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共政策運行中的信息不對稱及其治理

公共政策運行中的信息不對稱及其治理

劉志鵬

2011-03-17

摘 要： 我國城市公共政策在運行過程中，普遍存在著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其形成原因主要包括政府自利性、科層制的局限性、信息傳遞通道不暢以及信息成本高。信息不對稱對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執行、評估、監控和終結等有著重要的消極影響，可能導致政策失效，應通過不同方式加以治理。

關鍵詞：

城市管理，公共政策，政策信息，信息不對稱

對于任何一個城市政府來說，公共政策都是一定時期內為了實現一定的城市發展目標所采取的政治行動或所規定的政治行為準則，這就要求城市公共政策具有相應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政策信息是城市公共政策過程中的重要要素，城市公共政策的信息狀況直接影響到城市公共政策的有效性。然而在我國城市公共政策的運行過程中，信息不對稱問題卻是一種普遍存在的客觀現象。信息不對稱問題的形成有著復雜的原因，并對城市公共政策的運行過程產生重要的消極影響，這應當引起城市管理者與政策制定者的足夠重視。

一、城市公共政策運行過程中信息不對稱的基本內涵與理論基礎

城市公共政策從政策問題的形成到政策方案的確定、從政策執行到政策評估、監督、終結是一個不斷運動的過程，每一個環節都需要掌握足夠的信息并對這些信息進行系統客觀的分析和科學的運用。按照美國政治學家戴維·伊斯頓的政治系統論觀點，公共政策系統可以分為信息子系統、咨詢子系統、決斷子系統、執行和監控子系統。而在這五大子系統當中，信息子系統是整個公共政策系統的基礎，它的有效運轉對政策目標的確定、政策制定的好壞、政策執行的效果等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城市公共政策說到底就是一個城市政策信息不斷輸入、轉換和輸出的過程，信息和基于信息的判斷是整個政策系統有效運轉的基本動力。

在信息經濟學中，有兩種性質的信息：一種是所有局中人都知道的信息，即對稱信息；另一種是并非所有局中人都知道的信息，稱為不對稱信息，即某些局中人擁有而另一些局中人不擁有的信息。研究信息經濟學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學者、美國經濟學家喬治·阿克洛夫、邁克爾·斯賓塞和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經過對舊車交易市場、保險市場和勞動力市場交易行為的研究，提出了“信息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是指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各類人員對有關信息的了解是有差異的；掌握信息充分的人員，往往處于比較有利的地位，而掌握信息貧乏的人員，則處于比較不利的地位。信息不對稱造成了市場交易雙方的利益失衡，容易導致“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影響到社會的公平、公正以及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

以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理論學派，將經濟學的方法應用到政治過程的分析中，認為政治市場與經濟市場有著許多的相似性，而對政治市場中政府的看法，也應該從“超凡人圣的國家這一邏輯虛構中擺脫出來，將調查市場經濟的缺陷和過失的方法應用于國家和公共經濟的一切部門”。本文認為，這一原理同樣適用于城市公共政策的運行過程。在城市公共政策領域，信息不對稱是指在城市公共政策運行過程中，因種種原因造成的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等城市公共組織占有較多政策信息，而市民公眾特別是政策目標群體占有較少信息甚至得不到政策信息的現象。城市公共政策過程具體包括政策制定、政策執行、政策評估、政策監控、政策終結等階段。在此過程中，每一階段都可能發生信息不對稱問題，尤其是在政策制定和政策執行階段。

依據信息不對稱理論，組織管理中的信息不對稱按內容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外生性不對稱信息，即由個體從事的工作本身所具有的技術稟賦、內涵、性質特征等決定的，而不是由個體的主觀意識造成的；另一類是內生性不對稱信息，是個體利用管理者對其行為事前無法預測、事中無法觀察和監督、事后無法驗證而造成的信息不對稱。本文認為，在我國當前的城市公共政策運行過程中，外生性信息不對稱和內生性信息不對稱都普遍存在，但后者表現得更加突出，特別是作為普通市民群眾的公共政策目標群體無法對城市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的具體政策行為進行有效的事前預測、事中觀察和事后監督。這兩種形式的信息不對稱有其特定的表現形式和產生原因，并且可以對政策實踐產生諸多不良影響。

二、城市公共政策運行過程中信息不對稱的成因

城市公共政策運行過程中產生信息不對稱現象的原因非常復雜，是由于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而引起的。

1.利益因素：城市政府自利性的存在

公共選擇理論運用理性“經濟人”假設將政治與經濟領域的活動加以統一，認為在政治領域活動的主體同樣遵循“經濟人”假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根據公共選擇理論，城市官員是理性“經濟人”，在政策制定和執行的過程中具有自身的利益取向。自我價值的實現、經濟利益的增進、個人職位的升遷、舒適生活的追求等都是其追求的目標。城市政府部門的利益主要包括橫向部門和縱向部門的利益。橫向上，政府機關內部不同部門之間利益有別；縱向上，上級與下級之間存在差異。尤其是在利益結構調整時期，政府部門假借公共利益之名謀求團體利益的傾向就會更加明顯。布坎南指出，在公共政策或集體決策中并不存在根據公共利益進行選擇的過程，而只存在各種特殊利益之間的“締約”過程。由于城市公共政策的各個公共參與主體是具有有限理性的“經濟人”，政策主體的自利性導致政策主體獲取、識別、利用政策信息及其效果會存在差異性，直接導致信息擁有的不對稱性。

2.組織因素：城市政府部門科層制的管理體系

作為我國城市公共政策重要主體的城市政府組織，其目前的組織結構普遍采用的是科層制模式。馬克斯·韋伯認為，科層制是特定權力的使用和服從關系的體現，具有特殊內容的命令或全部命令得到特定人群服從。科層組織有自身的優越性，但也有明顯的缺點。科層制強調集權，下級對上級絕對服從。由于缺乏溝通意識和渠道，下級對上級命令所反映的真實意圖并不能真正了解和掌握。由于上級所關注的只是結果，命令執行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并不被重視，所以下級在執行的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和困難也很難有效地向上傳遞。科層制對規章制度過度崇拜，由于過分強調照章辦事，所以使組織成員的行動長期受到規則的限制，久而久之變得墨守陳規，缺乏了解外部信息的主動性。科層制有利于每個崗位的官員各司其職，但也會造成彼此協作上的欠缺，出現“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現象，同級、同事之間缺乏主動共享、共用信息的動力。此外，在科層制組織體系中，上級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威，常常采取壟斷信息的手段，拒絕信息的向下共享，從而保持權力的神秘性和排他性；而下級為了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避免額外的工作，保持工作的穩定，對在工作中獲得的一些非常態的信息也竭力避免向上傳遞。因此，上級壟斷信息，各部門、個人之間信息不暢是科層制的顯著特點之一，也因此形成了大量的信息不對稱現象。

3.技術因素：信息傳遞渠道的僵化和不暢

科布和愛爾德認為，一個公共問題成為政策問題需要經過系統議程和政府議程兩個階段。系統議程由那些社區成員普遍認為值得公眾注意并且屬于政府權限范圍內的問題組成，它本質上屬于討論議程。政府議程由受到政府注意并可能對之采取具體行動的一些事項構成，它本質上是一種行動議程。公共問題通過利益集團、大眾傳媒、民意代表等多種途徑進入政府議程成為政策問題，而當這些途徑不通暢時就會導致信息在政府與公眾間的阻滯，從而造成政府與公眾的信息不對稱。在我國，市民與城市政府溝通的正式渠道少而且效率低下，同時大眾傳媒也更多地是扮演政府宣傳工具的角色，而不是政府與公眾溝通的橋梁。這樣，政策信息難以通過多種渠道在政策主體與目標群體之間進行交流，政策信息在傳輸過程中容易失真，信息損失嚴重，政策溝通不暢通，加劇了我國城市政府與市民間的政策信息不對稱。

