑的，應舉行緩刑聽證會。引入緩刑聽證制度，使與案件有關的被害人、公訴人、偵查人員及被告人單位、學校、社區管理人員、村民居委會等參與人能夠充分發表自己的意見和建議。因為他們與被告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對被告人平時的表現甚至犯罪的基本情況都比較了解，對被告人能否適用緩刑的意見也比較客觀，將他們的意見和建議作為緩刑適用的參考，能提高緩刑適用的客觀性和依據性。緩刑聽證參加人來自被告人轄區的不同地方，是各種不同意見的代表者，他們可以在對法律負責的前提下，按照自己意愿如實發表意見，這樣可能做到有理當面講，極大地保證程序上的公平公正，進而可以保證實體上的公平公正，使法官作出的裁判更加客觀公正，也更能體現民意。再次，尊重了公民的知情權，有利于對緩刑犯的考察。一方面，通過緩刑聽證，使被告人所在轄區的公民知道了被告人適用緩刑與否的原因，極大程度地尊重了公民知情權；另一方面，有利于激發被告人所在單位或者基層組織的積極性，使之自覺地參與到對緩刑犯的考察工作之中，從而改變過去對緩刑考察不好執行的窘況，是對緩刑制度的有益完善。對緩刑聽證程序應從以下幾方面進行：

（1）參加人員。包括合議庭組成人員、案件的公訴人、公安機關轄區派出所的民警、受害人及其家屬、被告人及其家屬、被告人所在單位代表、被告人單位、學校、街道辦事處、村民委員會等有關人員。上述人員除公訴人外，并非法定參加人，他們是否愿意接受法院的邀請參與聽證沒有法律上的保證，是否參加聽證會應當由其自行決定，因為對被告人是否適用緩刑提供證據并非其法定義務。筆者認為，聽證人員不需要固定模式全部參加，可以根據案件的需要，案件的關鍵人員能夠到場即可，如傷害案件的被害人、被告人的單位和住所地的管理人員等，公訴人到庭時可以征求其意見，偵查人員和其他有關的人員，如果不能到場，可以以書面形式進行反饋意見。聽證方式可以靈活掌握。但聽證人員必須是與被告人“相關”的人。

（2）聽證內容。應當圍繞被告人的犯罪情節、悔罪表現、個人情況、家庭情況、社區改造環境、緩刑考察期間的義務能否得到切實履行等進行核實，并確認對犯罪分子緩刑考察期間的監督責任能否落實。

（3）聽證的程序。首先，由法官支持適用緩刑；其次，由各方發表同意或者反對的意見，并可提供相關證據材料。必要時法官可以主動進行調查，并將調查結果在法庭上公開；再次，由被告人作陳述，表明對自己適用緩刑的態度和在緩刑考察期間的義務如何去落實等。

（4）聽證結束。聽證后，合議庭應根據各方的意見綜合考慮，作出適用或不適用緩刑的判決。

（三）緩刑考察制度的完善

為了充分發揮緩刑在感化挽救犯罪人方面的作用，進一步提高緩刑適用的社會效果，現行刑法關于緩刑考察制度的規定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完善。

1、設立監督考察組織。在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設立專門的緩刑監督組織和專職從事緩刑監管工作，制定規范的考察管理制度，具體負責對緩刑犯的監督考察工作，并通過立法加以規定。對具體緩刑的考察，可由縣級考察機構直接委派考察人員，專職負責考察工作，并加強與有關單位和基層組織的聯系，積極調動社會監督力量，對緩刑犯進行多形式多渠道的考察、教育和管理，如定期向罪犯原所在單位或居住地的居委會、村委會了解其表現情況，聯合組織對轄區內的緩刑犯進行法制教育等。另外，還定期向法院提交緩刑犯的考察報告。

2、加強對緩刑執行的監督。緩刑犯交付工作之所以脫節，主要是缺乏監督所致，因此，應盡快完善現行有關法律法規，切實保障檢察機關對緩刑犯監管工作的法律監督權。檢察機關自身要對緩刑執行的監督高度重視，對公安機關進行經常性的監督檢查，并將此作為一項日常工作列入對監所部門的考核范圍。

3、完善交付執行的銜接機制。嚴格執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百五十五條的規定，在交付執行前對在押的緩刑犯采取監視居住或者取保候審的強制措施，以確保交付執行前對緩刑犯進行有效的監管。同時，建立執行回折制度，在法院送達的執行文書上附加執行回折，此回折不是為了證明執行文書是否送達，而是讓執行機關將緩刑執行是否落實的情況及時以回折的形式回復給法院，法院收到此回折，確定執行已經落實后完成執行交付手續。另外，應制定制式協助執行通知書，緩刑犯有工作單位的，發到緩刑犯工作單位請其協助執行，沒有工作單位的協助執行通知書發到緩刑犯的居民委員會或村民委員會，請其協助執行，以便在更大的范圍內加強對緩刑犯的考察和幫教。

4、在緩刑犯所在地進行公示。將緩刑犯的罪行、判決結果、悔罪表現在被告人的工作單位、居住地進行公示，說明緩刑犯應當遵守的監督管理規定，發動當地群眾協助對緩刑犯的監督和幫教。并在緩刑犯工作單位、居住地設立舉報箱、舉報電話，便于隨時了解群眾意見。

5、建立考察聯動機制。對經過批準外出的緩刑犯，執行機關應當及時通知其目的地的公安機關予以繼續考察，以確保緩刑考察的連續性。另外，采取戶籍網絡登記，即將緩刑犯的基本信息登記在公安系統的人口信息網絡，全國共享，對其進行聯網監督。

四、結束語

通過對我國緩刑制度適用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后，發現目前司法實踐中緩刑適用的盲目性大，有些司法人員對犯罪人適用緩刑的原因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與法治的要求相差太遠。另一方面，有些司法人員對緩刑適用的冷淡態度令人憂心。因此，本文主要針對緩刑適用以及緩刑考察方面進行談論，對我國緩刑制度提出完善見解，細化緩刑適用條件，規范緩刑適用程序，設置專門的監督考察機構，建立健全緩刑考察制度，充分體現緩刑制度的功能，使公、檢、法都 各負其責，各盡其職，對社會的和諧穩定，更好地發揮緩刑的真實效用。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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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我國緩刑制度存在問題現狀思考對策

我國緩刑制度存在問題現狀思考對策

【內容摘要】本文著重論述我國實施緩刑制度的現狀及在適用上、考察監督上存在的種種具體問題和弊端，影響法律的嚴肅性和司法的公正性。針對我國緩刑制度中存在的問題，從緩刑的適用條件、適用程序和考察監督制度等方面提出規范完善的建議，有效地抑制對緩刑的濫用，使緩刑的意義充分發揮出來。

【關鍵詞】緩刑制度 現狀 適用條件 適用程序 考

近年來，我國推行刑事輕刑化的司法理念，作為在判刑的同時暫不執行刑罰的緩刑，無疑成為我國現行刑罰制度的寵兒。緩刑，是指對被判處一定刑罰的犯罪分子，在一定期限內附條件不執行原判刑罰的一種刑罰制度。它的特點是在判刑的同時宣告暫不執行刑罰，但在一定時間內保留執行刑罰的可能性。我國現行緩刑制度在司法實踐中，一方面確實取得了顯著的成效，為推動我們刑罰的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但在另一方面，不可否認的是緩刑的具體實施及如何去實施、如何監督等等方面還存在著種種具體問題，往往使該適用緩刑的卻未適用，不該適用卻適用，導致緩刑的目的無法實現，甚至有些法官、有些地方使緩刑成為有錢、有權人的避難所，大大破壞了罰當其罪的立法原則，影響法律的嚴肅性和司法的公正性，因此有必要完善緩刑制度。

一、我國緩刑制度的現狀

緩刑制度是我國一項特殊的刑罰制度，也是一項重要的人權制度，它體現了我國刑法懲罰與寬大相結合、懲罰與教育相結合的原則，對我國刑法實施發揮著重要作用。近年來，我國法院對公訴案件判決時適用緩刑的比例逐年增加，據某市法院統計：2002年緩刑適用人數與判決人數的比例為8%，2004年則為15%，2005年為31%，這樣快速提高比例，未免有濫用之嫌。

（一）適用緩刑較多的幾種罪名

1、職務犯罪。據統計，恩平法院在此類案件的宣判上，90%以上案件適用了緩刑。

2、交通肇事罪。交通肇罪犯罪屬于過失犯罪，大部分犯罪分子主觀惡性較小，且犯罪后又能及時報案、積極搶救被害人和賠償其經濟損失，具有明顯的悔罪表現，適用緩刑不致危害社會，有利于維護被害人親屬的經濟利益和社會穩定，判決后群眾認同度高，占緩刑案件總數的25%。

3、故意傷害罪，緩刑適用率也很高，法院在進行宣判時，同民事賠償掛鉤，并決定著是否去適用緩刑。

4、其它的侵犯財產罪，像犯盜竊罪等侵犯財產犯罪的被告人，盜得的數額沒有達到巨大時，法院也經常會有宣判緩刑的。

（二）適用緩刑與罰金刑掛鉤

罰金刑是人民法院判處犯罪分子向國家繳納一定數額金錢的刑罰方法，其本身與適用緩刑無必然的聯系，但不少審判人員將罰金的數額大小及其到位率作為決定適用緩刑的條件。有時也會誤導一些不懂法的人認為違法犯罪不要緊，只要交錢就不用坐牢，產生不良的社會影響。主要是地方財政差，法院依靠罰金上繳后返還使用來彌補經費不足。

（三）適用緩刑對未成年人犯罪較普遍

2006年上半年，對未成年犯適用緩刑的案件占未成年犯罪案件的70%，比往年未成年犯罪案件適用緩刑大大地上升了。未成年人犯罪是法定從輕或減輕情節，司法實踐中減輕處罰的較多，如果再有自首、從犯等從輕情節，法院一般都會判處緩刑。在適用緩刑的未成年人犯罪中，法定刑在三年以上但由于具有法定減輕情節而適用緩刑的，也有一定比例。隨著《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出臺，相信以后對

