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法家與儒家對君民關系的論述

關于法家與儒家對君民關系的論述

君民關系自古以來便是體制中核心處理的問題，如何處理好君民關系是維護好社會穩定的基礎和保障，只有正確處理好君民關系，才能保證政體能夠長久有效地運行和國家的富強。

法家關于君民關系的兩大核心思想便是“法自君出”和“強國弱民”。這兩個觀點在理論基礎上直接確定了君王在君民關系中絕對的優勢地位，秦國有實力統一中原，很大關系上與這兩個觀點有關。

“法自君出”，從字面上便可以看出君王的地位已經高于法律，君王成為了法律的來源，對于法律也有最高的解釋權力，使得秦國建立起了一種極端的政治體制，便是“天下之事無小大皆取決于上”，滿足了君王的各種要求和欲望，同時也保障了君王的任何命令都能被下級官員無條件的執行，如果官員無法順從或者有效的執行君王的命令，那只有受到嚴刑。通過這種強權政治，秦國可以在短時間內調動全國的人力物力進行大規模的軍事活動，而且商鞅的“獎勵耕戰”也從理論上為“法自君出”的觀點承擔了大部分壓力。這種思想在短時間內對于國家的發展是有益的，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在秦朝完成統一戰爭以后，各種起義**此起彼伏，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這種思想已近無法滿足國內的需要，經過多年的戰爭，國家應該進入一種休養生息的階段，秦始皇應該依靠這種思想觀點頒布一系列的安撫政策，將國家和人民從戰爭情緒中帶出來，但是他卻沒有，他靠這種思想大興人力物力修建長城，阿房宮，讓徐福為他尋找長生不老藥，可是這種極權政治顯然無法為滿足他的欲望而服務，也導致了秦朝的短命，因此“法自君出”這種思想觀點在短時間內可以保證國家的強大，但是從長期來看，它只會加劇君民矛盾，并且導致王朝的覆滅。所以“法自君出”的觀點只適合在短時間內協調君民關系，而不是國家發展的長遠之計。

“強國弱民”是發家的另外一個重要思想，在統一中國的過程中發家的目的便是富國強兵如何實現這一目標，法家認為是農戰，但法家認識到“民之內事，莫苦于農，民之外事，莫難于戰”。但是農事之苦和戰事之痛確實阻礙農戰的兩個最大障礙，如何保障農戰政策的運行，法家認為只有讓人民貧窮，讓他們為了得到國家的賞賜，滿足他們已經得不到保障的生活需求，為國家效力賣命，從而保證國家的強大。讓人民變得貧窮，是保障農戰政策可以有效運行的基礎和前提，法家也這么做了，商鞅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也使得秦國進入了“強國弱民”的狀態之中。但是很顯然，法家沒有考慮到戰爭結束后，國家財富越來越多而人民越來越窮的狀態，這是一極為危險地狀態，當國家和人民在財富分配不均的矛盾被打破后，只有王朝的覆滅才能結束這種矛盾。這種農戰政策也是建立在君王至上的政治體制之上的，所以這種政策在短期內有效，但是始終不能保障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

法家在君民關系上，更加傾向于帝王的作用，對于人民更多的是壓迫奴役，這種關系是一種極不穩定的關系，物極必反，秦王朝的覆滅便是最好的例子，短期內運用法家的觀點確實可以保證國家的強大繁榮，同時我們也應該認識到法家的這種思想會加速一個王朝的覆滅。

儒家關于君民關系的觀點最為重要的便是“民貴君輕”，孔子、孟子、荀子一直都在強調“民本”思想，認為人民在君民關系中是基礎，是國家能夠發展的基礎，帝王應該順從民意，把人民的利益看做國家的根本利益，將人民作為自己的服務對象，但是，孔子卻用倫理制度將君王放在了最高的地位，用層層倫理關系維護國家的穩定，而這一做法的結果就是，人民大眾始終是在最低的地位，再為其他比自己高的社會階層服務，這便是為了維護宗法制的核心地位而產生的一種思想。孔子希望用“仁”治理國家，在國家中形成“君子”之風，自然而然的商人、農民再一次被放到社會底層，這邊與他的“仁政”觀點相互矛盾，也正是這種觀點使得儒家思想可以在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歷史中處于正統地位。孔子將人民從理論上放到了最高的地位，卻從體制上將人民置于社會最底層，看上去非常的矛盾，但是中國的歷史證明，君王就是喜歡這一對矛盾，并且將這對矛盾玩了2000多年。

儒家對于君民關系的看法和行動，雖然互相矛盾，但是卻可以讓人民與君王感到舒服，讓他們覺得這種關系應該一直存在下去，而且保證了中國2000多年政治體制沒有發生任何多余的改變。

法家與儒家相比，前者的君民思想短期內可以解決許多問題，可是長遠一看，這種思想便成為了最大的問題。后者較之于前者，是一種溫柔的政策，通過各種做法使得君民關系更加符合人們的精神需要，所以，儒家思想比法家思想可以更好地處理君民關系。