4.成本因素：信息交易的成本約束

高昂的信息成本是造成城市公共組織與市民間信息不對稱的客觀原因。信息經濟學認為，產生信息不對稱的原因是因為獲取信息需要成本，如果尋找信息的成本過于高昂，或者有些人不愿意為獲取信息支付成本，而能夠降低信息成本或者愿意支付這種成本的一方就形成了對另一方的信息優勢，從而導致了信息不對稱的格局。信息經濟學的這一解釋也適用于公共政策領域。城市公共政策活動中所需要的一些信息必須通過一系列活動獲得，如收集、加工、整理、鑒別、轉換、輸出等，這些活動也是政策信息的交易過程，其有效運行必然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的投入與消耗，即存在一定的交易成本。城市公共事務相當復雜，要從公共事務中搜集有用的信息進行決策，需要付出相當巨大的成本，這一成本往往是普通公眾無法承擔的，只有政府能夠支付這一成本。正是因為信息交易的成本約束，所以城市公共政策制定中所需要的各種信息往往難以及時流通與獲取，導致城市公共政策制定中信息不對稱現象的長期存在。

除此之外，城市公共政策運行過程中政策主體的有限理性、城市公共組織的體制缺陷、政策目標群體的自身行為能力等都可能導致信息不對稱現象。

三、信息不對稱對城市公共政策遣行過程的影響

信息不對稱是城市公共政策實踐中無法回避的客觀現實，它對城市公共政策的消極影響是多方面的，對公共政策的制定、執行、評估、監控和終結等各環節均會產生不良影響。信息不對稱問題解決不好，可能會導致城市公共政策面臨“合法性”危機，最終無法實現政策目標，使得政策失效。

1.信息不對稱導致城市公共政策制定的自利性

公共選擇理論認為，政府機構和官員與市場中活動中的個人一樣，都是有限理性的利己主義者，天生地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傾向。在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如果一項政策的出臺不能充分考慮廣大市民的利益，不能給予公眾以參與決策表達意見的機會，或者即使有，也只是做做樣子的話，政府決策時表現出的信息不對稱就不言而喻了。政策制定者作為“理性的經濟人”在做出各種決策時，不可避免地會從利己的角度出發，并不注重自身決策行為是否合理、是否在最終結果上取得全局最優，而只是利用自身所獲取的各種不對稱信息進行利益權衡，追求自身現實利益的最大滿足，或者對和自己價值取向一致的特殊群體經常給予“優惠政策”，使他們從政策中獲得更多的利益，從而使得公共政策朝有利于個人和小團體的角度發展，將公共政策異化為“私人政策”，使公共政策缺乏公益最大化、公正等價值。城市公共政策制定者在決策上的評價原則的片面性及利益權衡導向，使得同樣的外生性信息會在不同組織成員的頭腦中反映出截然不同的結果，這就導致群體的行為方式出現極大的不確定性，自利性政策的出臺因而不可避免。

2.信息不對稱導致城市公共政策執行出現偏差

城市公共政策執行是指政策執行者通過建立組織機構，運用各種政策資源，采取解釋、宣傳、實驗、實施、協調與監控等各種行動，將政策觀念的內容轉化為實際效果，從而實現既定政策目標的動態活動過程。政策執行作為將城市公共政策所規定的內容轉化為現實的過程，在城市公共政策活動及其生命過程中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與作用，是實現政策目標的中心環節，美國學者艾利斯曾經說過：“在實現政策目標的過程中，方案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的90%取決于有效的執行”。城市公共政策的執行過程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具體包括政策解讀、政策解釋、政策宣傳、政策溝通和政策落實等內容。在我國城市公共政策執行過程中，經常會出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現象，出現替代式執行、選擇式執行、象征式執行、附加式執行、機械式執行等偏差。究其原因，固然可能有政策自身缺陷、執行資源障礙、目標群體配合程度等方面的原因，但也往往與政策執行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有關系。城市公共政策的執行過程實際上也可以被看作是政策信息的流轉過程，它既包括政策執行組織內部的信息溝通與協調，也包括政策執行內部與外部信息的交換與加工過程。充足的信息資源、科學的信息加工、暢通的溝通與傳播渠道、完整的信息產出是城市公共政策有效執行的重要保證。政策執行主體內部上下級之間對同一政策的理解及執行缺乏聯動機制，溝通和協調的不足導致城市各部門之間相互扯皮、掣肘；政策執行主體還可能會利用自己的信息優勢，對政策做出利己式解讀，在政策宣傳與解釋過程中可能會隱瞞一些必要信息或者附加一些不該附加的信息，對政策的內涵隨意進行增減、曲解或變更執行期限，因為他們知道，政府如果不公開相關信息，市民是不可能知道具體內幕的。這樣，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出現“歪嘴和尚念歪了經”的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

3.信息不對稱導致城市公共政策評估效果扭曲

政策評估是城市公共政策運行過程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是檢驗城市公共政策質量和水平的基本途徑，也是決定未來政策走向的主要依據，有利于促進城市公共政策的科學化進程。政策評估結果的有效性取決于政策評估的效度與信度，其主要評估方式包括制度性評估和技術性評估兩種方式。但是不管采用哪一種方式，都要求政策評估主體充分地占有相關信息并能夠客觀公正地加工整理和分析運用這些信息，唯有如此方能保證政策評估的效度與信度。如果政策評估主體利用信息不對稱優勢，有目的地選擇相應信息進行評估，必將難以保證政策評估的有效性，最終導致政策評估效果扭曲。

城市公共政策的評估主體可以分為政策評估組織和政策評估個體，也可以分為內部評估者和外部評估者。當由內部評估者即公共組織的“局內人”進行政策評估的時候，由于城市公共組織控制著龐大的組織資源，具有顯著的信息優勢，出于自利性等因素的考慮，他們可能會利用自己掌握的內生性不對稱信息，將那些對自己不利的政策信息故意隱瞞和加工，或者有選擇地故意放大對自己有利的信息在政策評估中的價值，從而最終將原本政策效果和效率都很理想、不存在明顯缺陷、受到市民歡迎的公共政策做出否定性評估，或者將政策效果不佳、政策目標沒有完全實現的公共政策做出肯定性評價。而當外部評估者即公共組織的“局外人”進行政策評估的時候，由于政府對相關信息的絕對壟斷這一先天優勢，政府一般習慣于傳統的思維運作方式，對政策信息和相關資料的公開設置障礙，往往以保密為由拒絕發布應該發布的政策信息和相關資料。這樣，由于信息系統不完備或缺乏有效的信息收集手段與措施，外部評估者無法獲悉相關行政信息，近而影響評估的科學性和可靠性。

4.信息不對稱導致城市公共政策監控流于形式

公共政策監控是為了實現公共政策的合法化、保證公共政策的貫徹實施而對公共政策的制定、執行、評估等活動進行監督和控制的過程，包括公共政策監督和公共政策控制兩個方面。在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執行與評估等環節中，公共政策主體自身的價值取向和素質，加上信息資源的不充分等，直接影響到公共政策本身的質量及其執行效果，為此需要加強公共政策監控。公共政策監控有多種主體和方式，但是不管哪種方式，都要求監控主體充分了解被監控對象的相關信息。但是事實卻往往反其道而行之，城市公共組織一般不愿公開掌握的信息，監督者很難真正取得最關鍵的資料和信息。因此，即使廣大市民、多方組織發現有關公共政策主體在公共政策制定與執行、評估中有違法違規或者違背公共政策基本原則的事情，但苦于信息不對稱而無能為力，最終使得公共政策監控流于形式，達不到應有效果。

5.信息不對稱導致城市公共政策難以終結

當一項城市公共政策經過執行效果評估被認為已經實現既定政策效果或者出現政策失效時，該公共政策即面臨著終結的命運。但城市公共政策終結過程可能受到多方主體由于信息不對稱而形成的阻礙。首先，城市公共政策制定者由于在政策制定過程中花費了心血，或者害怕對工作失誤的承認，因此對政策終結產生本能的恐懼和抵觸。其次，由于公共政策執行首先表現為城市公共組織機構的設立、職能的創設和公共權力的履行，而公共政策終結則預示著相應組織機構的變革甚至是裁減、組織職能的消失和公共權力的終止，這是公共政策執行者所不愿意看到的。另一方面，城市公共政策功能主要表現之一是政策執行機構所提供的服務等公共產品，如果終結政策則可能會取消這些公共產品，這也是目標群體中的一些既得利益者所不愿意看到的。當政策制定者、政策執行者和政策受益者掌握不對稱信息時，他們會利用這種不對稱的信息優勢阻礙或者延緩政策的終結。

