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談漢唐法律儒家化

一、封建法律史中的儒家思想之起源（漢律儒家化之封建思想史背景）

（一）淺談漢律之儒家化

1、漢律儒家化之開端

（1）漢律儒家化之歷史背景

（2）漢律儒家化之思想背景

2、漢律儒家化的具體表現

（1）立法指導思想之表現

（2）律法方面之表現

（3）司法方面之表現（淺談春秋決獄）

3、漢律儒家化之歷史影響

（二）淺談唐律之儒家化

1、唐初立法之歷史背景

（1）隨末唐初的歷史背景對立法者之立法思想之影響

（2）漢律秘唐初立法思想之比對，注重民事立法完備（荀子之舟水之說）

2、唐律儒家化之具體表現

（1）立法思想方面

（2）律法之儒家——屈法伸禮以維護家族綱常倫理·家庭財產支配權，連坐制度。

（3）司法之儒家化

3、唐律在秋國法制史上的影響

（1）以禮為立法根據

（2）以禮為定罪量刑標準（上犯下，下犯上）

（3）以禮注釋法律

三、在當今法制社會如何看待漢唐法律儒家化這一歷史現象

淺談漢唐法律儒家化

一、封建法制史中的儒思想想之起源。

儒家思想這一中華文明智慧的明珠產生于先秦的春秋戰國之際，其締造者是歷朝歷代中國文人膜拜的孔子，當時社會處于從奴隸制走向封建制的劇烈動蕩時期。在思想領域，西周以來的天賦神權觀念已經動搖，反映并維護宗法等級制度的周“禮”也已崩潰。孔子對這些變化嗤之以鼻，希望恢復周代以禮為準則而構筑起來的社會制度，及其于這種制度而產生的社會秩序。為了這一目的，孔孟推出了“仁義禮智信”，“五常”之一儒家思想核心，其中“仁”指的是仁愛之心，施于政治便成為仁政，“義”指的是公直、正義；“禮”則指的是一種社會政治制度和家庭理規范，“智”則指的是智慧及其運用，而“信”則指信用、信譽。該五常及孟子加之以“勇”被后世儒家弟子奉為常理，常理——即不可違反的真理，時時刻刻都要遵循的定理。而在后世從政的儒家學者更是將這種信條施之以政，如“仁政”、“德王天下”更出現了后面的“引禮入法”。但以“禮”做為社會行為規范在那個思想動蕩，戰亂紛爭的時代顯然是不實際也不可能的。于是經過戰亂過后，秦因其商秧變法而產生的強大國力統一中國脫穎而出，秦統治者所器重的法家思想給其帶來了迅速的崛起，但也因其統治的殘酷而迅速瓦解，因其統治者傾向于法家思想也同時給儒家思想以——“焚書坑儒”這一重創，到了漢代，經大儒董仲儒，才又將儒家思想重新振作，并成統治者和社會的主流思想，即以儒家思想做為思想統治之工具。

一）淺談漢律之儒家化

漢律的儒家化始于漢武帝期，這是中國歷史上儒家思想成為主流思想的開端，也正是因此，儒家思想在中國歷史上影響范圍之大，歷史之久以至其他思想都無可比擬，正是從董仲舒開始，從法律到社會思潮，從人們的社會行為規范到家庭倫理甚至個人行為無處不及，也由此，到二十世紀上半葉，一直影響著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思想和行為。

1、漢律儒家化之開端

既然說從漢化開始儒家思想成為中國的統治思想或者說是其統治了中國人的思想及行為，那么儒家思想又是如何達到這一登峰造極之效果的呢？這便是漢儒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大一統思想并為漢武帝采納，進而董仲舒更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又為漢武帝采納開始的。

1）漢律儒家化的歷史背景

經歷了秦朝的苛政和楚漢之爭的多年戰亂，漢初統治者著重于重建社會生產力，實行以“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為中心統治，經過七十年的恢復發展，生產力和社會財富世大的發展和積攢，而漢初分封的諸侯王也因此而勢力強大起來，構成對中央集權的威脅，至此漢初“無為而治”的思想對這種威脅似乎有些力不從心，而單純依靠法家思想的統治又會引至秦朝滅亡悲劇的重演。據此，統治者急需一種比黃老思想更有力，比法家思想更溫柔的手段來施行統治。漢武帝提出“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的詔書，而董仲舒對以《春秋》大一統之思想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并大德施教化，輔之以刑罰，即德主刑輔，為武帝采納，至此儒家思想重登中國政治歷史舞臺。

2）漢律儒家化的思想背景

漢初七十年，統治者施行以黃老思想為主，以法家思想為輔的統治，終于達到了“文景之治”的效果，但在豐富的物質基礎之上，舊有的法律已不足以調解基于人們豐富的物質財富上的復雜的社會關系，而各諸侯實力的強大，而又各自為政甚至蠢蠢欲動對中央集權統治的威脅更是愈演愈烈；針對這種形勢，董仲舒指出了這種思想上的混亂應以儒家經典《春秋》統一思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并以儒家禮治思想鉗制社會思想和行為。另外，又結合秦朝滅亡的歷史教訓，看到法家思想只能“誅惡”而不能“勸善”的弊端，提出了《春秋繁露·基義》中“圣人多其愛而少其嚴，厚其德而簡其刑”即“德主刑輔”之說。以順應統治者的需求。

董仲舒看到春秋戰國時期儒家思想不為重視的歷史，于是將儒家的五常“仁、義、禮、智、信”和法家的“三綱”結合，更系統地將“三綱”論述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等思想賦之以陰陽家神秘化的表述結合起來滿足統治的需要。

也就是說董仲舒以儒家經典思想為基礎，結合了法家、陰陽家和道家順應天意、道法自然的思想并將儒家的家庭倫理、理想社會形態納入了統治思想的范疇，進而在法律上影響了漢律以至歷朝歷代的立法和人文思想、生活習慣、道德規范，進而更使儒家思想法律化、制度化。

2、漢律儒家化的具體表現

隨著董仲舒的觀點被漢武帝所接受，董仲舒也因而晉身于統治階層中較高的位置，進而對立法、司法有著重大影響，也因此對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史和思想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1）在立法指導思想方面

首先，董仲舒提出了“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為人者天》）的君權神授思想，將皇權神化，認為皇帝是百姓與上蒼的中介，或者說代理，可以代天行賞或行罰。皇帝的至尊權威不受任何侵犯，否則以法律形式規定了最嚴厲的刑罰。凡是侵害皇帝個人和皇權統治的行為均視為最嚴重的犯罪。均構成“死罪”，如“欺漫”、“詆欺”、“誣”、“廢格沮事”、“誹謗”甚至“腹誹”和“阿黨”，“通行飲食”、“見之故縱”等罪名，有一些是對皇權統治構成危脅的罪名但更多的是對皇帝個人權威的法律保護，即皇帝個人代表了國家意志。這與以后儒家強調皇帝的權威是分不開的，而董仲舒則利用神化將其合法化。本來法律是用以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而儒家化的漢律則首先賦予皇帝特殊的人格，不受任何限制。其至尊地位，在法律上規定任何侵犯皇帝言行的行為都是大逆不道的罪行，甚至心理活動都不可以，如“腹誹”罪即在心里誹謗朝政，大臣顏異因此而被殺。這正是儒家重視內在修養這一特點在立法上的表現，儒家思想中的“八目”相當重視內在修養，而儒家化后的漢律也將心理因素做為犯罪與否和犯的是什么罪的依據。針對保護皇權的法律就更是如此。

其次，董仲舒提出了“德主刑輔”之思想，法律教育互補說，而非單純的懲罰目的說，也據此減刑了許多肉刑，使犯罪者得以改過機會，而非將其處死做為處罰目的。他主張以德教為主，興辦學校，提倡儒家教育，把犯罪苗頭從心理上消滅掉。而刑罰只是輔助之作用，而不象秦朝統治以刑罰多、刑罰重，一味強調“刑以殺為威”，并且以刑罰做為目的而忽視教育的作用，這在立法指導思想上吸取了秦朝殘酷統治的歷史教訓，結合西漢初年統治階層無為而治的統治思想，取其中間位置的德主而刑輔，即不單純采取法家單純的苛刑重典不近人情的懲罰目的學說，又不單純的以教育為唯一方式，而是采取了儒家所謂中庸之說有主有輔，而孔子的刑罰教育目的學說在這里發揮了極大作用。孔子的認為教育以德禮教化百姓，便可達到“禮儀之邦”無為而治的目的。而對于那些“斗筲之性”的人則刑罰，而這種人只占少數，因此以德禮教育為主，刑罰為輔即可將統治推向仁政，因此在漢朝的立法上比秦朝更傾向于統治階級利益的維護和家庭倫理觀念的約束。其思想實質便是儒家的“三綱、五常”思想，這便引出了——禮律融合，三綱五常的尊卑思想指導立法或者說是指導了法律的價值取向。

“三綱”二字最早見于《韓非子》這一法家著作，而“三綱五常”連用則是在董仲舒之后的《白虎通義》中。不過對“三綱五常”作全面、系統論述的還是董仲舒，可以看得出董仲舒是以儒家經典為基礎，結合了法家、陰陽家及道家之說，并為之所用，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基義》中說：“凡物必有合…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及“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又說“丈夫雖賤皆為陽，婦人雖貴皆為陰”。而在《春秋繁露·順命》中說“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于天子，子受命于父，君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基于這種思想指導在立法過程中很多漢律的條文都體現了這一思想根源，也使“三綱”除了做為一種道德規范外，更成為一種強制性的社會行為規范，至此個人、家庭、社會與政治統治從行為規范到法律制度形成了內在的統一。

而“五常”之道是董仲舒在漢武帝一次策問中提出，其服務對象主要是維護大一統政治局面，他說：“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王者修飾，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外，延及群生也”——《漢書·董仲舒傳》。可見“三綱”是用以約束臣民，而“五常”則延及范圍包括君主，以禮區分社會等級的尊卑制度和行為標準，而“仁、義、禮、智、信”則是整個社會的倫理本位和道德價值標準，其中君主的表率作用亦不乏其中。

《漢書·董仲舒傳》中的一句話可以體現出其思想所在：“夫仁人者，正其誼而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利者、盜之本也”《春秋繁露·天道施》。“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不能義者，利敗之也。”可見董仲舒是以重道義，輕功利的思想來影響整個社會的價值觀，統治者講求仁政，而對百姓施以德教、禮教，淡化功利之心。至此，由董仲舒根據儒家思想構建的整個社會的行為規范和價值取向便初現其雛形。

（2）在律法方面的表現，董仲舒提出了德主刑輔的統治思想，除德教方面，更在法律條文方面表現出了禮律融合，將整個社會的行為規范和價值取向直接地以法律形式體現出來。賦予了漢代法律以儒家化的價值取向，更以儒家的道德規范定了漢朝臣民的行為規范。

A、首先是刑事立法方面

a、在刑事立法的原則上，就已充分體現了儒家思想，與現代不同，漢朝的刑事責任年齡規定的年齡與現代大有區別，它將年齡劃分為三段，即幼年、成年、老年，只有成年而未步入老年的人才負有刑事責任能力，而根據《漢書、刑法志》記載，“耆老之人，發齒墮落，血氣既衰，亦無暴逆之心”，而七、八歲或以下的孩童又稚氣未脫不明世事，皆無刑事責任能力。因此，漢律彼有“矜老和憐幼”之意，這正是儒家思想理想化社會狀態的法律價值觀的體現。

b、“親親得相首匿”，這一原則最早出自于孔子的儒家經典《論浯·子路》中“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在“漢宣帝地節四年詔（漢律的一種法律形式）：‘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延尉聞’”，規定了卑幼匿尊長不負刑事責任。尊長匿卑幼除死罪上請減免外，不負刑事責任。儒家的家庭、宗族倫理觀念在這里以法律原則的形式得以明確表達，并且在直至清朝的，在長達兩千余年的封建法典中得以繼承。他拋棄了法家“一斷于法”的觀點。而是將個人——家庭——社會——國家，這一遞進的關系中從個人與家庭的倫理綱常關系直接演變成了國家社會管理職能的法律手段。可見儒家思想對漢律影響之深，對封建法制史影響之久遠。

c、“先告自除其罪”，這有些象現代法律中的自首情節，但不盡同，現代自首情節只做為一個可減免的酌定情節，不至于因自首而免除刑罰，但在漢律中先告自免其罪原則就帶有儒家注重內省內修的成份，這也反映了儒家參與立法所導致的法律價

