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個人所得稅改革的看法

對個人所得稅改革的看法

一、中國現行個稅制度的缺陷

個稅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調節貧富差距，但前提是必須以家庭年各項收入的總和計征，也就是我們說的綜合稅制。如果個稅按個人月工資計征，調節貧富差距的作用非常有限，甚至在很多情況下會出現“逆向調節”，也就是說，個稅反而讓貧富差距加大了。

假如有一個5口之家（父母、妻子沒工作，孩子上學），只有一人就業，月工資是4000元，他要養活5口人，父母、老婆、孩子和有自己，人均不到1000元，但他需要交納個稅86.2元。另一個5口之家5人都有工作，每人月工資2500元，也就是人均2500元，但他們都不需要納稅。這就是目前稅制的弊端，同樣是5口之家，家庭收入4000元的要納稅，家庭收入12500元的反而不納稅，這顯然有失公平。

這只是對有固定收入勞動者的不公，對那些沒有固定收入的勞動者來說影響更大。如作者用兩年時間寫一部書得稿酬19200元，相當于每月收入800元，作者仍須交納個稅2150.4元，而且應稅稿酬是20%的比例稅（納稅額減征30%），與月工資為2萬元也就是兩年收入48萬元的最高邊際稅率相同！兩年收入2萬元和48萬元的人以相同的稅率納稅，可以看出目前個稅設計的不公有多大！

大學生暑假打工一個月，獲得報酬2880元，也需要交納個稅，其實這2880元就是這個學生全年的收入，平均月收入只有240元但卻需要納稅！

從事建筑、裝潢等的個體勞動者可能幾個月甚至一年才收到一次勞務報酬，現在也要按一個月所得計稅，由于個稅是累進稅率，幾個月的勞動報酬按一個月計征要適用更高的稅級稅率，這就要多交很多稅。

所以，單一提高“起征點”很難解決我國個稅中的突出矛盾，正如上面例子所講，即使把工資收入所得稅“起征點”提高到5000元，對一個只有一人工作的5口之家來講，家庭負擔仍然很重，人均1000元就要納稅。對那些靠稿酬、打臨工生活的人來說，目前稅制存在的缺陷更是暴露無遺，他們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收入交納個稅的稅率比按月領工資的人的平均稅率還高！

財政部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中所講的“平均每一就業者負擔1.93人”只是全國的平均數，沒有考慮具體每個家庭差異，有的家庭就業率高，有的家庭就業率低，由于中國工資分配差距巨大，再加之失業等因素，家庭收入和家庭就業者的負擔差別會很大，決不能用一個全國平均值來衡量所有家庭的收入和就業者負擔情況。

由于個稅制度的嚴重缺陷，單純提高“起征點”只能讓這種不公更加不公。因此推進稅制改革已刻不容緩，必須改成以家庭年收入計征。

二、“起征點”已沒有上調空間

現在，工薪所得稅“起征點”眾說紛紜，主要原因是對中國勞動者的工資現狀不清楚。中國2010年GDP為397983億元，人口為13.4億人，人均GDP僅為29700元。根據我的推算，中國勞動報酬占GDP的份額為31%，即2010年中國勞動者總報酬為123375億元。2010年中國從業人員接近8億人，也就說，8億勞動者分這123375億元的勞動報酬，平均每人15422元，中國勞動者平均每月的勞動報酬為1285元。

財政部2009年還有個統計數據，我國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中國居民的財富主要來自勞動報酬，如果把年薪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甚至上億元的高收入者單獨計算，90%的普通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更少，也就在1000元/月上下。

這就是中國勞動者的收入現狀！雖然我們的GDP世界第二，但一人均，我們就沒什么了，還是一個窮國。征收個稅必須首先認識到這個事實。

財政部網站2009年6月公布的數據顯示，當年年薪在12萬元以上自行申報納稅的人數為240萬人，占全國個人所得稅納稅人數的約3%，而繳納的稅額為1294億元，占全國個人所得稅總收入的35%。根據這組數據，我們可以知道全國個人所得稅各科目下的納稅人總數是8000萬人。

由于，工薪所得稅只是個人所得稅眾多項目中的一項，根據工資理論與實踐得出的工資分布模型，即紡錘形或倒羅卜形，領薪人數在中位數附近密集。根據我對美國工資分布的研究，全國的平均工資一般高出工資中位數31%。通過財政部公布的數據，我們可以估算出2009年交納工資所得稅的人約為3358萬人，月薪在10000元以上的納稅人有240萬，月收入在2581元～10000元間的人數為3118萬人。考慮到工資增長情況，我們把2010年新增交納工薪所得稅的人估算為642萬人，這樣，2010年全國交納工薪所得稅的人約4000萬人，占總人口的3%（印度為10%），占就業人口的5%。

三、提高“起征點”讓95%的勞動者吃虧

中國的個稅改革可參照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與做法。根據經合組織發布的數據，2008年29個工業化國家最低年平均收入為140451元人民幣，人均GDP平均為311554元人民幣，中央政府個稅“起征點” 年平均為56003元人民幣，是人均GDP的17%，是最低收入的40%。