城市公共政策終結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還可能導致政策多變現象。公共政策終結一方面宣告了舊政策的結束，另一方面又預示著新政策的啟動，其終結的主要方式包括政策替代、政策合并、政策分解和政策縮減等四種形式。不管一項政策最終以哪一種方式終結，都要求保證城市公共政策的連續性和相對穩定性，而不能夠朝令夕改、變化多端，否則將會出現“民不知其可”的窘狀。城市公共政策多變有兩個主要表現，一是政策缺乏連續性，二是政策前后不一致。城市公共政策制定者應當在充分調查研究、獲取充分信息的基礎上，經過充分論證，綜合權衡后制定政策方案；政策實施后也需要收集、整理和分析來自各方面的政策反饋，以評估政策的正確與否及其繼續推行的價值和終結方式的選擇。但是，由于城市公共組織的行為慣性和信息不對稱的存在，城市公共政策制定者難以形成對客觀現實的正確認識，這樣就會造成政策的變化、走樣甚至無效；同時，在外生性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決策者的認識可能存在片面性、隨意性和臆斷性，使得政策執行過程中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被迫進行一次次地再調整、再制定，從而造成“政策多變”。

四、治理城市公共政策信息不對稱的路徑選擇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信息不對稱問題對城市公共政策運行過程具有嚴重影響，可能導致城市公共政策失效，必須加以治理。對此本文認為，可以通過如下路徑來治理城市公共政策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

1.轉變政府信息觀念，打造責任型政府

應當明確，現代政府是責任政府，政府權力來源于社會公眾的契約授予，城市政府應當對人民負責，享有權力，履行職責，承擔責任。在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執行、評估諸項過程中，要始終貫徹責任意識。特別是要明確界定政府的合理利益界限，限制政府及其工作人員不合理的利益追求，使城市政府事權與財權相匹配，權力與責任相統一；建立和完善各項法律和各類規章制度，把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限定在法律的框架之內。城市政府必須轉變觀念，將政策信息視之為公共物品而非借以獲取自利的私人物品。同時要培養城市政府領導及其公務人員的信息共享、信息交流意識，認識到消除信息不對稱對于改進城市治理、提升城市治理績效的重要作用。

2.優化城市公共行政組織結構，加強城市信息化建設

城市公共行政組織在發揮傳統科層制優點的同時，應兼顧“扁平式”組織結構的優點。科層制中職能分工的初衷是通過專業化的管理來提高工作效率，但在操作中有時卻事與愿違。所以城市公共組織應創新思維，在組織機構與管理制度上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全新的機構信息化工作環境，簡化信息傳遞層級和程序，加快信息傳遞速度，提高信息的透明度，保證信息溝通渠道的通暢，健全信息反饋機制，確保信息的清晰、準確，減少信息失真，避免信息接收過程中出現偏差，從而保證城市公共組織制定和執行政策等行為的科學嚴謹性。特別是城市公共組織機構內部上下級組織之間和各職能部門之間既要分工更要注重合作，要切實樹立全局觀念，破除本位主義，除了要搞好上下級組織之間的垂直溝通外，還要加強各職能部門之間的平行溝通，促進政策信息在政策主體內部暢通交流。

3.拓寬城市公共政策信息公開的渠道，加強城市公共行政組織與公眾的雙向溝通

作為公共政策主體的城市公共行政組織應當加強政策溝通的制度化建設，積極拓寬公眾獲取政策信息的渠道，強化與市民公眾特別是公共政策目標群體之間的雙向交流。建立多通道的信息溝通渠道需要提高政策溝通體系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形成一個既相互獨立又相互統一的縱橫交錯、四通八達的溝通網絡。目前，應使現有的溝通主渠道繼續發揮作用，同時，應加強宣傳、協商對話、民意測驗、大眾傳媒、公眾輿論的作用，使其能夠真正自由地反映民意、成為政策溝通的渠道，使溝通渠道多元化。同時，需要加強城市公共行政組織與市民公眾的雙向溝通，使公共政策信息在城市公共行政組織、市民二者之間充分地流動，從而盡量減少信息不對稱，使市民能更加積極地參政議政，政府能根據市民的反饋更好地進行宏觀調控。還可設立固定的政府信息公開設備設施、定期召開政府新聞發布會、設立服務熱線等吸引公眾積極參與信息公開。

4.發展電子政務，降低信息成本

電子政務的建設為政府及時發布信息資訊以及公眾便利地獲取政務信息均提供了一個有效的手段，使得公眾不再由于信息獲取成本過高而繼續保持“理性的無知”，而對于城市政府而言，利用電子政務系統在網絡上發布信息方便了其對信息的保存和管理，從而減少了抄送、公告、復制等諸多事務性工作，在提高工作透明度的同時降低了信息公開成本。這樣，市民特別是政策目標群體能夠以較低的交易成本獲取大量政策信息，從而增強他們在政策過程中的博弈能力，更好地保證城市公共政策的科學性和民主性。

第二篇：信息不對稱

如何理解和避免「信息不對稱」？

信息不對稱的原因有兩個方面：1.信息渠道。2.信息處理能力。“21 世紀最重要的是什么？人才！”這是葛大爺在《天下無賊》里說的一句十分經典的臺詞。今年是 2014 年，《天下無賊》2004 年上映到現在，正好十年。

這十年里，從國際風云波譎云詭，到日常生活豐富多彩，變化鮮明。而在知識教育普世化，人才因迅速膨脹而貶值等諸多因素下，抱著那種“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心態，依舊以一個“過去”的人才定義為標準，去試圖改變命運的人，很不幸，我看到了好多失敗者。十年前這句話還被奉為圭臬，可如今，早已黯然失色。

同樣，對于信息不對稱的理解，還僅僅停留在老案例，舊教科書上的話，那么，你在知識層面下的信息不對稱中，已然成為逆勢者。

為什么那個村里中學還沒畢業就出去闖蕩的狗蛋，十幾年后衣錦還鄉，開著李華看一輩子報紙喝一輩子茶水，拿一輩子灰色收入（甚至能鋃鐺入獄）都買不起的某訂制級豪車，鄉親們一瞬間忘記了那個從小到大獎狀貼了一墻的尖子生李華，之前對李華考上公務員的種種夸耀，恨不能全部收回來，貼在狗蛋身上，而李華只能望著絕塵而去的狗蛋，懷疑這一生？

對不起，讓我告訴你。村民們不曉得李華口中，吏部尚書所對應的那個人可以釋放的能量。所發出的驚嘆或艷羨，只是基于李華對其“釋放的能量”所做出的具化描述，李華知道在村民眼里，可以吃海參鮑魚的，便是富人，李華就可以說，吏部尚書天天吃海參鮑魚，哦，原來這么厲害。那大家就都懂了。

而這些，都只是李華在村民對于外面世界，或者說信息接受的極限上，做出的解釋。村民甚至分不清楚公務員的概念，想當然地以為，當官=公務員=有錢。而在這種理解程度上，不管李華當的是村支書，還是一個比較新潮的公務員，比如可以是市婦聯主任的助手，或者是海關安檢看 X 光掃描的小兵，在村民對于這種沒有對公務員的判定范圍有一個清楚的了解下，那他們聽了后，會擺出“O”的嘴型與我懂得的表情，然后笑嘻嘻地說：“當官好啊。”

在狗蛋沒回來之前，李華擁有對公務員信息解釋的壟斷權。顯而易見，李華信息量要大于村民。這就是一種信息不對稱。

在這個信息為王的時代，信息可以是對于哪里有優質人脈的把握，也可以是資源的優先調配權。人才只是作為一個環節，被劃歸信息的宏觀范圍里。但因對信息的未知，在上述例子中，便是體現的信息的局限性，自身會主動或被動地導入誤區，很多時候，這種被導入誤區的過程中，我們防備心很低，甚至引不起一絲懷疑。對于信息不對稱，我們會產生很多誤解，有時候的誤解，甚至是誤解中的誤解。

