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老子與莊子的思想異同

莊子的道和老子的道的異同

王菲 03121261 計算機學院

在中國古代文化發展史上，道家在先秦各學派中扮演重要角色。道家思想以其對宇宙、社會和人生的獨特領悟，在中國傳統哲學史上獨樹一幟，并在傳統思想文化的發展形成進程中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先秦道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和莊子。正如錢穆先生所言“此兩人，可謂是中國道家思想之鼻祖，亦為中國道家思想所宗主。后起道家著述，其思想體系，再不能越出莊老兩書之范圍，亦不能超過莊老兩書之境界。”充分的肯定了老莊在道家思想體系中的核心地位。老子是先秦道家思想的奠基人，莊子則是老子之后道家思想的又一重要集大成者，兩人作為道家這一先秦重要思想派系的代表人物，他們的思想中必然存在著一脈相承的道家觀念的精髓。老子和莊子雖然有極為相同的道論、認識論和邏輯推理，雖然同為早期道家的哲學大師，但是由于老莊生活年代、人生際遇等等個人生平經歷上的種種不同，在社會實踐方面，卻有著不同層次的引申，有著方向相反的哲學目的和社會觀。老、莊雖同為道家大師巨匠，但如從人道和政治實踐的角度予以劃分衡量，二人卻要屬于不同的文化模式和思想體系。他們的思想主張必然也存在差異之處。

老子與早期儒家以及其他先秦諸子趨向一致，而莊子則獨立于諸子百家之外。老子與莊子的哲學目的和社會觀方向相反。老子和莊子的思想雖然涉及面都很廣，但又各有偏重，這種差異既是時代打在他二人身上的烙印，也與各人的性格分不開。老子哲學本質上是歷史哲學（政治哲學），莊子哲學稱之為生命哲學（個體哲學）更恰當。莊子追求個人的自由、個體的超越，在這一方面，他已超越了老子，卻也似乎走了老子的極端。莊子直接繼承了老子關于道的學說，他把道的理論引申到人生方面，多方面地思考了人所面臨的生存困境。

老子追求清靜無為，老子認為一切事物都遵循這樣的規律（道）： 事物本身的內部不是單一的、靜止的，而是相對復雜和變化的。事物本身即是陰陽的統一體。相互對立的事物會互相轉化，即是陰陽轉化。太極陰陽方法（德）來源于事物的規律（道）。老子的“無為”并不是以“無為”為目的，而是以“有為”為目的。因為根據之前提到的“道”，“無為”會轉化為“有為”。這種思想的高明之處在于，雖然主觀上不以取得利益為目的，客觀上卻可以更好地實現利益。從“天地無人推而自行，日月無人燃而自明，星辰無人列而自序，禽獸無人造而自生，此乃自然為之也，何勞人為乎？”可見： 老子所說的“自然”不是類似于神的概念，萬物的規律（道）由自然來指定，即是“道法自然”。有人誤解了此處自然的意思。應當注意到：。事實上，人活著猶如宇宙之存在，沒有人能理性地指出其目的。因此，非理性地選擇某個（些）目標成為唯一的選擇。老子是站在道這個無窮高的位置來看問題。因此，老子只說了“方法”，但沒有指出“目的”。這給我們一個啟示：人何必為刻意達到目的而痛苦不堪。無為，逍遙亦是一種為人處世之道。關于老子的宇宙觀，根據之前的道，“無”與“有”（萬物存在即是“有”）會相互轉化。因此老子認為宇宙萬物來自虛無，也走向虛無。比如：人的生與死。其政治思想以小國寡民和無為而治為主。老子對他理想中的社會描述道：“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徒。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小國寡民”是老子經過感悟、體驗和總結而升華出的一種具有濃厚道德色彩的烏托邦。在政治方式上，老子的主張是無為而治。在老子看來，無為是最高境界，他說：“為學日益，為益日損。損只又損，以至與無為。無為則無不為。”在老子看來，“道”是人類社會最理想的狀態，而無為正是達到道的境界的最直接的途徑。無為政治也是最符合道的原則的政治.莊子追求隨心所欲，莊子的主要思想有“天道無為”，相對的認識論，無條件的精神自由等。他的思想屬于唯心主義體系。他片面夸大一切事物的相對性，否定客觀事物的差異，否定客觀真理，在認識論上走向相對主義。從這種認識論出發，他對待生活的態度是：一切順應自然，安時而處順，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在政治上，他主張無為而治，反對一切社會制度，擯棄一切文化知識。在政治思想上，繼承并且發展了老子的思想，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在人類生存方式上主張返樸歸真，在個性上主張逍遙，本性自足，在存在論上主張萬物一體。游世思想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莊子思想的核心，而《逍遙游》可以說是《莊子》的總論。逍遙者，象征無所拘礙之自得自由的狀態。他認為民靠其常性生活，而不受外表的干涉，就是過上了很自由的生活，也就是逍遙游。他在《馬蹄篇》中說：“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天放”，是自然而放任的意思，亦即是極端自由的意思。他認為人民一切的不幸，是來自政治的干涉。他在談到政治時，攻擊仁義的不足，一方面認為仁義不是人之本性；另一方面，認為就算是最好的干涉也不如不干涉。游世思想的核心意識是“不認真”或者叫做“放棄認真”。不認真的看待現實社會的一切，以此把個人從社會生活的黑暗壓力中解救出來。莊子思想是從老子思想發展而來，他把老子的道發展成主觀唯心主義，把樸素的辯證法發展成為相對主義。

