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構建和完善以大型科學儀器設備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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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科技基礎條件平臺建設管理辦法（試行）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根據《湖南省科學技術進步條例》和《湖南省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為促進科技資源有效整合，實現開放和共享，保障“湖南省科技基礎條件平臺”（以下簡稱條件平臺）的持續、規范、有序、高效運行，提高科技手段，改善科研環境，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特制訂本辦法。

第二條 條件平臺建設的基本原則是：政府引導，統籌規劃，整合資源，共建共享，突出重點，促進創新。為建設創新型湖南提供科技基礎條件支撐，充分發揮科技工作在中部崛起戰略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條 條件平臺建設與管理的主要任務：

（1）結合科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對科技基礎條件資源進行總體規劃和合理布局；

（2）根據“十一五”科技發展規劃，加強頂層設計，著重解決提高我省自主創新能力和增強科技服務能力的關鍵問題；

（3）構建和完善以大型科學儀器設備共享、自然科技資源共享、產業（行業）共性技術公共服務、科技信息和科學數據共享、成果轉化公共服務，農村科技服務等為主要內容的物質和信息保障系統；

（4）構建和完善以共享為核心的制度體系，明確各相關主體的責任、權益和義務關系，逐步形成全省性的科技資源共建共享的制度環境。

第二章 組織管理

第四條 省科技廳和省財政廳共同負責條件平臺建設與管理，成立條件平臺建設管理辦公室（以下簡稱辦公室）。辦公室領導由科技廳和財政廳領導擔任，成員由科技廳條件財務處和財政廳教科文處相關人員共同組成，辦公地點設在科技廳條件財務處。

辦公室的職責：

（1）負責制定條件平臺建設規劃和編制條件平臺建設的年度計劃；

（2）負責組織建立條件平臺建設的管理體系，建立專家庫和中介機構資料庫；

（3）負責組織條件平臺項目的申報、評審、立項、監理、驗收和評價；

（4）負責監督檢查項目經費的管理和使用；（5）負責條件平臺運行的管理與績效考評；

（6）負責定期向社會發布條件平臺的運行情況及相關信息。第五條 項目承擔單位應具備的基本條件：（1）具有獨立法人資格；

（2）具備條件平臺項目實施的基礎設施和場所，具有完成項目任務所需的專業人員隊伍和管理團隊，項目負責人具有較高的專業水平和組織協調能力；

（3）具有保證項目順利實施的自籌資金和后勤保障能力。第六條 項目承擔單位的職責

（1）按要求編寫項目的《實施方案》和《任務書》；并嚴格遵守經批準后的《實施方案》和《任務書》中的各項條款，認真完成各項建設任務，實現項目預定目標；

（2）保證項目所需的配套經費及建設所需的相關條件；（3）按規定使用項目經費，及時報告和妥善處理項目執行中出現的重大問題，接受辦公室的監督檢查和管理；

（4）按要求登錄條件平臺項目管理信息系統，按進度要求提交監理申請報告和項目進展匯報材料，自覺接受辦公室委托的中介機構的中期監理；

（5）項目驗收后與辦公室簽訂有關資源共享責任書，所形成的信息資源統一納入條件平臺門戶網站，對社會提供服務。

第三章 項目管理

第七條 條件平臺項目的申報、評審、立項、驗收和評價工作依據《湖南省科技基礎條件平臺項目申報受理規程》、《湖南省科技基礎條件平臺項目評審、立項規程》、《湖南省科技基礎條件平臺項目監理驗收規程》和《湖南省科技基礎條件平臺項目績效評價規程》進行管理。

第八條

項目承擔單位按條件平臺項目申報要求填報《湖南省科技計劃項目申請書（科技基礎條件平臺項目專用表）》、《實施方案》和《任務書》，按照省科技廳項目申報時間要求，向科技廳科技計劃項目受理中心統一申報。

第九條

辦公室負責對申報的項目進行審查，并組織項目評審，對符合條件的項目，批準立項并下達經費。

第十條 辦公室與項目承擔單位簽署經核定后的《任務書》，《任務書》中明確項目承擔單位的責任、權益和義務，項目建設內容和考核指標等。《任務書》一經批準，即作為項目實施、監理和驗收的依據。

第十一條 項目承擔單位在項目建設期內對部分具備對外提供服務條件的資源可先行開放、共享。

第十二條

項目承擔單位應在完成任務2個月內，向辦公室提出項目驗收申請。申請項目驗收時，項目承擔單位提供以下材料：

（1）項目承擔單位針對《任務書》撰寫的項目完成情況報告；（2）項目承擔單位提供的財務驗收報告和經授權的中介機構提供的審計報告；（3）經授權的中介機構提供的項目執行期監理報告和績效考評報告；

（4）其他有關材料。

第十三條 凡有下列情況之一的，不能通過驗收：（1）未完成項目《任務書》預定任務和目標；（2）無法持續穩定的對外提供共享服務；（3）提供的驗收文件、資料、數據不真實；（4）有重大事項變動未經批準；

（5）經費使用存在嚴重問題，未通過財務驗收；

（6）超過《實施方案》規定的項目建設期限半年以上，且未通過辦公室批準延期的。

未通過驗收的項目按規定要求限期整改，整改后符合驗收條件的可再次申請驗收。再次未通過驗收的，按撤銷項目處理。

第十四條

項目中止或撤銷

（1）項目承擔單位有下列情況之一的，由項目承擔單位申請中止項目或由辦公室撤銷項目：

①單位主導業務和產權發生重大變化，不能保證項目順利實施的；

②喪失技術依托，項目無法繼續實施的； ③自籌經費不能按時足額到位的；

④考評或驗收未能通過，經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

（2）項目中止或撤銷資產的處置。項目中止或撤銷的資產，由辦公室根據有關法律法規進行處置。

（3）對造成項目實施中止或撤銷的，項目承擔單位及相關責任人員將列入科技計劃信用不良記錄名單，三年內不得申請條件平臺項目。

第四章 經費與資產管理

第十五條

條件平臺項目建設所需資金由政府、項目承擔單位及社會力量共同籌集。財政按項目性質所產生的社會經濟效益等因素確定支持比例。自籌部分由項目承擔單位保證。吸收社會力量參與平臺建設，主要由項目承擔單位組織落實，辦公室協助。

