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試論構建和完善未檢工作一體化機制

試論構建和完善未檢工作一體化機制

論文摘要 當前，未成年人犯罪已成為社會廣泛關注的焦點，如何教育挽救未成年人、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犯罪也一直是檢察機關探索的問題。本文從機構設置、辦案人員素質、附條件不起訴、社會調查、幫教、監督、法律援助等環節出發，探索構建相應的工作機制，各個環節相互配合，構成完備的一體化工作機制，并結合實際工作就一體化機制的實踐情況作了簡要的闡述。

論文關鍵詞 未成年人 一體化 工作機制 檢察機關

一、未檢一體化工作機制的涵義及必要性

（一）未檢一體化工作機制的涵義

未成年人刑事檢察一體化工作機制，又名“捕訴監防”一體化辦案機制，是指由同一部門或同一名檢察人員負責同一案件的審查逮捕、審查起訴、出庭公訴、訴訟監督和犯罪預防等工作。在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一體化機制中，目前各地檢察機關對“捕訴防”內涵的理解和把握基本一致。即指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審查批捕、審查起訴與出庭支持公訴、犯罪預防等三項職能。目前，司法實踐中檢察機關內部對于“捕、訴、防”的認識是基本一致的，即指的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審查批捕、審查起訴與出庭支持公訴、犯罪預防等三項職能，但對于“監”的涵義存在不同的認識，有的認為“監”是指涉罪未成年人的刑罰執行監督和民事行政檢察監督，有的認為“監”是指訴訟監督，在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對偵查活動、審判活動的監督。筆者同意后一種觀點。

（二）構建和完善未檢一體化工作機制的價值分析

1.有利于推動檢察工作的專業化和規范化。我國《刑事訴訟法》以專章的形式設置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構建了未成年人刑事訴訟制度的基本框架。這體現了國家對未成年人的特殊保護，也是對以往未成年人司法實踐中取得成果的肯定和認可，為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建立捕訴監防一體化機制提供了依據，也為涉罪未成年人更好地回歸社會創造了有利條件。為了適應《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滿足社會公眾對于檢察工作的新期待，建立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檢察一體化工作機制勢在必行。而且，由于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相對于普通刑事檢察的特殊性，由同一部門或同一名檢察人員負責同一案件的審查逮捕、審查起訴、出庭公訴、訴訟監督和犯罪預防等工作的一體化機制也推動了檢察機關的專業化、規范化建設，實現了檢察工作的新發展。

2.有利于提高辦案效率，保證案件質量。在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過程中，需要適用未成年人特別程序，相比普通刑事案件，這些特別程序增加了許多工作內容和工作量。同時，為了貫徹好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對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幫教也需要辦案人員投入很多的精力，而由同一名檢察人員負責同一案件的審查逮捕、審查起訴、出庭公訴、訴訟監督和犯罪預防等工作，則有利于熟悉案情，減少不必要的重復工作，提高辦案效率。有人認為檢察機關的審查逮捕和提起公訴應當分離，這樣才能實現相互制約、監督，防止權力濫用。筆者認為，考慮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具體特點，實行捕訴一體，可以更好地熟悉案情，減少不必要的程序，提高辦案效率，達到快捕快訴的目的，減少交叉感染的機會，是適合當前的檢察工作的。

3.有利于更好地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犯罪。相比成年人，未成年人具有心智不成熟、容易沖動、易受外界影響、教育挽救可能性大的特點，所以在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過程中要堅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和“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實現一體化工作機制，有利于辦案人員深入了解未成年人的家庭情況、成長經歷、性格愛好、犯罪原因等具體情況，從而針對性地采取教育矯治措施，幫助未成年人更好地回歸社會，達到教育挽救的目的。

二、未檢一體化工作機制的構建

（一）專門機構的設立和辦案人員的專業化

目前，我國許多基層檢察院已經設立了專門的未成年人刑事檢察科負責辦理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相比以往，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專門機構的設立，一方面更加熟悉針對未成年人的特殊辦案流程，有利于提高辦案效率，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對未成年人的特別保護和教育挽救。除了設立專門機構外，辦案人員也應具備較高的素質。從知識方面講，未檢部門的辦案人員不僅應具備法律知識，還應具備犯罪學、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學等方面的知識，這些知識的獲得，可以通過專門的培訓如心理咨詢師培訓，更多地則有賴于辦案人員的主動學習。從能力方面講，未檢部門的辦案人員不僅應具備較高的辦案水平，確保辦案效率，還應具備較高的溝通、教育能力。只有這樣，才能針對涉罪未成年人開展行之有效的思想教育，才能面向廣大未成年人做好法律宣傳，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此外，未檢部門的辦案人員還應具備愛心、耐心和責任心，在工作過程中貫徹好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

（二）附條件不起訴機制的適用和落實

附條件不起訴是針對未成年人的一項特殊制度，相對于相對不起訴，附條件不起訴可以通過考驗期內對被不起訴人的教育幫教工作實現對未成年人最大限度的教育和挽救。我國刑訴法對附條件不起訴的規定比較原則和籠統，司法實踐中對該制度的適用和具體操作就尤為重要，應通過完善相關配套機制增強可操作性。

（三）社會調查機制的建立和落實

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是指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關部門對未成年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進行調查，為司法機關辦理案件和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提供重要依據和參考的制度。目前，該項機制的落實還存在許多不足，建議推進社會調查工作的規范化、專業化建設，調查人員應當具備相關的法律、教育學、心理學知識，應當遵守相關的從業規定，對于社會調查的工作方式、工作流程、期限等也都應有明確的規定，保障社會調查報告的客觀性和公正性。此外，對于外來涉罪未成年人的社會調查，也是當前辦案機關面臨的難題，犯罪地的辦案機關與未成年人居住地的有關組織如何進行工作上的溝通協作，完成社會調查工作，也有待出臺相關的法律規定予以明確。

（四）法律援助機制、合適成年人機制的建立和落實

我國《刑事訴訟法》對法律援助制度作出了明確規定，但過于籠統，具體的工作機制應對工作流程、時限等內容予以明確和規范。應建立法律援助工作專人負責的制度，即司法過程的偵查、起訴、審批等環節的法律援助工作應由同一名律師負責到底，這樣既有利于熟悉案情，又有利于對未成年人的教育幫教。應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法律援助律師名單，把法律援助工作經驗豐富、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熱心青少年公益維權工作的出色律師納入名單之中，保證了未成年人得到高質量的法律援助服務。

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了法定代理人和其他成年人到場制度。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外出務工的人員越來越多，未成年人脫管的社會現象也越來越嚴重，公益合適成年人的參與，可以幫助未成年人與訊問人溝通，還可以對訊問過程是否合法進行監督，在此種情況下，建立公益合適成年人機制具有積極意義，也有利于維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合適成年人的組成方面，應挑選熱心公益、責任心強、文化水平較高的人組成專門的合適成年人隊伍。此外，還應對具體的工作方式、流程予以明確，完善相應的工作機制。