他對“道”的解釋更加神秘，認為“道”是“先天地生”的“非物”，是精神性的東西，他把老子關于對立面轉化的看法引向極端，認為無論大小、長短、貴賤、美丑、成毀等一切差別都不存在，基于這個觀點，他認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于殤子（夭折的幼兒），而彭祖（傳說中最長壽的人）為夭。”這就混同了大小、壽夭的區別，否定事物的質的規定性，走向“不別同異”、“萬物一齊”的相對主義。于是他提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這就是說可以不必過問是非，生死如一，表現出悲觀厭世的情緒。他不僅認為“齊是非”、“齊萬物”，甚至“齊物我”，正如他所述：“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進入神秘主義境界，一切皆不可知。

作為沒落階級的代表，他竭力逃避現實，追求絕對的精神自由，達到“真人”境界。要成為“真人”，就要能夠“坐忘”，即完全忘掉自己，在精神幻覺中消除形骸的我，在精神上和天地合一，與萬物同體，完全解脫塵世間的利害、得失、毀譽、是非，精神上得到絕對自由，進入逍遙游的境界。莊子批判現實社會的倫理道德。莊子認為，所謂的倫理規范，都是與真正的“天道人德”相違背的。仁、義、禮、智這些倫理規范的出現，實際上是道德衰敗的結果，道德愈是敗壞，禮儀規范也愈是隆盛。為世人多所稱贊的名分與知識，正是使人類社會的道德衰敗的兇器，名與知不僅不能使人的道德良善，反而卻只能使道德愈加敗壞。老莊道家哲學是智慧之學，它以“道”為最高的準則，連綴于自然、社會、生活各方面之中，內涵博大精深，蘊含著深刻的人文精神。老莊思想以“道”為原則和依據，對現實社會政治生活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嚴厲的批判，主張“無為而治”，建構“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彰顯了未來社會的生活圖景；老莊“天人合一”的理念，蘊含著深刻的生態智慧，啟發我們要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在政治思想上與儒家講禮治、法家講法治不同,道家主張“無為而治”。以“無為而治”為核心,道家提出了自己系統而深刻的政治倫理理論。和諧社會的構建，從根本上說，就是能否化解各種社會利益矛盾，使整個社會及其生活體系走向和諧發展。道家政治倫理對構建和諧社會有積極的啟示意義。

莊子的思想一直被人認為是消極的，但任何事都要辯證地看待。在當今這個風云雷動、物欲橫流、魚龍混雜的世界里，活著的確是不易的，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呼風喚雨，更不是人人皆欲成為“風云人物”而后快的。怎么辦，看看莊子的思想，聆聽莊子的話語，在內心深處建立起一個平靜安寧的自守精神世界，最簡單也能讓人們有一個暫時的心靈避難所，得到暫時的超脫和舒放。這樣也更有利于現實世界中處于矛盾和緊張情緒中的問題解決。其實本來人生就是如幻夢一場，但關鍵的是我們還得在這個夢境中存續下去，因此在我們與現實世界的沖突不能緩解的時候，何不將一尊酒傾入江心明月的倒影，脫卻苦悶，用有限的生命體會無限的生成意義和精神哲理呢！

第二篇：老子莊子與道家思想講稿

老子、莊子與道家思想

一、道家思想的主要概念

以老子、莊子為代表的道家，是先秦諸子中與儒學并駕齊驅的一大流派。我們可從以下幾個概念去講解、理解道家思想。

1、“道”

“道”在中國文化典籍或話語中的意思多樣。如《論語》中的“朝聞道，夕死可矣”的“道”，朱熹注為“事物當然之理”，與現在所說的“真理”相近。唐代韓愈提出文以載道的“道”，則指儒家正統的政治倫理觀念。道家的“道”則另有別意或內涵豐富的多。它由道家的創始人老子在《老子》一書中提出。書中用“道”來說明宇宙萬物的演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認為“道”是“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命”在這里作動詞“命令”解）的，所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法”亦作動詞解，取法，遵循之意）。簡而言之，“道”就是客觀自然規律，同時又有著“獨立不變，周行而不殆”的永恒絕對的本體意義。《老子》進而提出“反者道之動”的命題，猜測到事物都有正反兩面的對立，并意識到對立面的轉化。莊子繼承和發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觀點，認為“道”是無限的、“自本自根”、“無所不在”的，強調事物的自生自化，否認有神的主宰；認為一切都處在“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之中。但他又認為“道”是“先天地生”的，這又同黑格爾的“絕對理念”又相像之處。另外，在《老子》中，還有這樣言語：“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前面的“道”，有合理的規則的意思，后面的含義相反。因此，可以說，作為道家思想的核心概念，“道”的內涵復雜，既包含著樸素的唯物主義元素和辯證觀念，又有唯心的特征；既是一個哲學范疇，有時又是一個社會性用語。

