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佛教領袖趙樸初會長

佛教領袖趙樸初會長趙樸初，1907年11月5日生于安慶，1911年隨父母遷回老家太湖縣寺前河居住。早年求學于蘇州東吳大學（現蘇州大學）。四明銀行行長。

1928年后，任上海江浙佛教聯合會秘書，上海佛教協會秘書，“佛教凈業社”社長，1938年后，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理事，中國佛教協會秘書、主任秘書，上海慈聯救濟戰區難民委員會常委兼收容股主任，上海凈業流浪兒童教養院副院長，上海少年村村長。

1945年參與發起組建中國民主促進會。

1946年后，任上海安通運輸公司、上海華通運輸公司常務董事、總經理。

1949年任上海臨時聯合救濟委員會總干事，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常委、副主席，亞非團結委員會常委。

1950年后，任中國人民救濟總會上海市分會副主席兼秘書長，華東民政部、人事部副部長，上海市人民政府政法委員會副主任。

1953年后，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中日友好協會副會長、中緬友好協會副會長，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名譽副會長，中國人民爭取和平與裁軍協會副會長。

1980年后，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中國佛學院院長，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顧問，中國宗教和平委員會主席，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常委、民進中央參議委員會主任、副主席、名譽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

曾任上海市政協委員、常委，上海市人大代表。

他是第一、二、三、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歷代書畫家集》 蘇文 編繪 作為愛國宗教界的代表，他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歷任第一、二、三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四、五屆全國政協常委，第六、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2000年5月2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趙樸初先生靈塔位于杭州北高峰北麓法華寺。

在新中國成立后的 50 多年，中國佛教走過了輝煌而又艱難曲折的歷程。在這一過程中，趙樸初居士對佛教始終懷著熾熱的感情，以與佛教事業共命運的無私無畏的護法精神，正確理解黨和國家的各項宗教政策和法律，協助黨和政府正確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各項法規，為保障佛教和相關事業的正常發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貢獻。從四個方面回顧趙樸初居士所做出的卓越貢獻。

一、參與籌建和領導中國佛教協會，團結和組織各民族佛教徒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志著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中國佛教從此也進入新的時期。1954年頒布和此后幾經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都明文規定公民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在黨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經僧俗著名人士倡議和醞釀，1953年5月正式成立中國各民族佛教徒的愛國聯合組織――中國佛教協會。此后1957 年、1962 年召開中國佛協第二、三屆代表會議。中國佛教協會的基本宗旨和任務是團結與聯系全國佛教徒發揚佛教的優良傳統，積極參加愛護祖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開展各項佛教教育和文化事業，同時增進與各國佛教徒的友好交往，參加保衛世界和平運動。趙樸初居士作為中國佛教協會的副會長兼秘書長，認真負責地做好各項工作，推進佛教的民主改革，團結全國佛教徒參加祖國經濟和文化建設事業。

在“文革”結束之后，中國在以鄧小平同志為首的黨的第二代領導核心的帶領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中國進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新時期。自此中國佛教也進入新的發展時期。1980年底中國佛教協會舉行了第四屆全國代表會議，在認真總結落實宗教政策的情況和經驗，恢復和健全佛教機構，修改和補充佛協章程，明確新時期佛教的任務等方面，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在這次全國代表會議上，趙樸初居士當選為會長。

1987 年2月、1993年10月中國佛協前后召開了第五次、第六次全國代表會議，趙補初居士繼任會長。在第六次代表會議上，趙樸初會長作了在中國佛教史上具有劃時期意義的《中國佛教協會四十年》的報告，對中國佛教在新時期的歷史使命、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加強佛教自身建設、發展佛教教育培養人才等重大問題作了清晰明確的闡釋。在新修改的章程上規定佛協是“全國各民族佛教徒聯合的愛國團體和教務組織”，從此中國佛教協會承擔督導全國佛教寺院、信眾加強自身建設，樹立良好道風學風，健全組織等方面的重大責任。趙補初居士殫精竭慮地盡職盡責，遵循佛協章程，努力落實全國代表會議的各項決定，為協助黨和政府落實宗教政策，推進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團結和組織各地佛教徒投入社會主義物質和精神文明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

二、適應時代倡導人間佛教思想，努力將中國佛教圓融到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之中

自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太虛法師提出旨在貼近人生、改善人生的“人生佛教”或“人間佛教”理論以來，人間佛教思想在中國佛教界逐漸產生廣泛的影響。趙樸初居士在參與中國佛教協會領導的過程中，也在積極推進佛教適應現實社會，為利益人群，造福社會努力奉獻。“文革”后，經過“撥亂反正”，趙樸初居士在新形勢下適時地提出了人間佛教的思想。

1983年底，趙樸初居士在中國佛協第四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上作的《中國佛教協會三十年》紀念報告中明確地提出今后必須提倡 人間佛教思想，同時提出應當繼承和發揚中國佛教的“農禪并重”、“注重學術研究”、“國際友好交流”三大優良的傳統。在 1987 年佛協第五屆會議所作的報告中重申和闡釋了這一思想，并且在新修訂的佛協章程中明確規定：“ 團結全國各民族佛教徒提倡人間佛教積極進取思想，發揚佛教優良傳統，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 ”。在 1993年10月中國佛教協會第六屆全國代表會議所作的《中國佛教協會四十年》的報告又闡釋了人間佛教思想，并強調今后應著重抓好加強佛教自身建設的問題。趙樸初居士在《佛教常識答問》、《佛教與中國文化的關系》等著作中也對人間佛教思想進行了論述。

趙樸初居士所倡導的人間佛教具有怎樣的內容和特點呢？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強調愛國愛教，團結進步，走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道路；

（二）將佛教勸善止惡的戒規和倫理規范――五戒、十善及大乘菩薩四攝、六度等進行現代詮釋，使之與社會公德、公民道德建設和思想教育相會通，發揮積極作用；

（三）佛教必須“續佛慧命”，傳承正法，保持組織的純潔性，為此必須加強信仰、道風、人才、教制、組織在內的五大自身建設；

（四）繼承和發揚中國佛教優良傳統，主要有“ 農禪并重 ”、“ 注重學術研究 ”和“ 國際友好交流 ”三大傳統；

（五）強調佛教必須關心現實社會，自覺地以實現“人間凈土”為己任，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一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崇高事業而努力奮斗，以造福社會，利益人群；

（六）維護法律尊嚴、人民利益、民族團結、社會和諧，維護祖國統一。

趙樸初居士倡導的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人間佛教思想，是在黨和政府的親切關懷和指導下，集中了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佛教界各級領導和廣大僧俗信眾的意志和智慧，對以往走過道路所作的高度概括和總結，為中國佛教在新時期的存在和發展指明了正確方向。中國佛教協會繼承了趙樸初人間佛教的思想，正如中國佛教協會常務副會長圣輝法師在《中國佛教協會五十年》報告中所說的那樣：中國佛教協會在新世紀新階段的基本任務是高舉愛國愛教、團結進步的光輝旗幟，走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道路；弘揚人間佛教積極進取思想，發揚中國佛教的三大優良傳統；維護法律尊嚴，維護人民利益，維護民族團結，維護祖國統一；引導各民族佛教徒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設做出貢獻。

三、重視培養佛教人才和佛教文化研究趙樸初居士十分重視佛教人才的培養和佛教文化研究工作，1956年中國佛學院的成立及其在“文革”后的恢復，棲霞山和靈巖山分院的設立乃至各地佛學院的成立，都得到他老人家的親切關懷和指導。他主持召開了1986年和 1992年兩次全國漢語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談會，強調培養佛教人才是“最重要，最緊迫”的大事，提出調整教育規劃，編寫教材，制定相應措施，聯合學界力量培養研究生等，從而為中國佛教教育事業開拓了新局面。趙樸初居士十分重視佛教文化研究。在他主持下，佛協組織力量開展保護和整理佛教文物，發掘和拓印房山石經，組織編寫《中國佛教百科全書》，出版中文版《中國佛教》，恢復金陵刻經處，補刻《玄奘法師譯撰全集》，出版各種文集，舉辦佛教美術藝術展覽，成立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重印《清藏》等。1987 年成立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開展佛教學術研究和教內外佛教學術交流，出版《佛學研究》、《佛教文化》和學術著作。趙樸初居士為中國佛教文化建設事業付出了大量心血。

四、積極開展民間外交，為增進各國人民之間的了解和友誼，維護世界和平做出巨大貢獻

中國漢語系佛教在公元4世紀后期傳到朝鮮，然后在6世紀中葉傳到日本。長期以來，佛教是中、朝、日三國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梁和紐帶。

趙樸初居士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按照黨中央的統一部署，積極從事民間外交的杰出代表之一。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以趙樸初居士為代表的中國佛教界積極開展與日本佛教界友好人士和團體的佛教文化交流，對增進中日人民之間的友誼，促進兩國實現邦交正常化起了重 要作用。

1993年趙樸初居士率團出席日本佛教界紀念中國佛教協會成立40周年的慶祝活動，韓國佛教界也派代表出席會議。趙樸初居士在致詞中說中韓日三國佛教友好交流自古到今已形成一條“黃金紐帶”，并提出重建“黃金紐帶”的設想。他的比喻和建議立即得到韓國和日本朋友的贊同，提議召開三國佛教首腦會議，以進一步推進三國發展友好關系。1995年5月，首次中韓日佛教友好交流會議在北京召開，至已在三國連續舉行過7次會議。會議以“友好·合作·和平”為主題，旨在構建三國佛教的友好關系，積極推動三國人民的友好交流，維護東亞穩定，維護世界和平。

此外，趙樸初居士為代表的佛教界人士還積極開展與南亞、東南亞及其他國家佛教界之間的佛教文化交流，為推進人民間的友誼，維護世界和平作出了積極貢獻。

趙樸初居士是一座豐碑，他多年以來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親密合作，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為造福社會、振興中華做出了卓越功勛；他又是一面旗幟，他參與創建中國民主促進會，參與政協領導，主持中國佛教協會工作，提出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人間佛教思想，將佛教圓融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的整體之中；他德高望重，一身正氣，學通今古，知識淵博，詩文書俱臻上乘，然而又虛懷若谷，熱情提攜后人，被各界人士奉為良師益友，卓越的風范垂于天下，必將彪炳于千秋。

