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檢察機關對減刑假釋實施同步監督的必要性

檢察機關對減刑假釋實施同步監督的必要性.txt21春暖花會開！如果你曾經歷過冬天，那么你就會有春色！如果你有著信念，那么春天一定會遙遠；如果你正在付出，那么總有一天你會擁有花開滿圓。摘 要：

口檢察機關對減刑、假釋的全程監督可概括為:事前監督、事中監督、事后監督。

口全程同步監督之必要性：同步監督是解決減刑、假釋適用過濫過快弊端之需要；同步監督是預防和制止腐敗發生之需要；同步監督是司法公正之需要；同步監督是逐步實現訴訟化之需要；同步監督是實現最佳執法監督效果之需要

口同步監督必要性之實現：實現減刑、假釋同步監督必須沖破目前理論界和實務界存在的藩籬，采取加強理論研究、及時聯合制定司法解釋等某些相應對策，使之理論化、制度化和法律化

關鍵詞：同步監督，必要性，實現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二條規定：人民檢察院認為人民法院減刑、假釋的裁定不當，應當在收到裁定書副本后二十日以內，向人民法院提出書面糾正意見。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對執行機關執行刑罰的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監督，如果發現有違法的情況，應當通知執行機關糾正。從這些規定看，檢察機關對減刑、假釋實行監督有法律“撐腰”，遺憾的是，檢察機關對減刑、假釋的監督實際上是一種事后監督的方式，這種監督方式，限制了檢察機關介入的時間和方式，壓縮了監督的空間和范圍，進而影響了檢察監督職能作用的發揮。由此，當下亟須研究和解決的問題是:檢察機關如何更好地依法對減刑、假釋進行法律監督。筆者認為實現對減刑、假釋進行法律監督的最佳效果，同步監督是個好辦法，現筆者結合多年來的監所檢察執法實踐，就檢察機關對減刑假釋實施全程同步監督的必要性談幾點看法。

同步法律監督之界定

就檢察機關對減刑、假釋的全程監督而言，可概括為事前監督、事中監督、事后監督。

所謂事前監督，即對監管機關(含監獄、看守所等)平時對罪犯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教育、改造和監管是否合法進行法律監督;對放縱牢頭獄霸及其虐待同監犯人違法傷害行為實行法律監督;對監所管理機構疏漏及違法規章、制度及時提出建議等。

所謂事中監督，即對監管機關是否依照實體法和程序法(如刑法第七十八條至第八十六條;刑訴法第二百一十四條、第二百一十五條、第二百一十七條、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二百二十四條、監獄法第二十九條)的規定對罪犯進行減刑、假釋實行法律監督，發現違法及時提出糾正意見，并通知監管機關和上級主管機關。

所謂事后監督，即一方面對法院是否依照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二百二十二條的規定進行裁決，實行法律監督;另一方面，還要對監管機關是否依照今年6月25日“中治委”辦公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出臺的《關于加強和規范監外執行工作的意見》的規定實行法律監督。

同步監督之必要性

法律監督不僅是對法律結果的監督，更是要求司法行為剛開始就應該受到相應的制約、監督，法律監督本身就蘊涵著對司法行為過程的監督，絕不能等到司法行為結果作出之后才進行監督。要保證法律監督的有效性，也不能限于事后監督。法律監督的本質或者說真正作用不在于事后糾正錯誤的結果，而是讓錯誤的結果不發生，要在行為過程中消滅違法之處，避免對社會產生更大的危害。[ 邸瑛琪教授的講話]筆者非常贊同邸瑛琪教授的觀點，并從以下幾個方面對同步監督的必要性略作闡述：

一、全程同步監督是解決減刑過濫過快之需要

據有關媒體報道: “大陸目前在押犯每年有20%至30%可獲減刑，因貪腐而獲減刑的高官中獲減刑、假釋、保外就醫的比例更高。公眾早有對貪腐高官前門重判、后門輕縱現象的擔憂。最高法院年內將修訂減刑、假釋司法解釋的消息，表明大陸似有糾正這一問題的決心。”[ 劉根菊文章]對于這一報道筆者深有同感，同時，也認為，出現上述問題與法律沒有明確規定檢察機關可以同步監督及其細則關系很大。由此可見，要解決減刑過濫過快的問題，必須賦予檢察機關對減刑有全程同步監督的權力。

二、全程同步監督是預防和制止腐敗發生之需要

減刑、假釋是刑罰變更執行的制度，獲得了減刑、假釋的罪犯，就減少了在監管場所服刑或者得到了不再被強制改造的好處，即切實的自身利益，因此，他們及其親友往往想方設法使其獲得減刑、假釋，其中不惜以巨資向監獄干警及其領導行賄，而他們中的少數人也會被罪犯拉下水，鋃鐺入獄，由監管人員變成被監管的罪犯。舉一個大家都知道的例子吧，小有名氣的上海富商周正毅第一次入獄，就有4名干警因受賄為其操作減刑而落馬，而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如果檢察機關對監獄的減刑、假釋做到全程同步監督，那么，就可能有效地預防或者制止這類腐敗現象的發生。

三、全程同步監督是司法公正之需要

檢察機關實行全程同步監督是實現司法公正的要求，職權是一把雙刃劍，行使得好，能為社會管理起到促進作用;而違法行使職權，就會給社會和被管理者造成傷害。要避免后者，就必須對職權(權力)進行制約，因為無制約的權力必然滋生腐敗，這是萬古不變的定律，所以“權力擴張到哪里，法律控制就應該跟到哪里”。[傅寬芝的講話]刑罰執行權是權力的一種，刑罰執行方式的變更，又是刑罰執行權的一部分，例如假釋，是使罪犯暫時不在監獄內服刑，與法院對被告人少判幾年或者緩刑的刑罰力度屬同一性質。由此，變更刑罰執行屬于一種很重要的實體處分權，所以在權力行使之初就要建立相應的制約機制，這種及時的監督能夠更好地保障相關部門合法行使職權，提高執法公信力。

四、全程同步監督是逐步實現訴訟化之需要

我國立法規定，對減刑、假釋案件的裁判屬于審判權的范圍，但實踐中法院只以書面審查方式進行。這樣，從訴訟主體講，既沒有檢察機關派員參加，也沒有被減假的罪犯到庭，更沒有被害人參與，他們成了局外人;從程序正當上講，既缺少了質證、辯論等程序，又與公開審判的理論不符;而從裁判減假案件變更刑罰執行方式的實體處理屬性看，它涉及的是罪犯的人身自由及其思想改造，本應采用訴訟化模式開庭審理，不僅有檢察機關派員參加(替代監管機構)，還應通知被減假的罪犯甚至被害人參與。經過法庭調查、質證和辯論，最終由法院作出如何減刑或者準不準許假釋的裁判，以確保公平、公開、公正和預防腐敗。因此，對減刑、假釋案件實行全程同步監督，就在于對現行的行政化體制和做法進行改造，逐步實現訴訟化。

五、全程同步監督是實現最佳執法監督效果之需要

對任何事物，設定任何制度，均需顧及并爭取效果最佳，減刑、假釋工作也不例外。在減刑、假釋工作中，限于現行法律制度的滯后，檢察機關只能對其進行事后監督，因而無法全程、有效、有力地發現、制止、糾正減刑、假釋的違法或者不當問題;即使等到發現了也只能是總結教訓，提出檢察建議。雖然不能說這種事后監督毫無作用，但由于是事后的，因此力度不強，作用不大。為了改變這種“馬后炮”式的監督法效果不佳的狀況，賦予檢察機關“全程同步監督”之權是完全必要和可行的。