2、“無”

《老子》認為一切事物的生成變化都是有和無的統一，即所謂“有無相生”，但又強調“無”是更根本的，即所謂“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它被引申到社會人生當中，就是著名的“無為”思想。所謂“無為無不為”，以至“貴柔”、“守雌”、“不為天下先”等等，體現的就是以“無”為根本的“有無相生”。

3、“萬物諧一”

這主要出于莊子。前面談到，他認為“道”是“先天地生”的，從“道未始有封”即“道”是無界限差別的，達到“萬物諧一”即萬物也應該是齊一的、無差別的。他的“齊物我”、“齊是非”、“齊大小”、“齊生死”、“齊貴賤”等思想均源于此。

二、道家思想的積極、消極意義

看到事物是運動、變化、聯系的，是道家思想最有價值的觀念之一，像《老子》的“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莊子的“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都包含著豐富的辯證法內容。但是另一面，他們或忽視了對立變化的必要條件，也沒有把事物相反面的轉化看作上升的發展，僅僅是循環往復；或忽視事物的穩定性和差別性，陷入相對主義、詭辯主義乃至宿命的泥淖，所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萬物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運行意）。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而又玄，眾妙之門”（《老子》）；所謂“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呼殤子，而 1 彭祖為夭”（《莊子》）就有此之嫌。從人生哲學角度說，達觀地理解生與死、貧與富、貴與賤等，尤其是莊子的在“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中獲得逍遙自得，包含著豐富的追求個體人格獨立和精神自由的美學意蘊，但這也是以不為天下先，無是非、等差別，只求安時處順的消極處世原則為前提的。從社會學角度說，《老子》對“損不足以奉有余”的社會現實的痛恨，對“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的剝削、壓迫的控訴，以及發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抗爭之聲，無疑具有進步意義，但他往往又把這些都視為人的欲望所致，他說：“罪莫大于可欲”，“禍莫大于不知足”，因此，他進而鼓吹人在物質生活上應“知足”、“寡欲”,應歸結到“絕圣棄智”、“無為而治”，即廢棄一切人為的進步——從文字、技藝到各種文明，讓人類社會回到古遠的“小國寡民”的原始狀態，因此，開歷史倒車的實質，比孔子、墨子更為顯豁。莊子的逍遙人生，有鄙視欲望人生，為不愿同流合污的人留下了一方精神家園的現實意義，但又帶有明顯的臆想特點和逃避現實的情愫。

三、道家學說與道教的關系

在先秦諸子學說中，之后同宗教直接聯系在一起的，只有道家。形成于東漢晚期、由張道陵創立的道教（五斗米道，道教的早期形態，因入道者須出五斗米，故稱），奉老子為教祖和最高天神，稱之為“太上老君”，簡稱“老君”，這就是我們在道觀中見到的“太上老君”神像；《老子》則被當作《道德經》。張道陵后來被尊為“掌道”和“正一天師”，道徒們亦稱之為“張天師”。道教把《老子》提出的“道”神化為宇宙主宰并作為根本的信仰，對其中“谷神不死”、“長生久視”等內容作了宗教解釋，作為宣揚道教神仙信仰的依據。同時繼承了中國古代社會的巫術和求仙方術，宣傳用符箓可以“招請鬼神”、“禳災求福”，煉丹修持可以“與道合一”，得“道”成“仙”，走出塵世，進入仙境。晉以后，道教進行了多次變革，吸收了儒家的倫理綱常和佛教的輪回之說，最后構筑起由玉皇上帝、閻羅天子到城隍、土地的一套神袛系統，以及“去欲守靜”的宗教教義。元以后，道教分成正一道和全真道兩大教派，前者主要宣揚“招神去妖”、“禳災求福”，道士可以結婚，稱“火居道士”；后者主要主張“煉丹修仙”，倒是不結婚、須吃素。至此我們可以大致明確，道家學說并不等于道教，道家學說主要是一種哲學學說，道教則是一種宗教；作為哲學家的老子和“太上老君”的老子也不是一回事，《道教經》與《老子》的本意，也不能等同。而且對道家學說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莊子，道教根本沒有涉及。

