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院文化建設的傳承與發展

法院文化建設的傳承與發展

作者： 中國法官協會法院文化分會

來源：中國法院網

http:///article/201202/10/474983.shtml

中國的法院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已經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強法院文化建設是社會發展的時代需求，也是落實中央十七屆六中全會精神的歷史使命。

現見諸于報端的涉法文化的語匯中，有“法文化”、“法律文化”、“審判文化”、“訴訟文化”、“法院文化”、“法官文化”、“司法文化”種種，各有其內涵與外延，但言及“建設”，則各種涉法文化的“建設”的內涵與外延卻趨于相通。故此可見：了解法院文化建設的特殊性，足以認識各種涉法文化建設的普遍性。前蘇聯哲學家羅森塔爾·尤金指出：“文化是人類在社會歷史實踐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可見，文化包容精神、物質兩方面財富。所謂法院文化，是指法院組織法官行為主體在依據憲法和法律獨立行使審判權的進程中，形成的審判理念、司法規則、職業道德、理想信念、價值追求、物質符號、司法行為和審判管理等方面內容的總和。當今，中國的法院文化豐富、多彩的表象，凸現其顯著的民族性和歷史傳承性。

縱觀中華法系中司法文化連綿不斷發展的數千年的歷史，人們會清晰地發現：人民法院作為當今國家的審判機關，具有漫長而艱辛的歷史發育過程。翻開中華法制史冊可見：國家的最高審判機關，從夏代的“大理”、商代的“御廌”和西周的“司寇”之司法官職到秦朝、漢朝和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廷尉”、“尚書臺”司法機構，從隋朝、唐朝和宋朝的“三法司”（大理寺、刑部、御史臺）到元朝的“刑部”、“大宗正府”、“御史臺”、“宣政院”，從明朝、清朝的“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和清朝末期的“法部”、“大理院”到中華民國時期的“大理院”、“最高法院”，從中華蘇維埃政府和陜甘寧邊區政府時期的“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高人民法院，一條在中華大地上薪火相傳、經久不息、演變遞嬗、日趨臻美的國家審判機關的發育軌跡，既標榜了審判機關在國家政體中的歷史功績，也彰顯了當今人民法院文化深厚的歷史積淀。

循著人民法院傳承中華司法文化的歷史軌跡回望：堯舜時代皋陶“神獸斷獄”之標榜司法公正，商代“敬鬼神畏法令”之神權法思想，西周時期“明德慎罰”與“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之“禮治”特征，春秋時期“鑄刑鼎”開創成文法先河之歷史功績，秦代法家重刑主義“法治”中的法網嚴密與嚴刑酷法之警世思考，漢代尊道家“無為而治”中的“重德輕刑”與崇儒家“獨尊儒術”的“春秋決獄”之功過，三國兩晉南北朝儒家道德法律文化中的“八議制度”、“官當制度”與“刑訊制度”、“登聞鼓直訴制度”之傳世遺風，隋代棄用500條《開皇律》而“法外用刑”與擱置500條《大業律》而另行“嚴定酷刑”之歷史教訓，唐代“寬仁治天下”中的“德主刑輔、禮法并用”的可鑒經驗，宋代理學催生的政治、思想上的自由風氣和立法強化中央集權卻又稱司法官吏為“難才”、并禁止武人干預司法之可歌典范，元代立佛教為國教下的立法卻確立僧侶特權和強化主奴不平等關系及維護奴隸制度之法哲學思辯，明代“治亂世用重典”中的“明刑弼教”與“內行廠”、“錦衣衛”操控司法之冤濫悲劇，清初立法“詳譯明律，參以國制”而贏得“盛世”與清未“禮法之爭”中的“變法修律”雖法豐而朝亡之“法治”價值評價，中華民國初期立憲確立“三權分立”、“司法獨立”和其后軍閥獨裁統治下的“復辟帝制”、“沿襲清末立法”及繼而出現國民黨反動派以“三民主義法制”原則“建立起較為完備的法律體系”和“以黨治國”、法外實行法西斯主義專制之治國方略比較……中國古、近、現代這一切國體、政體變遷中的涉法文化的演進，都蘊含著司法文化不斷提升的史實。剖析當今人民法院文化各個元素，似乎都可以在古、近、現代司法文化中找到源頭；當今人民法院的司法文化理念中的某些思辨也可以在歷史傳承的司法文化中獲取感悟。同時，從法哲學的視角看，傳統的法院文化中，也是精華與糟粕并存，需要我們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辯證地看待法院文化資源，科學地承繼其中之精華，這是時代賦予我們神圣的歷史使命。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首席大法官王勝俊指出：“人民法院文化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又充分體現人民司法事業的特點，其中最重要的是法院及法官的理想信念、價值追求、職業道德，以及行為準則等，既具有完美的精神內涵，又具有豐富的物質內涵，既表現為外在形象，又表現為內在素質，既有政治標準的要求，又有司法能力標準的要求。”這深刻地揭示了人民法院文化建設的社會地位和人民法院文化的外延范圍。由此可見，對人民法院文化外延 的正確、充分認識，至關重要。綜觀當今的中國，人民法院文化建設在繼承與創新中獲取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之豐富與輝煌，已令世人矚目：

