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比較文學的角度分析中日韓現代文學

從比較文學的角度分析中、日、韓三國現代文學發展的特點

摘要:本文從文藝思潮、作家和讀者、言語和媒體三方面,以與歷史發展息息相關的社會意識形態為中心,考察并記述了東亞三國現代化的過程。并闡明中、日、韓三國現代文學的發展如何與其當時的社會情況緊密相連。雖然各國政治情況各異,但基于民族主義的民主化方向卻表現出一致性和歷史的必然性。因此,可以說。東亞的現代文學是在西方的壓迫和對其反抗的過程中誕生的,換言之,是運用排外主義的方式西方化的。東亞現代文學史研究必須走出西方文學的陰影,發掘和整理與現代西方存在差異的、具備東亞個性的文學史。

關鍵詞:現代性;文學史;門戶開放;啟蒙運動;個別性;普遍性;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序言

在本文中,現代文學的概念,并非僅僅是以時間作為標準進行劃分的。而是把所有在本質上具備了現代的精神和形式的文學作品統稱為現代文學。也就是說,所謂現代文學是指“以市民精神為內容,把自由的文體作為形式的文學”,或者說,是由被分化了的藝術類別的概念所形成的文學。如果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分析,以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作為基礎并且充分地反映了復雜的市民社會的小說無疑在現代文學史中占據了主要地位。還有,由于文藝新聞的形成,帶來了文學和媒體的完美結合。這種文化現象使文學的功能和意義在社會中得以充分發揮和體現。綜上所述。與古代文學相比,現代文學是以不同于前代的社會條件和意識形態作為背景誕生的,它是文學與時間意義上的現代相結合的產物。

與西洋的市民社會不同,東亞的中、日、韓三國,在現代社會制度的建立與市民社會的形成過程中。被迫的門戶開放政策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因此,東亞的現代意識和文學意識,就不可避免的受到半殖民地這一歷史環境與現實環境的制約。再加上之前的封建制度所造成的影響依然大量殘存于精神文化領域方面,文學在與現代相結合的過程中,經過了各種各樣錯誤的嘗試,做出了必要的修正。

研究東亞三國被歐美列強蹂躪的歷史,其現代文學的比較分析是其中一個必要的環節。現代性以及其比較研究的方式。已成為東亞各民族的主要課題和重要工作之一。但是,直到現在,東亞三國仍未能從各自的角度達成共識。理由之一是,日本最先進入現代化,而中國與韓國則采用另一種發展途徑進入現代化。由于中、日、韓三國與歐美各國在政治體制等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所以很難將三個國家的現代性放入一個框架內進行研究。在對這三個國家的現代史進行解釋說明的時候,強調不同因索——外部影響或自身發展所得到的結果是相互矛盾的,強調不同的側面就會產生不同的結果,無法統一。因此,實際上中、日、韓三國都從各自的觀點出發,來記述本國的文學史。例如,在中國的學術界,把“中國現代文學史”作為特定的歷史單位。定義為中國文學進入現代化的時期。這是遵從毛澤東的“民主主義論”的結果,并且我們把這一時期的文學統稱為“新民主主義文學”。很明顯,這并不是在文學的發展過程中自發產生的,而是依存于本國的政治發展路徑來劃分的結果。在日本,現代文學的時期是按照天皇的年號來劃分的,即明治、大正、昭和等,這一點在日本的學術界內部已形成共識。而在韓國,現代文學的起點在哪里這一問題,依然沒有統一的答案。1876年開港起點論、1894年甲午改革起點論、1919年《創造》創刊起點論以及獨立運動起點論等等各種說法不一而足。另一,趙演鉉認為,由于每十年都會發生一件大事,足以對文學的發展進程產生重大影響,所以,現代文學應以十年為單位進行記述。

這些結論都是基于政治和社會的變遷,并不能反映文學自身的發展過程。也就是說,使用時代來劃分文學的方法使文學本身的發展、變化、中斷以及連續被忽略了。

本文將首先探究東亞現代文學的差異性與共通點。然后基于個別性探尋普遍性的結果。中、日、韓三國現代文學的個別性和普遍性

首先,從現代文學史被記述的時間來看,西歐各國普遍是19世紀初,日本是19世紀末,中國是1910年代,而韓國是在1945年后其本國的文學史才開始被整理和研究。這些均是以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作為契機,例如日本,1868年的明治維新成為轉折點。中國是經過1919年的辛亥革命的洗禮,邁向近代的指向性則更加明確。韓國則在這個重要的時期里失去了國家主權,淪為殖民地,無暇抽身進行現代國家建設。從而記述和整理其本國文學史的條件并未成熟,直到1945年迎來了獨立,終于,這個未盡的課題才一舉完成。中、日、韓三國在和歐美列強的接觸過程中,門戶逐漸被打開,并隨著侵略的加劇,對于西方文明的滲透,從最初的消極接受轉變為積極應對。也就是說,分別經過了接觸、門戶開放和激進改革三個階段。這其中,日本則最早的接受了西方的啟蒙思想,離開了傳統的東亞文化,投向了西方文明的懷抱,并從1868年明治維新開始,制度全盤西化。伴隨著國力逐漸的強盛。日本在全面西化之后,開始走上了擴張之路。而這股改革的浪潮也開始波及到中國和韓國,韓國1894年甲午改革,以及中國1898年的戊戌變法就是其表現。

日本,最初以制度性改革為主導,經過思想解放和啟蒙運動的洗禮,報紙和雜志創刊,政治小說也開始登上歷史的舞臺。

在中國,經過戊戌變法,“中學為本,西學為用”的洋為中用論也開始登場,新小說和新體詩誕生。政治小說、通俗小說與報紙和雜志同時創刊。這以后,伴隨著辛亥革命的成功,民主和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新文化運動也如影隨形。

與日本的明治維新和中國的戊戌變法不同,韓國在邁向現代的過程中雖然也經歷了甲午改革,但隨后卻淪為日本的殖民地,爭取獨立運動與標榜現代化的啟蒙運動同時展開。

東亞的現代文學是在接受了西方的民主、科學和平等的思想的基礎上展開的。提倡民主與科學,批判傳統文化。思想的實踐與現代文學的展開相互契合。這里所說的實踐是指為了現代思想的傳播,所開辦的學校,創辦的期刊以及白話文運動等等一系列活動。它為現代文學的創作、出版與鑒賞鋪平了道路,并與文學的實踐緊密相連。目的是為了打破封建主義束縛,建立真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民主共和國。從這點考慮,可以說東亞現代文學的誕生與發展已然成為其政治改革的契機。在我們思考現代文學與政治改革如何相互作用時,需要明確現代文學現代性的產生和其發展的路徑。現代文學的現代性和中、日、韓三國文學的發展路徑

在討論東亞三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的時候,可以從文學主張、意識題材、文字形象、言語構成、創作方法、思想流派等不同側面進行比較。但想要在各個方面都達到結構嚴謹,內容充實并非易事。因此,可以把西方文學對東亞文學的影響作為中心,分角度對東亞三國的現代文學進行比較研究。例如,直接受到西方文學影響的文藝思潮、接受過西方教育的作家與讀者、作為現代社會產物的媒體與語言以及具有政治背景的文學等方面。

西方的文藝思潮向東方擴張的過程中。以不同的路徑傳播到中、日、韓三國,而此后其文藝思潮在各國的發展卻出現相似之處。當然,日本與中國、韓國不同,屬于主動及自發性地接受現代文明和思想,通過留學的方式直接受到西方文學影響。夏目漱石等知識分子用他們的筆將其思想引入日本。與之相比,中國和韓國的知識分子則主要是通過翻譯日譯本的西方作品和原著來接觸西方思想。然而,在西方。文藝思想經過200年的努力才逐漸發展,日臻完善,在東方傳播卻只用了二、三十年的時間。這就不可避免的帶來了對于西方思想的理解上的混亂。從這點上看,中、日、韓三國則非常類似。而且,中國和韓國在翻譯日譯本的西方作品的過程中,由于二次翻譯所出現的錯誤更加突出。作家們在翻譯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及現實主義的作品時,由于缺乏時間上的先后性,各種作品同時發表,因此。這一時期的作品思想混亂,其多面性卻被發揮得淋漓盡致。