第二篇：企業管理與道家儒家法家思想

企業管理與道家儒家法家思想

道家思想：清凈無為，遵行客觀規律。

儒家思想：“人之初，性本善”，注重教育啟發，主張和諧。

法家思想：“人之初，性本惡”，執行文化，一切按規章制度辦事。

企業管理從層次來看主要分三層，通常都叫高層、中層、基層，不同的位置要有不同的心態和性格，好的團隊應該是什么樣的性格呢？

高層管理人員是企業經營管理的核心決策層，是把握企業前進方向的舵手。應該具備道家清凈無為的性格，無為不是碌碌無為，而是有所為，有所不為，遵行事物發展的客觀。要有戰略的眼光去思考問題，去思考為與不為的界限，比如法律、成本、規劃。一般而言，那些不為的是無害的，但機會成本絕不能忽視。如果不為是因為弱點導致表現不佳，就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變、提高，如找一個互補的合作伙伴，甚至變換一個職位。

中層管理人員是連接企業高層管理人員和基層管理人員及一般員工的紐帶，是貫徹企業經營戰略的關鍵。中層管理人員應該主張儒家思想，即中庸和諧，溝通上級、下級，也要平級溝通，企業的和諧主要是依靠中層干部來實現的。中層管理人員要能理解企業高層的決策，還要依靠技術技能給予下級專業技術上的指導。儒家思想的主張逐漸成為技能要求，流行的“木桶理論”剛好可以用來尋找中層管理人員在管理技能中的不足，通過培訓可全面提高企業的管理水平和整體績效。

基層管理人員和一般員工是企業組成的重要基礎。他們的工作熱情和工作態度往往也決定了他們的工作業績。法學思想主張一切按規章制度辦事，強調執行力，正是日常工作順利開展的保證。基層每一個員工都應該做好本職工作，在本職崗位上爭創一流，任何崗位上的一流員工對于企業而言都有最寶貴的財富。

易經告訴我們要講究平衡，企業的經營管理同樣是一個平衡的過程，公司與員工、員工與員工、公司與客戶、部門與部門之間的利益等，在一個團隊里，管理者既需要魄力和權力，更需要胸懷和寬容，人與人之間需要個性互補，能力互補，知識互補。在企業不同的管理層具備不同的個性思想，交溶互補，這就是夢幻團隊。

第三篇：先秦儒家與法家的政治思想比較

先秦儒家與法家的政治思想比較

摘要：我們今天講構建和諧社會，而早在兩千多年前孔子就有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有無有以及人之幼”的和諧藍圖與和諧之愿；又說要建立法制社會，推進法制化進程，而在公元前兩百多年，韓非就提出了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理論，主張以法治國，“認為以法治國，舉措而已。”儒家和法家作為先秦時的兩大重要思想流派對后世產生的深遠影響由此可見一般。儒家尚禮，法家重法且尤種刑，但兩者異中又不乏共同之處，探討儒法兩家的異同并從中總結出了兩者各自的優劣從而揚起所長避其所短、兼采二者之優對我們今天的社會建設不無裨益。

讀史使人明智，讀詩使人靈秀，數學使人周密，科學使人深刻，倫理學使人莊重，邏輯修辭使人善變；凡育所學，皆成性格。政治思想作為政治和思想的結合物，既有政治的廣度又具備了思想的深度，既給人史的明智，又給人詩的靈秀既讓人有數學的周密，又讓人有科學的深刻，還使人不乏倫理學的莊重與邏輯修之學的善辯。；歷史證明儒法兩家就是涵蓋了政治是思想這一特質的思想流派。

一、儒、法政治思想產生的歷史背景

道家認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姑且不論道從何來，一、二、三優勢什么，可以推知的是：萬事萬物皆有因果。追溯先秦時代的歷史，儒法政治思想之“果”產生的因由。

隨著周王室的衰落，各諸侯國在華夏大地上紛紛興起，諸侯國各霸一方，王權被削弱，各諸侯國之間為爭奪土地和人民展開了殘酷的斗爭，烽煙四起，連年戰亂，生靈遭殃，百姓涂炭，中華大地陷入了分離與征戰的局面。亂世造英雄，也造就了一大批的思想家，面對混亂的社會現實，知識分子紛紛招徠門徒，宣揚自己的思想，希望借此來實現自己治國安邦的政治抱負，孔子自謂“述而不作”，墨子用“夏政”，道家“無為而治”，法家立言，以儒墨道法為代表的諸家思想應運而生。

儒家產生于奴隸制開始崩潰、封建制尚未形成的過渡時期，創始人是孔子，儒家在先秦時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三位思想家為改革時弊、實現天下太平，分別提出了諸家的政治主張和思想觀點，孔子尚仁、禮，孟子主張“仁政”，荀子認為當禮法并用。法家也產生于禮崩樂壞、諸侯國割據稱雄的先秦時期，前期法家的主要代表一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后期代表人物是韓非。前期法家中，商鞅重視“法”，申不害重視“術”，慎到重視“勢”。后期法家的代表是法家的集成大者，在繼承前期法家的政治思想的前提下創立了法、術、勢皆用的政治思想。