其一，法院建制完善。全國設置四級法院遍布城鄉各地，空前地方便民眾的訴訟，完善的人民法院現行建制，在中國司法史上開創了無與倫比的嶄新局面。

其二，法官隊伍壯大。人民法院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砸爛”而摘牌關門七年。1973年恢復人民法院建制后，特別是經過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近三十余年的努力，一支“政治堅定、業務精通、作風優良、清正廉潔、執法如山”的法官隊伍已基本建成。

其三，適用的法律走向完備。由于歷史的原因，人民法院曾經歷了一個時期的“無法可依”的困擾。自中國改革開放后三十余年的立法攻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人民法院文化的基本要素——法律，已經空前完備。

其四，物質需求空前滿足。國家對人民法院司法資源成本的投入逐年加大；作為司法審判物質文化標識符號的標準審判法庭，均以高懸的國徽、莊穆的法臺、鎮堂的法槌、威嚴的法袍和足夠的旁聽席位，成功地向國人、向世界宣示了中國現代“衙門”的威嚴；同時，又有“圓桌審判”少年刑案的物質表象，體現出中國現代司法的人文親和；且各級法院均建有數個大、中、小法庭，充分滿足法官坐堂審案之需；各級人民法院審判、執行需要的車輛、通訊、辦公設施等物質裝備，除經濟不發達 4

地區的人民法院外，也日趨完備，已彰顯了司法審判不可或缺的司法物質文化。

其五，法院、法官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初步形成。各級人民法院和全體法官以“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思想為指導，以“公正、廉潔、為民”的司法核心價值觀踐行履職，尊崇法治、崇尚法律，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以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為己任；胸有良知，心懷大愛、以民為天、“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以能動司法、深入群眾、力促和解、增添社會和諧為榮為樂；恪守“廉生威、公生明”的信條，誠以自尊、嚴以自律、勤以自強、廉以自信、學以自覺，已蔚然成風。

其六，審判機關的司法功能作用充分發揮。人民法院堅持以審判為中心，通過審理刑事、民事、行政和國家賠償案件及強制執行的司法活動，為懲治犯罪，維護社會穩定，保障人權，調整社會關系，加強社會科學管理，促進社會和諧，發揮了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審判、執行司法專業之功能作用。在完成這艱巨的審判、執行任務的過程中，人民法院制發的法律文書蔚為壯觀，飽含著豐富的法律文化元素，體現著實體法和程序法在個案中的融合，特別是采信證據準確，認定事實真實，適用法律正確、說理論情釋法透徹的判決，屢屢自然地使當事人和社會從個案中的“法官乃法律之喉舌”的感悟中崇尚法律、信守法律，從而服從或容忍裁判，及致司法權威不宣而立。

其七，全面深化司法管理。人民法院堅持創新和加強審判管理，已在審判和執

行質量管理與效率管理、司法文書管理、司法檔案管理、司法統計管理、財務會計管理、司法行政管理、司法警察管理、司法裝備管理、司法行為管理等方面建立了一系列規章制度，成為人民法院文化的重要方面。