所以對于題目，我的看法是，從書本中將“信息不對稱”這個名詞抽離出來，結合實際。我所認為的信息不對稱，本質上是一種“不均等”。不均等是一種雙方的狀態。在不均等狀態中，掌握信息量大的，占據主導信息資源優勢的，為順勢方，而信息量小，在信息上處于被動的，為逆勢方。順勢方可以憑借截斷信息流，控制話語權，引導逆勢方價值觀等方式，對逆勢方施加自身影響。

大家對于吏部尚書這種高高在上，玄而又玄的職位，很少有人能夠說，我見過，我告訴你們吏部尚書的日常是怎樣，所以大家絕大多數都保持在一個“信息接收不充分，甚至是未知”的狀態，但是，即便李華說得眉飛色舞，但沒狗蛋脖子上拇指粗的金鏈子，亮晶晶的大手表，一個半人高，引擎聲震天的大汽車迎面而來的沖擊力來得更實在些。所以任你李華說得再天花亂墜，有用嗎？狗蛋不需要說一句話，他用他世俗社會所取得的認可，以默默無言的方式，告訴李華，在財富的定義上，我贏了。我對這種以純物質成果造成的碾壓持保留態度，因為我要著重講的是，在這一再臭大街不過的鄉村傳說里，你或許已經與我看出了它的真正本質：狗蛋從最直觀的角度，滿足了村民心底原始級欲望（此處為金錢），以一個勝利者（信息不對稱破壞者）的姿態，打破了李華對于成功定義的壟斷。在狗蛋沒回來之前，大家都認為，從這小山溝溝里走出去，并能混出個樣樣，取得成功唯一的途徑便是像李華那樣用功讀書，將來成為一個官（公務員）。而走出這個山溝，現代社會呢？現代社會下的，人文、科技、宗教等諸多領域，對于成功的理解一樣嗎？肯定不同。但最起碼有一點，這些成功的定義，絕對不會是如此狹隘。對于成功的定義，體現了村民，狗蛋，李華之間，信息渠道的差異性。而這，正是一種信息不對稱。

李華認為自己是成功，還是失敗，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極力維持這種信息不對稱，無論是出于什么目的。但是，不幸的是，狗蛋的出現，打破了這種信息不對稱，村民們發現，哦，原來狗蛋竟然比吏部尚書過的都滋，吏部尚書一天可以吃一個鮑魚，狗蛋卻能吃十個。這小子真行啊。

回到“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這句話上。這種心態，不能說錯，錯的，是對這句話的理解。“苦中苦”二字是此句中的“因”，以“苦”疊加為二字，強調吃苦的必要，從而推導出，成為“人上人”的果。給人造成一種吃苦越多越能接近成功的錯覺。可是，要成為“人上人”，就一定要吃苦吃得停不下來？為什么一些人不需要吃苦，卻已然成為“人上人”，有的甚至一生下來，就呼吸著我們呼吸不到的、那種頂峰獨有的、稀薄的空氣？

出身，教育程度，三觀評定標準，以及一系列的被叫做“眼界”“格局”之類的東西，構成了我們自身的理解力。我更認為，用思辨能力來形容它，更為妥當些。有人對“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理解，認為吃苦越多便能博得成功資本，有人更愿意借吃苦的方式，將人踩于腳下，成為名副其實的“人上人”，有人對這句話不贊成，覺得它是狗屁，而有人則保持一種辯證的態度。在這些迥異的看法中，正是“思辨能力”在施加影響。它，才是信息不對稱這個怪物身后的龐然大物思辨能力，決定了信息處理的威力。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史玉柱可以從保健品跨行到網游，這便是信息渠道所不能代替的，信息處理能力的作用，有了自己對于信息不對稱下，所做出的行之有效的應對方法，才能逆轉在信息不對稱下，自己信息渠道上的劣勢。

“人生而平等。”法律，道義上，這句話我很贊成，但在“信息不對稱”這個命題里，卻不適用。若是平等，哪會來信息的不對稱？若是平等，為什么有些人生于塵土之中，有些人居于祥云之上？若是平等，為什么有人隨隨便便的努力便能換來巨大的成功，有人窮其一生為理想努力，卻一事無成？這句話定義了我們作為人的尊嚴，但卻不能定義我們的全部。

正如信息不對稱理論所帶給我們直觀的感受一樣，我們思維也許對其理解會局限在信息經濟學上的教授課堂案例，而往往忽視了這個理論在現實生活中發揮的巨大作用。而我對其理解，是基于現實生活，這對我們“如何有效解決問題”的思維，會是一種極大的鍛煉。

如果你在信息不對稱中，總是被欺負，我雖然給不了你金錢，地位上的幫助，但是我給你提供的這種思辨能力，這種思維能被鍛煉，甚至能被充分調動起來，為自己適用，那么，你遲早會得到自己想要的。

在我高中時，應試教育打著素質教育的幌子，以分數衡量一切。我還記得我們高中課堂上，每次老師只念那幾個學習排名前幾的作文，而且灌輸著，他們的寫作格式，甚至從開頭，內容，到結尾的考試公式，就是作文規則，甚至要求我們傳看并背誦他們的作文。每次作文課，老師讀起那幾個熟悉的名字，同學們理所當然地發出贊美，被讀作文者理所當然地享用著這些贊美，老師理所當然地引導著這些贊美。

等等，有些不對。為什么，每次都是他們幾個?為什么，學習排名前幾的，作文就一定好？為什么，當普通同學借鑒他們的成功方式，寫出的優秀作文，拿不了高分，而他們，依舊拿高分呢？是什么衡量標準，在其中發揮作用？遺憾的是，那時候我的思辨能力還未達到今天這個能力，甚至以我現在的能力，在我們這行的大佬面前，還只是入門級。能力低，我不怕。因為我已經具備了思辨能力中很重要的一種方法——對事物基本的判斷及懷疑能力。

可我那時做了一件極其愚蠢的事情——我將三個“為什么”，寫進了作文，卻忘記了最后一步。這個看似細微的錯誤，導致了我吃盡了苦果。我被語文老師大批一通，我至今還記得她說的一些話，“自己幾斤幾兩，都掂量不清楚，作文能寫夠 800 字嗎？”

我被打擊到了，徹底地，打擊到了。我還以為，我可以去思考懷疑一個我認為具有漏洞的運作機制，但我發現，我連說話的權利都沒有。在這種限制下，我高中一度犯了一種名為“恐筆癥”的病，一看到小方格，一看到 800 字，一看到以 XXX 為話題這類的關鍵字，就發抖，大腦空白。

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樣子的，我也沒必要知道。因為規則，已經牢牢禁錮著我，我只有屈服。很不幸，我看到了更大的世界。那些大師們精彩紛呈的個人表演，那些文學大家，一度不入當年語文老師法眼的大家們，寫出了值得點 32 個贊的文字，字字珠璣，看得我熱淚盈眶。在知乎上，更大的世界，由點及線及面，把我眼中的世界，鉤織得更加完整。

而我現在，一直在想，如果我帶著如今的所學，甚至只是把自己專業的起步級技巧帶上，回到高中時代，是不是可以展現一種更加獨到新穎的思維，去將寫作方式的那些極佳的信息，公之于眾，哪怕只是我們高中，哪怕得不到老師的認可，哪怕只能感動同學。

可是現在想想，如果可以回到過去，僅憑我一己之力，很難。沒有一種被認可，可以具有說服性的身份，更直白地說，是沒有話語權。即便去逆轉大世界，小社會，微型范圍內的那處小小的”信息不對稱“所造成的既定事實，都會受到重重阻力。個人力量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卻是打破信息不對稱的重要組成。近些年來，輿論的力量也越來越大，我們也可以發聲，這是一種進步。

在人類社會中，生活水平低的追求較高的生活水平，生活水平較高的，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而現實是，在經過所謂的個人奮斗后，有人依舊是民工，有人依舊只會掃大街，有人依舊是老媽子。你能說他們不努力嗎？他們也努力了，并且十分敬業。我真見過大中午 41 度高溫下依舊有清潔工把街邊垃圾一一拾起，也見過朋友支教回來給我們看的那些讓人潸然淚下的小朋友們，一雙雙如饑似渴的大眼睛，只有最樸實的愿望，那就是念書。朋友說，他們去支教，不是長達幾年以上的長期，根本屁用沒有。帶給小朋友的那些先進的社會主流的價值觀，要么是他們聽不懂，要么是小朋友們固執地認為，只要念書，念好了書，出了大山，什么也就有了。每次朋友感動之余，都會流露出深深的無奈。你真的，在這些大社會背景下的信息不對稱面前，感到有心無力。但是有的小朋友真能聽懂，但是，絕大部分貧窮的家境，多病的父母，已經將他們拴在了大山里。