二、儒、法政治思想的聯系

兩家除在產生的歷史背景有相似之處外，在思想觀點上也有某些共同之處。無論是孔子的“仁”、孟子的“仁政”、荀子的“禮法并用”還是法家的“法”“術”“勢”，其服務的對象都是統治者，是統治階級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擴大自己的通知權益、加強對百姓的統治力度的一種策略。儒家隨在法體上屬于人治——博施濟眾、立人達人，但作為儒家代表人物的荀子在主張治人的同時又提出了治法：一曰用人之法，二曰勸禁之法，三曰正名之法。荀子的禮治思想，究其實質實際上是禮法并用，如《荀子·王制》說：“禮儀者，治之始也”，《君道》則曰：“法者，治之端也”，意思是說禮儀是治理國家的根本，法是治理國家的關鍵。《荀子·勸關鍵詞：歷史背景 聯系 區別 “德”“法”結合 標本兼治 說》又說：“禮者，法之大分，內之綱紀也”。認為二者之中，禮是第一位的，制定法律應以禮儀為依據。盡管荀子之“法”與法家之“法”內容與本質都不一樣，但前者對后者的影響卻是有史實為據的，如法家人物韓非與李斯皆師從荀子、拜在荀子門下。

法家起于儒家之后，據有關的資料，法家的思想的一部分還是由儒家蛻變而來的；李克是卜商的弟子，商鞅向李克習法徑，二卜商出于孔丘之門；吳起在魏國做官時，其施政之分類于法家，《呂氏春秋》說他求學于曾子；“蓋儒家正名之義，施之于士大夫為禮，行之于庶人為刑，及宗法大壞，禮失其用，正名之旨遂浸趨于刑法”。

三、儒家與法家政治思想的區別

儒家與法家在政治思想方面的不同主要體現在治國之道上，儒家的政治思想在本質上是道德哲學，法家則是重視法律的作用，主張“一斷于法”。此外，在君民關系問題上，儒家與法家也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從治國之道來看，儒家重德法家重法；儒家重賢，法家種刑。

孔子在政治上主張德治，《論語·季氏》有言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說的是如果統治者自身有良好的道德品質，并且依據優良的道德品質來治理國家，以優良的道德品質來影響民眾，就可以獲得民眾在心里上的支持。繼孔子之后，孟子從“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性善論出發，主張在政治上實施仁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孟子認為，仁政是治國的基本原則，能否行仁政是決定一個國君能否得人心的核心因素，是一個國家成敗的得失的關鍵。為此，孟子把夏、商、周三代以來的政治興亡的根本原因都歸結為統治者能不能行仁政；“三代之得天下者也，以仁；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與孟子相對的，荀子則認為人性本惡，從性惡論出發，荀子重視禮的作用，主張實行禮治，試圖通過隆禮，建立安定的政治統治秩序和健全的政治制度。

無論是孔子的德治，還是孟子的仁政，亦或是荀子的禮治，都是建立在一定的道德覺悟基礎之上的（荀子盡管認為人性本惡，但畢竟可以化性起偽，并不是無可救藥的）。《大學》中說的“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是對儒家重德的最好概括。

法家重法在前期代表商鞅和后期代表韓非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商鞅認為，法是治理國家的根本，只有實行法治，國家才能安定，治理國家不可一日無法：“法令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所以被民也。為治而去法令，尤欲無饑而去食也，欲無寒而去衣也，欲東而西行也”。韓非認為，治理國家必須實行法治，如果以法治國，任何事情都好辦——“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在韓非看來，法的重要性體現為：首先，法律是全體臣民的行為規范，“一民之軌莫如法”；其次，法律是制止社會**的有力工具，只有實行法治，才會避免人與人之間的爭奪；第三，法律是懲罰犯罪行為的唯一準繩。

與重德和重法相對應的，儒家與法家在治國之道上的另一個不同點是儒家尚賢，主張選賢任能、任人為賢，而法家則主張嚴刑重罰，“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圣人陳其所畏以禁其邪，設其所惡以防其奸，是以國安而**不起”。

其次，在君民關系問題上，儒家倡導“民本思想”，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法家則主張君主至上，惡、認為君主的利益高于一切，民眾的存在價值就在于能為君主說利用，在處理君民關系時，儒家主張統治者要對人民實行“仁政”，對人民采取休養生息政策，采取比較溫和的措施來緩和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對勞動者采取比較慎重、“以其所重禁其所輕”的目的，認為君主對待民眾不能行愛道，只能用權勢使民眾絕對地服從。

四、儒家、法家各有所長，各具其短，“德”“法”并用才能修內治外、標本兼治。

儒家主張的“德”注重的是人的內在修為，由于人所具有的趨利避害的本能，在缺乏強有力的外在制約的條件下，這種德治無疑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是不可能達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的的。而法家的嚴刑茍法脫離了仁禮的教化，最終無法使民眾心甘情愿地臣服于統治者的殘酷統治，嚴刑峻法之下，民眾或者揭竿而起，以載舟覆舟之勢將殘暴之君推翻，即使暫時無揭竿之力而只能臣服，也會“不敢言而敢怒”對暴君道路以目、對暴政怨聲載道。