其八，法院文化的警世標志顯著。當今中國各級人民法院的審判大樓、審判法庭建筑群體中的法院文化標志，極具特色，凝聚了中外傳統法律文化的精華。

其九，司法監督機制日趨完善。人民法院的審判權、執行權為極其重要的國家公權，不可缺失的公權監督成為法院文化的重要內容。

其十，法制宣傳外化影響空前。人民法院審判和執行案件，既力求公平、高效，又注重擴大法制宣傳影響力：每年辦理各類案件千余萬件，僅案件當事人及其親友與旁聽群眾受法律教育影響者達二億余人；《人民法院報》、《人民司法》、《法律適用》等報刊和中國法院網、最高人民法院網站成為法制宣傳受眾率極高的載體，為中國法院文化史上的首創；各級人民法院充分利用社會各方報刊媒體，以公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宣傳法制，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既使公民增強知悉法律、崇尚法律和遵守法律的法律自覺，又使公民看到人民法院主持正義，依法公正審判，依法公正執行，增強司法權威與司法公正的法律自信。

人民法院文化要素僅列述以上十種，還有抵制司法干擾之執法如山風骨、勤勉奮斗之老黃牛精神、匡扶正義之“包青天”品格、刑事審判之“依法寬嚴相濟”政策、6

民事審判之“調解優先、調判結合”原則、審判與執行權之分權運行機制、“巡回審判”之歷史傳承等，都是人民法院文化的重要內容。人民法院文化之豐富，難以用文字表述窮盡。這正如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洛威爾所說：對于文化，我們想在文字范圍表述它的意義，這正像是把空氣抓在手里似的。當我們去尋找文化時，除了不在我們手里之外，它無所不在。

人民法院文化的內在功力和外在張力，日趨顯現于世。法院文化對維護社會穩定的強制力、對法院和法官司法行為的約束力、對司法服務于社會和人民的親和力、對造就精良法官隊伍的凝聚力、對促進依法治國的公信力和對參與建立和諧社會的感召力，是各級人民法院在傳承和創建法院文化過程中刻意追求的價值所在。承認和正視這一現實，自會被人民法院文化建設的豐碩成果所感染。但是，我們又不能不在階段性的成功中深刻反思：人民法院文化在承繼傳統的法院文化中混有糟粕，在自主創建中又因置身于“權力本位”、“以權壓法”、“以言代法”、“權利缺失”、人權意識差、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保護主義肆虐干擾和“民意至上”觀念沖擊的國度中而難以獨善而為，還有強勁的西方法律文化的積極滲透而良莠難分，因而我們不敢貿然地認為：人民法院文化現存的一切都是合理的。相反，人們已能夠從中清醒地認識到：人民法院文化建設在一些方面存在著不可忽視的理念偏差和行為失準。但是，我們仍應滿懷信心地踐行。在中央十七屆六中全會精神的指引下，全力貫徹執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進一步加強人民法院文化建設的意見》，并“在研究前人積累的法律文化成果的基礎上，揚棄舊義、創立新知、大力傳播，在全社會進一步強化社會主義

法治精神，社會公平正義觀念，營造崇尚法治、尊崇法律的濃厚氛圍”，人民法院文化之高度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建設必將推向新的階段，創造出新的輝煌。

第二篇：傳承與發展

浙江師范大學 MBA研究生學術報告總結

第 次

XXX

一、學術報告時間

二、學術報告人姓名、職稱、部門

三、學術報告題目

四、學術報告主要內容

五、本人體會

六、學院相關專業教研室評語及成績

一、學術報告時間

二、學術報告人姓名、職稱、部門

張應杭教授浙江大學四大名嘴EMBA主講

董曉宇教授清華大學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

楊繼瑞教授重慶工商大學校長

三、學術報告題目

《傳承與發展》

四、學術報告主要內容

張應杭教授《儒、道、禪與管理》

全面闡述了儒、道、禪三種極具代表性的東方哲學理念和思想在現代管理學中的地位和作用。報告從總體上講述了中國式管理的基本特點，然后分門別類地討論了儒家、道家和禪的理念，中間穿插了教授自己的感悟和海外對儒道禪的最新研究成果。最后，一起搭建一個中國管理理念的平臺。

董曉宇教授解讀《十八大后企業與政府新關系》

概述了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系，對中國、東南亞和歐美的政企關系做了對比，并找到了引起這些差異的環境因素。著重介紹了中國特殊環境下存在的特殊的政企關系，揭露了民營企業在特殊的政治背景和扭曲的經濟環境下所遇到的困境。在十八大召開后的大背景下，政企之間的關系有望獲得新的突破，教授以國企改革為例，深入剖析國企改革的思路、內容以及期間產生的利益糾葛，引出當下民營企業與政府關系的復雜性和轉型期兩者之間關系的處理。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為市場化改革帶來了新突破，也為民營企業帶來了新的機遇，力促企業、政府雙轉型。