三、我院關于構建和完善未檢一體化工作機制的司法實踐

（一）構建和完善法律援助機制和公益合適成年人機制，切實維護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

全力做好法律援助工作，全面聽取辯護人意見。我院聯合海鹽縣人民法院、海鹽縣公安局、海鹽縣司法局出臺《關于加強刑事案件法律援助及擴大指定辯護工作的若干意見》，針對一些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因其家庭經濟困難而不能及時、有效得到幫助的情況，在收到案件之初即告知其可提供法律援助，由援助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并在之后的開庭審理中為其提供辯護，切實維護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并在檢察階段認真聽取律師關于無罪、罪輕或者無批捕、起訴必要的意見，切實保障律師依法履行職責。

（二）創新幫教方式，推動幫教工作的發展

我院一貫重視對涉罪未成年人生活技能的培訓，避免未成年日后因缺乏必要生活技能重新走上犯罪道路情況的出現。在辦理謝某某盜竊一案的過程中，我院和幫教企業進行商討后，結合謝某某自身年齡小、文化水平低的特點，沒有選擇勞動強度大、知識要求高的培訓項目，最終經過征求本人意愿，選擇將謝某某放置于公司餐廳對謝某某進行廚藝方面的培訓。謝某某在公司餐廳除了清掃整理外，由廚師對其進行廚藝培訓并給其實踐鍛煉的機會，經過幾個月的學習鍛煉，謝某某已經掌握了廚藝的基本技能，并在廚師有事離開的幾天獨自承擔了燒菜任務。海鹽縣水務集團考慮到謝某某重新走上社會需要一技之長，還為其聯系了海鹽縣商貿學校，讓其免費接受職業技能教育，為其以后的生活奠定基礎。

（三）加強幫教基地建設

與學校合作打造教育基地。我院與縣秦山成校簽訂法制共建協議，并以秦山成校作為我院適用附條件不起訴的教育基地，將未接受完整義務教育尚在校讀書的未成年人放置于基地中實施幫教。我院與棗園社區共同協商建立關愛基地，針對本地已踏入社會有固定工作的涉罪未成年人，由社區指定專人負責幫教，開展包括義工活動、法制宣傳在內的多種幫教工作。與企業合作打造成長基地。成長基地主要針對的是已經踏入社會的外來涉罪未成年人。在司法實踐中，外來的涉罪未成年人由于監管、教育條件的缺乏，客觀上阻礙了適用附條件不起訴等，不利于社會公平。企業成長基地實現了本地和外來的涉罪未成年人同等對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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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構建和完善學生權益救濟機制研究

參考資料：博研軒職稱論文網http://sclunwen.com/

博客：http://blog.sina.com.cn/u/2901946852 征稿郵箱：hblunwen@163.com

構建和完善學生權益救濟機制研究

《 人民論壇 》（2012年第2期）

【摘要】學生教育權益可以歸納為教育教學權、社會活動權、經濟幫助權、公正評價權、申訴救濟權等；學生管理侵權行為可歸因于管理的依據違法、處理的程序違法。同時，應著手建立健全約談、申訴、訴訟的學生權益救濟機制。以期從學生權益救濟的視角，剖析學生權益保護與救濟的現狀，梳理法定教育權益，建立和完善權益救濟機制。

【關鍵詞】學生管理 權益救濟 機制 研究

自1998年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案肇始，學生權益保護的理論研究和司法實踐步入一個全新的階段。法學界、司法實務界開始關注學校的教育行政主體資格，開始探討教育行政案件的立案范圍，開始思索學生權益保護與救濟這一課題；同時，在學校管理層面引起了管理理念和意識的深刻變化。筆者梳理了學生的法定教育權益，闡述了學生權益保護與救濟的現狀，并在此基礎上探討如何建立和完善學生權益救濟機制，以期對學生權益保護與救濟的理論研究和司法實踐有所裨益。

學生的法定教育權益

學生教育權益的法源主要體現在三部教育類法律、規章之中，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以及《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以下簡稱《學生管理規定》）。其中《教育法》第四十二條規定了受教育者享有的權利，《學生管理規定》第五條列舉了學生在校期間享有的權利，而《高等教育法》對學生權利的規定體現在第六章“高等學校的學生”的第五十三~五十九條。三部教育類法律、規章分別由全國人大、全國人大常委會及教育部制定頒行，在立法精神和原則上體現了一以貫之的理念和思路。綜合有關學生在校期間的權益，具體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一是教育教學權（包括參與教育教學活動，使用教育教學資源）；二是社會活動權（包括參加社會服務、勤工助學、在校內組織、參加學生團體的權利）；三是經濟幫助權（包括申請助學金及助學貸款）；四是公正評價權（獎學金的評定、思想品德、學業成績等方面的公正評價，完成學校規定學業后獲得相應的學歷證書、學位證書）；五是申訴救濟權（對學校給予的處分或者處理有異議，向學校或者教育行政部門提出申訴；對學校、教職員工侵犯其人身權、財產權等合法權益，提出申訴或者依法提起訴訟）；六是其他權利。

侵權與維權——學生管理、權益救濟的現狀與反思

學生管理中的侵權行為。實踐中因學生管理而引發的侵權行為可以歸結為兩類：第一類是實施管理和處分行為的依據違法。表現為學校內部的校規校紀等學生管理的規章制度違背上位法，加重了對某種違紀行為的處罰檔次或者擅自在上位法規定的處罰范圍之外增加處罰事項。如《學生管理規定》第五十四條規定了學校可以給予開除學籍處分的七種情形，那么學校只能在該規定的范圍內設定開除學籍的處罰措施，否則，超出該授權范圍的規定即違背了上位法，應當歸于無效；同時，即使出現《學生管理規定》第五十四條所列舉的情形，也并不必然適用開除學籍這一“極刑”，校規校紀不能將“可以”升格為“應當”。即便賦予了學校開除學生的管理權限，學校也應本著教育、挽救為主的精神減少開除學籍處分的適用。

第二類是管理行為違法，違反了教育實體規范和相關的處理程序規范。管理行為違法首先表現為越權管理，無授權或者超越授權實施管理行為。有一句法諺：對于公權力而言，“法無授權即禁止”，即凡是未經法律授權的均不得為之。因為公權力有任意擴張與侵略私權的天性，因此必須要由法治的“籠子”加以禁錮與管束。其次，管理行為違法還表現為違反學生處理的程序性規定。美國最高法院一位法官曾說過：“程序公正與規范是自由不可或缺的內容。苛嚴的實體法如果公正地、不偏不倚地適用是可以忍受的。”程序違法造成的危害甚至大于實體違法，實體上的不公正可以通過一定的程序獲得救濟，而程序上的不公正則使當事人喪失獲得救濟的機會。

