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我國公務員法改革的學習及看法
對我國公務員法改革的學習及看法
2005年4月27日下午,受人矚目的《公務員法》草案于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順利通過。這部將從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重要法律,是建國50多年來我國第一部干部人事管理的綜合性法律,里程碑意義不言而喻。《公務員法》的頒布實施對我國公務員管理納入法制軌道具有重要意義。建國以來,我國規范公務員管理的法規只有國務院1957年10月26日發布的《關于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獎懲暫行規定》和國務院1993年8月14日發布的《國務院公務員暫行條例》兩部。從立法的角度講,不僅缺乏權威性、系統性,也缺乏適用性。這次《公務員法》的頒布,提升了權威性,增強了適用性,也通過該法確立的基本原則,使公務員管理的法律體系建設更加完備。
公務員擔任社會管理重任,是國家權力的具體執行者,其制度的健全與否直接影響社會經濟的正常運行、政策的成敗、社會的穩定。就目前而言,我國公務員制度從建立到發展僅僅經歷了十幾年的時間,公務員隊伍中存在著諸多不適應市場經濟建設的因素,而這其中的“腐敗”更是困擾我國政治和經濟建設的突出因素之一。究其根源,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在于經濟發展過程中,在市場與政府的互動中產生了許多可為政府公務人員提供“非法收入”“權錢交易”的灰色區域,另一方面,在外部環境變化的情況下,我們的制度內部對于公務員的行為一直缺乏一種公開的、系統的、規范化的制約。前者的存在使公務員發現了手中的權利可以為私人換取額外的收益,而后者的缺失卻使公務員這種違背職業道德的行為很難被發現,因此,相對外部環境的變化,制度的缺失在更大程度上為公務員的腐敗提供了便利,更為嚴重的是,這種缺失造成了公務員隊伍中對腐敗見怪不怪的不良風氣,直接導致公務員權利道德觀念和職業道德觀念的淪喪。因此作為第一部干部人事管理的綜合性法律,《公務員法》系統性的對公務員隊伍進行規范化管理,使反腐倡廉法治化、制度化。
首先,《公務員法》增加了我國公務員的“入口”渠道。新法在第二章中,明確規定了公務員應當具備的七項條件,增加了公務員的“入口”渠道。對于不同類別的公務員,可以采用選任、委任和聘用的方式。該法肯定和堅持了我國實行公務員制度的一項突出和受到普遍好評的重大舉措,即公開考試、競爭擇優的錄用制度。具體而言,新法要求錄用擔任主任科員以下及其他相當職務層次的非領導職務公務員,采取公開考試、嚴格考察、平等競爭、擇優錄取的辦法。對于領導職務的任用,則首次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近年來各地各部門積極探索的內部競爭上崗和面向社會公開選拔的改革成果。在第十六章中還首次明確了機關設立聘任制公務員職位,并為此建立了相應的人事爭議仲裁制度。
其次,公務員法明確規范了公務員的“出口”。新法在第十三章中以較大的篇幅,列明了公務員“不得辭去公職”、“予以辭退”、“不得予以辭退”的具體條件或情形,既確立和彰顯了公務員管理的嚴明紀律,又保護了公務員的個人權益不受侵犯。尤其是針對領導干部,公務員法還引入了“引咎辭職”和“勒令辭職”制度。
再者,公務員法把公務員的交流與培訓提升到了突出的位置。第十章規定了對公務員的分級分類培訓,并將公務員的培訓情況和學習成績與公務員的考核、任職、晉升掛鉤。第十一章中規定了國家公務員的交流制度,公務員交流可以在內部進行,也可以在國有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和群眾團體工作人員之間進行。
公務員法將促進對公務員的全面管理
第一,公務員法完善了公務員的分類管理制度。《暫行條例》中沒有對公務員進行分類管理的規定,公務員法第三章特別規定公務員職位按照它的性質區別劃分為綜合管理類、專業技術類、行政執法類,并且國務院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建立新的職位類別。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分類方法,不同于世界上許多國家采取的政務類和業務類公務員的劃分形式。
第二,公務員法中對公務員的嘉勉、晉職、升級、工資、福利待遇等一系列權利規定得更為明確、具體;同時細化了對公務員的責任與義務規定,列舉了33個小項、15個大項的行為屬于違紀行為,必須受到相應的懲戒或處罰。具體內容包括貽誤工作、打擊報復、弄虛作假、壓制批評、欺騙群眾、揮霍公款、濫用職權、侵犯群眾利益、參與或支持黃賭毒、經商辦企業或參與贏利經營性活動等。并相應地規定了違反紀律應給予的六種處分形式,而且在處分期間對受處分者在享受晉升、工資待遇方面有所限制。