楊繼瑞教授《中國經濟若干問題及走勢》

從五個問題著手深刻剖析中國經濟走勢。第一個問題：解析2014年中國GDP增幅。

1、從長期趨勢來看，我國經濟仍處于調整期，或稱“第二輪調整型增長期”；

2、2014年我國經濟依然存在著“換擋期”的下行壓力；

3、2014年支持我國經濟向上的因素主要是出口狀況稍好以及今年的政策效應與改革紅利逐步釋放。第二個問題：中國

2014財政政策抉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2014年我國將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要進一步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厲行節約，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擴大營改增試點行業。財政貨幣政策延續“一松一緊”搭配。調整支出結構，擴大減稅力度。當前經濟體制改革重點是減少政府干預，讓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而減少政府干預最好的辦法就是加大減稅規模，明年財政政策應向減稅傾斜，加快營改增改革進程。第三個問題：2014年中國貨幣政策抉擇。2014年，穩健的貨幣政策方面，要保持流動性適度充裕，盤活存量，優化增量，一手抓風險防范，一手抓促進發展，加大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力度，把錢用在刀刃上。“穩”字當頭 注重風險防控。由于影子銀行和地方政府債務規模持續擴大，防范金融風險壓力加大，2014年宏觀經濟政策存在趨緊壓力。同時，潛在的通脹壓力也會限制貨幣政策放松的空間。人民幣在2013年高歌猛進，人民幣兌美元近期加速升值。預計2014年對人民幣繼續升值，即期匯率達到5.95。第四個問題：2014年中國改革的重點、熱點。

1、要堅持擴大內需戰略，加快培育消費新增長點，著力優化消費環境，促進投資合理增長和結構優化，改善投資管理和服務；

2、要實施互利共贏開放戰略，積極拓展出口市場，強化多邊雙邊及區域經濟合作，推動對外開放向縱深拓展。（海陸絲綢之路經濟帶）；

3、要加快發展現代農業，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4、要加快實施創新驅動戰略，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取得新進展，促進傳統產業改造升級，促進服務業與制造業融合發展，下大氣力推動產業轉型升級；

5、要堅持綠色低碳清潔發展，加強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狠抓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毫不放松抓好節能減排，積極應對氣候變化；

6、要走新型城鎮化道路，出臺實施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落實和完善區域發展規劃和政策，增強欠發達地區發展能力，扎實推進海洋強國建設；

7、要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健全社會保障體系，促進社會事業改革發展；

8、住房房地產市場調控的長效化，行政手段調控將逐步淡出。第五個問題：中國2014最值得關注的產業投資領域。環保產業投資；文化產業投資；消費服務業投資；醫療產業投資；養老產

業投資；現代農業投資。

五、本人體會

在聽完張應杭教授的報告后，我覺得從儒道禪的層面來看待管理問題，讓自己的眼界開闊了不少，不再局限于日常生活中的那點瑣碎小事。儒家道德心的三大修持原則（德性立身、以和為貴、中庸為美）可以說是人際交往中的三大法寶，以道德心、和諧心、平衡心為立世之本、處世之道，凡事順其自然，退一步海闊天空，生活自然能美好很多。道家的自然而然、陰陽和諧、虛靜守弱和佛家的守持戒律、離相禪定、智慧度愚癡，同儒家的原則歸根結底都述說著同一個意思。由此可見，世間道理本出同源，不過是表述方式和傳誦方法不一樣罷了，只要守住本心，寬容待人，凡事順勢而為，自然能水到渠成。

董曉宇教授精辟地總結了當前中國政企之間的現狀與困境：離不開、靠不住，扭曲的主體和扭曲的關系。當前，在中國的經濟環境下，政府的調控能力是非常強大的，不但表現在產業的調控方面，同時政府每年將大量的扶持資金花費在扶持項目上，幾乎每個部門都掌握了專項資金。由此，政府部門成為了企業爭相結交的單位。對政府部門而言，掌握了專項資金，就相當于掌握了權力。企業希望從政府部門獲得利益，如土地、扶持資金等，這是雙方關系的基礎。政府扶持一個企業的方法會很多，決心會很大，同時要破壞一個企業的決心也會很大。利益與破壞并存，使政府與企業進入了一個相互博弈的階段。政府扶持一個企業，希望企業能多繳稅，多用人。而企業則是通過與政府部門的良好合作，少繳稅，多拿扶持資金。當各地政府大興建設時，優秀企業奇貨可居，是招商引資的主要對象，企業可以坐地喊價，但當企業出不了效益，政府開始采取手段進行清退，這就是所謂的資源優化。