權益救濟機制現狀與反思。首先是處分前的約談機制不規范。《學生管理規定》第五十六條規定，學校在對學生作出處分決定之前，應當聽取學生或者其代理人的陳述和申辯。實踐中，違紀行為發生后、學校擬定處分決定前都有一個談話機制，要么班主任輔導員找受處分學生談話，要么院系領導參與談話。結合多年的學生申訴處理實踐，筆者認為現行的談話機制發揮的作用還不夠——表現為談話的批評教育傾向嚴重（通過談話息事寧人，不支持學生維權，學生一旦申辯會被認為認錯態度不好），而忽視了對案件事實的了解和調查；表現為談話的內容格式條款化，對所有擬處理學生適用統一的預先設定的問題，談話流于形式；表現為約談機制不規范，參與人員人數及談話筆錄的制作不符合法定要求。

其次，約談后的申訴機制不完善。依據《學生管理規定》，各學校大多設立了學生申訴處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學申委”），負責受理、復查學生提出的申訴事項。受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學生申訴機制的作用發揮的還不夠。學申委的組成、性質、受案范圍、權限等多方面尚需理論探討及立法保障。

最后是申訴后的訴訟機制不健全。比如，在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一案的審理中，北京海淀區法院以“敢為人先”的精神開啟了教育行政訴訟的新時代。《最高人民法院公報》登載的田永案一審判決書中不僅將高校明確地表述為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而且還闡明了將依法行使國家賦予行政管理職權的高校列為行政訴訟的被告，適用行政訴訟法來解決它們與管理相對人之間的行政爭議的意義，即“有利于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隨著該案被《公報》刊登以及此后劉燕文訴北京大學案的終審，高校可以成為行政訴訟的適格被告已在行政法學界取得共識。

然而，即使高校作為教育行政訴訟的主體資格得到學界的共識和法院的確認，學生教育維權案件是否因此而步入行政訴訟程序尚存爭議。一種觀點認為現行的法律包括行政訴訟法、學位條例、教育法和當時的行政復議條例都沒有規定司法可以介入學術評定這個領域。倘若在法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司法可以任意介入學位證書、畢業證書的管理，那么我們整個教育領域包括大中專院校、中學教育，司法都有了介入的可能，那么司法也有太泛化的傾向了。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當事人的權利受到侵犯，就應當給予其法律上的救濟，對侵犯教育權的行政行為應當可以提起行政訴訟。兩種不同觀點的產生與我國行政訴訟法關于受案范圍規定中存在的問題具有密切聯系，實踐中導致一些法院在受理此類案件時搖擺不定。

學生權益救濟機制的完善

處分決定前的約談機制。完善處分決定前的約談機制應從約談環節和約談內容兩個方面著手。約談機制至少應包括三個環節：輔導員（班主任）約談、主管學生工作的院系領導約談、校學生違紀處理部門約談。違紀處理部門尤其要落實約談機制，擬定處理決定前必須與當事學生見面。約談的內容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告知和聽取，即告知當事學生學校的擬處理決定及其理由和依據、聽取他對涉嫌違紀處理行為的陳述和申辯；二是教育和疏導，即約談教師對當事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疏導，使他能夠提高認識、減緩壓力。

聽取陳述和申辯是約談機制的重要環節。從行政程序法治的意義上講，它淵源于英國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則，“任何人在受到懲罰或其他不利之前，應為之提供公正的聽證或其他聽取其意見的機會。”可見，在學生處理約談機制中，“被聽取”是當事學生的權利，“聽取”是約談人員的一項法定義務。

處分決定后的申訴機制。校內申訴是學生權益救濟的首要環節，完善申訴機制應主要從以下方面著手：一，擴大申訴受案范圍。《學生管理規定》的第六十條將受案范圍局限于取消入學資格、退學處理或者違規、違紀處分。筆者認為，應當擴大學生申訴的受案范圍，使其涵蓋取消入學資格，紀律處分，休學、復學、轉學或退學處理，不頒發畢業證、學位證以及其他侵害學生權益的行為。二，規范學申委的組成。參照各地及臺灣地區的學生申訴實踐，筆者認為，對學申委委員的名額、產生辦法、性別構成等要有明確規定。學申委的委員名額應當在各院系、各部門、不同的利益群體中分配，經過選舉或推薦產生；學申委的構成中要提高教師和學生代表的比例；同時，具備條件的院校可以聘請醫學、法學、教育學、心理學等方面的專家組成顧問團，為申訴案的處理提供科學依據。

申訴后的訴訟機制。高校具有行政訴訟主體資格問題已經在行政法學界取得共識，然而，到目前為止，仍沒有法律和有效的司法解釋對此明文規定。這成為許多法院仍不受理此類行政案件的直接原因，導致同性質案件在不同地域的處理截然不同，有的進入訴訟程序，有的被拒于法庭之外。因此，亟須通過立法或司法解釋的途徑對高校行政訴訟的主體資格予以確認。

同時，對《行政訴訟法》有關受案范圍的規定亦不能僵化理解。如果一律將教育維權案件排除在訴訟程序之外，勢必形成學生權益受到侵害卻欲告無門的局面。無救濟即無權利，公權力處于裸奔狀態私權卻無力救濟，這樣的權利只能稱為字面意義上的、虛假的權利。因此，應當有限制地將受教育權案件作為教育行政案件處理，比如開除學籍、退學處理、不頒發畢業證、學位證等涉及學生身份變更或重大權益的管理事項，應允許當事人通過提出行政訴訟維權。

第三篇：如何構建和完善員額制改革下的法官選拔和退出機制（本站推薦）

如何構建和完善員額制改革下的法官選拔和退出機制

宗志強

2015/8/31 9:42:26 點擊率[183] 評論[0] 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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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寶引證碼】CLI.A.091872 【學科類別】法院

【出處】《山東審判》2015年第1期 【寫作時間】2015年 【中文關鍵字】員額制；法官 【全文】

實行法官員額制，凸顯了司法改革對“人的因素”的關注，法官員額制度的建立，能夠進一步完善以法官為主體、審判為核心的工作機制，真正凸顯法官在法院中的核心地位。正如最高法院長期從事司法改革研究的賀小榮主任指出的，實行法官員額制的目的就是要讓優秀的法官留在法官隊伍中。法官員額制改革勢在必行，那么在試點工作中，如何選任法官和建立法官的退出機制，科學配置審判資源，從而實現法官的整體優化，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進入法官員額的標準和程序

員額制改革的目的是選得出法官、留得住法官。選任法官進入員額不能“一刀切”，無論什么職級的法院、也無論哪個時期，法官序列都應該是梯狀式的，要有資歷深厚的年長法官、要有正值事業巔峰的中年法官，更不可或缺精力充沛的年輕法官。因此，要嚴格標準、競爭擇優，充分考慮年齡梯次結構，不以人劃線、不論資排輩、不遷就照顧，確保選拔出優秀的法官進入員額。

（一）各地試點法院員額制改革情況

1.上海試點經驗情況[1]。根據試點方案，上海將法院工作人員分為法官、司法輔助人員、行政管理人員三類，三類人員占隊伍總數的比例分別為33%、52%和15%。在管理上，實行法官單獨職務序列管理；在選任上，法官主要從法官助理中擇優選擇，上級法院的法官從下級法院中擇優遴選，條件成熟時也可以從優秀的律師、法律學者等專業人才中公開提拔和調任；在時間上，準備用3年到5年的過渡期，逐步推行嚴格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制度。同時，明確權力責任，推行主審法官辦案責任制，建立法院辦案人員權力清單制度。