我們市里中心的天橋下，有一個乞丐。他平時主要工作是坐在天橋的臺階上乞討，人流多的時候，他會跟著人群上上下下走上幾十回。我觀察了他幾個月，經過我的推導計算，他每天上上下下做的功，換算成搬磚量，足足有將近一百塊磚。以我們市的薪資標準，這些搬磚量可以夠他每天三頓吃饅頭加二素一葷，完全沒必要這么沒尊嚴地活著。后來我實在忍不住，問他，“您今年多大了？”“39 啦。”“那為什么不找點工作啊。”“因為??我是乞丐啊。”他最后一句回答的倒有些不好意思。可是，乞丐就不能找活干了嗎？我又問他，“中石油您知道嗎？”“知道啊。”“那讓您去中石油您去嗎？”“啊，去啊。”“那不給您安排關系進去，您自己去，去嗎？”“他媽的當然不去啊。”

我承認，我當時問他的語氣有點調侃的意思。但是，我也終于弄懂了“信息不對稱”下的一個關鍵問題：既然發覺到信息不對稱，并有可以逆轉這種不對稱，甚至有可以打破不對稱規則的機會，為什么人們就是不做？答案很簡單：自我否定與對短期收益的認可，大過了長期收益的認可。

因為功利心在作祟，使我們喪失了對于一件事物基本的思辨能力，以至于，哪怕這件事只要堅持下來，并長期去做，就會獲得巨大收益，但僅僅因為其需求一定量的時間付出，便放棄了這件事。而我們往往會看重那些短期收益很大的事情，哪怕將來會損失更大，喪失了思辨能力，便喪失了對于“信息不對稱”是否打破的選擇權。而自我否定又是使我們對信息不對稱放任不管熟視無睹的另一原因。明明看到北大保安僅憑自己努力，中學文憑都可以自學英語，做翻譯官，但我們卻會對自己這種正能量效仿的想法給予重重一擊，“哎呀，我怎么能做到像他那樣呢？”“人家多努力，我多懶啊，就懶下去好了。”別等著七大姑八大姨，街里街坊給你打擊，自己就把自己廢了。在看下面的方法論之前，請你不妨思考一個問題，什么時候，機場成功學被指責成雞湯文的？而又是什么時候，你對成功學里面主角的光環感到習以為常，并覺得那些只是神話，并離自己很遠？

老實說，我之所以想到“信息不對稱”這個理論，不是書本上的二手車案例。而是發生在身邊的一件很現實的事。在我們家鄉，我媽他們這一代人，穩中求勝，認為投資也要是硬通貨，不動產，稍微有一點風險的投資，哪怕在我的解釋下，后續收益再大，她都不敢做。幾次事實都是證明了我是正確的。可是她依舊不聽。到不是我媽她這個人固執己見，而是在她稍微想要展開手腳的時候，從身邊的同事到老板，到家人，除了我之外的，絕大多數人都會不同意她這么做。我媽也承認，輿論的力量，有時候演變到最后，會徹底接管對于“信息不對稱”事件的處置。這種信息不對稱，就應該被毀滅。

這是我最后一個思路，也是我幾經思索，對于解決“信息不對稱”的方法論：用制裁“信息不對稱”的破冰思維（這里的破冰思維可以是一個行業中引入的新技術，新指導思想，也可以是一個改進產品的 idea），去引導那些還未破碎的思維（保守性思維方式），先是打出針對這塊冰層布下的思維點，然后再由點及面，實現對信息不對稱中錯誤輿論導向的終結。對自己要做什么，有一個清晰明了的方向感，知道自己獲得與付出的比率，并做到付出成本的下降。用經營自身資本的方式（思辨能力尤為重要，尤其是自己對于自身行業的理解，是否能吃透，在此基礎上，以實踐來收割自己思維領悟出的理論，增值自身資本），讓自己的話語權，更加強大。我認為，舊的、落后的、以不為人知的目的故意安插的思維，勢必要被新的、先進的、引人向上，以個人發展為基點帶動整個社會發展這個終點式思維，徹底代替。

寫這篇答案的目的，一是為了提供一個自己的思路——對于“信息不對稱”的另一方面的理解。就比如大家對于“信息不對稱”的了解，差不多是基于《信息經濟學論》的名詞解釋。而思路本身，我認為給大家提供了一個可供討論的話題，我就很高興了。我也在這里希望有什么其他看法的同學，能與我進行我所追求的，那種思想的碰撞。還有就是為了向知乎各個專業，無論是美食，科技，政治，歷史，IT，職場，還是文學領域的大牛們致敬，因為正是你們無私的奉獻自己的知識，見解，幫助了許多因“信息不對稱”導致的自身格局眼界局限，或因某一行業信息掌握不到位，而未能大步向前的人。我由衷希望，我們也可以出一份力。

我們都可以，是的，我們。

第三篇：稅收征管中信息不對稱的危害

稅收：是國家為了實現其職能，按照法定標準，無償取得財政收入的一種手段，是國家憑借政治權力參與國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而形成的一種特定分配關系。

中國最初的稅收出現在我國古代的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夏朝，最早出現的財政征收方式是“貢”，即臣屬將物品進獻給君王。當時，雖然臣屬必須履行這一義務，但由于貢的數量、時間尚不確定，所以，“貢”只是稅的雛形。而后出現的“賦”與“貢”不同。“賦”遠指軍賦，即君主向臣屬征集的軍役和軍用品。但事實上，國家征集的收入不僅限于軍賦，還包括用于國家其他方面支出的產品。此外，國家對關口、集市、山地、水面等征集的收入也稱“賦”。所以，“賦”已不僅指國家征集的軍用品，而且具有了“稅”的涵義了。有歷史典籍可查的對土地產物的直接征稅，始于公元前594年（魯宣公十五年）魯國實行了“初稅畝”，按平均產量對土地征稅。后來，“賦”和“稅”就往往并用了，統稱賦稅。

稅收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是調控經濟社會政策的重要工具。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國家征稅構成了對納稅人經濟利益的侵犯，因此偷逃稅款是納稅人本質的、天然的心理動機。據資料顯示，2004我國稅收流失的絕對額在4000億元左右，2005年我國總體流失在3200億元至4300億元之間，約占應納稅款的30％以上。信息不對稱對我國稅收征管造成了嚴重的不利影響。從這個意義上看，任何完美的稅制都無法絕對避免稅收流失的發生，一些對治理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對稅收流失各項舉措的研究和探索也僅僅是立足于把稅收流失的規模控制在某一合理的范圍之內，盡管合理的稅收流失規模范圍究竟應為多少，目前在理論界尚無定論，但據有關資料顯示，我國的稅收流失規模無疑已經遠遠地超出了這一合理范圍。

一、對資源配置的危害

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對稅收流失對資源配置的危害，是指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對稅收流失現象對經濟體系中生產商品和提供服務的各種資源流動和組合的危害。從微觀的角度來看，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對稅收流失對于納稅人而言，更確切地說是國家向偷逃稅的納稅人所支付的“財政補貼”。這種“財政補貼”的存在，使同類企業或同類產品的稅收成本不同，從而引起市場失真，錯誤引導社會資源配置。同時，還會破壞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機制。迫使那些守法納稅的經營看要么轉而改行，要么被擠出市場，這就是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對稅收流失市場效應。從稅收與商品的價格關系看，由于稅收是商品價格的組成部分，因此，如果某些商品的生產和經營活動中存在著信息不對稱條件下的稅收流失，就會使這些商品在市場競爭中與依法納稅的同類商品相比具有價格優勢，能夠以更低的價格進行銷售或者在同樣價格條件下賺取更多利潤，從而使得對該商品的需求擴大，或者吸引更多的資源投人到該商品的生產經營中來。