中國目前的個稅“起征點”是2000元/月，也就是年“起征點”為24000元。這是個人的收入，假如與國際接軌以家庭計征，在夫妻都有工作的情況下的“起征點”就是48000元。需要說明的是，我們“起征點”是扣除“四金”后的收入免除額，并非是所有收入的免除額，而“四金”的受益人也是納稅人本人。就拿住房公積金來說，那實際是福利，因為交納的公積金將來會得到數倍的返還，那錢是自己的。好多人不理解這一點，把住房公積金看作是稅負。

2010年中國的人均GDP為29700元，家庭個稅“起征點”是人均GDP的160%，中國有的省份年最低收入為7560元，“起征點”是最低收入的635%。即使按照目前“起征點”計算，中國個稅“起征點”占人均GDP的比重是經合組織國家的9.4倍，占最低收入的比重是經

合組織國家的15.9倍。

不難看出，我們的“起征點”已大大高出國際水平，繳納工資所得稅的人占全國人口的3%，占勞動人口的5%，連印度都不如。

提高“起征點”就相當于增加工資，只給5%的人增加工資，而95%勞動者的工資沒有得到增加，這就使收入分配差距拉得更大，會讓95%的人的生活水平下降。

所以，從納稅人口比例看，中國目前的“起征點”已經沒有上調空間了，如果再提高，根據工資分布模型，納稅人口會銳減，那就相當于放棄了個稅。提高“起征點”更不符合稅收的“寬稅基”原則，更不利于培養公民以“納稅人”的身份表現出來的公民意識，不利于民主監督機制的發展。

四、中國人的稅負主要來自企業的間接稅

我們現在進入稅改的誤區，一提減稅，就想到工薪所得稅，想到“起征點”。事實上，政府征收的任何稅，都最后由百姓負擔。

按納稅途徑來分，稅可分為直接稅和間接稅。直接稅就是公民直接把稅交給政府，如個稅、房產稅、車船稅等。間接稅則公民不自己把稅直接交給政府，而是先由“中間人”替公民把稅交給政府，然后這個“中間人”再找消費者把稅追繳上來，這個“中間人”就是企業，企業只是名義上的納稅人，消費者才是真正的納稅人，間接稅有營業稅、增值稅、企業所得稅、關稅、消費稅、土地使用稅、資源稅等。

外國中央政府財政收入以直接稅為主，因為直接稅對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具有調節作用，國家針對收入階層有目標地征稅，通過多級累進稅率控制各個收入階層的實際收入和財富保有。例如，2010年美國聯邦政府個稅占聯邦稅收總額的50%，另外還有35%的工薪所得稅，僅個稅和工薪所得稅兩項直接稅就占聯邦稅收總額的88%，美國聯邦個人所得稅的稅率在歷史上曾高達94%；盧森堡的個人所得稅就有17個稅級。以直接稅為主的稅制可以確保窮人少納稅或不納稅，甚至通過政府的轉移支付得到福利補貼。

間接稅則不同，間接稅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對所有消費者征稅，人活著就要消費，也就是說，間接稅是對所有居民征稅，間接稅是“劫貧濟富”，因為收入越高，消費支出占收入的比例越小，也就是納稅額占收入的比例越小，可見，間接稅對消費者來說稅率是累退的。

說公民擔負著直接稅的稅負，這很好理解，因為是自己親手把稅款交給政府的。但對企業代政府收繳的間接稅，很多人感覺不到是自己在交這個稅，認為間接稅是企業交的，與個人無關。下面，我們通過一包香煙的例子，看看間接稅是不是與個人無關。

一包香煙里有56%的生產環節消費稅（甲類香煙），5%的批發環節消費稅，從生產到批發零售各個環節7%的城建稅7%和3%的教育附加、17%的增值稅、25%的企業所得稅，對一包10元的香煙來說，里面有6元的稅。如果一個人每月吸煙開支300元，那他就為國家交了180元的稅，相當于月工資5200元交納的工薪所得稅！雖然不是他直接把這些稅交給政府，可企業“借花獻佛”，不與他商量就給交了，然后再強迫他補交稅款。

前段時間有政協委員提出“饅頭稅”其實也是這樣，中國根本就沒有“饅頭稅”，那是饅頭生產和銷售流通環節的各種間接稅。還有房子，大家都知道中國的房價高得離了譜，其實，房價里幾乎一半是政府的稅（費），在抱怨房價高的時候，應該看看房價里都有哪些稅。

目前，中國工薪所得稅不但納稅人口小得可憐，僅占總人口的3%，占勞動人口的5%，工薪稅額也僅占稅收總額的4%左右。2010年，中國平均人均稅負5463元，工薪所得稅只有200多元的樣子，也就是說，在每交的100元稅里，只有4元是工薪所得稅。如果“起征點”提高到3000元，根據財政部的測算，納稅人口將減少60%左右，稅額損失1200億元，也就是說中國交納工薪所得稅的人口僅剩1.2%，占從業人員2%，個稅稅額損失1/4，考慮到征稅成本，提高“起征點”還不如干脆放棄個稅。