2.廣東試點經驗情況[2]。廣東省以全省法院政法專項編制總數為測算基數，結合經濟社會發展、常住人口數量和案件數量等情況，綜合確定三類人員的員額比例。其中，法官員額5年內逐步減少到39%以下，司法行政人員員額比例調整至15%左右，46%以上人員為司法輔助人員。深圳、佛山、汕頭和茂名四個市被確定為廣東司法體制改革試點市。以深圳為例，2014年年初，深圳市委常委會審議通過《深圳市法院工作人員分類管理和法官職業化改革方案》（以下簡稱《方案》）。2014年7月，覆蓋深圳中院及6個基層法院的法官職業化改革大幕正式拉開。《方案》設置了市、區兩級法院的法官等級，中院法官設一級高級法官至四級法官，法官員額不超過單位政法專項編制的60%.區院法官設二級高級法官至五級法官，法官員額不超過單位政法專項編制的65%.按照《方案》規定，法官可以擔任院長、副院長和立案、審判、執行、審判監督、法律研究等審判業務部門的領導職務，但不得在政治部（處）、辦公室、監察室等司法行政部門任職。《方案》實施后，現任職司法行政崗位的法官必須作出選擇：選擇擔任法官的，按規定將被免去司法行政職務；選擇留任或按級別轉為司法行政人員的，按規定免去其法官職務。

3.海南試點經驗情況[3]。從公開信息顯示，海南法院確定的法官、司法輔助人員、司法行政人員員額分別為專項編制的39%、46%、15%，法官人數約1100人，并突出向基層傾斜導向，高院和中院（含海口海事法院）法官員額比例為38%。海南法院改革試點方案設立了5年過渡期，過渡期內，各級法院不再任命助理審判員。同時，暢通了法官助理進入員額的渠道，因法官退休等原因出現缺額時，從法官助理中選任；過渡期滿后，出現法官缺額，法官助理可參加法官遴選。此外，規定未選任為法官的現任審判員、助理審判員轉任法官助理或司法行政人員，法官職務保留，現有待遇不變。也就是說，現有的法院人員無論是否進人法官員額，都不會利益受損，只有得而沒有失，實現了所有人員的利益共贏。

（二）進入法官員額的標準

法官員額設置的基礎首先要確保完成審判執行工作任務。選任法官進人員額的標準必須是多重的，在堅持政治標準的前提下，既要堅持專業標準，也要強調專業素養、實際裁判能力、文字調研能力等等，可綜合考慮以下幾個因素：一是政治標準。人民法官必須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對黨忠誠，對人民忠誠，對祖國忠誠，在黨的領導下，履行好法律賦予的神圣職責。二是任職時間標準。要綜合考慮法官任職年限的長短，法官從事審判業務工作的時間，代表其審判工作經驗是否豐富。法官任職年限應主要考量法官從事審判或執行工作的長短，如果其任職法官時間雖長，但其主要時間是在綜合或行政工作崗位，則應與一直在審判或執行崗位的法官有所區別，在選拔時作出區分。三是能力標準。可綜合考察其年平均辦案數量和質量，辦案數量、辦案質量應與當年總案件數相平衡，以加權平均的形式衡量，同時要考慮其辦理案件的復雜程度，可按照前述將案件折合成標準案件之后對辦案數量和質量進行衡量。四是調研標準。當前，基層法院法官之間的調研能力并不平衡，而且大多數法官情愿多辦幾個案件，也不愿寫一篇調研文章。實踐中辦案經驗豐富的法官往往調研能力較強，調研成果較多。考量調研能力，對于員額制下推動法官走專業化的道路具有決定性作用。五是行政級別標準。行政級別因素也應當考慮，因為大多數具有一定級別的庭長、副庭長等具有行政級別的法官，其行政級別的取得，都是與其以前從事業務工作的成績掛勾的，行政級別越高，代表著其在業務工作上的付出和能力。因此，應綜合多方面因素全面考慮，從中擇優選任德才兼備、廉潔自律、群眾公認、能夠真正勝任審判工作的法官進人員額。

（三）進入法官員額的程序

除自然過渡進入員額的法官外，空出的法官員額可按照以下程序進行：一是報名，符合法官任職條件的人員即可報名，在基層法院助理審判員、審判員方可報名。二是資格審查和公示，經過相關部門資格審查后，按照公布的報名條件進行資格審查，并將符合條件的報名人員予以公示。在公示期內可以提出異議，經對異議審查，確實不符合報名條件的，取消報名資格，審查合格者準予參加選拔。三是考核選拔，可采取考試、考核等形式，從法律專業背景、司法工作經歷、工作實績、辦案能力及職業操守等專業角度對報名人員進行綜合評判，擇優進行選拔。各項評判必須有明確指標，計算出的評判成績必須公示，聽取異議并作出答復。四是根據確定的擬任人選，由基層法院院長依法提請同級人大常委會任命。五是法官和行政序列均應留取一定的機動名額，對在服務期限內不符合法官任職條件或行政人員任職條件的，取消法官或行政人員任職資格，從其他人員中進行遞補。

二、員額制下法官及法官群體面臨的變化

（一）以案件處理為中心的法官變化

司法實踐中，一方面，因法官獨立性不夠，法官對裁判結果沒有最終決定權，要求審判權回歸法官；另一方面，又擔憂真正擁有審判權的法官如“脫韁野馬”，缺乏監督，滋生司法腐敗。因此，大家總是在“權力回歸”與“權力監督”之間徘徊不前，“案件審批”制度也在這種舉棋不定狀態中保留和延續至今。[4]案件終身負責制要求案件必須要經得起檢驗，員額制改革后，法官在案件處理上的監督或者說是案件質量上缺少了把關的環節，對法官的業務能力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別是法院系統目前這種案件處理的內部層報程序是經過幾十年我國審判實踐形成的慣例，這種長期的慣例思維方式不是短期內可以改變的，改革前后存在空白地帶，需要實踐上的緩沖和適應，如何加強管理從而保證案件質量需要基層法院進一步探討。但不可否認，員額制下法官以案件處理、以案件審判為中心的改革模式是符合現代法治發展要求的，法官應當從繁瑣的事務性工作中解放出來，把精力集中于解決案件矛盾、研判和總結審判實踐經驗。

（二）法官個體與合議庭、審委會的變化

員額制下，法官辦案貫穿了案件的全部過程，法官對案件負責，合議庭法官對自己的意見負責，面臨的變化更多的是法官與審委會的關系。對于審判委員會存廢之爭，由來已久。“未審而判”、“審而不專”是學者們主張廢除審判委員會制度的主要理由。與之相左的觀點是，審判委員會承擔著審判決定“難辦案件”、“把關”案件質量、總結審判經驗等重要職能，盲目地廢除審判委員會制度與當下司法實踐狀況不符。那么，如何改革和完善，才能既發揮審判委員會積極作用，又能克服“判、審分離”的問題需要進一步探索？如，可設立專門委員會和咨詢委員會，明確專門委員會決定案件的范圍，明晰專門審判委員會委員對自己發表的意見應當承擔相應責任；咨詢委員會無決定權，不給結論性意見，案件最終裁判由審理者定奪。