年夏末秋初，身為華東民政部副部長、上海市生產救災委員會副主任的趙樸初和劉寵光部長一起，為分配救災物資一事到山東、安徽進行調查研究。災情最嚴重的是皖北，因餓、病而死者，光皖北就有一千余人，遭洪水死傷者達兩千余人。不久，華東軍政委員會生產救災委員會和中央同意了劉寵光、趙樸初提出的分配救災比例：皖北地區占21.5%，皖南地區占3.5%，山東全省占5%。

1951年底，中央人民政府在國家機關人員中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趙樸初曾經手巨額捐款和救濟物資。盡管周恩來、陳毅等非常相信趙樸初的人品，但根據政策，他仍被列為重點核查對象。

經手了這么大的巨額經費，誰能擔保不出問題呢？有人猜，趙樸初一定是只“大老虎”。運動開始后，報刊上不斷刊登挖出貪污分子和經濟犯罪分子的消息。也有個別當事人不了解政策，膽戰心驚，亂講亂咬，結果既害別人，也害自己。趙樸初以平常心對待這場運動，同時嚴肅地對下屬提出三條：“

1、不亂說自己；

2、不亂說別人；

3、不自殺。”

經過層層審查，結論是：趙樸初經手的巨額款項和物資，來龍去脈非常清楚，無一筆糊涂賬。周總理十分高興，稱贊說：“趙樸初是國家的寶貝啊！”從此，就有了趙樸初是“國寶”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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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0月間，為振興舊中國奄奄一息的佛教，國內有代表性的佛教人士齊聚北京，探討成立一個聯系全國佛教徒的統一組織，指導今后全國的佛教工作。翌年5月30日，中國佛教協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西四阜內大街的廣濟寺舉行。漢、藏、蒙、傣、滿、苗、撒里維吾爾（后稱裕固族）七個民族的法師、**、喇嘛、居士代表共141人出席了成立大會。中國佛協籌備處主任趙樸初主持起草了《中國佛教協會章程》，毛澤東在閱讀章程草案時，親筆加了“發揚佛教優良傳統”這句話。

大會選舉**、**額爾德尼、虛云、查干葛根為名譽會長，圓瑛為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任副會長兼秘書長。

趙樸初先生與《乾隆版大藏經》（梁玉泉）

趙樸初先生不僅是中國佛教界卓越的領導人，還是中國的佛門龍象，釋教大德。他集佛學理論、文學和書法藝術于一身，造詣頗深，堪稱一代宗師。他1907年11月5日誕生于安慶天臺里四代翰林府第中。在深切緬懷趙樸初先生百年誕辰時，回憶趙樸初先生對《乾隆版大藏經》的整理、出版和發行做的大量工作至今難以忘懷。《乾隆版大藏經》亦稱《龍藏》和《清藏》，是清朝雍正皇帝降旨，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刊刻。但因雍正皇帝僅完成欽定《清藏》的內容和籌劃雕造等事務，開雕不久，他就去世了。雕造和刷印《清藏》的大量工作是由乾隆皇帝完成的，故又稱《乾隆版大藏經》。乾隆三年(1738年)，歷時五年經板雕造完工。清廷出資刷印一百部《乾隆版大藏經》，頒賜全國各大寺院。七萬多塊經板貯存故宮武英殿。后因請印不便，奏準，移儲柏林寺。“文革”中經板遭到嚴重破壞，“文革”后為保護好這套國內僅存的《乾隆版大藏經》經板，文物部門把經板移置智化寺，加以保護。

為更好的保護和整理這套珍貴文物，經中國佛教協會、北京市文物局、文物出版社共同協商后，決定開展重印《乾隆版大藏經》的工作，1987年12月29日在中國佛教協會所在地廣濟寺，召開重印《乾隆版大藏經》匯報會，趙樸老主持會議。文物局和文物出版社的領導匯報了重印《乾隆版大藏經》的各項準備工作，經過整理，按《千字文》的順序碼放，數百塊經板需要補刻，數千塊經板因長年被水浸泡腐爛，已經無法使用，需要重新雕刻，六萬余塊經板完好如初。重印《乾隆版大藏經》的工作已經全面展開。趙樸老聽了大家的匯報，非常高興地說，重印《乾隆版大藏經》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完成如此大的工作，只有盛世才能做到。雕造、刷印《乾隆版大藏經》是在歷史上“康乾盛世”完成的。又是盛世，我們重印《乾隆版大藏經》，無論對佛教界還是文化界都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讓我們的事業像龍一樣騰飛起來。趙樸老還欣然撰寫《重印清龍藏序》；自宋初創刻大藏經，而后歷朝無不以刊刻大藏經為大事，以迄元明，官私刻板達十余部，惜屢經喪亂，板佚無存。清雍乾之際，整編重雕，世稱龍藏，并收漢土著述達七千八百余卷，博采旁搜，包羅宏富，超軼前代為國重寶。實集佛學典籍之大成，為華夏文化之豐碑。十年否塞，經板殘損，并世知聞，咸為扼腕。四兇既翦，國步復康，文運宏開，因緣殊勝。

1988年中國的龍年，11月24日在人民大會堂西藏廳里，佛教、文物、出版界的領導和各界知名人士濟濟一堂，趙老也光臨會場，參加新版《乾隆版大藏經》面世，并向國內外發行的新聞發布會。西藏廳正中的桌案上擺放著整齊的新版《乾隆版大藏經》。文物局的領導向趙樸老匯報在印制《乾隆版大藏經》的過程中，加強了對經板的安全保衛工作。文物出版社的領導談了新版《乾隆版大藏經》全部使用優質宣紙和一得閣的香墨汁，聘請了解放前琉璃廠文富堂的老師傅在印刷和裝訂技術上把關，嚴格按傳統工藝進行加工制作。同時也談到由于受時間和財力的限制，經板殘損的部分佛經只能用征集到的清乾隆年間刷印的《乾隆版大藏經》，用照相和掃描技術處理后進行裝訂制作。趙樸老說，能夠把724函、7240卷，含1675部佛經大部頭的線裝古籍《乾隆版大藏經》刷印出版已經是功德無量，如果能夠再把損壞掉的經板全部補刻好，那就功德圓滿了。趙樸老神情凝重，手捧飄著墨香的《乾隆版大藏經》，心中充滿欣喜。

每當想起趙樸老持杖的動作和雙手合十的音容笑貌，還有老人家寬容大度、干練瀟灑的風度，崇敬之情油然而起，可謂高山仰止。趙老數十年為實現“人間佛教”的理想而身體力行、殫精竭慮。一生慈悲為懷，為踐行“莊嚴國土，利樂有情”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正如老人家所說：生固欣然，死亦無憾。花落還開，水流不斷。我兮何有，誰與安息。明月清風，不勞尋覓。在紀念趙樸老百年誕辰的時候，祈愿趙樸老乘愿再來，普渡慈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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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作品

趙樸初的詩詞、書法是聞名遐爾，尤其書法影響力非同一般。他是一位蜚聲中外的書法家。詩詞促進了書法、書法也需有扎實的文學功底。對趙樸初來講他具有豐富的佛教文化思想，其佛學文化是多數學者和書家不具備的。[6]

在中國書法史上雖然出現了高僧和名居士書法大家，但在佛教界居于領袖地位唯獨趙樸初先生。他的詩詞和佛教文化知識，促進了他的書法藝術的發展，在現代史是一位有造詣的書法家。研究趙樸初的書法與佛教文化和他的詩詞是分不開的。他既是書法家，也是佛學家、詩人。他忠實地把佛學精粹融化到自己的書法藝術中，他的書法作品在佛門的翰墨史上“功德無量”，永世飄香。

趙樸初青少年時期寫什么書體不清，從時代的需要和他的家庭出身，和已形成的書法風格，其書寫館閣體的功底深厚，這種書體雖有落后與保守的一面，但也有規范書法非常重要的另一面。從書法規范的低層次到直抒胸臆高層次的過渡，沒有書法規范的低層是不行的，規范是每個藝術家的起步之始，這需要個人的拼搏，觀念的更新，逐步蛻變，還要擺脫世俗，方可達到成功的意境。

趙樸初在書法藝術上由傳統走向創新。其一，家學淵源，受到直接熏陶、教育，特別在詩詞、書法方面由啟蒙到成才，這對他后來的發展和成功影響至深。其二，作為一代佛教領袖，與佛教文化結下了不解之緣，佛教的禪理與書法理論的結合，對他的影響是全方位，也是多層次的。趙樸初先生曾告誡書法界朋友，他把“書法當成一門學問，一種科學”。博學各家法帖，擷諸家之精粹，融會貫通，終于寫出自己風格。

趙樸初行書有自己的獨以之處，在用筆上無論起筆、收筆，都做到了認真嚴謹，起筆藏鋒，行筆中鋒，筆有力度。每件作品，從開筆到收筆都進入佛教禪理之境界，平和之氣韻，布局氣度大方自然，風格統篇一致。

趙樸初楷書、行草尤其寫得好。展示世人面前的多是行草，以他的行楷為例，可以從點畫變化、章法布局，談點對趙樸初書法認識，并和同生共同研究、探討。[7]

一、行楷書的點畫變化 趙樸初在安慶的故居和太湖縣寺前鎮趙樸初生平陳列館，在這兩處見到最多的書法為行草，其中有一幅寫“藥師琉璃光如來本愿功德經”行筆為小楷，寫于佛歷2540年，其作品取法于顏、柳，點畫變化較為突出，蛻變而成自己的風格，結體嚴謹、深厚圓潤，筆健挺拔，舒展大方，拐折豎畫寬博厚重，顯得穩如基石，點呈圓形，有高山墜石之勢，可見顏、柳書之風貌，雄強之風骨，可見趙樸初楷書功力確非一般。

二、行草書法的章法布局

趙樸初的行草書法，與其他書家有很多不同點：一是趙樸初具有高深的佛學知識，他的書法作品，尤其晚年書法作品，具有濃重禪理，這是其他書法家所不具備的；二是趙樸初是一位杰出的詩人，他的詩意具有明月清風之禪意；三是趙樸初書法具有意境精湛、翰墨飄逸之感。他的書法立軸或橫幅，通篇觀之如金石鋪地、字距、行距、布局疏朗別致，字字獨立，上下呼應，意連筆不連，氣貫通篇。書與詩，珠聯璧合，可稱“雙絕”，是中國書法與詩藝術史上光彩照人的珍品。2000年5月31日，人民日報評論趙樸初書法“趙樸初同志是享譽海內外的著名作家、詩人和書法大師。他對中國古典文學有著十分精湛深入的研究，在詩詞曲和書法方面都達到了很高的造詣。??他的書法作品俊朗神秀，在書法界久負盛名”，當代書法大家謝涇廉得益于趙樸初的真傳。