“詔書六條”，其第一條便是“強宗豪右，田宅逾制”，西漢統治者也頒布過“限田令”，這在物質條件上——人們賴以生存的土地上，充分保護了統治者的權力，也按照社會階層的不同，限之以不等的土地，使不同階層按法律只能擁有不等限量的地，在身份地位顯示出其倫理觀，即荀子所提出的“禮者、貴踐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一方面，統治者擁有最大量的土地，而以下各階層都只能擁有少量土地，另一方面將各階層都禁錮于其土地上（漢律規定諸侯不可擅自離開封地，否則即構成嚴重的犯罪）。并以儒家思想法律化來使這種封建倫理觀制度化，以便統治者的地位世世代代，穩固地延續下去。漢律在債權方面也有一些規定，如買賣依契約，借貸取息限制和過期債務不償還則要受懲罰，土地租佃的制度，其大體是保護貴族，地產階級的權利，但就漢律關于所有權立法的整體而言，是對帝王絕對保護，對貴族、地主階級保護、限制并重，平民階層就只有服務于統治階層的管理，在財產制度上漢律依然是按照儒家的“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與之在財產制度方面的立法比較，漢代身份法律制度方面更趨細化和完整而究其原因，也多是將儒家的倫理綱常觀點制度化，道德法律化的表現。

首先漢律劃分了社會等級制度，第一是特權階層，即皇室親屬均封為貴族，軍功爵位制，官吏等級制，在特權階層內也細化，分化不同地位。而根據“官當”、“議請”制度，則特權階層的人犯罪可以免受刑罰，漢律對特權階層中個人擁有何等級的特權，如何擁有該特權均有詳細的規定。如皇子封為國王，國王之子封為列侯。按照軍功大小不同可分為二十等爵位，爵位也可以錢糧換取；官吏按職位高低賦以不等的俸祿，平民可以通過學習或辟舉的途徑成為官吏；而犯罪也會使爵位、官職受到削減。就好象《荀子·王制》中所說的“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于禮義，則歸之為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于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可見，在社會等級制度上，漢律是照搬儒家學說的“禮制”。而家庭制度上更是“三綱、五常”之道為核心，將封建宗法下的家庭倫理引入法律。“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封建家長制在漢代家庭法中表現的淋漓盡致，在漢律中對家長不孝或觸犯父權者，如毆打殺害家長，告發尊長犯罪、甚至在為尊長服喪期間與人通奸即屬大逆不道，要處以極刑，而家長毆打晚輩則一般不受法律管轄。在婚姻立法方面漢律規定了“一夫一 妻多妾制”，皇帝就是這一制度的典型，而妻子不可多夫，漢律雖無明文禁止離婚，但以漢律中“七出、三不去”的棄妻原則和《白虎通·嫁娶篇》中“夫有惡行，妻不得去”，“地無去天之義，夫雖有惡，不得去也”和《后漢書》中“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可見漢律是依儒家“三綱”中“夫為妻綱”嚴重傾向于保護夫權，只要不“亂妻妾位”便可大量蓄妾。男女之間在婚姻家庭權利上得不到真正的平等，婦女只能“在家從父，出嫁從夫、老來從子”，而沒有獨立的個人權利，成為男性社會的附屬品。在繼承方面，除身份王位的繼承外，財產的繼承與現代區別不大。

可見，漢律在民商法律中傾向于宗法家庭立法，重視倫理綱常的制度化家庭化，道德法律化，而輕視了商業秩序的制度化、規范化，這與儒家重義而輕利的思想是分不開的。

（3）在司法制度方面

漢代司法制度已擁有較完備的司法機構和訴訟程序，但在訴訟方面有幾點較明顯的封建禮教色彩。

①重大疑難宗件的最后裁決權，由皇帝獨攬，特別是涉及“先請”宗件則一律奏請皇帝，君權神授，君為臣綱的董氏儒家思想又次體現出來。

②親親得相首匿原則，卑幼不可告發尊長，否則以不孝論處，則體現了父為子綱的倫理觀，在這里，倫理綱常、禮制大于法律。正如《荀子·勸學》中“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和“禮義制而制法度”（《荀子·性惡》）所指的禮——法關系思想。

③“春秋決獄”這是儒家思想引入漢律的典型代表，它是指在審判案件時，如無法律明文規定，則以儒家經義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其要旨是，根據案情事實，追究行為人動機，并以其動機有無惡意做為定罪量刑的首要條件，而首犯、從犯、已遂、未遂只是次要條件，桓寬在《鹽鐵論·刑德》中說：“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于法者免，志惡合于法者誅。”則“心”、“志”成為定罪依據。《荀子·王制》中說：“故公平者，聽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禮義者，治之始也”；《荀子·勸學》中雙提到“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在《荀子·性惡》中更提到：“禮義制而制法度”和《荀子·修身》中的“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可見，荀子在很早就提出了以禮法并用，以禮制法，以禮治事（政），可是荀子的主張并未被最高統治者采納，直到董仲舒揉合各家所長，該思想才為統治者所用，因此，董仲舒成為社會管理階層后大行其道，不但引禮入律，還禮律并用，甚至以禮代法，并注有《春秋決事比》，“比”是漢代的一種法律形式，類似判例法，以及《春秋決獄》232事，除此之外還有《春秋決獄輯佚》十三條，《春秋斷獄》（東漢應劭所作）及《漢書·藝文志》中的“公平董仲舒詒獄”十六篇，看來以董仲舒、公孫弘等儒家學者大量引用儒家經典斷獄。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精華》中說：“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論其輕”。在《春秋繁露·深察名號》中又說：“循三綱之紀，通八端之理，乃可謂善。”可見漢代在司法斷案在無律可引時便完全以儒家思想定奪。

另外，在漢代盛行私人注律，而注律的人，多為儒家門徒，由西漢的杜周、杜延年父子的“大杜律”“小杜律”到東漢的叔孫宣、郭令卿、鄭玄等“諸儒章句十有余家”，而私人注律如合符統治者要求，則被用以斷案。

可見漢律儒家化之程度頗為廣泛而深入，由立法思想到法律條文和法律條文解釋；由社會等級身份階層到家庭關系，由行為規范到思想道德指南，甚至無律可循也要引以斷案。

3、漢律儒化之歷史影響

漢律儒家化是中國封建社會法律儒家化的開端，歷朝歷代統治者無不禮法并用，只是禮法何重何輕根據各歷史時期的社會情況有所不同，① 結合和針對儒家思想的精華部分（如仁、義、禮、智、信、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并且賦予其新的時代意義，形成一套新的，適合我國傳統和社會現實互相有機結合的道德規范體系，并以這一道德體系為社會主義法制化服務。形成一套即尊重中國傳統道德習慣，又適應社會現狀的價值觀體系。

② 在立法和司法實踐過程中，應當充分考慮到上述的價值觀體系，一方面尊重我國人民幾千年來形成的傳統道德習慣，另一方面與世界接軌，做到既不丟棄傳統道德習慣這一法的淵源，又與處于國際社會中國共產黨存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

③ 應當持一種發展的眼光看待事物，否則，腐朽的不是儒家思想，而是我們的視角。不要因為法條的過時或者思想更新得滯后而全盤否定,而是如何客觀地看待和改進、更新，做到洋為中用，古為今用，集眾家所長而為我所用。

④ 法律和道德，一個作為人們行為規范的底線，一個作為人們行為近乎上限的指引；一個注重社會現實性，一個頗具思想性；二者既不可混為一談，又不應徹底割裂；應當互相作用互為補充，即本文的結論——結合儒家思想這一傳統道德習慣和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發展現狀以指引人民的道德思想體系，服務于社會主義法制這一行為規范體系。即——以德育人，依法治事。

本文主要參考書目：

1、《荀子集解》……中華書局1998年版

2、《中國法制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7月版曾憲義主編

3、《中國法制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3月版葉孝信主編

4、《中國法制史》……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年版蒲堅主編

5、《中國思想史》……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12月版韋政通

6、《中國文化概論》……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李宗桂

7、《大學·中庸》……陜西旅游出版社2003年1月版

8、《法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沈宗靈主編

9、《中國的智慧》……岳麓書社2003年12月版韋政通

10、《孟子》……陜西旅游出版社2003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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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儒家法律思想評析

儒家法律思想評析

發表時間：2006-12-3 9:48:00 閱讀數次： 14

有學者論及：秦始皇依靠武力自西向東統一了中國，而孔子則依靠思想自東向西統一了中國。事實上，孔子（儒家）的思想并非僅僅如此，而且統領了中國的整個封建社會，其博大精深，融會了政治、道德、經濟、藝術、法律等諸多方面。無庸質疑其倫理道德思想深刻影響了中國的社會進程，但孔子對法之精神的揭示也奠定了中國古代法律發展的基礎，為其發展提供了總的指導原則。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今天，筆者認為，有必要對其進行探討，以為中國的法治現代化提供鏡鑒。

一、孔子法律思想的物質基礎及理論基點

法學作為一門社會學科，同藝術宗教法律一樣，總是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其最高理想是能夠“克己復禮”，復禮，即復周禮，其理想社會的模板也是周代社會的克隆，其思想基礎與周代的治世之道有直接的繼承性。

史料記載，周代的中國，特定的地理條件使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側重于渭河平原一帶，依次向東是廣闊的平原；良好的自然氣候條件為農業的發展提供了天時地利；秋收春種使得人民衣食無憂。隨著社會分工的發展，各行業進而產生，與其他東方古國一樣階級產生以后，以維持定居和穩固統治的上層建筑隨之產生；再者，中國奴隸社會的漫長發展和階級社會的政治早熟現象，由父系氏族社會直接進入了奴隸社會，家天下的局面成為中國階級社會的雛形，由家及國，家法推而廣之成為國法，形成“大宗”和“小宗”來維系社會以形成“尊尊”、“親親”、王祭天、侯祭川的局面，血緣成了社會關系的鎖鏈，“家平則國治”，德教則為優益之法，由此形成的“明德慎刑”、“敬德保民”的治國之道。

西周后期，王室衰微，諸侯爭霸，熄戰、和平、穩定成為時代之需，孔子適應新興地主階級的要求，又欲恢復舊的穩定秩序，提出其經世之法，而且付諸行動，“知其不可而為之”。

孔孟之道形成后，“人之初，性本善”成為其理論根基，孟子歸“羞惡知心，惻隱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于“性本善”，為理論體系找到了基點，而孔子并非如此，“性本善”的跡象并不明顯，“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于此之理解，程樹德在《論語集釋》中解釋到“性也，人所稟以生也，習者，謂生后有百儀常所行習之事也，人俱稟天地之氣以生，雖復厚薄有殊，而同是稟氣，故曰相近也，及至識，若值善友，則相效為善，若逢惡友，則相效為惡，善惡既殊，故曰相遠也”。康有為《論語注》中“孔子則不言善，單言遠近”。如此大

抵乃孔子之思想的基礎。由于人“性相近，習相遠”，因而人性可塑。一方面強調友對個人的影響，“三人行，必有我師，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樂道之善，樂多賢友，益矣”；另一方面“自省”，“自訟”，“自責”，“擇善而從”以達到“求仁得仁”，自識以后，內外互動，形成仁，從而達到摒“四惡”，達“五美”，但內心自省置于首位，由此形成了儒家思想的內向性格。從這種意義上說，由此形成的“人性可塑”為道德教化提供了可能性，再者由于當時社會傳統形成以久的宗法觀念為其提供了可行性，為其法律思想提供了理論基礎。