第十六條

項目承擔單位應認真編制經費支出預算，其范圍包括項目業務費和組織管理費。項目業務費指運行費、儀器設備購置費、材料費、文獻購置費、加工服務費、技術開發費、人才培養經費和其他相關費用等。組織管理費指的是在項目開展過程中發生的組織、論證、評審、監督檢查及運行考核等各項費用。

第十七條 專項資金的撥付按照財政資金支付管理的有關規定執行，經費使用中涉及政府采購的，必須進行政府采購。

第十八條 項目承擔單位應嚴格執行預算，確有必要調整時，應報辦公室核批。項目經費必須納入單位財務統一管理，單獨設賬，專款專用。

第十九條 項目驗收時，項目承擔單位應及時出具財務驗收報告，財務驗收是項目驗收的前提，有下列情況之一的，不得通過財務驗收：

（1）編報虛假預算，套取國家財政資金；（2）未對專項資金進行單獨核算；（3）截留、擠占、挪用專項資金；（4）提供虛假財務會計資料；（5）未按規定執行和調整預算；（6）其他違反國家財經紀律的行為。

第二十條 條件平臺項目有下列情況之一的，辦公室視情節輕重予以緩撥經費、停止撥款、通報批評、強制中止或撤銷項目：

（1）項目承擔單位有弄虛作假，截留、挪用、擠占項目建設經費等違反財經紀律等經費管理規定的行為，或自籌經費不能落實的；（2）項目單位管理不善，項目未能按《任務書》規定執行的，或不能按期完成建設任務，超期半年以上不能通過驗收的；

（3）不接受辦公室對項目檢查、監理、審計和評估的；（4）項目承擔單位提出申請中止的。

第二十一條 項目完成后，所形成的固定資產按有關規定和要求結轉項目承擔單位資產賬戶。對用財政資金采購的科研儀器設備，辦公室可以根據實際需要進行無償調撥，并按規定辦理資產結轉。

第五章 運行管理

第二十二條

條件平臺項目所產生的各類信息資源，經驗收后均統一納入科技基礎條件共享平臺進行運行管理，各項目承擔單位轉為資源提供單位。

第二十三條

資源提供單位與辦公室簽訂資源共享合同，并根據合同中的責任、權益和義務提供真實可靠的資源，并接受考核。

第二十四條

辦公室將對資源提供單位的資源共享情況進行考核和評估。考核評估結果定期向社會公布。對優秀的予以獎勵，在新建條件平臺項目上予以優先支持；對不達標的，責令限期整改，整改后仍然不達標的取消其資格。

第二十五條

資源提供單位有下列情況之一，取消其資源提供單位資格，有關責任單位和個人列入湖南省科技計劃信用不良記錄名單并進行公示。

（1）資源無法對外提供共享的；

（2）對資源的保護和監管不力，造成資源流失和損毀等嚴重后果的；

（3）提供資源存在嚴重質量問題，給用戶造成巨大損失的；

（4）服務質量差，多次受用戶投訴，敦促整改仍無改善的；

（5）服務中嚴重違反關于知識產權保護的有關規定，給用戶造成巨大損失的。

第六章 附

則

第二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七條 本辦法由條件平臺建設管理辦公室負責解釋。

第二篇：構建和完善學生權益救濟機制研究

參考資料：博研軒職稱論文網http://sclunwen.com/

博客：http://blog.sina.com.cn/u/2901946852 征稿郵箱：hblunwen@163.com

構建和完善學生權益救濟機制研究

《 人民論壇 》（2012年第2期）

【摘要】學生教育權益可以歸納為教育教學權、社會活動權、經濟幫助權、公正評價權、申訴救濟權等；學生管理侵權行為可歸因于管理的依據違法、處理的程序違法。同時，應著手建立健全約談、申訴、訴訟的學生權益救濟機制。以期從學生權益救濟的視角，剖析學生權益保護與救濟的現狀，梳理法定教育權益，建立和完善權益救濟機制。

【關鍵詞】學生管理 權益救濟 機制 研究

自1998年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案肇始，學生權益保護的理論研究和司法實踐步入一個全新的階段。法學界、司法實務界開始關注學校的教育行政主體資格，開始探討教育行政案件的立案范圍，開始思索學生權益保護與救濟這一課題；同時，在學校管理層面引起了管理理念和意識的深刻變化。筆者梳理了學生的法定教育權益，闡述了學生權益保護與救濟的現狀，并在此基礎上探討如何建立和完善學生權益救濟機制，以期對學生權益保護與救濟的理論研究和司法實踐有所裨益。

學生的法定教育權益

學生教育權益的法源主要體現在三部教育類法律、規章之中，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以及《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以下簡稱《學生管理規定》）。其中《教育法》第四十二條規定了受教育者享有的權利，《學生管理規定》第五條列舉了學生在校期間享有的權利，而《高等教育法》對學生權利的規定體現在第六章“高等學校的學生”的第五十三~五十九條。三部教育類法律、規章分別由全國人大、全國人大常委會及教育部制定頒行，在立法精神和原則上體現了一以貫之的理念和思路。綜合有關學生在校期間的權益，具體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一是教育教學權（包括參與教育教學活動，使用教育教學資源）；二是社會活動權（包括參加社會服務、勤工助學、在校內組織、參加學生團體的權利）；三是經濟幫助權（包括申請助學金及助學貸款）；四是公正評價權（獎學金的評定、思想品德、學業成績等方面的公正評價，完成學校規定學業后獲得相應的學歷證書、學位證書）；五是申訴救濟權（對學校給予的處分或者處理有異議，向學校或者教育行政部門提出申訴；對學校、教職員工侵犯其人身權、財產權等合法權益，提出申訴或者依法提起訴訟）；六是其他權利。