中、日、韓三國的現代文藝思潮之所以極端混亂,可以列舉以下三點進行說明。

首先,中、日、韓三國文藝思潮并非在正常的歷史變更中產生,而純粹是無序的模仿西方文化潮流所帶來的結果。西方各國經過現代發展。浪漫主義抵制古典主義。而現實主義與自然主義又抵制浪漫主義。反觀在東亞三國各種文藝思潮幾乎同時出現。如在韓國,《創造》的現實主義是作為否定啟蒙主義的純文字運動開始的。

在中國,作家們提倡拿來主義,全方面吸收新的思想。中國特定的歷史情況決定了現實主義占據主流地位,與實用的傳統以及功利的目的相結合。在西方近現代文學中占主導地位的現實派,在那個時期的中國發揮了作用。文學團體紛紛吸收了現實派文學的創作手法。從五四運動到1940年代,現實主義作為一個支流,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著文學作品及其創作精神。但是。就文化背景而言,西方現實派作家們的抵抗意識與中國傳統的叛逆意識相悖,現實派沒有實現本土化。在日本也發生了同樣的情況,明治維新以后。現實主義先于浪漫主義和自然主義得到發展,因而出現了古典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的現象。

第二個原因,是對文藝思想概念的誤解。在中國和韓國,由于所翻譯的作品和理論依賴于原著的日譯本,重譯的問題非常明顯。兩國都把現實主義與自然主義解釋為同一概念,而浪漫主義用頹廢主義來說明代替。

在韓國,《創造》的創刊人李光洙否定啟蒙主義,提倡純文學意識。這種創作態度與佐拉所代表的自然主義創作方式相去甚遠。《廢墟》的同仁們所主張的頹廢主義也并非是19世紀末在西方登場的頹廢主義,只不過是一種經過變化的浪漫主義而已。《白潮》的情況也同樣,浪漫主義與象征主義混淆。

在中國的文壇,1932年瞿秋白翻譯并發表了恩格斯和列寧的論文后,現實派占據了主導性的地位。“現實主義”(Realism)在中國一直被譯作“寫實主義”。在文章中他第一次使用了“現實主義”一詞,并把“寫實主義”解釋為“按照事物本來的樣子去摹仿”。

最后是第三個原因:對于文藝思潮的無意識的盲目追求。在無產階級文化陣營中這一現象尤為突出。《白潮》的同仁,浪漫主義詩人樸英熙最終也化身為無產階級文學理論的先驅。在中國,隨著浪漫主義后期的作家們從日本和歐洲留學歸來。激進的無產階級論爭占據了文學的主導地位。

這種文藝思潮的混亂和錯誤是東亞特殊的現代化進程的反映。如果從東亞三國特殊的命運來考慮。這也可以說是必然的結果。

在論述現代文學的作家與讀者這一問題時,時間上的比較尤為重要。現代以后的作家和讀者的性格較之以前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原因可歸結為教育的普遍性和大眾化。在日本,1877年創建東京大學。在中國,戊戌變法后新措施實施,1898年創立京師大學堂,1912年5月以后改稱北京大學。在韓國,1883年創立元山學堂,1885年培材學堂誕生。

在中國和韓國,開化以后的新教育幾乎被基督教的學校壟斷,隨后,民間才自發地興起私立學校。他們導人新的教育方式,擴大受教育的機會。作為教育啟蒙運動的一環,出現了專門學校,私立學校,官立學校等等。主要傳授西方的新思想和新技術,擴大西方文化的傳播范圍和影響力,增加了新的讀者層,為新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石,為口語化的普及貢獻了巨大的力量。在中國,五四運動之后,白話文的教科書開始得到普及和推廣。韓國則在1895年7月,頒布小學校令,形成現代的初等教育。又以甲午改革為起點。政府宣布采用國漢文混用的教科書。日本明治5年,(1871年)政府公布了學制和征兵制辦法。軍隊擔當起教育機關的職責,把集體主義作為基調,這一點不同于中、韓兩國。總之,新教育的興起帶來了口語體文學的普及,并且培養了新的作家與讀者層。

語言和文字的問題是文學大眾化的關鍵。同處于漢文化圈的中、日、韓三國,由于長期使用漢字,現代文學的大眾化必然產生語言和文字的問題。在40年代的中國,文盲率達到80%以上。文言文的口語化后,漢字的教育成為現實的問題。新文化運動最主要的功績就是白話文的推廣,其重要性毋庸質疑。由此誕生的現代漢語形成了以白話文為中心的語言體系。并且建筑了大眾化的教育基礎。漢字也在某種程度上由表意文字向表音文字轉化。

在韓國,甲午改革的前后,國文的復興與普及、文言一致文體的導入、句讀法的使用等先后施行,這些都對新文學的形成給予了重大的影響。《西游見聞》的出現,成為表記法發展的重要轉折點。此后,文字的表記法開始急速的韓文化。

在日本,啟蒙運動的初期,隨著社會運動的擴大化,興起漢字廢棄論等一些過激的主張。1880年后,口語文學誕生。二葉亭四迷所著的《浮云》由于文言一致,被公認為是最早的現代小說。

現代以后的作家和讀者的特點是城市的發展與媒體的普及密切相連。印刷技術的普及使小說進入了商業流通領域,它不僅使大量的供給成為可能。同時也改變了作家與讀者的關系,導致作者匿名化和文學商品化的出現。

在19世紀末的韓國,《獨立新聞》《京城新聞》《每日新聞》《少年》《泰西文藝新報》等的創刊為韓國現代文學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在中國,商業新聞的興起是以晚清時代的上海為中心的,在那里出現了大眾媒體和出版業,并得以發展和壯大。在當時的東南亞地區,歐洲傳教士為了傳教的目的,刊印雜志。而真正意義上的媒體的興起是19世紀末康有為和梁啟超所創立的《時務報》。他們借助媒體,宣傳啟蒙運動,但是出于商業的目的,并不能自由地發揮。現代媒體的發展徹底改變了作家層與讀者層。在古代,文學的創造者和欣賞者同為士大夫階層,伴隨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讀者層不斷擴大的同時,作家層也由士大夫階層向知識分子階層轉變。此后出現的專業文學雜志都同時具備商業性和啟蒙性的雙重特點。這個特點在30年代文藝季刊出現后則更加明顯。

在日本,以福沢諭吉(1847-1889)為首的知識分子們,為了宣傳市民社會的理念,結成明六社(1874),并推出其機關報《明六雜志》,開展民眾的思想啟蒙運動。他發表了《脫亞論》。主張脫離已經落后的亞洲,向西方文明靠攏,為現代日本的誕生。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從此,以締造西方式文明為理念的改良主義誕生。其后,德富蘇峰設立民友社,創辦《國民之友》雜志,倡導平民主義理念。由于這一系列運動的相繼展開,為夢想著在社會上出人頭地的青年們帶來了希望,啟蒙思想得以深入人心。

1931年日本出兵我國東北。強占東三省,即所謂的滿洲事變之后,國內形勢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左翼文藝團體被強制解散,都市文化的興起接踵而至。非政治性的文學思想得以長足發展,如日中天。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純文藝雜志的創刊也急速增長。因此,可以說伴隨著都市文化的形成與發展,文學媒體的興盛如期而至。