二、孔子的法律思想評析

一、宗法

宗法作為一種曾經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控制方式在維護政權穩定方面確實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所謂`宗法`即以血緣為紐帶，調整家庭內部關系，維護家長、族長、的統治地位和世襲特權的行為規范”（《中國法律思想史》），在家庭內部，例有家法，由家及國，家法亦國法，從而產生“小宗”、“大宗”之分，和“尊尊君為首”、“親親父為首”的宗法原則，大宗以小宗為基礎，小宗則以孝為中心。在宗法的層面之下的起作用的是一種畸形的權利義務機制，或是說是權力義務機制，臣從君，子從父，幼從長，女從男，否則不義，如此可教，教之不改，則消滅之，如孔子言：“先教后殺”。進一步說由這種森嚴的等級造就了其純粹的義務本位而淹沒了權利和個性，換言之，人的

及其權利的概念并不存在，人的價值的存在直接取決于其社會地位及與之相關的道德義務的履行，因而，自由、民主、平等、權利、獨立、個性也就無從談起，帶來的只能是強制、專制、特權、義務、服從、集中和封閉。由此鑄就了宗法基本的基本導向---秩序和安全。

二、德主刑輔

“德主刑輔”四個字體現了孔子對法律建設的關注，也體現了其法治思想的精髓。道德與法律同是作為社會的調控機制有諸多異處：如非強制性與強制性，內在性與外在性，非對抗性與對抗性，但二者在作為調整社會關系的規范方面亦有諸多相通之處，而且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而德主刑輔原則正是側重于此，通過德主刑輔達到德治。“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里仁》），“聽訟，吾猶人也，必使起無訟乎”（《顏淵》），“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顏淵》），“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子路》）。以德去刑，以仁去刑，而非以暴治暴，以刑止刑，其所

側重是違法與犯罪之防范，以道德教化來進行防范，本身就是法律向道德的轉化，由刑輔德，為德治提供了硬性保障，這一思想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不僅體現法律與道德之地位比較，更重要的是促成一種法律文化的形成，一種法律社會化的底蘊。“化之”乃最高境界。階級社會里道德的功能與效力與法律相比，在許多情況下，是相形見絀的。但在一個和平穩定的社會里，法律的道德化也許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法制觀念的民眾融合，法律意識的社會滲透，法社會文化的形成與積淀，無疑是社會長治久安的促進因素。但穩定不意味著封閉，而是充滿活力的開放，保持個性又兼容并包，滋生于其中的法社會文化亦是如此。

三、“禮”法的角色定位

法作為調整社會關系的一種方式，社會關系之發展與復雜程度，對法律的發展和完善起著支配性的作用，尤其是經濟關系的豐富，或是說市民社會的充分發展。而如前所述的農業生產的近乎單一化，以及由此形成的以家庭為主要單位的生產單元，家庭家族的束縛，大大限制了社會經濟關系的多元化和復雜程度，市民社會的畸形發展，使法的調整對象發生了逆轉，側重點轉向人與人之間的基本倫理規則，如君臣，夫婦、父子、兄弟、師徒等，自然其中的聯系紐帶就是等級分化，這種等級下的關系規則，“禮”代替了法，例如父子關系中的孝與教，而非贍養與撫養，形成了法律形式上的匱乏，人是家庭家族之人，而非社會之人，人之社會化的道路還相當漫長，人處在必然王國的最底層，法解放人的道路遙遙不可期，法在哭泣。

由此個人在這種模式下的角色定位必然歸于義務的主體，權力的附隨，主體的依賴，而且這種定位具有極強的確定性和領域的不可跨越性。表面而言，這種秩序是和諧與穩定的，但這種和諧與穩定是與強制、暴力、鮮血和淚水交織在一起的。

在法律關系中人應是法律關系的當然主體，而在這種體制下，個人的主體地位很大程度地被剝奪了，處于消極被動的地位。在法治化的過程中，身份獨立和財產獨立是個人成為法律關系主體的前提條件，身份獨立為其意志獨立并且獲得行為能力提供了前提條件，而財產獨立則為其具備行為能力提供了保障。在苛刻的奴隸制生產關系還未完全解體、并沒有受到自由化沖擊的封建制生產關系還不完善的情況下，這種條件不可能具備。這種條件下產生的任何法律思想都不可能具有現代意義。因而，孔子在其法律思想中不可能對個人的法律地位予以確定。

但是，在“禮”中，他對人進行了另一個層次的定位，即“愛人”，人既是

“愛”的施動者，又是“愛”的受動者，即對個人的尊重、重視及關注，相對于奴隸制下的奴隸而言，堪稱是人作為社會主體的一次解放和歷史的進步，但欲達到“自由人”，其路亦修遠，于此而言，正是具有社會屬性的人發展的必然要求。

4、寬猛相濟

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子路》），這一思想乃其“仁”之思想的體現，但欲達到“中”，他提出了具體的方法和途徑，就是“寬猛相濟”。《左傳.昭公二十年》載：“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而在《禮記.雜記》中：“子曰：張而不馳，文武弗能也，馳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亦反映了孔子之如此思想。如果說“德主刑輔”作為其法律思想的主導思想原則，而“寬猛相濟”則是其法律思想的具體指導方針。“擇其二端二用，”也是孔子政法思想的中庸之道。如此之思想，我們不難看出，是從治民思想出發或是說從執政者角度而言的兩手策略，同時為立法、司法、執法提供了總的指導方針，堪稱人治下的法治辯證觀，因而，其法律思想的價值趨向呈現公法的張揚和私法的謙抑。

至于德主刑輔與寬猛相濟之關系，前已提及，也就是說，二者并不屬于同一層面，前者更側重于法律規范的宏觀方面，而后者更側重于中觀層面。德主刑輔，從整個社會發展角度出發，以刑去惡，達到德治，從而實現“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皆有所養”之大同世界，在社會整體層次而言，達到穩定和諧與發展的目的。寬猛相濟則從中觀層面對法律規范作了闡釋，其更側重于法的運用和實證，從法的技術性角度予以論證，而并未涉及到與具體利益相關的微觀層面，后者的工作則由宗法和禮中的法律規范來實現。因而孔子 的法學思想不論從其形式是從其內容而言，都具有完整的體系。而此體系的特色就是“仁”指導下的法律哲學觀。

5、“仁”在孔子法律思想中的地位及其歷史繼承性

“仁”作為孔子的政法思想精要，在其法律思想中乃是統帥，“吾道一以貫之”。就其體系而言，“忠孝，知勇恭寬信敏惠，溫良儉讓剛毅木訥”無不滲透著仁的氣息，但由于其組合又使仁的氣息消逝了，綜而論之，其法律思想是主要是基于對國家或社會，家族或宗族的興衰的關注，而過分壓抑了個人的自由和個性的解放及個人價值的實現，從而在其思想中體現強烈的國本位和家本位思想，而也是這一點一直支配著中國歷史的發展。但近代以降，西學東漸，其法律思想也隨之而

入，出現了中西思想之碰撞，西方之平等、自由、民主、私權神圣等觀念傳入，使中國傳統的法律思想受到沖擊。特別是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三者相互析取、吸收和融合，隨著歷史的發展而展開，其必然趨勢是集體本位與個人本位的二元結合，新的法治文化必然是伴隨著對家庭、國家、社會乃至整個人類的終極關懷和個體的自由、充分、全面發展即人的解放而形成。

三、孔子的法律思想沉淀

以孔子法律思想為基礎，經由孟子、荀子及其后塵之人不斷對其豐富、發展和擴充，及與道、法之結合，在中國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其獨特的影響和效果。由于宗法的觀念，森嚴的等級劃分，苛酷的刑罰制度逐步使法在社會心理上形成兩大階層，處于統治階級的統治者，將法作為維護統治、維護特權、實現私利的工具，而被統治者則畏懼至極，視法為猛虎，唯刑為是,只重義務而不重權利，從而形成了社會心理的失衡。由于上述心理的失衡而導致的法外之法、特權之法，形成法執行之例外，作為其原因同樣也作為其表象的就是法運行的附依性，即在法的運行過程中其不具有獨立性，而是附依于政治的運行變化而運行，整個法的發展從未超出政治的發展，權利的行使從未超出權力的行使。另一方面，對法之效果的期望趨向于中庸和平，在重實體的同時，在糾紛解決過程中更多地傾向于調解以平息訟爭，由此形成了法之價值更多側重于安全和平。概而言之，大致如下：失衡之法心理，例外之法行為，附依之法運行，中庸和平之法期望，調解息訟之法要求，安全秩序之法價值。統而言之，即人治之下的法倫理。

法治化道路是中國人民的必然選擇。孔子法律思想給我們的法治化提供了思考的道路。中國的法治化道路將是一個自覺的過程，而不是一個自發的過程。中國的法治化道路是和平的環境里在黨的領導下以新代舊的過程，這個過程貫穿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方向問題，從制度層面、文化層面破舊立新、建立起新的法治文化底蘊；另一方面是方法問題，吸取世界他國法治文化精華，結合民族文化精華，探索和建立獨特的中華民族法治文化。

第三篇：獨尊儒術與中國法律的儒家化

獨尊儒術與中國法律的儒家化

【摘要】：儒家思想最早產生于春秋戰國時期，孔子為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在此之后的各朝各代，儒家思想都有所繼承和發展。漢朝時期，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家在百家爭鳴的各派學說中脫穎而出，使儒家思想成為封建統治的主流思想、指導思想，把儒家思想的地位提高到統治思想的地位。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各個朝代的法律都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響。而由此開始的中國古代法律儒家化對我國古代法律產生了巨大影響，儒家思想與法律進一步聯系，西漢之后的三國兩晉，隋唐等各個朝代中的法律，都與儒家思想相結合，進一步得到了繼承和發展，法律儒家化也是在一步一步的發展完善著。自漢代以后，歷經唐朝，魏晉南北朝，直至明清，儒家思想一直是歷代封建王朝司法活動的指導思想，我國古代法律中很多具體措施，都反映出了儒家思想的主要內容。獨尊儒術導致儒家思想成為我國古代封建統治的指導思想，進而使儒家思想對我國古代法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對我國法律的儒家化有著重要的影響和意義。在我國正在進行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今天，我國古代法律儒家化也有著重要的影響和意義。

【關鍵詞】：獨尊儒術 儒家思想 法律

【論文類型】：理論研究

儒家是在中國歷史上影響最大，持續時間最久的一個學派。儒家思想在春秋戰國時期產生之際，就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后世的發展中，也有著十分重大的影響和作用。特別是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儒家思想從此成為封建正統思想，在之后的各個朝代，儒家思想一直有所繼承和發展，被統治者加以發揮和利用，成為歷代封建統治者制定法律政策治理國家的思想依據。獨尊儒術更進一步的促進了我國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之后的各個朝代中我國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不僅對我國古代的法律有著重要的影響，對我國現代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也有著重要的影響和借鑒意義。

1獨尊儒術概述

中國古代思想的源頭基本來自于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思想，對后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儒家思想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派，但是?百家爭鳴?的局面到漢朝時已經不復存在。從漢朝開始，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儒家思想成為中國封建統治的正統思想。以儒家思想為支柱的中國文化在中國近兩千年的封建社會中日益成熟、鞏固，成為維系中華民族的精神力量。