侵權與維權——學生管理、權益救濟的現狀與反思

學生管理中的侵權行為。實踐中因學生管理而引發的侵權行為可以歸結為兩類：第一類是實施管理和處分行為的依據違法。表現為學校內部的校規校紀等學生管理的規章制度違背上位法，加重了對某種違紀行為的處罰檔次或者擅自在上位法規定的處罰范圍之外增加處罰事項。如《學生管理規定》第五十四條規定了學校可以給予開除學籍處分的七種情形，那么學校只能在該規定的范圍內設定開除學籍的處罰措施，否則，超出該授權范圍的規定即違背了上位法，應當歸于無效；同時，即使出現《學生管理規定》第五十四條所列舉的情形，也并不必然適用開除學籍這一“極刑”，校規校紀不能將“可以”升格為“應當”。即便賦予了學校開除學生的管理權限，學校也應本著教育、挽救為主的精神減少開除學籍處分的適用。

第二類是管理行為違法，違反了教育實體規范和相關的處理程序規范。管理行為違法首先表現為越權管理，無授權或者超越授權實施管理行為。有一句法諺：對于公權力而言，“法無授權即禁止”，即凡是未經法律授權的均不得為之。因為公權力有任意擴張與侵略私權的天性，因此必須要由法治的“籠子”加以禁錮與管束。其次，管理行為違法還表現為違反學生處理的程序性規定。美國最高法院一位法官曾說過：“程序公正與規范是自由不可或缺的內容。苛嚴的實體法如果公正地、不偏不倚地適用是可以忍受的。”程序違法造成的危害甚至大于實體違法，實體上的不公正可以通過一定的程序獲得救濟，而程序上的不公正則使當事人喪失獲得救濟的機會。

權益救濟機制現狀與反思。首先是處分前的約談機制不規范。《學生管理規定》第五十六條規定，學校在對學生作出處分決定之前，應當聽取學生或者其代理人的陳述和申辯。實踐中，違紀行為發生后、學校擬定處分決定前都有一個談話機制，要么班主任輔導員找受處分學生談話，要么院系領導參與談話。結合多年的學生申訴處理實踐，筆者認為現行的談話機制發揮的作用還不夠——表現為談話的批評教育傾向嚴重（通過談話息事寧人，不支持學生維權，學生一旦申辯會被認為認錯態度不好），而忽視了對案件事實的了解和調查；表現為談話的內容格式條款化，對所有擬處理學生適用統一的預先設定的問題，談話流于形式；表現為約談機制不規范，參與人員人數及談話筆錄的制作不符合法定要求。

其次，約談后的申訴機制不完善。依據《學生管理規定》，各學校大多設立了學生申訴處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學申委”），負責受理、復查學生提出的申訴事項。受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學生申訴機制的作用發揮的還不夠。學申委的組成、性質、受案范圍、權限等多方面尚需理論探討及立法保障。

最后是申訴后的訴訟機制不健全。比如，在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一案的審理中，北京海淀區法院以“敢為人先”的精神開啟了教育行政訴訟的新時代。《最高人民法院公報》登載的田永案一審判決書中不僅將高校明確地表述為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而且還闡明了將依法行使國家賦予行政管理職權的高校列為行政訴訟的被告，適用行政訴訟法來解決它們與管理相對人之間的行政爭議的意義，即“有利于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隨著該案被《公報》刊登以及此后劉燕文訴北京大學案的終審，高校可以成為行政訴訟的適格被告已在行政法學界取得共識。

然而，即使高校作為教育行政訴訟的主體資格得到學界的共識和法院的確認，學生教育維權案件是否因此而步入行政訴訟程序尚存爭議。一種觀點認為現行的法律包括行政訴訟法、學位條例、教育法和當時的行政復議條例都沒有規定司法可以介入學術評定這個領域。倘若在法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司法可以任意介入學位證書、畢業證書的管理，那么我們整個教育領域包括大中專院校、中學教育，司法都有了介入的可能，那么司法也有太泛化的傾向了。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當事人的權利受到侵犯，就應當給予其法律上的救濟，對侵犯教育權的行政行為應當可以提起行政訴訟。兩種不同觀點的產生與我國行政訴訟法關于受案范圍規定中存在的問題具有密切聯系，實踐中導致一些法院在受理此類案件時搖擺不定。

學生權益救濟機制的完善

處分決定前的約談機制。完善處分決定前的約談機制應從約談環節和約談內容兩個方面著手。約談機制至少應包括三個環節：輔導員（班主任）約談、主管學生工作的院系領導約談、校學生違紀處理部門約談。違紀處理部門尤其要落實約談機制，擬定處理決定前必須與當事學生見面。約談的內容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告知和聽取，即告知當事學生學校的擬處理決定及其理由和依據、聽取他對涉嫌違紀處理行為的陳述和申辯；二是教育和疏導，即約談教師對當事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疏導，使他能夠提高認識、減緩壓力。

聽取陳述和申辯是約談機制的重要環節。從行政程序法治的意義上講，它淵源于英國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則，“任何人在受到懲罰或其他不利之前，應為之提供公正的聽證或其他聽取其意見的機會。”可見，在學生處理約談機制中，“被聽取”是當事學生的權利，“聽取”是約談人員的一項法定義務。

處分決定后的申訴機制。校內申訴是學生權益救濟的首要環節，完善申訴機制應主要從以下方面著手：一，擴大申訴受案范圍。《學生管理規定》的第六十條將受案范圍局限于取消入學資格、退學處理或者違規、違紀處分。筆者認為，應當擴大學生申訴的受案范圍，使其涵蓋取消入學資格，紀律處分，休學、復學、轉學或退學處理，不頒發畢業證、學位證以及其他侵害學生權益的行為。二，規范學申委的組成。參照各地及臺灣地區的學生申訴實踐，筆者認為，對學申委委員的名額、產生辦法、性別構成等要有明確規定。學申委的委員名額應當在各院系、各部門、不同的利益群體中分配，經過選舉或推薦產生；學申委的構成中要提高教師和學生代表的比例；同時，具備條件的院校可以聘請醫學、法學、教育學、心理學等方面的專家組成顧問團，為申訴案的處理提供科學依據。