談到現代文學的作家層,中、日、韓三國的留學生所發揮的作用不容忽視。幾乎所有的現代文學作家都曾有過留學的經驗。特別是在日本。留學生出身的知識分子們直接接觸西方文化,在推動其本國文學的現代化進程方面功不可沒。同樣的,在中國和韓國,政府派遣的留學生學成歸來,率先擔負起新聞和雜志的創刊和出版工作,此后,政治小說和西方名著譯本也經由他們的手相繼問世。在文學史上書寫了新的篇章,開創了新的里程碑。古代的知識分子們通過科舉考試,躍入龍門,進人士大夫階層。而在現代,由于新式教育的普及,中間階層的作家們登臺亮相，作家的思想意識也同樣在這一時期發生著變化。對于東亞的知識分子們來說,20世紀是從傳統的士大夫階層向現代知識分子階層轉變的時期。自董仲舒后,政府為了制約能吏階層,有意識的引入士大夫這一階級。這種歷史背景下,傳統的士大夫們長期受到民主意識的熏陶,作為精神文化的締造者和繼承者始終抱有政治的使命感。然而。進入20世紀的開化期。伴隨著科舉制度的消亡,文人們出身立命的方式也隨之改變。與此同時,由于西方現代價值體系的層層滲透,新興的知識分子階層開始否定傳統的價值觀。普遍接受了西方價值理念。這一時期的作家們,同時具備了古代和現代作家的雙重特征。與其說他們是專業的作家,還不如說是具備作家素質的思想家或革命家來的貼切。他們沒有明確的藝術分類,如果有必要,任何藝術類別都有可能涉及。有人說,“開化期的小說家們。關注著任何能夠給社會帶來觸動的思想。他們是涉獵廣泛的知識分子。”確實是這樣,這一現象普遍存在于當時的中國和日本。

論時間先后,中、日、韓三國多少存在著一點差異。但是總體來講。進入30年代后,無論從質還是量上來看,各國的現代文學都達到了繁榮與成熟期。在第一代留學生影響下而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們,接受西方教育制度的培養,使用新的文體和語言,從真正意義上認同并接受了西方思想。另一方面,他們以都市型文化為其文學創作的主要背景。也就是說,30年代的新作家們是傳播都市型文化的階層。

在這其中,海外留學派又占了大多數,目的地多為當時先進國家的大都市,并且他們的年齡也處于對尖端文明和文化的敏感期。在某種程度上,他們親身經歷了現代的都市文化,回國后,作為其文化的傳承者,講述著一個個引人入勝的傳奇故事。特別是進入30年代中后期,政治活動受到種種限制。大多數具有政治色彩的雜志開始沒落,商業雜志取而代之,成為媒體傳播的中心。這種雜志在思想上沒有危險性,但是對作家知名度的要求也相應地提高了。這種情況非常適宜對于外國文學有敏銳觸覺的海外留學派作家。他們利用自身優勢,標榜純文學理念,成為文壇的新星。在中國,以上海和北京作為中心,《現代》的現代詩派和《新月》的新月派是其中的代表。在日本,以《文藝時代》作為中心的新感覺派和以《白樺》為中心的白樺派,是其中的佼佼者。在韓國,圍繞著《詩文學》、《文藝月刊》、《文學》為中心的詩文學派尤為引人注目。

第二篇：從比較文學的角度分析中日韓現代文學

從比較文學的角度分析中、日、韓三國現代文學發展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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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從文藝思潮、作家和讀者、言語和媒體三方面,以與歷史發展息息相關的社會意識形態為中心,考察并記述了東亞三國現代化的過程。并闡明中、日、韓三國現代文學的發展如何與其當時的社會情況緊密相連。雖然各國政治情況各異,但基于民族主義的民主化方向卻表現出一致性和歷史的必然性。因此,可以說。東亞的現代文學是在西方的壓迫和對其反抗的過程中誕生的,換言之,是運用排外主義的方式西方化的。東亞現代文學史研究必須走出西方文學的陰影,發掘和整理與現代西方存在差異的、具備東亞個性的文學史。

關鍵詞:現代性;文學史;門戶開放;啟蒙運動;個別性;普遍性;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序言

在本文中,現代文學的概念,并非僅僅是以時間作為標準進行劃分的。而是把所有在本質上具備了現代的精神和形式的文學作品統稱為現代文學。也就是說,所謂現代文學是指“以市民精神為內容,把自由的文體作為形式的文學”,或者說,是由被分化了的藝術類別的概念所形成的文學。如果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分析,以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作為基礎并且充分地反映了復雜的市民社會的小說無疑在現代文學史中占據了主要地位。還有,由于文藝新聞的形成,帶來了文學和媒體的完美結合。這種文化現象使文學的功能和意義在社會中得以充分發揮和體現。綜上所述。與古代文學相比,現代文學是以不同于前代的社會條件和意識形態作為背景誕生的,它是文學與時間意義上的現代相結合的產物。

與西洋的市民社會不同,東亞的中、日、韓三國,在現代社會制度的建立與市民社會的形成過程中。被迫的門戶開放政策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因此,東亞的現代意識和文學意識,就不可避免的受到半殖民地這一歷史環境與現實環境的制約。再加上之前的封建制度所造成的影響依然大量殘存于精神文化領域方面,文學在與現代相結合的過程中,經過了各種各樣錯誤的嘗試,做出了必要的修正。

研究東亞三國被歐美列強蹂躪的歷史,其現代文學的比較分析是其中一個必要的環節。現代性以及其比較研究的方式。已成為東亞各民族的主要課題和重要工作之一。但是,直到現在,東亞三國仍未能從各自的角度達成共識。理由之一是,日本最先進入現代化,而中國與韓國則采用另一種發展途徑進入現代化。由于中、日、韓三國與歐美各國在政治體制等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所以很難將三個國家的現代性放入一個框架內進行研究。在對這三個國家的現代史進行解釋說明的時候,強調不同因索——外部影響或自身發展所得到的結果是相互矛盾的,強調不同的側面就會產生不同的結果,無法統一。因此,實際上中、日、韓三國都從各自的觀點出發,來記述本國的文學史。例如,在中國的學術界,把“中國現代文學史”作為特定的歷史單位。定義為中國文學進入現代化的時期。這是遵從毛澤東的“民主主義論”的結果,并且我們把這一時期的文學統稱為“新民主主義文學”。很明顯,這并不是在文學的發展過程中自發產生的,而是依存于本國的政治發展路徑來劃分的結果。在日本,現代文學的時期是按照天皇的年號來劃分的,即明治、大正、昭和等,這一點在日本的學術界內部已形成共識。而在韓國,現代文學的起點在哪里這一問題,依然沒有統一的答案。1876年開港起點論、1894年甲午改革起點論、1919年《創造》創刊起點論以及獨立運動起點論等等各種說法不一而足。另一,趙演鉉認為,由于每十年都會發生一件大事,足以對文學的發展進程產生重大影響,所以,現代文學應以十年為單位進行記述。

這些結論都是基于政治和社會的變遷,并不能反映文學自身的發展過程。也就是說,使用時代來劃分文學的方法使文學本身的發展、變化、中斷以及連續被忽略了。

本文將首先探究東亞現代文學的差異性與共通點。然后基于個別性探尋普遍性的結果。中、日、韓三國現代文學的個別性和普遍性

首先,從現代文學史被記述的時間來看,西歐各國普遍是19世紀初,日本是19世紀末,中國是1910年代,而韓國是在1945年后其本國的文學史才開始被整理和研究。這些均是以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作為契機,例如日本,1868年的明治維新成為轉折點。中國是經過1919年的辛亥革命的洗禮,邁向近代的指向性則更加明確。韓國則在這個重要的時期里失去了國家主權,淪為殖民地,無暇抽身進行現代國家建設。從而記述和整理其本國文學史的條件并未成熟,直到1945年迎來了獨立,終于,這個未盡的課題才一舉完成。中、日、韓三國在和歐美列強的接觸過程中,門戶逐漸被打開,并隨著侵略的加劇,對于西方文明的滲透,從最初的消極接受轉變為積極應對。也就是說,分別經過了接觸、門戶開放和激進改革三個階段。這其中,日本則最早的接受了西方的啟蒙思想,離開了傳統的東亞文化,投向了西方文明的懷抱,并從1868年明治維新開始,制度全盤西化。伴隨著國力逐漸的強盛。日本在全面西化之后,開始走上了擴張之路。而這股改革的浪潮也開始波及到中國和韓國,韓國1894年甲午改革,以及中國1898年的戊戌變法就是其表現。