趙樸初書法結體方正嚴謹，濃郁樸茂，骨氣深隱，看出他是一位堂堂正正做人，認認真真做學問，心底慈善，對人正直篤實，超凡脫俗的書壇一代宗師。

第二篇：趙樸初佛教“三自”思想論析

趙樸初佛教“三自”思想論析

陳

堅

（山東大學哲學系

山東

濟南

250100）

提

要：趙樸老為振興新時期的中國佛教，向中國佛教界提出了“自知、自反、自強”的“三自”要求。為區別于中國基督教“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我們姑且把趙樸老的“三自”稱為佛教“三自”。佛教“三自”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因為“自知”、“自反”和“自強”這三者皆是中國傳統的道德觀念。趙樸老以佛教“自知”和“自反”來反思中國佛教在發展過程中的成敗得失，并在這種反思的基礎上，為中國佛教開出了順應時代發展的“自強”之路。

關鍵詞：趙樸老、“三自”、自知、自反、自強

解放后，中國基督教為擺脫對國外教會的依附，開展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運動，自力更生辦教，并于1954年正式成立了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此后，“三自”一詞就幾乎成了中國基督教的代名詞。然而本文要談的“三自”并不是基督教的“三自”，而是佛教的“三自”。

佛教的“三自”是趙樸初先生1995年于《在省級佛教協會工作座談會閉幕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中提出來，他說：

我想到一個問題向各位請教，大家都知道中國基督教有個三自愛國運動組織，我們佛教是否也可以有個“三自”？當然其內涵是不一樣的。我們的“三自”是什么呢？就是“自知、自反、自強”。①

趙樸老提出佛教“三自”固然是受了基督教的啟發，但是佛教的“三自”和基督教的“三自”，兩者的內涵顯然是不一樣的。基督教的“三自”是指自治、自養、自傳，而佛教的“三自”則是指是自知、自反、自強。

一、佛教“三自” 植根于中國傳統道德觀念

作為佛教“三自”的內容，自知、自反、自強都屬于中國傳統道德觀念的范疇，即便是“自知”、“自反”、“自強”這三個詞本身亦是中國古代經典中現成而常用的。

（一）“自知”

趙樸老在《講語》中界定“自知”是“我們到底知道自己多少？自己認識自己多少？”②“這里談到自知，就是自己知道自己，自己認識自己。”③可見，“自知”即是指認識自己，了解自己。《老子》第三十三章中曰：“知人者，智也；自知者，明也。”（后人曾據此語總結出“人貴有自知之明”的格言）“自知”，不但是要了解自己，更重要的是還要了解自己的得失，如《周易·系辭下》中曰：“《復》以自知”，疏曰：“自知者，既然返復求身，則自知得失也”④，意謂《復》卦講的是“返復求身，自知得失”的道理，其中，所謂“復”，即是指回復于自身；回復于自身干什么呢？“中以自考”（《復》卦“六五”之象辭），“自考”者，即是考察自己，亦與“自知”同義。

（二）“自反”

①② 《法音》1995年第5期，第6頁。

同上。③ 同上，第7頁。④ 陳鳳高《<周易>白話精解》，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12版，第354頁。趙樸老在《講話》中界定“自反”曰：“孔孟講自反，就是‘事有不得者反求諸己’。我們佛教講‘自凈其意’，這個非常重要。”①“自反”的思想有著深厚的中國傳統道德背景，如《禮記·學記》中曰：“學，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強也。”《孟子·離婁下》中曰：“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又，《孟子·公孫丑上》中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趙岐注：“縮，義也，自省有義，雖敵家千萬人，我直往突之。”

“自反”也常叫“反求諸已”，如《論語·衛靈公》中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孟子·公孫丑上》中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后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又，《孟子·離婁上》中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自反”在中國古代經典中還有另一些同義詞，如《論語》中的“內省”、“自省”：“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顏淵》）“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里仁》）“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學而》）《禮記·樂記》中的“反躬”：“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周易·蹇卦·象》中的“反身”：“君子以反身修德。”

（三）“自強”

趙樸老在《講話》中并沒有對“自強”作解釋，這是因為“自強”的含義人所共知，無須解釋。今觀“自強”之淵源，亦源自于中國的傳統文化。《周易·乾卦·象》中曰：“天行健，君以自強不息”，這句話非常有名，古往今來，許多中國人都將它當作自己的座佑銘。再如《孔子家語·五儀解》中曰：“篤行信道，自強不息。”《禮記·學記》中曰：“學，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強也。”（這段話在“自反”一節中已有引用，此是重出）。

作為中國傳統道德觀念的三個重要范疇，“自知”、“自反”、“自強”千百年來在中國社會薪火相傳，許多有識之士都自覺地將其作為自律或教育他人的精神資源。現在，趙樸老以中國佛教領袖的身份，用“自知”、“自反”、“自強”來要求中國佛教界，提出佛教“三自”，裨使中國佛教能以“三自”的精神來回應時代的挑戰，從而發展自身——這無疑是上承傳統、返本開新之舉。

二、佛教“三自”開出中國佛教發展之路

趙樸老在闡述佛教“三自”時藉“自知”和“自反”以反思中國佛教，并在這種反思的基礎上，為中國佛教指出了一條發展“自強”之路。

（一）就“自知”而言，趙樸老認為，“在這方面，由于過去的忽視沒有下很大功夫，現在應當下點功夫。……我們佛教徒到底知道佛教的情況有多少？我看作為佛教徒至少要了解佛教的基本理論，要知道什么是佛教。另外要了解佛教在中國的歷史，在中國歷史上我們佛教到底作了多少貢獻”。②在這里，趙樸老呼吁，佛教徒應該“下點功夫”了解佛教，包括了解佛教的（基礎知識）和基本理論，了解（中國）佛教史。也許有人要問，難道佛教徒還不了解佛教嗎？不了解佛教還算佛教嗎？且慢，趙樸老提出這一點并不是空穴來風、杞人憂天，也不是危言聳聽、嘩眾取寵，而是擊中了中國佛教之時弊。我們不否認，在今日之中國佛教界，了解佛教甚至對佛教深有研究的佛教徒亦是有的，但放眼整個中國佛教界，不了解佛教的“佛盲”佛教徒實在太多了！“我們最近收到江西一位名叫聶明讀者的一封來信，說他參拜 ①② 《法音》1995年第5期，第6頁。

同上，第6頁。某一禪宗的祖庭時和僧人談話的情形：‘許多僧尼對佛教知識一無所知，不知道什么是三法印、三世因果，甚至不知道戒臘這個佛教名詞是什么意思。’僧尼素質之差，這是普遍存在的現象。”①連佛教的常用名詞都不甚了了，更遑論了解古色古香的佛書，了解深奧的佛學思想以及源遠佛教徒不了解佛教，對佛教缺乏“自知”，究其原因，我認為至少有以下五個方面：

1、在現實的皈依入佛的游戲規則中，皈依無須以了解佛教為前提。佛教界對皈依者是有流長的佛教史了。

某些要求的（尤其是對要求出家者），但就是沒有“了解佛教”這一要求；即使偶爾有這一要求，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也是把握不嚴，形同虛設，因為“了解佛教”實在是一條“軟杠子”，經常被置于可有可無的境地。總之，了解佛教并不是皈依成為佛教徒的一個必需條件。原則上講，任何一個人，只要自己發心，愿意做一個佛教徒，那么他只要找一個依止師，即可皈依入佛。

2、皈依者——這里僅就出家人而言——的動機不純。許多人出家當和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亦“不在山水之間”），其意根本不在佛教本身，而是有別的非分之想，如想通過出家當和尚來發點財，至少也混口飯吃；或想通過當和尚逃避世俗責任乃至法律的追究；或想通過當和尚以達到出國、做官的目的；有的人甚至還認為自己的命不好，當和尚可以沖沖晦氣，等等，動機五花八門。試想，在如此的動機下，出家人還能好好地去了解佛教嗎？還能關心佛教的真義嗎？

3、佛教徒的文化素質不高，但是了解佛教，尤其是了解精深的佛學理論，卻需要較高的文化水平，這種差落使得一些佛教徒即使有心想了解佛教，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中國佛教界的現狀而言，在出家人中，高中畢業的算是不錯了，大學畢業的寥若晨星，而許多人則是小學、初中水平，僅能識幾個字而已；在在家居土中，中老年人居多，而且大多是中老年婦女，他們很多人小時都沒受過多少教育，有的甚至還是文盲，這樣一個文化不高的佛教徒群體，你能期望他們對佛教有多深的了解嗎？

4、許多佛教徒認為，學佛主要是修心的實踐活動，了解不了解的佛教的知識和理論無關大局，有人甚至還拿禪宗的“不立文字”來為自己在佛教上的無知作辯護。他們東施效頻地認為學佛只要回到自心自性即可，根本不需要了解佛教的經教文字。殊不知，禪宗的所謂“不立文字”，其意思并不是不要經教文字，而是不要執著于經教文字，亦即經教文字是要了解的，但千萬不可執著。如果說“不立文字”是指不要經教文字，那么請問，慧能聽《金剛經》而開悟又作何解釋？可見，以“不立文字”來為不了解佛教作辯護，尤其是以“不立文字”為借口故意不去了解佛教，這是十分不明智的。

5、在現實的佛教生活中，迷信色彩的佛教大行其道，燒香拜佛，念經做懺，至于真正的以解脫煩惱為本位的佛教卻乏人問津，這樣一種佛教大環境根本就不利于佛教徒對佛教作正確的了解。

趙樸老在《講話》中對造成佛教徒不了解佛教、對佛教缺乏“自知”的原因也曾提及，但在這樣的大會講話中沒有也不可能充分展開來，我只是照著趙樸老的思路往下說而已。盡管以上對佛教頗有揭短之嫌的話我是照著趙樸老的意思說的，但是，同樣的話由趙樸老嘴里說出與由我嘴里說出，其意味是完全不一樣的。本來，作為一個世俗人士，我是不應該對佛教界指手劃腳的；但是，作為一個學者，我完全有評論乃至批評某種社會現象的責任和自由，畢竟中國佛教界存在的種種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也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實際上，今天 ① 編后語《自知·自反·自強》，見《法音》1995年第5期，第47頁。人們對大學的批評遠多于和激烈于對佛教的批評）。趙樸老在《講話》中只是指陳“佛教徒”不了解佛教，我這里想把“佛教徒”這個概念置換成“佛教人”。所謂“佛教人”，包括出家佛教徒、皈依了的在家佛教徒、沒有皈依的佛教徒，各級佛教協會和政府宗教管理部門中的工作人員、各級統戰部門和政協的相關工作人員、大學和研究機構中的佛教學者以及其他與佛教有關的工作人員，如出版社和雜志社的編輯、旅游社的導游等，總之，舉凡一切其生活或工作與佛教有關的人士，皆屬于我所說的“佛教人”。在我看來，不但佛教徒應該了解佛教，應該“自知”佛教，而且佛教徒以外的其他一切“佛教人”也應該了解佛教。有這么一件可笑的事：