同步監督必要性之實現

實現減刑、假釋全程同步監督必須沖破目前理論界和實務界存在的藩籬，采取某些相應對策，使之理論化、制度化和法律化。

一、應加強理論研究

減刑、假釋是刑罰執行的變更。我國對犯罪論研究較全面深入，而對刑罰執行理論較為膚淺，對減刑、假釋基本未涉及，因此有必要從三方面加強:

1、加強兼顧最佳效果理論研究

兼顧最佳效果理論研究，是指對如何兼顧刑罰執行的懲罰與教育、改造與獎勵、特殊預防與一般預防等問題的理論研究。但目前在我國學界和實務界“獎勵說”仍是主流觀點。監獄對罪犯改造、教育中實行“百分考核”制度，對罪犯的勞動改造成績實行“唯分是舉”，這種做法不能全面地反映思想改造狀況，只機械地以“百分”的多少作為減刑、假釋的依據有失偏頗;同時也容易導致掌管打分的獄警利用手中的權力弄虛作假或者以權謀私。筆者認為，在堅持“百分考核”制度的同時，在《監獄法》第六條規定的六種“立功表現”情形之外，還應適當填補它與“確有悔改表現”之間的空隙，規定出更適合當前鼓勵、獎勵罪犯改造的條件。

2、開展訴訟化理論研究

目前，減刑、假釋的做法，基本是司法行政化的審批方式，即使案件移送到了法院，也只是書面審，實屬一種司法審批，而不是司法訴訟化方式。眾所周知，訴訟化的審理案件方式，關鍵點是法院開庭審理，檢察機關派員參加、雙方當事人到庭陳詞，互相進行質證，最后，由法院作出裁決。這種方式，體現了當事人權利平等、程序公開透明、法院裁判有據。筆者認為，減刑、假釋欲想提高質量，必須走司法訴訟化的途徑。為此，建議設立一種新的刑事訴訟程序———減刑、假釋訴訟程序。對此，可在理論上先行，在實踐中試點探索，然后，由司法解釋和法律固定，使刑罰變更執行步入訴訟軌道，確保減刑、假釋公正有效，取得最佳效果。

二、應及時聯合制定司法解釋

人大常委會已授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實施憲法、法律中出現的亟待解決的問題有司法解釋權，它屬于法規的一種類型，對下屬機關有指導作用和約束力。在減刑、假釋問題上既沒有“兩高”的聯合司法解釋，更無司法部參與聯合制定的法規，實屬無規可行。筆者認為，由“兩高”與司法部聯合發文是一個切實可行的措施。理論來源于實踐。我國已有個別省級法、檢、司三部門聯合作出規定并進行試行，已取得了較好的成效。據介紹，檢察機關在對“減假”案提請階段提出的不同監督意見，監獄幾乎全部采納。對此“兩高”有一些規定，例如，1997年10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通過了《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對正確辦理減刑、假釋案件起了重要作用;2008年2月，最高人民檢察院也發布了《人民檢察院監督檢察辦法》、《人民檢察院看守所檢察辦法》、《人民檢察院勞教檢察辦法》、《人民檢察院監外執行檢察辦法》等，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它們幾乎是“各自為政”、互不搭界，而且也沒有公安部、司法部的參與，其效力自然大打折扣。另外，中央五部門《意見》中涉及到“假保”問題，但是，主要規定了對它們的交付執行、執行中的監管及檢察監督，而未包括對減刑、假釋的適用制約問題。由于當前我國社會正處于經濟轉型時期，對減刑、假釋的處理屬“敏感區”，常有不合理、違法和腐敗產生，因此，“兩高”和司法部針對實踐的需要，應當及時聯合制定司法解釋并使執行、檢查、監督行為常態化。

參考文獻：

1、《刑事訴訟法》

2、邸瑛琪教授答記者時的講話

3、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傅寬芝答記者時的講話

4、劉根菊教授：“減假保”全程同步監督之正當性

5、檢察日報2009年7月6日

6、《刑法》

7、《監獄法》

8、《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

9、《人民檢察院監督檢察辦法》

10、《關于加強和規范監外執行工作的意見》

11、、《人民檢察院看守所檢察辦法》

12、《人民檢察院勞教檢察辦法》、13、《人民檢察院監外執行檢察辦法》

第二篇：論設置人民檢察院減刑假釋提名權的必要性

論設置人民檢察院減刑假釋提名權的必要性

李益明王保存

（杭州市人民檢察院 研究室，杭州310014）

摘要：《刑訴法》關于檢察院在對監管機關刑罰執行和活動中的法律監督方面僅僅只是作有原則性的規定，并且規定的范圍不科學，以致一些司法解釋也存在類似問題。檢察院對刑罰執行和活動中的法律監督權在《刑訴法》中規定得相對較弱，尤其在對看守所留所服刑罪犯的減刑、假釋的提名權的法律監督領域。因此，我們建議立法機關在修改《刑訴法》時引起關注，以保障人民檢察院的法律監督在刑罰執行和活動中同樣強大。

關鍵詞：法律監督刑事訴訟減刑假釋建議權減刑假釋提名權刑罰執行領域

On the Necessity of Granting People's Procuratorate the Nomination Right of Executing the Petition for Reduction of Sentence or Release on robation

Li YimingWang Baocu

(Research Office, Hangzhou People’s Pr ocuratorate, Hangzhou 310014)

Abstract: Law supervision right over the execution of panel punishment and the prison administration activities of People's Procuratorate stated by the Chines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is just necessitous regulations and the scope of it stipulated is imperfect, which lead to some similar problems with judicial interpretation.While having law supervision right in other area of criminal prosecution, People’s Procuratorate enjoys relatively limited law supervision right according to Chinese Criminal Procedure, especially the nomination right of executing the petition for reduction of sentence or release on probation.Therefore, we suggest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problem while the legislature is revising the Chines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so that People's Procuratorate can have a law supervision right over the execution of panel punishment and the prison administration activities as strong as that in other area.Key words: law supervision;criminal prosecution;suggesting right over the petition for reduction of sentence or release on probation;nomination right of executing the petition for reduction of sentence or release on probation;the execution area of panel punishment

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監所檢察部門是人民檢察院對監管機關刑罰執行和執行活動是否合法進行法律監督的責任機構，其具體的監督內容由人民檢察院派駐監管單位的檢察院、室、員代表人民檢察院執行。其中，看守所內在押罪犯是否能夠依法獲得減刑、假釋就是它監督的重要內容之一。1當前存在人民檢察院監督權力較弱的缺陷

隨著我國司法實踐的發展進程，人民檢察院的法律監督權力的行使已不僅僅停留在理論層面。尤其在刑事訴訟的法律監督上的廣度和深度正在強化，監督理論和監督實踐的不斷發展，推動了我國檢察事業的發展。比如立案監督權利屬于訴權，對于偵查機關存在的有案不立的情況，人民檢察院的及時依法監督立收稿日期：2008-02-15