日本,最初以制度性改革為主導,經過思想解放和啟蒙運動的洗禮,報紙和雜志創刊,政治小說也開始登上歷史的舞臺。

在中國,經過戊戌變法,“中學為本,西學為用”的洋為中用論也開始登場,新小說和新體詩誕生。政治小說、通俗小說與報紙和雜志同時創刊。這以后,伴隨著辛亥革命的成功,民主和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新文化運動也如影隨形。

與日本的明治維新和中國的戊戌變法不同,韓國在邁向現代的過程中雖然也經歷了甲午改革,但隨后卻淪為日本的殖民地,爭取獨立運動與標榜現代化的啟蒙運動同時展開。

東亞的現代文學是在接受了西方的民主、科學和平等的思想的基礎上展開的。提倡民主與科學,批判傳統文化。思想的實踐與現代文學的展開相互契合。這里所說的實踐是指為了現代思想的傳播,所開辦的學校,創辦的期刊以及白話文運動等等一系列活動。它為現代文學的創作、出版與鑒賞鋪平了道路,并與文學的實踐緊密相連。目的是為了打破封建主義束縛,建立真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民主共和國。從這點考慮,可以說東亞現代文學的誕生與發展已然成為其政治改革的契機。在我們思考現代文學與政治改革如何相互作用時,需要明確現代文學現代性的產生和其發展的路徑。現代文學的現代性和中、日、韓三國文學的發展路徑

在討論東亞三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的時候,可以從文學主張、意識題材、文字形象、言語構成、創作方法、思想流派等不同側面進行比較。但想要在各個方面都達到結構嚴謹,內容充實并非易事。因此,可以把西方文學對東亞文學的影響作為中心,分角度對東亞三國的現代文學進行比較研究。例如,直接受到西方文學影響的文藝思潮、接受過西方教育的作家與讀者、作為現代社會產物的媒體與語言以及具有政治背景的文學等方面。

西方的文藝思潮向東方擴張的過程中。以不同的路徑傳播到中、日、韓三國,而此后其文藝思潮在各國的發展卻出現相似之處。當然,日本與中國、韓國不同,屬于主動及自發性 地接受現代文明和思想,通過留學的方式直接受到西方文學影響。夏目漱石等知識分子用他們的筆將其思想引入日本。與之相比,中國和韓國的知識分子則主要是通過翻譯日譯本的西方作品和原著來接觸西方思想。然而,在西方。文藝思想經過200年的努力才逐漸發展,日臻完善,在東方傳播卻只用了二、三十年的時間。這就不可避免的帶來了對于西方思想的理解上的混亂。從這點上看,中、日、韓三國則非常類似。而且,中國和韓國在翻譯日譯本的西方作品的過程中,由于二次翻譯所出現的錯誤更加突出。作家們在翻譯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及現實主義的作品時,由于缺乏時間上的先后性,各種作品同時發表,因此。這一時期的作品思想混亂,其多面性卻被發揮得淋漓盡致。

中、日、韓三國的現代文藝思潮之所以極端混亂,可以列舉以下三點進行說明。

首先,中、日、韓三國文藝思潮并非在正常的歷史變更中產生,而純粹是無序的模仿西方文化潮流所帶來的結果。西方各國經過現代發展。浪漫主義抵制古典主義。而現實主義與自然主義又抵制浪漫主義。反觀在東亞三國各種文藝思潮幾乎同時出現。如在韓國,《創造》的現實主義是作為否定啟蒙主義的純文字運動開始的。

在中國,作家們提倡拿來主義,全方面吸收新的思想。中國特定的歷史情況決定了現實主義占據主流地位,與實用的傳統以及功利的目的相結合。在西方近現代文學中占主導地位的現實派,在那個時期的中國發揮了作用。文學團體紛紛吸收了現實派文學的創作手法。從五四運動到1940年代,現實主義作為一個支流,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著文學作品及其創作精神。但是。就文化背景而言,西方現實派作家們的抵抗意識與中國傳統的叛逆意識相悖,現實派沒有實現本土化。在日本也發生了同樣的情況,明治維新以后。現實主義先于浪漫主義和自然主義得到發展,因而出現了古典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的現象。

第二個原因,是對文藝思想概念的誤解。在中國和韓國,由于所翻譯的作品和理論依賴于原著的日譯本,重譯的問題非常明顯。兩國都把現實主義與自然主義解釋為同一概念,而浪漫主義用頹廢主義來說明代替。

在韓國,《創造》的創刊人李光洙否定啟蒙主義,提倡純文學意識。這種創作態度與佐拉所代表的自然主義創作方式相去甚遠。《廢墟》的同仁們所主張的頹廢主義也并非是19世紀末在西方登場的頹廢主義,只不過是一種經過變化的浪漫主義而已。《白潮》的情況也同樣,浪漫主義與象征主義混淆。

在中國的文壇,1932年瞿秋白翻譯并發表了恩格斯和列寧的論文后,現實派占據了主導性的地位。“現實主義”(Realism)在中國一直被譯作“寫實主義”。在文章中他第一次使用了“現實主義”一詞,并把“寫實主義”解釋為“按照事物本來的樣子去摹仿”。

最后是第三個原因:對于文藝思潮的無意識的盲目追求。在無產階級文化陣營中這一現象尤為突出。《白潮》的同仁,浪漫主義詩人樸英熙最終也化身為無產階級文學理論的先驅。在中國,隨著浪漫主義后期的作家們從日本和歐洲留學歸來。激進的無產階級論爭占據了文學的主導地位。

這種文藝思潮的混亂和錯誤是東亞特殊的現代化進程的反映。如果從東亞三國特殊的命運來考慮。這也可以說是必然的結果。

在論述現代文學的作家與讀者這一問題時,時間上的比較尤為重要。現代以后的作家和讀者的性格較之以前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原因可歸結為教育的普遍性和大眾化。在日本,1877年創建東京大學。在中國,戊戌變法后新措施實施,1898年創立京師大學堂,1912年5月以后改稱北京大學。在韓國,1883年創立元山學堂,1885年培材學堂誕生。

在中國和韓國,開化以后的新教育幾乎被基督教的學校壟斷,隨后,民間才自發地興起私立學校。他們導人新的教育方式,擴大受教育的機會。作為教育啟蒙運動的一環,出現了專門學校,私立學校,官立學校等等。主要傳授西方的新思想和新技術,擴大西方文化的傳播范圍和影響力,增加了新的讀者層,為新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石,為口語化的普及貢獻了巨大的力量。在中國,五四運動之后,白話文的教科書開始得到普及和推廣。韓國則在1895年7月,頒布小學校令,形成現代的初等教育。又以甲午改革為起點。政府宣布采用國漢文混用的教科書。日本明治5年,(1871年)政府公布了學制和征兵制辦法。軍隊擔當起教育機關的職責,把集體主義作為基調,這一點不同于中、韓兩國。總之,新教育的興起帶來了口語體文學的普及,并且培養了新的作家與讀者層。

語言和文字的問題是文學大眾化的關鍵。同處于漢文化圈的中、日、韓三國,由于長期使用漢字,現代文學的大眾化必然產生語言和文字的問題。在40年代的中國,文盲率達到80%以上。文言文的口語化后,漢字的教育成為現實的問題。新文化運動最主要的功績就是白話文的推廣,其重要性毋庸質疑。由此誕生的現代漢語形成了以白話文為中心的語言體系。并且建筑了大眾化的教育基礎。漢字也在某種程度上由表意文字向表音文字轉化。

在韓國,甲午改革的前后,國文的復興與普及、文言一致文體的導入、句讀法的使用等先后施行,這些都對新文學的形成給予了重大的影響。《西游見聞》的出現,成為表記法發展的重要轉折點。此后,文字的表記法開始急速的韓文化。