第三,公務員法突出了對公務員的嚴格管理,一是規定了嚴明的行為規范和考核、懲戒制度,規定了公務員的9項基本義務、16項基本紀律,同時要對公務員進行嚴格的考核;二是增加了對主要領導成員的管理規定,反映在領導成員的引咎辭職和責令辭職制度上;三是對公務員的離職從業進行嚴格地限制,即公務員辭去公職或退休的,原系領導成員在離職3年內,其他公務員在離職兩年內,不得到與原單位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任職,不得從事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的經營活動,違反者要給予處罰。同時,公務員法還規定,公務員因工作需要在機關外兼職,應當經有關機關批準,并不得領取兼職報酬。
《公務員法》強調并倡導公務員道德準則的重要性,重塑了公務員的價值體系。將“德才兼備”的原則納入公務員的任用、考核及晉升等環節,強化了對公務員的道德要求。通過確立職位分類,打破了傳統的“官本位”等觀念,其更新機制為反腐倡廉創造了前提條件。《公務員法》是以《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的基本框架為藍本的,但在若干管理環節以及運行機制方面有所改變,有所突破,有所創新。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改變還是創新,必須首先以公務員管理實踐中主要問題為“靶子”制度設計才能有的放矢,事半功倍,也只有將問題定位于相關制度設計聯系起來,才能更好的理解公務員法中的制度創新。公務員法給公務員的權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但缺少對公務員的權力限制,因此在管理實踐中需不斷的發現問題,進行法律的修正,提升公民法律觀念,完善法律體制,達到我們的法治目標。
第二篇:關于對《公務員法》學習情況自查報告
關于對《公務員法》學習情況自查報告自 查 的 報 告市委組織部、人事局:根據吳人發〔2005〕307號《關于對全市公務員法學習培訓情況進行自查的通知》要求,我局對《公務員法》學習情況進行了自查,現將工作匯報如下:
一、領導重視、措施得力,認真做好學習《公務員法》的工作自接到市委組織部、人事局有關組織機關干部學習《公務員法》的通知后,我局黨組“一班人”非常重視此項工作,在認真學習《公務員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認識,統一思想,成立由局黨組書記局長劉向榮同志任組長,馬克林、王智成、馬若飛為成員的領導小組。制定并向局各科室及全體干部下發了《*市統計局關于認真學習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的通知》和《*市統計局學習公務員法安排表》。購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單行本,保證每個干部人手一冊。
二、副科級以上黨員干部積極參加市上組織的學習培訓班我局2名副處級以上干部;8名科級干部,按照《*市公務員法培訓實施方案》,積極參加了市上組織的學習培訓班,對《公務員法》、《公務員法教程》進行了系統的學習。
三、領導帶頭,積極組織全局干部學習《公務員法》自10月10日以來,我局利用每周一學習日,組織局機關干部系統學習《公務員法》。在學習中我們采取局主要領導和其他同志專題講座、集中輔導、全體干本文來自www.tmdps.cn部通讀《公務員法》原文的形式。全面準確、熟練地掌握《公務員法》的各項原則和具體規定。在時間上我們對全局公務員進行了不少于50學時的培訓,完成了統計局全體干部學習《公務員法》的任務。
第三篇:對我國三農問題的看法
『天涯雜談』 對我國三農政策的一點看法
對我國三農政策的一點看法
本人從小在農村長大,又在基層工作,想以自己的所見所聞談談對我國三農問題的一點看法.自這屆政府上臺以來,轉而實行親民政策,客觀來說,廣大農民確實得益不少,“村提留,鄉統籌,農業稅,特產稅,包干費,屠宰稅”等以前壓在農民身上的大山沒有了.在我們這個經濟較為落后基本以農業為主的地方,鄉政府除了車輛使用稅外已沒有面向農民的收費項目了,不僅如此,每年的“直補良補”還向農民給錢,這在以前簡直是想也不敢想,由此一系列的惠民政策,已使得農民的“地位”相比以前大大提高,這本來是件好事,可是,現在在農村由于這些政策的影響,已出現了無政府主義的苗頭.主要表現在:一些合法的稅費農民也不交了,鄉政府的一些本來是對農民有利的工作農民也不支持了,農民們常說的一句話是:有錢嗎?沒錢別啰嗦!