申訴后的訴訟機制。高校具有行政訴訟主體資格問題已經在行政法學界取得共識，然而，到目前為止，仍沒有法律和有效的司法解釋對此明文規定。這成為許多法院仍不受理此類行政案件的直接原因，導致同性質案件在不同地域的處理截然不同，有的進入訴訟程序，有的被拒于法庭之外。因此，亟須通過立法或司法解釋的途徑對高校行政訴訟的主體資格予以確認。

同時，對《行政訴訟法》有關受案范圍的規定亦不能僵化理解。如果一律將教育維權案件排除在訴訟程序之外，勢必形成學生權益受到侵害卻欲告無門的局面。無救濟即無權利，公權力處于裸奔狀態私權卻無力救濟，這樣的權利只能稱為字面意義上的、虛假的權利。因此，應當有限制地將受教育權案件作為教育行政案件處理，比如開除學籍、退學處理、不頒發畢業證、學位證等涉及學生身份變更或重大權益的管理事項，應允許當事人通過提出行政訴訟維權。

第三篇：如何構建和完善我國的社區矯正制度

如何構建和完善我國的社區矯正制度

社區矯正是與監禁矯正相對的一種行刑方式，是指將符合條件的罪犯置于社區內，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對社區范圍內的假釋、監外執行、管制、剝奪政治權利、緩刑等罪犯在判決裁定或決定確定的期限內,矯正其犯罪心理和行為惡習并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 社區矯正不僅是世界各國刑罰制度發展的趨勢，也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舉措。但也必須看到，當前我國社區矯正在試點過程中，由于城鎮、農村社區建設的不成熟，當前法律框架的束縛，以及社區矯正管理機制的滯后，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成熟的社區矯正經驗，在本土化時遇到了水土不服的問題。因此，必須從現實的角度，著眼于當前法律性、機制性等問題，既要以 “拿來主義”吸收國外先進的行刑理念和經驗，又要以改革和創新精神勇于突破、構建和完善適應我國國情的社區矯正制度。

一 構建社區矯正制度的必要性。

一、社區矯正順應了世界行刑理念的變更交替和發展趨勢。

20世紀5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的刑罰適用逐步進入以非監禁刑為主的階段，“報應主義”刑罰觀念逐漸被“目的主義”刑罰執行觀所代替，社區矯正模式開始成為刑罰適用的主導。許多國家對于被判處刑罰的犯罪分子主要不是采用關押在監獄里，而是放在社區中對他們進行教育改造。這種不使罪犯與社會隔離并利用社區資源教育改造罪犯的社區矯正方法，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懲罰和改造罪犯的重要方式。據司法部預防犯罪研究所統計數字，2000年就緩刑和假釋兩項，加拿大適用社區矯正比例最高，達到79.76%，澳大利亞為77.48%，美國為70.25%，韓國為45.9%，俄羅斯為44.48%，在我國則不到15%。近幾年，隨著寬嚴相濟形勢政策的逐步深入人心，罪犯緩刑假釋率一度提高，但還是遠不足30%。

二、社區矯正能有效降低行刑成本，更好地配置行刑資源。

我國歷來推崇重刑主義，在實踐中大量應用的監禁刑，使國家行刑成本居高不下。2003 年財政部與司法部聯合下達了監獄經費支出標準，按照這個標準全國監獄系統實際需要高達 210 億元經費才能正常運轉； 到了2008年，根據《河南省監獄體制改革方案》和配套文件的規定，僅河南一個省監獄經費財政撥款總額就達到13.58億元。高比例的監禁刑，勢必帶來高額的行刑成本、超押的監獄規模、過重的政府負擔。現代刑罰理論認為：犯罪本身是對社會的一種破壞，社會要存在和發展，就必須投入人力、物力來彌補，刑罰是國家和社會迫不得已的選擇，要盡量使這種投入最小化、而使產出最大化。西方國家在這方面就摸索出了社區矯正這一控制刑罰成本、提高刑罰效益的有效措施。眾多西方國家適用社區矯正的實踐表明，廣泛適用社區矯正并不會導致犯罪的大量增長。根據中英量刑制度比較研究課題組代表團的赴英考察，在社區服刑的每個犯人的經費支出，只相當于在監獄內服刑的犯人經費支出的十分之一，而二者刑滿釋放后的重新犯罪率相當。因此，社區矯正一方面能夠極大地降低行刑成本，緩解監獄改造的壓力，可以使監獄機關能夠集中更多財力、人力、物力矯正那些惡習較深且社會危害性大的罪犯；另一方面也可以合理配置行刑資源，充分地利用社會力量和社會資源，提高對罪犯的教育改造質量。

三、社區矯正是貫徹首要標準，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

長期的監禁，使罪犯對日新月異的社會缺乏了解和認知，使其喪失學習新生活技能的機會，不能跟上社會的發展。根據行刑社會化理論，一些刑釋解教人員因長期處于監獄單調、機械的生活環境中，以至出獄后仍按照監獄的生活方式接人待物，不能適應正常的社會生活，這就是所謂“生活節律監獄化”。“生活節律監獄化”的危害很大，它不僅使罪犯出獄后不能加強“有規則的游戲”，不能正常參與競爭，不能盡快適應社會，而且容易導致罪犯重新犯罪。監禁時間越長，釋放后適應社會生活的困難就越大，適應社會的能力就越弱。如果罪犯在刑滿釋放后不能很好的適應社會，他們就有可能重新犯罪。據調查，罪犯回歸社會的第一年是重新犯罪的危險期、高峰期，這期間重新犯罪的比率約占三年重新犯罪的50％，這是由于剛釋放的罪犯不能很好的適應社會的緣故。而社區矯正沒有將罪犯與社會隔離開來，它不僅不阻礙犯罪人回歸社會，反而有利于犯罪人與社會的再融合，更好地、更快地適應新生活。因此，大力發展社區矯正刑，對于降低刑釋人員的重新犯罪率，構建更加和諧穩定的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二 當前我國社區矯正制度的發展面臨的問題。