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內因使事物變化發展的根據，外因使事物變化發展的必要條件且外因必須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儒家的“德”使人的主觀能動性的一種體現，是內因，法家的“法”是對人的行為的一種外在制約，是外因。儒家過分強調“德”的作用，忽視了“德”起作用的外在條件；法家的法過分夸大了法律的作用而忽視了讓法律起作用的根本。因此，無論是儒家還是法家都無法從根本上治理好國家，無法使國家長治久安，有“德”無“法”則國亂，有“法”無“德”則民反，歷史上周王室的衰微、秦朝的滅亡可做為前車之鑒。歷史上也確實有過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實現大一統的。但此時的“儒”也并非先秦之“儒”，而是經董仲舒改造過的儒，況且漢武帝時，雖明倡儒學，但實際上皆采百家，雜用王霸，而且武帝的政治思想有四大突出的特點：求變，求治之本，德刑皆用，任賢。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反思歷史，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對國家的治理而言，“德”與“法”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二者不可偏廢其一，既要借助儒家的“德”不斷提高社會成員的自身修養，促使社會成員自覺地遵守“法”以約束自己的行為，使自己的行為符合社會規范；也要通過法家的“法”促使全體社會成員嚴格依法辦事做到有法必依，自覺約束自己的行為，從而促進“德”的完善。以“德”輔“法”，以“法”促“德”，如此“法”才會越發完善，“德”才會日臻完善。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在傳承中繼往開來，構建和諧社會更多是對儒家之“德”的繼承和發揚，建設法治國家則是對法家之法的納舊賦新。有了“德”與“法”這兩只相輔相成的輪子，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這列快車必將在社會主義道路上突飛猛進、取得驕人的成績！

參考文獻 蕭公權·《中國的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 何周華·《對儒家法家政治思論的評述》 摩爾（J·H·Moore）·《蠻性的遺留》，李曉峰譯，海南出版社，1993年 《中國政治思想史》，曹德本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06政教 200640511023 何海英

第四篇：儒家與法家法律思想之異同（推薦）

儒家與法家法律思想之異同

不同的歷史時期，人們對法律的理解各有不同。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刑法思想中內容最豐富的部分。這兩個學派的刑法思想奠定了中國傳統刑法思想的基礎，也成為中國傳統法律制度發展的指導思想。

從夏商時代的神權法思想到孫中山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法律思想，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法律也在不斷確立自己在社會生活中的主流地位。

春秋以后，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開始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他所主張的賢人治國、德禮為主、刑罰為輔的治國原則作為一種樸素的法律精神在當時獲得了可靠的市場支持。

隨后，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以及以韓非子為代表的法家在各自的學派中也詳盡闡述了他們對于法律的理解和認識，為后來法律在中國的發展成熟奠定了堅實基礎。孔子、老子、韓非子等人不僅是偉大的思想家，也可以認為是我國最早的法律工作者。

由于所處的社會階級不同，儒、道、法三家的法律思想也明顯帶有各自階級的色彩。儒家追求禮治，法家則堅定的信奉法治。

儒家的禮治繼承了西周以來的禮法傳統，強調家國一體、孝悌為本的宗法觀念。家族倫理、親親尊尊、明德慎罰、中庸之道成了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和最高價值標準。孔子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獻給了魯國及春秋各國的教育事業，其所提倡的以仁為本的主體思想至今仍在深刻影響著中國人的道德行為規范。

跟儒家明顯帶有官方性質的傳道、授業、解惑相比，作為史上最著名的隱士，老子的思想則更容易獲得來自民間的支持與認同。在許多自然與社會現象無法得到足夠的科學支持的背景下，老子的客觀唯心主義思想開始在當時的社會中大行其道。老子認為“道”高于仁義禮法等一切規范，仁義禮法等社會人事的有為都不如“道”的無為，只有“道”才是人類社會的最高原則與最終歸宿。

對于儒家思想，尤其是道德觀，道家批判起來絕不留情面。李耳、莊周等道派代表人物在一種自我營造的烏托邦的氛圍中，懷疑一切、否定一切，為后人留下了道法自然、無為而治的法律虛無主義的光輝思想。

春秋之后，土地私有制勢不可擋，生產方式發生了翻天復地的變化，原有的社會關系開始逐漸被新的秩序所代替。儒家與道家所樹立起來的法律規范已經不能適應和滿足新興地主階級的需要，在這樣一個時代更迭的歷史時刻，法家出現了。他們堅定地團結在以君主專制為核心的封建新興地主階級周圍，重新定義法的概念、性質、起源以及作用。推行“以法治國”的全新理念，徹底摒棄了儒家“賢人治國”方針政策。

以韓非子為代表的法家學派認為，法是以刑罰為主要手段，依人們的等級名分而確定不同的權利和義務，由國家制定公布與執行，所有人都必須遵守的成文的行為規范。法家強調以國家暴力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必須樹立法律的絕對權威，對儒家的道德教化以及道家的無為而治不屑一顧，極力主張法律的強制手段才是統治階級江山永固的唯一法寶。

