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儒家與法家法律思想之異同（推薦）

儒家與法家法律思想之異同

不同的歷史時期，人們對法律的理解各有不同。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刑法思想中內容最豐富的部分。這兩個學派的刑法思想奠定了中國傳統刑法思想的基礎，也成為中國傳統法律制度發展的指導思想。

從夏商時代的神權法思想到孫中山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法律思想，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法律也在不斷確立自己在社會生活中的主流地位。

春秋以后，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開始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他所主張的賢人治國、德禮為主、刑罰為輔的治國原則作為一種樸素的法律精神在當時獲得了可靠的市場支持。

隨后，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以及以韓非子為代表的法家在各自的學派中也詳盡闡述了他們對于法律的理解和認識，為后來法律在中國的發展成熟奠定了堅實基礎。孔子、老子、韓非子等人不僅是偉大的思想家，也可以認為是我國最早的法律工作者。

由于所處的社會階級不同，儒、道、法三家的法律思想也明顯帶有各自階級的色彩。儒家追求禮治，法家則堅定的信奉法治。

儒家的禮治繼承了西周以來的禮法傳統，強調家國一體、孝悌為本的宗法觀念。家族倫理、親親尊尊、明德慎罰、中庸之道成了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和最高價值標準。孔子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獻給了魯國及春秋各國的教育事業，其所提倡的以仁為本的主體思想至今仍在深刻影響著中國人的道德行為規范。

跟儒家明顯帶有官方性質的傳道、授業、解惑相比，作為史上最著名的隱士，老子的思想則更容易獲得來自民間的支持與認同。在許多自然與社會現象無法得到足夠的科學支持的背景下，老子的客觀唯心主義思想開始在當時的社會中大行其道。老子認為“道”高于仁義禮法等一切規范，仁義禮法等社會人事的有為都不如“道”的無為，只有“道”才是人類社會的最高原則與最終歸宿。

對于儒家思想，尤其是道德觀，道家批判起來絕不留情面。李耳、莊周等道派代表人物在一種自我營造的烏托邦的氛圍中，懷疑一切、否定一切，為后人留下了道法自然、無為而治的法律虛無主義的光輝思想。

春秋之后，土地私有制勢不可擋，生產方式發生了翻天復地的變化，原有的社會關系開始逐漸被新的秩序所代替。儒家與道家所樹立起來的法律規范已經不能適應和滿足新興地主階級的需要，在這樣一個時代更迭的歷史時刻，法家出現了。他們堅定地團結在以君主專制為核心的封建新興地主階級周圍，重新定義法的概念、性質、起源以及作用。推行“以法治國”的全新理念，徹底摒棄了儒家“賢人治國”方針政策。

以韓非子為代表的法家學派認為，法是以刑罰為主要手段，依人們的等級名分而確定不同的權利和義務，由國家制定公布與執行，所有人都必須遵守的成文的行為規范。法家強調以國家暴力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必須樹立法律的絕對權威，對儒家的道德教化以及道家的無為而治不屑一顧，極力主張法律的強制手段才是統治階級江山永固的唯一法寶。

當然，作為封建專制社會，儒、道、法三家的法律思想的根本都是試圖最大限度地維護既定的社會等級制度。

儒家治國的最高目標是要達到以宗法等級為核心的禮治局面，道家治國的最高目標是要通過無所為無所不為的理想主義方式實現江湖一統、秩序永存，而法家治國的最高目標則是要建立以郡主專制為核心的國家最高暴力機關，以達到法治的局面。

現在看來，法家的法治主張更符合戰國時期的時代要求，法律思想也基本概括了法的內部屬性，初步完成了從神治到人治到法治的過渡，法家的法律思想已經依稀讓我們看到了現代法律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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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企業管理與道家儒家法家思想

企業管理與道家儒家法家思想

道家思想：清凈無為，遵行客觀規律。

儒家思想：“人之初，性本善”，注重教育啟發，主張和諧。

法家思想：“人之初，性本惡”，執行文化，一切按規章制度辦事。

企業管理從層次來看主要分三層，通常都叫高層、中層、基層，不同的位置要有不同的心態和性格，好的團隊應該是什么樣的性格呢？

高層管理人員是企業經營管理的核心決策層，是把握企業前進方向的舵手。應該具備道家清凈無為的性格，無為不是碌碌無為，而是有所為，有所不為，遵行事物發展的客觀。要有戰略的眼光去思考問題，去思考為與不為的界限，比如法律、成本、規劃。一般而言，那些不為的是無害的，但機會成本絕不能忽視。如果不為是因為弱點導致表現不佳，就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變、提高，如找一個互補的合作伙伴，甚至變換一個職位。

中層管理人員是連接企業高層管理人員和基層管理人員及一般員工的紐帶，是貫徹企業經營戰略的關鍵。中層管理人員應該主張儒家思想，即中庸和諧，溝通上級、下級，也要平級溝通，企業的和諧主要是依靠中層干部來實現的。中層管理人員要能理解企業高層的決策，還要依靠技術技能給予下級專業技術上的指導。儒家思想的主張逐漸成為技能要求，流行的“木桶理論”剛好可以用來尋找中層管理人員在管理技能中的不足，通過培訓可全面提高企業的管理水平和整體績效。

基層管理人員和一般員工是企業組成的重要基礎。他們的工作熱情和工作態度往往也決定了他們的工作業績。法學思想主張一切按規章制度辦事，強調執行力，正是日常工作順利開展的保證。基層每一個員工都應該做好本職工作，在本職崗位上爭創一流，任何崗位上的一流員工對于企業而言都有最寶貴的財富。