未成年犯適用緩刑的判決會繼續上升。

總之，緩刑是我國重要的刑罰制度之一，正確適用緩刑制度，不僅能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減少社會矛盾，而且有利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如果濫用這項制度就會起到相反的作用。從我國目前緩刑制度適用和執行的現狀來看，仍然存在著問題和缺陷，需要進一步加以完善。

二、我國緩刑制度存在的問題

（一）緩刑適用條件的問題

緩刑適用條件過于籠統，難于操作。我國《刑法》第七十二條規定：“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期刑的犯罪分子，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轉，可以宣緩刑。”第七十四條規定：“對于累犯，不適用緩刑。”從上述規定可以看出緩刑的適用條件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1）必須是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刑罰。（2）不是累犯。（3）根據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認為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刑法的這一規定，對緩刑適用的具體情節、罪犯的悔罪表現、是否不致再危害社會等等方面，均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特別是什么是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實踐中不好掌握，在一定程序上影響緩刑的適用。有使司法機關在適用緩刑的問題上實際是處于無法可依的狀態，很可能會致使法官在考慮是否對犯罪人適用緩刑時陷入無所適從的狀況，同時又容易誤導法官過度濫用刑罰的自由裁量權，而且也極有可能為一些徇私枉法者提供了借口，這不符合量刑標準的統一和公開、公正，容易導致對一些。

（二）緩刑適用程序的問題

程序公正是做到實體公正最有力的保障。程序公正可以排除在選擇和適用法律那過程中的不當意向，而且還能保障法律的準確適用。我國雖然有一些司法解釋對緩刑適用的程序性內容有所提及，但我國緩刑制度上沒有設置程序性規范，極大地影響了緩刑裁量的公正性，從而導致了在司法實踐中出現不少問題。

1、缺少透明度。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對犯罪分子是否判緩刑，須通過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的討論評議，討論犯罪人是否符合緩刑適用的三個條件，隨后才作出適用緩刑的判決,但其合議庭和審委會的討論決定過程是秘密進行的，而且，誰也不知作出“不致再危害社會”的標準是如何預測的，這點使人難以信服，同時使社會也難以理解。以至于形成了“暗箱操作”。

2、缺少有效的監督。緩刑適用的取決權只在法院，它是法院審判權的一個方面。但任何權力都應當受到有效的監督，若則必然導致腐敗。檢察機關雖然可提起抗訴，但檢察機關對緩刑的適用認識比較模糊，極少就那種可與不可適用緩刑的案件提起抗訴，故這種抗訴權對緩刑的適用并不是有效監督。

3、缺少檢察機關、公安機關的發言權和社會的參與權。在司法實踐中，判適用緩刑前缺少了檢察機關、公安機關的發言權和社會的參與權、監督權，只是單純的就案辦案，只要符合法定條件就判緩刑，對一些無經濟來源閑散人員、平時表現不夠好的被告人也判緩刑，社會效果不好，不利于對緩刑犯的監管改造。

（三）緩刑考察制度的問題

對緩刑犯的考察，1997年《刑法》規定是由公安機關考察，所在單位或基層組織予以配合。這種考察和管理機制，在實踐中存在許多問題：

1、監督考察的組織不健全。我國刑法第七十六條規定：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由公安機關考察，所在單位或者基層組織予以配合。但實際上，由于公安機關的人員不足，工作任務繁重，目前尚未建立緩刑考察機構，對緩刑考察無暇顧及。往往由法院代行公安職能對緩刑犯進行走訪考察。另外，緩刑犯所在的單位及基層組織力量薄弱，它們并不清楚自己有協助執行的義務，甚至對罪犯的判刑情況和需要考驗也不清楚，還認為罪犯被無罪釋放，使得緩刑考察幾乎成為空白地帶。

2、交付監管脫節。法院在緩刑判決后，只送達執行通知書給公安機關，而不負責將執行落實到位；有的作出判決后，讓緩刑犯自行到所在地派出所報到；有的在判決生效后遲遲不交付監管文書送達執行機關；還有的緩刑犯有意或無意不去報到，而外出打工，造成緩刑犯事實上的脫管。由于監管手續未能很好的銜接，在實踐中基層派出所未能全面及時掌握本轄區緩刑犯的情況，影響了監管和考察工作的開展。

3、現行的考察方法不適應新形勢。現在流動人員犯罪日漸突出，原來以戶籍、糧籍、工作單位為手段的社會控制機制已經無法有效地實現對緩刑犯管理、考察、幫教等職能。

三、我國緩刑制度的完善

（一）緩刑適用條件的完善

1、緩刑適用條件要詳細、明確、具體。緩刑適用條件，即具備哪些條件就可以適用緩刑，這在判處刑罰時對是否適用緩刑起著決定作用。目前我國刑法規定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適用緩刑不致于再危害社會是我國緩刑適用條件。778論文在線

悔罪表現是指犯罪人在實施犯罪行為后所表現出來的對自己行為的主觀心態的外在反映。犯罪行為是已經客觀存在的事實，犯罪行為人對這些事實持何種態度，這是刑事審判活動中定罪量刑的一項重要依據。只有犯罪行為人真正認識到犯罪行為的危害性，并有消除這種危害性的愿望和表現，才能夠說明犯罪行為人已經從中汲取了教訓。悔罪可以表現為以下幾類：

（1）以積極的行為減少因其犯罪對社會造成的危害程度。如對其犯罪行為造成的危害積極進行協助搶救、退贓、消除影響、恢復原狀、積極賠償等等；（2）愿意接受處理、積極配合偵查工作。這包括主動投案自首、揭發同案犯、提供犯罪線索、協助公安機關破案等情形。在考察了犯罪人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后，還應考慮到若對其適用緩刑，將來是否會危害社會。社會危害性是判定罪與非罪的標準，將影響到犯罪行為人應負何種刑事責任和刑罰執行方式，對犯罪分子人身危險性的預測結果關系到緩刑的適用。所以，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緩刑預測制度，內容應包括：（1）犯罪歷史。（2）個人經歷。（3）生活環境。（4）對犯罪人適用緩刑可以期待到的效果。如果是真正想通過得到緩刑機會來痛改前非，這種犯罪人一般都會十分珍惜緩刑這樣的機會，約束好自己的行為，改過自新，努力去證明自已可以洗心革面，重新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故可以期待對這類犯罪人適用緩刑能取得較好的效果。（5）一貫品行。（6）犯罪人身體和精神條件。像患病或殘疾而喪失犯罪能力的犯罪人，可以多考慮適用緩刑。相反，那些心理變態、情緒難以自我控制，以及具有某方面癮癖的犯罪人，則容易在不正常心理和情緒的驅使下，或者在某方面癮癖（如吸毒、酗酒）的控制下再次犯罪。

2、明文規定應當適用緩刑和不得適用緩刑的情形，以便有法可依。我國刑法應當作出適用緩刑和不得適用緩刑的規定，以便法官在考慮是否適用緩刑時做到有法可依，筆者認為，對我國刑法“可以適用緩刑”的情形改為“應當適用緩刑”的情形，詳細表述如下：“被判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初犯，若真誠悔罪，對其適用緩刑不危及社會秩序的，應當適用緩刑。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初罪，若其真誠悔罪，且有下列情形之一，對其適用緩刑不會危及社會的，應當宣告緩刑：（1）主觀惡性不大的未成年人；（2）屬于正當防衛或者緊急避險而造成犯罪的；（3）犯罪中止的；（4）犯罪后自首并有立功表現的：（5）被脅迫、被誘騙參加犯罪的；（6）喪失危害社會能力的聾啞人、盲人及其他病殘者。不得適用緩刑的情形：（1）累犯；（2）緩刑或假釋期考驗期間再犯新罪的；（3）同時犯數罪的；（4）慣犯、教唆犯及團伙犯罪中的首要分子和屢教不改者；（5）犯罪性質嚴重或影響極為惡劣的。

（6）犯罪后拒不認罪的。

3、支持、鼓勵法官依法適用緩刑。“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這一刑法規定的適用緩刑標準，實際上是由法官根據各方面因素作出的主觀判斷。作出宣告緩刑的法官，極有可能要面對被判處緩刑的人以后再次犯罪，若因此就歸咎于法官的判斷失誤，就可能會影響到法官對犯罪人宣告緩刑的積極性，從而阻礙了緩刑功能的發揮。因此，鑒于這方面可能會出現的問題，應當支持、鼓勵法官有足夠的事實依據令其相信對犯罪人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即使被判處緩刑人在緩刑考驗期間因再次犯罪而被撤銷緩刑，也不必追究原判法官判斷失誤的責任。另一方面還應規定，法官若不按照刑法規定的適用緩刑的條件對犯罪人進行審查，在犯罪人不符合緩刑適用條件的情況下宣告緩刑，致使被判處緩刑的人在緩刑期間再次危害社會的，就應當追究原判法官玩忽職守或者濫用職權的責任。這樣可以監督法官濫用緩刑，增強法官的責任感，另一方面又可以鼓勵法官依法大膽地去適用緩刑。

（二）緩刑適用程序的完善

我國刑法有必要增設緩刑適用程序的規定，把人民法院的緩刑裁量權、檢察機關與公安機關的發言權、社會的參與權都置于陽光之下，現筆者提一些粗淺的建議：

1、提高緩刑適用的透明度。凡判決緩刑的案件，審判人員應從犯罪情節、犯罪危害、社會影響、主觀性等在判決書中全方位依據客觀事實進行綜合論證，結合公安機關、公訴機關及受害者等各方面的意見，在法律的準繩下將證據列舉分析論證適用緩刑的理由，杜絕暗箱操作。

2、采取有效監督制約機制。法院各級領導要重視緩刑案件的審判工作，制定有關適用緩刑案件的監督辦法，采取多種形式加強管理，強化監督。既要加強對個案審理的監督、指導和把關，確保個案質量，也要強化宏觀管理，切實控制好緩刑案件的總量和質量。不但要接受檢察院的監督，同時還要主動接受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監督，發揮本院審判監督庭的職能，對緩刑案件定期進行復查，發現問題及時糾正。