在日本,啟蒙運動的初期,隨著社會運動的擴大化,興起漢字廢棄論等一些過激的主張。1880年后,口語文學誕生。二葉亭四迷所著的《浮云》由于文言一致,被公認為是最早的現代小說。

現代以后的作家和讀者的特點是城市的發展與媒體的普及密切相連。印刷技術的普及使小說進入了商業流通領域,它不僅使大量的供給成為可能。同時也改變了作家與讀者的關系,導致作者匿名化和文學商品化的出現。

在19世紀末的韓國,《獨立新聞》《京城新聞》《每日新聞》《少年》《泰西文藝新報》等的創刊為韓國現代文學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在中國,商業新聞的興起是以晚清時代的上海為中心的,在那里出現了大眾媒體和出版業,并得以發展和壯大。在當時的東南亞地區,歐洲傳教士為了傳教的目的,刊印雜志。而真正意義上的媒體的興起是19世紀末康有為和梁啟超所創立的《時務報》。他們借助媒體,宣傳啟蒙運動,但是出于商業的目的,并不能自由地發揮。現代媒體的發展徹底改變了作家層與讀者層。在古代,文學的創造者和欣賞者同為士大夫階層,伴隨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讀者層不斷擴大的同時,作家層也由士大夫階層向知識分子階層轉變。此后出現的專業文學雜志都同時具備商業性和啟蒙性的雙重特點。這個特點在30年代文藝季刊出現后則更加明顯。

在日本,以福沢諭吉(1847-1889)為首的知識分子們,為了宣傳市民社會的理念,結成明六社(1874),并推出其機關報《明六雜志》,開展民眾的思想啟蒙運動。他發表了《脫亞論》。主張脫離已經落后的亞洲,向西方文明靠攏,為現代日本的誕生。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從此,以締造西方式文明 為理念的改良主義誕生。其后,德富蘇峰設立民友社,創辦《國民之友》雜志,倡導平民主義理念。由于這一系列運動的相繼展開,為夢想著在社會上出人頭地的青年們帶來了希望,啟蒙思想得以深入人心。

1931年日本出兵我國東北。強占東三省,即所謂的滿洲事變之后,國內形勢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左翼文藝團體被強制解散,都市文化的興起接踵而至。非政治性的文學思想得以長足發展,如日中天。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純文藝雜志的創刊也急速增長。因此,可以說伴隨著都市文化的形成與發展,文學媒體的興盛如期而至。

談到現代文學的作家層,中、日、韓三國的留學生所發揮的作用不容忽視。幾乎所有的現代文學作家都曾有過留學的經驗。特別是在日本。留學生出身的知識分子們直接接觸西方文化,在推動其本國文學的現代化進程方面功不可沒。同樣的,在中國和韓國,政府派遣的留學生學成歸來,率先擔負起新聞和雜志的創刊和出版工作,此后,政治小說和西方名著譯本也經由他們的手相繼問世。在文學史上書寫了新的篇章,開創了新的里程碑。古代的知識分子們通過科舉考試,躍入龍門,進人士大夫階層。而在現代,由于新式教育的普及,中間階層的作家們登臺亮相，作家的思想意識也同樣在這一時期發生著變化。對于東亞的知識分子們來說,20世紀是從傳統的士大夫階層向現代知識分子階層轉變的時期。自董仲舒后,政府為了制約能吏階層,有意識的引入士大夫這一階級。這種歷史背景下,傳統的士大夫們長期受到民主意識的熏陶,作為精神文化的締造者和繼承者始終抱有政治的使命感。然而。進入20世紀的開化期。伴隨著科舉制度的消亡,文人們出身立命的方式也隨之改變。與此同時,由于西方現代價值體系的層層滲透,新興的知識分子階層開始否定傳統的價值觀。普遍接受了西方價值理念。這一時期的作家們,同時具備了古代和現代作家的雙重特征。與其說他們是專業的作家,還不如說是具備作家素質的思想家或革命家來的貼切。他們沒有明確的藝術分類,如果有必要,任何藝術類別都有可能涉及。有人說,“開化期的小說家們。關注著任何能夠給社會帶來觸動的思想。他們是涉獵廣泛的知識分子。”確實是這樣,這一現象普遍存在于當時的中國和日本。

論時間先后,中、日、韓三國多少存在著一點差異。但是總體來講。進入30年代后,無論從質還是量上來看,各國的現代文學都達到了繁榮與成熟期。在第一代留學生影響下而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們,接受西方教育制度的培養,使用新的文體和語言,從真正意義上認同并接受了西方思想。另一方面,他們以都市型文化為其文學創作的主要背景。也就是說,30年代的新作家們是傳播都市型文化的階層。

在這其中,海外留學派又占了大多數,目的地多為當時先進國家的大都市,并且他們的年齡也處于對尖端文明和文化的敏感期。在某種程度上,他們親身經歷了現代的都市文化,回國后,作為其文化的傳承者,講述著一個個引人入勝的傳奇故事。特別是進入30年代中后期,政治活動受到種種限制。大多數具有政治色彩的雜志開始沒落,商業雜志取而代之,成為媒體傳播的中心。這種雜志在思想上沒有危險性,但是對作家知名度的要求也相應地提高了。這種情況非常適宜對于外國文學有敏銳觸覺的海外留學派作家。他們利用自身優勢,標榜純文學理念,成為文壇的新星。在中國,以上海和北京作為中心,《現代》的現代詩派和《新月》的新月派是其中的代表。在日本,以《文藝時代》作為中心的新感覺派和以《白樺》為中心的白樺派,是其中的佼佼者。在韓國,圍繞著《詩文學》、《文藝月刊》、《文學》為中心的詩文學派尤為引人注目。后記

綜上所述,在東亞,現代文學的發展過程和當時的社會情況緊密相連。雖然各國政治情況各異,但基于民族主義的民主化方向卻表現出一致性。文學首當其沖,必然地受到當時的社會情況的影響,然而,關于其能否獨自的發展這一問題,當然存在著爭議。東亞的現代文學是在西方的壓迫和對其反抗的過程中誕生的。因此,也可以說是,運用排外主義的方式西方化的。

在日本,為了形成現代國家的國民性。其現代文學史的記述著重考證本國文學的發展全貌。而在我國,由于國家體制及政策等原因,以思想傾向或者說是意識形態為中心的文學史長期存在。由于韓國長期不能從殖民時代和民族分裂的惡夢中醒來,直到1980年以后,強調民族意識的文學史才被刊行。

在現代文學的發展過程中,日本最早走上全面西化的道路,對中、韓兩國的示范作用當然不容忽視。但是,在二十一世紀也就是新時代到來的今天,我們要尋找一個能夠反映當代文化環境的新的理論框架來記述文學史。國際化趨勢的今天,現代社會的資本、情報、文化飛速融合。國與國之間的文化傳播消除了時間與空間的隔閡,但也因此失去了其連續性。

在這種狀況下,作者認為,以后的現代文學史不能止步于單純的解釋、評價和區分本國的文化現象,而應將研究范圍推廣至東亞的文化和文學史這一廣闊的課題內。也就是說,必須走出西方文學的陰影,發掘和整理與現代西方存在差異的、具備東亞個性的文學史。在完善了本國文學史的基礎上,保留各自文學的個性,將研究重點放在超越本國文學和民族文學,創建廣闊的三國文學史這一新的起點上。

第三篇：從讀者角度分析

從讀者角度分析，本人從網上摘抄如下文字

（1）首次上市，主要的傳播對象是針對那些有獵奇心理的讀者，對于這類讀者向他們提出一種全新的概念“財商”，并通過海報、主流媒體等制造出一種熱銷的局面，把他們的好奇心提升到最高狀態，促使他們去購買。