楊繼瑞教授分別就2014年中國GDP的可能增幅、政府實施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改革的重點和難點、最值得關注的投資產業等五個方面與我們進行了分享。當前國際經濟形勢錯綜復雜，2013年以來世界經濟總體呈低速復蘇態勢，發達經濟體出現了一些積極跡象，但增長后勁不足，新興經濟體整體增速雖仍較快，但下行壓力加大，加上大國的宏觀政策有可能調整，世界經濟發展不確定性進一步加

大。中國盡管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二，但人均GDP為世界87位。總體上看，世界經濟復蘇弱勢難以改變，美國量寬政策退出預期增強加大了世界經濟走勢的變數，未來國際市場的競爭將更加激烈。根據這一背景和中國國內經濟態勢，2014年中國經濟總體上呈現一個“換擋調整期”。2014年重在堅持“穩中求進”，統籌“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三者的關系。首先要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穩增長是調結構的一個必要條件，也是與調結構可實現內在辯證統一。從當前的經濟工作排序來看，應是調結構第一，穩增長第二。一切為了結構優化升級，穩增長是支撐條件。

六、學院相關專業教研室評語及成績：

評語：

成績（百分制表示）：

負責人（簽字）：年月日

第三篇：加強法院文化建設

立足職能 構筑平臺

我市法院參與社會管理創新重實效

本報訊（陸研）今年以來，市法院下發《關于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實施方案》，制定《開展“四四八八”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工作責任分解書》，把執法辦案作為參與社會管理的基本途徑，把平臺機制建設作為參與社會管理的創新實踐，把考核結果作為業績評定、職務晉升、獎勵懲處的重要依據，參與社會管理創新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常態化的軌道。

“四項工程”深化職能發揮。全市法院以執法辦案工程為立足點，以能動司法工程為切入點，以維護民生工程為落腳點，以自身管理工程為突破點，著力拓寬服務途徑，切實促進社會管理。發揮立案信訪職能，將立案信訪窗口提檔升級為訴訟服務中心，整合立案接待、訴訟指導、法律咨詢、法律釋明、判后答疑等工作，為當事人提供方便、快捷、規范的一站式服務。發揮刑事審判職能，寬嚴相濟懲治犯罪，確立了市轄區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指定管轄制度，參與“新起點”小額愛心資助項目活動，為權力受到侵害、家庭困難的未成年人爭取社會資助。發揮民事審判職能，調解優先、調判結合，超過一半的民事案件調撤結案。發揮行政審判職能，注重行政訴訟案件協調解決，連續兩年發布行政審判白皮書，并積極配合市政府落實行政負責人出庭應訴制度。發揮執行工作職能，建立完善執行威懾、執行救助等工作長效機制，落實與20個單位會簽的《協助執行工作機制實施辦法》，推動“執行難”問題得到進一步緩解。通過去年開展“審判管理年”活動，把深化審判管理作為優化辦案指標的重要手段，加強對案件質量效率效果的自我監督。加強與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聯系溝通，按照“全面結對、分級負責、分片聯絡”的原則，開展定向結對聯絡人大代表工作，更加自覺主動地接受外部監督。創新隊伍能力、作風、紀律教育管理，爭先進位意識不斷強化提高，機關效能建設不斷優化提升，目標績效管理不斷深化提效。

“八大平臺”增強創新實效。突出圍繞量刑規范、法律指導、訴調對接、審判調研、司法宣傳、便民訴訟、信息網絡、素質培育八個方面，積極構筑平臺，促進管理創新。市法院認真落實對重點鄉鎮的綜治幫扶工作，并與公安局、司法局加強配合，完善非監禁刑犯罪執行程序。壽縣法院與縣司法局合作建立“訴訟調解室”；霍邱縣法院建立1名值班領導、1－2名信訪專員和2名值班法警負責的訴訟服務值班制度；霍山縣法院進一步在化解行政爭議方面加強與政府的良性互動機制建設；舒城縣法院與司法行政系統協作開展對緩刑、管制犯進行的社區矯正工作；金寨縣法院在農忙季節開設“春耕法庭”、“秋收法庭”，體現司法為民便民；金安區法院成立“天平”志愿者服務隊，針對不同社會群體，扎實開展各項服務活動；裕安區法院組成涉及婦女兒童權益案件的專門合議庭，吸納婦聯干部、教育工作者擔任人民陪審員參與審理，并發出“人身保護令”，有效制止和預防了家庭暴力。全市法院還結合豐富案例資源，通過聘請的司法宣傳顧問加強與媒體互動與合作，利用《皖西日報》的“法院在線”、門戶網站等宣傳陣地，采取網上庭審圖文直播、法官以案釋法、法官擔任中小學法制副校長和法官進企業、鄉村、學校、社區等形式，加強了法制宣傳教育。上半年，市政協組織部分委員來視察兩級法院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