最近佛學院某學生給上海一家書店寫信買書，落款為“某某合十”，因為是豎式書寫，書店誤認“合十”為“拿”，在回信時的稱呼成了“某某拿同志”。①

真是令人噴飯、啼笑皆非。“合十”本是佛教的一種基本禮節，書店的工作人員居然懵懂無知，鬧出了如此笑話。我還聽某公安局的一位科長說過一件更為可笑的事：他有一次向某佛教協會的副秘書長討教何為佛教中的“六根”，該副秘書長煞有介事地對他說，“六根”即是指兩手、兩腳、一頭、一陽具！（“六根”應是指眼、耳、鼻、舌、身、意）

（二）就“自反”而言，趙樸老在《講話》中回顧了中國佛教界所做過的事，并就其中的得失作了中肯的評價——有貢獻，但存在的問題也不少。他作了一個十分形象的比喻來說明這種“自反”，他說：“我曾經到梅蘭芳的家里去過，他有一個房子設有很多鏡子，前面、旁邊、后面都有鏡子，他不僅要從前面看到自己的表演姿態，也要從各個方面看到自己的形態。”②梅蘭芳先生在不同方位設立鏡子來觀察自己的表演姿態是否適當，趙樸老以此來比喻中國佛教界也應從不同的角度來觀照自己的得失成敗，他認為，在宏觀方面，“近十幾年來，我國佛教的各項事業逐步振興，在政策落實、教制建設、人才培養、學術研究、社會救濟、海外聯誼、國際交往等方面都有了很大開展，為莊嚴國土、利樂有情做出了貢獻”③，尤其在對外交往方面，佛教的作用是不可替代，是對外交往的一種“特殊渠道”。然而，在微觀方面，由于中國佛教界缺乏前面所說的“自知”，缺乏對佛教本身的了解，因而導致在具體的佛教實踐中嚴重偏離佛教的真義和宗旨，“佛教內部還存在著憂患，總的來講是人才缺乏、素質不高，商業化、庸俗化的現象滋長，突出地表現為信仰淡薄、道風不正、戒律松馳、學修不講、追逐名利，這些問題應該加以高度警惕和嚴肅對等。”④“如不‘加以高度警惕和嚴肅對待’，作為佛教徒來說，不但不能荷擔如來家業，續佛慧命，且有損于‘人天師表’這一莊嚴形象。”⑤

趙樸老發現，中國佛教界所存在的這些問題，使得佛教在教外民眾中沒有什么好印象，如“現在往往有些人把宗教，特別是佛教扣上封建迷信的帽子”⑥，“人家說我們是封建迷信，我們在理論上是不承認的。我舉一個例子，毛主席在延安的時候，曾經帶著一個勤務員出去散步，毛主席說，我們去看看廟好不好？那個勤務員說，那有啥看頭，都是些封建迷信。毛主席說，片面，片面，那是文化，你懂嗎？這是毛主席說的。有一次我到四川大足山去視察，那里有一個文物部門貼的條子寫的是：佛教是封建迷信，是精神污染。我批評了他們。回來 ①② 《學點兒專業外的學問》，見《靈山海會》2003年春季號，第38頁。

《法音》1995年第5期，第6頁。③ 趙樸初《在中國佛教協會六屆一次常務理事（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見《法音》1995年第5期，第5頁。④ 同上。⑤ 編后語《自知·自反·自強》，見《法音》1995年第5期，第47頁。⑥ 《法音》1995年第5期，第6頁。后寫了個書面報告，其中一份是給錢學森同志的。錢學錢就寫了兩封信給我。他說宗教不是迷信，是文化。一個是偉大的革命導師講的話，一個是偉大的科學家講的話。我現在給大家講一講，我們要有自信，佛教不是迷信。”①從理論上講，佛教不是迷信而是文化，但是教外將其視為迷信卻是一個不爭的社會事實，面對這個社會事實，趙樸老認為，這一方面與教外民眾不了解佛教有關，但更重要的是與佛教自身所存在的問題有關：如果佛教徒自己真懂佛教，不借佛教之名行迷信之實，恐怕教外民眾也不會如此普遍且強烈地認為佛教是迷信。在趙樸老看來，中國佛教界不但要自覺地“自反”，而且在面對來自教外民眾對佛教的不利評論時更要“自反”，不怨天尤人，只“反求諸已”，從自身找問題，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實際上，在今天商品經濟的社會中，佛教最為人所病詬的倒不是它的迷信，而是它的日趨嚴重的“商業化”，人們對佛教寺院唯利是圖、浸淫于賺錢騙供，頗有微詞，趙樸老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但他一分為二，認為寺院“商業化”這個責任不能全由佛教徒來負，因為許多寺院在體制上并非由佛教徒自己來管理，“許多非宗教部門和單位，利欲熏心，不擇手段，濫建寺宇，濫造佛像，借佛斂財，影響極壞，反使佛教蒙受不白之冤。”②但是，在寺院“商業化”的問題上，佛教自身也是難辭其咎的。現在，作為“公開的秘密”，確實有許多佛教寺廟成了“佛教公司”，其方丈或主持就是“佛教公司”的總經理。最近“苦口”寫了一篇題為《對方丈導游的思考》的文章，反映南岳衡山佛教寺院，方丈當導游，不講修行辦旅游，破壞了南岳自古以來形成的神圣的佛禪文化，讀來發人深思。我想在此摘錄文中的幾段“苦口婆心”的話以回應趙樸老的“自反”：

具有道眼與可尊之德成了方丈的必備條件，那么，如何指導闔院大眾修行，如何開示白衣善信，應當是方丈的重要職責，也是衡量一個方丈是否稱職的標準。而方丈放下這些本分事不管，卻自覺地來擔當導游這個差事，這實在令人百思不解。作為方丈，偶然陪伴道友或貴賓游山，倒是情有可愿的，但畢竟不可以去擔當職業的導游，那將是本未倒置的事情，且從根本上違背了佛門的教規。……另外，作為素食餐飲業的開發，也應當由社會來承擔，寺院似乎不可過多地涉足于經濟的開發。……寺院或出家人出來經營素食餐館，畢竟與其身份與職業不相符合，也與佛門的清規直接相違。……旅游與餐飲商業對寺院則無時不在產生著負面的影響，寺院中的出家人如何保持自身的清凈，堅持遠離紅塵的梵行，這倒是考驗出家眾的一個重要關卡了。……如果放棄出家人的本分事，去從事旅游與餐飲等與出家人的身份極不相稱的職業，則只恐不但不能提升南岳的歷史人文地位，反而會使南岳已經擁有的美好聲譽變得黯淡乃至消失。③

（三）趙樸老認為“自強”就是針對“自知”和“自反”中暴露出來的問題，在實踐中尋求解決這些問題的對策，以期中國佛教能擺脫舊時習氣（中國佛教中存在的許多問題實際上都是歷史遺留的問題，是舊問題之新反映），“強立潮頭”，因應時代之變化。趙樸老在《講話》中提出了“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歷史唯物主義“自強”觀，換言之即，中國佛教要“自強”，就必須在“自知”和“自反”的認識過程中，不斷地去實踐，不斷地去改正缺點，從而找到一條適合自己的出路，但是趙樸老在《講話》中并沒有提出中國佛教具體的“自強”之路，（整篇《講話》主要是關于“自知”和“自反”的），盡管如此，“自強”還 ①② 同上，第7頁。

趙樸初《在中國佛教協會六屆一次常務理事（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見《法音》1995年第5期，第5頁。③ 《靈山海會》2003年秋季號，第6-8頁。是趙樸老“三自”思想的核心，因為“自知”和“自反”都是為“自強”服務的，“三自”的目的乃在“自強”，在中國佛教的“自強”；而且縱觀趙樸老一生的工作，尤其在中國佛協主席任上的工作，他一直是在為振興中國佛教、為中國佛教的“自強”而漚心瀝血。這里，我想結合趙樸老歷來的思想和實踐總結趙樸老為中國佛教設計的“自強”之路，大致有三條：

（一）“人間佛教”。自從近代太虛大師提倡“人生佛教”以來，中國佛教便在努力開啟一條人間之路，直到今天，“人生佛教”或“人間佛教”乃成了新時代佛教的發展方向，其理念和實踐成為當代有理想的佛教徒的追求。赴樸老順應了佛教人間化的這一時代潮流，努力引領中國佛教走“人間佛教”之路。臺灣佛光山的星云法師在評價趙樸老的“人間佛教”思想時說：“趙樸初先生高瞻遠矚，提出人間佛教、文化佛教的口號，適應了時代發展機緣，扭轉了中國佛教局面，再創了近代佛教的復興，功不可沒。”①臺灣當代的主流佛教也是“人間佛教”，如剛才說到的星云法師，還有法鼓山的圣嚴法師，華梵大學的創辦人曉云法師等高僧皆是在臺灣積極開展“人間佛教”運動的先鋒人物，可見趙樸老提倡“人間佛教”，亦表達了臺海兩岸佛教領導人的共同心聲。

說實在的，趙樸老提倡“人間佛教”乃是回歸佛教之本來，因為“人間佛教”乃是佛陀的本懷，佛教的真義，君不見，《華嚴經》中說：“不樂住世間，退失佛法”；君不見，《壇經》中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免角。”佛教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幫助蕓蕓眾生解脫煩惱，在人間幸福地生活。現在，河北佛協主席凈慧法師所創導的“生活禪”，臺灣圣嚴法師所開辟的“人行道”（他著有《人行道》一書，宣傳佛法是人間的“人行道”）等，皆是“人間佛教”實踐的注腳。