易經告訴我們要講究平衡，企業的經營管理同樣是一個平衡的過程，公司與員工、員工與員工、公司與客戶、部門與部門之間的利益等，在一個團隊里，管理者既需要魄力和權力，更需要胸懷和寬容，人與人之間需要個性互補，能力互補，知識互補。在企業不同的管理層具備不同的個性思想，交溶互補，這就是夢幻團隊。

第三篇：儒家法律思想評析

儒家法律思想評析

發表時間：2006-12-3 9:48:00 閱讀數次： 14

有學者論及：秦始皇依靠武力自西向東統一了中國，而孔子則依靠思想自東向西統一了中國。事實上，孔子（儒家）的思想并非僅僅如此，而且統領了中國的整個封建社會，其博大精深，融會了政治、道德、經濟、藝術、法律等諸多方面。無庸質疑其倫理道德思想深刻影響了中國的社會進程，但孔子對法之精神的揭示也奠定了中國古代法律發展的基礎，為其發展提供了總的指導原則。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今天，筆者認為，有必要對其進行探討，以為中國的法治現代化提供鏡鑒。

一、孔子法律思想的物質基礎及理論基點

法學作為一門社會學科，同藝術宗教法律一樣，總是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其最高理想是能夠“克己復禮”，復禮，即復周禮，其理想社會的模板也是周代社會的克隆，其思想基礎與周代的治世之道有直接的繼承性。

史料記載，周代的中國，特定的地理條件使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側重于渭河平原一帶，依次向東是廣闊的平原；良好的自然氣候條件為農業的發展提供了天時地利；秋收春種使得人民衣食無憂。隨著社會分工的發展，各行業進而產生，與其他東方古國一樣階級產生以后，以維持定居和穩固統治的上層建筑隨之產生；再者，中國奴隸社會的漫長發展和階級社會的政治早熟現象，由父系氏族社會直接進入了奴隸社會，家天下的局面成為中國階級社會的雛形，由家及國，家法推而廣之成為國法，形成“大宗”和“小宗”來維系社會以形成“尊尊”、“親親”、王祭天、侯祭川的局面，血緣成了社會關系的鎖鏈，“家平則國治”，德教則為優益之法，由此形成的“明德慎刑”、“敬德保民”的治國之道。

西周后期，王室衰微，諸侯爭霸，熄戰、和平、穩定成為時代之需，孔子適應新興地主階級的要求，又欲恢復舊的穩定秩序，提出其經世之法，而且付諸行動，“知其不可而為之”。

孔孟之道形成后，“人之初，性本善”成為其理論根基，孟子歸“羞惡知心，惻隱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于“性本善”，為理論體系找到了基點，而孔子并非如此，“性本善”的跡象并不明顯，“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于此之理解，程樹德在《論語集釋》中解釋到“性也，人所稟以生也，習者，謂生后有百儀常所行習之事也，人俱稟天地之氣以生，雖復厚薄有殊，而同是稟氣，故曰相近也，及至識，若值善友，則相效為善，若逢惡友，則相效為惡，善惡既殊，故曰相遠也”。康有為《論語注》中“孔子則不言善，單言遠近”。如此大

抵乃孔子之思想的基礎。由于人“性相近，習相遠”，因而人性可塑。一方面強調友對個人的影響，“三人行，必有我師，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樂道之善，樂多賢友，益矣”；另一方面“自省”，“自訟”，“自責”，“擇善而從”以達到“求仁得仁”，自識以后，內外互動，形成仁，從而達到摒“四惡”，達“五美”，但內心自省置于首位，由此形成了儒家思想的內向性格。從這種意義上說，由此形成的“人性可塑”為道德教化提供了可能性，再者由于當時社會傳統形成以久的宗法觀念為其提供了可行性，為其法律思想提供了理論基礎。

二、孔子的法律思想評析

一、宗法

宗法作為一種曾經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控制方式在維護政權穩定方面確實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所謂`宗法`即以血緣為紐帶，調整家庭內部關系，維護家長、族長、的統治地位和世襲特權的行為規范”（《中國法律思想史》），在家庭內部，例有家法，由家及國，家法亦國法，從而產生“小宗”、“大宗”之分，和“尊尊君為首”、“親親父為首”的宗法原則，大宗以小宗為基礎，小宗則以孝為中心。在宗法的層面之下的起作用的是一種畸形的權利義務機制，或是說是權力義務機制，臣從君，子從父，幼從長，女從男，否則不義，如此可教，教之不改，則消滅之，如孔子言：“先教后殺”。進一步說由這種森嚴的等級造就了其純粹的義務本位而淹沒了權利和個性，換言之，人的

及其權利的概念并不存在，人的價值的存在直接取決于其社會地位及與之相關的道德義務的履行，因而，自由、民主、平等、權利、獨立、個性也就無從談起，帶來的只能是強制、專制、特權、義務、服從、集中和封閉。由此鑄就了宗法基本的基本導向---秩序和安全。

二、德主刑輔

“德主刑輔”四個字體現了孔子對法律建設的關注，也體現了其法治思想的精髓。道德與法律同是作為社會的調控機制有諸多異處：如非強制性與強制性，內在性與外在性，非對抗性與對抗性，但二者在作為調整社會關系的規范方面亦有諸多相通之處，而且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而德主刑輔原則正是側重于此，通過德主刑輔達到德治。“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里仁》），“聽訟，吾猶人也，必使起無訟乎”（《顏淵》），“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顏淵》），“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子路》）。以德去刑，以仁去刑，而非以暴治暴，以刑止刑，其所