另外，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對稅收流失對資源配置的危害還表現在它會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和虛耗。納稅人為了利用各種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對稅收流失漏洞，花費大量精力和時間來研究各種偷逃避稅方案，有的還花費大量錢財聘請專業顧問，或對自己的生產經營活動方式進行無謂的調整。而作為征稅人的稅務部門，為了防止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對稅收流失的發生，減少偷逃稅，不得不額外增加各種軟硬件設施，增加更多的稅收征管人員和稽核人員，導致稅收征管成本增加。最后，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對稅收流失還會造成各種財務、會計信息的扭曲，從而危害人們的經濟決策和投資決策，而決策的失誤往往是資源配置中最大的失誤。

二、對國家宏觀調控功能的危害

首先，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對稅收流失的存在，可能會危害到政府對宏觀經濟形勢的總體判斷。由于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對稅收流失的存在，使得能從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對稅收流失中獲得更多利潤的地下經濟活動“繁榮”起來。一方面，由于地下經濟能通過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對稅收流失活動獲得更多的利潤，不斷積聚更多的財力物力再投入到地下經濟活動之中，通過本身的繁殖增長起來，另一方面，地下經濟活動的高收益、高回報會吸引公開經濟中一些資源的流入。而地下經濟逃避了政府的管理和監控，其增長率、就業人數等指標都沒有納入到政府的經濟統計數據之中，這樣容易使宏觀調控部門對現實經濟的真實情況產生誤解，對包含公開經濟與地下經濟兩部分的真實經濟的增長速度和規模把握不定，容易只注意可觀察到的公開經濟的增長速度和規模，而忽視了地下經濟的危害。除了經濟增長的速度和規模外，地下經濟和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對稅收流失的存在，會對其他各項經濟統計指標造成扭曲。

其次，作為宏觀經濟調控決策的重要依據的有關貨幣供求的各項指標，也可能會由于地下經濟和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對稅收流失的存在而受到危害，產生扭曲。例如，由于地下經濟活動往往是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對稅收流失嚴重、利潤比較豐厚的經濟活動，要維持這些活動相應地需要吸納相當一部分貨幣，如果中央銀行在決定貨幣供應量時只考慮到公開經濟的貨幣需求，而沒有考慮到地下經濟的貨幣需求就會使得整個社會的經濟運行中貨幣供應不足，導致中央銀行增加貨幣發行。從表面上看，中央銀行是多發了貨幣，但如果考慮到地下經濟的貨幣需求，則這種過大的貨幣供應量實際上是與整個經濟活動的需要相適應的。再如，現金被譽為地下經濟的天使，為了偷逃稅和逃避其他監管，地下經濟活動大多以現金交易方式進行。這樣，隨著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對稅收流失的日益嚴重、地下經濟規模的擴大，全社會，對流通中現金的需要也會增加。以上這些都會危害到貨幣需求量、貨幣供給量。現金需求量、貨幣流通速度等指標的統計和分析。

三、對收入分配的危害

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對稅收流失一方面導致納稅人之間稅收負擔的不公平分配，另一方面，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對稅收流失還產生了極壞的示范效應，導致了守法納稅者的心理失衡和追隨效仿，從而造成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對稅收流失的惡性循環。首先，部分納稅人通過偷稅或避稅等手法使實稅負水平大大低于同行業的其它納稅人，本來納稅人作為稅收的負擔者，其實際稅收負擔應該是與其生產、經營、收入情況用一致的。但由于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對稅收流失者逃避了納稅的義務和負擔，而國家總的稅收計劃和任務卻并未因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對稅收流失而有所減少，因此，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對稅收流失者所逃避掉的稅收任務就勢必轉嫁到那些依法納稅的納稅人身上，從而加重了守法納稅者的稅收負擔。其次，由于存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對稅收流失，使實際稅收收入低于預期的稅收收入，為了獲得既定的稅收數額，政府不得不提高法定稅率水平．或擴大征稅范圍，開征新稅等，以保證財政支出的需要。從而使依法納稅者反而要承受更加沉重的稅收負擔，使社會財富的分配更加不公，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

另外，如果依法納稅者看到各種稅收違法行為未得到應有懲罰的話，必將嚴重挫傷其納稅的自覺性和積極性，甚至使其也加入到偷逃稅的行列中來。在稅負不公和過重時，納稅人認為花更多的錢，采取更復雜的手段和冒更大的風險來逃稅是值得的，由此會形成一種惡性循環：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對稅收流失——收入減少(分配不公)——稅率提高或開征新稅——分配更加不公——更多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對稅收流失。其結果必然是激化了公眾對稅收制度的抵抗心理，加劇了納稅人和稅務部門之間的沖突和緊張關系。

第四篇：試論信貸市場中的信息不對稱(原創論文)

《信息經濟學》課程論文

淺析我國信貸市場中的信息不對稱

【摘要】隨著經濟市場化步伐的加快，我國商業銀行在商業化改革中取得了重大進展，但與此同時也暴露出問題，而這些問題的根源在于信息不對稱。可見，如何解決信息不對稱，建立合理信貸決策機制具有深遠的意義。本文從信息不對稱的角度，運用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理論模型對我國商業銀行信貸問題進行分析，提出了一些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的對策。

【關鍵詞】信息不對稱 逆向選擇 道德風險 信貸市場

銀行是經營資金融通業務的中介，信貸業務是商業銀行資金運用的核心業務，而在商業銀行的信貸業務中普遍存在著信息不對稱的問題，這給信貸市場帶來了效率損失,也增大了銀行所面臨的風險。下面將運用信息不對稱理論對我國商業銀行的信貸問題進行分析，并提出一些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的具體策略。

一、信息不對稱理論 1.什么是信息不對稱？

信息不對稱是在市場交易中，交易的一方對另一方缺乏信息，進而影響信息劣勢方不能做出正確決策，導致交易效率降低的現象。一般而言，賣方比買方擁有更多關于交易物品的信息，即賣方處于信息優勢地位，但是相反的情況也可能存在。前者例子可見于二手車的買賣，賣方比買方更了解二手車的信息。后者例子比如醫療保險，買方通常掌握了更多的信息。

2.信息不對稱的分類

根據信息經濟學理論，信息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分為事前的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和事后的道德風險（Moral Hazard）兩種情況。逆向選擇是交易事前的信息不對稱，由阿克洛夫1970年對美國的二手車市場分析而來。阿克爾洛夫在分析二手車市場認為，在買賣雙方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買主以市場的平均質量估計的價格只能購買到質量在平均質量以下的二手車，而質量高于平均質量的二手車就無法銷售出去，從而導致質量好的二手車退出市場，市場上二手車的平均質量也就逐步下降，最后市場逐步走向瓦解。信貸市場上同樣也存在這種事前的逆向選擇，最終的結果是信譽好的借款人退出市場，市場上留下的是信譽差的借款人。道德風險是交易事后的信息不對稱。在金融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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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之后，為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借款人可能用貸款人的資金從事風險更高的業務，比如企業用信貸資金從事高風險的投資。

二、我國信貸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問題

（一）逆向選擇

1.銀行VS借款人——“惜貸”和“慎貸”現象

我國商業銀行的信貸業務中普遍存在著信息不對稱的問題，由于借款人與銀行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銀行缺乏對借款人的真實經營和財務狀況的了解，而借款人對自己的經營狀況、財務狀況和償債能力非常了解，既是借款人處于信息優勢地位。在這樣的情況下，銀行提供的貸款利率最多是社會風險度的平均值。這樣，風險低的借款人會覺得利率太高而放棄貸款，但風險高的借款人卻積極地尋求貸款。經過多番博弈，最后的結果是銀行難以分辨借款人的優劣，從而拒絕借款人的請求。這就是我國商業銀行信貸市場事前信息不對稱——逆向選擇的表現，即 “惜貸”和“慎貸”現象。