作者簡介：李益明（1975-），男，四川儀隴人，碩士，主要從事《刑訴法》等方面的研究。

案權已經為公安等偵查機關所采納并且執行。

同理，人民檢察院對刑罰執行和活動中發生的由看守所提請中級人民法院的對在押留所服刑罪犯的減刑、假釋，也應當有向人民法院提出減刑、假釋的建議權力（因為建議權包括了對具體罪犯的提名。為了表述方便，下面簡稱提名權）和減刑幅度的請求權力。但是，對于刑罰執行領域，由于現行《刑訴法》的規定表述太原則，很籠統，缺乏科學性，故沒有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對減刑、假釋的提名權力和減刑幅度的請求權力。相關的《刑訴法》法條反而明確規定了只能由監管單位來行使對罪犯向中級人民法院提請呈報減刑、假釋的提名權力。相關的司法解釋也只規定了人民檢察院有對看守所等監管單位對罪犯減刑、假釋提名的審核權力。因此，人民檢察院在刑罰執行中對看守所等監管單位的此項監督僅僅停留在形式層面，無法對減刑假釋的刑罰執行和活動開展切實有效的監督。

對于刑罰執行的司法實踐中可能出現的一些特殊情況，則會有以下的監督無力現象。比如，人民檢察院在審核中認為看守所等監管機關對于罪犯減刑、假釋的提名不符合法定條件，持否定意見，而看守所等監管機關仍舊可以不采納，而徑自向中級人民法院呈報對罪犯的減刑、假釋建議，那么人民檢察院對監管單位執行刑罰活動的法律監督只能在法院的裁定書下達后被動地事后開展。又如，人民檢察院在日常的監所檢察中，對已經符合法定減刑、假釋條件的罪犯，認為應當向中級人民法院提名建議減刑、假釋時，而看守所等監管機關卻可以依獨家享有提名權（以及該權力中所包含的不提名權），并不提名交人民檢察院審核，這對于刑罰執行這個重要的刑事訴訟領域，人民檢察院又如何開展法律監督？如果一旦出現上述特殊情況，只能產生人民檢察院在刑罰執行和活動領域中的法律監督權力不但相比它在刑事訴訟其他領域中較弱的后果，甚至在特殊情況下還會出現無法監督的尷尬局面。

2《刑訴法》、司法解釋等相關規定不科學

由于《刑訴法》在對刑罰執行和活動監督的內容上僅僅是原則規定，缺少了人民檢察院如何開展對看守所刑罰執行和活動監督的具體職責和權力。因此，在具體的刑罰執行和活動監督實踐中一旦出現爭議，人民檢察院比較難以完成法律監督的職責，而且有關司法解釋也存在類似情況。比如現行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二款的規定:“被判處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的罪犯，在執行期間確有悔改表現或者立功表現，應當予以減刑、假釋的時候，由執行機關提出建議書，報請人民法院審核裁定。”同時，該法第二百二十二條又規定：“人民檢察院認為人民法院減刑、假釋的裁定不當，應當在收到裁定書副本后二十日以內，向人民法院提出書面糾正意見。人民法院應當在收到糾正意見后一個月以內重新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作出最終裁定。”

由于《刑事訴訟法》的上述規定缺乏人民檢察院對看守所這個執行機關提出減刑罪犯名單的事前具體監督職責的規定，即人民檢察院應當有向人民法院提出對罪犯減刑、假釋的提名建議權及對看守所提名的否定權，以及對減刑幅度的請求權力，因此都不能夠具體體現人民檢察院對在押罪犯是否能夠依法獲得減刑而開展的法律監督工作。

而根據現在施行的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檢察院、浙江省公安廳、浙江省司法廳關于印發《浙江省減刑、假釋工作會議紀要》的通知（浙高法[2002]188號文件，以下簡稱《罪犯減、假紀要》）和浙江省公安廳、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檢察院關于印發《浙江省看守所留所服刑罪犯獎懲考核辦法》的通知（浙公發[2003]21號，以下簡稱《罪犯獎懲辦法》）等文件，也只規定了人民檢察院的監督權利，并沒有明確具體地規定檢察院對罪犯減刑、假釋的建議提名權。因此，檢察院監督權中的提名權由于沒有具體明確落實在文件中，僅僅只有審核權，而監督權利中的對符合法定條件罪犯減刑、假釋的提名權、請求權根本無從行使。

而且最為引人注目的是，《罪犯減、假紀要》第五條法律監督中第（一）條還規定“各監獄、看守所

對人民檢察院的審核意見，可以采納，也可以繼續提請或呈報”。這說明，雖然該《罪犯減、假紀要》已經在司法解釋的層次上延伸了《刑訴法》規定的人民檢察院的刑罰執行活動的監督權利，具體賦予了監管機關在對罪犯向中級人民法院提請或呈報減刑、假釋時，人民檢察院有審核權，但是，該文件在“各監獄、看守所對人民檢察院的審核意見，可以采納，也可以繼續提請或呈報”的特殊情況下已經將人民檢察院的法律監督權排除了。因此，在遇到罪犯減刑、假釋時的具體過程中人民檢察院對于刑罰執行領域的監督權的行使實質上已經被剝奪。此時的審核權利已形同虛設，不但檢察院法律監督權力中依法應當有的對罪犯減刑幅度的請求權喪失殆盡，對罪犯假釋的請求權喪失殆盡，而且，檢察院對罪犯減刑、假釋的建議即提名權利也根本上被取消，更不必談對看守所提名的否定權了。雖然形式上檢察院不但在監獄、看守所等監管機關對罪犯向人民法院提請、呈報減刑、假釋方面行使了合議權和審核權，但實質上在特殊情況下則可能出現由監管機關即看守所、監獄不采納檢察院的提名權，或者不采納對看守所、監獄提名的否定意見而獨家向中級人民法院提請、呈報的情況。而人民檢察院只能等待人民法院裁定做出后，事后行使對裁定是否合法的監督權利。

這種可能性是由于司法解釋中權利設置不明確、不科學所造成的。一旦可能成為現實，不但違背了《刑法》中刑罰的本意和《刑訴法》監督程序的本意，更加嚴重的是還違背了《憲法》賦予人民檢察院的法律監督地位及法律監督權力的具體實施的立法本意。況且在這種特殊情況下，檢察院參與的所謂合議或者審核根本沒有檢察權力的性質。監督已經成為一種形式，而且僅僅只是形式，人民檢察院對看守所等刑罰執行機關的法律監督根本無法具體、同步、動態地落實和體現。這不僅僅在對罪犯減刑、假釋這一重要環節出現了法律監督的空白，而且還由于只能夠在事后才可以依法開展監督的原因，不但浪費了司法資源，提高了司法成本，而且由于缺少法定的事前監督的法律空白，還有可能在刑罰執行領域產生徇私舞弊等司法腐敗現象。

3有必要設置人民檢察院對減刑、假釋的提名權

但是，我們更應當注意解讀的是《刑訴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的規定：“人民檢察院對執行機關執行刑罰的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監督。如果發現有違法的情況，應當通知執行機關糾正。”這條規定恰恰就是人民檢察院對刑罰執行和活動是否合法進行監督的權力的憲法授權，是檢察院對于刑罰執行進行法律監督的根本權。

雖然該條規定非常原則和籠統，但是，正如同前面講到的人民檢察院的立案監督和量刑請求等項權利的產生過程一樣，該條不但包含了人民檢察院對執行機關對罪犯減刑、假釋提名權利活動是否合法進行監督，還一定包含了人民檢察院對執行機關對罪犯減刑、假釋提名權利活動違法時進行監督，即依法包括了可以對執行機關提名的否定；同時，依該原則性法條引申出來，人民檢察院依法也有提名權力，因此而產生了人民檢察院的提名權。