市法院當庭裁判一起跨國拐賣婦女案

魏衛副院長擔任審判長主持庭審

本報訊（陳杰）8月2日上午，市法院二審公開開庭審理束永梅、潘宗勤拐賣婦女上訴一案，當庭作出作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的終審裁定。

上訴人束永梅、原審被告人潘宗勤拐賣婦女上訴一案，原審認定束永梅從云南昆明分別將三名緬甸籍婦女帶到舒城縣杭埠鎮以6萬元出賣，潘宗勤將其緬甸籍弟媳以2萬元出賣，一審判決束永梅犯拐賣婦女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判決潘宗勤犯拐賣婦女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宣判后，束永梅不服，以量刑過重為由提出上訴。

鑒于本案涉及跨國拐賣婦女，社會影響較大，市法院結合正在開展的庭審和裁判文書“兩評查”活動，決定將此案列為庭審重點查案件。市法院“兩評查活動”領導小組組長、黨組成員、副院長魏衛親自擔任審判長進行庭審示范，市法院黨組成員、紀檢組長張有春帶領相關業務庭室負責人組成評查小組進行評查，同時邀請市人大內司工委副主任黃愛生、市政協社法委副主任劉波以及部分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參與庭審評查。

庭審結束后，點評會隨即召開。市法院評查小組根據《安徽省高院刑事案件庭審評分標準》，當場對庭審情況進行評分；受邀參評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對庭審過程及審理效果給予了充分肯定，認為院領導親自擔任審判長，為切實提高庭審水平充分發揮了示范引領作用，并認為市法院庭審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參與庭審評查的舉措，充分體現了市法院自我要求嚴格、自覺接受監督的良好作風，有利于進一步促進庭審水平和司法能力的提高。

職務侵占逃緬甸 遣返六安判八年

本報訊（羅繼紅）六安一公司銷售員李某侵占公款52萬余元后逃往緬甸，去年底被緬甸警方抓獲并遣返回中國。近日，金安區法院以李某犯職務侵占罪，依法判處其有期徒刑八年，追繳非法所得52萬余元。李某原為六安市某公司銷售員。2006年，李某被派往重慶任公司重慶片區的銷售員。2007年至2009年間，李某多次收取重慶大西洋五金機電公司等單位的貨款不入帳而用于賭博和個人消費，總計52.645268萬元。2009年上半年，公司查帳時發現李某有侵占公款的行為，正當公司準備追究李某責任的時候，聽到風聲的李某卻攜錢款潛逃到了緬甸。然而，法網恢恢，疏而不漏，2011年12月7日，李某被緬甸警方抓獲后遣返回中國。金安法院審理后認為，李某身為企業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已有，數額巨大，其行為構成職務侵占罪，故依法作出上述判決。

第四篇：加強法院文化建設

加強法院文化建設

加強法院文化建設是社會發展的時代需求，也是落實中央十七屆六中全會精神的歷史使命。

有“法文化”、“法律文化”、“審判文化”、“訴訟文化”、“法院文化”、“法官文化”、“司法文化”種種，各有其內涵與外延，但言及“建設”，則各種涉法文化的“建設”的內涵與外延卻趨于相通。故此可見：了解法院文化建設的特殊性，足以認識各種涉法文化建設的普遍性。前蘇聯哲學家羅森塔爾〃尤金指出：“文化是人類在社會歷史實踐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可見，文化包容精神、物質兩方面財富。所謂法院文化，是指法院組織法官行為主體在依據憲法和法律獨立行使審判權的進程中，形成的審判理念、司法規則、職業道德、理想信念、價值追求、物質符號、司法行為和審判管理等方面內容的總和。當今，中國的法院文化豐富、多彩的表象，凸現其顯著的民族性和歷史傳承性。