三、選任過程中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實行法官員額制后，法官人數可能會進一步減少，越來越少的法官能否公正高效地處理短期內不僅不會下降反而還在大幅增加的案件，關乎司法審判工作正常運轉的大局。

（一）關于選任的法律依據問題

員額制后如何調動以前是法官而現在成為審判輔助人員的那部分人的積極性是改革必須面對的重要問題。現有審判員都是經過各級人大依法任命，如果以組織行為強行剝奪其審判權，缺少相關法律依據。再如，按照《法官法》的規定，我國的執行員參照法官序列管理。從基層法院的實際情況來看，執行員也大多由具有法官資格的審判員、助理審判員擔任，所負責的工作主要是生效裁判的執行。因此，對法律與政策的沖突問題應慎重，實踐操作中如何實現標準與法律的統一應認真思考。特別是改革啟動后，法官工資待遇與司法輔助人員、司法行政人員將形成較大的差距，牽涉到每個人的切身利益，如不能合理解決，容易影響隊伍穩定。

（二）要做好法官崗位的分配

從優化審判資源的角度來看，應當將崗位的清晰梳理，額度的合理規劃，作為分類改革的前提和條件，特別是員額的使用應給基層留有足夠的空間。要結合自身實際，兼顧隊伍現狀和發展，進行員額使用規劃，合理配置法官崗位，實現“崗額適配”。要“盤活存量”，注重隊伍的可持續發展，盡量把優秀法官都配置到審判一線，從而最大限度地實現人員、崗位、額度“三位一體”。

（三）要明確各個崗位的“權、責、利”

要制定制度，明確法官、審判輔助人員、司法行政人員各自的定義、崗位、職責等問題，讓各類人員明確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干什么事”，讓大家對自身職業發展產生明確的預期，從而能夠做出合理的選擇，從而讓各類人員各歸其類，各司其職，各盡其才。[5]要從“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的要求出發，完善以審判權為核心、以審判監督權和審判管理權為保障的審判權力運行機制，突出主審法官、合議庭的辦案主體地位，建立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辦案責任制，進一步完善司法權力清單。可借鑒現代企業“項目團隊”的管理模式，公開選任一批優秀法官代表作為審判長，突出精英法官在審判團隊中的主導地位和作用，審判長作為職業化意義上的法官，享有相對完整、獨立的審判職權，負責本團隊的審判管理工作，直接對分管副院長、院長和審委會負責，對團隊辦理的所有案件質量負責。

（四）要做好審判輔助機構、司法行政機構的配套推進工作

實踐中，審判輔助機構、司法行政機構的綜合管理、服務保障對發揮審判職能機構的作用影響至關重要。因此，相配套的審判輔助機構、司法行政機構改革必須同步進行，相應的配套改革措施也須跟進，否則不可能全面優化司法人力資源配置結構，也會影響員額制改革的應有效果，特別是要突出審判輔助人員的職業特殊性。[6]比如，書記員隊伍問題，與“法官流失”相比，基層法院的“書記員流失”有過之而無不及。特別是事業編制、臨時聘用書記員，他們承擔了大量的審判事務性工作，與法官相比，他們的上升空間更小。一線法官們都有切身感受，失去一個好的書記員“搭檔”，會讓法官有一種斷了“左膀右臂”的失助之感。因此，人員分類管理后，審判輔助工作的服務與支撐作用必定會越發重要，專業化甚至職業化的法官助理、書記員將日益凸顯其區別于一般公務員的職位要求和職業特點，如果將他們按公務員法有關綜合管理類公務員的規定予以管理，未顧及其職業特殊性，有可能會極大地削弱這部分人員的工作積極性，進而降低其職業尊榮感，不利于相關工作的有效開展和順利接續。

（五）要健全人員分類管理業績評價體系

實行員額制后，相關的評價機制必不可少，可按照分類管理對法官、法官助理、書記員、法警、行政人員按類別分別制定評價標準。對法官的評價主要通過案件數量、案件質量、案件效率和案件效果四大指標進行評價，同時也要考核調研等方面與法官工作相關的項目。案件數量評價標準可將各類不同性質的案件和同一性質不同種類的案件進行標準化考核；案件質量評價可主要看案件上訴和發改、文書及卷宗質量等主要指標；案件效率評價主要是法定正常審限內結案率等指標；案件效果評價主要是審判管理事項執行情況、案件調撤率等指標。對書記員的評價標準主要包括參與辦案數量、案卷整理得分、庭審筆錄速度與差錯率、工作責任心等指標，以及被服務部門或法官對其工作的滿意率。對法警的評價主要包括體能達標和警備保障水平、重大安全保障和處置突出事件等方面的表現、協助執行等方面的表現等指標以及被服務部門或法官對其工作的滿意率。對司法行政人員的評價是個難點，因為其工作難以量化，可參照公務員考核辦法，以滿意度測評為主，同時對能夠量化的工作進行指標考核，根據綜合成績予以評定。

（六）要建立和完善法官退出機制

法官是有進有出的，因年齡、身體狀況、晉升等原因，法官都有離開審判崗位的時候。因此，確定了法官名額，提高了法官的待遇，還應建立和完善法官退出機制。法官入額前須承諾遵守司法職業操守，完成辦案任務，承擔辦案責任。[7]入額后依托業績評價體系，要定期進行考核，經考核不能勝任法官崗位工作的，要退出員額，出現的空缺可在其他類別的人員中擇優確定為法官。考核制度一定要細，要有激勵和懲罰的明確標準，可操作性強。如：出現錯案的法官涉嫌構成嚴重違紀違法的；連續兩年考核不合格的法官；接受當事人吃請、賄賂等違紀情況的；辭職或者已經退休的法官；出現其他嚴重損害社會主義道德、不適宜擔任法官等情況的，應提請取消其法官任職資格。當然，退出員額后也不應永久剝奪曾經是不合格法官再次擔任法官的權利，那樣容易使人喪失斗志，失去工作的積極性。確定為不合格的法官后，在法官員額出現空缺時，只要符合條件，不是因違法違紀行為被免職的，仍然具備競爭法官員額的資格。這樣才有利于相互之間的競爭，也才會激發曾經的落選者重拾信心。【作者簡介】

宗志強，淄博市淄川區人民法院黨委書記、院長。【注釋】

[1]孟偉陽、鄭法瑋：《將實行法官檢察官員額制、建立司法權力清單》，載《法制日報》2014年7月14日第1版。

[2]武欣中：《深圳法院司法改革步入深水區》，載《中國青年報》2015年1月19日第3版。

[3]劉振會：《關于法官員額制改革的思考》，載《山東法制報》2015年2月13日第3版。[4]歐陽福生：《讓審理者裁判：困惑、反思與進路》。

[5]胡道才：《員額制后，法官該如何選任？》，載《光明日報》2014年9月4日第11版。[6]李春剛：《關于司法體制改革的幾個基礎性問題》，載《人民法院報》2014年10月15日第5版。