四、簡談儒道互補

以老子、莊子為代表的道家，不但是先秦諸子中與儒學并駕齊驅的一大流派，在此后的中國精神文化進程中，也是關系最為緊密的兩種思想。

辯證法告訴我們，事物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們之間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淺、或進或松、或廣或窄地有著某種聯系。但有聯系并不一定就能產生互補效應，比如，人們常說的風、馬、牛不相及——其中馬、牛興許有互補作用，馬善于快速奔跑，于是給人代步，人騎馬，乃至有了冷兵器時代的優勢兵種騎兵；牛性子慢，更善于勻速牽引，于是被多用來耕耘。而風與馬或風與牛，即很難說有何互補作用，因它們之間不存在對立統一的關系。世間具備互補關系的事物、包括精神、思想等，首先體現為一種對立關系，所謂對立，廣泛意義上說，也就是不同，差異，其運動或展開的結果，往往就是相通、甚至統一。儒和道，我以為就屬于后一種現象或關系。

一般認為，道家“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執本，清虛自守，卑弱自 2 持”。因而，在許多方面都是儒家的對立面：儒家注重人事，道家尊崇“天道”；儒家講求文飾，道家向往“自然”；儒家主張“有為”，道家倡導“無為”；儒家強調個人對家族、國家的責任，道家醉心于個人對社會的超脫。另一方面，道家和儒家在精神上也不是全然對立，而是存在著相互接近、相互溝通的特質。比如，在天人關系上，儒家雖然有“天人合一”之說，但其主調仍然是宗法倫理，所以天人協調還是要歸結為人際協調。道家則有所不同，它既以超脫社會倫常為目的，于是把復歸“自然”當作寄托身心的不二法門，這就使天人協調從人際協調的從屬地位獨立出來而成為“第一義”。而且，道家所謂的“自然”，絕不等同于儒家的“天命”或“天理”，它是一種超功利的境界，帶有玄思的品格和自適的情趣。從這個角度來把握與發揮天人關系的作用，恰好可以補足儒家在這方面的缺略，給拘限于人倫日用世界的儒家學說打開新的天地。人性是復雜的，人生是多變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后世不少文化人、作家、詩人正是從儒家指示的這條“獨善”之路，找到了通往道家思想之門；儒和道，就這樣由對立走向了互補，相反而又相成。

第三篇：《老子》與《莊子》讀書報告

《老子》與《莊子》讀書報告

一、再談老子的“不爭”思想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wù），故幾于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老子》第八章）

“善利萬物”而不爭功、不爭名、不爭利，是謂“不爭”；水“處眾人之所惡”而不爭名，是謂“不爭”世。人往往以為“不爭”者，必無能。其實不然。老子要求人們：“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明知自己力量強大，卻使自己保持柔弱的心態，并甘愿做那山中最低處的溪溝。

老子在這里所講的“不爭”大概是“無為”思想的的引申。最高的善人要選擇底下的地方，心胸要保持深沉寧靜，因為像水一般與世無爭，因此沒有什么過失。我至今仍然堅持相信老子的不爭不是陶潛那樣單純的避世，而是“無欲”的體現。不爭，不是消極，而是不勉強；不爭，不是怯懦，而是不嫉妒；不爭，不是自欺，而是淡泊。

這種心態，實在是現代人所需要學習的。

近30年來，中國在不斷地變革與發展，中西方文化的不斷激突、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化，人與人的關系也在逐漸隨之變化，換句話說，在變質。在我看來，現代的都市人之間的關系大多維系于“利益”二字，那些純真的親情、友情、愛情已不多見。很多時候，我周圍的同學都在感嘆高中時代的關系單純、美好，那時的同窗之情另無數人追憶。到了大學，人與人明顯多了很多明爭暗斗和利益沖突，有時不得

不感慨人心險惡。

我想，如果我們都能秉持老子“不爭”的理念，當我們不再為毫厘的得失而計較，當我們不再為利益而諂媚攻訐，我們便能放下很多東西——名利也好，地位也罷，我們的人際關系或許能有所改善。不是把信任寄托于金錢的力量，而是真正的信任一個人，愛一個人。

不爭，便能淡化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還我們一份最真的感情。我常聽人提到這樣一句話：“人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這也是我信仰的不爭理念的一個方面：不與人爭，但必與己爭。很多時候我們的不快樂都不是源自于“我不好”而是源自于“別人比我好”。我參加比賽得了一等獎，但我的同學拿了特等獎，所以我不開心；我的女朋友沒有我兄弟的漂亮，所以我不開心；我有房有車年薪50萬，但是有人住別墅開寶馬年薪過億，所以我不開心。

這是何必。

我們的標尺不是別人，而是自己——這句話，說出來是何其容易，踐行它又是何其難！身為清華人，似乎“爭上”是我們的共同特點，這本無錯，但是我們要知道，凡是人，必然有其極限，總是堅持“別人能做到我為什么不能”某種意義上是魯莽的。只要我做到了我的最好，我曾盡我最大的努力，就好。超越自我，就是最美的飛翔。