2.銀行VS借款人——中小企業融資難

如前面的分析所述，銀行與借款人相互博弈的最后結果導致了“惜貸”和“慎貸”現象，對于借款人是中小企業而言，就是融資難問題。由于中小企業的經營規模小，發展前景難以預測，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因而中小企業融資極為困難。另一個方面，從我國的銀行業結構來看，我國的銀行業過于集中，中小金融機構發展不足，金融資產過于集中于大銀行。而中小企業獲取貸款的渠道主要是通過銀行，銀行對中小企業的發展無法預測，自然向其提供的貸款也就很少。企業有大量的融資需求，但是無法得到滿足，而銀行有大量的閑置資金卻不敢貸出去。一方面是企業貸不到款，困擾著中小企業的發展；另一方面是銀行找不到合適的客戶，不能實現利潤最大化。社會的資源無法實現最優配置，這同時也表明我國商業銀行在信貸決策上存在問題。歸根結底，這些都是由事前的信息不對稱——逆向選擇引起的。

3.銀行VS存款人——選擇銀行的盲目性和“擠兌”現象

銀行的客戶除了借款人，還有存款人。存款客戶和銀行之間是債權人和債務人的關系，其中也存在著信息不對稱。銀行作為債務人對自己的信用水平和財務狀況的了解遠超過存款客戶，既是銀行處于信息優勢地位。由于處于信息劣勢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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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存款客戶很有可能誤選一家信用水平低的銀行，如果銀行為使利潤最大化用客戶的資金從事高風險業務，那么存款客戶就處于不利的位置。尤其在我國目前還沒有建立信用評級制度時，銀行也沒有定期向客戶公布自己的財務信息，存款客戶更加難以判別金融機構的質量，在選擇銀行時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在無法判斷時，利率就成為存款客戶選擇商業銀行的標準。信用水平較差的銀行自然會以高息攬存，然后銀行用高息攬存的資金從事高風險的業務以獲得高額利潤。一方面，如果銀行的業務出現問題，存款客戶就會遭受損失；另一方面，如果客戶對銀行缺少信心，客戶就會抽回資金，銀行有可能出現“擠兌”現象。顯然，這對雙方都不利。

（二）道德風險

1.銀行VS借款人——不良貸款問題

在信貸市場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銀行在做出貸款決策后并不不能高枕無憂，他們最關心的是借款歸還問題。然而銀行對借款人的情況了解始終是有限的，在貸款發放之后，一些不良借款者欠貸、賴貸、逃貸，難以歸還貸款，結果是銀行不能收回貸款。這就是信貸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的另一表現——道德風險，既不良貸款問題。據銀監會初步統計，截至2008年12 月末，我國境內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5681.8 億元，比年初大幅減少7002.4 億元；不良貸款率2.45%，比08年年初大幅下降3.71 個百分點。盡管不良貸款數額和比率有所降低，但是基數仍然很大。對此，1999年我國投資組建了信達、長城、東方、華融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這是專門剝離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的金融機構，當時為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剝離了1.4萬億元不良資產。因而，我國的金融資源配置仍然處于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對不良貸款的控制主要是依靠行政手段和強制措施，所以金融資源的配置處于無效率狀態。

三、解決我國信貸市場中信息不對稱問題的策略 1.建立可靠的信用評級體系，使信用擔保市場化

為解決信貸市場上信息不對稱問題，最有效的方法應該是建立可靠的信用評級體系。在一些經濟發達國家都有專門的機構從事企業的資信評定工作，它以獨立、客觀和公正為原則，按照經濟標準、法律標準和道德標準對企業的歷史、現狀與趨勢進行綜合分析，所提供的分析報告和評定結果可以反映一個企業值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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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賴的程度。我們不僅對商業銀行的信用進行評級，而且對借款人的信用也進行評級。對商業銀行的信用進行評級可以避免存款客戶選擇銀行的盲目性，使存款客戶在存款之前就對銀行的資信、經營狀況、盈利能力、管理水平有一個詳細的了解再做出選擇。對借款人的信用評級，使銀行能夠得到充足的有關借款人的公開信息，辨別客戶的優良，做出正確的貸款決策。信用擔保市場化有助于提高金融市場運轉的效率。

2.加快利率市場化，放松貸款利率管制

長期以來我國的利率管制是相當嚴格的，這使我國的金融市場的發展受到很大的限制，資金的資源配置效率無法得到優化，貨幣政策的作用得不到很好得發揮。利率市場化使金融機構可以依據自身的資金供求、頭寸、盈利及風險等因素自行控制的利率，使資金的供需狀況得到真實的反映。從貸款方面看，利率市場化后，讓利率反映貸款項目的風險度，對風險進行合理量化。在受理每筆貸款申請時，銀行對借款人的風險進行全面評估，對于風險越大的、資信程度較低的客戶，收取高貸款利率，這樣可以補償較高風險帶來的損失。對于風險小的、資信程度較好的客戶，收取低的優惠貸款利率，有利于吸引高質量、低風險的客戶群。所以加快利率市場化對于解決信貸市場的信息不對稱是很有必要的，這不僅是中國金融市場的發展和完善的需要，也是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

3.完善法律制度，充分保護各個主體的利益

俗話說：“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法律法規不健全是導致信息不對稱的重要原因，為了降低信息不對稱產生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各個國家都制定了相關的法律對金融市場進行規范市場，以此保證公平交易和正當競爭，從法律上保證經濟主體的利益，對于欺詐行為給予嚴厲打擊。用法律制度迫使債務人披露真實信息，對那些提供虛假信息，做假帳的借款人進行嚴厲的懲罰。使銀行在良好公平的環境下運用多種手段，減少不良貸款，提高盈利水平，應對國際競爭。

4.加快中小金融機構的發展，為中小企業建立一個良好的融資環境 為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困難，還必須為中小企業提供足夠的貸款機會，這就需要對應的中小金融機構完成。所以我們要完善銀行體系結構，為解決大銀行和小企業的沖突，就要使中小金融機構多樣化，建立與企業規模相適應的金融機構，使之和我國的經濟構成相適應。我們不僅要有商業性中小金融機構，也應當有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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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性中小金融機構，不僅要發展城市中小銀行，也要發展城鄉信用社。只有在這樣的銀行體系結構中，中小企業取得貸款才更加容易，同時也促進了中小企業的發展。

四、結論

由于信息不對稱，導致我國信貸市場上問題繁多。銀行的“惜貸”和“慎貸”現象，中小企業融資困難，存款人盲目選擇銀行以及“擠兌”現象和不良貸款問題。確立完善的信息機制，促進信息的充分化、對稱化，是我們解決信息不對稱，降低銀行信貸風險的關鍵。為此，一方面，我們需要不斷地深化銀行業改革；另一方面，要結合我國體制轉軌的現實，不斷進行制度創新，支持經濟的健康發展。只有解決信貸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我國的信貸市場才能健康持久的發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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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補充資料：金融系統中的信息不對稱及解決辦法范文

金融系統中的信息不對稱及解決辦法

一、信息不對稱及其基本問題：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

貨幣出現以后，儲蓄和投資成了兩個相互分離的行為。這樣，在資金盈余者與短缺者之間就難免會產生信息不對稱問題。信息不對稱是指一方擁有的信息比另一方多。對信息不對稱問題的最早研究是在舊車市場。舊車賣主在對舊車情況的了解方面肯定優于買主，他知道舊車的性能如何，而買主卻不知道。由于買主不知道舊車的質量，所以，買主一般只愿意以舊車的平均質量來支付舊車的價格。如果賣主所賣的舊車是次品車，賣主自然是很樂意的；但是，如果是一輛好車，買主所支付的價格就低估了該車的質量，賣主實際上是不愿意賣出的。其最后的結果是，舊車市場上只有次品車，沒有好車。

像舊車市場這樣的“次品車”問題，在金融領域也同樣存在。在保險市場上，保險公司由于無法確定每個參保司機發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只能對所有交通事故險的參保司機確定統一的收費標準，比方說，保費率為投保金額的2％。但是，每個司機發生事故的概率是不同的，有的人安全防范意識高，他們發生事故的概率自然就低些；有的人粗心大意，動輒酒后開車，或喜歡為尋求刺激而超速駕駛，他們出車禍的概率自然就要高一些。保險公司因信息不對稱而難以分辨這兩類投保人，收取了統一的保費率，這樣，最積極購買交通事故險的往往是那些出車禍概率較高的司機，那些駕駛很謹慎的司機則較少來購買保險。