中國的稅制是以間接稅為主，只有個人所得稅、居民個人的車輛購置稅和契稅屬于直接稅，占稅收總額的比重不到10%。從市場經濟國家通行的稅制來看，我們應該增加直接稅的份額，減少間接稅的份額，我們要減的不是個稅，而是企業稅。由于我們沒有遺產稅，個稅是中國唯一調節貧富差距的財稅手段，減少個稅必然使貧富差距愈演愈烈，從而激化更多的社會矛盾，影響社會穩定。

五、個稅以家庭計征才科學

個稅是“個人收入稅”的簡稱。從經濟學角度來講，個稅指的是對社會最小經濟單元的所有收入征稅，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是經濟活動的最小單元，個稅當然是針對家庭收入計征，而不是個人收入計征。

其實，市場經濟國家的個稅一開始就是按照家庭年收入計征。英國早在1798年就開始征收個稅，按照家庭年收入采取累進稅率征收（把收入由低到高依次分成幾個級，各級稅率不同，依次提高），對年收入超過60英鎊部分每英鎊征收2便士，超過200英鎊部分每英鎊征收2先令。英國在1799年征收個稅600萬英鎊（約合2007年的51.2億英鎊）。美國聯邦政府于1913年建立了以家庭戶為納稅單位、按年度收入個人自主申報的個稅制度，美國憲法并明確規定了稅收“用以償付國債并為合眾國的共同防御和全民福利提供經費”，全民福利是美國稅收的主要歸宿之一。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丹麥等國也都是以家庭年收入計征。就是與中國人口相當，經濟發展水平遠不如我們的印度，根據1961年頒布的《印度個人所得稅法》，他們的個稅也是以家庭年收入計征，現在，越來越多的印度納稅人在互聯網上報稅，相當便利。

根據筆者對世界幾十個典型國家個稅的研究，還沒發現哪個國家的個稅是按月工資計征的，中國個稅按月工資計征，這不能不說是市場經濟的一個怪胎。所以，中國個稅稅制必須改為以家庭年收入計征才科學。

以2010年聯邦個稅申報為例，如果一個四口之家的年收入低于50000美元并且有兩個17歲以下的孩子，這個家庭就是“負納稅”。具體計算方法是：先從毛收入里減去家庭標準免稅額11400美元，再減去個人免稅額3650美元，四人共14600美元，這樣，納稅收入為50000－11400－14600＝24000美元。根據美國2009年夫妻合并報稅的稅率，該家庭應在稅率10%的最低稅級（0～16700美元）和稅率為15%的第二稅級（16701～67900美元）納稅，納稅額為16700×10%＋（24000－16700）15%＝2765美元。兩個17歲以下的孩子，每個孩子課稅扣除額為1000美元，這樣，應納稅額還剩2765－1000×2＝765美元。另外，夫妻合并

報稅還有800美元的工薪課稅扣除，這個家庭最終應納稅額為765－800＝－35美元，也就是說，這個家庭不但免交納聯邦個稅，還從政府那里得到35美元的補貼。

通過這個例子就看出個了個稅以家庭計征的科學性，這樣充分考慮了家庭的負擔情況，如扶養的人口數、孩子教育、醫療等因素，是非常人道和人性化的制度。

再有，由于個稅是以家庭年綜合收入計征，就堵塞了我們現行個稅的漏洞，將一些所謂的“灰色收入”納入征收范圍，減少了稅源流失。同時，由于個稅以家庭計征會將個人一切收入（如禮品、禮金等）置于監管下，也有利于防腐反腐。

六、個稅以家庭計征現在就可執行

有人說中國個稅以家庭計征不成熟，筆者則不這樣認為，國外200多年前就能做的事，連印度在50年前就能做的事，那時沒有計算機，沒有互聯網，我們現在為什么還做不了呢？

其實，個稅以家庭計征并沒有“傳說”中的那么復雜，中國現在就對高收入者執行年度報稅，年薪在12萬元以上的納稅人在每年3月底前自行申報納稅，我們要對個稅以家庭年綜合收入計征，只是對高收入者年度報稅進行完善推廣即可，絕非有些人忽悠的那么復雜。

我們現在一切征收方法都可以不變，包括“起征點”和稅級稅率，仍是每月領工資就納稅（此時是預扣稅），報稅時計算出來的納稅收入平均分攤到12個月里計算納稅額即可。

把每年的第一季度定為申報上一年度個稅的報稅期。報稅是自主報稅，是自愿的，如果認為自己平時預交的個稅與自己的實際收入或和家庭負擔不符，個人就通過報稅進行調整。

個稅以家庭計征，我們可以設計得簡單些，對基本生活開支和醫療等必要的消費給予一定的免稅額度，免稅額每年根據居民收入的中位數進行調整。如：

家庭人口免稅項。每個家庭成員為15000元/年，這一免稅額為基本免稅額，屬于基本生活性開支，如果家庭收入達不到人均15000萬元，則差額部分由政府補上，算是對低收入家庭的福利補貼。

醫療費用免稅項。對沒有醫療保險或保險不能報銷部分的醫療費用免征個稅。

自雇免稅額。對自由職業者，也就是沒有老板、自己給自己打工的人，每年給予50000元的免稅額，因為他們的收入要拿出一部分用于工作場所的租用、旅差費等從事勞動的活動上，而非消費性支出，也就是說，收入里的一部分費用要攤到經營開支里，所以要給予一定的免稅額。下面就舉例說明個稅以家庭計征如何操作。