（二）人材培養。佛教徒文化素質不高，不懂佛教，對佛教缺乏“自知”，這已成了新時期中國佛教發展的瓶頸。一個文化素質不高的佛教徒很難適應知識爆炸、科學發達的當今社會，試想，自身適應尚難，更談什么弘法利生？有鑒于此，趙樸老在1992年于上海召開的全國漢語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談會的講話中，提議將全國佛教工作的重心轉移到僧伽教育上來，希望通過加強教育來提高佛教徒的素質，為中國佛教的發展提供智力保障。此后，他逢會便講僧伽教育、人才培養的問題，并在實踐中將此作為頭等大事來抓，不但十分關心各級佛學院和僧伽培訓班的發展，而且還親自選派有潛力的佛教徒到海外留學。趙樸老有一句在教界廣為流傳的名言，曰：“中國佛教要發展，第一需要人才，第二需要人才，第三還是需要人才”，此話毫不含糊，鏗鏘有力，如“師子吼”，如“無畏說”，期在引導中國佛教界營造一種尊重教育、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圍。

（三）三國兩岸交流。三國系指中、日、韓三國。中、日、韓三國的佛教同屬漢傳佛教系統，歷史上本是一家，后來只因政治分區而形成各自的法統。就三國的佛教現狀而言，日、韓兩國的佛教有許多地方值得中國佛教學習，尤其在佛教教育和人才培養方面，日、韓兩國更是走在中國前面。趙樸老積極組織并參與三國佛教的交流，希望通過這種交流取長補短，將中國佛教從封閉演化引上開放發展之路——趙樸老曾將三國之間的交流稱為“黃金紐帶”。同時，趙樸老也十分重視海峽兩岸的佛教交流，因為這樣的交流一方面可以藉佛教以溝通兩岸同胞的感情；另一方面，臺灣佛教在許多方面確實有值得大陸佛教學習的地方。盡管我們不能說日、韓以及臺灣的佛教就是大陸佛教的所要仿效樣板，但是它們的某些具體做法卻無疑是大陸佛教今后發展的目標。

① 學愚《臺灣佛教掠影（續一）》，見《法音》1995年第5期，第38頁。

三、結語： “舊三自”與 “新三自”

趙樸老提出的自知、自反、自強之佛教“三自”，被教界稱作是“振興中國佛教的莊嚴理論”①。在佛教“三自”中“自知”和“自反”屬于認識范疇，而“自強”則是屬于實踐范疇；“自強”是目的，而“自知”和“自反”則只是手段。我們不妨將“自治、自養、自傳”的基督教“三自”稱為中國宗教的“舊三自”，而將趙樸老提出的“自知、自反、自強”的佛教“三自”稱為“新三自”。盡管“舊三自”原初是中國基督教的，“新三自”原初是中國佛教的，但是，實際上，對于中國宗教現有的五大組織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蘭教來說，“舊三自”和“新三自”都是合適的。比如就佛教而言，“新三自”自不必說，即就“舊三自”而言，佛教從漢代傳入中國以來，一直是走“自治、自養、自傳”之路的，因為，當時印度和西域的僧人到中國來傳教，都是個人行為，而不是受某佛教組織的派遣，這與當年西方基督教徒受教會組織的派遣到中國來傳教的情形是完全不一樣的；再者，從傳教內容上看，當時傳到中國來的也只是佛經、佛教思想和修行方法，而不是印度和西域的佛教組織和制度，因而不管從哪個意義上來說，中國佛教一開始就與印度和西域的佛教組織沒什么瓜葛，而且印度和西域的佛教組織本身也沒有在中國佛教界搞“殖民”的意圖，因而中國佛教壓根兒就不存在“依附”的問題，從而也就不存在“擺脫依附”的問題，中國佛教從來都是獨立自主的。我們可以說“舊三自”不但是中國基督教的作風，更是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今天，中國佛教若能保持“舊三自”的優良傳統（在當今復雜的宗教局勢下境外的佛教組織或有插手中國佛教的可能），再以“新三自”開辟出新路向，中國佛教就能大有作為，并可告慰趙樸老在天之靈。

縱觀中國佛教發展史，一方面中國佛教從不依附于國外的任何佛教組織；另一方面，佛教在中國的每一步發展又都以吸收中國文化資源為其動力，而且正是在這一動力的支持下，佛教在中國才實現了中國化并成為中國化的佛教。根據前述可知，趙樸老亦是從豐富的中國文化資源中找到了“自知、自反、自強”之“三自”以為新時期中國佛教發展的動力——中國佛教的發展啥時候都離不了中國文化的支持。

① 編后語《自知、自反、自強》，見《法音》1995年第5期，第47頁。

第三篇：第七屆全國高校社團會長年會暨新青年領袖論壇

第七屆全國高校社團會長年會暨新青年領袖論壇

時間：2011年8月 地點：北京 規模：3000人

口號：成就青年，贏得未來

一、論壇簡介 ：

“全國高校社團會長年會暨新青年領袖論壇”是一個以全國高校社團會長主席以及優秀大學生為主，眾多各行業的社會精英支持為輔，現代精英與未來精英的高端對話平臺。我們邀請社會各個領域的佼佼者，用他們的不平凡的事業與人生經歷，用他們對社會的“責任和感恩”情懷來和年輕人展開分享、對話、交流。自2005年第一屆年會舉辦以來，已經成功舉辦了六屆，共有幾萬名大學生直接參與，影響面達上百萬。有500多位政府領導、企業家、學者、明星等社會各界名人出席，如復星集團董事長郭廣昌、Google中國區總裁李開復、微軟全球資深副總裁張亞勤、IDG亞洲區總裁熊曉鴿、著名影星李連杰、著名演員濮存昕、體壇尖兵葉喬波、著名運動員桑蘭、著名舞蹈家陳愛蓮、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茅于軾、新東方教育集團董事長俞敏洪、零點集團董事長袁岳、瘋狂英語創始人李陽、恒源祥集團董事長劉瑞旗、歐美同學會商會會長王輝耀、金山公司董事長雷軍、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后、軟銀亞洲投資基金閻焱、皇明太陽能集團董事長黃鳴、華旗資訊總裁馮軍、優米網總裁王利芬、鼎暉創業投資基金王功權、著名主持人社會學者司馬南、北京探路者戶外用品公司董事王靜、依文企業集團董事長夏華、俏江南集團董事長張蘭等。歷屆年會也得到了眾多媒體的支持，騰訊、新浪、搜狐、鳳凰網、人民網、新華網、中新網、酷

6、中國教育新聞網、中國教育在線等，第六屆年會以近十家網絡媒體專題報道的強勢力度推出，并通過電視、平面、網絡、手機報等多種媒體推廣形式，達到了全所未有的宣傳力度和影響力。

二、組織結構

主辦單位：中國人力資源開發研究會 華人英才網 承辦單位：千校互動網

三、活動流程

第一天：知名企業參觀及學生聯誼 第二天：論壇開幕式及主題演講 第三天：年會主題演講 第四天：學生自主會議 論壇閉幕

五、擬邀嘉賓：

張保慶 原教育部副部長、中國教育發展基金會理事長 柳傳志 聯想集團董事局主席

馬 云 阿里巴巴集團主席首席執行官 張朝陽 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 任志強 華遠集團總裁 李彥宏 百度公司董事長 李國慶 當當網聯合總裁

史玉柱 巨人網絡集團董事長 王 石 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 寧高寧 中糧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 馬蔚華 招商銀行行長

李書福 吉利控股集團董事長 王中軍 華誼兄弟董事長

劉永好 四川新希望集團董事長 龍永圖 前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

施正榮 無錫尚德電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 陳天橋 盛大網絡董事長

陳光標 中國“首善”、江蘇黃埔再生資源利用有限公司

六、活動特點

1、唯一覆蓋全國高校的已經連續成功舉辦六屆的高端論壇——針對全國1000多所高校，邀請高校社團會長主席以及優秀學生代表；本屆將由以往1500人規模的增加到3000人規模；

2、各界社會名流云集的盛會——邀請100多位各個行業的頂尖成功人士（包括政府領導、成功企業家、學術名人、演藝明星等），與全國大學生共同分享他們的成功經驗和心得；

3、由優秀的在校學生組成每屆年會組委會，并由此團隊來完成活動的策劃、宣傳、現場組織到后期跟蹤；

5、內容精彩紛呈的主題活動---主題演講，圓桌對話，學生記者團采訪嘉賓，征文，企業參觀以及精彩的開幕式，學生聯誼等；

6、覆蓋影響大學生最廣的活動---積聚國內外最具影響的權威媒體，通過平面、電視、網絡等媒體，搭建出一個立體的傳播平臺；直接影響學生1000多萬；

7、打造當代成功精英與未來世界精英的溝通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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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淺談佛教

淺談佛教

一、佛教的起源

佛教同基督教一樣，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現象之一。佛教之在東方，亦同基督教之在西方，無論在一般的歷史演變上，抑或是在社會生活上以及人類的精神上，都曾起過巨大的作用，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影響。一直到現在，它還影響著東方千百萬計的生活和靈魂。

佛教發源于距今約2552年前（一說3000年左右）左右的古印度，其創始人為悉達多·喬答摩（約前566~前486年），釋迦牟尼是佛教徒對他的尊稱，意思是“釋迦族的賢人”（釋迦是仁慈的意思，牟尼是寂默的意思，寂默也就是清凈的意思，佛是覺悟）。喬達摩出身于剎帝利種姓，是迦毗羅衛國（在今印度、尼泊爾邊境地區）凈飯王太子。據說他幼時受傳統的婆羅門教育，學習吠陀經典和五明；20歲時，始感人世生、老、病、死的各種苦惱，又對當時的婆羅門教不滿，遂舍棄王族生活，出家尋訪師友，探索人生解脫之道。開始時，他在摩揭陀國王舍城附近學習禪定，后在尼連禪河畔獨修苦行，進而至伽耶（菩提伽耶）畢缽羅樹下深思默想，經過7天7夜之后，終于“悟道成佛”，這一年他35歲。之后，他在印度北部、中部恒河流域一帶任教，歷時45年，從者甚眾，流傳下來，稱為佛教。佛，梵文為Buddha，意為“覺悟”，漢譯音為“佛陀”。