一、立法的相對滯后給社區矯正制度的發展形成阻力。

目前，我們在基本法中仍然沒有對社區矯正做出相關規定。關于社區矯正的正式發文，2003年7月，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下發了《關于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兩高兩部）在北京、天津、上海和江蘇、浙江、山東6省市啟動了社區矯正試點工作；2005年1月，兩高兩部又聯合下發了《關于擴大社區矯正試點范圍的通知》，將試點擴大到河北、內蒙古、重慶等12個省(區、市)。2009年9月2日，兩高兩部聯合下發了《關于在全國試行社區矯正工作的意見》，意見明確從2009年起在全國試行社區矯正工作，也標志著社區矯正工作在全國全面運行。由兩高兩部發布規范性文件對社區矯正的規定，雖然使試點工作過渡到正式開展，但這種規范性文件，僅僅是個權宜之計，作為一個法治國家應當將社區矯正嚴格地限制在法律范圍之內。2011年5月1日即將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明確提出了社區矯正概念，更是從反面督促立法者，必須加快制定出一部統一的《社區矯正法》，對社區矯正的適用范圍、社區矯正機構和工作者、社區矯正的措施及管理辦法、社區矯正執行程序、社區矯正的監督、未成年人的社區矯正等一系列問題進行全面規定。

二、社區矯正主體不明確，且沒有專業的矯正隊伍，嚴重制約社區矯正制度的發展。

由于專門的社區矯正法沒有出臺，實踐中對于社區矯正的機構一直模棱兩可。根據《刑法》規定：被判處管制、緩刑、假釋、監外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的犯罪分子由公安機關來執行。這一規定存在很大弊端：一是名不正，言不順。公安機關屬于刑事偵查機關，它的主要職能是維護社會治安、偵查和打擊犯罪，刑罰執行權理應由專門的機關來執行。二是從實踐情況看來，公安機關本身任務繁重，警力不足，所以不可能投入太多的精力對被社區矯正人員進行監督和教育，而被判處社區矯正的犯罪分子，雖然其人身危險性小，在社會中執行刑罰，但對他們還是應該監督、改造，并非放任自流、不管不問，如果教育改造措施跟不上，刑事懲罰的力度不夠，犯罪分子就不能得到應有的教育、改造，也就不能實現刑罰的目的。2 三是雙重主體。根據《關于在全國試行社區矯正工作的意見》明確了工作主體是司法行政機關，而《刑法》中對于社區矯正的執法主體是公安機關。雙重的主體既不利于維護法律權威與尊嚴又容易造成執法的推諉和托辭，嚴重影響刑罰的權威性和嚴肅性。四是社區矯正工作，具有很強的專業性，僅僅依靠“拆東墻，補西墻”的人員配置是遠遠不夠的，（雖然多數試點地區也從監獄、公安系統抽調了一批有經驗的干警來幫助司法所工作人員，但這畢竟是權宜之計)。矯正教育需要一大批復合型的專業人才，包括具備心理學、法學、社會學、教育學等專業知識，必須建立起一直獨立的高素質的社區矯正隊伍。

三、社區矯正刑適用率低，是推進社區矯正發展的重大缺陷。

《刑法修正案

（八）》雖然明確提出了對于管制、緩刑、假釋必須進行社區矯正。但是由于傳統的重刑主義思想根深蒂固，無論是民眾還是基層審判人員都不由自主地認為“治世用重刑”，這樣才能威懾犯罪分子、降低犯罪率。于是在司法實踐中，管制、緩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等非監禁刑適用條件太窄、太嚴，適用率較低，社區矯正的對象普遍減少，更談不上如何發展和創新這項制度了。

三 構建和完善社區矯正制度的主要做法

一、更新行刑理念，是構建和完善社區矯正制度的價值基礎。

現代刑罰理論認為：刑罰除了體現對犯罪人的懲罰、實現司法威嚇、滿足民眾報應心態之外，更重要的功能是實現特殊預防的目的，也就是說在給予一定的法律懲處之后，還要采取各種矯正措施把違法犯罪的人員教育挽救過來，而不單單僅是報應、懲罰、威懾。社區矯正是基于對監禁刑的反思之下提出來的先進行刑方式，基于刑罰個別化、經濟化、行刑社會化、恢復性司法理念等，使構建和完善社區矯正制度有了先進的價值基礎。

（一）行刑個別化。

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要求對于罪行較重的犯罪分子采取比較嚴厲的刑罰進行制裁，而對于罪行較輕的犯罪分子則可以適用比較輕緩的刑罰予以矯正。個別化原則要求根據犯罪分子罪行的輕重，社會危害性大小，人身危險性的大小給予不同嚴厲程度的刑罰方法。

（二）行刑社會化。

人類刑罰的發展史大致沿著死刑——監禁刑——非監禁刑的軌跡發展。對于那些罪行較輕的犯罪分子，將他們置于社會之中，使他們融入社會生活能較快地促使他們改造。行刑社會化的目的是要避免給犯人打上監獄化的烙印，盡量使行刑的過程、方式、環境與社會的生活過程、方式、環境相一致，以便罪犯回歸社會后，能夠很快適應正常的社會生活。

（三）刑罰經濟性。

刑罰是一種有限的社會資源，在行刑過程中，監禁刑的運作成本極高，力求以最小的投入獲得預防和控制犯罪的最大的社會效益。把罪犯放在社區矯正，既可以利用社會資源和社會力量，促使罪犯重新融入社會，又可以緩解監獄壓力，符合經濟學上的成本效益原則。

（四）恢復性司法理念。

恢復性司法認為：犯罪就其本質而言，首先侵害的是被害人權利，其次侵害了社區的權利，最后才侵害了國家的法律秩序。因此，犯罪人的責任，不是被動的接受刑罰懲罰，而是積極地挽回因犯罪造成的不良后果，消除犯罪行為對被害人和社區的損害。同時，由于犯罪是社區關系不良的一種體現，社區成員應當對犯罪集體負責，每一個犯罪人身邊的人，都應該對犯罪人悔過自新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和支持。