（2）接著是針對那些持觀望態度的有懷疑心理的讀者，他們的心理是矛盾的，既想買又拿不定主意。為此需要打消他們的疑慮，采取專題新聞發布會與專家推薦的方式促銷。

（3）第三個層面是針對那些自我控制心理強的讀者，這類群體對圖書有自己的看法與選擇，他們不會輕易受媒體或其他傳播方式影響。對于他們來說，首要的問題是必須讓他們自己認為讀此書是有益的、有價值的，因此采取了書評、書摘等類似的評介活動，讓他們了解此書的價值所在。

（4）針對那些從眾心理強的讀者，這類群體的人數很多，他們往往是看別人是否擁有，是否很多人都擁有。因此借助讀者交流、作者訪談、圖書排行榜等形式向他們傳遞圖書熱銷及銷售業績的信息來促使他們行動。

（5）針對持有教育心理的讀者，提出理財教育的觀念，并通過“對話”欄目等形式進行理論探討與交流，對現行的大學教育模式的不足與缺陷進行評說，指出要想變得富有，就得接受理財教育。

（6）針對富有上進心理的讀者，采取各種研討會、培訓班的形式，來擴大圖書的銷售，提升圖書的品牌形象。

在營銷傳播里值得重視對作者的包裝宣傳。據調查，影響讀者購書的原因中，作家知名度占36%，作品內容占12%，作品形式占10%。美國圖書音像行業的資深顧問在長期研究后發現，一些出版社之所以成功，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是明星的力量，明星的魅力與出版物的融合造就了一批暢銷書。越來越多的出版社開始花大力氣包裝作者，作家明星化的現象屢見不鮮。對作者的包裝宣傳一般分兩種情況，一種是作者本身已經是名人，一種是作者還不是名人。前者顯然對宣傳更有利。但是這里要注意兩點：

一是名人也需要宣傳。有人認為已經是名人了就不用再做過多宣傳。其實名人一旦淡出被媒體關注的視野，讀者對其作品的關注也就大為降低。國外的出版業在對作品進行推介時將讀者對作家作品的認知程度作為很重要的參考資料，因此非常注重對作者的宣傳，即便是對于某些不愛拋頭露面的大腕級作家，出版商們也有高招：連續地做新書廣告，每當作者生日、獲獎或有其他重大事件時刊登廣告做宣傳，在新書上市之前將巨幅樣書、作家畫像大量懸掛在書店周圍，以此加深作者在讀者心目中的印象，刺激購書。事實上，大眾對名人有天然的關注，據業內人士透露，名人出的書，封面上有作者頭像的普遍比沒有頭像的賣得更好。

二是對作者的媒體形象的塑造。對名人媒體形象的塑造作得最好的當數娛樂界，他們打造一個明星是按照一定的標準來塑造這個形象，而這個標準為大眾量身定做的。對作者的包裝也應如此。余秋雨塑造公眾文人的形象是非常成功的。余秋雨非常清醒地認識到他與其他暢銷書作家不同之處是他的人文知識分子的身份，所以他的歷次媒體亮相都是在向公眾傳遞這個信息，這個身份又始終和他的作品聯系在一起。余秋雨共著有《文化苦旅》、《秋雨散文》、《文明的碎片》、《山居筆記》、《霜冷長河》、《千年一嘆》、《行者無疆》等。他的公眾文人形象和他的作品相得益彰，使他在大量的爭議中仍然是首屈一指的大眾文化暢銷書作家。

將一位不出名的作者包裝成明星是一項很有潛力的工作，并且在作者身上尋求賣點是暢銷書一貫的炒作手法。在國外，大力宣傳包裝新作者，從而帶動其作品知名度的提高，使之成為自己出版社的招牌作家是很多出版社的營生之道，造成名人效應這種宣傳方式往往比單獨宣傳一本書成效更顯著。在國內，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這方面的工作還相當薄弱。也有個別作得比較好的案例。比如中信出版社對《水煮三國》的作者成君憶的包裝。出書時成君憶不是名人，出版社策劃了以書帶人的宣傳方式。先是大力宣傳該書的獨特性，然后讓幕后作者浮出水面，接著是大量的宣傳采訪，作者在各種媒體出現，儼然成為本土管理的代言人。書火了，作者也火了，緊接著，又推出成君憶的《孫悟空是個好員工》，這本書一面世也立即上榜，成君憶顯然已經成了一位不折不扣的暢銷書作家。

第四篇：從孩子角度分析

從孩子的角度部署移民計劃｜案例分析

2016-07-11僑通資訊

辦EB-5的，EB5Sir接觸過的家庭，都是為了孩子，今天來看一篇Peng & Weber律師的文章，就是談如何圍繞孩子做規劃的問題，供讀者朋友們參考。

中國大陸的移民和別的國家的移民相比，有它非常特殊的地方，即移民美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為了孩子的教育和前途。中國父母日益擔心填鴨式教育制度、漫長的學習時間和競爭激烈的考試制度對自己的孩子產生不利影響。此外，永無止盡的食品安全問題和越來越糟糕的污染繼續促使有經濟能力的中國父母親想盡辦法移民海外。簡言之，中國大陸的許多父母希望子女在美國得到西方式的教育、新鮮的空氣以及安全的食品。這意味著孩子的需要往往是決定父母如何選擇移民的關鍵。

本文將介紹幾個基于真實情況的案例分析，希望能在移民規劃過程中提供一些參考。

I.中國家庭移民美國的幾種常見選擇

一般來說，目前還在中國的家庭有以下幾種常見的，以雇傭關系或投資為基礎的移民方式：

＊ 直接投資移民（Direct EB-5）

＊ 區域中心的投資移民（Regional-Center EB-5）

＊ EB-1C ：跨國公司的高管（Multinational Executives or Managers）

1.直接投資移民：

投資人投資50萬或100萬美元到一個新的商業企業，產生10個全職的工作機會。雖然直接投資移民也有積極的方式（投資者自己經營和管理）和間接的方式（投資者只是有限合伙公司的有限合伙人，自己不參加日常經營和管理），但大部分的直接投資移民的人都是希望自己掌控資金，希望自己參加對企業的經營管理，所以選擇直接移民 方式的投資人大多是自己經營和管理企業。

2.區域中心投資移民：

投資人把50萬或100萬美元投資到一個移民局事先批準的區域中心里，投資人不直接參加企業的經營管理，所產生的10個工作機會可以是10個全職員工，也可以是10個間接的工作機會（通過經濟模型來計算）。一般來說，現在市場上所有的EB-5項目都是在目標就業區的50萬美元的投資項目。

3.L-1A to EB-1C跨國公司高管移民：

在中國的公司擔任高管職位一年以上，被派到美國的子公司，分公司或附屬公司繼續擔任高管職務，只要美國公司已經在美國經營業務一年以上，即可以通過EB-1C辦綠卡。如果美國的公司是剛剛成立或者在美國經營生意還不到一年，則只能先申請一年的L-1A簽證，等美國公司經營了生意一年以后再申請綠卡。EB-1C的非移民簽證是L-1A簽證。雖然L-1A簽證和EB-1C的法律要求相同，只是EB-1C要求美國公司已經經營業務一年以上。但實際上，移民局對EB-1C案件的審理比起L-1A來說要嚴格和苛刻許多。

與EB-5投資移民相比，EB-1C的優勢如下：

＊ 申請人不需要證明投資資金的合法來源 ＊ 法律沒有規定投資的最低額度 ＊ 目前還沒有必要等移民配額 ＊ 所獲得的綠卡為永久綠卡 ＊ 不需要雇用固定數額的員工

與EB-5投資移民相比，EB-1C有以下缺點：

＊ 不確定性：通過EB-1C申請綠卡，美國公司必須有良好的業績和足夠數量的雇員。雖然法律并沒有規定一定要幾個雇員，但移民局經常以公司規模小，公司組織結構太簡單而拒絕小公司的EB-1C申請。所以小型公司的EB-1C申請結果很難預測。

＊ 移民局的嚴格審查：移民局對于此類案件的審查非常嚴格，尤其是對于規模較小的公司更是如此。因此，申請人往往需要提供大量的材料和證據，以證明公司的業績和發展狀況以及申請人作為管理人員的職權范疇。這種提供材料的過程非常繁瑣，也帶來很多的律師費用。