側重是違法與犯罪之防范，以道德教化來進行防范，本身就是法律向道德的轉化，由刑輔德，為德治提供了硬性保障，這一思想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不僅體現法律與道德之地位比較，更重要的是促成一種法律文化的形成，一種法律社會化的底蘊。“化之”乃最高境界。階級社會里道德的功能與效力與法律相比，在許多情況下，是相形見絀的。但在一個和平穩定的社會里，法律的道德化也許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法制觀念的民眾融合，法律意識的社會滲透，法社會文化的形成與積淀，無疑是社會長治久安的促進因素。但穩定不意味著封閉，而是充滿活力的開放，保持個性又兼容并包，滋生于其中的法社會文化亦是如此。

三、“禮”法的角色定位

法作為調整社會關系的一種方式，社會關系之發展與復雜程度，對法律的發展和完善起著支配性的作用，尤其是經濟關系的豐富，或是說市民社會的充分發展。而如前所述的農業生產的近乎單一化，以及由此形成的以家庭為主要單位的生產單元，家庭家族的束縛，大大限制了社會經濟關系的多元化和復雜程度，市民社會的畸形發展，使法的調整對象發生了逆轉，側重點轉向人與人之間的基本倫理規則，如君臣，夫婦、父子、兄弟、師徒等，自然其中的聯系紐帶就是等級分化，這種等級下的關系規則，“禮”代替了法，例如父子關系中的孝與教，而非贍養與撫養，形成了法律形式上的匱乏，人是家庭家族之人，而非社會之人，人之社會化的道路還相當漫長，人處在必然王國的最底層，法解放人的道路遙遙不可期，法在哭泣。

由此個人在這種模式下的角色定位必然歸于義務的主體，權力的附隨，主體的依賴，而且這種定位具有極強的確定性和領域的不可跨越性。表面而言，這種秩序是和諧與穩定的，但這種和諧與穩定是與強制、暴力、鮮血和淚水交織在一起的。

在法律關系中人應是法律關系的當然主體，而在這種體制下，個人的主體地位很大程度地被剝奪了，處于消極被動的地位。在法治化的過程中，身份獨立和財產獨立是個人成為法律關系主體的前提條件，身份獨立為其意志獨立并且獲得行為能力提供了前提條件，而財產獨立則為其具備行為能力提供了保障。在苛刻的奴隸制生產關系還未完全解體、并沒有受到自由化沖擊的封建制生產關系還不完善的情況下，這種條件不可能具備。這種條件下產生的任何法律思想都不可能具有現代意義。因而，孔子在其法律思想中不可能對個人的法律地位予以確定。

但是，在“禮”中，他對人進行了另一個層次的定位，即“愛人”，人既是

“愛”的施動者，又是“愛”的受動者，即對個人的尊重、重視及關注，相對于奴隸制下的奴隸而言，堪稱是人作為社會主體的一次解放和歷史的進步，但欲達到“自由人”，其路亦修遠，于此而言，正是具有社會屬性的人發展的必然要求。

4、寬猛相濟

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子路》），這一思想乃其“仁”之思想的體現，但欲達到“中”，他提出了具體的方法和途徑，就是“寬猛相濟”。《左傳.昭公二十年》載：“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而在《禮記.雜記》中：“子曰：張而不馳，文武弗能也，馳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亦反映了孔子之如此思想。如果說“德主刑輔”作為其法律思想的主導思想原則，而“寬猛相濟”則是其法律思想的具體指導方針。“擇其二端二用，”也是孔子政法思想的中庸之道。如此之思想，我們不難看出，是從治民思想出發或是說從執政者角度而言的兩手策略，同時為立法、司法、執法提供了總的指導方針，堪稱人治下的法治辯證觀，因而，其法律思想的價值趨向呈現公法的張揚和私法的謙抑。

至于德主刑輔與寬猛相濟之關系，前已提及，也就是說，二者并不屬于同一層面，前者更側重于法律規范的宏觀方面，而后者更側重于中觀層面。德主刑輔，從整個社會發展角度出發，以刑去惡，達到德治，從而實現“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皆有所養”之大同世界，在社會整體層次而言，達到穩定和諧與發展的目的。寬猛相濟則從中觀層面對法律規范作了闡釋，其更側重于法的運用和實證，從法的技術性角度予以論證，而并未涉及到與具體利益相關的微觀層面，后者的工作則由宗法和禮中的法律規范來實現。因而孔子 的法學思想不論從其形式是從其內容而言，都具有完整的體系。而此體系的特色就是“仁”指導下的法律哲學觀。

5、“仁”在孔子法律思想中的地位及其歷史繼承性

“仁”作為孔子的政法思想精要，在其法律思想中乃是統帥，“吾道一以貫之”。就其體系而言，“忠孝，知勇恭寬信敏惠，溫良儉讓剛毅木訥”無不滲透著仁的氣息，但由于其組合又使仁的氣息消逝了，綜而論之，其法律思想是主要是基于對國家或社會，家族或宗族的興衰的關注，而過分壓抑了個人的自由和個性的解放及個人價值的實現，從而在其思想中體現強烈的國本位和家本位思想，而也是這一點一直支配著中國歷史的發展。但近代以降，西學東漸，其法律思想也隨之而

入，出現了中西思想之碰撞，西方之平等、自由、民主、私權神圣等觀念傳入，使中國傳統的法律思想受到沖擊。特別是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三者相互析取、吸收和融合，隨著歷史的發展而展開，其必然趨勢是集體本位與個人本位的二元結合，新的法治文化必然是伴隨著對家庭、國家、社會乃至整個人類的終極關懷和個體的自由、充分、全面發展即人的解放而形成。