西漢初期，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此來統一思想，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漢代大儒董仲舒提出來的，它的意思并不是搞新的?焚書坑儒?，禁止各家的著作和思想，排除異己。只不過是舉賢良方正，俊茂異材，?罷黜百家?也只是要朝廷對不治儒學而被舉為賢良的人不予錄用，令其歸去，不取?百家?，不以?百家’’作為統治思想，而是把儒家作為統治階級的統治思想。當時，除儒學外，黃老學說、法家及兵、刑、農、醫、陰陽等等的研究都是合法的，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另外，這時的儒家思想已經不完全是先秦時期的儒家思想，而是經董仲舒改造了的思想。董仲舒把孔子學說神圣化，同時又吸收了法家、道家、陰陽家等各家思想中對封建統治者有用的部分思想，從而構成了一套完整系統的體系。董仲舒用?天人感應?和神秘化了的?陰陽五行論?，?王者承天意必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因為?陽為德，陰為刑?，?故刑者德之輔，陰者陽之助也?。來論證?君權神授?和?三綱、五常?，即封建等級制度和道德秩序。它對人民不主張專靠武力鎮壓，也不主張?無為而治?，而是主張，德刑并用、以德治教化為主，以刑為輔，這套理論對當時西漢王朝的專制統治是非常有利的。從此，由漢至清，儒家思想成了中國封建社會唯一的統治思想，成為維護封建統治的正統思想。對我國封建社會的歷史發展影響深遠。

1．1 獨尊儒術思想產生的背景 [1] ? 獨尊儒術?思想的產生和確立, 是由當時的社會政治背景和思想原因決定的, 它是大一統封建國家建立以后, 封建國家統治者們進行長期的統治思想選擇的結果, 是歷史發展的產物。社會政治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 必然要求意識形態領域里的變革。漢朝建立以來的六、七十年間, 幾位皇帝對恢復生產、發展社會經濟、鞏固漢王朝的統治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貢獻, 取得了輝煌成績。但是他們主要采用的是黃老的無為政治指導思想, 已不適應發展了的政怡經濟的客觀要求, 這就為漢武帝即位以后, 進行意識形態領域里的革命提供了有力的依據。漢武帝即位之時，社會經濟已經得到了恢復和發展，漢武帝依靠文景兩代休養生息所積累的財富，大事興做，他北擊匈奴，內削諸侯王族，在此同時，隨著漢王朝統治的鞏固和加強，農民和封建地主之間，老百姓和封建國家之間的矛盾也在逐漸的加劇，因此，從政治和經濟上進一步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已經成為漢朝統治者的迫切需要。而加強中央集權，首先就必須要結束因漢朝初期實行黃老之術而導致在學術上的混亂局面，確立一種新的統治思想體系，用以規范人心，為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制度服務。董仲舒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向漢武帝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的。漢武帝時期, 完成了封建統一國家統治思想的選擇過程, 并經社會實踐檢驗, 確認了儒家思想的守成作用。所以, ? 獨尊儒術?也就是歷史必然的選擇。這不僅對現實的政治統治有利, 更重要的是對封建統一國家的長治久安有利。

1．2 獨尊儒術思想的確立及其意義 1．2．1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確立

漢武帝憑借前期所積累的財富和景帝平定七國之亂統一全國的安定的社會環境, 施展他的雄才大略, 決心開拓進取, 進行思想轉變, 把前朝崇尚黃老的無為政治, 改變為尊崇儒家的有為政治, 使整個社會思想都統一于儒學之下, 開始實行? 獨尊儒術?的思想政策。漢武帝? 獨尊儒術?思想的確立，儒學大師董仲舒、公孫弘起了推動性的作用。漢武帝這次崇儒活動的順利進行，給? 獨尊儒術?思想的確立奠定了輿論基礎。董仲舒用孔子春秋大一統的名分思想，向漢武帝提出的統一統治思想重要性的重要建議。他認為, 統一的國家, 必須有統一的思想作指導, 這是天經地義的事。不然，大家認識分歧，思想混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上難持一統，下不知所從，國家如何以治這條建議，完全適合漢武帝的心意和他的有為政治。因而得到了漢武帝的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視。公孫弘也上書漢武帝，?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于是, 漢武帝?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 罷黜百家, 表彰六經?，完成了?獨尊儒術?之大舉。漢武帝把儒家思想學說推向封建統治的指導思想的地位, 是漢王朝在統一政治之后, 選擇統一的政治思想和完成思想統一事業的必然結果。

1．2．2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意義

[4]

[3]

[2]? 獨尊儒術?思想的形成和確立，使儒家思想成為封建統治的指導思想，有著積極的歷史意義和深遠的社會影響。

首先，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 仁?和? 禮? , 以?仁?安人, 縱? 禮?治國, 推行? 仁政?思想。儒家的? 仁政?，一方面從政治和道德兩個方面限制統治者的權欲，另一方面又給被統治者以做人的權利, 這樣, 就可以妥善地處理二者間的利害關系，起到調節社會矛盾的作用，用倫理化的政治調節社會矛盾，安定社會政治秩序。使社會矛盾趨于大體平衡和緩，從而保持社會秩序的相對穩定。

其次，漢武帝獨尊儒術，奠定了儒家思想的政治統治模式。? 獨尊儒術? , 把儒家思想擁上封建王朝唯一的官方統治思想的地位, 儒家思想的政治統治模式便成為大一統封建國家的基本國策。漢代儒學的奠基人董仲舒, 對儒家的這一思想進行了創造性的發揮, 明確提出? 三綱?、? 五常?說, 把道德和政治結合起來,從而理順了國家政權和家族個體農業者之間的關系, 強化了君父之權。這就把散漫的個體家族形式的小農經濟, 凝結成了封建社會賴以生存的較為穩定的經濟基礎, 支撐著封建社會緩慢地向前發展。

最后，隨著? 獨尊儒術?思想的確立, 儒家這種以道德為中心的人生價值取向,也就是被封建統治階級所承認、采納, 再經過董仲舒等漢儒的理論論證和發展, 使其成為封建社會中評判人生價值的定式, 并為后世所效法, 起了上承前世, 下啟后代的作用。自此至清末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 始終把它作為不變之真理而用之不息, 陶冶著中華民族傳統的優秀品格, 哺育著中國人民自強不息、獨具特色的民族精神。中國古代法律儒家化概述

2．1 中國古代法律儒家化的概念

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就是將儒家的倫理道德觀貫徹到立法司法的整個法律實施過程中，使儒家思想成為各個法律部門的基本原則和靈魂，也就是說儒家倫理道德獲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權威，即引禮入法,禮法結合的問題。中國封建法律儒家化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從西漢武帝時起,便奉儒家思想為指導思想,由此而開始了法律儒家化的過程,從西漢到唐朝經過幾百多年的時間終于完成了。從一定意義上說,中國封建法律的發展歷史也是封建法律逐步儒家化的歷史。儒家化的過程完結以后,封建社會的中國古代法律最終定型。

2．2 中國古代法律儒家化的過程

秦朝?二世而亡?的歷史教訓及漢初社會客觀經濟條件，使漢初統治者采取了?黃老思想?作為治國和立法思想。經過七十年的休養生息，漢朝中期的統治者逐步確立儒家學說的正統地位，確立了?德主刑輔?為標志的儒家綜合為治的法文化學說，以及儒學大師不斷引經說律和引經注律，標志著法律儒家化歷史進程的開始。中國封建時代法律儒家化進程始于漢朝中期，發展于三國兩晉南北朝，完成于唐朝。其主要標志是?春秋決獄?、魏晉律學及《唐律疏議》。中國古代法律儒家化的進程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兩漢是中國古代法律儒家化的開端時期，魏晉南北朝是發展時期，隋唐則是中國古代法律儒家化的成熟時期。

2．2．1 中國古代法律儒家化的開始

兩漢時期是中國古代法律儒家化的開端,從這以后,儒家的禮治、德治等法律思想就深入到了封建法律的各個部門。君權、父權、夫權成為封建社會的權力核心，而且法律對其及其維護，其思想的核心部分即‘三綱五常’，‘綱常倫理’和‘陰陽天人’，這些觀點從未受到過動搖。漢朝中期以后，統治者開始在治國思想上舍法取儒，統治者面臨著如何將正統的儒家思想貫徹到法律領域，但是漢初?漢承秦制?以法家思想建立起來的既有法律體系無法在短期內轉變為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法律體系，所以，公叔弘和董仲舒等人提倡以《春秋》決獄。《春秋》決獄又稱引經注律，即是以《春秋》等儒家經典、儒家思想作為司法裁判的指導思想，并按照經義的精神解釋和適用法律，把儒家的經典法律化，使其其具有高于現行法律的效力，是漢朝統治者未了尋求儒家學說與法律制度相結合，推動法律儒家化的手段。從此，儒家學說占據了統治地位，壟斷了中國二千多年的法學領域。

2．2．2 中國古代法律儒家化的發展

魏晉時期法律儒家化的發展主要是律學。魏晉律學是中國傳統律學的重要發展階段，受漢代?春秋決獄?及律令章句之學的興起，推動了魏晉律學的發展，也推動了儒學的法律化和法律解釋的經學化。這一時期?準五服以制罪?、?重罪十條?、?八議?、?官當?等制度是儒家化的重要表現。

魏晉南北朝時期時是古代法律儒家化的發展階段有著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意義。從西漢的納禮入律到魏晉時期的禮律并重，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已經走過了五百多年的歷程儒家的思想體系和道德觀念，從影響司法實踐到全面融入律法當中，對中華法系的形成有著巨大的作用。如五服制罪原則的確立使得儒家禮儀制度與法律制度的適用完全結合在一起，是中國封建法律倫理法特征的集中表現。

2．2．3 中國古代法律儒家化的成熟

唐律儒家化與前朝各代法律儒家化的最大的不同在于，先前各朝尤其是漢朝常常是以禮代律，依禮斷獄，并沒有將禮與律完整地融合，而唐律則終結了引經決獄的時代，而是將儒家的倫理道德完全融進法律之中，將禮與法合為一體，使唐律處處滲透著禮教色彩。而結合唐代高超的立法技巧，儒家倫理道德在唐代便成為人們的行為規范。唐以后歷代封建王朝的立法均以‘一準乎禮’為指導原則和核心思想，只是側重點根據當時的社會狀況有所不同。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盛世，以《唐律疏議》為代表，標志傳統律學的成熟。唐律的制定始終貫徹?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的立法思想，以維護?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所確立的君權、父權、夫權為根本任務，充分體現儒家貴賤有等、親疏有份的思想，強調寬仁慎刑。至此，我國古代法律儒家化的進程已經基本完成，同時也表明了我我國封建法律的成熟。唐律的儒家化不僅影響了中國社會，而且影響了東亞及東南亞各國的法律思想和文化，尤其是日本、朝鮮、越南等國。獨尊儒術促成了中國古代法律儒家化

[5]?獨尊儒術?對我國古代法律的儒家化，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義。可以說，它完成了把儒家思想作為封建社會統治思想的奠基工程，此后歷代封建王朝的統治者們不斷利用這一工程的思想杠桿，強化皇權，鞏固各自的統治地位，使我國的封建社會延續了兩千多年。從漢武帝獨尊儒術開始，便引導著我國古代法律儒家化的進程。即獨尊儒術促進著我國古代法律儒家化的發展。

3．1 獨尊儒術促進中國古代法律儒家化

董仲舒提出?獨尊儒術?，并沒有像秦時?焚書坑儒?一樣，排斥異己，尊儒是說把以六經為依據的儒家思想作為統治階級的統治思想，但并不是禁絕百家，非儒家不用。除儒學之外，黃老之學、法學等都占有一定的市場，留有一席之地。因此，尊儒不但不會損害?儒?的尊榮地位，相反，更會促進儒家思想的完善和發展。其次，獨尊儒術的進步作用和積極意義在于：奠定了儒家思想的政治統治模式，形成了全國真正的統一思想，發揚了新興地主階級積極進取的精神，緩和了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鞏固了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加強了中央集權，有利于社會的穩定，有利于國家的團結和統一。在法律中，更多的體現出儒家思想中的仁政，恤刑思想，有助于維護統治的穩定，減少封建統治和老百姓之間的階級矛盾。由此開始的我國古代法律儒家化，進一步奠定了儒家思想的主導地位。