因此，應當明確的是，《刑訴法》的該條款僅僅是原則的、概括性質的規定了人民檢察院在減刑、假釋中應當有的提名權和同步開展法律監督的權力。問題是該條規定的“人民檢察院對執行機關執行刑罰的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監督。如果發現有違法的情況，應當通知執行機關糾正”沒有具體化。因此，在司法實踐中容易引起爭論并且操作性不強，往往出現以下一些現象：執行機關在合議中對罪犯的減刑、假釋提名不采納人民檢察院的否定監督意見、不采納減刑幅度過大的否定監督意見，或者不采納由人民檢察院提出的依法應當對罪犯減刑、假釋提名的肯定意見，不采納依法應當對罪犯減刑幅度過小的否定監督意見等，而不顧人民檢察院的審核意見，并且由看守所獨家向人民法院呈報執行機關自己獨家的提請意見和材料。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它對刑事訴訟法律的各個主體實施該法律的監督。依《刑訴法》的規定，不但應當是重點的，而且更應當是全面的，并依法應當具有絕對性和權威性。因此，在刑罰執行

領域，不僅要重視對于審判機關中級人民法院有關減刑、假釋裁定的事后監督，更重要的是對看守所等監管機關對于罪犯減刑、假釋的提名建議的事前監督。若法院、看守所或者包括檢察院自己的法律行為，在確實違反了法律錯誤的實施后，對于人民檢察院正確的監督意見，它們只能夠采納和執行。這些是《憲法》授權的法律監督地位所產生的必然結果。因此，改變人民檢察院在刑罰執行領域監督權力軟弱的現狀也成為必然，并且更應從立法的前提下規定上述提名權和請求權。只有這樣，才符合公平、公正的法律本意和完善的法律構架，才能使各個司法機關的權利依憲法地位而完整、正確的貫徹落實在刑罰執行這個嚴肅的司法領域，才能更好地讓公開、公平、公正的本意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的執行。

[責任編輯：王學明]

第三篇：試論對減刑假釋制度的完善

減刑、假釋是刑罰執行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在改造罪犯的長期實踐中建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刑罰執行制度，人民法院是減刑、假釋的決定主體，監獄（包括看守所）是減刑、假釋制度的執行主體。他們在執法實踐中，充分利用這兩項制度教育服刑人員，調動罪犯改造的積極性，促使其早日回歸社會，減少重新犯罪，穩定改造秩序，促進監所安全，為構建穩定、和諧的社會發揮了巨大的職能作用。但是，在執法實踐中，也出現了一些新問題，對此，就如何最大限度地發揮減刑假釋制度的功能和效益，特別是如何糾正減刑、假釋制度本身存在的問題，消除負面影響如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等，進一步促進減刑假釋制度在刑罰執行中發揮積極作用，確保法律的準確實施等等，筆者作一些探討。

一、直面減刑、假釋制度及實際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及成因

（一）減刑、假釋制度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減刑假釋案件具有一定“個性”的，很難制定出普遍適應的規則。雖然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0月28日 制定了《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若干問題的規定》），為減刑假釋工作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據，但是該規定簡單籠統，過于原則。《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一條規定：“被判處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執行期間，如果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的，或者有立功表現的，可以減刑；有重大立功表現的，應當減刑。” 在《若干問題的規定》中確立了審查“確有悔改表現”的標準，“‘確有悔改表現’是指同時具備以下四個方面情形：認罪服法；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積極參加政治、文化、技術學習；積極參加勞動，完成生產任務。”，根據前述規定，“立功表現”和“確有悔改表現”就成了減刑的重要條件。在執法實踐中，“立功表現”直接明白，好把握，而“確有悔改表現”就不好把握了。這給執法者留下了主觀操作的空間和余地，容易產生隨意執法。“認罪服法”和“接受教育改造”主要是一個人的主觀心理活動，在實踐中很難量化成為客觀的內容；而“認真遵守監規；積極參加政治、文化、技術學習；積極參加勞動，完成生產任務”在實踐容易量化，但是監管部門及其民警為了自己的部門利益，厚此薄彼，大多監管部門都將“積極參加勞動，完成生產任務”作為減刑的主要標準。監管部門據此作為呈報減刑假釋的主要標準，實踐證明監管不能公正、公開、公平地體現在每一個服刑罪犯身上。客觀上限制了減刑假釋制度在構建和諧社會中應有的作用。從《若干問題的規定》中確立減刑的四個標準的排列順序來看，“認罪服法”排在最前面，應該是最重要的，其次是“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積極參加勞動，完成生產任務” 在四個標準中排在最后面，其作用地位應該是最小的。而在執行刑罰實踐中，監管部門將“勞動”標準作為最主要、最重要的減刑依據，將四個標準的作用地位倒了過來。導至那些老弱病殘的服刑人員由于客觀的身體條件限制，勞動任務難完成，獲取勞動分數少，以至于很難獲得減刑假釋。這有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中公平正義的要求。

從辦理減刑、假釋的程序看，對罪犯的減刑、假釋，法院審理的依據主要是刑罰執行機關（監獄、看守所）呈報的材料。執行機關呈報的材料一是平常的按監管要求建立的檔案資料,二是對罪犯進行的調查材料。罪犯只有接受調查的義務，而沒有辯解的權利，被害人及與案件有利害關系的人均被絕對地排除在外。人民檢察院對減刑假釋案件的監督也是在法院裁定之后，即人民檢察院在收到法院減刑、假釋裁定書副本后，認為裁定不當，應當于二十日內向法院提出糾正意見。人民法院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大多采用書面審理，結果人民法院的裁定基本上成了例行公事。

從法院、監獄、檢察院在辦理減刑、假釋案件的權力配置看，一是法院與刑罰執行機關之間的工作制約流于形式；二是檢察機關對法院減刑、假釋裁定的監督，由于缺少具體的監督程序規定及相應處分權，缺乏進行實質審查的有效途徑，也難以發揮實際監督作用。執法實踐中，監獄呈報減刑、假釋、主要靠罪犯減刑靠積分累積，而評分決定權在監獄警察手中，這樣，減刑、假釋的權力實際上在執行機關。這為一些監獄警察利用職權搞權錢交易、收受犯人賄賂等違法違紀行為預留了空間。

（二）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實際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一是原判刑罰越短實際服刑期限相對越長。就一般情況而言，原判五年以下短刑期的，平均實際服完原判刑期的5／6；原判十年至二十年長期刑的，平均實際服完原判刑罰的4／5。原判刑期越短服刑期限相對越長。二是五年以下短刑期罪犯的減刑機會和減刑比例偏少。減刑獎勵制度規定，減刑的獎勵考核以年為單位，受年減刑率30％的制約，每個罪犯平均3年有一次獲得獎勵減刑機會。因此，原判不滿五年的短刑期罪犯，扣除在看守所已服刑期和入監初3個月集訓期約1年不參加考核評獎的時間，在考核評獎的有效

時間內，一般僅能獲得一次獎勵減刑約六至十個月；又因再次減刑間隔為1至2年，減刑后的余刑不足一至二年的罪犯很難再次獲得獎勵減刑；即使偶然獲得獎勵，余刑已滿無法兌現減刑。三是對無期徒刑以上重刑罪犯能夠減刑但不實行假釋，經幾次減刑刑滿釋放，導致合法地規避了刑法為他們專設的十年假釋考驗期的法律規定。四是在減刑、假釋的具體適用上，對兩類罪犯