三、孔子的法律思想沉淀

以孔子法律思想為基礎，經由孟子、荀子及其后塵之人不斷對其豐富、發展和擴充，及與道、法之結合，在中國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其獨特的影響和效果。由于宗法的觀念，森嚴的等級劃分，苛酷的刑罰制度逐步使法在社會心理上形成兩大階層，處于統治階級的統治者，將法作為維護統治、維護特權、實現私利的工具，而被統治者則畏懼至極，視法為猛虎，唯刑為是,只重義務而不重權利，從而形成了社會心理的失衡。由于上述心理的失衡而導致的法外之法、特權之法，形成法執行之例外，作為其原因同樣也作為其表象的就是法運行的附依性，即在法的運行過程中其不具有獨立性，而是附依于政治的運行變化而運行，整個法的發展從未超出政治的發展，權利的行使從未超出權力的行使。另一方面，對法之效果的期望趨向于中庸和平，在重實體的同時，在糾紛解決過程中更多地傾向于調解以平息訟爭，由此形成了法之價值更多側重于安全和平。概而言之，大致如下：失衡之法心理，例外之法行為，附依之法運行，中庸和平之法期望，調解息訟之法要求，安全秩序之法價值。統而言之，即人治之下的法倫理。

法治化道路是中國人民的必然選擇。孔子法律思想給我們的法治化提供了思考的道路。中國的法治化道路將是一個自覺的過程，而不是一個自發的過程。中國的法治化道路是和平的環境里在黨的領導下以新代舊的過程，這個過程貫穿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方向問題，從制度層面、文化層面破舊立新、建立起新的法治文化底蘊；另一方面是方法問題，吸取世界他國法治文化精華，結合民族文化精華，探索和建立獨特的中華民族法治文化。

第四篇：法家的法律思想

秦王朝的法律思想,主要是繼承秦國時期法律思想的傳統,即其基礎主要是自商鞅變法后法家思想在秦國的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而形成的具有秦國特色的法律思想,其直接思想模式源自韓非的“法治”理論。

法家的法律思想研究

徐祥民

【摘要】： 一，法家沒有久遠的譜系，法家的法律思想也難以在戰國前找到其理論的前身。這種在戰國時 期盛極一時的思想體系不是春秋或春秋以前已經存在的某種學說的發展的結果，而是伴隨 著中國法的成文化，在制定法律、使用法律的摸索中，在對成文法及其應用的討論中產生 的。戰國前的中國法制沒有進入成文法時代。不僅“禹刑”、“湯刑”、“九刑”不能證明夏、商、西周的法已經成文化，《呂刑》不是周代成文法，而且鄭國“鑄刑書”、晉國“鑄刑鼎” 也沒有從根本上把周天下的法制從非成文法改變為成文法。春秋時期的私有化運動，春秋 戰國時期社會結構、政治結構等的變化，推動中國法走向成文化。法家的法律思想是在戰 國時期各國紛紛制定、實施成文法的實踐中與成文法一起走來的。二，儒家、法家等稱號是漢代人在總結先秦學術時加給其前人的“謚號”，并非先秦時期本來就 形成了界限分明的“百家”。按照司馬談等人設定的法家標準，結合今人對法家的認識，可 以在春秋時期找到若干法家先驅。除管仲、子產之外，范宣子、鄧析、趙鞅、越王勾踐等 都各有與法家法律思想接近的政治或法制實踐，或者發表過與法家類似的言論。法家學派的發展分為三個時期：

（一）前期是法家法律思想的形成時期。這個時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和吳起。他們的 主要貢獻是推動法律在政治實踐中的應用。

（二）中期是法家法律思想的成熟時期。這個時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商鞅、慎到和申不害。他們不僅創立了系統法家學說，而且把這些學說用來指導當時的法制建設。

（三）后期是法家法律思想的綜合期和變異期。這個時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韓非子和李斯。韓非子總結了前期和中期法家的法律思想，對完善法家理論，充實法家法律思想的 內容做出了貢獻，但也有過分迷信“術”以至于降低法治的理論價值的過誤。李斯 對法家法律思想在秦的法制建設中的應用起了很大作用，但對秦王朝立法、用法實 踐中的致命失誤也有其不可推卸的責任。秦王朝建立后用國家權力樹立法家之學的統治地位，用法家思想去統一社會輿論，使法家 之學喪失了學術自身應有的生命力。漢興之初，痛斥秦朝嚴刑峻罰之聲不絕，但法家之學仍然是漢朝初年的基本統治思想。黃 老之學是在漢惠帝即位以后才取代了法家之學的地位。三，法家對法的起源，法的規范性、公共性、強制性、公開性等特征，對法的效用等法的基本 問題，有比較明確的認識。這些認識不僅指導了當時的法制建設，而且影響了后來的整個 中國法制的歷史。在后來兩千年的古代中國歷史中，人們對法的基本理解即來自法家。法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內容是法治思想，也就是以法治國的思想。為了克服商、周以來形成 的傳統以及儒、墨顯學對法治的障礙，法家對法治的合理性做了比較充分的論證，他們的 變法論、性惡論、用眾論、中君論都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在當時實行法治的合理。法家的基本法治理論主要包括：

（一）法治目的論。法家主張實行法治的主要目的是“王天下”。

（二）明法論。法家不僅要求法律公開，而且希望“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他們要求人人必 知法律是為了讓百姓“自治”，即主動地趨法定獎賞之利，避法定刑罰之害。