當然，作為封建專制社會，儒、道、法三家的法律思想的根本都是試圖最大限度地維護既定的社會等級制度。

儒家治國的最高目標是要達到以宗法等級為核心的禮治局面，道家治國的最高目標是要通過無所為無所不為的理想主義方式實現江湖一統、秩序永存，而法家治國的最高目標則是要建立以郡主專制為核心的國家最高暴力機關，以達到法治的局面。

現在看來，法家的法治主張更符合戰國時期的時代要求，法律思想也基本概括了法的內部屬性，初步完成了從神治到人治到法治的過渡，法家的法律思想已經依稀讓我們看到了現代法律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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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淺談儒家與法家思想合流的淵源及現實意義

淺談儒家與法家思想合流的淵源及現實意義

楊新年

（西南大學 法學院，重慶 400715）

摘要: 自春秋戰國開始，儒家和發家就從不同的立場和角度出發，對法做出不同的闡釋，他們之間的對立沖突與合流構成了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發展歷史，對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具有深遠的影響。儒家思想強調禮儀，注重教化；法家思想看重法治，注重刑罰。兩家思想曾經有過激烈的交鋒，但最終又通過“引禮入法”、德主刑輔等方式實現了儒家與法家思想的合流，深刻地影響著中國歷史的發展。因此，探究儒家與法家思想的合流對當今社會主義建設與司法實踐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

儒家思想

法家思想

儒法合流 中圖分類號：D909 儒家、法家法律思想的解析

儒家思想與法家思想自創立之初幾乎就是從相互對立的立場來闡述各自的主張，而他們的合流也是自他們的對立開始。1.1 儒家法律思想

儒家思想也稱為儒教或儒學，由孔子創立，最初指的是司儀，后來逐步發展為以尊卑等級的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儒家以“興經”為 理論經，以“仁義”作為理論核心，祖述堯舜，師孔孟，是注重道德教化的學派。其法律思想包含以下內容： 1.1.1 仁治

儒家以仁為核心，發展了“仁、義、禮、智、信、恕、忠、孝、悌的思想”。仁者愛人則主要體現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上：家庭方面，父慈子孝；政治方面，君待臣以禮，臣侍君以忠；忠恕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對于小人則應“恭、寬、信、慧、敏”。

“仁”以愛人為中心，以孝悌為根本，以克己終訴為手段，以恢復完善禮治為目的。仁本身承認愛之不平等性與等級性，提倡宗法，由親及疏，由己及人。1.1.2 禮治

儒家思想強調禮的作用——以禮治國，寓法于禮。禮的核心思想為“異”，即貴賤、尊卑、長幼各有具體的行為規范。因此禮治旨在維持尊卑等級秩序，其內容有：禮下庶人；舉賢才，打破世卿世祿；導之以德，齊之以禮，以樹立道德榜樣。而禮的具體實施則包括：以法正名；禮樂軍法自天子出；親親相隱以包庇犯罪；反對立亂法、亂立法。1.1.3 德治

“德”是個人修養的集中反映，尤其是君主的修養。主張以道德教化百姓，從心理上進行改造，認為這是最徹底、根本和積極的辦法，絕不是法律制裁所能辦到的效果。其主要包括三方面：其一，在政治經濟方面提倡“先富后教，先慧后使，先教后使”；其二，在法律上要“先 教后刑，寬猛相濟，以德去刑”；其三，在德治方面，孔子有“有恥且格”的思想，孟子則持“以德服人”的觀點，而荀子則主張教化思想以改變人性之惡。1.1.4 人治

人治的核心在于人，重視人的道德發展，尤其是對君主的德行樹立了較高標準，“人存政舉，身正令行”是人治思想的突出反映。孔子孟子認為治國應該堅持為政在人思想，主張圣賢之治，舉賢才官吏，圣賢決定禮治。而荀子則提出“有人治，無法治”思想，認為“君子，法之源”，“法者，治之端”。

仁，禮，德，人治四方面系統的體現了儒家法律思想，其著眼點在于否定社會平等，肯定人有階級，并根據自己所處地位行禮。這四方面的思想自成體系而不是單獨成章，因此對于人的約束也是涉及到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借以維持著封建等級制度的穩固。1.2 法家法律思想

法家，戰國時期最重要的學派之一，主張以法治國，“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法家學派的建樹者眾多，如商鞅、李悝、韓非、李斯等，他們的法律思想具體體現在他們所實施的變法強國的實踐上：李悝衛國變法，吳起蜀國變法，商鞅秦國變法…… 1.2.1 法家先驅的法律思想

在早期的法家思想里，維護君權統治是其主要目的，法家改革通常會保證君主絕對的至高權利，以保障改革的順利進行，這也應該是法家容易被各國所接受的原因。如商鞅認為君主應該要有駕馭臣民的 力量，這種力量來自于制度；此外，韓非認為應該“君主集權，以法獨制”。

法家的早期代表大多主張成文法，注重治國策略：前有管仲反對“刑不可知”，子產鑄刑書，后有鄧析著“竹刑”、教授人打官司。他們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著成文法，主張以明確的法律條文來約束人們的行為，以限制統治階級在行使法時的任意性。1.2.2 商鞅之法治思想