＊ 移民局對于EB-1C的拒絕率很高。雖然移民局并沒有公布對EB-1C的批準率，但根據筆者的了解，移民局對于EB-1C案件的拒絕率遠遠高于EB-5案件。

＊ 與大家的理解相反，通過EB-1C申請綠卡的投入往往不止50萬美元。這并不是一個省錢的拿綠卡的方式。恰恰相反，通過EB-1C花的錢一般不僅不少于50萬美元，而且非常費時間和精力。這不是一條又省錢又省事的辦綠卡的途徑，而是一條又花錢又費心又曲折的辦綠卡的途徑。

在投資人對于企業的控制和管理上，與EB-5區域中心項目相比，EB-1C有以下明顯的不同之處。即 EB-5區域中心的投資人只是有限合伙公司的有限合伙人，雖然對企業有著制定政策權，但并不參加企業的日常管理，這是與EB-1C的最主要的區別。在這一點上，EB-1C和EB-5直接投資移民比較相像，即投資人自己控制資金和管理企業，盡管在某些情況下，EB-5直接投資移民也有點像EB-5區域中心的移民，投資人不直接參加日常管理。

II.決定中國家庭移民美國的選擇的因素

一般來說，在為客戶作移民計劃時，移民律師應該在和客戶首次見面時花一個小時的時間仔細了解客戶的情況，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詢問客戶的情況，以幫助客戶設計出最合適的移民方案： ＊ 移民的目的是什么？自己想移民或者只是為了孩子？家里有幾個孩子？孩子的年齡多大？孩子現在中國還是在美國？如果孩子在中國，希望孩子什么時間去美國上學？ ＊ 父母能拿出多少錢來辦移民？

＊ 父母想來美國經營生意嗎？如果是，父母現在是否已經在美國做生意？如果不辦移民，父母也想在美國做生意嗎？

＊ 如果父母想來美國經營生意，父母能夠花時間在美國居住，至少花一部分精力投入到美國公司的經營和管理上來？

＊ 父母想在美國的生意中起積極的管理作用還是間接的作用？

＊ 父母對美國文化，語言以及生意經營的了解程度如何？父母可以自己經營生意或是單純地依靠朋友來幫忙？

III.案例分析

案例一：L-1和EB-1C辦綠卡

周先生和太太在中國上海有一家建筑設計公司，他們經常在美國雇傭建筑設計公司幫助設計工作。現在周先生有兩個孩子，大孩子15歲了，想來美國上高中，小孩子12歲了，想來美國上初中。周先生和太太都有澳大利亞的建筑專業學士學位。周先生和太太希望盡快把孩子送到美國來上學。同時，也想在美國開展一些建筑設計業務。周先生和太太講流利的英文，也有生意需要在美國開公司，這樣可以把承包給美國公司的建筑業務拿到自己的美國公司來做。但目前在美國還沒有正式的公司。周先生和太太估計在美國公司開業后一年之內可能需要3-4個雇員，兩年之內可能到6個員工左右，但不能肯定，要依業務發展情況而定。周先生希望在美國自己開公司發展建筑設計業務，同時也辦好幾個孩子的綠卡身份，因為周先生希望自己開公司做生意，所以他只能在 EB-5直接投資移民和EB-1C之間選擇。

在分析了周先生的情況后，我們認為EB-5直接投資移民不是一種最好的方式。

第一，從孩子的角度來說，如果辦EB-5需要幾年時間才可能以臨時綠卡的身份登陸美國（I-526申請的審理時間加上等移民配額的時間需要幾年），周先生和太太希望孩子能盡快來美國上學。雖然他們可以先讓孩子申請F-1學生簽證來美國上學，但是只能上私立寄宿學校，兩個孩子的學費加起來就接近10萬美元。周太太雖然可以拿B-2旅游簽證來美國陪讀，讓孩子不上寄宿學校，省一些費用，但B-2旅游簽證只能一次在美國停留半年，而且多次進出美國很有可能被拒絕入境。

第二，以周先生和周太太的生意角度來說，做EB-5直接投資移民也不合適。周先生的公司屬于專業服務公司，不需要投資50萬美元的資金，而EB-5直接投資移民必須最少投資50萬美元。且周先生的公司 選擇的不是目標就業區(TEA)，所以需要投資100萬美元。另外，EB-5直接投資移民需要在兩年之內請10個 員工才可以拿到正式綠卡，周先生對這一點沒有充分的信心，因為這完全取決于公司的發展情況。從公司的業務發展來看，周先生可以肯定的是，兩年之內可能請6個雇員。

分析了周先生的情況后，我們認為L-1簽證和EB-1C是最好的選擇。我們為周先生和太太辦了L-1簽證，兩個星期順利批下來，兩個孩子以L-2身份順利進入美國，在公立學校上學。因為是新公司，第一次拿的是一年L-1簽證。在公司業務經營一年之后，美國公司請了4個雇員：三個建筑設計師，加上一個行政人員。L-1延長順利批下來。L-1延長批下來之后，周先生以EB-1C辦了第一優先的綠卡，全家人僅僅兩年多一點就拿到了綠卡。

案例二：EB-5區域中心投資移民辦綠卡

李先生在上海有一個經營了10多年的公司，做傳媒業務的，公司有20多個員工。公司與國外沒有任何業務來往。李先生有一個獨生女兒在美國上大學二年級，已經19歲了。女兒很喜歡美國，想在畢業后留下來。女兒學的是藝術專業，畢業以后聽說很難找到工作。即使找到工作，美國的雇主也不一定愿意辦H-1B工作簽證。就算是雇主愿意辦H-1B工作簽證，也不一定能抽上簽。因為H-1B每年一次抽簽，中簽率只有30%左右。女兒非常希望有美國綠卡身份，這樣畢業以后不管是找工作或自己做自己的藝術創造工作都很方便。

李先生在中國聽說L-1和EB-1C辦綠卡又快又好，所以希望在美國開公司，做生意。李先生辦個L-1簽證，女兒也可以拿L-2簽證（因為女兒還不到21歲），然后通過EB-1C辦綠卡。通過和李先生的仔細交流，我們發現L-1和EB-1C對李先生并不合適。李先生在中國工作繁忙，并且年輕，他和太太都不想來美國工作和生活，只是想開個公司給女兒辦綠卡。公司成立起來以后，最多也只能每年來美國一兩次，不可能在美國經營管理業務。

而且，他們對在美國經營管理業務也沒有一點頭緒，對美國的商業情況都不甚了解。他們對于在美國經營管理公司也沒有強烈的愿望，因為他的生意的重心還是在中國，中國的業務非常興旺。如果女兒不辦綠卡，他們根本就不會在美國開公司。只是在中國聽說過L-1是一條省錢又快的辦綠卡的途徑。

仔細了解李先生的情況后，我們認為李先生為女兒 辦綠卡的最好的途徑是通過EB-5區域中心來辦綠卡。

首先，L-1簽證和EB-1C不合適，雖然李先生可以在美國開個公司并租個辦公地點，寫個經營計劃以申請獲得最初一年的L-1簽證，但一年以后要延長簽證以及辦綠卡都會非常困難。雖然移民法并沒有規定一定要雇傭幾個雇員，但根據筆者的經驗，如果公司在一年之內不能請4 個員工，一般來說，很難獲得L-1延長的批準，更談不 上通過EB-1C申請綠卡（除非公司的雇員是專業人員，如工程師之類，則可以不需要4名雇員）。因為李先生要從頭開始在美國把業務開展起來，在一年之內請上至少4個員工并不是一件易事。他有語言文化的障礙，再加上本人沒有時間來美國經營管理公司，所以他的L-1簽證可能很難延長，更談不上最終拿綠卡。