不爭，便能在歷經滄桑后，無怨無悔。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老子》第六十六章）

這是老子追求“不爭”的最高目標。以“不爭”而爭天下，也唯

有老子能有如此精深奧妙的辯證法思想了。

不爭，并非不為，而是教人要法“道”自然而有所作為。寫到這里，我不由得想起鄧小平同志曾經提出的我國的外交政策應該是“韜光養晦，有所作為”。“韜光養晦”即是放低姿態，不咄咄逼人，不鋒芒畢露；“有所作為”即是待時而動，順勢而為，這與老子的思想何其相似！

處下，處后也一種積蓄力量醞釀準備的態勢，給自己觀察事態作好應付準備留出時間與空間，創造條件以便實現轉化，如在武打片的打斗場面，武功高強的人不會一開始就把全部招式地都使出來，而是先處于守勢，試探對方的實力，了解其招式的弱點，可能先挨數拳數腳，一旦摸清對方的破綻在哪，以其致命一擊，雖然是后發制人，但能獲勝，收到“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的效果。

就像一篇文章中寫道：“對于我們全球化、現代化的社會，隨著社會的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物質生活水平不斷得到豐富，對各種的需要也越來越強烈，人們的價值觀變得多元化，在這么一個多元化價值觀的社會里，如何能夠保持我們本真的自我，不被所謂的功名利祿所累，如何堅守我們個人高尚的品格，不被世俗的面紗所掩蓋；面對欲望知道知足寡欲，為人處事懂得謙下不爭，善于守柔不逞強，老子的這些“無為”思想對于個人，一個集體，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是值得深思與學習的，對于構建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理念無疑是一種寶貴的財富。”

二、讀莊子的《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御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縶，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后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莊子·馬蹄》)

讀莊子，我更多的讀到的是莊子對自由的向往，對不羈的贊頌。莊子，天生的浪人，隱士，仿佛一匹野馬奔馳在漫漫中華文化長卷鋪筑的曠野。“往矣！吾將曳尾于涂中！”莊子對世俗鄙棄的呼告歷經千年卻依舊繞梁不絕。莊子對自由的渴望，大概到達了令人驚異的地步。

自由，人類從亙古至今始終在歌唱不息的主題，多少人為了“自由”二字而獻出自己的全部。曾看過電影《勇敢的心》，里面最感人的場景就是威廉·華萊士在臨刑前那句飽含深情、又無比激昂的“Freedom”。現在的人們在形體上一般不會有太多的拘束，然而精神上的枷鎖卻比千年來的所有時代都要沉重，難以打破。

“身不由己”，我曾一次次聽到這句長長的、苦澀的嘆息。我們的身上總是背負著太多的身份，責任，欲望。我們放不下，我們很在意，所以我們在精神上便遭到束縛，得不到自由。換句話說，束縛著我們的，大概只是“名”“利”二字。正因如此，莊子淡泊功名、“相忘于

江湖”的思想才難能可貴，值得我們去思索。

應該說，莊子所鞭笞的是一種不自由的狀態，雖沒有直接提起，但卻可以從字里行間窺視其涵義。這種不自由的狀態即受“物”限制，有所待的生存方式。莊子在多篇文章中反復論及了這個問題，從大鵬之飛待于九萬里風到蜩與斑鳩，可以說在莊子看來，有所待是一個極其普遍的現象，不僅是鳥獸魚蟲，即使是主觀能動性最強的人類也很難豁免。即使是列子這樣的人，也只得到“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的評價。甚至可以說，人類的有所待在莊子看來才是真正的悲哀。《齊無論》中說：“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就是說人之于世必定有所依附，而人卻不知其所待。“即受此形于造物，則造物與我相守不亡，以待此形之歸盡而后已”，人就在這種所待的約束之下渾渾噩噩走向死亡。這也是莊子極力反對的一種有待的狀態。

我想，莊子的《逍遙游》最恰當的體現了他對自由的人生的定義：“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莊子是主張精神上的逍遙自在的，所以在形體上，他也試圖達到一種不需要依賴外力而能成就的一種逍遙自在境界；莊子是主張宇宙中的萬事萬物都具有平等的性質，人融入于萬物之中，從而與宇宙相終始；莊子提倡護養生命的主宰亦即人的精神是要順從自然的法則，要安時而處順；莊子要求重視內在德性的修養，德性充足，生命自然流注出一種自足的精神的力量。

然而，在我看來，雖然莊子對于仁義、禮樂的虛偽性、蒙蔽性的揭露是相當深刻的，但是莊子追慕上古社會的原始狀態則極不可取，“無為自化”的政治主張也是消極的，回避現實的。在這一方面，莊子的歷史局限性是無法回避的。