3．2 我國古代法律儒家化更進一步提升了儒家學說的地位

中國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使儒家思想學說中最重要的?禮?成為了中國封建社會制定法律的依據。即中國古代的法律，受到儒家思想的強制影響，而儒家思想的集中概括，就是?禮?。封建統治者極力將儒家禮教與立法，司法互相滲透、補充，以儒家禮教為立法、司法的指導思想。從禮所確認所維護的社會規范來看，無疑起著明顯的法律作用，禮和法在中國古代是相通的,儒家所主張的?德主刑輔?，成為封建時代統治者從事法律活動的基本原則。儒家禮法結合的思想，強烈影響著封建法制。自漢律開中國封建社會禮法結合之先河，以后各朝各代的統治者都是禮法并用，只是禮法孰輕孰重根據各歷史時期的社會情況變化而有所不同，可是引禮入律直至清律都沒有改變。中國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使儒家思想也由此一直在我過古代封建統治思想中占據著主導地位，并且滲入到生活中的各個方面。中國古代法律儒家化的意義

4．1 法律儒家化對中國古代法律的意義

儒家思想貫穿于中國封建法律的始終并對中國封建法律的發展、成熟、完善始終起著決定的作用。從西漢起法律開始儒家化的進程,儒家思想作為法律的指導思想而貫穿于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立法活動中,其核心是德主刑輔、明刑弼教、禮法并用、立法寬簡等等。儒家思想作為統治階級的指導思想，反過來,又大大促進了我國古代法律儒家化的進程,從而影響了中國數千年的立法。

4．1．1 法律儒家化對我國古代法律的積極意義

中國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使?禮?成為了中國封建社會制定法律的依據。正如荀子所說：?禮者，法之紀綱也?。在法律儒家化的過程中,加強了對以綱常禮教為核心的封建倫理制度的維護。將儒家所倡導的禮義規范納入法律法令之中，把儒家經典法律化,開辟了禮法結合的途徑。確立了如?八議?、?十惡?、?官當?、?五刑?等法律制度,并將不忠、不孝定為?大逆不道?而給予嚴懲。這些做法都將封建倫理道德的精神力量和政權法律統治力量緊密結合在一起,是法的強制力加強了禮的束縛作用,禮的約束力增強了法的威懾力量,從而構筑起嚴密的統治網,維護著封建統治。司法

[6]執行方面也極大的體現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如秋冬行刑的制度,主張先德后刑以養生,以及死刑復奏制度也體現了恤刑慎殺的儒家理念,有助于緩和階級矛盾。

4．1．2 法律儒家化對我國古代法律的消極影響

?獨尊儒術?思想也有著自身的局限性，對我國古代法律也產生了一定的消極影響。?獨尊儒術?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思想，在封建政權確立之初有它的進步性，但隨著封建地主政權的鞏固和進一步強化，這一思想的局限性和消極性也就越來越顯現出來。

首先，董仲舒的?獨尊儒術?的思想是建立在他的唯心主義歷史觀和形而上學方法論基礎上的，一些理論觀點和規范范疇的闡發必然烙上非科學、偽科學的印記，甚至純粹是唯心的東西。

其次，儒家思想過分強調愚忠和厚信，抬高皇權，并提出皇權神圣不可侵犯的觀念，赤裸裸地表明它的學說的封建地主階級的性質。儒家法律思想中的?禮治?帶有濃厚的貴賤等級名分色彩，如?親親??尊尊?的基本原則和?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根本特征都強調了人與人之間的等級差別，否定了人天生的平等性，權利賦予了貴族，義務留給了平民，其終極目的是維護封建貴族特權。對司法程序的指導原則的影響是確立了原心定罪的原則,這一原則從道德至上的立場出發,過分強調了犯罪者的主觀動機而相對忽視了犯罪的客觀事實,從而為酷吏任意出入人罪打開了方便之門。

再次，?三綱五常?、?天人感應?說等神化了的理論，成為了兩千多年來束縛中國人民思想的沉重桎梏，壓抑了人性。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儒家思想中的?三綱五常?等傳統的思想逐漸轉化為人們的行為約束，后又成為現實的法律制度，?三綱五

[7]常?等道德倫理觀念不斷法典化，支配著后世的立法、司法活動。重視?三綱五常?，必然強調人們的義務和責任，而不是權利。其結果，勢必導致法律的不公平，人權的不平等。漢代推行春秋決獄以后，為了讓儒家思想在社會的各個層面發揮作用，均采用以禮入法的形式。而作為社會價值判斷的不同標準，道德有其自身的規范，法律也有其自身的強制性，雖然法律具有的禁止功能與道德對于義務的強調本身就很接近，但是法律與道德是有根本區別的。春秋決獄模糊了法律與道德之間的界限，使法律屈從于道德。過分強調道德的重要性，而把它變得如同法一樣威嚴，不可侵犯，其結果是取消了道德，磨滅了人們的道德意識。因此，儒家思想總是將身份人倫的考慮注入所有的社會關系，而時時影響法律的獨立運作。在?情理法?兼顧的心態之下，天理、人情即使顧及到了。但法律往往得不到適當的發揮空間，人民?法治觀念?始終無法培養起來。

4．2 法律儒家化對中國當代法制建設的意義

[8]儒家法律思想在經過兩千多年的沉淀，傳承，發展，對我國進行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有著重大意義，對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也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儒家法律思想也在文化交流與沖突中發展，適應著時代發展的要求，所以，對儒家法律思想進行研究，對我國法制建設有著重大意義。

4．2．1 法律儒家化對我國當代法制建設的借鑒意義

我國古代法律儒家化這一法制史上的重大事件，不僅影響了封建法律乃至中華法系的形成，其中的精華部分對當今的法治建設仍然有較大借鑒意義。

第一，儒家學說中有著非常豐富的法律思想和治國之道，孔子曾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因而

[9]我們要用與時俱進的眼光來看待儒家思想的發展及其對法律的影響，以批判地繼承的科學態度結合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實際情況，弘揚儒學精神尤其是其中的民本思想，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法律體系。做到以人為本使之既符合我國傳統道德習慣，又能為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服務[10]。

第二，儒家禮法結合的思想非常值得我們借鑒。在搞好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的同時搞好社會主義道德建設，把法律制裁的強制力量和道德教育的感化力量緊密地結合起來。如果只講德治，無法可依或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也難以保持社會的秩序和穩定。相反如果只強調法治而忽視道德建設和自我約束，也會走向另一個極端，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也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讓廣大人民群眾自覺地遵守法律，培養對違法犯罪的羞恥感和對遵紀守法的榮譽感，從而維護社會穩定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

第三，儒家思想中的以加強人們道德修養、實現人的價值與尊嚴的?人本位?思想對現代人仍有巨大的現實意義,而其中?孝悌?、?仁義?等道德標準仍應為現代人所追尋。在現代的中國法制中,仍應把?仁?、?德?作為法制的靈魂。而且,對于儒家法律思想的內在精神氣質和品格 ?仁?,其蘊含著一定的?人道主義?精神,反映了對人的重視和關注。立法者的意志應與?求善?的訴求統一起來,使法以仁，德為方向來發揮社會管理的功能。而這些儒家思想中的精華，如忠，孝，仁，德等，在現代生活中也有重要意義，我們應注重個人在社會中的作用，發揮人道主義精神。這些行為很值得我們借鑒和發揚，這有利于我們更好的建設現代法制國家。4．2．2 法律儒家化對我國當代法制建設的消極影響

儒家法律思想的形成是歷史長期發展演變的結果,是適應特定的歷史需求而產生的,因此它必然具有封建社會的一些特征,反映封建統治階級的要求,帶有一定的消極因素,與現代社會的要求相沖突，這就要求我們，在借鑒和發揚儒家思想中的精華的時候，我們要吸取其中的一些經驗教訓，先秦儒家法律思想中的?禮治?帶有濃厚的貴賤等級名分色彩，儒家思想中的三綱五常，親親尊尊特權的等級思想我們應該在現代法制建設中將其徹底摒棄，發揚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互助精神，消除等級觀念在人們心中的地位，真正做到人人平等，執法為民，這對我現代法制建設有著重大的意義。我們應該絕對拋棄儒家思想中為維護封建等級特權而提出的一些思想觀念，但是也應該借鑒其中的積極因素，保留并且賦予全新內容，以豐富我國的法律制度，服務我國現代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

結語 ：

儒家思想在我國古代法制發展中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從春秋產生以來，在之后的各朝各代，都有思想家對其內容進行發展和損益，使其更加符合時代的潮流，順應統治者的需要，成為封建立法的指導思想。特別是西漢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各個朝代的立法思想、原則中都體現出了儒家思想的內涵，古代法律儒家化，儒家思想，對我中華法系的形成和發展也具有重大意義。雖然在封建社會末期，儒家思想僵化，阻礙了社會的進步，但是在其內容中還是有許多思想值得我們學習。在現代法治建設中，儒家思想也對我們有著深刻的借鑒價值。我們要從中擇其精華，去其糟粕，在現代法制建設中發揚儒家傳統優良思想，更好的進行社會主義法制建設。

引文與注釋：

[1] 《董仲舒傳〃元光元年舉賢良對策》 [2] 《史記?儒林列傳》 [3] 《史記?儒林列傳》 [4] 《史記?儒林列傳》 [5] 《唐律疏義》 [6] 《茍子〃禮記》 [7] 《禮記》

[8] 王旭東,方新枝.略論中國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中州學報：76 [9] 高長山.《荀子譯注》.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587.[10] 鄧學彬.淺談中國古代法律的儒家化.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報: 7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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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儒家法律思想及其影響

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內容極其影響

一提起儒家思想，人們往往會想到“德治”、“仁”、“禮”，法治的標簽一般都被貼在以韓非子為代表的法家思想上。但是，雖然以德治為主，儒家也有一套自己的法律思想。而且從古至今，這套思想也對中國乃至世界產生了巨大的思想。本文將從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名詞、核心內容及其影響這三個方面淺析儒家法律思想，最終得到自己的結論。

一、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名詞探究

儒家法律思想，顧名思義，即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中的關于法律方面的思想。儒家法律思想一直強調禮和德的重要性，而法律只不過是前兩者的輔助工具而已。在流傳于世的儒家經典文獻中，“禮”、“仁”、“德”、“孝”等字占據了很重要的位置。所以，想要了解儒家法律思想，必須了解儒家法律思想的這幾個核心名詞

（一）德

“德”也是儒家思想認為一個“君子”應當具有的品質。儒家認為，“德”包括忠、孝、仁、義、溫良、恭敬、謙讓等。

古代儒家曾經提出過“明德配天，以德慎罰”、“德主刑輔，禮刑并用”的思想。可見，“德”在儒家思想中有著重要的作用。

（二）仁

“仁”中國古代一種含義極廣的道德范疇。本指人與人之間相互親愛。孔子把“仁”作為最高的道德原則、道德標準和道德境界。他第一個把整體的道德規范集于一體，形成了以“仁”為核心的倫理思想結構，它包括孝、弟（悌）、忠、恕、禮、知、勇、恭、寬、信、敏、惠等內容。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礎，是仁學思想體系的基本支柱之一。他提出要為“仁”的實現而獻身，即“殺身以成仁”的觀點，對后世產生很大的影響。

（三）禮 《釋名》曰：“禮，體也。言得事之體也。”即，禮，為在日常生活中，君子行動所遵守的方法和規則。《論語》曰：“不學禮，無以立。”可見，在儒教中，禮甚至作為了判斷一個人是否為“人”的標準。

在儒家思想中，禮的集大成者當然是孔夫子。尊崇儒家思想的人，奉孔子為圣人，像孔夫子一樣尊教重道，是每一個信奉儒家思想的人的理想。遵守禮的人，會合宜且虔誠地參加古老的儀式典禮。他會根據他的身份習尚與禮節—儒家思想的根本概念—表現優雅而莊重地控制著自己所有的舉止、身形姿態與動作。可以說，“禮”體現出一種典雅和自治以及儒的尊嚴。