3、增設緩刑聽證制度。經開庭審理后，合議庭評議認為被告人可適用緩刑的，應舉行緩刑聽證會。引入緩刑聽證制度，使與案件有關的被害人、公訴人、偵查人員及被告人單位、學校、社區管理人員、村民居委會等參與人能夠充分發表自己的意見和建議。因為他們與被告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對被告人平時的表現甚至犯罪的基本情況都比較了解，對被告人能否適用緩刑的意見也比較客觀，將他們的意見和建議作為緩刑適用的參考，能提高緩刑適用的客觀性和依據性。緩刑聽證參加人來自被告人轄區的不同地方，是各種不同意見的代表者，他們可以在對法律負責的前提下，按照自己意愿如實發表意見，這樣可能做到有理當面講，極大地保證程序上的公平公正，進而可以保證實體上的公平公正，使法官作出的裁判更加客觀公正，也更能體現民意。再次，尊重了公民的知情權，有利于對緩刑犯的考察。一方面，通過緩刑聽證，使被告人所在轄區的公民知道了被告人適用緩刑與否的原因，極大程度地尊重了公民知情權；另一方面，有利于激發被告人所在單位或者基層組織的積極性，使之自覺

地參與到對緩刑犯的考察工作之中，從而改變過去對緩刑考察不好執行的窘況，是對緩刑制度的有益完善。對緩刑聽證程序應從以下幾方面進行：

（1）參加人員。包括合議庭組成人員、案件的公訴人、公安機關轄區派出所的民警、受害人及其家屬、被告人及其家屬、被告人所在單位代表、被告人單位、學校、街道辦事處、村民委員會等有關人員。上述人員除公訴人外，并非法定參加人，他們是否愿意接受法院的邀請參與聽證沒有法律上的保證，是否參加聽證會應當由其自行決定，因為對被告人是否適用緩刑提供證據并非其法定義務。筆者認為，聽證人員不需要固定模式全部參加，可以根據案件的需要，案件的關鍵人員能夠到場即可，如傷害案件的被害人、被告人的單位和住所地的管理人員等，公訴人到庭時可以征求其意見，偵查人員和其他有關的人員，如果不能到場，可以以書面形式進行反饋意見。聽證方式可以靈活掌握。但聽證人員必須是與被告人“相關”的人。

（2）聽證內容。應當圍繞被告人的犯罪情節、悔罪表現、個人情況、家庭情況、社區改造環境、緩刑考察期間的義務能否得到切實履行等進行核實，并確認對犯罪分子緩刑考察期間的監督責任能否落實。

（3）聽證的程序。首先，由法官支持適用緩刑；其次，由各方發表同意或者反對的意見，并可提供相關證據材料。必要時法官可以主動進行調查，并將調查結果在法庭上公開；再次，由被告人作陳述，表明對自己適用緩刑的態度和在緩刑考察期間的義務如何去落實等。

（4）聽證結束。聽證后，合議庭應根據各方的意見綜合考慮，作出適用或不適用緩刑的判決。

（三）緩刑考察制度的完善

為了充分發揮緩刑在感化挽救犯罪人方面的作用，進一步提高緩刑適用的社會效果，現行刑法關于緩刑考察制度的規定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完善。

1、設立監督考察組織。在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設立專門的緩刑監督組織和專職從事緩刑監管工作，制定規范的考察管理制度，具體負責對緩刑犯的監督考察工作，并通過立法加以規定。對具體緩刑的考察，可由縣級考察機構直接委派考察人員，專職負責考察工作，并加強與有關單位和基層組織的聯系，積極調動社會監督力量，對緩刑犯進行多形式多渠道的考察、教育和管理，如定期向罪犯原所在單位或居住地的居委會、村委會了解其表現情況，聯合組織對轄區內的緩刑犯進行法制教育等。另外，還定期向法院提交緩刑犯的考察報告。

2、加強對緩刑執行的監督。緩刑犯交付工作之所以脫節，主要是缺乏監督所致，因此，應盡快完善現行有關法律法規，切實保障檢察機關對緩刑犯監管工作的法律監督權。檢察機關自身要對緩刑執行的監督高度重視，對公安機關進行經常性的監督檢查，并將此作為一項日常工作列入對監所部門的考核范圍。

3、完善交付執行的銜接機制。嚴格執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百五十五條的規定，在交付執行前對在押的緩刑犯采取監視居住或者取保候審的強制措施，以確保交付執行前對緩刑犯進行有效的監管。同時，建立執行回折制度，在法院送達的執行文書上附加執行回折，此回折不是為了證明執行文書是否送達，而是讓執行機關將緩刑執行是否落實的情況及時以回折的形式回復給法院，法院收到此回折，確定執行已經落實后完成執行交付手續。另外，應制定制式協助執行通知書，緩刑犯有工作單位的，發到緩刑犯工作單位請其協助執行，沒有工作單位的協助執行通知書發到緩刑犯的居民委員會或村民委員會，請其協助執行，以便在更大的范圍內加強對緩刑犯的考察和幫教。

4、在緩刑犯所在地進行公示。將緩刑犯的罪行、判決結果、悔罪表現在被告人的工作單位、居住地進行公示，說明緩刑犯應當遵守的監督管理規定，發動當地群眾協助對緩刑犯的監督和幫教。并在緩刑犯工作單位、居住地設立舉報箱、舉報電話，便于隨時了解群眾意見。

5、建立考察聯動機制。對經過批準外出的緩刑犯，執行機關應當及時通知其目的地的公安

機關予以繼續考察，以確保緩刑考察的連續性。另外，采取戶籍網絡登記，即將緩刑犯的基本信息登記在公安系統的人口信息網絡，全國共享，對其進行聯網監督。

四、結束語

通過對我國緩刑制度適用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后，發現目前司法實踐中緩刑適用的盲目性大，有些司法人員對犯罪人適用緩刑的原因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與法治的要求相差太遠。另一方面，有些司法人員對緩刑適用的冷淡態度令人憂心。因此，本文主要針對緩刑適用以及緩刑考察方面進行談論，對我國緩刑制度提出完善見解，細化緩刑適用條件，規范緩刑適用程序，設置專門的監督考察機構，建立健全緩刑考察制度，充分體現緩刑制度的功能，使公、檢、法都 各負其責，各盡其職，對社會的和諧穩定，更好地發揮緩刑的真實效用。參考文獻：

1、高銘暄：《刑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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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作富：《刑法完善專題研究》，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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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賴達軍：《適用緩刑須防誤區》，《法庭》2003年第8期；

7、阮方民：《對改進我國緩刑制度的兩點思考》，《法學》200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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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鄭占杰：《對緩刑人員管理的調查與思考，》《江門審判》2006年第5期。

第三篇：我國社保現狀、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中國社保現狀、成因及對策

歐映忠

19世紀80年代，世界上第一個完整的社會保障制度在德國建立。我國于20世紀50年代才開始建立。1951年2月26日政務院（國務院前身）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對職工的醫療、生育、養老、病假、傷殘、死亡、失業等待遇都作了最低標準的規定，從而解除或減輕了職工因生、老、病、死、傷、殘、失業等造成的特殊困難，保障了職工的基本生活，建立起社會保險的雛形。隨著我國改革的深入和社會的進步，社會保障事業已經成為構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堅實基礎之一，得到了社會的普遍認可和贊同。同時，要使社會保障體系得到全面的發展，必須加強包括社保檔案管理在內的眾多基礎工作的建設力度。

一、我國社保檔案管理現狀分析

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主要由“社會救濟”、“社會保險”、“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四部分組成，其中社會保險是社會保障制度的核心，它包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和生育保險等各項內容。社保檔案即社會保障檔案，是指社會保障工作部門實際工作中直接形成的、對國家和社會具有保存價值的各種文字、圖表、聲像及電子文件的歷史記錄。目前，我國社保檔案管理已經取得了一定成績。檔案部門與勞動社會保障部門密切合作、積極探索和開展社保檔案工作，形成了以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最低生活保障、住房公積金等七項檔案管理體系。隨著社保檔案信息化、現代化建設的步伐不斷加快，目前不少部門和經辦機構的社保檔案管理與業務工作已經進入信息化時代，陳舊的管理模式逐步被信息化所取代，利用計算機網絡，進行繳費的征收、保費的支付和免費查詢，通過網絡輕松完成曾經冗雜的事務。但是，也還存在不少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公民個人社保檔案分散在不同的管理部門中

我國現行社會保障管理體制無論從組織管理機構建設，還是從立法規定上來講，都是分散型的，分散到政府中的許多部門。具體情況是：社保中心管理著養老、醫療、工傷等法定的基本保障檔案；民政局管理著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社會優撫、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商業保險公司管理著公民個人補充保障的一系列保險金。這種現狀造成多頭經辦，政出多門，業務交叉，資源浪費，政令難以統一的局面。由于管理機構分散、不集中，使人們在利用公民個人社保檔案時，存在著許多不便。例如，我們如果需要了解公民個人就業及保險金交納情況，需要到幾個不同的管理機構去了解，這樣就給公民個人和組織在查詢工作中帶來了很大的不便；而且這種分散的管理，使整個社會保障體系出現了許多漏洞，于是就出現了一些奇怪的現象：如“涉保”人死亡以后，其所涉及的個人保險賬戶并未隨之終結，仍有人代領保險金。又如，職工下崗后，政府為了解決生活困難，每日發放最低生活保障金，下崗者通過努力，再次就業后，因為沒有統一的管理監督機構，仍繼續領取最低生活保障金。諸如此類現象如不及時制止，就會給國家財產帶來很大損失，甚至影響到國家的安定和社會發展。

2、行業主管部門社保檔案意識淡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我國一些地區，尤其在農村社會保障的首要任務現在還是健全社會保障項目，擴大覆蓋面，至于社保檔案還無暇顧及。此外，由于社保檔案數量巨大，工作環節繁瑣，相對于社會保障工作，社保檔案工作沒有硬指標來考核，也沒有全國統一的管理辦法和標準，因此讓部分檔案工作者放松了對工作的要求；另外由于社保檔案意識淡薄，一些社會保障經辦單位只注意抓社會保障業務，忽視社保檔案資料的管理；這些都使社保檔案工作處于無序狀態，社保檔案作用無法得到充分發揮；還有些社會保障部門檔案機構不健全，沒有專職或兼職人員管理檔案，即使有專兼職檔案人員，也是臨時抽調，沒有經過專業培訓，嚴重影響社保檔案的質量。而作為行業主管部門的檔案行政管理部門，由于多年來形成的習慣，只將“紅頭”文件視為檔案，對這些產生于“業務”部門的“涉保”檔案，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在管理上多由形成社保檔案的業務部門自行保管，無論從這些檔案管理的方式、方法，還是從制度上均不符合專業化管理的要求。產生這種現狀的原因有以下幾點：一是產生這些檔案的業務部門，為了使用方便，不愿意將這些記錄移交給檔案部門；二是上級主管部門還沒有相應的規章和要求；三是個別檔案人員兼職多、工作量大，不愿“多管閑事”。