[7]郭偉清：《落實法官員額制全面推進人員分類管理改革》，載《人民法院報》2015年2月9日第4版。

第四篇：如何構建和完善我國的社區矯正制度

如何構建和完善我國的社區矯正制度

社區矯正是與監禁矯正相對的一種行刑方式，是指將符合條件的罪犯置于社區內，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對社區范圍內的假釋、監外執行、管制、剝奪政治權利、緩刑等罪犯在判決裁定或決定確定的期限內,矯正其犯罪心理和行為惡習并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 社區矯正不僅是世界各國刑罰制度發展的趨勢，也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舉措。但也必須看到，當前我國社區矯正在試點過程中，由于城鎮、農村社區建設的不成熟，當前法律框架的束縛，以及社區矯正管理機制的滯后，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成熟的社區矯正經驗，在本土化時遇到了水土不服的問題。因此，必須從現實的角度，著眼于當前法律性、機制性等問題，既要以 “拿來主義”吸收國外先進的行刑理念和經驗，又要以改革和創新精神勇于突破、構建和完善適應我國國情的社區矯正制度。

一 構建社區矯正制度的必要性。

一、社區矯正順應了世界行刑理念的變更交替和發展趨勢。

20世紀5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的刑罰適用逐步進入以非監禁刑為主的階段，“報應主義”刑罰觀念逐漸被“目的主義”刑罰執行觀所代替，社區矯正模式開始成為刑罰適用的主導。許多國家對于被判處刑罰的犯罪分子主要不是采用關押在監獄里，而是放在社區中對他們進行教育改造。這種不使罪犯與社會隔離并利用社區資源教育改造罪犯的社區矯正方法，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懲罰和改造罪犯的重要方式。據司法部預防犯罪研究所統計數字，2000年就緩刑和假釋兩項，加拿大適用社區矯正比例最高，達到79.76%，澳大利亞為77.48%，美國為70.25%，韓國為45.9%，俄羅斯為44.48%，在我國則不到15%。近幾年，隨著寬嚴相濟形勢政策的逐步深入人心，罪犯緩刑假釋率一度提高，但還是遠不足30%。

二、社區矯正能有效降低行刑成本，更好地配置行刑資源。

我國歷來推崇重刑主義，在實踐中大量應用的監禁刑，使國家行刑成本居高不下。2003 年財政部與司法部聯合下達了監獄經費支出標準，按照這個標準全國監獄系統實際需要高達 210 億元經費才能正常運轉； 到了2008年，根據《河南省監獄體制改革方案》和配套文件的規定，僅河南一個省監獄經費財政撥款總額就達到13.58億元。高比例的監禁刑，勢必帶來高額的行刑成本、超押的監獄規模、過重的政府負擔。現代刑罰理論認為：犯罪本身是對社會的一種破壞，社會要存在和發展，就必須投入人力、物力來彌補，刑罰是國家和社會迫不得已的選擇，要盡量使這種投入最小化、而使產出最大化。西方國家在這方面就摸索出了社區矯正這一控制刑罰成本、提高刑罰效益的有效措施。眾多西方國家適用社區矯正的實踐表明，廣泛適用社區矯正并不會導致犯罪的大量增長。根據中英量刑制度比較研究課題組代表團的赴英考察，在社區服刑的每個犯人的經費支出，只相當于在監獄內服刑的犯人經費支出的十分之一，而二者刑滿釋放后的重新犯罪率相當。因此，社區矯正一方面能夠極大地降低行刑成本，緩解監獄改造的壓力，可以使監獄機關能夠集中更多財力、人力、物力矯正那些惡習較深且社會危害性大的罪犯；另一方面也可以合理配置行刑資源，充分地利用社會力量和社會資源，提高對罪犯的教育改造質量。

三、社區矯正是貫徹首要標準，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

長期的監禁，使罪犯對日新月異的社會缺乏了解和認知，使其喪失學習新生活技能的機會，不能跟上社會的發展。根據行刑社會化理論，一些刑釋解教人員因長期處于監獄單調、機械的生活環境中，以至出獄后仍按照監獄的生活方式接人待物，不能適應正常的社會生活，這就是所謂“生活節律監獄化”。“生活節律監獄化”的危害很大，它不僅使罪犯出獄后不能加強“有規則的游戲”，不能正常參與競爭，不能盡快適應社會，而且容易導致罪犯重新犯罪。監禁時間越長，釋放后適應社會生活的困難就越大，適應社會的能力就越弱。如果罪犯在刑滿釋放后不能很好的適應社會，他們就有可能重新犯罪。據調查，罪犯回歸社會的第一年是重新犯罪的危險期、高峰期，這期間重新犯罪的比率約占三年重新犯罪的50％，這是由于剛釋放的罪犯不能很好的適應社會的緣故。而社區矯正沒有將罪犯與社會隔離開來，它不僅不阻礙犯罪人回歸社會，反而有利于犯罪人與社會的再融合，更好地、更快地適應新生活。因此，大力發展社區矯正刑，對于降低刑釋人員的重新犯罪率，構建更加和諧穩定的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二 當前我國社區矯正制度的發展面臨的問題。

一、立法的相對滯后給社區矯正制度的發展形成阻力。

目前，我們在基本法中仍然沒有對社區矯正做出相關規定。關于社區矯正的正式發文，2003年7月，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下發了《關于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兩高兩部）在北京、天津、上海和江蘇、浙江、山東6省市啟動了社區矯正試點工作；2005年1月，兩高兩部又聯合下發了《關于擴大社區矯正試點范圍的通知》，將試點擴大到河北、內蒙古、重慶等12個省(區、市)。2009年9月2日，兩高兩部聯合下發了《關于在全國試行社區矯正工作的意見》，意見明確從2009年起在全國試行社區矯正工作，也標志著社區矯正工作在全國全面運行。由兩高兩部發布規范性文件對社區矯正的規定，雖然使試點工作過渡到正式開展，但這種規范性文件，僅僅是個權宜之計，作為一個法治國家應當將社區矯正嚴格地限制在法律范圍之內。2011年5月1日即將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明確提出了社區矯正概念，更是從反面督促立法者，必須加快制定出一部統一的《社區矯正法》，對社區矯正的適用范圍、社區矯正機構和工作者、社區矯正的措施及管理辦法、社區矯正執行程序、社區矯正的監督、未成年人的社區矯正等一系列問題進行全面規定。