張三家有3口人，他和妻子以及一個孩子，只有他自己工作，月薪是4000元，沒有別的收入，也就是說，張三全家的年毛收入為48000元。首先要計算出納稅收入，先要把養老、醫療和失業保險刨去，假定是5000元，納稅收入還剩48000－5000＝43000元。由于住房公積金在個人賬戶，這錢會加倍償還給自己，屬于個人收入，故在納稅收入里不考慮個人交納的住房公積金，同時，應把單位交到公積金賬戶上的費用算作個人收入。假定單位為張三交的

住房公積金為6000元，納稅收入就成了43000＋6000＝49000元。

我們先看家庭人口免稅項，每人為15000元，三口人就是15000×3＝45000元，此時的納稅收入為49000－45000＝5000元。

如果張三的妻子沒有醫保，看病花了5000，此時的納稅收入還剩5000－5000＝0元。當納稅收入小于或等于零時，就表示無需交納個稅。如果張三領工資時預交稅款總額為1000元，年度報稅時，預交的1000元個稅就要全額退回。

按照現在的稅制，年薪48000的張三大約納稅1000元，如果以家庭計征，則他就不需要納稅了。

再看一個例子。李四也有個3口之家，他一個人工作，月薪2000元，不需要交個稅，年家庭總收入24000元，刨去養老、醫療和失業保險2400元還剩24000－2400＝21600元，再加上單位給交的住房公積金2800元，納稅收入還剩21600＋2800＝24400元。家庭人口免稅額為15000×3＝45000元，此時的納稅收入為24400－45000＝-20600元，也就是說，政府應為李四家庭補貼20600元，因為這屬于低收入家庭。

個稅以家庭計征就這么簡單，我們馬上就可以實行。以家庭計征可以很好地實現個稅調節收入再分配的功能，縮小貧富差距，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

個稅標準一定要全國統一，從國際慣例看，也是如此。中國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絕不能降低經濟落后地區的標準，增加他們的納稅負擔，那樣既不公平，也會制度性阻礙人才向中西部地區流動，影響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

第二篇：淺談個人所得稅改革

淺談個人所得稅改革

08級公管（1）班林尤正10822307011

1摘要：個人所得稅是我國稅收中的重要稅種,但目前的個稅征收辦法仍不完善。因此個人所得稅改革可以從規范費用扣除制度出發,參照以往經驗,通過科學測算,健全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制度,選擇以家庭為納稅單位,力爭做到相同收入的家庭納各自相當的稅,更好地體現稅收的公平原則。

個人所得稅是以個人(自然人)取得的各項應稅所得為對象征收的一種稅，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隨著近些年我國經濟改革開放的深入，個人所得稅的稅收收入也隨著我國經濟運行質量、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有較大幅度的增長，逐步成為各地地方財政的重要收入來源之一。但是，國家征得的75%的個人所得稅卻來自中低收入者，這顯然與當初個人所得稅的立法目的背道而馳。因此，我國醞釀多年的個人所得稅改革方案與2006年1月1日起實施，延續了20多年的工薪所得費用扣除標準由800元提高到1600元。盡管費用扣除標準的提高會造成短期內的個稅減收，但從長期來看，個人所得稅仍是我國稅收增長潛力最大的稅種之

一。再者，工薪所得費用扣除標準的提高，將增加中低收入階層的可支配收入，增加社會有效需求，從而拉動內需，推動經濟增長，形成稅收與經濟增長的良性互動, 而且有利于縮小收入差距，這體現了國家積極鼓勵擴大消費、促進經濟增長的趨向。同時要求高收入者自行申報納稅，加大了稅收的征收力度。本次調整個人所得稅產生了多方面的積極的作用。

論文關鍵詞:個人所得稅 改革 思考

論文正文：

一、個人所得稅的基本狀況

個人所得稅是調整征稅機關與自然人(居民、非居民人)之間在個人所得稅的征納與管理過程中所發生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我國個人所得稅的納稅義務人是在中國境內居住有所得的人,以及不在中國境內居住而從中國境內取得所得的個人,包括中國國內公民,在華取得所得的外籍人員和港、澳、臺同胞。個人將其所得對教育事業和其他公益事業捐贈的部分,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從應納稅所得中扣除。對在中國境內取得工資、薪金所得的納稅義務和在中國境內有所住所而再中國境內取得工資、薪金所得的納稅義務人,可以根據其平均收入水平、生活水平以及匯率變化情況確定符合減費用,附加減除費用適用的范圍和標準由國務院規定。納稅義務人從中國境內取得的所得,準予其在應納稅額中扣除已在境外繳納的個人所得稅稅額。但扣除額不得超過該納稅義務人境外所得依照本規定計算的應納稅額。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歷經了三次重要的變化:(1)1980年9月,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了個人所得稅法。(2)2005年10月,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8次會議修改了個人所得稅法,將起征點由每月800元提高到每月1600元。(3)2007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再次審議個稅法修正草案,擬將起征點再提高到2000元。