商鞅的法律思想更加注重法律的實踐效果，而不是法律本身的善惡。強調君主的權利和制度的結合，以實現“緣法而治”，主要有以下體現：

第一，強調法、信、權的結合。法是國家頒布的法令，是國之權衡；信指示法一旦頒布就不能朝令夕改，保持法的權威性；權是君主所獨有的集所有權利于一身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刑，一教，一賞”理念，旨在用法律統一人們的行為，將人們的行為、思想納入國家法治當中；此外還有“任法、重信”，即法的事實與適用要“君臣共操”。

第二，重刑思想。重刑思想既是發揮刑罰的威懾力，對違法者施以重刑，以達到“以刑去刑，國治”之效。其思想基礎是“性惡論”，即人性本惡，有趨利避害的本性，因此可用刑賞統一人們行為的作用。故進而提出“輕刑重罰”的主張，如果很輕的罪都施以重罰的話就沒有人犯罪了，達到以刑去刑的目的。在法治實施過程中要刑主賞輔，借此減少施政成本，刑不善而不賞善。1.2.3 申不害的“術”治思想

申不害的法律思想主要集中在“術治”上。“術”指君主的治國之術，主要包含兩方面：第一，“因任授官，循名責實”。既根據大臣的才能授予官職，并以其職責進行考評；第二，君主也應“藏于無事，以示天下無為”，即要求君主不將個人喜好示于眾人，以免臣下揣測并從中漁利。

1.2.4 慎到之“勢治”

勢，指君主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勢，具體體現在以下幾方面：首先，定賞分財必由法，即以法作為賞罰的依據。其次，大君任法而佛躬為，即垂拱而治。最后，勢位可以屈賢，權利是為服務國家、天下所設立的。

1.2.5 韓非之法律理論

韓非是法家理論的集大成者，在總結前人之思想后，亦是提出部分新觀點。總結前人變法的理論與實踐，認為人性是“欲利自為”的，故提出了“人口論”，反對人民眾而貨財寡；另一方面總結了法的作用在于“禁奸，尊主，強國”，是國家繁榮富強的根本；此外主張唯法唯治，“一其憲令布之百姓”，在此基礎之上繼承前人重刑的思想，提出執法應該遵循“信”，并抱法處勢而治。

法學理論里一大批的優秀法學家不斷豐富、充實著法學理論，使得法理論成為一個時代的顯學，他們功不可沒。1.3 儒法思想的對立

儒家以禮為維持社會秩序之行為規范，法家以法律為維持社會秩 序之行為規范，儒家以德教為維持禮之力量，法家以法律制度作為推行法律之力量，儒法之對抗，禮治、德治、法治之不兩立，主要體現在禮與法，德與刑兩方面。1.3.1 禮與法

儒家強調禮儀，禮之實質內涵為“異”，通過教化以倫理道德，以理服人來維持社會秩序，以實行王道。而法家強調法治，通過刑罰并施以制度法律，以力服人來維持社會秩序，以實行霸道。

首先，儒家之“禮”否定社會平等，提倡人有上下貴賤之分，各行各的禮，各司其職。此所謂“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序，貧富有度”。而禮之作用是“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名是非”。每個人按照自己的社會地位去行禮，則國可治。而法家不否認也不反對貴賤、尊卑、長幼、親疏的分別，法家注重的是法律政治秩序之維持，認為國治端在賞罰。他們也主張除國君外應該刑無等級，“不別親疏，不梳貴賤，一斷于法”，一以度量斷之才可為治。

此外，在禮治，法治的具體實施上亦有明確的對立面：一方面，儒家主張親親相隱，以包庇罪；而法家實行連坐告奸之法，鼓勵親友間相互監督，舉發。另一方面，儒家贊成以情斷刑，即以犯人之社會地位判其罪行；而法家則推行行為等級，即使高官觸發也要受罰。

總之，儒家注重“貴賤，尊卑，長幼，親疏”之異，并以具有差異性、因人而異的禮作為維持社會秩序的規范。而法家則欲以統一單純的法律來約束百姓行為，主張法制 1.3.2 德與刑 一方面，儒法兩家的立論基礎有截然的差別：儒家實施德治之基礎在于性善論，認為人人都可教化。并以為這一教化是使人心良善，是最根本的方法，知恥而后無奸邪之心。以德去刑是一種思想的治國方式，并認為德治為事前預防，是優于法之事后補救的方式的。法家的治國基礎在于性惡論認為只有刑罰才可以約束人們不為惡。他們否認德化的力量可以治國，反對有人治而無法治、人亡政亡之法。法家追求一種長久治安的方法，并探索最快最有效之法來治理國家。

另一方面，儒家主張以德去刑，先教后行，以體現其仁；法家主張先刑后賞，以刑去刑，以立法之威嚴。

儒法之對立，除去上述禮與法、德與刑之間的對立外，還有體現在其他的方面：例如儒家思想之重要實施者為人，提倡人治，對統治者有圣賢和德禮之要求，以樹立道德榜樣。而法家則對統治者給與更多自由，對于統治者自身的素質要求也較低。再如，儒家主張教化，是一種智民政策；而法家主張“燔詩書，明法令”的愚民政策。如此這些都體現儒法家之間的對立，兩極思想的交鋒，促進了中國思想史的進步。