二、社區矯正主體不明確，且沒有專業的矯正隊伍，嚴重制約社區矯正制度的發展。

由于專門的社區矯正法沒有出臺，實踐中對于社區矯正的機構一直模棱兩可。根據《刑法》規定：被判處管制、緩刑、假釋、監外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的犯罪分子由公安機關來執行。這一規定存在很大弊端：一是名不正，言不順。公安機關屬于刑事偵查機關，它的主要職能是維護社會治安、偵查和打擊犯罪，刑罰執行權理應由專門的機關來執行。二是從實踐情況看來，公安機關本身任務繁重，警力不足，所以不可能投入太多的精力對被社區矯正人員進行監督和教育，而被判處社區矯正的犯罪分子，雖然其人身危險性小，在社會中執行刑罰，但對他們還是應該監督、改造，并非放任自流、不管不問，如果教育改造措施跟不上，刑事懲罰的力度不夠，犯罪分子就不能得到應有的教育、改造，也就不能實現刑罰的目的。2 三是雙重主體。根據《關于在全國試行社區矯正工作的意見》明確了工作主體是司法行政機關，而《刑法》中對于社區矯正的執法主體是公安機關。雙重的主體既不利于維護法律權威與尊嚴又容易造成執法的推諉和托辭，嚴重影響刑罰的權威性和嚴肅性。四是社區矯正工作，具有很強的專業性，僅僅依靠“拆東墻，補西墻”的人員配置是遠遠不夠的，（雖然多數試點地區也從監獄、公安系統抽調了一批有經驗的干警來幫助司法所工作人員，但這畢竟是權宜之計)。矯正教育需要一大批復合型的專業人才，包括具備心理學、法學、社會學、教育學等專業知識，必須建立起一直獨立的高素質的社區矯正隊伍。

三、社區矯正刑適用率低，是推進社區矯正發展的重大缺陷。

《刑法修正案

（八）》雖然明確提出了對于管制、緩刑、假釋必須進行社區矯正。但是由于傳統的重刑主義思想根深蒂固，無論是民眾還是基層審判人員都不由自主地認為“治世用重刑”，這樣才能威懾犯罪分子、降低犯罪率。于是在司法實踐中，管制、緩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等非監禁刑適用條件太窄、太嚴，適用率較低，社區矯正的對象普遍減少，更談不上如何發展和創新這項制度了。

三 構建和完善社區矯正制度的主要做法

一、更新行刑理念，是構建和完善社區矯正制度的價值基礎。

現代刑罰理論認為：刑罰除了體現對犯罪人的懲罰、實現司法威嚇、滿足民眾報應心態之外，更重要的功能是實現特殊預防的目的，也就是說在給予一定的法律懲處之后，還要采取各種矯正措施把違法犯罪的人員教育挽救過來，而不單單僅是報應、懲罰、威懾。社區矯正是基于對監禁刑的反思之下提出來的先進行刑方式，基于刑罰個別化、經濟化、行刑社會化、恢復性司法理念等，使構建和完善社區矯正制度有了先進的價值基礎。

（一）行刑個別化。

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要求對于罪行較重的犯罪分子采取比較嚴厲的刑罰進行制裁，而對于罪行較輕的犯罪分子則可以適用比較輕緩的刑罰予以矯正。個別化原則要求根據犯罪分子罪行的輕重，社會危害性大小，人身危險性的大小給予不同嚴厲程度的刑罰方法。

（二）行刑社會化。

人類刑罰的發展史大致沿著死刑——監禁刑——非監禁刑的軌跡發展。對于那些罪行較輕的犯罪分子，將他們置于社會之中，使他們融入社會生活能較快地促使他們改造。行刑社會化的目的是要避免給犯人打上監獄化的烙印，盡量使行刑的過程、方式、環境與社會的生活過程、方式、環境相一致，以便罪犯回歸社會后，能夠很快適應正常的社會生活。

（三）刑罰經濟性。

刑罰是一種有限的社會資源，在行刑過程中，監禁刑的運作成本極高，力求以最小的投入獲得預防和控制犯罪的最大的社會效益。把罪犯放在社區矯正，既可以利用社會資源和社會力量，促使罪犯重新融入社會，又可以緩解監獄壓力，符合經濟學上的成本效益原則。

（四）恢復性司法理念。

恢復性司法認為：犯罪就其本質而言，首先侵害的是被害人權利，其次侵害了社區的權利，最后才侵害了國家的法律秩序。因此，犯罪人的責任，不是被動的接受刑罰懲罰，而是積極地挽回因犯罪造成的不良后果，消除犯罪行為對被害人和社區的損害。同時，由于犯罪是社區關系不良的一種體現，社區成員應當對犯罪集體負責，每一個犯罪人身邊的人，都應該對犯罪人悔過自新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和支持。

二、完善社區矯正制度的法律依據，修改《刑法》、《刑事訴訟法》的相關法條，形成配套的刑事司法體系。

1、制定《社區矯正法》。2011年2月25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明確規定了對判處管制、緩刑以及假釋的罪犯依法實行社區矯正，為進一步完善我國社區矯正制度奠定了基礎。根據《立法法》的有關規定：刑罰及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規定。按照我國目前試點工作的情況，社區矯正是作為刑罰執行方式而存在的，因此社區矯正的有關工作應當由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規定，制定一部統一的《社區矯正法》。

2、擴大管制適用范圍。

管制刑是我國獨創的一個非監禁刑刑種，它是將罪行較輕且人身危險性不大的犯罪人放在社會上由專門機關在有關社會組織的協助下對犯罪人進行必要的管束控制的一種刑罰。對于那些罪行較輕、主觀惡性較小、社會危害性不大的過失犯、偶犯、未成年犯等盡可能地采用管制刑。在實踐中，被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輕刑犯占了相當大的比例，建議在刑法分則中所規定的法定刑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刑條款中，全部增加管制刑。

3、擴大緩刑的適用范圍。

法律對于適用緩刑的條件規定太籠統，導致司法實踐中適用緩刑的混亂，建議在立法中列舉出適用緩刑的具體情形，比如：未完全喪失辨認、控制能力的精神病犯；過失犯；脅從犯；沒有造成損害的中止犯；防衛過當和避險過當者等等．這些情形中，有的屬于主觀惡性不大，有的屬于生理方面的缺陷導致認知能力的欠缺，對他們適用緩刑，有利于其認罪悔罪，體現了人道主義精神；對于未成年犯，應施以特別的適用緩刑條件，應當比照成年人把標準適當放寬，只要沒有法定禁止適用緩刑的情節，就應該盡可能地適用緩刑。

4、靈活適用假釋。

依據刑法修正案八之規定：“被判處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執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實際執行十三年以上，如果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沒有再犯罪的危險的，可以假釋。《刑法》規定：“對累犯以及因故意殺人、強奸、搶劫、綁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或者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釋。筆者認為對累犯假釋適用上的限制，并進行從嚴管理，重點矯治，會有利于犯罪的預防，但對于重刑犯適用假釋的限制規定卻過于寬泛有悖于刑罰個別性原則。例如：同是因暴力犯罪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罪犯，由于地理環境、生活經歷、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人格特征等方面的不同，在犯罪的主觀惡性、犯罪的傾向方面仍存在顯著性差異。此外，在現實生活中，有些罪犯屬于初犯、偶犯和 4 激情犯他們中大多數人主觀惡性并不深，并且確有悔改表現，如果剝奪這些人的假釋權顯然有失公正，并且與刑罰的目的相違背，建議有區別性地放寬假釋的適用條件，給予重刑犯假釋適用權。