由于農業稅費的減免,本來以前就欠稅費款的一些釘子戶舊帳也一筆勾銷了!當然也許你要說這筆錢本來就不該收,可是,這樣一來,那以前交了稅費的農戶呢?這對他們不是很不公平嗎?這樣直接導致政府公信力下降,以后誰還會交錢?政府不也是欺負老實人嘛,哦,不交的最后就不用交了,免了??
還有,現在農村工作中,涉及許多問題,鄉政府碰都不能碰,明明是依法辦事,可就是跟你鬧!知道你們政府現在怕上訪,一有個芝麻小事就上訪告狀,更有不少人純屬無事生非,煸風點火.也許你們會說我別有用心故意詆毀農民伯伯形象,可是當你真正在基層工作幾年你就會體會到的.我們這有個鄉,浙江移民多,出奇的亂,到目前為止只有二任鄉黨委書記沒挨打,這二任基本靠作老好人,完全至法律政策于不顧換來的.鄉派出所拘捕的流氓居然被其家屬和同伙強行放走,還將民警打傷,這里的民眾稍有什么事就聚眾沖擊政府部門.不達目的不罷休!在這里象計劃生育,林政等執法工作根本很難開展,因為搞不好就要挨打!有一次縣森林公安分局派出十多輛車三四十個民警去追查當地林木走私案,被幾十名婦女圍攻,她們專戳警車的車胎!
從這些情況看來,我認為問題在于:一是我們政府的政策總是以一種運動式的方式推行,而不是通過人大等立法機構以法制的方式穩步推行,許多政策的出臺前缺乏全面周詳的考慮,許多政策看似公平其實隱含著更大的不公平.二是中央集權過多過大,許多政策出于對地方執行變形的擔憂往往一竿子到底,地方政府無法根據本地情況適當調整,而各地情況又千差萬別,使得政策的效應大打折扣.三是我們的政策的出臺和執行沒有一個長效的穩定的法治軌道,就像鐘擺,忽左忽右
評述:近年來我國財政政策的效果
張少春
1997年前后我國國民經濟運行出現新的變化,外貿出口下降、消費需求嚴重不足,銀行資產狀況面臨加速惡化的趨勢。為推動經濟增長,國家開始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現在回過頭來看,就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而言,這項政策的實施結果從兩個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一是直接的方面,在經濟不景氣、銀行普遍“惜貸”的局面下,通過補充銀行資本金和對銀行定向發債吸納資金,防止了銀行信貸資產大量向不良資產轉化的可能,防止了銀行存差持續增大對經營狀況的影響,直接達到了化解銀行風險的目標;二是間接的方面,通過擴張性財政政策,政府加大投資力度,通過政府投資拉動經濟,保持經濟的適度增長,從而通過整體經濟狀況的改善達到化解金融風險的目標。
財政直接化解金融風險的措施包括補充資本金和對原來過高的儲蓄沉淀進行吸納,將信貸資金轉換為財政投融資資金,用于公共投資的即期啟動。這樣的操作是在考慮銀行實力、信貸風險、財政承受力等多方面因素后,分步驟完成的:(1)1998年5月18日,財政部首先面向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以外的其他商業銀行和城市合作銀行,發行了年利率6.8%的450億元7年期專項國債,用以補充非國有商業銀行資本金;(2)1998年8月18日,財政部又定向對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發行特別國債2700億元,所籌資金全部用于補充上述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資本金的充足率,幫助銀行規避風險,擴大其貸款的承受力。(3)1998年8月底,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決定向商業銀行增發1000億元國債、分兩年納入國家預算、打入財政赤字,同時由銀行配套1000億元貸款,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增強公共投資的拉動作用。