縱觀中華法系中司法文化連綿不斷發展的數千年的歷史，人們會清晰地發現：人民法院作為當今國家的審判機關，具有漫長而艱辛的歷史發育過程。翻開中華法制史冊可見：國家的最高審判機關，從夏代的“大理”、商代的“御廌”和西周的“司寇”之司法官職到秦朝、漢朝和三國兩晉南北

朝的“廷尉”、“尚書臺”司法機構，從隋朝、唐朝和宋朝的“三法司”（大理寺、刑部、御史臺）到元朝的“刑部”、“大宗正府”、“御史臺”、“宣政院”，從明朝、清朝的“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和清朝末期的“法部”、“大理院”到中華民國時期的“大理院”、“最高法院”，從中華蘇維埃政府和陜甘寧邊區政府時期的“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高人民法院，一條在中華大地上薪火相傳、經久不息、演變遞嬗、日趨臻美的國家審判機關的發育軌跡，既標榜了審判機關在國家政體中的歷史功績，也彰顯了當今人民法院文化深厚的歷史積淀。循著人民法院傳承中華司法文化的歷史軌跡回望：堯舜時代皋陶“神獸斷獄”之標榜司法公正，商代“敬鬼神畏法令”之神權法思想，西周時期“明德慎罰”與“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之“禮治”特征，春秋時期“鑄刑鼎”開創成文法先河之歷史功績，秦代法家重刑主義“法治”中的法網嚴密與嚴刑酷法之警世思考，漢代尊道家“無為而治”中的“重德輕刑”與崇儒家“獨尊儒術”的“春秋決獄”之功過，三國兩晉南北朝儒家道德法律文化中的“八議制度”、“官當制度”與“刑訊制度”、“登聞鼓直訴制度”之傳世遺風，隋代棄用500條《開皇律》而“法外用刑”與擱置500條《大業律》而另行“嚴定酷刑”之歷史教訓，唐代“寬仁治天下”中的“德主刑輔、禮法并用”的可鑒經驗，宋代理學催生的政治、思想上的自由風氣和立法強化中央集權卻又稱司法官吏為“難才”、并禁止武人干預司法之可歌典范，元代立佛教為國教下的立法卻確立僧侶特權和強化主奴不平等關系及維護奴隸制度之法哲學思辯，明代“治亂世用重典”中的“明刑弼教”與“內行廠”、“錦衣衛”操控司法之冤濫悲劇，清初立法“詳譯明律，參以國制”而贏得“盛世”與清未“禮法之爭”中的“變法修律”雖法豐而朝亡之“法治”價值評價，中華民國初期立憲確立“三權分立”、“司法獨立”和其后軍閥獨裁統治下的“復辟帝制”、“沿襲清末立法”及繼而出現國民黨反動派以“三民主義法制”原則“建立起較為完備的法律體系”和“以黨治國”、法外實行法西斯主義專制之治國方略比較……中國古、近、現代這一切國體、政體變遷中的涉法文化的演進，都蘊含著司法文化不斷提升的史實。剖析當今人民法院文化各個元素，似乎都可以在古、近、現代司法文化中找到源頭；當今人民法院的司法文化理念中的某些思辨也可以在歷史傳承的司法文化中獲取感悟。同時，從法哲學的視角看，傳統的法院文化中，也是精華與糟粕并存，需要我們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辯證地看待法院文化資源，科學地承繼其中之精華，這是時代賦予我們神圣的歷史使命。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首席大法官王勝俊指出：“人民法院文化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又充分體現人民司法事業的特點，其中最重要的是法院及法官的理想信念、價值追求、職業道德，以及行為準則等，既具有完美的精神內涵，又具有豐富的物質內涵，既表現為外在形象，又表現為內在素質，既有政治標準的要求，又有司法能力標準的要求。”這深刻地揭示了人民法院文化建設的社會地位和人民法院文化的外延范圍。由此可見，對人民法院文化外延的正確、充分認識，至關重要。