二、我國個人所得稅存在的主要問題

1．稅制模式問題

1994年稅改時，考慮到我國公民的納稅意識還很淡薄，我國當時的稅收征管技術水平和能力的局限，在征收形式上采取以源泉扣繳為主，自行申報為輔。與之相適應，選擇了分類所得稅制，對納稅人取得的個人所得區分不同項目類別，分別按不同的費用扣除標準和稅率，按月、按年或按次征收。分類所得稅雖然有利于控制稅源，也便于征管，但是，其缺陷也是很明顯的，主要表現在：沒有累加納稅人在一個納稅內取得的各種不同來源或不同形式的所得，綜合評價其納稅能力，稅負難以做到公平合理；人為地將納稅人的所得按性質劃分為不同項目類別，分別課稅，一方面不同所得間的稅負難以求得平衡，另一方面，也容易產生稅收漏洞，從制度上鼓勵納稅人采取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費用的辦法進行避稅，導致稅收流失，破壞稅收公平。所以將個人所得稅改為分類綜合所得稅制，除股息、利息、紅利、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仍然維持現在按次課征外，其余所得綜合報稅。在征收方式上采取以自行申報為主，源泉扣繳為輔，按月或按次預扣預繳所得稅，年終申報，多退少補。

2．費用扣除問題

費用扣除是個人所得稅的重要內容之一，它直接影響著稅負水平和稅制公平。現行的個人所得稅對不同項目類別的所得分別規定不同的費用扣除標準，很難設計得公平合理；費用扣除無視納稅人家庭結構的差異，不論有多少人取得收入，有多少人無收入來源而需要撫養、哺養、贍養的，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也有欠公平；在費用扣除上采取內外有別的做法，對于外國人、港澳臺同胞在每月扣除800元的基礎上，再增加3200元的附加扣除，也顯然不妥。將來適應分類綜合所得稅制，應取消內外有別的做法，充分考慮納稅人不同的家庭結構，按年設計比較公平合理的費用扣除標準。

另外，我國的個人所得稅目前尚未實行稅收指數化，存在著稅制過于僵固的問題。通貨膨脹是各國經濟中經常遇到的問題，而通貨膨脹對稅制的正常運行和稅收政策的運用都會產生極大的影響。在個人所得稅方面，通貨膨脹時期，人們的貨幣收入會緊跟著通貨膨脹程度的加深而上漲。由此產生兩個問題：一是“檔次爬升”，隨著貨幣收入的增加，納稅人在累進稅率的作用下，會被推向更高的納稅檔次，政府會因此從納稅人的實際收入中取走更大的份額，從而加重納稅人的稅收負擔，這實際上是一種隱蔽的增稅，在西方也稱為“通貨膨脹稅”。二是“扣除不足”，即通貨膨脹時期，不能相應地提高以適應價格水平的變化，也會加重納稅人的稅收負擔。因為如果我們有理由認為通貨膨脹前的費用扣除標準是正確的，那么通貨膨脹發生后，原來的費用扣除標準就肯定是不足的。為了消除通貨膨脹對個人所得稅的影響，世界上已有不少國家實行了稅收指數化，即隨通貨膨脹適時調整費用扣除額和累進稅率表中的應稅所得額級距。這種做法值得我國借鑒。

3．稅率問題

現行稅制根據納稅人的不同所得分別設計了5種稅率：9級超額累進稅率、5級超累進稅率、3級超額累進稅率和14%、20%等。各項目間稅負不均，而且在一定條件下還出現勞動所得的稅負，超過非勞動所得的現象。與實施分類綜合所得稅相適應，必須重新設計個人所得稅的稅率。

三、個人所得稅改革的作用主要表現為以下幾點：

1、減輕了工薪階層的負擔

本次個人所得稅中工薪所得將費用扣除標準由800元提高為1600元，翻了一番，不是

立足于調節收入差距，而是立足于給工薪階層減輕稅收負擔，增加消費。按有關部門的計算，我國城市居民年消費支出月為1143元，將扣除費用確定為1600元，使中低收入者保證基本支出得到滿足后略有結余，這是順應居民收入提高、生活費用支出加大的合理調整。而在此之前，工薪階層在基本生活需要未得到滿足前就需繳納所得稅，顯然是不合理的，不符合發展經濟目的“是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要求”這一宗旨的。本次個稅改革的取向在于減稅，提高費用扣除標準后，相當一部分低收入者的個人所得稅負擔將減輕，甚至根本不必繳納個人所得稅。

據統計，2004年中國個人所得稅收入達1737.05億元，其中65%來自于工薪階層。工薪所得費用扣除標準提高至1600元后，有人估算，財政可能因此減少280億元的收入，也就是說工薪階層每年可減少280億元的納稅負擔，也就意味工薪階層增加可支配收入280億元。根據稅收乘數原理，280億元的減稅可形成社會需求1120億元。據國家稅務總局預測：費用扣除標準提高后，全國個人所得稅的減收部分占到2004年個人所得稅收入1737.05億元的16%左右。

2、加大了高收入者的征收力度

個人所得稅是我國目前所得稅種中最能體現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稅種。在降低低收入者稅收負擔的同時，爭取最大限度地利用個人所得稅在調整收入差距擴大的作用，加大對高收入者的調節力度，在征管方面研究新措施、引進新手段，是個人所得稅征管的關鍵。