第四篇：淺析屈原與莊子浪漫主義之異同

論屈原與莊子浪漫主義之異同

【摘要】 莊子和屈原同為戰國時期的浪漫主義文學家，他們的浪漫主義風格因為相同的時代背景而有不少相似之處，但由于他們出身不同，他們的作品從創作手法、創作風格上相比較，差異也是顯著的。【關鍵字】屈原 莊子 浪漫主義

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孕育了無數文人才子，造就了江淮一代富于幻想的浪漫主義風格。莊子和屈原，一個是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散文家，道家的代表人物；一個是著名的政治家、愛國詩人和浪漫主義詩人。他們同生活在戰國時期，在浪漫主義文學史上都占了重要地位。但由于出身不同，政治態度不同，經歷不同，所以莊子和屈原雖然同為浪漫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雖然在批判現實、崇尚人格美等方面有相同之處，但在創作風格精神境界、思想內容表現手法等方面存在著一定差異。

一、相同的時代背景及不同的出身經歷對他們思想的影響

莊子和屈原都生活在戰亂頻繁、社會動蕩的戰國時代，因此他們都有著批判現實的寫作傾向。但雖身處同一時期，兩人的出身以及社會經歷是有很大差距的。屈原是楚國人，出身貴族，生活優越，莊子是宋國蒙人，生活貧困潦倒。由于出身經歷不同導導致迥異的態度，使他們作品的風格不同。莊子是“處窮閭厄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①的平民知識分子，屈原則是身仕左徒三閭大夫并為楚王近臣的同宗

① 選自《莊子 雜篇 列御寇第三十二》。

貴族。對莊子而言，出身的困乏使其內心深處充滿著對當時世態的悲憤與絕望，從他哲學有著退隱、不爭、率性的表象上，可以看出莊子是一個對現實世界有著強烈愛恨的人。而屈原后期被流放，那一時期的作品中仍舊洋溢著對楚地楚風的眷戀和為民報國的熱情。

二、對待現實的態度以及政治態度對他們風格的影響

兩者都有著對現實的強烈不滿和對理想境界的追求。莊子是道家學派的代表人物，他繼承和發展的老子的思想，一生淡泊名利，主張修身養性、清靜無為。他對時代有絕望感，窒息感，對現實抱以一種不得已的消極態度，對人世間事物抱以不得已的超脫態度，強調獨志和自化。莊子追求其人格的絕對自由，表現出“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于萬物”的宏大氣魄。屈原博聞強志，“明于治亂，嫻于辭令”，并且本身就是貴族，曾任三閭大夫和左徒之職，楚民族獨特歷史發展進程形式的熱愛祖國，頑強不屈、勇于進取的精神流淌在他的血液里，滋養了他的愛國激情和剛正不阿、奮斗不止的抗爭精神。所以他始終把個人的命運同楚國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始終以極大的熱情關注著國勢的興衰。

而與此同時，由于二人不同的政治態度，形成了他們在創作上不同的浪漫主義風格。莊子做文章的目的主要不在于批判社會，而在于崇尚自然，在于為困境中的人類尋找精神的家園。莊子認為人活在世上，猶如“游于羿之彀中”，到處充滿危險。對于君主的殘暴，莊子是一再強調的，“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所以莊子不 愿去做官，因為他認為伴君如伴虎，只能“順”。“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還要防止馬屁拍到馬腳上，“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蚊虻仆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伴君之難，可見一斑。莊子認為人生應是追求自由。

而屈原的終極目標是中國最終要重新恢復統一，并出現唐虞三代那樣的盛世，故他致力于法治，而時刻擔心祖國的現實、民族的前途，對朝野上下的貪婪愚忘之風的迫害賢良，禍國殃民的群小切齒痛恨，對自身的價值和也所堅持的理想充滿自信，所以他憤概難平，種種憂怨，郁結心頭，故渾融為一股悲慨憤激之氣，形成了屈原浪漫主義文學創作的郁憤纏綿的風格。

三、思想宗旨不同而形成了迥異的浪漫主義精神

莊子和屈原政治態度迥異，故形成了創作上不同的浪漫主義精神即消極與積極。

莊子的作品用生動形象而幽默詭異的寓言故事來闡述自己的思想，這種寓言的方式使莊子的思想和想象具有著水一般的整體性。他始終葆有平民分子的強烈憤世精神，由于他為人正直不阿，不媚權貴，不屈于權勢利益，所以他對社會上的許多丑惡現象都能給予無情的揭露和抨擊。而與此同時，莊子又是道家學說的極力倡導者，追求與世無爭、虛靜無為的恬淡生活，消極入世，對自然界的無上崇拜，故被一直評論為消極的浪漫主義風格。屈原的作品始終充滿著強烈的愛國情感和頑強的斗爭精神，他孜孜不倦的追求進步理想，他的崇尚的品格充滿了他文章的自始至終。他對自己的遭遇憤慨難平。屈原雖“以道自任”，但超乎尋常的忠誠換來的卻是“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結局。對宗國的眷戀，對國君的深情，對時不我待的感傷，對忠貞而被放逐的委屈，對重新起用的希冀，種種憂怨，郁結心頭。這種情緒在詩人胸中激蕩沖撞，渾融為一股悲慨憤激之氣，于是就形成了屈原浪漫主義創作上一種積極入世的浪漫主義風格。