二、完善社區矯正制度的法律依據，修改《刑法》、《刑事訴訟法》的相關法條，形成配套的刑事司法體系。

1、制定《社區矯正法》。2011年2月25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明確規定了對判處管制、緩刑以及假釋的罪犯依法實行社區矯正，為進一步完善我國社區矯正制度奠定了基礎。根據《立法法》的有關規定：刑罰及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規定。按照我國目前試點工作的情況，社區矯正是作為刑罰執行方式而存在的，因此社區矯正的有關工作應當由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規定，制定一部統一的《社區矯正法》。

2、擴大管制適用范圍。

管制刑是我國獨創的一個非監禁刑刑種，它是將罪行較輕且人身危險性不大的犯罪人放在社會上由專門機關在有關社會組織的協助下對犯罪人進行必要的管束控制的一種刑罰。對于那些罪行較輕、主觀惡性較小、社會危害性不大的過失犯、偶犯、未成年犯等盡可能地采用管制刑。在實踐中，被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輕刑犯占了相當大的比例，建議在刑法分則中所規定的法定刑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刑條款中，全部增加管制刑。

3、擴大緩刑的適用范圍。

法律對于適用緩刑的條件規定太籠統，導致司法實踐中適用緩刑的混亂，建議在立法中列舉出適用緩刑的具體情形，比如：未完全喪失辨認、控制能力的精神病犯；過失犯；脅從犯；沒有造成損害的中止犯；防衛過當和避險過當者等等．這些情形中，有的屬于主觀惡性不大，有的屬于生理方面的缺陷導致認知能力的欠缺，對他們適用緩刑，有利于其認罪悔罪，體現了人道主義精神；對于未成年犯，應施以特別的適用緩刑條件，應當比照成年人把標準適當放寬，只要沒有法定禁止適用緩刑的情節，就應該盡可能地適用緩刑。

4、靈活適用假釋。

依據刑法修正案八之規定：“被判處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執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實際執行十三年以上，如果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沒有再犯罪的危險的，可以假釋。《刑法》規定：“對累犯以及因故意殺人、強奸、搶劫、綁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或者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釋。筆者認為對累犯假釋適用上的限制，并進行從嚴管理，重點矯治，會有利于犯罪的預防，但對于重刑犯適用假釋的限制規定卻過于寬泛有悖于刑罰個別性原則。例如：同是因暴力犯罪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罪犯，由于地理環境、生活經歷、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人格特征等方面的不同，在犯罪的主觀惡性、犯罪的傾向方面仍存在顯著性差異。此外，在現實生活中，有些罪犯屬于初犯、偶犯和 4 激情犯他們中大多數人主觀惡性并不深，并且確有悔改表現，如果剝奪這些人的假釋權顯然有失公正，并且與刑罰的目的相違背，建議有區別性地放寬假釋的適用條件，給予重刑犯假釋適用權。

三、培育建立規范的社區組織。

社區矯正工作立足于社區，社區組織的廣泛參與是社區矯正成功推行決定性的因素。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社區組織從不發達到發達，組織制度從不規范到規范，組織結構從不完善到完善一般都要經歷長達上百年甚至數百年的時間。因而，社區組織的發育和社區組織結構的完善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我國社區建設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開始被重視，各種類型的社團中介組織不斷涌現并在城市并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特殊意義上說也就是發揮社區接近民眾的天然優勢，充分發揮其防控犯罪的能力。社區組織之間的關系應當是“以共同利益為紐帶的自愿式互動和以共同目標為基礎的認同式互動為互動的主要形式，而在行政壓力驅動下的強迫性互動正在被逐漸拋棄”。這些組織以不同身份代表本社區參與社區之間的互動和交流，發動居民關心社區事務，調動社區居民的積極性，社區組織的工作可以為社區居民提供民主參與的窗口，能夠提高社區共同體意識，實現社區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

四、組建高素質的社區矯正隊伍。

社區矯正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工作，在國外要求社區矯正工作者必須受過專業知識訓練，具備法學、社會學、心理學、教育學、管理學等專業知識，要有一定的社會經驗和工作經歷，有責任心。雖然社區矯正主要是在社區中進行，在執行方式、方法上與監禁刑存在著許多的不同之處，但它們本質上都是國家刑罰的執行。在我國社區矯正的對象是管制、緩刑、假釋、監外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等五類罪犯，涉及到的不僅有刑種不同，還有執行場所的變更。由于他們適用的法定條件不相同、撤銷的程序和條件不相同，執行的方法和監管的措施也不相同。因此社區矯正工作者要能清楚地了解法律的規定和程序，并能根據不同對象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措施。因而從這一點上來說社區矯正工作者的工作比起監獄警察來說，對象類別更多，工作內容更復雜。社區矯正工作者還要掌握與社區矯正工作性質相符合的科學的矯正方法。與監禁矯正中行刑個別化發展趨勢相同的是，由于罪犯犯罪的原因不同、犯罪心理、家庭背景不同等等的不相同，社區矯正工作者在工作中要針對不同對象采取各不相同并且是有針對性的矯正方法和監管措施。

此外，由于社區矯正在社區中執行，與監禁矯正有所區別。監禁矯正在一個完全封閉的狀態下，其矯正效果往往要等到罪犯出監后才能顯現出來。而社區矯正是在一個開放式的矯正過程中，矯正的效果可以說是社區的居民所有目共睹。社區居民對社區矯正工作認識的偏差以及不支持，也會對社區矯正工作者的工作產生許多無形的壓力，而且矯正效果的好壞、能否有效地控制罪犯也可能會直接影響到社區矯正工作者的人身安全與社區居民的安全。由于矯正對象還存在著暴力犯罪的可能性，作為一種開放式的“監獄”，社區矯正工作者有可能或甚至比監獄警察所承擔的風險還要大。因而社區矯正工作者的工作方法必須符合社區矯正是刑罰在社區中執行的這一特殊性質，符合在社區中執行對罪犯進行矯正的特殊規律和要求。