但是，禮并沒有在古代中國的全民中適用，它只是貴族的特權。“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這句古語便很好的說明了這點。

（四）忠與孝

忠是維系國君與臣民之間的紐帶，而孝則是維系家庭關系的一條紐帶。忠是指臣子對國君的絕對的沉浮，孝是指在家庭關系中家長的絕對的支配地位。這也體現出身份在古代中國的重要作用。這兩個字，好像戴在中國人頭上的幾千年的緊箍咒。至今對中國有著極大的影響。“百善孝為先”，便體現出了這個道理。一個不忠不孝的人，會遭到刑罰的處罰，同時也會遭到人們的唾棄。

二、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內容

（一）國有國法，家有家法

在古代中國，家和國史兩個非常重要的單位。若干人組成了一個家，而若干家便又組成了一個國。“國家”一詞便由此而來。在國家和家庭中，都有著自己的規則和方法。這些規則和方法統稱為宗法。

因為由國和家之分，所以便有大宗和小宗之分。“親親父為首，尊尊君為首”是古代宗法的基本原則。除了這個基本原則之外，還有很多紛繁復雜的規則，在內在和外在規范著人們的行為和思想。比如在家庭中，以父親為最具有權威的人。而父親去世后，長兄即為最具有權威的人。還有，一個女子，需遵守三從四德。三從是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四德是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從三從四德等規則中，我們可以看出儒家法律思想對秩序的嚴格要求。一個人尤其是一個婦女必須忍受無數規則的束縛和約束。這樣下來，雖然達到了“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水平。但是，一是因為當時教育普及范圍不高，所以老百姓只是在被動的遵守這些規則，二是這些規則確實壓制了人們尤其是女子的內心和行動的自由。所以，這也就是我們為什么在幾百上千年后遲遲不愿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封建統治異常穩固的原因。

（二）德主刑輔，禮刑并用

分析這句話。道德和法律同時為調控社會的一種手段，在封建社會儒家法律思想的支配下，道德顯然站在一個更重要的位置。但是道德和法律雖然有不同，但是也有相通的地方，在一定條件下也可以相互轉化。孔子遍是希望通過“德主刑輔”達到“德治”。“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里仁》），“聽訟，吾猶人也，必使起無訟乎”（《顏淵》），“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顏淵》），“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子路》）。以德去刑，以仁去刑，而非以暴治暴，以刑止刑，其所側重是違法與犯罪之防范，以道德教化來進行防范，本身就是法律向道德的轉化，由刑輔德，為德治提供了硬性保障，這一思想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不僅體現法律與道德之地位比較，更重要的是促成一種法律文化的形成，一種法律社會化的底蘊。

禮和刑事古代調控社會的兩種手段。雖然禮法并用，但是在儒家法律思想中，禮顯然比刑更加重要。比如在家庭中，三從四德等規則是禮的一部分，這些規則控制著中國人幾千年。而刑在中國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顯然是明顯低于禮的。除此之外，禮和刑并不是對所有人適用的。周朝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即刑不能適用于大夫以上，里不能適用于平民百姓。這是赤裸裸的不公平。也是當時當時社會的法律適用的最準確的概括。

除此之外，在古代中國，道德和禮還能干預司法。“春秋決獄”遍是最好的證明。“春秋決獄”是指審判者運用儒家經典如春秋等判決案件。這樣的做法在現在來說是極不合理的，嚴重的干預了司法的穩定性、嚴肅性權威性。但是，也許“春秋決獄”給司法注入了一些人文精神和道德關懷。但總的來說是絕對的弊大于利的。

所以，在那個時代，法律是居于道德和禮的后面的，德和禮占據著統治的地位，法律終究視為前兩者服務的。那時候的法律人，可能是哭泣的。

（三）法律的適用張弛結合 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子路》），這一思想乃其“仁”之思想的體現，但欲達到“中”，他提出了具體的方法和途徑，就是“寬猛相濟”。《左傳.昭公二十年》載：“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而在《禮記.雜記》中：“子曰：張而不馳，文武弗能也，馳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亦反映了孔子之如此思想。如果說“德主刑輔”作為其法律思想的主導思想原則，而“寬猛相濟”則是其法律思想的具體指導方針。“擇其二端二用，”也是孔子政法思想的中庸之道。如古代對破壞社會基礎家庭基礎的違法犯罪行為（如十惡）采取了極其嚴酷的刑罰，甚至違法犯罪人會千刀萬剮。而長輩對小輩的侵害則可以從輕或減輕抑或免除處罰。這樣做可以維護封建倫理綱常，但也破壞了司法的平等性。

（四）仁的核心地位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包括孝、弟（悌）、忠、恕、禮、知、勇、恭、寬、信、敏、惠等內容。孝悌是仁的基礎。其法律思想是主要是基于對國家或社會，家族或宗族的興衰的關注，而過分壓抑了個人的自由和個性的解放及個人價值的實現，從而在其思想中體現強烈的國本位和家本位思想，而也是這一點一直支配著中國歷史的發展。在仁的支配下，不僅是立法、司法還是執法都必須體現仁的思想。但是近現代，隨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之風的吹來，仁思想與西方思想發生了越來越多的和越來越實質化的交流與碰撞。

三、儒家法律思想的影響

儒家法律思想史我國中國古代起著支配作用的法律思想。而歷史是傳承的，法律思想也是傳承的。時至今日，儒家法律思想依然有著很大的影響，尤其是對中國法治的影響。具體說來，有以下幾點：

（一）慎刑的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強調“德主刑輔，禮刑并用”。這反映出儒家法律思想感化教育為先為主，懲罰為后為輔的思想。反映在當代法律中最顯著的就是刑法的罪刑法定的原則。

罪刑法定是指被告人的罪名和刑罰都必須要有刑法來規定，既不能由非刑法的東西如習慣契約來規定，也不能由除刑法之外的其他法律來規定。而且刑事訴訟必須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來進行。刑法和刑事訴訟法雖為處罰犯罪人的法，但是它更是保護犯罪人的法，處處體現著慎刑的思想。這與儒家的仁和德教的思想史不謀而合的。

除此之外，其他法律領域也體現著這種謹慎處罰的思想。不僅如此，在立法、司法、執法中，也體現著這種思想。比如行政法的行政合法原則、行政合理原則。

（二）國家為上的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強調君權皇權至上，權大于法。這種思想和基調一直影響著中國幾千年的法律。在古代中國，中國史法治和法制的中心，掌握著最高的立法權、司法權。“法由君出”。而且，中國的法律一直是統一的，沒有出現歐美國家同一國家不同法域的套路。在今天我們國家與此也有一定的相同的不同。在當今中國，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立法權屬于人民。而且我國的法律也是統一的。但是，當今中國，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但這決不代表人民就能隨意干涉法治。這與古代中國權大于法的思想是不同的。

（三）厭訟的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強調道德禮教和調節的作用，其核心在于：注重人際和諧，輕視法律訴訟；重視道德教化，注重犯罪預防；重視賢人政治，輕視個人權利。這也就導致了人民厭訟情緒的出現。古語有云：“好訟之子，多數終兇”。這體現了古代中國人厭惡訴訟，愛好息事寧人的思想。這種厭訟的思想一直延續到現在。有的老百姓甚至認為一打官司就會觸霉頭。這種思想與當今社會的法治是有一定的矛盾的。我認為我們不應該厭訟，因為訴訟是我們的合法的權利。當我們的權利受到侵犯時，我們就應該拿起訴訟的武器。當然我們也不能忽視道德和調解的作用，不能成為訟棍。總之我們要把握好訴訟的度，既不能厭訟，也不能一味的依靠訴訟。

（四）人治的思想

人治和法治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儒家法律思想強調人治，強調“為政在人。”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其身正不令則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孟子也說：“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眾也”。都把統治者道德的好壞，看成是影響民眾道德品質的重要因素。

而在當代中國，強調依法治國，建立法治國家。法為上的思想滲透著整個國家。但是在強調法治的時候，我們也不能忽視人的作用。

首先，不管是立法、司法還是執法等，都是人來實行的。“徒法不足以自行”。缺少了人的法治是無法想象的。其次，法律人的帶頭示范作用也是非常作用的。倘若每個法律工作者都能遵紀守法，依法辦事，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我國的法治也應該會更早更快更好的實現。否則，只是有著完善的法律，而沒有擁有信仰法律、掌握法律的法律工作者，那法律只不過是一張充滿著生硬辭藻的廢紙而已。

（五）仁治的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強調仁治的思想，這對我國的法治建設也是有著很大的借鑒作用的。首先，法律不僅是規范人們的行為的規則，而且也應該有一定的人文精神和仁愛觀念。生硬的法律只能被人們所遵守，而不能被人們所信仰。其次，在司法過程中其實是一個判斷和推理的過程，包含著一定的價值判斷。如果一個法律工作者沒有仁愛的價值，而是一個偏執的法律狂，我們也很難想象他能駕馭好法律，他也很難運用法律保護當事人權利，做到懲惡揚善。所以，即使是法治，人的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六）家庭因素

前文說過，宗法分為大宗和小宗。大宗即國法，小宗即家法。在現代社會，家庭的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我國是有這幾千年儒家思想積淀的國家。比如，在我國，當今父親仍然是一個家庭的中心和權威。對于這種思想和習慣，我們不能抱著全有全無的態度去處理。我們應該抱著揚棄的態度去處理。比如，對于孝這個觀念，我們應該要大力弘揚的。畢竟，家庭依然是維系社會的紐帶。但是對于那些不好的因素，比如“三從四德”這類的，我認為應該是堅決拋棄的。在這個男女平等，甚至女權愈來愈大的社會，我們應該解放婦女，還婦女以自由。而不應該繼續的毫無人道的用舊觀念來壓迫他們。總是，我們應該用揚棄的眼光和態度來看待和利用儒家的家庭觀。

四、結語

儒家法律思想史流傳于我國數千年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傳統，對我國古代的法律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當今社會，儒家法律思想依然有著自己的可取之處，但是也有一些需要拋棄的糟粕。而且，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清風已經吹入中國很長時間，不斷的、越來越強的影響著中國的法治。在此種情況下，中國的法治建設面臨著越來越多、越來越大的抉擇。留給我們的任務非常重要，也非常艱巨。我認為，面對不同的法律思想，我們應該取其精華，棄其糟粕。不管是儒家法律思想、法家法律思想、西方法律思想等，我們都應該抱著這種態度和方法來進行抉擇。只有這樣，我國的法治才會向著包容化的方向發展。會越來越完善。

第五篇：從漢朝刑法原則和制度看法律的儒家化

從漢朝刑法原則和制度

看法律的儒家化

一、序論 ：

儒學，始于春秋戰國，自孔子創立以來，經孟子、荀子等人的發展，使之內容日漸豐富，結構日趨完善。其以中華民族所特有的人生觀及價值觀，道德操守為基點，不斷發展完善。以其強大的生命力，奠定了儒家思想在中國古代歷史中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

在歷經了從“禮治”即“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①“隆禮重法”經“以法為教” ；“以吏為師”；“以法為本”，到“無為而治”直到“獨尊儒術”。最終奠定了其正統法律思想的地位。建漢以后，董仲舒新儒學理論的提出，確定了以儒家學說為正統思想，同時，儒家學說的內容也深刻的影響了漢代的法律制度。至此，開始了儒家思想的法律化。

本文以漢代的刑法原則和制度為切入點，結合對漢代法律與儒家倫理二者間發生結合的原因分析，具體闡述中國法發展中的重要轉變。

二、本論

(一)漢前的法律制度概述

(二)儒學進入法律

1.儒家思想得以確立的原因：從“百家爭鳴”到“獨尊儒術”