三、培育建立規范的社區組織。

社區矯正工作立足于社區，社區組織的廣泛參與是社區矯正成功推行決定性的因素。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社區組織從不發達到發達，組織制度從不規范到規范，組織結構從不完善到完善一般都要經歷長達上百年甚至數百年的時間。因而，社區組織的發育和社區組織結構的完善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我國社區建設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開始被重視，各種類型的社團中介組織不斷涌現并在城市并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特殊意義上說也就是發揮社區接近民眾的天然優勢，充分發揮其防控犯罪的能力。社區組織之間的關系應當是“以共同利益為紐帶的自愿式互動和以共同目標為基礎的認同式互動為互動的主要形式，而在行政壓力驅動下的強迫性互動正在被逐漸拋棄”。這些組織以不同身份代表本社區參與社區之間的互動和交流，發動居民關心社區事務，調動社區居民的積極性，社區組織的工作可以為社區居民提供民主參與的窗口，能夠提高社區共同體意識，實現社區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

四、組建高素質的社區矯正隊伍。

社區矯正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工作，在國外要求社區矯正工作者必須受過專業知識訓練，具備法學、社會學、心理學、教育學、管理學等專業知識，要有一定的社會經驗和工作經歷，有責任心。雖然社區矯正主要是在社區中進行，在執行方式、方法上與監禁刑存在著許多的不同之處，但它們本質上都是國家刑罰的執行。在我國社區矯正的對象是管制、緩刑、假釋、監外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等五類罪犯，涉及到的不僅有刑種不同，還有執行場所的變更。由于他們適用的法定條件不相同、撤銷的程序和條件不相同，執行的方法和監管的措施也不相同。因此社區矯正工作者要能清楚地了解法律的規定和程序，并能根據不同對象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措施。因而從這一點上來說社區矯正工作者的工作比起監獄警察來說，對象類別更多，工作內容更復雜。社區矯正工作者還要掌握與社區矯正工作性質相符合的科學的矯正方法。與監禁矯正中行刑個別化發展趨勢相同的是，由于罪犯犯罪的原因不同、犯罪心理、家庭背景不同等等的不相同，社區矯正工作者在工作中要針對不同對象采取各不相同并且是有針對性的矯正方法和監管措施。

此外，由于社區矯正在社區中執行，與監禁矯正有所區別。監禁矯正在一個完全封閉的狀態下，其矯正效果往往要等到罪犯出監后才能顯現出來。而社區矯正是在一個開放式的矯正過程中，矯正的效果可以說是社區的居民所有目共睹。社區居民對社區矯正工作認識的偏差以及不支持，也會對社區矯正工作者的工作產生許多無形的壓力，而且矯正效果的好壞、能否有效地控制罪犯也可能會直接影響到社區矯正工作者的人身安全與社區居民的安全。由于矯正對象還存在著暴力犯罪的可能性，作為一種開放式的“監獄”，社區矯正工作者有可能或甚至比監獄警察所承擔的風險還要大。因而社區矯正工作者的工作方法必須符合社區矯正是刑罰在社區中執行的這一特殊性質，符合在社區中執行對罪犯進行矯正的特殊規律和要求。

第五篇：構建和完善心理健康教育體系的工作匯報

構建和完善心理健康教育體系的工作匯報

——在省教育廳心理健康教育督導檢查會議上的匯報

華南師范大學增城學院 冼德慶

尊敬的邱鴻鐘組長和各位專家、各位領導：

大家上午好！

現在，我向大家匯報華南師范大學增城學院開展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基本情況。我的匯報分為以下四個方面：

一、我院加強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工作的基本做法與經驗近幾年來，我院堅持育人為本、德育為先的工作理念，認真貫徹落實中央16號文件的精神，按照教育部和廣東省教育廳關于普通高等學校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基本建設標準，努力加強和改進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工作，取得了較好的成效。我們的基本做法與經驗是：

（一）領導高度重視，體制逐步健全 主要體現在下列四個方面：

第一，成立了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中心（以下簡稱“心理咨詢中心”），配備了專職人員。

第二，把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工作列入院長辦公會議的議事日程和學院的工作計劃。

第三，成立了學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導委員會，完善了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工作的組織機構和管理體制。

第四，頒發了一系列規范性文件，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工作的規范化、制度化和科學化建設進一步加強。

（二）重視硬件建設，保障措施有力 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場地保障。目前，心理咨詢中心設有辦公室、咨詢室、沙

學生心理、《心語》網絡版、心理資源庫等欄目，是學生了解和學習心理健康知識的一個有效載體。

第四，依靠和培養一批學生骨干。目前，在心理咨詢中心內設機構工作的學生干部有37人，全院心理委員共計234人。這些學生骨干在協助開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宣傳工作中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為心理咨詢老師的得力助手。

第五，建設一個學生社團——朋輩互助心理聯合會。該協會成立于2010年4月，目前有會員200余人，在協助開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宣傳工作中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成為學校開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依靠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工作的主要特色

經過幾年的實踐與探索，我院的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工作也具有自己的特色。

特色之一：心理健康教育與保護四級工作網絡比較健全 第一，在制度設計上，制定了《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四級工作網絡建設實施辦法》，構建了學院——系部——班級——宿舍四級心理健康教育與保護工作網絡組織架構。

第二，在運行機制上，構建了由分管學生工作的學院領導統管，以學生工作處為主導，實行學生工作處與系部處和醫療保健單位相互配合、專職教師與兼職教師相結合、教師教育引導與學生共同參與的工作體制。

第三，在工作實踐中，堅持了十項工作制度，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工作扎扎實實地開展。

一是堅持新生心理健康普查制度。二是堅持新生入學適應教育制度。三是堅持面談咨詢制度。四是堅持重點對象重點關注制度。

學生政工干部為主力、在班級以學生黨員和學生干部為骨干、在寢室以學生心理信息員為基礎的四級心理健康保護網絡，能夠及時發現學生心理危機苗頭，及時采取干預措施，有效預防心理危機的發生。

（三）積極開展調研，工作針對性進一步加強 具體體現為：

第一，通過開展心理健康普查，確定重點關注對象，為有針對性做好個體心理輔導奠定了基礎。

第二，通過開展心理健康專項調查，比較準確地把握一年級新生的思想特點和存在問題，為有針對性地開展教育工作提供了依據。

第三，通過開展案例討論，提高學生政工干部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第四，通過開展科學研究，促進學生政工干部提高工作水平。

（四）堅持與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服務相結合，實效性進一步增強

我院堅持把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納入學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體系，努力做到心理健康教育與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服務相結合，使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學校人才培養工作的總體布局，發揮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體系中各個要素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作用，教育的效果大大增強。

四、存在的主要問題與今后的努力方向

（一）目前工作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院的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工作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也存在不少薄弱環節，其中最主要的存在問題是：

第一，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課程建設有待進一步加強。目前僅能將其作為公共選修課來開設，未能滿足全體學生修讀的需要。

第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隊伍的人數有待增加，結構有待優化，水平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