3、社保檔案管理還沒有達到信息資源共享要求

目前的網絡技術日趨成熟，資料保存手段多樣，信息貯存量巨大，網絡穩定性、傳輸速度和查閱速度都有了很大的進步。計算機、互聯網技術的普及和發展為社保檔案信息共享提供了有效的技術保障和實現手段。由于社會保險的五個險種檔案并非一個部門管理，進而導致不同的開發商參與系統建設，相互之間的互不信任以及人為設置壁壘，或者同一家系統開發商采用了不同的標準和技術架構，導致系統割裂。數據只能采用共享或交換的形式，只有極少數地區實現基本信息的共用。許多地方和部門各自為政的局面嚴重影響著社保檔案聯網工作的進行：各個區域不同部門之間的信息化水平不

一、各個部門之間缺乏統一有效的數據入口、沒有統一的資源數據庫、信息溝通渠道不暢、整個系統的開放性、擴展性、兼容性不盡如人意等問題仍較嚴重。比如2008年1月央視報道深圳農民工的“退保潮”現象，就是因為不同的省市之間不能共享社保繳費信息，從而導致社保對于“候鳥型”的打工者來說只是帶不走、挪不動的“地方糧票”。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社保這塊原本可口的奶酪，變得與雞肋一般食之無味。此外，信息持有者過高看重了信息的價值，將原本可以公開的信息封閉起來。對于有些確實有價值的信息，共享時會牽涉到利益分割。還有就是統計數據不準確，擔心業務數據和統計數據的矛盾暴露出來。上述這些不利因素如果不加以解決，將極不利于社會保障工作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不利于社保檔案信息資源的共享建設，更不利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

4、缺乏專業社保檔案的管理標準和規范

社保檔案管理缺乏國家標準，職工檔案管理仍在執行1992年勞動部與國家檔案局共同制定的《企業職工檔案管理規定》，而該項制度中的部分條款如適用范圍、歸檔范圍、管理形式、交接流轉等規定已經不適應現實工作的需要，亟須修改。在沒有國家相關標準的情況下，有些地方制訂了一些社保檔案的地方標準，如有的地﹑市制定和公布了醫療保險檔案管理辦法、低保檔案管理辦法②，而全國許多地﹑市則沒有建立社保檔案的管理標準和規范，造成社保檔案的各地管理方法不統一。在社保檔案的不同專業類別中，管理的規范和水平也不一致。

二、我國社保檔案管理應采取的對策

1、建立全國統籌的社保檔案管理體系

進一步完善社保檔案管理體系，對社保檔案實行集中管理，加強養老、醫療、工傷、失業、生育的五險合一的管理機制，以避免部門間的交叉重復，實現社保檔案信息資源的共享，并為社保檔案管理實現電子化、進而實現全國聯網奠定堅實的基礎。筆者認為，可以以電子政務標準體系和勞動及社會保障標準體系為指導，以投融資與運營模式和項目實施監理模式為依托，按照多層架構的模式將系統自上而下構架成為組件與業務組件、業務運作支撐平臺、IT基礎設施三個層次，樹立以監控及管理、信息安全為主的貫穿三大層次的兩大體系模式。為適應勞動者的流動和工資收入的變動，對每個勞動者按號碼設立檔案卡，并用計算機儲存，記錄公民個人歷年的工資收入情況。在全國設立計算機網絡，對每個勞動者的情況進行追蹤記錄；并建立全國范圍內統一的網絡查詢接口，允許公民定期查詢，同時也可替他們預測，比如說到退休時可拿到多少養老金，以提高工作的透明度。社保檔案是社會保障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建立全國統籌的社保檔案管理體系可以為社會保障事業的進一步發展和不斷完善奠定重要的基礎。

2、對全國社保檔案實行統一領導﹑分級管理

首先要在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領導下成立一個全國統籌的社保檔案管理中心，結束社保檔案管理分散問題，實行高度統一的管理，改變目前政出多門、決策分散、管理混亂的局面，使其成為統一管理全國社保檔案的領導和決策機構，負責擬訂社保檔案的發展規劃、改革計劃、重大決策和有關法規、規章制度，參與制定社保檔案的管理標準和規范。其次，全國統籌的社保檔案管理中心還可以在全國各地設置分支機構，包括地區局、地方辦事處、數據處理中心和項目服務中心。負責公民社保檔案內容的定期增加和更新，并送交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統一保管。

3、建立終生一致的、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號碼

實行對每個公民發放社會保障號碼的制度，讓公民個人檔案號碼與本人身份證號碼、勞動保險號碼統一起來，由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分支機構負責公民個人社保檔案內容的定期增加和更新，送交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統一保管。從發放的號碼上就可以反映出從什么時候起、在什么地方發的，便于記錄公民的工資收入和保障費的繳納情況，同時便于投保者本人的查詢。

4、加大社保檔案知識的宣傳

社保檔案是社會保障事業中的一個分支，可社保檔案的作用常被社會大眾忽視。然而隨著社保體系的逐步完善，社保檔案顯得越來越重要，它是記錄社保工作的重要載體，對社會保障事業現階段或未來發展具有很大的指導作用和借鑒意義，它的收集、整理、保存和開發利用是一項具有重要意義的工作。因此，社保檔案工作要發展，要實現其社會價值，首先要讓社會大眾從思想上認識到社保檔案的重要性，這就需要檔案部門采取多種形式加強宣傳，使社保檔案為社會大眾了解和認識。如可以通過編寫社保檔案利用實例匯編成冊分發給社會大眾，對社保檔案的作用進行宣傳；也可以通過網絡，借助社保中心的網站，介紹社保檔案工作情況以及社保檔案的相關知識；或者利用廣告、報刊、廣播電視等各種宣傳媒介等形式，及時進行有關社保檔案的宣傳，使社會大眾對社保檔案重要性的認識不斷增強、加深，從而提高每一位公民的社會保障意識。

5、建立社保檔案管理法規與標準，為社保檔案管理提供法律依據和參考標準 盡管我國在社會保險領域已經頒布了大量的行政法規、規章和相關文件，但一直沒有一部統一的基礎性立法。基本法律的缺位，各種規定層級無序、規范分散，導致我國社會保險制度難以定型，缺乏權威性、穩定性，全國各地的制度也不統一。中國社會保障曾出現過混亂的情況，如2006年上海社保基金挪用案，這都與沒有法密切相關，可喜的是在2007年底，社會各界期盼已久的社會保險法草案，歷經13年反復醞釀后，終于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第一次審議，確立社會保險制度基本法律框架，使公民的社保權益得到保障。一些地區和部門都在各自的職權范圍內出臺了社保檔案管理規則與實施辦法，但建立全國統籌、聯網的公民個人社保檔案體系后也應盡快出臺一部統一完整的社保檔案管理法律法規，為社保檔案的管理提供基本的法律依據。

除了有法律保障外還要建立和健全社保檔案管理的標準體系，統一社保檔案格式，規范社保檔案記載內容，使社保檔案工作逐步走向規范化、標準化；要制訂出案卷質量標準、分類標準、著錄標準等立卷標準，制訂出檔案保管、交接、利用等規定。將社保檔案管理標準貫穿于社保檔案收集、整理、保管、使用、銷毀全過程，達到社保檔案從形成到最后銷毀等一系列工作都有章可循。

6、加強社會保障檔案管理隊伍的建設

由于社保檔案的內容非常豐富，具有很強的動態性，而且需要對其進行分析、評估和信息化管理，這對社保檔案管理人員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檔案行政管理部門和社會保障工作職能部門之間要加強合作，共同肩負起組織社保檔案工作人員參加培訓的任務，必須高度重視專業社保檔案管理隊伍的建設，培養一批既精通檔案管理業務，又懂計算機的復合型人才，為社保檔案事業的發展提供人才保障。要建立健全用人機制，可以通過多種渠道，加強現有檔案管理人員的教育培訓，使其達到應有的資質，提高他們愛崗敬業、鉆研業務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適應不斷發展的社保檔案工作的需要。

總之，每個勞動者從參加工作，辦理社會保障手續之日起，到退休直至死亡，這幾十年的參保、享受待遇的過程，都要由社保檔案來記錄。由此可見，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離不開社保檔案，如果全國統籌的社保檔案體系能夠很好的建立起來，必將惠及全體社會參保成員特別是其弱勢群體成員。

第四篇：對我國緩刑制度的幾點思考

對我國緩刑制度的幾點思考

一、我國緩刑制度概述我國的刑法中的緩刑制度，是指法院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據其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認為暫不執行原判刑罰，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在一定的考驗期內，暫緩執行原判刑罰。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考驗期限內，如果不再犯新罪，未被發現漏罪，也沒有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公安部門有關緩刑的監督管理規定，原判刑罰就不再執行的制度。

緩刑不是刑種，而是刑罰具體運用的一種制度。它體現了刑罰人道化、緩和化、合理化的理念，是世界上許多國家普遍采用的一種司法制度。一九七九年，新中國制定的第一部刑法典——《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對緩刑制度作了明確的規定。一九九七年修訂刑法時，對這一制度又進行了修改和補充。但是，由于我國的緩刑制度起步較晚，借鑒世界上先進的緩刑實踐經驗又明顯不足，因此在立法上還有一些疏漏，這直接影響了我國緩刑制度的具體適用，同時也制約了我國緩刑制度的進一步完善與發展。

二、我國緩刑制度的立法現狀及問題

我國現行刑法第七十二條至第七十七條規定了緩刑的適用條件、緩刑的考驗期限、緩刑犯的行為規則、緩刑考察機關和考察內容、緩刑的撤銷等五個方面的內容，構成了我國的緩刑制度。縱觀立法規定，筆者認為其框架基本全面，但有些規定過于原則、籠統，操作性不強，緩刑考察制度亟待進一步完善。