（三）重刑論。法家主張用重刑嚴懲罪犯，以求止罪，也就是“以刑去刑”。

（四）行法論。法家主張信賞必罰，且要求賞不僧、刑不濫。四，在漢武帝以后的儒學獨霸的時代，潔家潔律思想的影晌還在。其影晌方式主要有三。一是 某些思想觀點已被社會廣泛接受，構成了中國民眾的一般法律意識的組成部分。二是在諸 如三國時期這樣的分裂戰亂時期，特殊的政治需要使法家之學得以部分復興。三是窩于法 律制度之中，通過法律制度對社會產生影響。在儒學獨霸的時代，人們也常常使用一些創自法家的思想觀點，如法度適時更革、重刑止 奸等。五，秦之強盛得益于潔家思想的指導，但不能因此便簡單地把秦朝的短命而亡歸結為法家的錯 誤。商勒、韓非思想有異，其對實踐產生的影響也不一樣。前者促使秦盛，后者加速秦亡。韓非子不與臣“共”的獨斷使秦國家失去臣的支持：他的“術”論導致對潔治的破壞和君 王對權力的濫用；他對君臣矛盾的過分的渲染引導國家偏離了增強國力的航道，導致了民 窮財盡。商敦的法律思想有興秦之功，也有理論不完務的缺失。主要是：

（一）功利主義的法律工具論難以避免對法律的鉻誤使用；

（二）強國弱民的制民論有走向君王與臣民對立的可能性；

（三）只見人不見社會的人性論無法培植政權的道德基礎：

（四）以奸止為度的重刑論種下了走向極端重刑的基因，從而可能成為激化社會矛盾的導 火索。六，法家的法治是一種治國方略，其與亞里士多德的法治具有相同的意義。以往的研究者不原 【關鍵詞】：

【學位授予單位】：中國政法大學 【學位級別】：博士 【學位授予年份】：2001 【分類號】：D909.2 【DOI】：CNKI:CDMD:1.2001.012597 【目錄】：

? ? ? ? ? ? ? ? ? ? 前言13-20 第一章 法的成文化與法家法律思想的產生20-47 第一節 戰國前的中國法制沒有進入成文法時代20-33

一、“禹刑”、“湯刑”、“九刑”不能證明夏、商、西周的法已經成文化21-23

二、《呂刑》不是周代成文法23-25

三、眾多法律形式的存在使成文法無立足之地25-30

四、戰國前條文化的規范尚未取得反復適用的強行性效力30-32

五、鄭鑄刑書、晉鑄刑鼎不能根本改變周天下的法制狀況32-33 第二節 社會變革推動法的成文化33-44

一、春秋時期的私有化運動33-3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社會結構的變化38-40

三、政治結構的變化40-44 第三節 法家法律思想與成文法一起走來44-47

一、戰國時期各國法的成文化44-45

二、法家法律思想是關于成文法的認識成果45-47 第二章 法家學派47-75 第一節 法家學派的由來47-52

一、戰國時期無“法家”之名47-49

二、法家學派出自于漢代的學術總結49-50

三、對法家的界定50-52 第二節 法家先驅52-62

一、管仲53-56

二、子產56-58

三、范宣子58-60

四、鄧析60-61

五、趙鞅61-62

六、越王勾踐62 第三節 法家學派的產生發展及其主要代表人物62-75

一、前期法家63-65

二、中期法家65-71

三、后期法家71-75 第三章 法家對法律的基本認識75-85 第一節 對法律起源的認識75-79

一、人類社會早期沒有法律75-76

二、法律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76-77

三、法律產生的基本原因是物質財富77-79 第二節 對法律特征的認識79-82

一、規范性79-80

二、公共性80-81

三、強制性81-82

四、公開性82 第三節 對法律效用的認識82-85

一、定分止爭83

二、禁奸止邪83

三、生力生強83-84

四、制臣服虎84-85 第四章 法家對法治合理性的論證85-94 第一節 法家鼓吹法治的文化環境85-8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商周以來形成的傳統是推行法治的障礙85-86

二、儒墨顯學各有治國之術86 第二節 法家實行法治的理論86-94

一、變法論86-88

二、性惡論88-90

三、用眾論90-92

四、中君論92-94 第五章 法家的基本法治理論94-107 第一節 法治目的論94-97

一、“工具”的一般效能94-95

二、商鞅的“治——富——強——王”方略95-97 第二節 明法論97-98

一、立法明白易知97

二、“治國貴不斷”97-98 第三節 重刑論98-103

一、以刑去刑98-100

二、刑重而必100-102

三、行刑重其輕者102-103

四、刑用于將過103 第四節 行法論103-107

一、信賞必罰103-105

二、賞不僭，刑不濫105-107 第六章 韓非子對法家法律思想的發展107-119 第一節 對法家理論的完善107-115

一、賞譽同軌，非誅俱行108-111

二、保持法的穩定、劃一111-112

三、明主治吏不治民112-115 第二節 對儒、道等家觀點的吸收和運用115-119

一、對道家觀點的運用115-116

二、儒術步入法治理論殿堂116-119 第七章 齊法家法律思想的特點119-127 第一節 齊法家形成發展的文化環境119-121

一、齊文化傳統對齊法家的影響120-121

二、稷下學風對齊法家的影響121 第二節 齊法家法律思想的特點121-127

一、“以民為本”，“令順民心”121-122

二、君執本，相執要，大夫執法122-124

三、禮義廉恥，國之四維124-12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倉廩實而囹圄虛125-127 第八章 秦王朝的建立與法家學說的命運127-134 第一節 統一王朝的建立對法家學說的挑戰127-130