2.董仲舒的新儒學

（三）儒家文化在漢代刑法中的表現

1.漢代刑法原則

（1）“上請”（2）“體恤”（3）“親親得相匿”（4）“自告”與“自出”（5）“造意”與“非造意”

2、漢代刑法制度

（1）漢文帝、景帝改革

（2）“春秋決獄”與“秋冬行刑”

A.“春秋決獄” B.“秋冬行刑”

（四）法律的儒家化的影響

三、結論

呼應開頭的序言;

四、參考文獻

·參考書目：

1、曾憲義：《中國法制史》，北大出版社，2007年版。

2、楊景凡、余榮根：《孔子法律思想》。

① 《論語·子路》

3、沈家本著：《歷代刑法考》，中華書局1985年版。

4、俞榮根著：《儒家法思想通論》，廣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5、張中秋著：《中西法律文化比較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9年版；

6、鄭琴主編：《中國法律文化比較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7、黃京平：《刑法總則案例分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3月版。

8、徐遠：《儒家思想與東亞社會發展模式》，廣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版。

9、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北京京海印刷廠2004年9月版。

10、武樹臣：《儒家法律傳統》，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版。

11、馬小紅、柴榮：《中國法律思想史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3月版。

12、陳長琦：《中國古代國家與政治》，文物出版社2002年1月版。

13、商紹先：《中國刑法史精要》，法律出版社2001年4月版。

14、韓星、陳明：《儒法整合——秦漢政治文化論》，中國社會神學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15、《國家司法考試輔導用書》，法律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16、《漢書?宣帝記》

17、《論語?子路》

18、《漢書?刑法志》

·論文類： 高正尉：《儒家法律思想的發展》、《從漢朝刑法原則和制度看法律的儒家化》2006年09月02日，法學公社的老董：《淺談漢唐法律儒家化》 高正尉：《儒家思想》 陳兆鵬：《試論儒學對漢代法律的影響》 王邊銀：《淺談漢律儒家化及其影響與意義》

從漢朝刑法原則和制度看法律的儒家化

一、漢前的法律制度概述：

我國刑法起源略早于夏，在父系氏族社會后期，就有“皋陶之刑”。夏建以后，制定了刑法，即“夏有亂政，而作禹刑”。且發展為“夏刑三千”。此所謂“五刑”之源。商朝隨奴隸制經濟的發展及國家機器的不斷強化，法律制度較夏朝有所充實。商滅夏后，即制定法律。《左傳·昭公六年》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后在祖早二十五年，又“重作湯刑”。使法律日趨完備。據后存資料記載，商代法峻刑殘，有桎梏、流放、割劓、砍足、剖心、斷頭、火燒、活埋等。且實行天罰與神判相結合。充分反映了中國古代宗族奴隸制法律制度的特點。

西周法律制度以宗法制的確立為基礎，結合“禮”以調整社會關系及行為規范。《禮記·禮運》所載：禮“禁于將然”“絕惡于未萌，起敬于微緲，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而刑則“已然”。如《漢書·陳寵傳》所說“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里”。時至春秋，周天子“天下宗主”地位動搖，傳統制度被打破，秦國統一后，仍然嚴刑峻罰，獨尊法家。使得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甚至“焚書、坑儒”以至民不聊生。秦將法家學說定為“一尊”，實行文化專制主義，執法上的以權利為中心與法家理論日益僵化，導致的立法不夠完備，致使執法中竟以“殺人眾者為忠②臣” 再難以“緣法而治”終使秦的夭折宣告了法治的失敗。

二、儒學進入法律

（一）儒家思想得以確立:從“百家爭鳴”到“獨尊儒術”

秦亡漢立，經濟凋敝，天下饑謹。鑒于秦亡“舉措暴政而用刑太極”的教訓，無法再“法治”，而百業待興，政權待穩。“以道為本，文武并用，德刑相濟”的黃老學說，便被統治者列為主導思想。“無為而治”在政治上約法省禁，以德化民；在經濟上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不但鞏固了統治，而且穩定了民心，從而為當時的政局的穩定，經濟的恢復，起了積極的作用。但隨著經濟的發展“無為之策”帶來了中央集權的力量不足，使得中央集權與王國力量日益擴大,勢不兩立.而統治者急需政治“大一統”的愿望無不使黃老“無為”理論顯得陳腐落后。此時又加上漠北興起匈奴的步步逼進，內憂外患。黃老學說與統治者日益增長的加強一統的中央集權的愿望相悖。使得統治者不得不再尋出路。

還顧：墨名，陰陽，法各家，道家及黃老學派過于消極，利守不利攻，不利于社會發展。墨家代表中下層人的利益，又與統治者階級要求相去甚遠，甚至背道而馳；陰陽家過分推崇自然之力，對治國治民缺乏論證，于是儒學的“大一統”觀點就略顯優勢。儒家學說在凝聚歷代統治階級經驗的同時，更具“大一統”理論及“宗法等級理論”。這不但有利于中央集權的加強，同時亦可抑制統治集團內部的離心傾向，鞏固社會秩序。再者，儒學雖經“焚書坑儒”但“顯學”地位未失，在民間影響力較大。由《史記·秦始皇本記》中載：皇長子扶蘇以“諸生皆誦法孔子”為由勸秦始皇改法從儒可見。同時，儒學為入世之學，持“中庸”原則。可避免法家急功好利給社會帶來的不安。也可避免道學及黃老學派過于消極而給社會發展造成的阻礙。“民本”的思想給專制集權體制帶來了開明的氣息。此外，董仲舒以儒為本，以陰陽學為解釋，雜糅各家之長，上“天人感應”三策，宣三綱之道，恰合漢五帝統一之意，便呈現“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新局面。

（二）董仲舒的新儒學

提及漢代法律的儒家化，就不得不提到董仲舒。其新儒學的提出，使得儒家法律思想開始向封建法律滲透，成為儒家思想登上政治舞臺的必要前提。董仲舒以儒家思想為主，吸收了陰陽五行家、法家以及殷周的天命神權等各種有利于維護封建統治的思想因素，創造了新的儒學。他提出了“三綱、六紀、五常”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且將《春秋》的精神，從理論上加以論證，并根據時局進一步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實際上，董仲舒就是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結合了法家、陰陽家順應天意、道法自然的思想。并將儒家的家庭倫理、理想社會形態納入了統治思想的范疇。進而在法律上影響了漢律以至歷朝歷代的理發和人文思想，生活習慣，道德規范進而便使儒家思想法律化，制度化。

首先，董仲舒為了論證“君權神授”，創造了“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② 《史記·李斯列傳》 把天描繪成創造一切，支配一切的神，人的情感、意思是與天相適應的，君主的統治是天意的具體安排。君主必須秉承天意來行事。即“君主授命于天，天下授命于天子”③稱“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是？”④他還把君主與臣民的關系看成是干與枝，本與末的關系，主張“強干弱枝，大本小末”。⑤皇帝的至尊權威不受任何侵犯，且以法律形式規定了最嚴厲的刑罰。凡是侵害皇帝個人和皇權統治的行為均視為最嚴重的犯罪。如“欺謾”、“詆欺”、“誣”、“廢格沮事”、“誹謗”甚至“腹誹”和“阿黨”、“通行飲食”、“見之故縱”均構成“死罪”。董仲舒利用神化將保護皇權以合法化，而儒家化的漢律又賦予皇帝以特殊人格，至尊地位。儒家思想中的“八目”——注重內在修養這一特色，⑥也在儒家化后的漢律中得以體現。即見“腹誹”——將心理因素作為犯罪與否和犯什么罪的依據。

其次，董仲舒繼承了先秦儒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思想，根據人間君臣、父子的倫理綱常，仁義道德思想，以及“陽尊陰卑”的神學理論，提出了一套維持封建等級的制度“三綱五常”論。董仲舒提出了“德主刑輔”的思想，法律教育互補說，區別與單純的懲罰目的說，據此以減刑使犯罪者有改過的機會。主張德教為主，興辦學校，提倡儒家教育，以教化來從根源控制犯罪。同時，汲取了秦亡的教訓，采取儒家中庸之說，即有主輔之分。引孔子刑罰教育目的學說，以達到“禮儀之邦”無為而治的目的。而對于“斗筲之姓”則以刑罰教之。這種思想便是儒家“三綱、五常”思想的實質性表現，由此便有了“禮律融合”。“三綱”早見于《韓非子》而“三綱五常”則在董仲舒之后《白虎通義》中首現連用。董仲舒《春秋繁露·基義》中說：“凡物必有合??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及“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子兼功于夫。”又說“丈夫雖賤皆為陽，婦人雖貴皆為陰”。同時在《春秋繁露·順命》中說“天子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使得個人、家庭、社會與政治統治從行為規范到法律制度形成了內在的統一。

“五常”則是董仲舒在漢五帝策問中提出，即“失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王者修飾，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外，延及群生也。”⑦可見“三綱”用以約束臣民，“五常”則延及范圍包括君主，以禮區分社會等級的尊卑制度和行為標準。而“仁、義、禮、智、信”則為整個社會的倫理本位和道德標準。其中君主表率作用亦不乏其中，由此，董仲舒援引儒家思想而構建的社會行為規范及價值便初現雛形。

再者，除德教方面，法律條文方面亦出現了“禮律融合”。賦予了漢代法律以儒家化的價值取向，即由漢代的法律原則與制度為媒介使漢代儒家思想的法律化得以體現。

三、儒家文化在漢代刑法中的體現

③④⑤⑥⑦ 《春秋繁露·為人者天》

《春秋繁露·王者三通》

《春秋繁露·十指》

“腹誹”即在心理誹謗朝政，大臣顏異因此而被殺。

《漢書·董仲舒傳》

（一）漢代的刑法原則

1、“上請”

亦可稱“先請”即某些官僚貴族犯罪后，一般司法機關不得擅自審理，須奏請皇帝，“請”其作出，減免的決定。根據與皇帝關系的親疏遠近，官職功勞的高低大小，決定刑罰的適用及減免，異詞保護貴族官僚的特權。

兩漢時期公侯其子嗣和官吏俸祿在三百石以上的，在法律上都享受有罪“先請”特權。這實質上也可以認為是對儒家所提倡的宗法道德的維護，漢朝歷代皇帝多次頒布詔令，規定或修改先請的適用。如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詔：“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宣帝黃龍元年詔：“吏不滿六百石，下至綬長、相，有罪先請。”另據《后漢書·百官志王》記載“縣令、長，三百石侯國之相，秩次亦如之。”《漢書·惠帝記》“民有罪得買爵之三十級，以免死罪。”在此，將孔子的非同姓血緣的君父一體制加以貫徹，既估計了犯罪官僚貴族與皇帝關系的前提，又為非同姓但又有功臣的行為放寬了條件，符合了儒家“孝、忠”的思想原則，在其實質上，卻給了地主豪紳等貴族有錢人以錢贖刑的特權，這種“君以禮事臣，臣以忠待君”的君臣之綱的賞罰制度和儒家文化大夫的社會等級制度在法律上淋漓盡致的體現，雖較發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斷于法”思想的階級性更為明顯，較努力制時期具有一定先進性，但在很大程度沙鍋內也破壞了法的平等、公正的內在價值。

2、“體恤”

即“矜恤”其規定了老幼廢疾者或婦人的犯罪，可以在量刑和監禁方面給予優待。漢朝的刑事責任年齡規定劃分為但段，即幼年、成年、老年，只有成年而未步入老年者才負刑事責任。這條原則以儒家宣揚的“仁政”思想為知道，把儒家尊老憐幼的道德原則法律化，詳見《漢書·刑法志》載“耆老之人，發齒墮落，血氣既衰，亦無暴逆之心”。漢惠帝詔：“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⑧皆完之。”漢宣帝詔：“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生。”⑨漢成帝詔：“年滿七歲，賊斗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便得以明晰。

3、“親親得相匿”