（一）立法規定過于原則，緩刑的適用條件缺乏具體、科學的評判標準，導致緩刑適用的地區差別、個案差別較大。

1、我國緩刑適用的條件我國刑法第七十二條規定：“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可以宣告緩刑”。第七十四條規定：“對于累犯，不適用緩刑”。

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我國適用緩刑的法定條件包含以下三方面內容：

（1）必須是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這里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是宣告刑，而不是法定刑。

（2）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認為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這是適用緩刑的最重要的條件。[①]

（3）犯罪分子不是累犯，這是因為累犯屢教不改，主觀惡性較深，有再犯之虞，適用緩刑難以防止其再犯新罪。因此，累犯不適用緩刑。[②]

適用緩刑必須同時具備上述三個條件，缺一不可。

2、緩刑適用的現狀

（1）“悔罪表現”的具體含義不清：“不致再危害社會”主觀性強，缺乏評判的輔助標準。

適用緩刑的法定條件中，“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期條件是相對確定的準客觀標準，其它兩個條件“悔罪表現”、“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則更多是一種主觀標準。對犯罪分子是否適用緩刑，主要取決于法官的主觀認識和判斷。由于“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沒有統一的考量標準，因而有的法官考慮的是被告人的犯罪情節和案發后的悔罪表現、受害人的態度等等，在認定“悔罪表現”方面也大都將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定從輕情節（如自首、從犯、未成年人）、是否退贓或者賠償受害人損失、是否繳納罰金等作為考量因素，有的法官甚至將被告人不適宜監禁的自身因素（如患有疾病）、家庭因素（如需贍養老人、撫養子女）等一些與被告人相關聯的不合法的客觀因素作為適用緩刑的因素進行考慮。正因如此，有些被告人親屬為了能使被告人適用緩刑，免受監禁，表示愿意多交罰金、多賠償損失，以金錢的付出來體現被告人的悔罪態度，以至使之成為緩刑的交換條件；有些單位組織出于被告人親屬的種種關系，礙于情面，不切實際地亂出證明，一概證明被告人表現良好，等等。這些現實存在的情況，并不能表明被告人悔罪的真實性，也不能如實反映適用緩刑的客觀條件，且向法官提供了種種假象，導致了法官在考慮對被告人適用緩刑時出現認知上的偏差。因此說，對被告人歸案后是否誠心悔過，適用緩刑是否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實質上都處于一種不確定狀態，有待在日后的考察中予以確定。而現行的緩刑制度將這種待定狀態交由法官提前認定，難于準確把握，導致了不少緩刑期間重新犯罪情況的發生。

（2）立法對緩刑適用的導向不明。一般說，對于過失犯罪，因其主觀惡性不大，應當倡導多判緩刑；而對于惡性犯罪，如搶劫、強奸、販毒等就應當限制或禁止判處緩刑。因為，惡性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大，歷來是重點打擊的對象，行為人參與了惡性犯罪，說明其主觀惡性較大，存在較大的危險隱患，適用緩刑放在社會上考察，不利于打擊犯罪。但立法上并無相應的司法指引，造成應判緩刑的不判，而不應判緩刑的卻判了緩刑的情況時有發生。且由于立法精神不明，使得對該類緩刑適用的監督及糾正都存在實際操作上的困難。

①量刑幅度在三年以上至七年或十年以下的緩刑案件，究竟哪類案件不能適用緩刑，立法上是空白的，使得個別法官鉆法律臨界點的空檔，濫用自由裁量權，為適用緩刑而降格判刑。同時也導致檢察機關在監督權的行使上于法無據，受到極大影響。

根據法律規定，緩刑適用于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那么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是否可以適用緩刑呢？我國刑法規定，“以上、以下”包含本數。當然，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也包含本數三年。于是有的辦案人員把本應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恰好只判了三年有期徒刑并適用緩刑。表面上看，這既是在法定幅度內量刑，并不違背緩刑的法律規定，又可以使被告人免受牢獄之苦。但實際上他們正是鉆了這個法律“空子”，造成了重罪輕判的執法現狀，使得某些罪犯逃避了應得的懲罰，有損法律的嚴肅性。②另有不容忽視的問題是：個別辦案人員為追求經濟效益，而大幅度使用緩刑。

我國刑法在規定了人身和自由罰的同時，還規定了金錢罰，那就是罰金和沒收財產。刑法分則中的許多條款都規定了并處罰金，罰金本身是一種附加刑，它的處罰不應觸及到主刑的判決和執行，而且依照法律的規定，罰金一律上繳國庫，不被挪用和自行處理。事實上，在司法實踐中，罰金收取后通常是上交地方財政，地方財政再按比例返還給法院，作為辦案經費；更有甚者，有的法院還規定經濟指標與辦案人員福利掛鉤。這無疑有著巨大的誘惑力。正源于此，一些執法者盲目追求罰金刑，忽略了主刑的自由裁量，為了能夠實現罰金刑而大幅度使用緩刑，甚至有的辦案人員以判緩刑作為收取罰金的交換條件。用比較通俗的一句話講就是：“一手交錢，一手放人”。你交罰金，就判你緩刑。緩刑的適用是以罰金的實現為前提的，將執行法律變成了一種交易。

（二）缺乏制度化的緩刑考察規范，監管工作無章可循根據刑法規定，緩刑的適用由人民法院判決，而對犯罪分子緩刑的考察和監管由公安機關負責，犯罪分子所在單位或基層組織予以配合。明確了決定機關及考察監管機關，似乎可以有序地開展緩刑犯罪分子相關監管工作，但事實上未然。由于緩刑監管機關設置不合理，監管考察沒有衡量標準，監管考察程序無章可循，導致了對緩刑犯的考察與監管流于形式，甚至監管失控。[③]

1、在緩刑犯的交付監管上，監管機關的工作制度缺乏具體的操作規則。

由于我國刑法在對緩刑犯的監管交接上沒有明確的規定，法院宣告緩刑的判決生效后，有的執行通知書不能及時送達執行機關，有的緩刑犯屬異地公安機關管轄，而執行通知書卻送達當地公安機關；有的由法院將執行通知書送交公安機關執行，有的法院讓緩刑犯憑判決書自行向所在地公安機關報到，造成緩刑犯事實上的脫管。由于工作的銜接上不規范、不及時，在實踐中公安機關不能全面、及時掌握本轄區緩刑犯的情況屢見不鮮，影響了考察和監管工作全面有效的開展。出現上述現象的原因：一是我國刑事訴訟法對緩刑的交付未作明確規定，有關司法解釋又過于籠統，造成實踐中理解不一，做法各異。二是法律和司法解釋對不按規定交付的行為均未設置責任條款，緩刑執行交付工作缺乏強制性的法律保障，使得部分司法人員怠于履行職責。三是現實中部分司法人員專業水平不高，責任心不強，沒有正確理解立法本意，工作馬虎大意，致使有的法律文書該送達而沒有送達。

2、缺乏對緩刑執行方式、內容、程序的明確規定，緩刑制度規范化建設的滯后，是造成緩刑考察和監管工作形成無序狀態的主要原因。

當前對緩刑犯的考察監管工作中，沒有可供執行的系統性規范文件，考察的內容、考察的方式和措施等方面無章可循，各地只能根據對緩刑監管的理解和工作態度，結合當地實際情況自行制定一些原則性規定來約束和規范。由于缺乏統一的規定，各地實際工作中存在著較大的差距。有的規定責任人每月要對被監管對象進行一次當面考察和教育，有的則規定每季度一次、甚至每半年一次；有的規定緩刑犯不準外出經商打工，有的則規定可以長時間外出打工，但要與打工單位建立委托考察的制度。也有個別單位將考察和監管責任簡單理解為掌握緩刑犯是否再犯新罪，將緩刑考察責任只落實在紙上，實際上則放任不管。以至在群眾的心目中產生緩刑就是“沒事了”、把“緩刑”與“不處罰”事實上等同起來，削弱了緩刑制度的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

另外，經濟體制改革使社會管理手段發生了變化。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逐步完善，以戶糧關系為主要管理手段的社會控制機能正在弱化，人口流動的隨意性和不確定性，使得政府、用工單位和基層組織對個人的控制力不再像計劃經濟時代那樣強有力，這也是緩刑犯所在單位和基層組織對緩刑考察的配合工作無所適從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筆者對完善我國緩刑制度之管見

（一）我國緩刑制度的立法完善

1、將“有悔罪表現，適用緩刑不致再危害社會”這個根本性的條件加以明確規定。以具體化的規定來減少實際運作的難度，把抽象化的規定具體到司法解釋中去，能夠準確界定適用范圍，防止濫用緩刑，并且能夠把罪犯是否“再危害社會”這種不確定狀態在考驗期間得以實際考察證實。這樣既可以對那些確已改過的罪犯，給予重新做人的機會，體現寬大政策，也可以使那些弄虛作假、無心悔過的罪犯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維護法律的尊嚴。才能達到在社會上改造犯罪分子的目的，減少犯罪回頭率，以活生生的事實感化準備犯罪者，使他們醒悟，達到預防犯罪的目的。

2、將緩刑適用的原則、條件、范圍等作出具體規定，為緩刑的正確適用提供系統的法律保障。法律對緩刑適用的規定，可以通過“抓兩頭、促中間”的方法進行規范。即：一是明示倡導適用緩刑的犯罪類型。通過立法或司法解釋予以明確可以多適用緩刑的犯罪情形，引導執法人員對此類符合判處緩刑條件的犯罪分子可以優先考慮適用緩刑。如：交通肇事等過失犯罪、鄰里糾紛引起的輕傷案且已取得被害人諒解的、情節較輕的非惡性犯罪且認罪悔罪表現較好的等。二是明示禁止或需要限制適用緩刑的犯罪類型。對法律規定禁止或慎用緩刑的情形，執法人員則應堅持不判、少判緩刑，以實現刑法的打擊效能，達到一般預防的懲戒作用。如：性質嚴重的殺人、強奸、搶劫、黑社會犯罪等暴力犯罪及販毒、販槍、販人、金融詐騙等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犯罪分子的主觀惡性大、社會威脅性嚴重，均不應適用緩刑；對職務犯罪的人員要限制適用緩刑，以體現“從嚴治吏”的精神。