第五篇：關于法院文化建設

關于法院文化建設

近期，我院組織全體干警認真學習了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會議公報、《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 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及省委秦光榮同志在省委九次黨代會上作的《科學發展和諧發展跨越發展為加快建設面向西南開放重要橋頭堡而奮斗》報告等，并組織了關于圍繞“六種文化”、“法院文化”和“五個專題”的研討會。通過學習，我收獲頗多，也有了自己的一些認識。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專門就文化改革發展作出研究與部署，進一步明確了新的歷史時期文化建設走什么樣的發展道路和實現什么樣的宏偉目標，標志著我國文化建設進入了一個繁榮發展的黃金時期。一年來，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和國內改革發展穩定的繁重任務，面對人民群眾對文化發展的熱切期待，文化系統在黨中央國務院的堅強領導下，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七大、十七屆六中全會和胡錦濤總書記“七一”重要講話精神，認真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于文化改革發展的重大部署，堅持圍繞大局，服務中心，團結奮進，克難攻堅，精神面貌昂揚向上，開創了文化改革發展的嶄新局面。

黨的十七大以來，文化發展進入了歷史上最好的時期。從文化發展的環境來看，各級黨委政府對文化建設的重視程 1

度前所未有，全社會的熱切關注前所未有，老百姓的熱情期盼前所未有。從文化工作本身來看，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引下，我們形成了新的文化發展理念，初步找到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文化發展的方針更加明確、更加寬松，文化體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文化投入大幅度增加，文化基礎設施建設成果顯著，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網絡基本建成，文化產業方興未艾、逐步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文化市場日益規范、空前繁榮，文藝創作演出百花齊放，基層文化活動紅紅火火，文物保護不斷創新、扎實推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體系逐步形成，文化人才隊伍精神面貌發生深刻變化，更加團結進取、昂揚向上、奮發有為。

法院文化作為一種特有的文化形式，是人民法院精神文明的基礎，是法院法官在較長時期的審判實踐中逐步形成的共有的精神、行為準則、作風及其特有的行為方式和物質表現的高度概括。

法院文化主要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積極向上的人文環境。二是公正效率的價值觀念。人民法院的全部司法活動，要做到審判公開，程序合法，審限嚴格，裁判公正，依法執行。三是公正清廉的職業道德。法官必須做到：忠于職守，精通業務；清正廉潔，克己奉公；謹言慎行，保守秘密；剛直不阿，實事求是；嚴肅執法，舉止文明。四是公平正義的整體形象。政治堅定、業務精通、公正司法、文明

辦案是每一位法官的必備素質。五是科學嚴謹的管理規范。管理規范應是管而不死、活而不亂、嚴格有序，在獎懲機制的調節作用下，使法官受制于有形的制度，遵循于無形的規范。

司法公正是建設法院文化所追求的最終目標。建設高品位的法院文化，就是要通過法院文化多層次多方式和潛移默化的作用，對法官的思想、意識、品質、作風產生積極的影響，最終培養和造就出一支政治堅定、業務精通、紀律嚴明、作風優良、清正廉潔、黨和人民信賴、滿意的法官隊伍，確保司法公正。

法院隊伍建設的重點，就是提高法官隊伍的綜合素質。而先進的文化氛圍，能使人敬業、創新，并不斷加強學習，提高自己，以避免被時代所淘汰。因此，要堅持以人為本的管理思想，充分利用法院文化提供的新的契機和空間，強化法官的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突出學習效果，加大培訓力度，開展文化活動，使法院法官在法院文化的熏陶、影響下，思想覺悟、文化素質、業務能力和執 法水平均得以提高。

法院文化建設必須緊密聯系法院的工作實際，做到有針對性、實效性和前瞻性。同時法院文化建設要與時代合拍，服從于質量建院、改革興院等法院戰略目標的實施。

對于如何建設法院文化，要從以下幾點出發：

一、抓根本，加強法院精神文化建設，大力提高法官的內在素質。要以用新的態度，求新的思想，做好新形勢下對法官的思想政治工作。根據江總書記“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積極開拓新途徑，探索新辦法，保持思想政治工作的生機和活力。

二、抓關鍵，以領導者的倡導作用和示范作用發展法院文化。在法院文化建設當中，各級法院領導起著十分關鍵的作用。領導者首先是倡導者、宣傳者，同時，領導者又是法院文 化建設中的實踐者、示范者，按法院文化精神的要求，帶頭樹立宗旨意識，帶頭接受方方面面的監督，成為法官學習的楷模。

三、抓機制，以嚴格的制度和扎實的思想政治工作促進法院文化。法院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必須依靠制度去促進。要通過科學的建章立制，去規范法院的各項工作，約束每位干警的行為，從而在嚴格管理中培養法院文化精神，塑造法院良好的形象。同時，做過細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建設法院文化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