儒家與法家都是當時社會思想的杰出代表，是塑造中華法系的重要力量。作為一種統治政策，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可以說是各有所長，又獨具特色，儒家和法家政治法律思想差異代表了中國先秦時期治國方略的不同路向,形成了德治主義與法治主義的不同傳統,并奠定了儒法互補的基本格局。2 儒家、法家法律思想合流的具體內容

2.1儒法合流的發展歷程

自秦漢后就以儒家經典學說為指導進行立法和解釋法律并形成“春秋決獄”——直接以儒家經典作為司法的根據，在這一時期，禮不斷法律化，法不斷道德化，儒家與法家的思想就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合流。這一時期儒法合流大致有以下幾個途徑：第一，總結先秦的教訓，為儒法合流制造輿論。如劉向在《說苑》中對德與刑的關系進行了論述：“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后者也。”這一論述是針對如何建設長治久安的王朝而提出的。第二，通過注釋法律和“春秋決獄”，融入儒家的法律觀念。由于《春秋》的精神符合國家認可的法律意識，所以漢代盛行“春秋決獄”，根據《春秋》的精神解釋法律，指導斷罪量刑。董仲舒撰寫的《春秋決事》受到當時執法者的普遍歡迎。大多數儒家的法律思想家和司法官員都持有“刑德兩手并用”的主張，處理問題既訴諸道德的原則，同時又依靠具體的法律規范。

漢代所開辟的引禮入法等多種渠道，為儒家和法家法觀念的合流創造了有利條件。其后的魏晉南北朝處于戰亂紛爭的狀態，統治者為了自存和進取，都加強了立法活動，注意發揮法律的治國作用，同時依然堅持“禮德為主，刑法為輔”的指導思想。以晉朝為例，晉朝是由東漢末年儒學大族司馬氏創建的，因此在法制建設上尤其致力于儒家化。比如，根據“尊尊親親”的思想在新律中規定“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汙潴，或梟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嚴絕惡跡也”。

儒法兩家法觀念的合流在唐律中得到最完善的體現：儒家倡導的“禮”指導著法律的制定，禮典、禮文直接入律，定罪量刑“于禮以為出入”。禮和法這兩個方面結合、互補，作為治國的原則，共同維護社會穩定。一直到1912年的辛亥革命，它們始終是歷朝法典的兩翼。這一合流使得中華法系獨樹一幟，深刻地影響著周邊國家，在世界法制史上有著重大影響。

儒家法觀念中的法是“潛在的法”，是尚未納入法典體系之中的、作為人們公共行為的社會道德規范，而法家法觀念中的法則是被概括為“實際的法”，也就是這種社會力量已被系統地納入人們公共行為規范的法典體系中。當儒家倡導的“禮”的社會價值和道德價值漸漸結合進法典中的時候，兩種法觀念也就合二為一了。2.2 儒家法家法律思想合流的必然性

儒家與法家雖然在形成之初的許多思想都有很多差異，但他們卻是用不同的方法在完成同一個目的——維持社會秩序，維持封建統治，所以在歷史的行進中，相互借鑒，相互合流形成“內儒外法”的法治模式便成為了歷史使然。

儒家主張的是“賢人治理”，法家的法律思想主張君主的權勢，并且以法予以保障。儒家強調君主的個人修養，尋找道德支撐，而法家則忽視法、律是否有道德的支持。以至于，法家的法律思想很容易導致“惡法亦法”；儒家則注重“法”與“禮”的關系，要求法符合進行祭祀活動“禮”中的親情和溫情關系。儒家學說在道德上為君主統治留下了難 題和隱患：“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韓非子五蠹》）可見，法家和儒家的法律思想存在針鋒相對的對立，也正因為如此，他們又具有極強的互補性。

在統治國家的適用方面，儒法兩家的主張也有很強的實用性，這是促進他們合流的直接原因。在和平時期，國家的穩定和發展非常需要儒家學說的支持，使得君主保持個人道德，也使國民修身養性，保證良好秩序，從而保證政權的穩定性和連續性；而在征戰時期，國家趨向統一和奪取政權的需求就可以從法家那里找到根據。對于本身就認為皇權至上的君主來說，在自己道德破敗或者把道德拋棄時，法家的主張正好可以彌補統治方式上的空白。對于皇權來說，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正好可以滿足其不同側面的需要，正所謂，“威逼”與“安撫”相結合，服從于皇權的統治要求，維護君主的權威和統治，成為皇權社會統治者的思想文化工具，共同達到了“人治”的終極目標。也正是如此，自漢武帝至清末，中國統治階級選擇的治國模式是外儒內法而劑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飾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調劑政治。這種治國模式的形成，在秦漢以前經歷了較長時期的選擇和探索的過程，是一種歷史發展的必然。