本次修訂的個人所得稅法，提出了對富人進行重點征管的內容。《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提出了加強對高收入者的稅收征管，將以前的單項申報改為雙項申報，即將原來由納稅人所在單位代為扣繳個人所得稅，改為高收入者的工作單位和其本人都要向稅務機關進行申報，否則視為違法。條例規定，扣繳義務人都必須辦理全員全額扣繳申報，這就形成了對高收入者雙重申報、交叉稽核的監管制度，有利于強化對高收入者的稅收征管，堵塞稅收征管漏洞。實施條例中，高收入者也有了明確的定義：“年收入超過12萬元以上的個人”。

3、縮小收入差距，降低基尼系數

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各地居民收入、生活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全國統一工薪所得費用扣除標準，有利于促進地區間的公平。如果對高收入地區實行高費用扣除標準，低收入地區實行低費用扣除標準，反而將加劇地區間的不平衡，這將與個稅本來的調節意義背道而馳。目前，各地實行統一的納稅標準，對收入較低的西部地區將產生很大益處，西部相當部分中低收入階層將不必繳納個人所得稅，該地區納稅人的稅收負擔將會減輕，有利于鼓勵消費，促進落后地區經濟的發展。

四、我國個人所得稅改革的幾點建議。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現有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己顯出其不足和弊端。隨著我國加入WTO,我們必須借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完善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制,使其順應市場經濟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要求。

1、加大宣傳力度,提高公民納稅意識，建立綜合征收與分項征收相結合的稅制模式。根據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和稅收征管的實際情況,目前應實行綜合征收與分項征收相結合的稅制模式。鑒于我國的實際情況,首先應將不同來源、不同性質的每一種所得進行非常細化的分類,然后將這些細化了的分類所得按照如下四種所得類型分別總計:勞務所得,營業所得,投資所得,其他所得。然后對那些投資性的,沒有費用扣除的,并且能夠較好采用源泉扣繳方法的應稅所得,實行分項征稅的辦法。對那些屬于勞動報酬所得,營業所得,有費用扣除的應稅項目,則實行綜合征收的辦法。

2、調整稅率結構,公平稅負。

稅率模式的選擇,不僅直接影響納稅人的稅收負擔,而且關系到政府一些政策目標能否順利實現。因此,應根據全球個人所得稅改革的基本趨向和當前我國收入分配的現狀,結合稅收模式的改革科學地設計個人所得稅率:在總體上實行超額累進稅率與比例稅率并行,以超額累進稅率為主的稅率結構;對適應超額累進稅率的專業性、經常性所得,為體現稅收公平,可以設計一套相同的超額累進稅率。同時,適當降低稅率檔次,降低最高邊際稅率。

3、調整費用扣除標準,符合實際負擔。

個人所得稅實行綜合征收和分項征收相結合的模式,更能充分發揮調節收入的作用,但綜合征收的扣除,應該與實際的費用負擔聯系起來,否則就會削弱調節作用。我國經濟的市場化提高了人們的收入,也增加了人們的基本生活費支出,應適當提高個人所得稅的扣除標準。

4、擴大征稅范圍,發揮稅收調節作用。

現階段，個人所得稅已不再是“打富濟貧”的政策工具,開始成為國家稅收的一種主要稅種。但中國稅收系統對個人征稅的效率較低,大部分高收入者應交的個人所得稅并沒有足額交上來。因此,中國應在許多征稅辦法上借鑒國際上的經驗,不應該把工薪階層和知識分子作為個人所得稅的征收重點,這樣會破壞橫向和縱向公平。

參考文獻：

[1]張昭力《財政法制縱論》,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2]張正軍《個人所得稅實務全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3]劉劍文《財政稅收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4]劉佐《關于中國稅制改革發展趨勢的思考》(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研究報告》2006年12月).

第三篇：個人所得稅改革

個人所得稅改革新視點

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布的《決定》牽動著全社會的神經，民眾都在關注改革對自己切身利益的影響。

決定中提出“要完善稅收制度，逐步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對此，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林雙林的解讀是，未來將把工薪、股息財產所得和其他收入綜合在一起征稅，這將有利于調節收入分配。

在17日舉辦的“朗潤·格政”解讀三中全會的改革政策論壇中，林雙林教授指出，《決定》對個人所得稅的新提法是個稅改革具體化的體現。

我國現行的個稅制度是一種分類個人所得稅制，即對納稅人的各項收入進行分類，采取“分別征收、各個清繳”的征管方式取得個稅收入。

對此，林雙林的評價是，當前的征稅體制比較簡單容易，征稅成本也低，但并不能很好地起到調解收入分配的作用。“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稅體制改革意味著今后我國的稅收體制更加合理。個人所得稅除了為政府籌措財政收入，其主要功能是調節收入分配。”

“建立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即把工薪、股息財產所得和其他收入綜合在一塊征稅，形式上類似于日本實行的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模式。對于綜合征收的部分，應把所有收入進行加總制定統一的稅率，而分類的部分則單獨制定稅率，如日本在利息征收上制定了單獨的15%稅率。”林雙林說，個人所得稅征收在實施調整后也要注意信息申報和退稅等問題。

《決定》還提出，“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堅持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完善個人賬戶制度，健全多繳多得激勵機制，確保參保人權益，實現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堅持精算平衡原則。”