政府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措施方面,1998年財政吸納的信貸資金有計劃地從農村水利和生態環境建設、交通和通訊建設、城市基礎設施和環保建設、電網改造、國家直屬糧庫建設、經濟適用住宅建設六個方面流
向要素市場,通過對相關產業的帶動直接拉動經濟增長,其中一部分則轉化為消費基金,帶動即期消費增加。國債專項資金與銀行貸款和地方配套資金的比率為1:2.53,說明1元國債專項資金的使用帶動了2.53元社會資金的投入。據國家計委統計,1998年通過國債專項資金帶動的2173.5億元投入,形成了2074億元的工作量,由此拉動經濟增長1.5個百分點左右。
1999年政府繼續實行積極財政政策,8月30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1次會議通過增發600億元國債用于增加固定資產投入的議案。新增國債資金主要用于在建的基礎設施項目、一些重點行業的技術改造、重
大項目裝備國產化和高新技術產業化、環保與生態建設以及科教基礎設施等。1999年的財政政策開始注重直接投資和技術改造貼息相結合。在增發的600億元國債資金中,有90億元作為技術改造的貸款貼息,專門用于支持對重點行業和重點企業進行系統的技術改造。據測算,使用90億元財政債券資金用于技術改造貼息,可拉動約1800億元技改投資。采取這種方式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不但可以帶動銀行貸款和地
方、企業的配套資金投入,擴大投資需求,而且可以對企業技術進步、經濟發展起到積極作用。1999年9月初,國家出臺了提高城鄉居民收入的政策,這次調整收入政策重點是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包括適當提高社會保障“三條線”(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失業保險金、城鎮居民最低生活費)的收入水平,提高機關事業單位職工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這方面需求對銀行的壓力。總的來看,1999年政府舉債拉動經濟增長2%。進入2000年,中央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發行長期國債,增加基礎設施建設和支持企業技術改造。
我國近年來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效果是顯著的,對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政策的具體制定和執行中,有幾個方面是需要注意的:一是政府通過舉債直接吸納銀行資金的限度問題。向商業銀行發行國債,可以直接減小銀行“存差”過大帶來的經營風險,但這種吸納要以資金使用效果和財政的最終還債能力為基礎,否則就變成了財政與銀行間單純的風險轉移,而不是化解。此外,銀行也必須考慮自身業務應有的發展規模和需要,考慮在市場經濟中應有的定位,不能單純為解決困難而縮減業務,影響發展目標。二是不管直接的措施還是通過經濟增長創造寬松環境的間接措施,都只能起到防止新的金融風險增加和惡化的效果,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長期積淀下來的風險,改革、發展和銀行自身的規范運作才是治本的戰略選擇。因此,要防止這種過渡性政策實施所帶來的對金融風險意識的淡化。三是這幾年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著眼點主要在財政支出的擴大方面,財政收入始終保持著超常規增長,1998年名義增長率14.2%,1999年達16.6%,剔除價格因素則高達15.7%和21.1%。這種收入政策與支出政策的互逆調節可能產生政策效應上的“內耗”,影響對當期經濟的拉動力度,同時由于可能產生的高稅收等對民間投資的“擠出效應”,則會影響到企業的融資選擇、強化銀行的“惜貸行為”,從而影響到經濟自動恢復增長的最終效果。