有失偏頗。第一，老弱病殘罪犯由于身體原因，不能完成勞動任務，影響了減刑、假釋。第二，一些老弱病殘罪犯雖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中“有悔罪表現、喪失作案能力或者生活個能自理”的標準，但不具備“假釋后的生活確有著落”的條件，不能被假釋。第三，盡管《刑法》、《未成年人保護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都強調對未成年犯的減刑、假釋在掌握標準上可以適用從寬，減刑幅度可以適當放寬，間隔的時間可以相應縮短；但目前尚無統一規定的條件和量化的標準，造成各地理解不一致，適用法律不一致，影響了刑法的嚴肅性和權威性。第四，由于監督機關與外地罪犯原籍基層組織聯系渠道不暢，無法落實對其家庭社會生活的調查，加之，在改革開放、人口流動頻繁的情況，往往罪犯假釋后仍需要外出打工謀生，對其假釋考驗期的考察根本無從落實。因而外省籍罪犯的假釋極為有限。

二、司法機關依法履行職責，提高減刑、假釋案質量與社會效果

監獄、法院嚴格依法履行職責，保障減刑、假釋制度的正確實施，推進司法公正。按照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法律原則，監獄、檢察機關應當認真履行各自的法定職責，嚴格執法程序，確保減刑假釋的案件質量。

監獄在對罪犯的教育改造過程中，首先要搞好對監管民警的法制培訓工作教育，監管民警熟練掌握減刑假釋的法律規定、工作規范及其監管業務知識，為監管民警承辦減刑、假釋案件提供強有力的法律知識保障。其次，要加強對監管民警的職業道德教育，教育廣大監管民警認真踐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本著對法律負責的精神，公正對待每一位罪犯。同時，事事處處體現司法公正，自覺抵制社會不良風氣的侵襲與干擾，勇于同徇私枉法、辦關系案、人情案等違法違紀行為作斗爭，保證減刑、假釋制度在法律的軌道上運行。再則，監獄部門要組織精干警力，對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根據三大現場的具體要求，結合每種服刑罪犯的實際情況，在現行對罪犯考核記分的基礎上，進一步科學、具體量化，便于宏觀考核計分，以杜絕監管民警的主觀隨意性。第四，建立考核計分公開制度。在日常監管工作中，監管民警要實事求是的對每位罪犯進行考核、計分。落實對罪犯的獎勵措施，公開評選勞動積極分子，公開考核計分情況，接受服刑人員及其親屬的監督、舉報，以暢通服刑人員及其親屬不服考核計分、記功，報請減刑、假釋的申訴渠道，并予以及時受理、查證、答復。從而讓服刑人員真切感受到公平與正義，促使其積極改造、棄惡從善、回歸社會。

人民法院在審理減刑、假釋案件中，首先要嚴格審理程序。人民法院在受理監獄（包括看守所）呈報的減刑、假釋案件后，首先進行書面審理，具體是從實體、程序兩個方面進行審理，發現不符合減刑、假釋條件的立即退回呈報單位，并將退回的理由分別告知呈報單位和駐監檢察部門，為檢察機關的監督提供依據。其次，對于符合減刑、假釋條件的，人民法院應當改變局面審案的方式，主動邀請人民檢察機關的有關人員一同深入監區走訪調查，收集、核對呈報減刑、假釋罪犯的實際表現情況，對罪犯的改造情況進行實質的考察。對于殺人、故意傷害、強奸、搶劫、販毒等暴力犯罪分子進行減刑、假釋審理時，應當征求受害人，案件中有利害關系的人的意見。使審理減刑、假釋案件的過程真正成為一個普法過程，一個教育挽救的過程，一個促進社會和諧的過程。再則，對減刑、假釋案件進行集中審理。在一定時期內，在監管部門進行集中審理，一次審理多起，讓減刑、假釋罪犯參與，其它服刑人員可以旁聽，使減刑、假釋人員自己比較、互相比較。如此，既保證了案件的公平、公正、公開。又讓服刑人員受到法制教育，觸及靈魂，使其增強教育改造的自覺性，同時增強司法機關的公信力。

三、檢察機關加大對辦理減刑、假釋案件法律監督的力度，保障法律正確施，增強教育改造罪犯的社會效果。

（一）增強宏觀指導，強化日常監督。根據《憲法》的規定，承擔法律職責的是人民檢察機關。檢察機關在工作中應當把刑罰執行監督工作擺上重要位置。

第一，要突出監督工作重點。刑罰執行監督工作應當以發現辦理減刑、假釋案件的違法問題為重點，全力查糾辦理減刑、假釋案件中存在的徇私舞弊、執法不廉、執法不公等不當執法行為，確保法律的正確實施。駐監檢察部門的全部工作都要突出這個重點。考核、評價駐監檢察工作，都要以此工作效率、社會效果等作為主要依據；創建規范化檢察室，實行駐獄檢察工作公開，確保監督到位。

第二，要強化駐監檢察官的工作責任心。檢察人員要正確理解檢察機關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職責、任務，自覺強化法律監督，維護公平正義，決不能放棄職能、明哲保身、不講公平、不講正義。不依法辦事、不嚴格執法，以求得與監管機關及其民警“和氣共事”、“和諧相處”。要正確把握社區矯正與減刑、假釋的聯系與區別，決不能因此而弱化監督，以至被監督機關放寬減刑、假釋條件，降低減刑、假釋標準，把不該減刑的減刑，不該假釋的假釋，不該出監的出監，損害法律的尊嚴。決不能對減刑、假釋執行中的違法現象視而不見、察而不糾，公然不作為，致使檢察機關的公信力大大降低。要履行監督職責，運用法律武器，本著對法律負責、對人民負責的精神，敢于糾正一切不當執法行為。

第三，檢察官要深入監督場所察實情、掌動態、彰顯執法公正。有的駐監檢察人員存在浮、淺、泛、松的問題。所謂“浮”，就是派而不駐，駐而不察，即使駐在監獄也不進監區，不深人三大現場，不掌握罪犯考核計分情況和獎懲情況。所謂“淺”，就是對辦理減刑、假釋案件的監督僅僅停留于了解是否公示減刑、假釋罪犯的名單，書面審查監獄提請減刑、假釋建議書和人民法院的減刑、假釋裁定，以及是否符合法定條件和起始期限、間隔年限、減刑和假釋幅度等。所謂“泛”是指檢察官既使列席監獄提請減刑、假釋評審委員會議，也是在會前審閱有關材料，對監獄集中成批提請的材料，往往是大致翻閱一下，使會前審查流于形式，成為例行公事辦手續。所謂“松”，就是對程序上的問題關注不多，即使發現問題也沒有嚴格把關，更沒有深究細查。相反，監督民警因濫用職權而受到法律、紀律追究的案例證明，往往程序上的執法不規范的背后隱藏著徇私舞弊行為。因此，對辦理減刑、假釋案件進行檢察監督，檢察人員必須愛崗敬業，忠于職守，勤勉工作，始終保持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保持高度的職業敏銳性和洞察力，以對法律負責的精神，嚴格審查呈請減刑、假釋材料，實體與程序并重，深入監區服刑人員中了解情況，發現減刑、假釋工作中的任何不當執法行為，及時予以糾正，切實實現執法的公平正義，彰顯執法公正。

第四，要嚴格執法。一切執法行為都必須嚴格遵守法律規定。作為檢察官，一定要以法律為準繩，而不能以習慣性做法為標準，特別是在所謂“習慣”與法律規定抵觸的時候，無論是實體法，還是程序法，都必須嚴格遵守，決不能對不當執法行為視而不見；對于違法報請裁定減、刑假釋的，不論是違反實體法，還是違反程序法，不論是發生在報請環節，還是發生在裁定環節，都必須堅決予以糾正。