四、莊子和屈原所代表的消極浪漫主義與積極浪漫主義：

屈原的作品沒有對現實的批判精神，他主要批判的是：是非顛倒，蔽美稱惡的統治集團，主要不滿昏君和腐朽的貴族。屈原二次流放，卻他始終堅持自己的“美政”理想，雖屢遭打擊，卻毫不動搖。“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茍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他的“好修”招來了嫉妒與誹謗，但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司馬遷評價屈原:“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灌淖污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蝠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② 屈原有著非常濃厚的忠君思想和強烈的國家觀念,忠君愛國可以說是屈原思想的核心。被莊子所否定的忠臣賢士,正是屈原所肯定和歌頌的對象。屈原的忠君，是時代的階級的局限使然,而屈原的愛國，正是他所以光輝偉大之所。和莊子比起來,一者束縛于傳統倫理道德觀念之中,一者放

②選自《史記》，司馬遷

任于傳統倫理觀念之外。

而莊子則徹底懷疑，否定，批判了社會的一切政治狀況和俗理，道德規范。《齊物論》中有“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莊子認為如果能做到“齊物”，那么他便能達到“逍遙”的境界。而莊子解釋“齊物”，便用的“無為”。他試圖使用其特有的辛辣和冷峭的文字諷刺著社會上的黑暗面，同時宣傳“無為”，達到心靈不被外物所拖累的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狀態。意在號召人們拋棄了功名利祿，“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

五、浪漫主義的表現手法的異同

他們都慣用象征的表現手法。

莊子思想恣肆奔放，思辨性強，具有飄逸浩渺的浪漫主義特色，主張不拘泥于語言文字，借助比喻、夸張、想象、象征、暗示等方法，發揮接受者的主觀能動性去聯想、想象、領悟無限的“言外之意”。在莊子寓言里，鯤鵬展翅，絕云氣，負青天，水擊三千里”，其想象不可不謂大膽。夢中覺醒，不知己為蝴蝶或蝴蝶為己；蝸牛角上，“觸蠻二氏略地爭戰.伏尸百萬，逐北旬又五日而后返(《則日》)，其想象不可不謂怪異，可以說是風云開闔，神鬼變幻，令人嘆為觀止。想象的大膽、奇異，必然導致意境開闊、怪誕。莊子崇尚的是“無為而 不為”的自然之道，是客體內在的必然性，“它無所不在”，“在縷蟻”、“在瓦壁”。它使一切客體按一定的規律、目的自由運行，使“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③莊子要把握的就是這個合乎規律又合目的的自然之道。

屈原則采用豐富的神話素材，通過自由的幻想，構成奇特的情節、境界，這是屈原浪漫主義表現手法的一個重要特征。

六、在美的人格形態上的異同

崇尚人格美是屈原和莊子的浪漫主義創作所力傾的，他們都不與“小人”同流合污，保持性行高潔的人格。莊子崇尚自然率真、反對后天的人工雕飾。一部《莊子》，洋洋灑灑，無異于對不平時代的憤怒控訴。他之所以揚言要“上與造物者游，下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為友”乃是因為“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所使然。于是，他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詞”來表現他的審美價值取向、他的風骨和態度。

而屈原則接受了儒家“文質彬彬”的影響，強調“內美”與“修能”的統一。這一人格修養的方式引申到藝術美，可以說屈原的審美觀既強調天然本質之美，但更重視后天的人工雕飾之美，既強調內在的道德之美，又重視外在的形式之美，力求做到自然與人力，美與善的和諧統一。

最后，是兩人對后人的創作產生的深遠影響。莊子散文雄奇浩蕩灑脫，李白、蘇軾、辛棄疾等豪放派詩人，大多得力于莊子，從那

③選自《莊子〃知北游》

里吸取豐富的營養，才使他們在詩詞文賦方面取得偉大的藝術成就。莊子文字的汪洋恣肆，意象的雄渾飛越，想象的奇特豐富，情致的滋潤曠達，給人以超凡脫俗與崇高美妙的感受，在中國的文學史上獨樹一幟，可以說，《莊子》代表了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而后世對屈原所吸取的是借助神話游仙來隱，曲折地象征現實生活。作為一個偉大的詩人，屈原的出現，不僅標志著中國詩歌進入了一個由集體歌唱到個人獨創的新時代，而且他所開創的新詩體——楚辭，突破了《詩經》的表現形式，極大地豐富了詩歌的表現力，為中國古代的詩歌創作開辟了一片新天地。