一、商鞅慮所未及的問題127-128

二、呂不韋為統一所做的理論準備128-130 第二節 法家學說發展的終結130-134

一、秦王朝對法家學說的毫無保留的選擇130

二、政府造學術則無學術130-132

三、腐敗的權力與腐敗的學術132-134 第九章 法家思想對漢初統治集團的影響134-141 第一節 漢朝初年的統治思想不是黃老之學134-136

一、“約法三章”與黃老思想無關134

二、蕭何不信黃老之學134-135

三、劉邦及其諸大臣不得“無為”135-136 第二節 漢初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是法家思想136-139

一、劉邦對“水德”情有獨衷137

二、漢承秦制的法制建設實踐137-139 第三節 黃老“無為”“因”于漢高君臣的“有為”139-141

一、黃老之學的精髓是“因”139

二、劉邦君臣的“有為”為黃老之學立所“因”139-141 第十章 法家法律思想在儒術獨尊時代的影響141-147 第一節 漢后法家學說的存在方式141-145

一、法家的思想觀點被社會廣泛接受141-143

二、法家之學在特定時期得以“復興”143-144

三、法家的法律思想融進法律制度之中144-145 第二節 儒術獨尊時代常見的法家法律觀點145-147

一、法度適時更革論145

二、重刑止奸論145-147 第十一章 秦朝滅亡與法家學說的關系147-162 第一節 “集大成”的韓非子之學是亡秦禍首148-154

一、“獨斷”不“共”與天下之士“箝口而不言”148-150

二、術與濫罰150-152

三、罕言生力與大興土木152-154 第二節 商鞅法治理論的缺失154-162

一、功利主義的法律工具論154-156

二、強國弱民的制民論156-158

三、只見人不見社會的人性論158-160

四、以奸止為度的重刑論160-162 ? ? ? ? ? ? ? ? ? ? ? ? ? ? ? ? 第十二章 法家的法治與亞里士多德的法治162-180 第一節 亞里士多德的法治觀162-167

一、亞里士多德法治的構成性要件162-166

二、“良法”對法治的意義166-167 第二節 法家法治的基本含義167-169

一、施治以法為據，不法外斷事167-168

二、政事決于法不決于智168

三、行法不從私168-169 第三節 “西方法治論”者的觀點不能成立169-174

一、法家也追求法的完善169-171

二、中、希法治理論都不以民主為基礎171-173

三、法家的法治要求君王守法173-174 第四節 中、希法治觀及其存在條件的區別174-180

一、中、希法治觀產生的不同條件174-177

二、中、希法治觀的區別177-180 結論180-183

第五篇：法家的法律思想

法家的法律思想

內容摘要：法家主張依法治國，最為重視法律的作用。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后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后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同時其對法律的論述已涉及法律本質起源及作用等方面，其論述之深刻，仍值得我們學習借鑒。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極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強調用重刑來治理國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對輕罪實行重罰，迷信法律的作用，這對后世產生了消極影響。

關鍵詞：法律觀 重刑

法術勢

影響

正文 一 法家的法律觀

（一）法的本質

法家對法律本質有獨到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以下幾點：

（1）法是民眾的行為準則。法家在解釋“法律”時總是將它與民、天下、百姓聯系在一起。慎到指出“法”是“齊天下之動”，即規范和統一天下民眾的一種制度。“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至也。”①商鞅認為法令是治理民眾的準則。管子認為，“法者，天下之儀也”。②法要規范民眾的外部行為。

（2）法是由國家制定和公布的成文命令。商鞅說：“法者，國之權衡也”。法度是人主為了治理天下而設置的，韓非子明確指出：“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③強調法是一種成文制度，由君主設定，國家機關掌握，同時必須公布于百姓。

（3）法是關于賞罰的規定。在法家的著作中，法與刑賞緊密相連，不可分割，他們將法稱之為賞誅之法和賞罰之法。在兩者中，法家偏重于罰，認為賞依附于刑，是刑罰的輔助，因此法家又將刑罰作為法的中心內容，認為法是刑罰的系統化、固定化。

（4）法具有強制力和制裁力。法的表現不是引導式的教育，而是懲罰性的禁令，這是法家理論的一個顯著特點。他們經常將“法”與“令”結合使用。法與令都具有禁止性，從消極的方面進行強制，而儒家則偏重于“禮”，從正面進行引導。法令的強制性在法家理論中表現為強制的制裁，這種制裁不是良心或道德的譴責，而是殘酷的刑罰和赤裸裸的暴力。

(5)法律要公正、客觀。他們認為法律應該像量長短的尺寸等度量衡一樣，作為人們的準則，并且對任何人一樣客觀公正。在春秋戰國時代，宗法等級制度依然占有重要地位，再加上儒家的引導，禮治依舊是主要社會控制手段。而法家從“道”的角度出發，認為“道”對世間萬物是平等的，因此法律應順從道德要求。

（二）法的作用

第一個作用就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的所有權。其中法家的慎到就做了很淺顯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積兔于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 ①② 《慎子·佚文》

《管子·禁藏》 ③ 《韓非子·難三》

爭也。”意思是說，一個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對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卻看也不看。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權已經確定，不能再爭奪了，否則就是違背法律，要受到制裁。可見法律的作用是以定分的方式來保護財產所有權，制止紛爭。

第二個作用是“興功懼暴”，即鼓勵人們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興功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富國強兵，取得兼并戰爭的勝利。禁暴是指以法律為手段鎮壓民眾的反抗。