即“親屬相隱”，最早見與秦律中“子為父陷”。后在儒家經典中得以完善表述。即孔子《論語·子路》中“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漢宣帝四年詔：“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減受法于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⑩從中可以看出這條規定了卑幼匿尊長不負刑事責任，尊長匿卑幼除死罪上請減免外，不負刑事責任。這條規定無疑是對儒家所提倡的家族道德的一種維護。在此，儒家的家庭、宗族倫理觀念等得以法律原則形式明確表述，意味著孔子道德觀念已被轉化為法律原則。

4、“自告”與“自出”

即“先自告除其罪”漢律中“自告”或稱“自出”，類于現自首但有所區別，指犯罪者在其罪行未被發覺之前，自己到官府報告其犯罪事實，可以免除其罪。⑧⑨⑩ 《漢書·惠帝記》

《漢書·惠帝記》

《漢書·宣帝記》 其帶有儒家注重內省自修的成份，反映了儒家參與立法所導致的法律價值取向——教育目的說，儒家思想中的“五常”與“八目”在這一原則下體現得淋漓盡致。

所謂“五常”即“仁、義、禮、智、信”。“八目”即“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講求人對子我內心的修養，強調只有內修成功，才能進一步追求其社會價值的體現，反之對于犯罪之人，以為內修出了問題，若可“先告”則就根本上已解決了問題。因此便可免于懲罰，儒學奉行“仁”“德”在“法”“德”間，“德”居首位。“自出”可以說在符合了統治思想的同時，穩定了社會，同時也籠絡了人心。

5、“造意”與“非造意”

漢律中有“造意”與“非造意”的區分。“造意”指蓄謀，犯罪前的謀劃策動，而“非造意”指事先無預謀的犯罪行為，這種區分的方法源于荀子的學說。區分目的指主觀惡意的程度，而內心善惡則為定罪量刑的標準。孔孟學說以為“人之初，性本善。”而荀子則“性惡”，雖然孟荀之間有巨大區分，但同為儒學，孟子性善傾向內心修養，荀子則講求外部教育，兩者目的都在修身正心，因而內心善惡便成為定罪量刑的標準，而《荀子·勸學》說“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荀子·性惡》又說：“禮儀制而制法度，”就是說禮為法的根據總綱，而法為禮的體現及確認二者合而為一。而禮對人的心性和行為的要求則會波及到懲罰而蓄意去做某些違反其規定的行為則更是“罪大惡極”則會受到更大的懲罰。則“造意”與“非造意”的區別可見是程度情節上的區分。

二、漢代刑法制度

1.漢文帝、景帝改革

文帝十三年，齊太倉令獲罪當是黥刑，其小女緹縈上書請求將自己沒官為奴，替父贖罪，并指出肉刑制度斷絕犯人自新之路的嚴重問題。文帝為之所動下令廢除肉刑，所以，于公元前167年文帝下詔廢肉刑，進行刑制改革，其詔中稱：“刑斷肢體，刻肌膚，終身不息。”后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馬敬提出了具體的改革方案，把黥刑（墨刑）改為髡鉗城旦舂（去發領部系鐵圈服苦役五年）；劓改為笞三百斬左趾（砍左腳）；改為笞五百；斬右趾改為棄幣死刑。雖文帝之舉從法律上宣布廢除肉刑，具有重要的進步意義。但改革中不乏有由輕改重的現象，因受“以右為尊”的影響，使得斬右趾改為棄幣死刑，劓改為笞三百，斬左趾改為笞五百，不再處以肉刑，但因笞刑數太多，受刑之人仍難保性命，所以有后班固稱其為“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之”之說。景帝繼位以后，針對以上問題又進行了更為完善的改革。其主持重定律令，將文帝的劓刑笞三百，改為笞二百；斬左趾笞五百，改為笞三百，又頒《瞂令》規定笞杖尺寸，以竹板制成，削平竹節，以及行刑不得換人等，使刑制改革向前邁進一大步。

這些改革從側面保護了生產力，給犯罪人有改過自新的機會，以其實質上而言，便是儒家刑罰教育目的說的結果，即董仲舒所謂“德主刑輔”而“明德慎刑”。

2.“春秋決獄”與“秋冬行刑”（1）“春秋決獄”

漢代《春秋決獄》是典型的法律儒家化在司法領域的反映，是儒家思想引入漢律的典型表現。其指審判案件時，如無法律明文規定則以儒家經義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篇中對“春秋決獄做了解釋說：“春秋之所獄也，必本其實而原其志；志刑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可見其要旨為：必須根據案件事實，追究行為人的動機，動機邪惡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責；首惡者從重懲治；主觀上無惡者從輕處理，這強調審斷時應重視行為人在案情中的主觀動機；在著重考察動機的同時，還需依據事實，分別首犯、從犯和已遂、未遂。桓寬在《鹽鐵論·刑德》中說：“春秋之治獄，論以定罪，志善而違于法者免，志惡給予法者誅。”則“心”“志”為定罪依據。據《通典》卷六九記載：“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棄兒子，甲無子，振活養之，雖非所生，誰與易之。??春秋之義，父為子隱。甲宜匿乙而不當坐。”董仲舒以為“父為子隱”乃“春秋之義”，并據此對包庇殺人犯的義父不予論處。又如“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諸之。”即說，對君主和嫡親尊長必須絕對服從，不可有反逆之心，否則即使未付諸行動，也要予以嚴懲。載《荀子·王制》中：“故公平者，所之衡也，中和者，所之繩也。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禮儀者，治之始也”；《荀子·勸說》中又提到“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荀子·性惡》中更涉及“禮儀制而制法度”。《荀子·修身》中“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由此可見荀子早有以禮法并用，以禮制法，以禮治事之意，而董仲舒揉合各家所長，引禮入律，禮律并用，甚至以禮代法，并注《春秋決事比》、《春秋決獄輯佚》等。由《春秋繁露·深案名號》中“循三綱之紀，通八端之理，乃可謂善，”可見漢代司法斷案在無律可引時便完全以儒家思想定奪。其中《春秋決獄》所謂“論心定罪”無非亦為“忠、孝”精神的體現。（2）“秋冬行刑”

“秋冬行刑”早見于春秋“賞以春夏，刑以秋冬”11之說。漢初流行黃老之學，《黃帝四經》主張“春夏為德，秋冬為刑，先德后刑，以養生，”認為“先德后刑，順于天”，而董仲舒由于受到黃者學說德刑觀的影響，提出了“慶為春，賞為夏，罰為秋，刑為冬??慶賞刑罰，當其處不可不發，若暖春清寒，當其時不可不出也”之說。12據《資治通鑒》載，武帝“元光四年冬十二月晦論殺魏其侯于渭城”。胡省三注曰：“漢法以冬月行重刑，遇春則赦若贖，故以十二月晦論殺魏其侯”。可見漢統治者根據天人感應理論，規定春夏不得執行死刑。《后漢書·章帝記》載，東漢舜帝元和二年重審：“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十二月報四。”除其謀反大逆等“絕不待時”以外。一般死刑犯須在秋天霜降以后，冬至以前執行，因此時“天地始肅”殺氣已至，便可“申嚴百刑”，以示所謂“順天行諸”。從某種程度上而言，“秋冬行刑”實則亦為儒學思想指導下以刑罰制度為媒介所體現出的“天人感應理論”的產物。

四、法律儒家化的影響

儒學進入法律以后，中國便步入了以儒為主的時代，這個時代就是法律的儒家化時代。也可以說進入了法律的倫理時代。法律的儒家化是中國封建法律儒家化的開端。歷代王朝無不禮法并用，引禮入律直至清朝都沒有改變，如“親親得相首匿”等。自此儒家思想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主流思想，更直接將其經典條文化、法律化，便將“三綱五常”近乎成為指導中國封建社會人們行為規范的習慣法。君權、父權、夫權成為封建社會的權利核心，法律對其加倍維護。而“仁、義、禮、智、信”則亦成為人們的行為準則。儒家化的中國傳統法律是中國政治體系中不可獲缺的一個重要部分。它是當時社會既定條件在法律領域內共同作用 1112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春秋孥露·四時之副》 的必然結果。同時又推動了社會的發展。它得以存在的合理性和適時性都注定其有不可替代的歷史價值。

（一）漢律的儒家化的思想構成了中國封建統治思想的基礎

“三綱五常”之道自此成為行為規范，引禮入律直至清律都未曾改變。雖然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有些內容已不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時有少部分改動，但“三綱五常”之道、“綱常倫理”之說及“陰陽天人”之論均未受到動搖。從清律中“秋審”及家庭制度便可見其麟角。

（二）漢律儒家化的趨勢使得法家“一尊”地位喪失，致使法家作為獨立思想的消失，成為儒家思想的一個部分。

法家思想由此被儒家思想精髓所吸收。可見宋代大儒朱熹的“重刑主義”思想得知。13瞿同祖認為“秦漢之法律為法家所擬定，純本于法家精神。”以其源自是李悝、商君、李斯之法。自漢代開始的法律儒家化，制律者多為“儒家”，如賈誼、陳寵、公孫宏、鄭沖、崔浩等等，陳寅恪也說：“司馬氏以東漢末年之儒學大族創造晉室，統制中國，其所制定之刑律尤為儒家化”。以立法參與者的出身來論法律的性質是不可靠的，商鞅、李斯的法律未必“純本”于法家，賈誼等的法律也未必就反映了“儒家”精神。特別如后世的朱元璋、洪秀全所立之法并不必然代表他所出身的階級一樣。況且，上述諸儒生，本身也多有法家背景，王充即指出“法律之家亦為儒生。” 許多方面儒法是相通的，只是其主張作為治國手段時的次序不同。法家主張法高于道德教化，因為他們不相信道德教化能“禁暴止亂”；而儒家主張在于禮教優先于法或刑，“出禮則入刑”，刑是實現禮義教化的保障。并不能說儒家反對法律手段，或法家反對道德教化手段。這只是一個優先選擇的問題。可以看得出，漢代法律儒家化后，法家思想已經深入儒家思想的精髓，并成為儒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14

（三）漢律儒家化的法律思想構成了中華法系的基礎

中華法系開始形成于秦朝及漢代初期，漢律的儒家化便是其得以開始形成的標志，直到隋唐時期才真正成熟。在漢律儒家化后的思想逐漸成為封建統治者的正統法律思想，后經東漢、三國兩晉南北朝幾百余年的發展。隋唐時法律思想及法律制度逐漸成熟，自成體系。中華法系的得以形成不但影響了古代中國的法律發展進程。同時，對古代日本，朝鮮，越南的法制也產生了影響。唐朝以后宋元明清各朝都以《唐律疏義》為藍本，創制了本朝的法律制度。日本也仿隋唐法制，至今乃用省，縣，府，道等作為國家政級劃分。雖然在清代修律過程中中華法系宣告解體，但可以從中華法系的“法律以君主的意志為主”，“禮教為法律最高原則”，“刑法發達民法薄弱”，“行政司法合一”15等特點中清晰地看到法律儒家化的影子。

漢律的儒家化使得中國古代法律制度體系的構建及發展成為可能。在為法律儒家化標榜為亞洲各國法律的指導思想的同時，也為中國刑制的發展，中國后世法律制度的完善附帶了一些消極的因素。宗法禮制下的儒化思想以維護封建統治為本的官方哲學，無不淋漓盡致的體現“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的階級特權。破壞了法律的平等，公平的內在價值。使得中國的法律喪失 朱熹在湖南上任親自上陣捉獲數千農民打入牢房，回扣押了寧宗即位頒發的大赦令，直到殺死十幾名起義農民領袖后，才予以公布。14 詭夢人：《淺談漢代法律儒家化及其影響與意義》2008年12月 1315詭夢人：《淺談漢代法律儒家化及其影響與意義》2008年12月

了作為法的價值，功能及品格，亦為中國法的滯后與枯竭埋下伏筆。但即便如此，雖中國法無法像西方法律一樣成為現實世界法制的主流文化，亦可為中國特色法律建設提供寶貴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