我國退耕還林的有關政策
2002-7-6 10:26:47 責任編輯:
1999年,朱鎔基總理先后視察了西南、西北6省(區),提出“退耕還林,封山綠化,以糧代賑,個體承包”的綜合措施。2000年3月,經國務院批準,國家林業局、國家計委、財政部聯合發出了《關于開展2000年長江上游、黃河上中游地區退耕還林(草)試點示范工作的通知》(林計發[2000]111號),初步明確了退耕還林政策。為了明確責任,嚴格管理,推動試點工作的健康發展,2000年9月國務院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做好退耕還林還草試點工作的若干意見》(國發[2000]24號)。為適應退耕還林工程全面啟動的需要,進一步明確和完善退耕還林的政策措施,2002年4月國務院又及時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完善退耕還林政策措施的若干意見》(國發[2002]10號)。目前,退耕還林的主要政策是:
(一)退耕還林要堅持生態效益優先,兼顧農民吃飯、增收以及地方經濟發展;堅持生態建設與生態保護并重,采取綜合措施,制止邊治理邊破壞問題;堅持政策引導和農民自愿相結合,充分尊重農民的意愿;堅持尊重自然規律,科學選擇樹種;堅持因地制宜,統籌規劃,突出重點,注重實效。
(二)實施退耕還林要認真落實“退耕還林、封山綠化、以糧代賑、個體承包”的政策措施,堅持個體承包的機制,實行責權利相結合。必須切實把握“林權是核心,給糧是關鍵,種苗要先行,干部是保證”這幾個主要環節,確保退耕還林取得成功。
(三)凡是水土流失嚴重和糧食產量低而不穩的坡耕地和沙化耕地,應按國家批準的規劃實施退耕還林。對生產條件較好,糧食產量較高,又不會造成水土流失的耕地,農民不愿退耕的,不得強迫退耕。
(四)退耕還林要以營造生態林為主,營造的生態林比例以縣為核算單位,不得低于80%。對超過規定比例多種的經濟林,只給種苗和造林補助費,不補助糧食和現金。
(五)國家無償向退耕戶提供糧食、現金補助。糧食和現金補助標準為:長江流域及南方地區,每畝退耕地每年補助糧食(原糧)150公斤;黃河流域及北方地區,每畝退耕地每年補助糧食(原糧)100公斤。每畝退耕地每年補助現金20元。糧食和現金補助年限,還草補助按2年計算;還經濟林補助按5年計算;還生態林補助暫按8年計算。補助糧食(原糧)的價款按每公斤1.4元折價計算。補助糧食(原糧)的價款和現金由中央財政承擔。
在糧食和現金補助期間,退耕農戶在完成現有耕地退耕還林后,必須繼續在宜林荒山荒地造林,由縣或鄉鎮統一組織。
(六)國家向退耕戶提供種苗和造林費補助。退耕還林、宜林荒山荒地造林的種苗和造林費補助款由國家提供,國家計委在計劃中安排。種苗和造林費補助標準按退耕地和宜林荒山荒地每畝50元計算。尚未承包到戶及休耕的坡耕地,不納入退耕不林兌現錢糧補助政策的范圍,但可作宜林荒山荒地造林,按每畝50元標準給予種苗和造林費補助。干旱、半干旱地區若遇連年干旱等特大自然災害確需補植或重新造林的,經國家林業局核實后,國家酌情給予補助。
退耕還林種苗和造林補助費發放方式,由各省根據實際情況確定。在尊重退耕農戶意愿的前提下,退耕農戶與種苗供應方簽訂書面合同,并在造林驗收后,由種苗供應單位與退耕農戶結算種苗補助費。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為退耕農戶指定種苗供應商。種苗和造林補助費,只能用于種苗、造林補助和封育管護等支出,不得挪作他用。
(七)關于退耕還林的農業稅征收減免政策。凡退耕地屬于農業稅計稅土地,自退耕之年起,對補助糧達到原常年產量的,國家扣除農業稅部分后再將補助糧發放農民;補助糧食標準未達到常年產量的,相應調減農業稅,合理減少扣除數量。退耕之前的常年產量,按土地退耕前五年的常年產量平均計算。補助給農民的現金不計入補助糧食標準。退耕地原來不是農業稅計稅土地的,無論原來產量多少,都不得從補助糧食中扣除農業稅。