“君尊主尊，獨制四海”。即法能保證君主的至尊地位與專制權力，韓非子進一步發展了商鞅的“權制獨斷于君則威”④的思想。明確指出法能保證君主的專制，防止臣民反抗。

（三）法的起源 法家認為，法不是從來就有的，它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必然會出現的一種現象。在人類社會初期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靠自然生成的習俗保持社會的秩序。正如恩格斯所著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里描述的：“這種十分單純質樸的氏族制度是一種多么美妙的制度啊！沒有軍隊、憲兵和警察，沒有貴族、國王、總督、地方官和法官，沒有監獄，沒有訴訟，而一切都是有條有理的。一切爭端和糾紛，都由當事人的全體即氏族或者部落來解決，或者由各個氏族相互解決；血族復仇僅僅當作一種極端的、很少應用的手段……雖然當時的公共事務比今日更多，--家庭經濟都是由若干個家庭按照共產制共同經營的，土地乃是全部落的財產，僅有小小的園圃歸家庭經濟暫時使用，--可是，絲毫沒有今日這樣臃腫復雜的管理機構，一切問題都由當事人自己解決，在大多數情況下，歷來的習俗就把一切都調整好了。”即然這樣，法律又是在何時出現的呢？按照歷史進化論的觀點，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認識到法出自“下世”，生產力的發展引起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變化，生產生活資料占有的不平衡性也必然導致社會不平等現象，占有生產生活資料的少部分人就會想方設法保護自己的財富，法律就來到了人間。

二法家的重刑主義

法家重刑思想是法家法治思想中最具特色的思想，其理論價值彰顯了法家思想家們思想爭鳴的本意：長久的保持君主專制統治，實現富國強兵。法家的重刑思想源于春秋時期子產“寬猛并用，以猛為主”的思想。以重刑打擊守舊勢力鎮壓人民的反抗，維護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是法家經常推行的政策。法家人物當中，商鞅和韓非在其各自著作中都不吝其辭、極力贊美重刑主義，并提出系統的重刑主義理論。

法家的重刑主義是以“好利惡害”的人性論為基礎的。商鞅既是第一個系統提出人性“好利惡害”觀點的人，又是最早提出“禁奸止過，莫若重刑”重刑論的思想家。韓非繼承商鞅的“重刑論”和“好利惡害”的人性論，系統分析了使用重刑的必要性。韓非《韓非子·六反》解釋說：所謂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上 ④ 《商君術·修權》

之所加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重與輕不只是以刑罰的外部形式為標準，而是以能否止奸為標準。足以使臣民畏其罪而不敢犯的刑就是重刑，不足以使臣民懼怕，民知其刑仍舊犯法謀私的刑就是輕刑。

法家使用重刑的基本的思路是:“以刑去刑”。法家重刑論的重要內容之一是確保讓犯罪人必然遭受重刑。這也就是商鞅在《商君書·賞刑》所要求的“刑重而必得”，韓非在《韓非子·奸劫軾臣》所說的“誅重而必”。為什么一定要“必”得、“必”誅呢?因為是否必罰是刑罰能否發揮禁奸止過作用的重要條件，是使臣民選擇不犯罪道路的重要條件。韓非認為，“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犯罪而不'必得'，就會出現像《商君書·算地》“小人辟淫而不苦刑”，從而助長小人的“僥幸”心理。既然犯罪不一定受罰，卻一定得利，按照權衡利弊的邏輯，人們自然會為得利而去犯罪。誠如《韓非子·八說》中：“有奸者必知，知者必誅”，人們權衡的結果才是為犯罪害大于利，才會做出不犯罪的選擇，重刑才能真正發揮禁奸止過的作用法家使用重刑的方法是“告奸連作”。告奸連坐。告奸連坐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賞告奸，另一方面是連其罪。商鞅在《商君書·開塞》中提出:“賞施于告奸則細過不夫”，他主張賞告奸，用投之以利的方法誘使百姓告發違法犯罪的行為。他把這種方法稱作“以奸民治良民”。“合而復者”為“善”民，“別而窺者”為“奸”民。用獎賞鼓勵人們相互監伺，調動國家機器之外的百姓舉告他人的奸惡，就能使國家更及時、更無遺漏地發現犯罪者。所以，他在《商君書·開塞》篇里自信“任奸則罪誅”，《商君書·說民》“以奸民治，必治至強”。商鞅不僅在理論上認為賞告奸是可行的，而且實際地采用了這種辦法。韓非說商鞅在秦行“賞告奸”之法，《史記·商君列傳》對商鞅的變法之令有“告奸者與斬秘首同賞”的記述。賞是誘使人們告奸，但賞不能使所有的人對所有的犯罪都去告發。商鞅在主張賞告奸的同時，也提出了迫使人們不得不告奸的辦法，即連坐。他在《商君書·賞刑》不僅說：“重刑而遷其罪，則民不敢試”，而且還提到連坐的三種情況：一是職務連坐。“守法守職之吏”有犯罪行為時，“周官之人”不告發者連坐。二是家庭連坐。家庭成員有人犯罪，其他人不告發的，也要連坐受刑。商鞅認為，“夫妻交友不能相為棄惡蓋非”的“至治”'就是用這種連坐之法換來的。三是鄰里連坐。其辦法是把民按什伍編成小的單位，讓同伍同什的人相互監督。《史記·商君列傳》載：商鞅曾“令民為什伍，而相牧伺連坐。”《索隱》曰:“牧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而九家連舉發，若不糾舉，則十家連坐。”按《史記·商君列傳》的記載，商鞅不僅設計了而且也實行了連坐制度。其基本要求是：“不告奸者腰斬”，“匿奸者與降敵同罰。”韓非對商鞅的告奸連坐之法做了總結。在他看來，知奸之術的核心是“告過者免罪受賞，失奸者必誅連刑”。實行這種辦法主要是想讓百姓為自己的不受連坐而舉告他人之罪，因恐于耳目眾多，犯罪難逃而檢點自己的行為，抑制犯罪的欲望。