對此，林雙林解釋說，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個人賬戶與社會統籌相結合的養老保障體系，企業的繳費比例為工資總額的20％左右，個人繳費比例為本人工資的8％。基本養老金由基礎養老金和個人賬戶養老金組成，基礎養老金由社會統籌基金支付，月基礎養老金為職工社會平均工資的20％，月個人賬戶養老金為個人賬戶基金積累額的1/120。

林雙林指出，我國當前不同收入程度的居民領取的基本養老金差別比較大，是繳得多領得多。這樣導致的實際結果是，收入高的最后拿到的養老金多，收入低的拿到的養老金少，不能起到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在美國，收入比較高的教授退休后，一年可領取3萬美元的基礎養老金，而普通收入群體可能領取的是兩萬美元的養老金，差距較小。

盡管每個人的貢獻有所差別，但在基本養老金的發放上應逐漸縮小差距，以此調節收入分配。當前各地社會統籌賬戶的使用情況不一，有些地方政府尚有盈余，而東北、上海地區已經出現了空缺，如果實行全國統一的賬戶管理，用有盈余的賬戶對空缺賬戶進行補給，將有利于社會保障制度的公平、可持續。

第四篇：對課堂改革的看法

對課堂改革的看法

地松中學陳志堂

新課改在本質上要淡化尖子教育，強化大眾教育。新課改的內容非常豐富，加強了督促、輔導，拓寬興趣面等很多工作。在知識爆炸、信息便捷的新時代，掌握知識的多少并不是很重要，如何掌握知識的運用才是至關重要的。我們要培養學生的創造精神和實踐能力，把今天的學習與明天的工作密切聯系起來，為學生今后的獨立生活奠定堅實的基礎。新課程改革后，教師的角色發生了根本的改變。由課堂主宰者轉向平等中的首席；由知識的灌輸者轉向人格培育者；從單向傳遞者轉向多向對話交往者；由執行者變為決策者、建構者，由實施者變為開發者。教師必須更新知識結構。新課程內容的出現迫使教師更新自己原有的知識結構，一方面準確把握任教學科中學生終身發展所必需的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另一方面通過各種渠道不斷學習，擴展自己的知識儲存。新課程還要求教師必須有開發課程的能力。教學內容從過去的以教材為中心的單一書本知識轉變為以教材為軸線，以活動為紐帶，與現實生活緊密聯系，充分挖掘本土資源和校本資源，充實教材內容。

新課程理念下，學生的學習方式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傳統的學習方式中，課堂成了“教案劇”出演的“舞臺”，好學生是配角中的“主角”，大多數學生只是“觀眾”與“聽眾”。在課堂上，學生被當成是單獨的學習個體，而教師往往居高臨下地對待學生，有點為師獨尊的架勢，而且一味地強調學生接受老師灌輸的現有知識，很少甚至沒有考慮過學生的真實感受。新課程倡導學生主動參與、樂于探究、勤于動手，培養學生收集和處理信息的能力、獲取新知識的能力、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交流與合作能力。

新課程改革的重要保障是要有一套新的教育評價方案，現在的教育評價方案滯后，嚴重影響著新課改的順利進行。

總之，課程功能、結構的改變，目的在于引起學生學習方式的改變，讓學習生活化、生活學習化，充分開發學生的潛能，發展學生的個性，最終是要讓每個學生都受到適合自己的最好的教育，都能成才、成功。

第五篇：對中國稅務改革的看法

對中國稅務改革的看法

班級：10營銷2班姓名：張文學號：20101508250 2011年兩會上有關稅收以及稅收改革的話題，在全國上下極大地引發了人們的熱烈討論。這種情形的出現，當然是令人欣慰之事。因為，它至少表明，在時下的中國，人們對于稅收地位和作用的認可度和重視度，已經有了相當的提升。這無疑是市場經濟趨向成熟的表現。但欣慰之余，將能夠看到、聽到、搜集到的來自各方面的言論加以梳理并靜心體味，卻不免泛起一絲隱憂之感。

比如，不少人指責當前中國的稅負過重，而主張實施大規模減稅。但一旦深問，就中國當前的情形論，需要減多少稅，究竟要減哪一個稅種的稅或減哪一方面的稅，并且，合理或適當的稅負水平應當是多少，它又如何同政府支出水平對接的時候，卻往往沒有了下文。

再如，提升個稅“起征點”被解讀為減輕中低收入者負擔的一種舉措。且不說“起征點”的說法并不準確，嚴格的說法應當是工薪所得費用扣除標準。但一旦細究，提升“起征點”所惠及的是現行“起征點”——月收入2000元（若考慮到免稅項目，則可能達到3000元）——之上的群體，而現實中國絕大多數工薪階層的月收入水平并不在此范圍之內，為什么要通過提升個稅“起征點”而不是通過個稅的整體改革給中低收入者減負的時候，似乎又拿不出恰如其分的解釋。

又如，許多人對所謂“饅頭稅”義憤填膺，而要求取消所有針對食品的課稅。但一旦被告知，17%的“饅頭稅”實是增值稅，它不僅對包括饅頭在內的食品課征，而且，對日常生活中幾乎所有的消費品都要課征，取消饅頭稅可能意味著全面取消消費品課稅，甚至可能牽涉到份額達40%左右的中國稅收收入的時候，接下來的論證又戛然而止了。