二、佛教教義

佛教教義,又譯作泥日、泥洹、涅槃那。意譯為滅、滅度、寂滅、安樂、無為、不生、解脫、圓寂。涅槃原意是火的息滅或風的吹散狀態。佛教產生以前就有這個概念；佛教用以作為修習所要達到的最高理想境界。含義多種：息除煩惱業因，滅掉生死苦果，生死因果都滅，而人得度，故稱滅或滅度；眾生流轉生死，皆由煩惱業因，若息滅了煩惱業因，則生死苦果自息，名為寂滅或解脫；永不再受三界生死輪回，故名不生；惑無不盡，德無不圓，故又稱圓寂；達到安樂無為，解脫自在的境界，稱為涅槃。《大乘起信論》稱：“以無明滅故，心無有起；以無起故，境界隨滅；以因緣俱滅故，心相皆盡，名得涅槃。”佛教大小乘對涅槃有不同的說法。一般分有余涅槃和無余涅槃兩種。一個修行者證得阿羅漢果，這時業報之因已盡，但還有業報身心的存在，故稱有余涅槃；及至身心果報也不存在，稱無余涅槃。據《肇論》介紹：小乘以“灰身滅智，捐形絕慮”為涅槃，是為有余涅槃；《中論》等則以“諸法實相”為涅槃，是為無余涅槃。大乘還分性凈涅槃和方便凈涅槃兩種。本有的法身，名性凈涅槃，即真如法性，亦稱性德涅槃；假六度緣修，本有法身顯現，名方便凈涅槃，亦稱修得涅槃。法相宗綜合了大小乘涅槃學說立四種涅槃：①自性清凈涅槃。雖有客塵煩惱，而自性清凈，湛如虛空；②有余依涅槃。斷盡煩惱障所顯之真如；③無余依涅槃。出生死苦之真如；④無住處涅槃。斷所知障所顯之真如，此依佛的三身而說，有法身故不住生死，有應化身故不住涅槃，名為無住涅槃。大乘佛教認為涅槃具有常樂我凈四種德性或常、恒、安、清涼、不老、不死、無垢、快樂八種德性。

三、佛教的重要節日

①佛誕日即釋迦牟尼誕生日。由于說法不一，世界各國佛涎日期也不相同，中國漢

族地區和日本均以農歷四月初八為佛誕日；蒙、藏族地區為四月十五日；傣族地區 為清明節后十天。佛誕日各佛寺一般都舉行誦經法會，并根據“佛生時龍噴香雨浴

佛身”的傳說，教徒要以香水洗釋迦佛像，故又稱為浴佛日。

②佛成道日；即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悟道成佛的口子。一般在農歷十二月初八，屆時佛寺要舉行紀念儀式，并煮“臘八粥”以供佛。為什么要供“臘八粥”呢? 相傳釋迦牟尼在成佛前，曾苦行多年，餓得幾乎死去，后遇一牧女送他乳糜，得免

于死。釋迦牟尼成佛后，人們在臘月初八這一天，用米和果物煮粥供佛，稱“臘八

粥”。后來民間也逐漸形成吃“臘八粥”的習俗，用以慶賀五谷豐登，驅逐鬼邪瘟 疫。

③佛涅架日；即釋迦牟尼逝世的日子。一般在農歷二月十五日。但是釋迦牟尼 逝世的年代，南傳佛教與北傳佛教相差59年，南傳佛教認為是公元前545年；北傳

佛教認為是公元前486年，后者是我國公認的年代。

④世界佛陀日；東南亞一些佛教國家把佛誕、成道、涅槃三個節日合并起來，稱作“維莎迦節”，時間是五月中旬的月圓日。1954年在緬甸仰光召開的世界佛教

徒聯誼會第三次大會規定為“世界佛陀日”。在東南亞一些佛教國家，這是一個全 國性傳統節日，舉行規模盛大的慶祝活動。

⑤觀音的紀念日。在中國有三個：農歷二月十九為觀音誕生日；農歷六月十九 為觀音成道日；農歷九月十九為觀音涅槃日。屆時善男信女便舉行盛大的廟會，被

看作觀音道場的浙江普陀山，更是摩肩接踵，香火旺盛。

⑥其他佛或菩薩的紀念日；農歷正月初一是彌勒佛的誕生日。農歷二月二十一 日是普賢菩薩的誕生日。農歷四月初四是文殊菩薩誕生日。農歷七月三十日地藏菩

薩涅架日。農歷十一月十七日是阿彌陀佛的誕生日。農歷七月十五是僧自恣日，即

孟蘭盆會。何謂自恣：就是佛教徒每年安居期滿之日舉行檢舉懺悔集會，請別人盡

情(恣)揭發自己的過失，自己進行懺悔，同時也檢舉揭發別人的過失。此日稱“僧 自恣日”屆時以百味飲食供養自恣僧，據說如此能使現生父母和七世父母都度脫苦 厄。

四、佛教的傳入與發展

大約在兩漢之際，佛教開始傳入漢地（約在公元紀元前后）。據文獻記載，佛像可能與此同時傳入。但在中國西部的新疆地區（古代稱之為西域），佛教和佛教藝術的傳人則更要早一些。印度的佛教藝術，經過中國的藝術家和民間工匠的吸收、融合和再創造，形成了更具中國特點的佛教藝術，從而更容易在中國社會流傳和發展。

形形式式的佛像，主要是作為佛教徒供奉和禮拜的對象，因此佛像藝術的發展和流行，基本上是伴隨著中國佛教的興衰而興衰，兩者之間的密切關系是顯而易見的。

漢魏之際，佛教雖已傳入中原，可在史料中，關于佛像的記載卻極為鮮見。在出土的佛教文物中，有四川樂山崖墓的佛雕像、彭山崖墓內發現的陶制佛像，這些據考證都是漢代的作品。但是這時的佛教文物遺留下來的為數極少。東漢末年，下邳相笮融建造了一個規模宏大的佛教寺院，據說可容三千余人，其中還安置了身穿錦彩衣物、銅質涂金的佛像，這是中國的造像立寺首次見于正史記載。

中國佛教藝術的飛躍發展，是在兩晉南北朝時期。這是中國社會大動蕩的時代。來自印度的佛教思想在中國迅速發展，與中國傳統文化有了更大的交流。這種交流不僅對中國思想史的發展有重大意義，而且對中國美術和雕塑藝術的發展也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在繪畫方面，顧愷之、陸探微和張僧繇等畫家，一方面繼承了中國傳統的漢畫的技藝和風格，一方面又受到了來自印度、西域的佛教繪畫表現手法的影響，在繪畫理論和表現手段方面，取得了劃時代的成就。這一時期的繪畫、雕塑等藝術作品中出現的人物形相，大多面目清瘦、褒衣博帶，神采飄逸，這基本上是南朝士大夫生活理想和審美情趣的真實寫照。由此而形成的“秀骨清相”的風格，成了具有明顯時代特征的南朝畫風的代表．

兩晉南北朝時期的佛教造像藝術。也有了極大的發展。以東晉戴逵為代表的佛像雕塑家的出現，標志著中國佛教藝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水平、戴逵的創作態度認真，據說有一次他為了制作一尊佛像，曾潛藏在帳中，傾聽眾人的褒貶議論，然后加以詳細研究，積思三年，才得以完成。因此他所作的佛像，使“道俗瞻仰，忽若親遇”。這一時期出現的各種佛像，包括塑像和畫像，已經不再是單純地模仿西方傳來的佛像圖樣，而是融合了中國的民族風格，開始走上了獨立的發展道路。

遺憾的是這一時期佛教寺院的各種塑像以及畫像，現在大多都已蕩然無存，我們只能從傳世或出土的一些金銅佛像以及當時開鑿的一些石窟寺中，來了解和研究當時佛教造像的一些情況。

現存最早有明確紀年的金銅佛像，是后趙建武四年（338）造的釋迦佛銅像。此像現藏美國舊金山市博物館。像通高 39.4厘米，身著通肩大衣，衣紋以身體胸部為中心，向左右對稱雕出作平行下垂狀、兩手在腹前作禪定印，肉髻較大，臉部輪廓清楚。佛座為四足方座，這是大多數早期金銅佛像所采取的形式。整個佛像身體略向前傾，衣紋形式化，左右對稱，略顯呆滯，帶有早期還不成熟的佛像制作風格。

南朝佛像，傳世遺物較少。但從現在僅有的一些造像來看，其風格有著明顯的特點。例如宋文帝元嘉十四年（437）所造的佛坐像，其衣紋、手印、背飾等基本上還保留著較早的傳統手法，但其面部表情則安詳柔和，與其他一些顯得強有力而充滿感情色彩的佛像相比，尤為幽雅靜溫，具有更多的中國傳統色彩。

北魏時期，是中國佛教造像藝術發展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階段。由于政府的保護和提倡，佛教有了迅速的發展，佛教藝術的發展也是蒸蒸日上。這一時期留傳下來的金銅佛像數量很多，此外，聞名于世的大同云岡、洛陽龍門兩大石窟，都是這時由國家主持開鑿的，所以規模巨大。空前絕后，顯示了非同凡響的宏偉氣勢、大同作為當時北方的政治、經濟中心，在佛教藝術發展過程中，還形成了被稱為“平城模式”的藝術風格（大同古稱平城），對當時中原地區佛教藝術的發展起著指導性的作用。

云岡石窟第二十窟的大佛像，歷來被視作云岡石窟的代表、由于這一洞窟的頂部和前壁已揭，佛像成為露天，使我們能更清楚地瞻仰這一大佛的雄姿。佛像高13.7米，面部豐滿，高肉髻，鼻梁挺直，嘴部輪廓清楚，嘴角處略帶微笑、眉眼修長，眼睛瞳孔部鑲著黑釉陶器，看來炯炯有神。雙耳垂肩頸部肥短，兩肩寬闊厚實、雙手作禪定印，手肘外張，顯示出力量和威嚴。造像整體看上去端莊凝重。身披袈裟，偏袒右肩，衣紋成階梯狀排列，線條簡潔，顯示出一種粗重厚實的質感反映了當時生活于北方寒冷氣候中的少數民族服裝的特點，也具有犍陀羅佛教藝術的某些特點。

北魏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494）遷都洛陽，并且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這些改革措施加速了北方各少數民族與漢民族的融合過程，同時也促進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因此，標志著這一時期藝術水平的龍門石窟，具有更加濃厚的中國風味、其中如古陽洞、冥陽洞、蓮華洞等，都顯示了極高的藝術水平。

隋唐的佛教藝術，有了明顯的轉變，形成了中國佛教藝術發展的一個新階段。這一時期出現的各種佛教造像，在風格上已擺脫了以前的那種呆滯、平板的表清和神秘氣氛的寵罩。開始出現一種新的，顯得溫和圓潤、生動柔和的風格。人物造型也從南北朝時的清瘦飄逸轉向豐滿端麗。這一時期出現的各種佛、菩薩像，顯得雍容華貴，頗似唐代宮廷貴婦的形象、衣紋皺折也是線條流暢，富于節奏變化，同時顯出衣物的質地輕薄、緊貼身上，更顯得肉體的豐腴和體態的婀娜多姿。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品有龍門奉先寺的盧舍那佛以及敦煌石窟中唐代壁畫和塑像等等。