第四篇：構建和完善心理健康教育體系的工作匯報

構建和完善心理健康教育體系的工作匯報

——在省教育廳心理健康教育督導檢查會議上的匯報

華南師范大學增城學院 冼德慶

尊敬的邱鴻鐘組長和各位專家、各位領導：

大家上午好！

現在，我向大家匯報華南師范大學增城學院開展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基本情況。我的匯報分為以下四個方面：

一、我院加強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工作的基本做法與經驗近幾年來，我院堅持育人為本、德育為先的工作理念，認真貫徹落實中央16號文件的精神，按照教育部和廣東省教育廳關于普通高等學校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基本建設標準，努力加強和改進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工作，取得了較好的成效。我們的基本做法與經驗是：

（一）領導高度重視，體制逐步健全 主要體現在下列四個方面：

第一，成立了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中心（以下簡稱“心理咨詢中心”），配備了專職人員。

第二，把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工作列入院長辦公會議的議事日程和學院的工作計劃。

第三，成立了學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導委員會，完善了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工作的組織機構和管理體制。

第四，頒發了一系列規范性文件，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工作的規范化、制度化和科學化建設進一步加強。

（二）重視硬件建設，保障措施有力 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場地保障。目前，心理咨詢中心設有辦公室、咨詢室、沙

學生心理、《心語》網絡版、心理資源庫等欄目，是學生了解和學習心理健康知識的一個有效載體。

第四，依靠和培養一批學生骨干。目前，在心理咨詢中心內設機構工作的學生干部有37人，全院心理委員共計234人。這些學生骨干在協助開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宣傳工作中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為心理咨詢老師的得力助手。

第五，建設一個學生社團——朋輩互助心理聯合會。該協會成立于2010年4月，目前有會員200余人，在協助開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宣傳工作中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成為學校開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依靠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工作的主要特色

經過幾年的實踐與探索，我院的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工作也具有自己的特色。

特色之一：心理健康教育與保護四級工作網絡比較健全 第一，在制度設計上，制定了《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四級工作網絡建設實施辦法》，構建了學院——系部——班級——宿舍四級心理健康教育與保護工作網絡組織架構。

第二，在運行機制上，構建了由分管學生工作的學院領導統管，以學生工作處為主導，實行學生工作處與系部處和醫療保健單位相互配合、專職教師與兼職教師相結合、教師教育引導與學生共同參與的工作體制。

第三，在工作實踐中，堅持了十項工作制度，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工作扎扎實實地開展。

一是堅持新生心理健康普查制度。二是堅持新生入學適應教育制度。三是堅持面談咨詢制度。四是堅持重點對象重點關注制度。

學生政工干部為主力、在班級以學生黨員和學生干部為骨干、在寢室以學生心理信息員為基礎的四級心理健康保護網絡，能夠及時發現學生心理危機苗頭，及時采取干預措施，有效預防心理危機的發生。

（三）積極開展調研，工作針對性進一步加強 具體體現為：

第一，通過開展心理健康普查，確定重點關注對象，為有針對性做好個體心理輔導奠定了基礎。

第二，通過開展心理健康專項調查，比較準確地把握一年級新生的思想特點和存在問題，為有針對性地開展教育工作提供了依據。

第三，通過開展案例討論，提高學生政工干部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第四，通過開展科學研究，促進學生政工干部提高工作水平。

（四）堅持與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服務相結合，實效性進一步增強

我院堅持把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納入學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體系，努力做到心理健康教育與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服務相結合，使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學校人才培養工作的總體布局，發揮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體系中各個要素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作用，教育的效果大大增強。

四、存在的主要問題與今后的努力方向

（一）目前工作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院的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工作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也存在不少薄弱環節，其中最主要的存在問題是：

第一，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課程建設有待進一步加強。目前僅能將其作為公共選修課來開設，未能滿足全體學生修讀的需要。

第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隊伍的人數有待增加，結構有待優化，水平有待提高。

第五篇：淺析我國CBD投資軟環境法律制度的構建和完善

淺析我國CBD投資軟環境法律制度的構建和完善

摘要：CBD是人類社會由商品經濟發展到社會化生產高度分工時代的產物，是支持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因此，我國政府十分重視CBD的發展，近年來一直致力于改善投資環境并已取得一定成效，逐步形成了“國際化優勢明顯、區位條件優越、基礎設施完善、服務體系規范、人才資源豐富”五大優勢，但相對于CBD較為完善的投資硬環境而言，投資軟環境的發展還有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投資軟環境制度的不斷豐富和完善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政府從多學科角度加以綜合規范。本文主要從法學的角度，試圖對我國CBD投資軟環境建設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和研究，得出CBD的投資軟環境在管理路徑、知識產權保護、社會誠信體系、行政效率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并就構建和完善我國CBD投資軟環境法律制度提出建議。

關鍵詞：投資軟環境 法治路徑 知識產權 社會誠信 行政效率

投資環境是一個復雜的整體，其由環境硬件和環境軟件共同組成，兩者是促進投資發展的兩翼，缺一不可。從國內外中央商務區（CBD）發展的歷程及現狀來看，決定CBD市場競爭力的是投資、科技、人力資本等，是硬環境和軟環境綜合實力的競爭。如果說硬環境是促進CBD經濟發展的基礎性要素，那么軟環境就是實現CBD區域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關鍵性要素。近年來，在CBD的建設過程中，政府是優化CBD發展結構，引領CBD實現良好發展方式的主導力量。在CBD建設的早期，政府主要是對基礎設施加大投資力度，當CBD的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硬環境已經基本可以滿足發展的需要時，真正可以提高其競爭實力的投資軟環境的建設應當成為政府新的實現目標。從近年來跨國公司的國際投資取向來看，投資商們越來越重視投資軟環境的建設，如政策的透明度、政府的高效服務、市場環境等等。因此，在CBD的發展建設過程中，政府應進一步轉變職能，在不斷完善硬環境的基礎上，還要不斷優化CBD的投資軟環境，為企業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其中完善投資軟環境的法律制度建設是提升CBD競爭力的關鍵，從而也能更好提高投資硬環境的利用效率和作用發揮，才能更好實現CBD區域經濟的引領作用。