（二）明確緩刑考察機關的具體職責及考察內容

緩刑考察機關的具體職責為：（1）對緩刑犯的監督考察工作；（2）制定、完善、實施對緩刑犯的幫教措施及對撤銷緩刑提出建議。

關于考察內容，我國現行刑法僅就緩刑考驗期間必須遵守的規定作了幾點列舉，似乎更偏重于將緩刑作為一種懲罰的措施使用，而使矯正罪犯這一緩刑的宗旨體現得不夠充分。筆者建議，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完善緩刑考察的內容。

第一，增加緩刑犯人在考驗期內須遵守的禁止性規定。如禁止緩刑犯人同受過刑罰處罰的人來往，特別不同共犯來往；禁止緩刑犯人光顧酒吧、歌廳等娛樂場所及其他易引發犯罪之地；禁止職務犯罪的緩刑犯人從事原職業；禁止攜帶兇器、違禁品等。

第二，人民法院在判決宣告緩刑前，可以規定一些積極性義務。具體包括：

1、緩刑犯人根據自己承擔義務的能力，在緩刑考驗期內賠償或以行為補救因犯罪造成的損害。

2、向被害人賠償全部或部分因犯罪造成的損害，如醫療費、誤工費等各種費用。

3、緩刑犯人在日常工作生活期間亦應承擔具體義務。如從事一項職業活動，或者參加職業培訓；承擔家庭撫養義務；參加公益勞動等。

上述兩方面義務由緩刑考察人員監督緩刑犯遵守和履行，并將遵守和履行義務情況作為緩刑犯悔罪自新的主要依據記入考察檔案。這樣一方面可使緩刑考察機關、人員在緩刑執行中有法可依。另一方面也可使之與緩刑的撤銷條件聯系起來，二者相輔相成，從而避免了我國現實中只有緩刑的適用，而幾乎沒有緩刑的考察或因違反規定且情節嚴重而撤銷緩刑的情況，造成立法與司法的脫節。

第五篇：我國獨立董事制度存在問題及對策

本科畢業論文關于我國獨立董事制度的研究目錄內容摘要??????????????????????????關鍵詞????????????????????????.一、當前我國獨立董事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獨立董事的獨立問題

（二）獨立董事的法律依據問題

（三）獨立董事制度與監事會制度的職能比較

（四）獨立董事獲得信息局限問題

二、獨立董事制度的內涵與我國獨立董事制度立法的概況

（一）獨立董事制度起源的經濟學分析

（二）獨立董事制度的形成與內涵

（三）關于我國獨立董事制度的立法概況

（四）獨立董事制度的作用

三、構建我國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制度

（一）獨立董事的資格保障機制

（二）獨立董事的責任確保機制

（三）獨立懂事的利益激勵機制

（四）獨立董事的集體規模優勢

四、完善我國上市公司獨立董事制度

（一）進一步建立和完善有關獨立董事制度的法規

（二）成立獨立董事協會，加強獨立董事制度的建設

（三）建立獨立董事與中小股東信息溝通制度

（四）建立獨立董事的薪酬制度

（五）建立獨立董事問責制度

（六）建立獨立董事責任保險制度參考文獻???????????????????????致謝?????????????????????????內容提要：為了完善國有企業的公司治理結構，中國證監會于2001年5月公布了(關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獨立董事的指導意見)意在所有上市公司全面推廣獨立董事制度。獨立董事制度值入我國以來是對我國現在監督制度的一種發展創新。我國公司監督的基礎模式是基于二元制下的監事會監督，而我國公司監督的發展模式是基于我國現實條件下吸引的獨立董事制度。獨立董事制度是對現在監事會制度缺陷的彌補，是監督機構不斷發展創新的結果。獨立董事制度能否在中國上市公司真正的發展作用,還有賴于其他相關制度的完善程度，經過詳細的分析并找到與之相對立的解決辦法，使獨立董事制度健康有序的發展，但只要科學合理地引入獨立董事制度，無疑對完善公司監督機制，客觀上促進我國公司治理結構，向著良性的軌道發展具有真正的價值。眾所周知，獨立董事制度原則上是公平、公正、嚴格行使自己的權力，對董事會有事中制衡和事后監督的作用，然而時至今日，各種原因都讓獨立董事們舉步維艱，獨立董事會的現實處境告訴我們任何一項制度本身都存在著其固有的內部缺陷或者說是一種內部機制的不協調，獨立董事制度亦是如此，因此完善獨立董事制度迫在眉睫。獨立董事制度初露端倪就已顯示出了他一定的作用，但是在我國公司的具體運行中還存在著一些問題，解決好這些問題，對于完善獨立董事制度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具有重要的意義。關鍵詞：獨立董事存在問題制度完善獨立董事制度是最近幾年引入我國的制度，但這一制度從開始引入之始對其存在的爭論就一直沒有停止過，經濟學，法學專家對此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我國引入獨立董事制度，其本身并不是對原有監事會制度的否定，更應該看作是對原有制度的補充，并且使有力的補充。在這種前提下，獨立董事制度和監事會制度必將長期共存，而事實證明，無論是新引進的獨立董事制度還是原有的監事會制度，都在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二者不可替代。從目前的情況看，我們對獨立董事制度的實際運行效果卻未以足夠的關注。為真正發揮獨立董事制度對完善我國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作用，首先必須對獨立董事制度的現狀，存在的問題進行全面的了解和分析，對如何完善我國獨立董事制度進行深入的研究

一、當前我國董事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獨立性問題確保獨立董事的獨立性，使實施獨立董事制度的關鍵。也是獨立董事制度的生命力所在。否則，獨立董事制度只是流于形式。但從目前上市公司實施的情況來看，其獨立性遠沒有形成。由于我國多數上市公司是由國家或國有企業法人控股，經營者在政府部門授權下享有經營決策權，有的甚至作為國有股東代表，及經營權與所有權與一身。而行使監督權的控股公司經營者或政府官員既不分享經營成果，也不承擔對投票后果的責任，難免與企業經營著合謀。在此情況下，獨立董事的提議和決策難以貫徹下去，當然也就不用發揮其作用。我國上市公司獨立董事目前主要由政府主管部門，董事會或董事長聘任。于是，盡管聘任的獨立董事具備相應的資格和條件，但由于其任免權仍掌握在政府主管部門領導或者公司高層管理人員手中，便失去其獨立性。在獨立董事的聘任中，人情董事，名人董事的現象非常嚴重，使得獨立董事的獨立性，知情權和工作時間都得不到保證。賦予獨立董事獨立的權責有利于提高其獨立性。全國已有1000多家上市公司，而獨立董事僅300多人，這不利于獨立董事發揮應有的作用。同時獨立董事也存在激勵問題。否則，獨立董事可能與經營者或大股東合謀，可能缺乏開展公作的積極性等。目前，我國獨立董事的激勵機制設計不合理，這也是獨立董事未能發揮作用的一個原因。

（二）獨立董事制度的法律依據問題從世界范圍來看，獨立董事制度主要盛行與公司權力屬于一元模式，不設監事會的國家。它們由于受信托法律制度的深遠影響，形成了嚴格的董事責任，加上發達證券市場外部監督，客觀上不需要在股東會下設立與董事會平行的監事會。股東大會選舉董事會，董事會任命主要經營者，公司內部沒有一個常設的監督機構，由此演變出外部董事對內部董事的監督。我國與日本相仿，同屬二元權力模式，講求權力制衡和結構對稱，三權分立，各司其職。公司機構中已經存在專事監督職能的監事會。日本曾在1950年修改商法，監事會只保留會計實務的監督，將業務監督權賦予了董事會。但結果并不成功，1974年日本再修改商法，恢復了監事會的業務監督權。因此，我國必須將獨立董事的監督職能合理配置到現行的治理框架內，既發揮獨立董事的監督效用，又避免與董事會的功能沖突。

（三）我國上市公司獨立董事制度與監事制度的沖突監事會職權和獨立董事特別職權的相互重疊和沖突，監事會與審計委員會財務監督權上的重合與沖突，監事會與董事會下屬委員會的關系紊亂。

（四）獨立董事制度獲得信息局限性問題許多獨立董事在３至４家上市公司兼職，根本沒有充分的時間了解公司的情況。其信息的來源完全依賴于上市公司管理層提供的材料。而許多上市公司往往在開會前一兩天才把材料送到獨立董事的手里，在這么短的時間內獨立董事很難從中發現公司的什么問題。何況很多材料故意隱瞞真相或者進行虛假陳述，這就會使獨立董事依次而做出片面的，甚至是錯誤的判斷。所以，獨立董事更多的情況下只是到時開開會，舉舉手，表表態而已。正如一位擔任過６家上市公司董事的專家公開表示：“不可否認，獨立董事能起一定的作用，給一些公司提些意見，有的還被采用。但更多時候，只是開開會，一般都是在決策層已經把方案定了，然后在開個董事大會，大家舉手表決通過一下。”所以，有的人認為，獨立董事在我國上市公司中只不過是點綴裝飾的花瓶，好看不中用。