（二）切實履行駐監檢察工作職責，提高減刑、假釋案件質量

第一，要大力倡導并踐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檢察官要通過勤奮工作讓所有服刑人員深切感到檢察官無處不在，服刑行為受到檢察監督，大墻內人權得到法律保護；檢察官要主動與服刑人員的親屬及所在單位聯系，同時做到讓所有服刑人員的親屬可以隨時聯系上檢察官，以便及時提出申訴、控告、舉報；讓所有檢察室人員真正懂得監督什么，怎么監督；讓所有監管干警真切感到監督就是支持，監督就是保護。駐監檢察人員視野擴大到應有的范圍，不僅僅局限于監所，還要關注法院以及對假釋罪犯的考驗、監督工作；在規范中創新，在創新中規范。

第二，要真正做到駐監檢察工作經常化。檢察官不能駐在監獄卻只坐在駐監辦公室中，一定要經常深人勞動、學習、生活三大現場，深人到刑罰執行活動的各個環節，深入到監獄工作的各個方面，全面掌握監區及服刑人員動態，為檢察監督收集第一手資料，為監督工作提供科學依據。

第三，要積極推行檢察工作措施信息化。既要實現與監獄監控網絡的互聯互通，也要實現與監獄信息管理系統的互聯互通，以便在審查減刑、假釋材料時核對，揭露、證實有關人員捏造事實、偽造材料，違法報請減刑、假釋。確保減刑、假釋案件質量達到法律要求，使減刑、假釋制度準確實施。

第四篇：試論對減刑假釋制度的完善

減刑、假釋是刑罰執行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在改造罪犯的長期實踐中建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刑罰執行制度，人民法院是減刑、假釋的決定主體，監獄（包括看守所）是減刑、假釋制度的執行主體。他們在執法實踐中，充分利用這兩項制度教育服刑人員，調動罪犯改造的積極性，促使其早日回歸社會，減少重新犯罪，穩定改造秩序，促進監所安全，為構建穩定、和諧的社會發揮了巨大的職能作用。但是，在執法實踐中，也出現了一些新問題，對此，就如何最大限度地發揮減刑假釋制度的功能和效益，特別是如何糾正減刑、假釋制度本身存在的問題，消除負面影響如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等，進一步促進減刑假釋制度在刑罰執行中發揮積極作用，確保法律的準確實施等等，筆者作一些探討。

一、直面減刑、假釋制度及實際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及成因

（一）減刑、假釋制度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減刑假釋案件具有一定“個性”的，很難制定出普遍適應的規則。雖然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0月28日制定了《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若干問題的規定》），為減刑假釋工作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據，但是該規定簡單籠統，過于原則。《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一條規定：“被判處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執行期間，如果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的，或者有立功表現的，可以減刑；有重大立功表現的，應當減刑。”在《若干問題的規定》中確立了審查“確有悔改表現”的標準，“‘確有悔改表現’是指同時具備以下四個方面情形：認罪服法；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積極參加政治、文化、技術學習；積極參加勞動，完成生產任務。”，根據前述規定，“立功表現”和“確有悔改表現”就成了減刑的重要條件。在執法實踐中，“立功表現”直接明白，好把握，而“確有悔改表現”就不好把握了。這給執法者留下了主觀操作的空間和余地，容易產生隨意執法。“認罪服法”和“接受教育改造”主要是一個人的主觀心理活動，在實踐中很難量化成為客觀的內容；而“認真遵守監規；積極參加政治、文化、技術學習；積極參加勞動，完成生產任務”在實踐容易量化，但是監管部門及其民警為了自己的部門利益，厚此薄彼，大多監管部門都將“積極參加勞動，完成生產任務”作為減刑的主要標準。監管部門據此作為呈報減刑假釋的主要標準，實踐證明監管不能公正、公開、公平地體現在每一個服刑罪犯身上。客觀上限制了減刑假釋制度在構建和諧社會中應有的作用。從《若干問題的規定》中確立減刑的四個標準的排列順序來看，“認罪服法”排在最前面，應該是最重要的，其次是“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積極參加勞動，完成生產任務”在四個標準中排在最后面，其作用地位應該是最小的。而在執行刑罰實踐中，監管部門將“勞動”標準作為最主要、最重要的減刑依據，將四個標準的作用地位倒了過來。導至那些老弱病殘的服刑人員由于客觀的身體條件限制，勞動任務難完成，獲取勞動分數少，以至于很難獲得減刑假釋。這有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中公平正義的要求。從辦理減刑、假釋的程序看，對罪犯的減刑、假釋，法院審理的依據主要是刑罰執行機關（監獄、看守所）呈報的材料。執行機關呈報的材料一是平常的按監管要求建立的檔案資料,二是對罪犯進行的調查材料。罪犯只有接受調查的義務，而沒有辯解的權利，被害人及與案件有利害關系的人均被絕對地排除在外。人民檢察院對減刑假釋案件的監督也是在法院裁定之后，即人民檢察院在收到法院減刑、假釋裁定書副本后，認為裁定不當，應當于二十日內向法院提出糾正意見。人民法院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大多采用書面審理，結果人民法院的裁定基本上成了例行公事。從法院、監獄、檢察院在辦理減刑、假釋案件的權力配置看，一是法院與刑罰執行機關之間的工作制約流于形式；二是檢察機關對法院減刑、假釋裁定的監督，由于缺少具體的監督程序規定及相應處分權，缺乏進行實質審查的有效途徑，也難以發揮實際監督作用。執法實踐中，監獄呈報減刑、假釋、主要靠罪犯減刑靠積分累積，而評分決定權在監獄警察手中，這樣，減刑、假釋的權力實際上在執行機關。這為一些監獄警察利用職權搞權錢交易、收受犯人賄賂等違法違紀行為預留了空間。

（二）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實際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一是原判刑罰越短實際服刑期限相對越長。就一般情況而言，原判五年以下短刑期的，平均實際服完原判刑期的5／6；原判十年至二十年長期刑的，平均實際服完原判刑罰的4／5。原判刑期越短服刑期限相對越長。二是五年以下短刑期罪犯的減刑機會和減刑比例偏少。減刑獎勵制度規定，減刑的獎勵考核以年為單位，受年減刑率30％的制約，每個罪犯平均3年有一次獲得獎勵減刑機會。因此，原判不滿五年的短刑期罪犯，扣除在看守所已服刑期和入監初3個月集訓期約1年不參加考核評獎的時間，在考核評獎的有效時間內，一般僅能獲得一次獎勵減刑約六至十個月；又因再次減刑間隔為1至2年，減刑后的余刑不足一至二年的罪犯很難再次獲得獎勵減刑；即使偶然獲得獎勵，余刑已滿無法兌現減刑。三是對無期徒刑以上重刑罪犯能夠減刑但不實行假釋，經幾次減刑刑滿釋放，導致合法地規避了刑法為他們專設的十年假釋考驗期的法律規定。四是在減刑、假釋的具體適用上，對兩類罪犯有失偏頗。第一，老弱病殘罪犯由于身體原因，不能完成勞動任務，影響了減刑、假釋。第二，一些老弱病殘罪犯雖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中“有悔罪表現、喪失作案能力或者生活個能自理”的標準，但不具備“假釋后的生活確有著落”的條件，不能被假釋。第三，盡管《刑法》、《未成年人保護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都強調對未成年犯的減刑、假釋在掌握標準上可以適用從寬，減刑幅度可以適當放寬，間隔的時間可以相應縮短；但目前尚無統一規定的條件和量化的標準，造成各地理解不一致，適用法律不一致，影響了刑法的嚴肅性和權威性。第四，由于監督機關與外地罪犯原籍基層組織聯系渠道不暢，無法落實對其家庭社會生活的調查，加之，在改革開放、人口流動頻繁的情況，往往罪犯假釋后仍需要外出打工謀生，對其假釋考驗期的考察根本無從落實。因而外省籍罪犯的假釋極為有限。