實施退耕還林的縣,其農業稅收入減收部分,由中央財政以轉移支付的方式給予適當補助。
(八)實施退耕還林后,必須確保退耕農戶享有在退耕土地和荒山荒地上種植的林木所有權,并依法履行土地用途變更手續,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發放權屬所有證明。
(九)在確定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基礎上,實行“誰退耕、誰造林、誰經營、誰受益”的政策。農民承包的耕地和宜林荒山荒地造林以后,承包期一律延長到50年,允許依法繼承、轉讓,到期后可按有關法律和法規繼續承包。
(十)采取多種形式推進退耕還林。有條件的地區可本著協商、自愿的原則,由農村造林專業戶、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等租賃、承包退耕還林,其利益分配等問題由雙方協商解決。鼓勵在有條件的地區實行集中連片造林,鼓勵個人興辦家庭林場,實行多種經營。
(十一)為了加強生態保護和建設,鞏固退耕還林成果,要結合退耕還林工程開展生態移民、封山綠化,開展農村能源建設,實行封山禁牧、舍飼圈養,加強川地、緩坡耕地的農田基本建設,大力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努力增加農民收入。
(十二)退耕還林實行“目標、任務、資金、糧食、責任”五到省,省級政府對工程負總責。各省級政府要層層落實工程建設的目標和責任,層層簽訂責任狀,并認真進行檢查和考核。
(十三)退耕還林工程的規劃、作業設計等前期工作費用和科技支撐費用,國家給予適當補助,由國家計委根據工程建設情況在計劃中安排。前期工作費用和科技支撐費用的有關管理辦法,由國務院有關部門另行制定。
退耕還林地方所需檢查驗收、兌現等費用由地方承擔,國家有關部門的核查經費由中央承擔。
第四篇:對我國生態環境的看法
對我國生態環境的看法
隨著時代的發展,我國的生態環境遭受著巨大的損害,環境問題已經成為人類必須要面對的問題。我國生態環境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水資源缺乏中國是水資源緊缺國家。被列為世界12個貧水國之一。今年云南等地的自然災害充分表明了我國缺水嚴重問題越來越嚴重。水土流失嚴重和土地荒漠化。全國水土流失面積已達到367萬平方千米,以每年1萬平方千米的速度在增加,每年流失土壤50億噸,有1/3耕地受水土流失危害;目前,全國荒漠化土地面積已達到262萬平方千米,占我國國土面積的27.3%。
第二,環境污染嚴重。大氣環境惡化,二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呼吸著嚴重污染的空氣;水污染加重,我國江河湖泊水域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總體上呈加劇趨勢;固體廢物污染率上升,城市危險廢物處置率僅為犯%,工業危險廢物處理率僅為3 2%,處理量遠趕不上排放量;同時對礦業廢棄物處置失當,造成了嚴重的污染和破壞。
第三,森林資源減少。盡管我國的森林覆蓋率近10年來有所增加,從12.98%上升到13.92%,但森林資源總體質量仍呈下降趨勢,人均積蓄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7,森林的生態功能嚴重退化。
第四,珍稀瀕危動、植物面臨火絕威脅,在聯合國《國際瀕危物種貿易公約》列出的640個世界性瀕危物種名單中,我國就占156種,約占其總數的1/40。
第五,海洋生態問題嚴重。近年來,由入海河流輸沙量減少、圍墾海洋灘造成海水倒灌、農田受淹、土地鹽堿化,重損害。升趨勢。赤潮是中國海洋生態環境惡化的結果,1992