在信貸市場上也存在同樣的“次品車”問題。由于信息不對稱，貸款者往往難以對借款者的狀況、風險程度進行很好的分辨，只能對所有的借款者都收取相同的利率。貸款者也經常認為，通過收取較高的利率可以將那些償還概率較低的借款者擠出信貸市場，通過利率可以對借款者進行篩選。但由于對所有借款者都收取了相同的利率，最后，真正愿意來借款的恰恰是那些高風險的借款者了，那些低風險的借款者反而被擠出了信貸市場。

諸如此類由信息不對稱引起的“次品車”問題叫逆向選擇，它是在合約簽訂之前發生的。信貸市場上的逆向選擇就是由于信息不對稱，資金盈余者或者金融機構恰恰將他們的資金貸放給了那些他們所不愿意貸給的風險更高的資金短缺者。

信息不對稱還會引起另一個問題，就是道德風險，它是在簽訂合約之后發生的。更一般地說，信貸市場上的道德風險是指資金短缺者在獲得了資金盈余者或者金融機構提供的資金以后，從事投資者所不希望的活動。在信貸市場上，借款者在獲得了一筆借款后，由于使用的是別人的錢，他們就可能會冒比較高的風險。不妨舉一個假想的例子。你的一位老兄從你那里借了5萬元錢準備開一家餐館，加上他自己的2萬元，總投入為7萬元，他支付給你的年利率為5％。如果經營得好，他一年的投資回報率可以達到15％，即在一年后可以得到10500元的回報，在償付你的2500元的回報后，還剩下8000元的利潤，即他自己的回報率高達40％。但如果這位老兄從你那里借得5萬元后，看到街上到處都在賣體育彩票，特等獎的最高金額可以達到500萬元，這可比辛辛苦苦干一年才掙8000元更誘人，于是，他就拿著從你那里剛借來的5萬元錢去買體育彩票，不開餐館了。大家都知道，中特等獎的概率極低，所以，這位老兄發生了這樣的道德風險時，你借給他的5萬元錢就很有可能得不到償還。

二、信息不對稱的解決辦法 1．信息的私人生產和銷售

由于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是由信息不對稱引起的，因此，獲取盡可能多的信息就是解決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關鍵。我們常說要“三思而后行”，其含義之一就是你在行動之前要盡可能地收集各方面的信息，以免做出對你自己不利的選擇。解決融資活動中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辦法，是向資金供應者提供那些正在為投資尋求資金的個人或公司的詳細情況。如果保險公司能識別各位司機出現交通事故的概率，它就可以針對司機出事故的概率大小來收取保費。如果你知道你那位老兄會把你借給他的錢拿去買彩票，你大概也不會把錢借給他。

使貸款者獲得借款者信息的途徑之一，就是設立私人公司，由它們負責搜集和生產企業的有關信息，將好公司與壞公司區分開來，然后將這些信息賣給投資者。你在投資之前，也可以對擬投資的公司進行調查，獲取相關的信息。然而，信息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公共產品，其效用并不會因為別人的使用而下降，對信息產品消費的邊際成本為零，而且對信息的使用是難以監督的，很難像有形私人物品那樣通過市場交換后才能獲得對某一種商品的效用，在信息的消費中廣泛存在搭便車的現象。這樣，由私人生產和加工信息就會導致這種公共產品的供給不足。

2．金融中介機構

金融中介機構能夠成為生產公司信息的專家，從而在某種程度上分辨信貸風險的高低。它們能夠從存款者那里獲得資金，再將資金貸放給好的公司。由于銀行貸款的大部分是發放給好公司的，它們就能夠從其貸款上獲得比支付給存款者的利息為高的收益。銀行獲得盈利，也使得它們能夠從事此類生產信息的活動。銀行所以具有從信息生產中獲利的能力，是因為銀行在長期貸款活動中，可以積累起對公司信息生產和加工的專長。銀行之所以有收集這方面信息的激勵，一個重要因素在于，它們主要發放私人貸款，而不是購買在公開市場上交易的證券，這就有效地避免了搭便車問題；而且銀行發放貸款的規模一般較大，不像單個投資者的貸放活動規模較小。由于信息搜集、處理和加工成本不因貸款規模的大小而有大的變化，因此，銀行去搜集處理企業的信息，然后向企業發放貸款，就有效地降低了投資的單位信息成本。這就是金融中介的規模經濟優勢，它有助于克服信息收集中的搭便車問題。

但是，金融中介機構只是部分地解決了信息不對稱問題，并沒有解決信息不對稱引起的全部問題。事實上，作為中介機構的銀行也常常遭受逆向選擇和借款者道德風險的沖擊。為了更好地獲取借款者的信息，銀行還可以采取其他手段，如抵押和凈資產值要求等。

3．抵押和凈資產

只有當借款者不能歸還貸款，導致違約，使得貸款者蒙受損失時，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才會阻礙金融市場的正常運作。但現在銀行在發放貸款時極少不要求進行抵押或第三方擔保的。我們申請住房信貸，銀行一般都要求以我們所購買的住宅為抵押品；銀行在向企業發放貸款時，一般也會要求企業以相應的設備、廠房等作抵押。原因在于，抵押品弱化了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不利后果，因為它使貸款者得以在借款者違約的情況下減少損失。尤其是抵押品的價值與貸款額之比越高，借款者違約的可能性就越小。如果借款者發生貸款違約，貸款者可以變賣抵押品，并用出售所得的款項補償未清償的貸款余額。但抵押的有效性依賴于抵押品二級市場的發達程度，如果抵押品二級市場較為活躍，一旦借款者違約，銀行可以順利地在二級市場上變現抵押品，從而收回未償還的貸款余額；如果抵押品二級市場落后，銀行很難變現抵押品，或變現的成本相當高，這就會降低抵押品反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效力。

凈資產發揮著與抵押品相類似的作用。公司的凈資產越高，對外源融資的依賴性就會越弱，但另一方面，它也就越容易得到外源融資的支持。如果公司的凈資產值較大，那么，即便它從事了導致虧損的投資，從而在貸款償付上發生違約，貸款者仍可以取得公司凈資產的所有權，并將其售出，用銷售所得款項補償未清償的貸款余額。另外，公司的凈資產越大，其違約的可能性就越小，因為公司擁有償還貸款的緩沖資產。當企業家個人投入到項目中的凈財富占投資總額的比例越高，企業家對項目的選擇就更為謹慎，對貸款者而言，發生逆向選擇的概率降低了；而且，如果企業家投入到項目中的凈財富越高，企業家改變資金投向，去從事一些高風險的不利于借款者利益的動機也會減弱。如果和你一起開餐館的那位老兄在7萬元的總投資中占了5萬元，那么，他在該打理餐館的時候出去打保齡或喝咖啡的可能性就小多了，向你們隱瞞真實盈利信息的動機也會減弱。因此，如果尋求貸款的公司擁有較大的凈資產值，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的后果不甚重要，貸款者就相對更愿意向其提供貸款。

4．外部監管與政府的作用

解決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另一個辦法就是實施外部強制監管機制。各國都制定了法律，要求公司使用標準的會計準則，以便人們更容易判斷公司的真實經營狀況；政府部門還規定，對于公開上市的公司，必須定期地公布其經營狀況的中期報表和年報，對各種重大經營事項要及時地在指定刊物上予以披露。我們幾乎每天都可以在《中國證券報》、《上海證券報》和《證券時報》這樣的報紙上看到一些上市公司經營狀況變動的公告，這是上市公司按照政府的監管要求在履行著信息披露的義務。但是，有的公司也可能提供虛假的信息，隱瞞真實的盈利狀況，這種違反規定的行為是要受到法律上的懲罰的。

除了監管之外，政府也利用現代信息化技術將借款人的信用狀況當作一種準公共產品向金融機構提供。為了弱化信息不對稱給我國銀行業帶來的不利影響，2003年，中國人民銀行成立了征信局，并建立了相應的征信系統。目前，我國所有個人借款者(包括你在學校獲得的助學貸款和日后的住房抵押貸款及償還情況)的信用信息都進入到了這個征信系統，商業銀行可以在這個系統中查詢有過借款記錄的信用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