二、司法機關依法履行職責，提高減刑、假釋案質量與社會效果監獄、法院嚴格依法履行職責，保障減刑、假釋制度的正確實施，推進司法公正。按照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法律原則，監獄、檢察機關應當認真履行各自的法定職責，嚴格執法程序，確保減刑假釋的案件質量。下一頁監獄在對罪犯的教育改造過程中，首先要搞好對監管民警的法制培訓工作教育，監管民警熟練掌握減刑假釋的法律規定、工作規范及其監管業務知識，為監管民警承辦減刑、假釋案件提供強有力的法律知識保障。其次，要加強對監管民警的職業道德教育，教育廣大監管民警認真踐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本著對法律負責的精神，公正對待每一位罪犯。同時，事事處處體現司法公正，自覺抵制社會不良風氣的侵襲與干擾，勇于同徇私枉法、辦關系案、人情案等違法違紀行為作斗爭，保證減刑、假釋制度在法律的軌道上運行。再則，監獄部門要組織精干警力，對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根據三大現場的具體要求，結合每種服刑罪犯的實際情況，在現行對罪犯考核記分的基礎上，進一步科學、具體量化，便于宏觀考核計分，以杜絕監管民警的主觀隨意性。第四，建立考核計分公開制度。在日常監管工作中，監管民警要實事求是的對每位罪犯進行考核、計分。落實對罪犯的獎勵措施，公開評選勞動積極分子，公開考核計分情況，接受服刑人員及其親屬的監督、舉報，以暢通服刑人員及其親屬不服考核計分、記功，報請減刑、假釋的申訴渠道，并予以及時受理、查證、答復。從而讓服刑人員真切感受到公平與正義，促使其積極改造、棄惡從善、回歸社會。人民法院在審理減刑、假釋案件中，首先要嚴格審理程序。人民法院在受理監獄（包括看守所）呈報的減刑、假釋案件后，首先進行書面審理，具體是從實體、程序兩個方面進行審理，發現不符合減刑、假釋條件的立即退回呈報單位，并將退回的理由分別告知呈報單位和駐監檢察部門，為檢察機關的監督提供依據。其次，對于符合減刑、假釋條件的，人民法院應當改變局面審案的方式，主動邀請人民檢察機關的有關人員一同深入監區走訪調查，收集、核對呈報減刑、假釋罪犯的實際表現情況，對罪犯的改造情況進行實質的考察。對于殺人、故意傷害、強奸、搶劫、販毒等暴力犯罪分子進行減刑、假釋審理時，應當征求受害人，案件中有利害關系的人的意見。使審理減刑、假釋案件的過程真正成為一個普法過程，一個教育挽救的過程，一個促進社會和諧的過程。再則，對減刑、假釋案件進行集中審理。在一定時期內，在監管部門進行集中審理，一次審理多起，讓減刑、假釋罪犯參與，其它服刑人員可以旁聽，使減刑、假釋人員自己比較、互相比較。如此，既保證了案件的公平、公正、公開。又讓服刑人員受到法制教育，觸及靈魂，使其增強教育改造的自覺性，同時增強司法機關的公信力。

三、檢察機關加大對辦理減刑、假釋案件法律監督的力度，保障法律正確施，增強教育改造罪犯的社會效果。

（一）增強宏觀指導，強化日常監督。根據《憲法》的規定，承擔法律職責的是人民檢察機關。檢察機關在工作中應當把刑罰執行監督工作擺上重要位置。第一，要突出監督工作重點。刑罰執行監督工作應當以發現辦理減刑、假釋案件的違法問題為重點，全力查糾辦理減刑、假釋案件中存在的徇私舞弊、執法不廉、執法不公等不當執法行為，確保法律的正確實施。駐監檢察部門的全部工作都要突出這個重點。考核、評價駐監檢察工作，都要以此工作效率、社會效果等作為主要依據；創建規范化檢察室，實行駐獄檢察工作公開，確保監督到位。第二，要強化駐監檢察官的工作責任心。檢察人員要正確理解檢察機關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職責、任務，自覺強化法律監督，維護公平正義，決不能放棄職能、明哲保身、不講公平、不講正義。不依法辦事、不嚴格執法，以求得與監管機關及其民警“和氣共事”、“和諧相處”。要正確把握社區矯正與減刑、假釋的聯系與區別，決不能因此而弱化監督，以至被監督機關放寬減刑、假釋條件，降低減刑、假釋標準，把不該減刑的減刑，不該假釋的假釋，不該出監的出監，損害法律的尊嚴。決不能對減刑、假釋執行中的違法現象視而不見、察而不糾，公然不作為，致使檢察機關的公信力大大降低。要履行監督職責，運用法律武器，本著對法律負責、對人民負責的精神，敢于糾正一切不當執法行為。第三，檢察官要深入監督場所察實情、掌動態、彰顯執法公正。有的駐監檢察人員存在浮、淺、泛、松的問題。所謂“浮”，就是派而不駐，駐而不察，即使駐在監獄也不進監區，不深人三大現場，不掌握罪犯考核計分情況和獎懲情況。所謂“淺”，就是對辦理減刑、假釋案件的監督僅僅停留于了解是否公示減刑、假釋罪犯的名單，書面審查監獄提請減刑、假釋建議書和人民法院的減刑、假釋裁定，以及是否符合法定條件和起始期限、間隔年限、減刑和假釋幅度等。所謂“泛”是指檢察官既使列席監獄提請減刑、假釋評審委員會議，也是在會前審閱有關材料，對監獄集中成批提請的材料，往往是大致翻閱一下，使會前審查流于形式，成為例行公事辦手續。所謂“松”，就是對程序上的問題關注不多，即使發現問題也沒有嚴格把關，更沒有深究細查。相反，監督民警因濫用職權而受到法律、紀律追究的案例證明，往往程序上的執法不規范的背后隱藏著徇私舞弊行為。因此，對辦理減刑、假釋案件進行檢察監督，檢察人員必須愛崗敬業，忠于職守，勤勉工作，始終保持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保持高度的職業敏銳性和洞察力，以對法律負責的精神，嚴格審查呈請減刑、假釋材料，實體與程序并重，深入監區服刑人員中了解情況，發現減刑、假釋工作中的任何不當執法行為，及時予以糾正，切實實現執法的公平正義，彰顯執法公正。第四，要嚴格執法。一切執法行為都必須嚴格遵守法律規定。作為檢察官，一定要以法律為準繩，而不能以習慣性做法為標準，特別是在所謂“習慣”與法律規定抵觸的時候，無論是實體法，還是程序法，都必須嚴格遵守，決不能對不當執法行為視而不見；對于違法報請裁定減、刑假釋的，不論是違反實體法，還是違反程序法，不論是發生在報請環節，還是發生在裁定環節，都必須堅決予以糾正。