使沿海人民生命財產遭受嚴年總量為50次,目前仍呈上升趨勢。
只有當人們明確問題產生的根源時,才能提出解決問題的科學方案。所以要想改善生態環境問題就要了解造成我國生態環境問題的原因。
導致生態環境問題的首先是錯誤的經濟發展觀原因。在我國前幾年的發展過程中,我們一直有一個思想上的誤區,認為單純的經濟增長就等于發展,只要經濟發展了,就有足夠的物質手段來解決現在與未來的各種政治、社會和環境問題。然而現實是,經濟的發展應該建立在與自然環境和諧統一的基礎上。從最終意義講,保護環境、保護自然就是保護人類自身。
其次,人類自身在創造現代文明活動中,往往面臨著一種自相矛后的尷尬境地。一方面,依靠科技進步,經濟增長,人類掌握了空前的改造自然能力,創造并享受著巨大的物質財富,生活質量大為改善,贏得了超越往昔的自由。另一方面當人們享受現代文明帶來的巨大利益和歡樂之時,現代文明的負面效應也與口俱增。現代文明,主要是工業文明或技術文明的發展,迄今為止都以損害生態環境、打破生態系統的平衡為代價。在工業生產過程中,人們從自然界索取大量的資源,通過工業生產過程把它變為人所需要的產品,同時把有毒有害氣體、廢棄物排放到自然環境中,對生態環境有很大的負面影響。因此,我們今天遇到的各種困難和災難,用美國前副總統戈爾的話講“都是我們這個世界的文明和地球上的生態系統相沖突的各種結果。”
我國嚴峻的環境問題對我們的生活帶來了很大的危害。比如,生物多樣性的減少,化學污染嚴重,出現混亂的城市化現象,我國經濟發展受到制約等。
人類可以毀滅地球,卻無法毀滅自然.人類自己的文明可以消失,但自然注定將永遠存在.對于自然,人類永遠應該保持足夠的敬畏。人類應該把自己的力量用于更好地認識和尊重自然和自然法則。人類的判決書永遠握在自然手中。所以我們每個人都要有環保的意識,為保護生態環境出一份力氣。
第五篇:對個人所得稅改革的看法
對個人所得稅改革的看法
一、中國現行個稅制度的缺陷
個稅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調節貧富差距,但前提是必須以家庭年各項收入的總和計征,也就是我們說的綜合稅制。如果個稅按個人月工資計征,調節貧富差距的作用非常有限,甚至在很多情況下會出現“逆向調節”,也就是說,個稅反而讓貧富差距加大了。
假如有一個5口之家(父母、妻子沒工作,孩子上學),只有一人就業,月工資是4000元,他要養活5口人,父母、老婆、孩子和有自己,人均不到1000元,但他需要交納個稅86.2元。另一個5口之家5人都有工作,每人月工資2500元,也就是人均2500元,但他們都不需要納稅。這就是目前稅制的弊端,同樣是5口之家,家庭收入4000元的要納稅,家庭收入12500元的反而不納稅,這顯然有失公平。
這只是對有固定收入勞動者的不公,對那些沒有固定收入的勞動者來說影響更大。如作者用兩年時間寫一部書得稿酬19200元,相當于每月收入800元,作者仍須交納個稅2150.4元,而且應稅稿酬是20%的比例稅(納稅額減征30%),與月工資為2萬元也就是兩年收入48萬元的最高邊際稅率相同!兩年收入2萬元和48萬元的人以相同的稅率納稅,可以看出目前個稅設計的不公有多大!
大學生暑假打工一個月,獲得報酬2880元,也需要交納個稅,其實這2880元就是這個學生全年的收入,平均月收入只有240元但卻需要納稅!
從事建筑、裝潢等的個體勞動者可能幾個月甚至一年才收到一次勞務報酬,現在也要按一個月所得計稅,由于個稅是累進稅率,幾個月的勞動報酬按一個月計征要適用更高的稅級稅率,這就要多交很多稅。
所以,單一提高“起征點”很難解決我國個稅中的突出矛盾,正如上面例子所講,即使把工資收入所得稅“起征點”提高到5000元,對一個只有一人工作的5口之家來講,家庭負擔仍然很重,人均1000元就要納稅。對那些靠稿酬、打臨工生活的人來說,目前稅制存在的缺陷更是暴露無遺,他們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收入交納個稅的稅率比按月領工資的人的平均稅率還高!