二、獨立董事制度的內涵與獨立董事制度的立法概況

（一）獨立董事制度起源的經濟學分析公司是以營利為目的的社團法人，它有法人性，營利性，社團性三大特性。由于法人特性的存在，公司的所有權與控股權，經營權發生了分離，股東成為投資風險的承擔者。為確保公司經營不偏離增進公司股東利益的航線，人們從古老的民主智慧和傳統中發現了股東大會這一民主機制，并將其確定為公司的最高意思決定機構。由于股東大會人數眾多，立法者創造了資本多數原則和一股一票原則，將投資額較多的股東們的意志作為股東們的主導意見擬制為公司的意見。由于受時間，成本等限制，股東大會不可能頻繁舉行，因此，在法國大革命立憲思想的影響下，不少國家的公司法仿照政治上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分立的模式，設計了股份公司中的最高意思決定機構，業務執行機構和監察機構，也就是股東大會，董事會和監事會，并規定了其詳細的制度。由于有了董事和經理這些經營專才，股東會決策就可以抓大放小，專注于重大基本事項，股東大會依法作決議對董事會和監事會產生約束力。隨著股票市場的發展，公司股東每天都在發生巨大的變化，由于中小股東存在“搭便車”的心理，公司召開的股東大會基本上成為“形式化”。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可以利用股東大會的決策機制，把股東大會變成實現少數人意志的“形式化機器”，股東大會越來越只有象征意義。從股東大會的召集到會議內容的確定，包括董事候選人的提名和通過，往往都是在經營者的操縱之下，股東大會對經營者的各種動議的審批僅僅只是履行一道手續而已。加之在實踐中由于信息披露不及時及存在信息不對稱現象，甚至存在經營者操縱信息以欺騙投資者的現象，更是讓股東大會不可能發生作用。在實踐中，由于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和內部董事能對董事的提名產生重大的影響，這就使的以公司搞成管理人員為核心的利益集團可以長期的占據公司董事會的控制權，從而使董事會在確定公司目標及戰略決策方面無所作為，也喪失了董事會監督經營者的固有職能。理論上，獨立董事可以通過監督和提供專業性的建議及咨詢來改善公司的經營管理，提高股東的權益。實踐中人們也認為獨立董事可以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保護公司和投資者的利益，發揮對管理層的制衡作用。事實上，獨立董事制度能否發揮作用是與所在國的公司體制，法律基礎，社會文化背景相關的。因此，一些學者研究發現獨立董事與公司業績之間的相關性并不顯著，因為獨立董事發揮使有條件的。

（二）獨立董事制度形成與內涵獨立董事制度發端于英美法系，但英美國家早期的公司法并未設立獨立董事，傳統公司法理論奉行為股東利益最大化的目標而經營公司，董事被看做股東的化身，無須具有獨立性，獨立董事自然無用武之地，在這種理論指導下，形成了由股東選擇董事，董事監督公司的高級職員，再由公司的高級職員代表股東經營公司的體制。這種運行模式在公司股權并不十分分散的情況下，尚能保證股東利益的最大化。然而，美國的公眾公司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股東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股權越來越分散，普遍出現了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現象，董事會逐漸被以總經理為首的經理人員操縱，為此，許多國家紛紛公司治理機制改革，改革的重點就是調整董事會結構，增加外部董事比例，以制約公司高層管理人員對股東正當利益的任意侵害，減少這些內部人對公司剩余索取權的大量賺取，防止“內部人“控制行為的發生，1940年，美國{投資公司法}規定，投資公司的董事會成員中應不少于40%的獨立人士。中國證監會于2001年頒布了{關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獨立董事制度的指導意見}，根據該規范性文件，上市公司應當建立獨立董事制度。上市公司獨立董事使指不在公司擔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職務，并與其所受聘的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東不存在可能妨礙其進行獨立客觀判斷的關系的董事。獨立董事對上市公司及全體股東負有誠信與勤勉義務。獨立董事應當按照相關法律法規，本指導意見和公司章程的要求，認真履行職責，維護公司整體利益，尤其要關注中小股東的合法權益不受損害。獨立董事獨立履行職責，不受上市公司主要股東，實際控制人或者其他與上市公司存在利害關系的單位或個人的影響。獨立董事原則上最多在5家上市公司兼任獨立董事，并確保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有效地履行獨立董事的職責。上市公司董事會成員中應當至少包括1/3的獨立董事，其中至少包括一名會計專業人士{會計專業人是指具有高級職稱或注冊會計師資格的人士}。(三)關于我國獨立董事的立法概況我國最早涉及獨立董事制度的法律規范性文件使1997年12月中國證券管理委員會發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該{指引}第112條規定，“公司根據需要，可以設獨立董事。獨立董事制度不得由下列人員擔任：

（一）公司股東和股東單位的任職人員：

（二）公司的內部人員（如公司的經理或公司的雇員），（三）與公司的關聯人或公司的管理層有利益關系的人員。”該條特別注明“此條為選擇性條款”，表明上市公司不一定非設立獨立董事不可，而是可以設獨立董事，也可以不設獨立董事，由公司根據需要而定。第二個涉及獨立董事的法律規范性文件是1999年3月29日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中國證監會發布的{關于進一步促進境外上市公司規范運作和深化改革的意見}。該（意見）要求境外上司公司應逐步建立健全外部董事和獨立董事制度。{意見}第6項規定，“公司應增加外部董事的比重。董事會換屆時，外部董事應占董事會人數的的1|2以上，并應有二名以上的獨立董事{獨立于公司股東且不在公司內部任職的董事}。外部董事應有足夠的時間和必要的知識能力以履行其職責。外部董事履行職責時，公司必須提供必要的信息資料。獨立董事所發表的意見應在董事會決議中列明。公司的關聯交易必須有獨立董事簽字后方能生效。二名以上的獨立董事可以提議召開臨時股東大會。獨立董事可以直接向股東大會，中國證監會和其他有關部門報告情況。”第三個有關獨立董事的是一個地方性的法律規范文件，即上海證券交易所2000年11月三日發布的{上市公司治理指引（草案）}。該{草案}第14條規定，“公司至少擁有兩名獨立董事，且獨立董事至少應占董事總人數的20%。當公司董事長由控制公司股東的法定代表人兼任時，獨立董事占董事總人數的比重應達到30%。獨立董事應提出客觀，公正的意見。當公司決策面臨內部人控制和同控制股東等之間存在利益沖突時，獨立董事可征求外部獨立顧問的詢意見，公司應為此提供條件。”應注意的是，該（草案）雖多次用了“應”這個字眼，但她關于設立獨立董事的要求不是強制性的。

（四）獨立董事制度的作用獨立董事制度的作用愈來愈多的實證表明，“獨立董事與較高的公司價值相關，具有積極的和獨立董事的公司比那些具有被動的非獨立董事的公司運行的更好，國際機構投資者將日益需要公司的董事會中包含越來越多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世界銀行1999）。具體的，獨立董事主要通過下述途徑體現出來其積極的作用：一是有利于公司的專業化運作。獨立董事們能利用其專業知識和經驗為公司發展提供有建設性的建議，為董事會的決策提供參考意見，從而有利于公司提高決策水平，提高經營績效。二是有利于檢查和評判。獨立董事在評價CEO和高級管理人員的績效時發揮非常積極的作用。獨立董事相對于內部董事容易堅持客觀的評價標準，并易于組織實施一個清晰的形式化是評價程序，從而避免內部董事“自己為自己打分”，以最大限度地謀求股東利益。三是有利于監督約束，完善法人治理結構獨立董事在監督CEO和高級管理人員方面也有重要的作用。較之內部董事，這種監督會更加超然和有力。Weisbach的經驗研究表明，“外部董事占主導地位的董事會，比之于內部董事占主導地位的董事會更易在公司業績滑坡時更換經理。”在英美的外部監督模式中，獨立董事的這種監督功能就尤為重要。

三、構建我國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制度

（一）獨立董事的資格保障機制個體獨立董事資格之優劣是關系到整個獨立董事制度能否發揮其應有作用的大問題。大體而言，獨立董事既應當具備普通董事的任職資格，也應當同時具備其他特殊資格。所謂特殊資格，既包括利害關系人上的獨立性和超脫性，也包括過硬的業務能力。與公司和大股東存在千絲萬縷利害關系的獨立董事，不可能堂堂正正的獨立行使董事職權。也許這類人士可以擔任合格的內部董事，但沒有資格擔任獨立董事。立法上應當采取枚舉法與概括法相結合的原則，嚴格界定獨立董事的消極資格。在一定年限內受雇于公司或者其有關聯公司人員，為公司或者其相關聯公司提供財務，法律，咨詢等服務的人員，公司大股東，以及上述人員的近親屬和其他利害關系人，均應被排斥于獨立董事范圍之外。但僅有獨立性還不夠。獨立董事還應當具備至少足以與非獨立董事相匹配，甚至更強的業務能力，包括擔任獨立董事所必須的專業知識和工作經驗。這種專業知識和工作經驗囊括企業管理，法律，財務，工程技術和其他專業技術。在美國，擔任獨立董事的人士囊括其它上市公司的總裁，退休的公司總裁，大學校長，退休的政府公務員，成功的個體商人等。其中前兩列人士最受歡迎。從知識結構上看，獨立董事集體的專業知識應當搭配合理，不宜高度重疊。一家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不宜全部由法學家擔任，也不宜全由經濟學家或任何一類專業人士擔任。鑒于上市公司獨立董事的業務素質關系到成千上萬投資者的切身利益，立法者有必要干預獨立董事的業務知識結構，對于不同的業務知識構成規定一個硬性比例。為培育獨立董事市場，加強獨立董事自律，設立獨立董事協會尤其必要性。協會可以制定獨立董事的任職資格，甚至組織全國性的獨立董事資格考試。以推薦獨立董事為主要業務的獵頭公司，也將在市場中獲得發展壯大。

（二）獨立董事的責任確保機制獨立董事究竟對誰負責，值得探討。傳統公司法認為，包括獨立董事在內的董事應當對上市公司及全體股東負責。{關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獨立董事制度的指導建議（征求意見稿）}也要求獨立董事維護公司整體利益，尤其要關注中小股東的合法權益不受損害。現代公司法中的公司社會責任理論認為，公司利益既蘊含著股東利益，也蘊含著股東之外的其他利害關系人的利益等。從這一角度看，把獨立董事界定為僅對中小股東利益，或者僅對股東利益負責使狹隘的觀點。獨立董事既應考慮到股東股東利益，也應考慮到其他利害關系人的利益。這才是獨立董事對公司利益負責的全面涵義。當然，股東利益使公司利益中的核心內容。獨立董事不得剝奪股東的合法權利以增進其他利害關系人的不法，不當利益。明確了對誰負責，還要究明怎樣對公司利益負責。獨立董事試點中的這類問題很多。獨立董事與其他董事一樣，既享有權利也承擔義務與責任。獨立董事對公司和全體股東負有忠實義務和注意義務。違反該義務的，獨立董事也要對公司甚至公司股東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當然，公司法中的經營判斷規則可以鼓勵獨立董事的進取精神，使得出于公心的謹慎獨立董事免于承擔賠償責任。獨立董事還可以自己購買董事責任保險，以減輕自己的賠償責任，公司也可以提供部分保險費補貼。但如果一個獨立董事投保后，屢屢由于其品德瑕疵或者能力不濟而導致保險公司向公司或股東支付賠償金，那這名獨立董事遲早要被獨立董事市場淘汰。因為，保險公司不斷提高該董事的保險費，獨立董事遲早有一天會望而興嘆。打消作獨立董事的念頭，上市公司也不會聘請這些無德無才的人士擔任獨立董事。因此，法律責任機制與市場機制都應當為建立成熟的獨立董事市場發揮積極的作用。