（二）切實履行駐監檢察工作職責，提高減刑、假釋案件質量第一，要大力倡導并踐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檢察官要通過勤奮工作讓所有服刑人員深切感到檢察官無處不在，服刑行為受到檢察監督，大墻內人權得到法律保護；檢察官要主動與服刑人員的親屬及所在單位聯系，同時做到讓所有服刑人員的親屬可以隨時聯系上檢察官，以便及時提出申訴、控告、舉報；讓所有檢察室人員真正懂得監督什么，怎么監督；讓所有監管干警真切感到監督就是支持，監督就是保護。駐監檢察人員視野擴大到應有的范圍，不僅僅局限于監所，還要關注法院以及對假釋罪犯的考驗、監督工作；在規范中創新，在創新中規范。

第五篇：假釋、暫予監外執行人員調查及同步監督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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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釋、暫予監外執行人員調查及同步監督探究

作者：汪書林 方坤 劉為東

來源：《法制博覽》2013年第10期

【摘要】由于法律關于刑法變更執行監督規定過于原則，實踐中檢察機關往往側重時候監督而忽略的事前監督。本文通過某縣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現狀，提出相應的對策。

【關鍵詞】假釋；暫予監外執行；同步監督

2013年5月，根據監所部門工作要求，舒城縣人民檢察院監所科干警重點對全縣2011年以來現行被假釋43名、保外就醫6名監外執行罪犯進行一次專項檢察（以下簡稱“兩種人”），進行系統的梳理和詳細的個人信息檔案登記。

一、調查前的準備工作

及時梳理出目前轄區內的現有兩種人的人數，對這些人員的分布進行初步的梳理，制定走訪方案（計劃）；積極與縣司法局聯系，在縣司法局執法大隊的配合下，制定了日程安排，將所有兩種人的鄉鎮納入其中，做到不遺漏一人、不放過一處。經過前期的精心準備，掌握到2011年以來縣域內假釋人員43人、保外就醫人員6人，這些人員分布在縣內的十八個鄉鎮，最遠鄉鎮距離縣城80余公里，其中有四個鄉鎮只有一名此種被監管人員。

二、現狀分析經過實地走訪了解到目前基層司法行政機關（鄉鎮司法所）監管的現狀，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目前鄉鎮司法所人員少、工作集中在為當地政府機關服務，精力難以完全放在社區矯正上。在走訪的十八個鄉鎮中，有十余個司法所均為一人所，出現了有將無兵的情況；十八個鄉鎮司法所長均被要求服從鎮中心工作安排，十五個司法所的所長是鄉鎮的包村干部，調解群眾糾紛也是司法所的一項重要工作之一，而作為其主要工作的社區矯正，只有很少的精力投入其中。

二是被監管人員檔案建立齊備，思想匯報、電話匯報記錄均進入檔案材料，做到有據可查。在走訪的十八個鄉鎮中，所有的司法所均對轄區內的兩種人建立了專門的檔案，所有的匯報材料均能查詢到，電話記錄也在其中。但脫管、漏管現象存在嚴重。

三是受經濟條件限制，在外務工人員（非戶籍所在地務工）占的比例較大。在走訪的四十余人中，在外務工人員達十六人，這些人員均有完善的請假記錄、電話匯報記錄，處在監管之中。但長期請假現象突出，增加了被監管人員的成本，而且易發脫管現象。

四是個別監獄在決定對犯罪人員假釋、保外就醫的過程中，沒有征求司法行政機關的意見，沒有進行評估，甚至出現了兩種人拿著法院的裁定直接到司法所報道的情況。因為沒有對兩種人進行評估，是潛在的再次犯罪的隱患。

五是個別年紀大的被監管人員勞動能力欠缺、生活困難。雖然經過司法所、政府的努力，但是不是長久之計。由于整體的經濟環境影響，這些人員暫時還沒納入到低保等民生工程的范圍之內。

三、走訪中了解到的問題

一是在司法行政機關在執行電子化辦公之后人員普遍缺乏。按照目前的操作模式，紙質化辦公與電子化辦公需同時進行，這就意味著在目前基層司法所人員普遍年齡較大的情況下，電腦操作是一個大的難題。當然我們也看到，在即將開展的針對司法行政機關的公益性崗位將很好的解決人員缺乏問題，對兩種人的監管將更加的規范化。

二是請銷假制度有待進一步完善。因為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相當一部分的被監管人員不在戶籍所在地的鄉鎮務工，均在縣城或沿海發達地區務工。按照現今的法律規定，每月需當面匯報一次，這就意味著這些人員每月均需請假一到兩天，長者可能請假四五天，這不僅僅耽誤了他們的正常工作，也加大了他們經濟開支，讓他們原本就不多的經濟收入更是捉襟見肘。每月匯報對于監管而言確實有利，時刻敲響被監管人員的思想警鐘，避免再次犯罪的可能，但是從實踐來看，并不能很好的體現以人為本的思想，既加劇了這些人員的經濟負擔，又讓他們不能安心的從事目前的崗位，對于他們安心工作非常的不利。從實際出發，可以考慮加大電話、網絡視頻等現代化通訊工具的使用力度，采用節日匯報與平時匯報相結合的方式（節日必須回，平時偶爾回）。對于那些在務工地有固定住處或者家庭成員均在一起的人員可以考慮異地托管，這樣既避免了監管不到位，又能利用當地的優質資源為被監管人員服務。

三是個別法院、監獄工作人員對于社區矯正的相關法律執行不夠，將社區矯正做為甩包袱、做人情的一個手段，而不是將其納入到綜合監管的序列之中，因而在實踐中會出現法院直接將裁定書寄至被監管人員所在地的司法行政機關，而不是先期征詢當地司法所的建議，這對后期的監管將是一個極大的隱患。

四是目前的社會保障力量不足，對于生活困難的被監管人員不能給予很好的生活補助。在走訪中了解到有極個別的人員因為假釋后年齡較大、無其他家庭成員等情況，導致其獲取生活來源的能力降低，雖然司法行政機關及當地政府竭盡所能的為其生活提供方便，如為其重建住房提供補助、幫助其申請低保，但是受經濟條件限制這種幫助的總量較少，并不能解決實際的生活問題。

五是社會公益勞動安排不多。因相當一部分人為了生活在外地務工、鄉鎮缺乏公益勞動的地點（有安排公益勞動的鄉鎮安排的活動多為為敬老院打掃衛生、清潔馬路），導致公益勞動這一身體上的改造活動缺乏。

四、對策

一是監管模式的多樣化。目前的監管多以當面匯報、書面材料、電話聯系方式來進行，沒有充分利用到互聯網這一現代化的方式。如果利用到視頻聯系，這樣即便是身處異地，也可以通過實時畫面的方式監控到對方的身體以及心理反應，最大限度的減少被監管人員來回奔波所造成的時間以及經濟損失。對于那些已在異地有固定居住地的人員，則可以考慮由固定住所地的司法行政機關直接監管。

二是法院、監獄、檢察機關、司法行政機關加強合作、增強監督。目前我國還沒有一部完整的社區矯正法，但根據現行的《社區矯正實施辦法》及相關法律規定，未進行事先評估的人員司法行政機關不予進行接受，檢察機關在發現此種情況之后應立即與當地的法院、監獄聯系，了解情況，并同步反饋至當地的檢察機關，對可能存在的濫用職權行為進行調查。

三是對于經濟落后地區，建議由縣級司法行政機關牽頭、聯合法院、檢察院的力量，在當地的招商引資或者知名企業中按照被監管人員的個人特長予以安排就業，最大限度的避免居住地址的變動給監管帶來的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