五代宋以后的佛教造像，以四川和云南各處的石窟中保留得較多。這時的像有許多是密宗的造像，反映了這一時期佛教密宗的流傳情況。元代盛行藏傳密教，藏密寺院中，也塑有不少密宗的造像。此外，杭州飛來峰的摩崖石刻造像，也多為佛教造像，可以說是這一時代的代表作。其中又以笑口彌勒（布袋和尚）的像最為著名。它那憨厚質樸、純真無邪的笑容，看來是發自內心深處的笑，吸引著一群群的游人和朝拜者，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五代宋以后，還出現了許多羅漢像以及各種各樣的觀世音菩薩像。有些完全是根據中國民間傳說創造出來的。這些像的出現，大大豐富了佛教藝術的表現內容。從造像的風格上看，則更加貼近了生活，世俗化的味道也更濃，這樣也更容易為群眾所接受，特別是各種各樣的觀世音菩薩像，大多從唐以前的面部留有蝌蚪形小髭的男相，轉變成風姿綽約、美麗端莊的女性形相，而且更具有世俗的風韻。這時的佛教藝術，無論從表現內容還是藝術風格上來看，都已是地道的中國文化和藝術的產物。

五、佛教文化

佛教文化包括佛教哲理、佛教文學、佛教音樂、佛教詩歌、佛教建筑、佛教雕塑，以及寺院里的莊嚴器具、壇場布置、佛事儀軌、叢林規制等等。佛教是中國化的宗教，佛教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深遠，與中國人的民族特征息息相關。可惜的是，很多同學對西洋文化的了解遠遠超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了解，對基督教文化的了解遠遠超過對佛教文化的了解。希望大家對佛教文化有更加清楚的了解，對自己的文化根源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六、佛教信仰

信仰是宗教本質的部分、核心的內容，相當于我們常講的“思想”、“精神”，而佛教提倡的是“和諧世界，從心開始”。

“皈依”有救濟、救護之義。三皈依是指歸投三寶、依靠佛、法、僧三寶，藉著三寶功德威力的加持、攝護，能止息無邊的生死苦輪，以及能遠離一切怖畏。

七、佛教的影響

從佛教傳入中國，在中國生根、變化、發展，形成了中國化的佛教，并融入中國文化之中，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帶來了中國政治、思想、經濟、文學、音樂、美術、雕塑，等一系列的變化。其中，佛教對中國文化發生過很大影響和作用，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燦爛輝煌的佛教文化遺產。例如，我國古代建筑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現存的河南嵩岳寺磚塔，山西五臺山南禪寺、佛光寺的唐代木構建筑，應縣大木塔，福建泉州開元寺的石造東西塔等，都是研究我國古代建筑史的寶貴實物。許多佛教建筑已成為我國各地風景輪廓線突出的標志。在一片郁郁蔥蔥之中，掩著紅墻青瓦、寶殿瓊閣。精巧的佛教建筑為萬里錦繡江山平添了無限春色。敦煌、云岡、龍門等石窟則作為古代雕刻美術的寶庫舉世聞名，它吸收了犍陀羅和印度的特點而發展成為具有中華民族風格的造像藝術，是我國偉大的文化遺產。就文學而言，這對于豐富文學思想以及藝術形式、表現手法，都有很大的影響，其主要是使中國文學作品想象更豐富，故事性更強。天竺聲韻理論影響了中國音韻學的產生，進而影響到詩歌格律的形成。佛教還豐富了中國語言與詞匯，豐富了文學觀念。同時，佛學和中國古典哲學的交互影響，推動了哲學提出新的命題和新的方法。它以獨特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給予人們以新的啟發，使人們得以解放思想，擺脫儒學教條，把人的精神生活推向另一個新的世界。

凈化了中國人的心靈，從盛唐開始，佛教與儒家、道家并列，成為人們政治文化生活中不能缺少的組成，佛教陶冶了人們的情操，穩定了社會，使人們精神領域更加豐富多彩，同時，又廣泛的被國人用于外交領域，促進了與周邊國家的融通，總之，其深遠的影響是不可限量的。

參考文獻： http://baike.baidu.com/view/18697.htm

http:// http://www.newsmth.net/bbsanc.

第五篇：佛教（范文模版）

一世界三大宗教是什么？中國四大宗教指那些教？

世界三大宗教：1，佛教：公園六世紀發源于印度，創始人是釋迦牟尼（喬達摩悉達多）宣揚“眾生不等”、忍耐、順從、放棄斗爭，每個人靠自己修行得道求來世靈魂進入“極樂世界”

2基督教：公元一世紀發源于羅馬帝國統治的巴勒斯坦地區，創始人是耶穌，宣揚耶穌是上帝的使者，是基督即“救世主”，是為拯救貧苦人民而降生的，宣傳世人應忍受苦難，寄希望于來世，即忍受苦難的人死后都會升入天堂，3，伊斯蘭教：公元622年，發源于阿拉伯（麥加）創始人；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主張伊斯蘭教徒部分部落氏族都是兄弟

當前中國各民族的宗教信仰主要有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道教、后稱中國四大宗教 二，我國在宗教問題上的基本政策是什么？

宗教在社會主義將長期存在，我們不能用行政的力量去消滅或發展它，宗教信仰自由受憲法保護，無神論者與宗教信仰者在政治上、經濟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要堅持政治上團結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宗教活動必須在法律和政策允許的范圍內進行，要堅持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原則，充分發揮愛國宗教團體的作用，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三，漢族宗教信仰有何明顯特點？

采取兼容并蓄的態度，接受不同的宗教

2外來宗教必須在中國地方化、民族化后，方能被漢族所接納，并在漢族地區扎根、發展 四，中國少數民族在宗教信仰方法的狀況如何？

中國西北地區的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等10個民族信仰伊斯蘭教，西藏、青海、內蒙古、四川、甘肅等地的藏、蒙、裕固族人民信仰藏傳佛教，白、壯、布依、侗、納西、滿、朝鮮等10個民族信仰大乘佛教，俄羅斯、鄂溫克族信仰東正教，另有部分少數民族信仰上座部佛教、天主教和基督教

五，我國著名的宗教場所有哪些？

佛教寺院有：北京的法源寺，洛陽的白馬寺，上海的龍華古寺、立佛禪寺，浙江天臺山的國清寺，陜西西安大 思寺，嵩山 材寺，成都的文殊院，西藏布達拉宮等

基督教堂有：北京南堂、北京的北堂，上海徐家匯天主堂、國際禮拜堂，天津的老西開教堂等

伊斯蘭的清真寺游：廣州的懷圣寺，浙江的鳳凰寺，泉州的清靜寺，北京牛街禮拜寺，東北的清真寺，上海松江的清真寺，西安化覺寺、西寧東關清真寺等

道教道觀有：陜西樓觀臺,北京白云觀，遼寧沈陽太清宮，成都青年宮，福建莆田媽祖廟，蘇州玄妙觀，山西芮城永樂宮，河南登封中岳廟等 六，什么是佛教？

佛教是以信仰佛為中心的宗教，它與基督教、伊斯蘭教并稱為世界三大宗教，相傳為公元前６世紀至前５世紀古印度迦毗羅王國（今尼泊爾南部）凈 王得太子喬達摩悉達多所創立，他宣揚苦＼無常，無我，緣起，解脫等教法，并強調無論任何階級均可信奉其教說都可以成佛，后世佛教徒稱他為“釋迦牟尼”即釋迦家族的圣人，佛教曾經長期廣泛流傳于南亞、東南亞及東亞等眾多國家，近代以來，已流傳到歐美等地 七，印度佛教發展的三部曲是什么？

１，公元前６世紀至前４世紀中葉，為釋迦牟尼及其弟子傳教時期，稱為原始佛教階段 ２，公元前４世紀中葉以后至公元１世紀，佛教內部分裂為上座和大眾兩部，并從中演化出許多教團，稱為部級佛教階段

３，公元１世紀左右興起的大乘佛教階段，乘即教義，大乘佛教宣揚普度眾生到彼岸世界，貶稱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為小乘佛教，大乘佛教發展到１３世紀初，受外來侵略扼殺，才在印度衰落

八，佛教的基本教義是什么？

佛教的基本教義是指釋迦牟尼的根本教法，它主要包括“四圣諦＂‘十二因緣’和‘八正道’‘三法印’以及它的‘無我觀’‘眾生平等觀’和僧伽制度，這些也是釋迦牟尼首次傳法的內容

九，何謂‘四圣諦’

‘四圣諦‘是釋迦牟尼佛教的基本教法之一，諦是諦理即真理的意識，它的核心是講世間、人生都充滿苦難，‘四圣諦’（又稱‘四諦’）即苦諦、集諦、滅諦和道諦。苦諦講現實存在的種種痛苦現象，集諦講造成痛苦的原因和根據，滅諦講佛教可以幫助人們滅斷根源，而達理想的無苦境界（即涅槃），道諦講斷滅痛苦的具體八種正確途徑與方法 十，什么叫“八苦”？

“八苦”是指佛教的基本教義的“四圣諦”之苦諦中的八苦：①生苦 誕生時的痛苦②老苦 老年時的痛苦③病苦 生病時的痛苦 ④死苦 死亡時的痛苦 ⑤怨、憎痛苦，指不由自主不得不與不喜歡的人或物離別時的痛苦⑥求不得苦 指有所欲求而得不到滿足的痛苦⑦五盛陰苦 指人生之色、愛、想、行、識五種基本因素生滅無常，滿是痛苦

十一，什么事“十二因緣”和“八正道”？

“十二因緣”亦稱“十二緣生”是“四圣諦”中苦集二諦的延伸，其主要內容是分析苦因和論述因果關系，三世輪回

“八正道”則是“四圣諦”中道諦的發揮，它具體指出八種解脫諸苦，斷絕輪回，達到“涅槃”境界的途徑和方法，這八種方法是正見（正確的見解）、正思（正確的思維）、正語（正確的語言）、正業（正當的職業）、正命（正確的謀生方式）、正精進（正確勤修善行）、正念（專心修正確的思想）、正定（按以上七階段修持，進入涅槃解脫的境界）十二，何謂“三法印”？ 法印即法之印章，意即“佛法之特征”是判斷思想是否合佛教之理得三條標準，第一條是“諸行無常”這里的‘諸行’指一切事物的運行與變化，主要是生滅變化；第二條是“諸法無我”諸法是指一切事物和現象，是指一切事物都處于剎那生滅，事物主體“我”是不存在的；第三條是“涅槃寂靜”是通過對物，我的透徹理解，而達到的最高境界，此時一切煩惱、痛苦均已消失，精神進入永恒的安樂狀態 十三，“無事不登三寶殿”和“唐三藏法師”是什么意思？