另外，EB-5直投也不是一個適合他的方式。因為他本人沒有時間在美國經營管理他的企業，他的企業很難在美國發展起來以至于兩年之內雇上10個員工。雖然李先生提到可以請朋友幫忙經營公司，但根據筆者的經驗，這種請朋友幫忙的生意大多都很難成功地經營下去，最后經常以不歡而散結尾。因為李先生的主要目的是為女兒辦個綠卡，并不是因為有生意必要在美國經營生意。

因此，EB-5區域中心移民是最適合他的方式。他可以把50萬美元以禮物贈給女兒（因為李先生和太太不希望要綠卡），女兒可以主申請人的身份辦綠卡。這樣李先生不需要花時間來顧及美國的生意，女兒可以安心讀書。等女兒拿到公民之后，如果李先生和太太改變主意想來美國，女兒可以以家庭團聚來申請父母綠卡，程序非常簡單，時間也不到一年。

案例三：EB-5直接投資移民辦綠卡

劉先生有個25歲的兒子在美國上研究生，學的是工商管理碩士專業(MBA)。劉先生自己本人是中國一個大公司的老板。因為受父親的影響，劉先生的兒子從小就對經營管理和商業感興趣，因此上大學就選了商業管理學位，來美國又攻讀MBA課程。因為有兒子在美國，劉先生很想把業務發展到美國來，在美國成立一個分公司，讓兒子通過EB-1C來辦綠卡，這樣兩全其美，既開展了業務又為兒子拿了綠卡，而且還能鍛煉兒子的經商能力，讓兒子來管理公司，這樣他也放心。劉先生明確指出不愿意通過EB-5區域中心辦綠卡，因為他要到美國開展業務，而且他很希望兒子在美國有一些經商的經驗。

我們分析了劉先生的情況后，認為EB-1C對他并不合適。

首先，他兒子已經超過21歲，兒子已經不能作為附屬申請人通過EB-1C辦綠卡。另外，兒子大學畢業以后來美國上學，沒有在劉先生的公司工作過一年，因此也不能以兒子的身份來辦EB-1C。當然，兒子可以回中國去到父親公司工作一年擔任高管職務以后再辦EB-1C，但劉先生的兒子不愿意回中國去父親公司工作一年。

我們給劉先生指出：為兒子辦綠卡的辦法只有EB-5區域中心移民和EB-5直接投資移民。劉先生不愿意辦EB-5區域中心移民，因為他很有信心他在美國的公司會在兩年之內至少請10個人，他希望兒子來開辦和管理這個公司。因為兒子正在MBA畢業有OPT實習的工作許可，兒子可以來管理經營生意。劉先生最后選擇了EB-5直接投資移民的方式，他把50萬美元資金作為禮物贈給了兒子，兒子在美國成立了公司，經營和管理生意。

但是，因為中國投資移民有幾年的等待期限，兒子的OPT只有一年，一年以后，兒子還需要轉成學生身份繼續上學以保持身份。但劉先生認為到時公司已經有一年的運轉時間，兒 子可以雇傭別的人來繼續公司的運轉。

雖然兒子一年以后不能工作，但畢竟在美國，還是可以通過雇傭美國管理人員來維持公司業務正常運轉的。雖然劉先生選擇了這種直接投資移民的方式，但根據筆者的經驗，這種方式的投資移民一般來說并不適合中國的大多數留學生。因為大多數孩子在美國年紀很輕，缺少商業經驗，很難把生意做好。加上投資移民有幾年的等配額期間，在拿臨時綠卡之前，孩子必須有合法身份在美國工作幾年以經營管理生意，這實際上不是一件易事。因此這個辦法只是極少使用，確實要因人而異。

IV.總結

從以上三個案例可以看出，移民的途徑一定要根據客戶的個人情況而酌情處理。每個人的情況不一定，因而一定要全部了解客戶的情況再建議合適的移民途徑。總之，在選擇EB-1C和EB-5的途徑時，一個基本原則是：如果客戶到美國辦公司的唯一目的是綠卡，沒有綠卡就不會到美國辦公司的話，EB-1C一般是不合適的。即便通過EB-1C拿到綠卡，客戶所付的資金代價也一般不會少于50萬美元。

如果客戶的唯一目的是綠卡，EB-5區域中心往往是最省事和最簡單的途徑。因為EB-5直接投資移民和EB-1C有不少相同之處，因為同樣的原因，如果投資人不適合辦EB-1C的話，一般來說也同樣不適合辦EB-5直接投資移民。況且，因為中國投資移民配額有排期，在拿臨時綠卡之前的幾年投資人如果無法拿到合法的工作許可來經營他的生意，會對生意的經營帶來極大 困難。因此，對絕大多數有移民意愿的中國大陸人士來說，EB-5區域中心移民一般來說還是最合適他們的移民道路。

第五篇：從比較文學的角度淺析林黛玉與茶花女的人物形象

從比較文學的角度淺析林黛玉與茶花女的人物形象

第一部分 導論

一個是閬苑仙姝，一個是風塵奇葩，一個是冰清玉潔的白色芙蓉，一個是明媚鮮妍的紅色山茶。18世紀，在亞歐大陸兩端的古老國度——中華帝國與法蘭西，兩位文采卓然的文學大師，曹雪芹與小仲馬，“分別運用中國藝術的‘表現’手法和西方藝術的‘再現’手法，為我們塑造了林黛玉多愁善感的傳神之形和瑪格麗特真切感人的悲劇女性形象”。1中國古典小說的奇葩《紅樓夢》，運用現實主義和詩意的手法，將封建社會的衰落這一宏闊畫幅作為這場悲劇收尾的愛情故事的背景。《紅樓夢》博大精深的藝術成就，使之成為永久的談論主題。寶玉和黛玉的愛情是全書的主線，對讀者而言，林黛玉更是成為了不朽的“瀟湘妃子”。小仲馬先于1848年寫下小說版的《茶花女》，后改編成為戲劇。受小仲馬的啟發，威爾第創作了歌劇《茶花女》。1935年，《茶花女》被搬上熒幕，名為《瑪格麗特·戈蒂埃的故事》。茶花女這一人物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兩個看似生平迥異的女子，卻在文學藝術上有著異曲同工的美感。本文試圖從比較文學的視角出發，以作者曹雪芹和小仲馬的生平及其所處社會環境、《紅樓夢》和《茶花女》的小說本身以及林黛玉、茶花女的原型等角度為切入點，對林黛玉和茶花女的身世、生平、性格、愛情悲劇及根源、文學藝術之美進行多角度比較。關鍵詞：紅樓夢，茶花女，林黛玉，曹雪芹，小仲馬

第二部分 正文

第一章 曹雪芹與小仲馬的生平簡介及其所處社會背景比較

1.1 曹雪芹與小仲馬的生平介紹及比較

1.2 曹雪芹與小仲馬所處社會背景比較

第二章《紅樓夢》與《茶花女》簡介

2.1.《紅樓夢》簡介 2.2.《茶花女》簡介

2.3.林黛玉和茶花女的原型小考

第三章 林黛玉與茶花女的人物形象比較

3.1.林黛玉和茶花女的身世比較

3.2.林黛玉和茶花女的性格比較

3.3.林黛玉和茶花女的愛情悲劇比較

3.4．林黛玉和茶花女的悲劇根源比較

第四章 林黛玉與茶花女的文學藝術美比較

4.1.林黛玉和茶花女的文學美比較 4.2.林黛玉和茶花女的藝術美比較

第三部分：結論

山茶已去，墓冢依然；絳珠亦走，金陵夢斷。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為誰妍？閨中女兒惜春暮，枉入紅塵若許年。曹雪芹與小仲馬，把林黛玉與瑪格麗特這兩個女子悲劇的一生描寫得淋漓盡致。林黛玉與茶花女是世界文學畫廊中兩個經典的女性形象。悲劇性命運使這兩個人物形象具有了可供比較性閱讀的參照意義。她們同是用最寶貴的生命祭奠了人性的尊嚴,也正是在這種放棄和犧牲中,彰顯出高貴的人性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