還如，車船稅法的修訂，特別是針對汽車排氣量大小而適用不同稅負水平的內容，先是被當作推動節能減排的一種政策安排，后來在一片質疑、反對聲中大步后退的時候，對其目的，又改用減輕居民負擔的說法了。

諸如此類的例子還有很多。所有這些，客觀上揭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事實：對于中國下一步的稅收改革，我們尚缺乏整體考慮和頂層設計。歷史與現實一再告訴我們，缺乏頂層設計的任何改革，都難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甚至支離破碎、不成體系。

其實，目前稅務改革之所以引起這么熱烈的討論，主要是因為稅收涉及到了社會公平，政府清廉，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利益糾葛問題。

目前我國進行稅收管理體制改革，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的背景因素。

(一)各地方政府違規減免稅的現象愈演愈烈

當前，各地為了吸引外資，不惜一切代價，紛紛給予外商各種優惠政策，特別是稅收優惠。按照我國現行的稅收管理體制，除中央政府有明確授權的以外，各級地方政府均無權制定稅收減免政策。然而現實情況是，地方政府為招商引資，越權制定了各種減免稅“土政策”，包括納稅前的減免優惠和納稅之后的稅收返還，即先征后返，在稅歉入庫之后，財政進行“退庫”，將稅款返還給企業。因為某些稅種是中央、地方共享稅種，地方如果擅自減免就等于變相剝奪了中央收人。這正是由于地方政府違規減免稅導致地方惡性競爭，已經嚴重阻礙資源的合理配置以及我國經濟的區域協調發展。

(二)地方主體稅種缺乏，導致地方政府過于依賴非稅收人

當前地方稅收體系中稅種雖多，但缺乏對地方財力具有決定性影響且長期穩定的稅種，稅源零暈分散，受制因素多，稅源潛力小。而且地方政府的稅收管理權限偏小，地方稅的立法權完令集中在中央，省級以下政府沒有地方稅的立法權，地方政府不能根據當地公共支出需要及本地區域特征開設稅種籌集收入，地方政府收人稅收依存度過小，地方稅收收入遠遠滿足不了地方財政支f“的需要，越來越依賴各種預算外收入以及舉債收入。

進行稅收管理體制改革將對我國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政策、地方政府收入來源，以及對地方稅收體系的建立、地方政府調節經濟的方式產生重要影響。(一)地方政府為招商引資所采取的政策將多元化(二)地方政府的收入來源將規范化

(三)地方政府將建立起以財產稅和行為稅為主體的稅收體系(四)地方政府調節經濟的方式將更符合市場經濟的原則

（五）有助于稅務公開，避免過度的三公消費，保證政府清廉。還能讓民眾更好的參與政治生活中，真正做到人民當家作主。

而且目前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中日益凸顯的收入分配問題，已經成為社會矛盾的一個焦點。因為貧富差距加大，而一些富人又為富不仁，引發種種不良影響，社會“仇富”問題嚴重。初次分配體現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顯然不夠。收入再分配面臨著平衡分配差距，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艱巨任務。這時就要稅收發揮調節居民收入，實現社會公平的功能。這是涉及民生方面的問題。

總而言之，就中國當前的情勢而言，稅收改革的頂層設計，起碼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中國的宏觀稅負水平究竟要定位于怎樣的水平？這不僅需要做國際間的比較，還需要立足于中國國情；不僅要考慮眼下的中國國情，還要前瞻未來的中國走勢；不僅要牽涉稅收同經濟之間的關系，還要聯系政府職能、政府支出以及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格局；不僅要著眼于政府部門自身的需要，還要同包括企業和居民在內的所有部門、所有利益群體的訴求相協調。

第二，中國的稅收究竟要被賦予或應擔負怎樣的功能？不僅僅滿足于取得收入這一傳統的功能，還是要同時兼顧調節居民收入和實施宏觀調控等可稱之為現代稅收的所有功能。第三，如果要減稅，中國的減稅政策究竟要落實或歸宿于何處？從根本上說來，所有的稅收都來自于企業和居民的繳納。不論減何種稅，最終都會增加企業和居民的收入。但不同的稅類、不同的稅種所涉及的企業和居民群體有所不同，操用不同的減稅舉措所惠及的企業和居民群體也有所不同，聯系到當前中國收入分配領域的情勢和中國稅制體系的前行方向，當前的減稅又當以什么樣的稅類、稅種為主并輔之于什么樣的舉措？

第四，不同時期、不同背景下或基于不同政策目標而選擇的稅收改革內容固然會有所不同，但當短時的需要同長遠的考慮相沖突的時候，究竟是讓短時需要服從于長遠考慮還是讓長遠考慮讓位于短時需要？如果取短時需要和長遠考慮相融合之策，那么，又如何讓短時需要的滿足不至于損傷長遠的考慮？或者，將其對長遠考慮的可能損傷減少到最低限度？

中國稅務改革是個任重道遠的事情，我們要積極關注，積極參與，才能使改革體現民眾意愿，達到預期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