儒法互補，儒法交融，這才構成中國傳統治國思想的核心理論。2.3 儒家、法家法律思想實現合流的可行性

縱然儒家與法家的法律思想有許多的對立之處，但他們的對立并不能阻礙他們的合流，其主要原因在于他們的許多相通之處，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儒家與法家的核心思想皆來源于周公的“明德慎罰”思想。正是由于儒法思想同根同源，才為秦漢以后儒法合流形成“外儒內法”提供了可能。在這一過程中，荀子之“溝通禮法，德刑并重”思想起到橋梁作用，而荀子的倆徒弟李斯、韓非成為法家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也絕非偶然。

（2）儒法兩家均主張君權集中制

儒家認為以禮之等級維護社會秩序是上策，君主處于等級金字塔的頂端，自可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利。而法家亦主張“勢”治，認為只有君主擁有強權才可以實施法治，且法治的目的之一也在于“尊主”。

（3）儒法兩家都提倡富民政策

孔子的德治是先富后教的重民思想，孟子認為“民有恒產而有恒心”；在這一方面法家代表商鞅在變法中鼓勵耕作，開阡陌、廢井田、平賦稅等一系列政策以保民生。除此之外，韓非的“人口論”反對“人口眾而財富寡”，也意在增加百姓的社會財富。

（4）儒法兩家都是贊成成文法的

在儒家的禮治，德治，人治中，從未否定法之作用，孔子反對亂立法和立亂法，卻不反對成文法；荀子則提出應該確定成為法，并嚴格執法。在法家思想中，不論是商鞅的“一刑”思想，還是其他的“唯法唯治”思想，都是以成文法為前提的，更有子產“鑄刑于鼎”、鄧析“刻刑于竹”表達了對于成文法的擁護。

自漢以后，儒法合流形成“外儒內法”的法制度在中國一直延續至清末從未改變，對中國的影響深刻而久遠。3 儒家、法家法律思想合流的現實意義

儒家和法家思想的合流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中華法律的獨有特色，而思想觀念具有傳承性，即使在數千年后的今天，人們依然明顯在法制中感受得到儒家與法家帶來的深刻影響，也必將滲透到未來。

在儒家與法家思想的合流過程中，出現了法律通過以身試法者來維護道德義務的規則制度，同時也受獨特的農耕文化的影響，使得系統的民事法規幾乎不可能存在，而過于強調統治的封建文化就更加青睞刑罰，借此來規范人們的行為以達到維護社會秩序的目的。法律只是用于維護秩序的殘酷手段，因此凡是與法律有交涉的人都有道德問題，這一思想對中國人的影響一直延續至今，也就有了人們不愿提起訴訟的現象，也為建設法治社會增加了一定難度。

同時，在漫長的封建制度里，長期以來的“德刑并舉”、“德主刑輔”的傳統使得“德本刑用”、“內儒外法”的社會關系調整機制從始至終都是有效而穩固的。以禮入法，使法律道德化；以禮入法，以禮為主導，以法為準繩；以禮移民心于隱藏，以法彰顯善惡于明顯；以禮為內涵，以法為外貌等等。所有這些都說明了儒法合流是作為中國古代法律的主要傳統。

儒家道德與法家法律的合流也為我們今天創設了一個經典的話題——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在封建社會法律即道德，只要做有違道德的事就是違反法律，就應該受到刑罰處罰。判決是人與情的結合，法律符合禮儀，順應人情，進而演化為立法精神和司法原則。直至今日，法與道德也不能做很好的區分。

自秦漢時的儒法合流、以禮入法對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和政治模式都有著極為深刻的影響。在傳統的農業自然經濟和宗法制度社會結構之下，它的發生和存在有著其自身的合理性和價值；而在進入近代以后，隨著大量西方文化思潮的進入和傳播以及社會和經濟結構的迅猛發展，如何探索出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結構就顯得尤為重要。儒學與法學合流的產物無疑為這一探索過程提供了一個明確的方向：儒法思想已經影響著中華民主的思維數千年，所以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過程中不可能完全拋棄這些思想。

放眼到今日，儒家與法家思想在當今社會中還是有很強的實踐性。儒家主道德，法家主法規，而道德與法律對社會關系的調整與維護具有互補性：外在與內在，剛性與柔韌……正是這種互補性決定了在我國法治國建設過程中結合兩者的必要性。雖然衍生于封建專制制度下的“禮治”和“法治”與現代意義的“禮治”和“法治”有本質不同，但卻與我們的“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有著內在的聯系。以德治國是依法治國的強大思想保障，是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化與制度化的具體體現。德治與禮治作為治理國家的主要手段，他們相互作用可更好的完成治理國家的任務，加快我國法制化、民主化的進程。放在今天，我們更應該借鑒古人的思想精髓，將社會主義道德與社會主義法律相結合，更好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與完善。儒法合流與中國傳統法律演進的歷史，是我們當今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一面鏡子。

當代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推行社會法治法治早已成為時代 的呼聲。但是在調整社會結構的時候也應該重視人性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之間的矛盾和突出，將儒家與法家的思想精髓作為調節，在此基礎上尋找到一種恰當的社會控制方式。

儒家與法家的思想曾影響著一代王朝的興衰，并在而今，他們早已隨著時代的變遷變幻，禮不斷法律化，法不斷道德化，儒家與法家思想合流的一大特色。在社會主義法治國建設的今天仍然有深刻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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