所謂“三寶殿”是指佛教寺院里的三個活動場所，“三寶”即佛、法、僧，“佛”是指僧人，“大眾登場辦事”的地方；“法”是指佛家珍藏經典之所；“僧＂是指和尚”燕息（睡覺）的“寂靜禪房”，這些地方是不準隨便登門游覽的

“三藏”是對龐大浩繁的佛教有關經籍的統稱，它包括佛經、佛律和佛論三大部分，經也稱經藏，凡佛所言（一一般都是由佛的弟子復述出來的，所以經的開首都是由“如是我聞”起首，即是“經”“論”（論藏）是對經加以解釋和闡發的各宗派學說、論著，“律”（律藏）是佛教僧侶行為的規范和宗教儀式的規則，三藏法師是法師的最高的尊稱（頭銜），是指精通“經”“律”“論”三藏的法師，唐三藏是對唐朝高僧玄焋的尊稱 十四，我國一般佛寺的大雄寶殿里供奉的三尊是什么？

這三尊佛稱三世佛，三世佛又分為豎三世佛和橫三世佛兩種，豎三世佛是過去佛、現在佛和未來佛，過去佛是燃燈佛（也稱迦葉佛）傳說他是釋迦牟尼前進之師，曾預言釋迦將來定成佛，現在佛是釋迦牟尼佛，未來佛是指彌勒佛，是釋迦牟尼的繼承人

橫三世佛指三個世界的佛：東方凈琉璃世界的教主藥師佛，正中婆娑世界教主釋迦牟尼佛以及西方極樂世界教主阿彌陀佛

十五，佛教的叢林、寶剎、迦蘭有什么區別 叢林：通常指佛教禪宗寺院，也稱禪林、叢林的原義是取喻草木之不亂生亂長，表示其中有一定的規矩和法度，叢林起初規模不大，不設佛殿，只立法堂、建立佛殿是后世的事，另設方丈、僧堂、茶舍、僧人均參加生產勞動以自給生活

剎：指佛塔頂部的裝飾，由大寺院中多建有塔，因此以“寶剎”指代規模較大的佛教寺院，伽藍即僧伽藍，原為梵文的音譯，異譯為‘眾園“僧園”原意為修建僧舍的基地、后指包括土地、建筑群在內的寺院

十六，十六羅漢、十八羅漢、五百羅漢是怎么回事？

羅漢是梵文“阿羅漢”的簡稱，是指修者得到證悟和果位，據佛經載，佛有十六弟子受佛之囑，“不如涅槃，常位人間”以助眾生，十六羅漢的尊稱為十六尊者，這些已在《法住記》一書中（作者為公園２世紀獅子國即今斯里蘭卡慶友尊者）此書后被唐玄奘譯成漢文，唐末著名僧畫家始畫十八羅漢即在原十六羅漢之外加上慶友和玄焋，后則被世人接受成十八羅漢之說，而五百年之說有三：一說是釋迦牟尼的五百個弟子，二說是參加第一次或第四次集結（佛教會議）的五百羅漢，其實“五百”在古印度只是形容眾多的意思 十七，佛教的五欲供是什么？

佛教認為人生有五欲（色、聲、香、味、觸），而戒除五欲可以減輕煩惱、安然自得，故寺院前供品嘗有：鮮花（或明鏡）琵琶（或其他樂器如鐘）香、水果天衣（或帳幔）、鮮花象征視覺，樂器代指聽覺，香則喻為嗅覺，水果為味覺，天衣為觸覺，這些稱為“五欲供”即象征五種感官引起的各種欲望，勸引人們放棄欲望，一心修佛 十八，中國佛教史上的“三武滅佛”是怎么回事？

由于佛教勢力的擴張，嚴重影響到封建社會王朝的賦稅收入和兵力、勞動力的來源，佛教同最高統治者之間產生了激烈的沖突，在中國佛教史上出現過“三五之厄”的皇帝滅佛運動，三武指的是①北魏太武帝拓跋壽②北周武帝宇文邕③唐武宗李炎，以上三帝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曾下令滅佛，尤其是唐武宗會昌五年（公元845年）以滅佛運動是最嚴重的一次，稱為會昌法難，它給佛以嚴重打擊，使佛教從此由盛而衰 十九，中國佛教產生宗派的原因是什么？佛教自西漢時期傳入中國后，佛經逐漸出現各種譯本和不同的理解，并受印度部派佛教影響，在南北時期已發生了各種不同觀點的學派，但未成宗派，隋唐時期，佛教各宗派開始形成，特別是盛唐時期，國力強盛、文化繁榮、思想活躍，寺院經濟高度發展，這樣，佛教理論同中國傳統文化的結合更加緊密，具有各自理論體系和宗教法規的佛教宗派便開始建立 二十，中國佛教有哪些宗派？

中國佛教宗派主要有：天臺寺、法相寺、華嚴宗和禪宗這四個各自理論體系的宗派以及律宗、密宗、凈土宗這三個在民間廣有影響的宗派，其中天臺宗、禪宗、律宗、密宗、凈土宗在唐代以后傳播到日本、朝鮮、越南等國，并在那里建立了各自或互相結合的宗派 二十一，什么事密宗

密宗又稱密教、瑜伽密教等，此宗以《大日經》和《金剛頂經》為依據，以真言（咒語）、手印、儀軌等方式，達到即身成佛，以身、口、意三密相應為宗要，故名密宗，它是7世紀以后印度大乘佛教一部分派別與婆羅門教結合而產生的，受法身佛大日如來深奧秘密教旨傳授，在唐代開元年間由善無畏、金剛智、不空三人先后在長安譯經傳播，曾極盛一時，五代后衰微，現在西藏多密宗和唐代所傳的部系不同，一般稱為藏密和喇嘛教，而后唐代長安的密教為唐密

二十二，為什么密教要修持“三密加持”

密教認為，世界萬物、佛如眾生皆由地、水、風、火、空、識六大所造，前“五大”為“色、法”“識”為“公法”二者統攝宇宙萬物，而又皆眾生之心中，佛與眾生修性不同，眾生如果依法修持“三密加持”-----手結印契、口誦真言、心觀佛尊，就能使身、口、意“三業”清靜，與佛的身、口、意相應，這樣就能即身成佛 二十三，喇嘛教是什么樣的宗教？

喇嘛教是佛教的一支，因其主要在我國的藏族地區形成和發展，故藏傳佛教或藏語系佛教，它是印度密教在公園8世紀時傳入西藏并與當地原始宗教（本教）斗爭結合而形成，它以藏文《大藏經》為主要經典，以無上瑜伽密為最高修行次第，至13世紀，由于元朝統治者得大力扶植，上層喇嘛教開始掌握政權，在西藏逐漸形成“政教合一”的制度 二十四，喇嘛教有哪些教派？

喇嘛教在不斷傳播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許多教派，主要有寧瑪派、噶當派（后演變為格魯派、俗稱黃教）、薩迦派（花教）、噶舉派（俗稱白教）和格魯派（即黃教）等，以格魯派影響最大，而且它目前仍是喇嘛教中最主要的教派 二十五，喇嘛教僧人的教階（僧階）制度是什么？

喇嘛教的僧侶俗稱為喇嘛，藏語中意為上師，只有地位學問有修養且能為人師表，領人修行的僧人，其僧階制度;最低級為僧侶（所謂閑散喇嘛）格西（有一定學位的僧人）、扎薩克喇嘛（僧學院或中小寺院主持人）、**（大寺廟的主持人，藏語俗稱“ 古”是神化現的肉身，是喇嘛教的五級僧侶）大**（稱為“呼圖克圖”，是蒙語中“有壽之人”的意思，具有世任西藏地方政府攝政為貴格）、**和** 二十六，喇嘛教首領的轉世相承是怎么回事？ 喇嘛教依據靈魂轉世，生死輪回的教理，規定自**以上高級僧侶的產生，采取轉世制度（即靈童轉世制），喇嘛教首領原本是父死子繼，至13世紀，由噶舉派的噶瑪已支系開始實行轉世制，15世紀格魯派興起并禁止喇嘛娶妻，轉世制度更為流行，**死后。寺院上層集團通過古卜，降神等活動，尋找**圓寂時出生的嬰兒，將其名字寫于紙片，從若干紙片中選出一張，這個嬰兒就是上代**“轉世”的靈童，迎來寺中繼承**的地位 二十七，何謂金瓶掣（抽）簽？

1727年，清廷設置駐藏大臣，規定與**、**共同管理西藏地方事務，后又由清朝皇帝----金瓶（即金奔已瓶），專供尋認靈童之用，該瓶口內插有簽筒，筒內放置如意頭像牙簽五支，凡尋認靈童時，邀集四大護法，將靈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日，用滿漢藏三種文字寫于牙簽上，放入瓶中，選派有真正學問的**、祈禱七天，然后由各呼圖克圖和駐藏大臣在大昭寺釋迦佛像前正式認定，如果找到靈童只有一名，亦需將一個有該靈童名字的象牙簽同放瓶內，如抽出沒有名字的牙簽，就不能認定已尋得靈童，而需另外尋找，**喇嘛和**額爾德尼的轉世也一樣，須經瓶摯簽才能確定 二十八，喇嘛教的主要寺廟有哪些？

在西藏地區當今喇嘛教最大有影響的是格魯派，俗稱黃教，其寺院也最有影響，黃教有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三大寺一般均由當時**擔任“池巴”（住持），札什倫布寺不列入“三大寺”，但也是西藏地區最大的黃教寺廟之一，青海的塔爾寺，是西藏地區之外最大的黃教寺廟之一，是我國西北地區佛教活動的中心，在世界佛教界也享有盛名。

另外還有噶舉派（白教）的止貢寺、薩迦派（花教）的薩迦寺、寧瑪派（紅教）的多吉扎寺等

二十九，什么是禪宗？

禪；是梵語“禪那”的音譯，意為“靜慮”就是用靜坐思維的方式，以期徹悟用心故名禪宗，主張用“禪定”作為宗教的全部修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