莊子和屈原作為浪漫主義文學家，不僅是現實的叛逆者，而且都是理想主義者，都對理想有著強烈的追求。但他們所追求的理想卻又截然不同:屈原立足于忠君愛國，追求的理想是實現他的“美政”;莊子沒有國家觀念，他所追求的只是個人的自由。這種對個人自由的追求，正是人的個體意識的覺醒，有著更為深遠的意義。

參考文獻：

《莊子譯注》，孟慶祥，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1日版 《莊學研究》，崔大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史記〃屈平賈生列傳》，司馬遷，長沙岳麓出版社，1988年版 《楚辭選》，馬茂元，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

第五篇：莊子思想

莊子思想

一、追求絕對的思想自由

1.老子注目于本體論，深入認識天、人關系。這是對于世界與宇宙的宏觀考察。2.孔子注目于社會倫理，深入認識人、人關系。這是對于社會與歷史的宏觀考察。3.莊子則注目于認識論，深入認識人的精神領域。這是對于宇宙與社會兩方面的考察，其考察既宏觀又微觀，達到了認識論發展的極高水平。達到此點的關鍵在于追尋精神領域的絕對自由。

（1）真正的自由須“無待”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反。彼于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變），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莊子·逍遙游》）

（2）真正的思想自由必須“忘己”。

“不知周之夢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齊物論》）“忘吾有四枝（肢）形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達生》）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北游》）“相忘以生”（《大宗師》）

“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己。忘己之我，是之謂入于天。”（《天地》）這種忘我的狀態，莊子稱為“吾喪我”（《齊物論》）

（3）“齊物”方可“游刃”于“和諧”之境

體悟事物的對立統一性質，從不同的角度進行觀察變動不居的事物，“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是則知之。??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齊物論》）“小年大年”。“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逍遙游》）“庖丁解牛”：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養生主》）

二、莊子及其后學的仁義觀

1、《莊子》內、外篇的仁義觀：

《莊子》內篇多從逍遙、齊物的角度對于仁義進行比較客觀地分析, 如謂“大道不稱, 大辯不言, 大仁不仁”；又謂:“自我觀之, 仁義之端, 是非之涂, 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齊物論》)。

莊子推崇的“圣人”、“至人”、“真人”等,決不以仁義自詡,他們“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人間世》),仁義實在是不值一提的事情。如果“躬服仁義”,那就如同受了黥刑一樣而不得逍遙。莊子提倡“坐忘”,首先應當忘掉的就是“仁義”。反之,如果非要宣揚仁義,“強以仁義繩墨之術暴人之前”,那就是“災人”(《人間世》),即禍害于人。

《莊子》外篇諸篇對于仁義的抨擊和剖析, 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斷定“仁義”是對于人性的戕害,是對人心的迷亂。2）斷定“仁義”是造成社會**紛爭的根源。

3）以道家基本觀念對于“仁義”學說進行重新詮釋。

4）屬于外篇的《天地》《天道》《天運》等, 將仁義視為“道”和精神逍遙的工具, 即所謂“假道于仁, 托宿于義, 以游逍遙之虛”(《天運》)

三、莊子及其后學的“情性”觀

“情性”觀是莊子思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莊子認為“性”是一種與生俱來的自然存在。《莊子》內篇就有以“生”代“性”之例。而“情”則指人的喜好、厭惡之類的情感，是人主觀思維的結果。性是與生俱來的，所以人有生命就有性，而情是后天的產物，有生命者非必有情。莊子的“情性”觀的中心內容在于強調情性的悲苦。

在《莊子內篇》中，莊子認為人生實處于悲苦之中，謂人自從降生下來就處于不停頓的悲苦中等待死亡。如《齊物論》中：“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在《莊子·外篇》中，莊子后學發揮了莊子情性悲苦的基本觀念，并提出了“人生苦短”之說：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知北游》）

人在如白駒過隙般時間內等待者覆滅，所以“人類悲之”。

四、莊子后學的“無為”理論

《盜跖》篇的作者在此基礎上,更深入一步闡明了對于“無為”觀念的獨到認識,此即本篇所謂的:“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

“無成而義”(不要刻意地追求“義”)、“無赴而富”(不要奔求財富)、“無殉而成”(不要舍生忘死地追求成功的名聲)等,都是刻意追求。而刻意就是“轉(專)”,如果刻意追求“義”、“富”、“成”等目標,那就會失卻人應當具有的順從自然的準則(“將失而所為”),就會拋棄人的天然本性(“將棄而天”)。

《盜跖》篇謂:“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余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從上下文意看,此段應當是繼前句而對于“知(智)者之為”的再說明。智者應當通過自我滿足和“無以為”而達到“不爭”“、不求”的境界。

不要刻意追求，而一切行動隨順自然,這便是《盜跖》篇作者對于無為觀念的基本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