三“法”“術”“勢”結合的治國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各有特點。到了法家

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時，韓非提出了將三者緊密結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是指的駕御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們現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區別，最大的就是法家極力主張君主集權，而且是絕對的。這點應該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們可以有選擇地加以借鑒、利用。

四法治與人治的對立

儒家的“人治”主張認為在治理國家過程中“人”起決定性作用。而法家則強調“法”而不是“人”，他們抨擊人治其實是統治者隨心所欲的“心治”和“身治”，以個人的感情為基礎，必然隨心而定，也必然隨心而變，沒有客觀的標準。

通過上述對比可以看出法家“法治”的含義：反對“禮治”，追求法的平等性；反對“德治”，追求法的功利性和實用性；反對“人治”，追求法的客觀性和穩定性。

同時需要指出的是法家的“法治”與西方的“法治”有很大差異。首先，法家所主張的法律是君主制定的，君主掌握著立法的全部大權，如《管子·任法》中說“法生于君”，因而這些法律是為了維護君主的權威和利益，為了加強中央集權。而西方法治則強調法律要從公眾利益出發，考慮大多數人的意志。其次，在法家的法治理論中，權力和法律是二元并立的，而且法治的目的就是為了加強權力，法律是權力的從屬物，沒有約束力，進而導致將法治變為暴政。在西方法律與權力是相互對立的，法律的產生就是為了約束權力，防止其過度膨脹。

最后，法家推行法治的目的是“以刑去刑”，用嚴酷的刑罰使民眾不敢犯法，最終達到消滅刑法的目的。而西方的法治卻是通過法律來約束國家和民眾的行為，最終確立法律在社會上的統治地位。

由于上述主張，法家法律思想的特點有：法家主張變法，反對因循守舊。主張“以法治國”、“一斷于法”；倡導富國強兵的政策；實行君主專制，法、術、勢相結合；提倡性惡論和進化史觀；使用了統一的概念，范疇。

五對后世的影響

法家提倡的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政權，以及主張法、術、勢相結合的治國方略這對后來2000多年的皇朝統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后世的統治者根據法家的君主專制思想建，立了一套統治秩序，國君高高在上，其統治地位不可動搖。同時又建立了龐大的官僚隊伍，為國家的統治服務，君主則運用法、術、勢進行監督。

法家的“一斷以律”、“法不阿貴”的精神對后世影響深遠。后世的許多官吏秉公執法、直言不諱，為了國家的統治利益，敢于同權貴斗爭，敢于冒死相諫。這種天下為公的精神可以說與法家思想一脈相承。

法家思想特別重視法律和法學一般理論的研究，許多法家的代表人物對法學理論有著自己的見解。這使法學得到發展豐富了中國古代法和法律思想。同時法家還重視法制建設，在立法、司法的實踐活動方面成就頗高。

法家主張法律穩定和統一,公開頒布法律,反對議事以制,所以他們主張法治的前提是必須有成文法,要求制定準確、規范且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的法典。促進了中國成文法的確立和發展。

形成了依法斷罪的傳統

古代法律在適用過程中最早施行的是議事以制,即以合適的判例來斷案,而不公開頒布成文法。經過先秦時期法家的大力主張成文法成為主要的法律淵源。為了保證法律適用的統一性,西晉時期劉頌主張律法斷罪,皆當以律令正文為主。《唐律疏議·斷獄》“諸斷罪具引律令格式正文”條規定:“諸斷罪須具引律令格式正文,違者杖八十。”《大清律例·斷獄》“斷罪引律令”條律文規定:“凡斷罪,皆須具引律例,違者笞三十。若數事共條,止引所犯罪者,聽。其特旨斷罪,臨時處治不為定律者,不得引比為律。若轍引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論。”可見,中國古代的統治者要求官員在斷罪時都要引用成文法。依法斷罪要求官員在適用法律時必須遵守預先公布的國家法律,在無律可引的情況下,才能依照判例來進行判決。這實際上是要求官員必須要服從君主個人意志,維護封建統治。由于成文法不可能對現實社會中所發生的一切進行規范,所以成文法具有其僵硬的一面。案件在無法可依的情況下,又會導致以類推比附的手段來斷案。總之,依法斷罪一方面維護著法律的穩定,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古代官員自由裁量的權力,它維護了君主的個人意志。

先秦時期就形成了法律公平的思想,后世的思想家把法律視為布大信于天下,法律是公和信的象征。保證刑當其罪,維護法律的穩定。法家思想推動了法律公平的實現。

從古代刑罰體系的發展和演變的歷程來看,中國古代法律具有殘酷性的特點。這與法家所主張的重刑的思想有著一定的聯系。“法治”成為統治階級進行暴力統治的工具。法家把刑罰看做是對犯罪之人的報復,刑罰也是為了維護統治者的統治秩序的目的,所以中國傳統社會里刑罰是比較殘酷的。對后世造成了不利影響。但它使后世統治者實行仁政，在一定程度上又推動了歷史進步。我認為，總體而言法家思想利大于弊。

參考文獻：《百子全書》，浙江人民出版社。

《法家思想與法家精神》，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中國法家》，新華出版社。

《諸子百家》，同濟大學出版社。

《中國法律思想史》，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