一、我國現行CBD投資軟環境制度的缺陷

1、法治管理路徑規范不健全 依法行政原則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是落實十八屆四中全會依法治國重大戰略的內在要求。當前我國政府對CBD的經濟管理更多的是體現在對具體事項的審批上，而不是對發展CBD經濟政策的把握和規范CBD經濟秩序上。當前我國CBD的政府管理路徑較為混亂。例如，北京和上海的CBD管理僅僅靠的是地方政府規章和相關紅頭文件，而廣州的CBD管理沒有任何政府規章可循，僅僅是政府部門一些零碎的規范，由此可以看出，規范CBD管理路徑的法規缺失和政府規章效力的低下成為制約CBD投資軟環境發展的一大障礙，而這也顯然與法治的趨勢相悖。

2、知識產權保護不足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對于促進科技創新、經濟發展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國政府也認識到保護知識產權的重要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學習發達國家立法和國際法的經驗，積極制定有關法律法規和積極參加保護知識產權的國際組織活動，對于知識產權保護方面有了明顯進展，但是仍未完全杜絕侵害知識產權的行為發生，特別是對于專有技術、商標品牌的侵害。一項調查研究，大約40%的外商認為進入中國市場的最大風險是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不夠。CBD作為城市乃至國家經濟發展的核心區，吸引外商投資占外商對城市或國家投資的很大比重，因此CBD對于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相對其他區域更加迫切，對經濟發展的作用也更加明顯。

3、社會誠信體系不健全 目前，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們變得越來越浮躁，以經濟利益為中心，人們之間越來越缺乏基本的信任，社會出現嚴重的信用危機。從而一些人趁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和誠信體系建設的不健全之際，肆意擾亂公共秩序，破壞市場經濟環境。特別是近年來，諸如商業欺詐、資信虛假、稅匯欺詐、債務拖欠、中介無序等違法犯罪行為大量存在。社會中的誠信喪失現象，嚴重降低企業經營交易效率，增加企業經營交易成本，成為抑制市場經濟體系健康發展的毒瘤。政府必須盡快完善社會誠信體系的建設，降低投資于CBD企業的信用風險，增大CBD乃至整個國家招商引資的吸引力。

4、政府行政效率低下

行政效率是決定國家投資軟環境和經濟競爭力的關鍵因素，新加坡高效、廉潔的政府系統使其連續多年位居世界經濟競爭力排行榜前列。相比之下，我國行政效率低下，在外商眼中，尤其是海關、商檢部門負面評價最多。此外，在行政服務方面，政府工作人員的思想沒能及時轉變，缺乏為人民服務意識，故意刁難辦事人員、行政審批程序繁瑣、行政不透明、監管不到位等都會導致企業經營風險的增加，最后都會導致CBD內的企業流失現象，降低CBD整體的競爭力。政府是CBD發展的主導力量，政府行政效率低下對CBD整體的競爭力下降具有直接影響。

二、我國CBD投資軟環境法律制度的構建與完善

1、規范法治管理路徑

依法行政要求政府必須通過法律的路徑對CBD進行管理。我國地域遼闊，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均衡，各地CBD管理模式各異，要想通過全國人大制定具有全國適用具有普遍效力的法律有些不切實際，至少目前來看條件尚未成熟。因此，各CBD所在地的人大必須結合地方發展特色盡快制定地方性法規，實現對CBD管理的法治化。各地方性法規雖細節規定不同，但大抵都可以包括以下方面，第一，明確CBD的管理主體及其權利、義務、職責，做到責權一致；第二，建立CBD管理的程序問題，即管理主體管理的時間、空間、步驟等；第三，規定被管理主體的權利救濟程序，即受到管理主體的不法侵害而保護自己合法權益的途徑。

2、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

毫不夸張的說，沒有知識產權的保護，CBD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將成為很難實現的目標。政府應當參照國際保護知識產權高要求，遵守我國已締結國際公約的規則，積極制定和完善相關國內法律法規，依法保護CBD內企業、科技人員等的知識產權，鼓勵他們發明專利、申請商標、積極創作等，保護市場主體的商業秘密，鼓勵外商以知識產權智力成果的方式投資CBD。可以從如下方面加大保護力度，首先地方性法規的制定應最大限度發揮民法、行政法和刑法等部門法的調整作用，使各部門法作為整體共同保護知識產權；然后地方性法規授權的CBD行政管理主體應加強行政執法，打擊侵權行為；最后增加知識產權法院的數量，至少在CBD所在城市應該有知識產權法院。

3、加快社會誠信體系建設立法

社會誠信體系的建立有利于人們越來越關注自己的行為，增加人們不誠信的成本，使人們自覺遵守市場交易秩序和法律法規，從而有利于促進CBD經濟發展，增加交易效率。健全社會誠信體系的立法設計可以考慮以下方面，第一，信用共享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信用共享制度也是社會誠信體系建設的核心，對于提高整個社會的誠信意識具有基礎性作用；第二，信用中介制度的建立及完善，社會誠信體系的建設會催生新的信用產業，市場對個人及企業信用數據及結果的需求會加大，因此有必要加強信用產業的第三方中介機構的管理規制；第三，應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考慮單獨立法，內容涵蓋誠信的定義，信用數據采集機制，中介機構的規制，失信的懲罰等制度。

4、完善行政法相關制度，提高政府行政效率

前述分析的現象嚴重阻礙了CBD的發展。所以我們應該盡快完善相關行政法制度，轉變政府行政職能，不斷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增強政府工作人員的服務意識，營造一流的投資環境。為盡快完善行政法律制度，修改不合時宜的舊法，建議從以下方面考慮，第一，精簡行政審批制度，合理處置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凡是市場能夠自己解決的，政府都要放開，實現行政審批制度的規范化、法制化；第二，規范審批程序，明確審批的標準、需要審批的事項、政府的職權及責任、審批的時限等，接受社會監督并建立政府工作人員責任追究制度；第三，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推動組織機構創新，使政府組織結構更適合現代社會發展需要，營造科學、規范、透明、高效的投資環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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