（三）獨立董事的利益激勵機制除了強化獨立董事的法律責任，建立健全相應的約束機制，還應當善待獨立董事。實踐中，如何確定獨立董事的報酬是個令人棘手的問題。就獨立董事而言，要價過高會嚇跑上市公司，要價國低又擔心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就公司而言，目前也無成熟的報酬方案。其結果是，相當一批獨立董事從上市公司取得的報酬大大低于內部董事，甚至僅具有象征意義，有的獨立董事從上市公司分文不取。問題在于，調動獨立董事為公司獻計獻力的動力源僅僅有良心和菩薩心腸提供是不夠的。獨立董事違反對公司所負有的忠實義務和注意義務的，或者由于過錯而對錯誤的董事決議舉手贊同的，也要承擔責任。獨立董事分文不取，既不符合按勞取酬的分配原則，權利與義務相一致的理念，更無法讓其承擔賠錢的民事責任。對于我國獨立董事而言，既可以在立法上規定獨立董事的報酬組成結構，也可以授權各公司自由斟酌確定。但立法中必須確保獨立董事不能成為類似與內部董事甚至雇員的利益中人。至于獨立董事的具體數額究竟為多少，立法者和政府證券監管部門都無權干涉，而應由獨立董事市場予以確定。

（四）獨立董事的集體規模優勢獨立董事的能力和品德不管如何優秀，但孤掌難鳴。單個或者少數獨立董事無法在內部董事占多數席位的董事會產生支配性影響。{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治理指引（征求意見稿）}規定，公司應至少擁有兩名獨立董事，且獨立董事至少應占董事總人數的20%。當公司董事長由控制公司的股東的法定代表人兼任時，獨立董事占董事總人數的比重應達到30%。中國證監會{關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獨立董事制度的指導意見（指導意見稿）}要求，上市公司董事會成員中應當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為獨立董事，無論是20%30%還是三分之一都大大低于美國的62%的比例。為使得獨立董事的聲音不被非獨立董事吞沒，建議將獨立董事的比例提升為51%。為確保獨立董事不論為稻草人，獨立董事應當擁有自己控制下的專業委員會。具體說來，董事會下設審計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報酬委員會等專業委員會。此類委員會應當由獨立董事擔任，主席也應由獨立董事擔任。當然，這些委員會設在單層制中的董事會下面使妥當的，在雙層制下，應當設在監事會下面。

四、完善我國上市公司獨立董事制度

（一）進一步建立和完善有關獨立董事制度的法規雖然我國有關部門先后實施了《指導意見》、《準則》等，對獨立董事的獨立性、任職資格、權力義務等方面做了一些指導性規定，但迄今為止尚沒有對獨立董事作出強制性規范的法律和法規。因此，有關部門應在總結我國獨立董事運作情況的基礎上，對相關法律、法規（如《公司法》、《證券法》等）作出修訂，對《指導意見》、《準則》及各證券交易所制定的章程、規則（如《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治理指引》）中涉及到獨立董事的內容，進行協調和修改，做到統一口徑，相互配套等。有關部門還應通過制定《獨立董事法》，明確獨立董事的任職資格、任期、選聘程序、作用、責任、義務等，給予獨立董事制度相應的法律地位，依法保障獨立董事正常履行職能并約束獨立董事的行為，從而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投資者的合法權益，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

（二）成立獨立董事協會，加強獨立董事制度建設建議襯里獨立董事協會，并由中國證監會依法對其進行監督、指導，其主要職能包括：制定獨立董事執業準則和行為規范，明確獨立董事職業責任，促使獨立董事遵守客觀、公正、獨立的執業原則，增強行業自律性和指導性。舉辦獨立董事培訓班，加強獨立董事的培訓、業內交流和后續教育，培養后被人才，建立獨立董事人才庫，提高獨立董事的執業水平。進行獨立董事的資格認證，向上市公司推薦獨立董事候選人，建立獨立董事資格認證制度和獨立董事與上市公司雙向選擇制度，培育有序競爭的獨立董事市場。建立獨立董事檔案、獨立董事公示制度和工作績效評價制度，為社會公眾和中介機構評價獨立董事的業績提高條件，促使職業經理層的建立，促進個人信譽及社會評價體系的形成。這是獨立董事協會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職能。獨立董事在上市公司中表現出的獨立、客觀和良好業績，能夠極大的保護和提升其聲譽，聲譽將激勵獨立董事去更有效的監督執行董事和精力人員，并為其創造更大的發展空間。

（三）建立獨立董事與中小股東信息溝通制度通過上市公司網站中的獨立董事園地，結合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向全體股東及社會公眾公開有關獨立董事的個人信息和工作情況，包括獨立董事參加董事會會議的次數、對重大決策的表態和投票情況、對上市公司董事會機器工作委員會的建議和工作績效、對公司經營行為的意見和評價了、對上市公司披露信息真實性的獨立意見等，將獨立董事的工作真正置于市場環境之中和社會監督之下，并為其收集中小股東意見和接受咨詢提供條件。

（四）完善獨立董事的薪酬制度獨立董事的薪酬與其工作的積極性和獨立性由密切聯系：薪酬過低則激勵不足，難與其所承擔的義務和責任相匹配，不能吸引優秀的專業人才拿出足夠的時間、精力取積極參加董事事務；薪酬過高，則獨立董事又會考慮如何保證其利益的穩定，而在工作中作出妥協，受制于能夠決定其聘用與否者，即上市公司的內部控制人。因此，要確保獨立董事的獨立性，首先要確保獨立董事的薪酬的獨立性，也就是說，獨立董事的薪酬不能由公司的控制人來決定或發放。短期激勵和長期激勵是激勵獨立董事兩大方式，前者要足以補償獨立董事參加董事會的機會成本，后者則主要是激發獨立董事的主人翁意識。目前，我國上市公司獨立董事的薪酬主要使以短期激勵為主，即發放固定津貼和參加會議津貼。從長遠來看，我們還應借鑒西方國家的經驗，如通過給予一定量的股票期權或延期支付等長期激勵，來建立靈活的薪酬制度，使獨立董事更加關注上市公司的經營業績、發展前景和長期利益，發揮其更大的作用。

（五）建立獨立董事問責制度獨立董事擁有一般董事的權力和特別的監督權，他們對于維護中小股東的利益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國的相關法律、法規沒有就獨立董事不履行勤勉盡責的義務或不作為，導致中小股東利益受到損害或信息披露不真實等不良后果，以及獨立董事與上市公司勾結，采取其他方式謀取利益等現象，而規定其應該承擔的相應行政、民事或刑事責任。因此，建議在相關法規中補充進去這些內容，建立完善的獨立董事問責制度。當然，獨立董事不可能是全才，也不可能完全了解企業生產經營的各個方面，在實踐中要求獨立董事在有限的時間內作出正確的判斷，發表正確的獨立意見的確使很困難的。因此，也要容許獨立董事犯錯誤。獨立董事責任的界定，在于區分其是否“主觀故意”。如果獨立董事在董事會決議時發表了獨立意見但沒有被采納而產生的不良后果，不應追究獨立董事的責任；對獨立董事作出的職業判斷失誤的意見，但已經中介機構鑒證，所產生的不良后果，亦應豁免獨立董事的責任。

（六）建立獨立董事責任保險制度獨立董事責任保險是指當獨立董事在行使職權時因工作疏忽或行為不當（惡意、違背忠誠義務，信息披露中故意的虛假或誤導性陳述，違反法律法規的行為等除外），導致第三人（包括股東，債權人等）遭受經濟損失而依法應承擔個人經濟賠償責任時，由保險人按保險合同的約定支付該董事進行抗辯所支出的有關法律費用，并代表償付其應當承擔的民事賠償責任的一種職業責任保險。開辦獨立董事職業責任保險是國外普遍尋求的對獨立董事的一種救濟方式。但時至今日我國獨立董事責任保險制度卻遲遲沒有推出。盡管責任保險為獨立董事提供一個必要的保障，但我們應該看到，保險公司出于對自身風險的考慮，必定會對獨立董事“無意”過失行為引起的賠償責任加以限制，進而影響對獨立董事的保障力度。所以，有必要建立并完善獨立董事責任保險制度，通過規定使上市公司和保險公司執行獨立董事責任保險品種的嚴格責任，使獨立董事的“無意”過失行為所產生的個人賠償風險得到最大程度的降低，以此激勵獨立董事積極參與公司經營活動并真正發揮監督作用。綜上所述，我國獨立董事制度的建立、完善和發展，是對我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進一步改進，對于保險投資者（尤其是中小投資者）、凈化證券市場、促進中國股市走向成熟都具有積極的意義。參考文獻著作類[1]王天習：《公司治理與獨立董事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2]**旭東：《公司法學》，高等教育出版社[3]梁慧星；《民商法社論第38卷》，法律出版社論文[4]江疆；《上市公司獨立董事的獨立性研究》，華中科技大學[5]何家友：《獨立董事制度與監事會制度比較研究》西南科技大學[6]謝平；《我國獨立董事制度實踐及存在的問題探討》，**大學[7]殷少平；《關于獨立董事制度的思考》，載于《中國證券報》2001年4月25日[8]劉紀鵬；《我國獨立董事如何擺脫“花瓶’命運》，華中科技大學[9]官欣秉：《獨立董事制度與公司治理：法理和實踐》，中國檢查出版社，2003年版[10]謝朝斌：《獨立董事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11]黃波：《我國上市公司治理中的獨立董事制度研究》華中科技大學，2009年致謝本文在撰寫過程中得到楊峻老師悉心指導，在此謹以個人名義向老師及幫助過我的老師們表示衷心的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