財政部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中所講的“平均每一就業者負擔1.93人”只是全國的平均數,沒有考慮具體每個家庭差異,有的家庭就業率高,有的家庭就業率低,由于中國工資分配差距巨大,再加之失業等因素,家庭收入和家庭就業者的負擔差別會很大,決不能用一個全國平均值來衡量所有家庭的收入和就業者負擔情況。
由于個稅制度的嚴重缺陷,單純提高“起征點”只能讓這種不公更加不公。因此推進稅制改革已刻不容緩,必須改成以家庭年收入計征。
二、“起征點”已沒有上調空間
現在,工薪所得稅“起征點”眾說紛紜,主要原因是對中國勞動者的工資現狀不清楚。中國2010年GDP為397983億元,人口為13.4億人,人均GDP僅為29700元。根據我的推算,中國勞動報酬占GDP的份額為31%,即2010年中國勞動者總報酬為123375億元。2010年中國從業人員接近8億人,也就說,8億勞動者分這123375億元的勞動報酬,平均每人15422元,中國勞動者平均每月的勞動報酬為1285元。
財政部2009年還有個統計數據,我國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中國居民的財富主要來自勞動報酬,如果把年薪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甚至上億元的高收入者單獨計算,90%的普通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更少,也就在1000元/月上下。
這就是中國勞動者的收入現狀!雖然我們的GDP世界第二,但一人均,我們就沒什么了,還是一個窮國。征收個稅必須首先認識到這個事實。
財政部網站2009年6月公布的數據顯示,當年年薪在12萬元以上自行申報納稅的人數為240萬人,占全國個人所得稅納稅人數的約3%,而繳納的稅額為1294億元,占全國個人所得稅總收入的35%。根據這組數據,我們可以知道全國個人所得稅各科目下的納稅人總數是8000萬人。
由于,工薪所得稅只是個人所得稅眾多項目中的一項,根據工資理論與實踐得出的工資分布模型,即紡錘形或倒羅卜形,領薪人數在中位數附近密集。根據我對美國工資分布的研究,全國的平均工資一般高出工資中位數31%。通過財政部公布的數據,我們可以估算出2009年交納工資所得稅的人約為3358萬人,月薪在10000元以上的納稅人有240萬,月收入在2581元~10000元間的人數為3118萬人。考慮到工資增長情況,我們把2010年新增交納工薪所得稅的人估算為642萬人,這樣,2010年全國交納工薪所得稅的人約4000萬人,占總人口的3%(印度為10%),占就業人口的5%。
三、提高“起征點”讓95%的勞動者吃虧
中國的個稅改革可參照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與做法。根據經合組織發布的數據,2008年29個工業化國家最低年平均收入為140451元人民幣,人均GDP平均為311554元人民幣,中央政府個稅“起征點” 年平均為56003元人民幣,是人均GDP的17%,是最低收入的40%。
中國目前的個稅“起征點”是2000元/月,也就是年“起征點”為24000元。這是個人的收入,假如與國際接軌以家庭計征,在夫妻都有工作的情況下的“起征點”就是48000元。需要說明的是,我們“起征點”是扣除“四金”后的收入免除額,并非是所有收入的免除額,而“四金”的受益人也是納稅人本人。就拿住房公積金來說,那實際是福利,因為交納的公積金將來會得到數倍的返還,那錢是自己的。好多人不理解這一點,把住房公積金看作是稅負。
2010年中國的人均GDP為29700元,家庭個稅“起征點”是人均GDP的160%,中國有的省份年最低收入為7560元,“起征點”是最低收入的635%。即使按照目前“起征點”計算,中國個稅“起征點”占人均GDP的比重是經合組織國家的9.4倍,占最低收入的比重是經
合組織國家的15.9倍。
不難看出,我們的“起征點”已大大高出國際水平,繳納工資所得稅的人占全國人口的3%,占勞動人口的5%,連印度都不如。
提高“起征點”就相當于增加工資,只給5%的人增加工資,而95%勞動者的工資沒有得到增加,這就使收入分配差距拉得更大,會讓95%的人的生活水平下降。
所以,從納稅人口比例看,中國目前的“起征點”已經沒有上調空間了,如果再提高,根據工資分布模型,納稅人口會銳減,那就相當于放棄了個稅。提高“起征點”更不符合稅收的“寬稅基”原則,更不利于培養公民以“納稅人”的身份表現出來的公民意識,不利于民主監督機制的發展。
四、中國人的稅負主要來自企業的間接稅
我們現在進入稅改的誤區,一提減稅,就想到工薪所得稅,想到“起征點”。事實上,政府征收的任何稅,都最后由百姓負擔。
按納稅途徑來分,稅可分為直接稅和間接稅。直接稅就是公民直接把稅交給政府,如個稅、房產稅、車船稅等。間接稅則公民不自己把稅直接交給政府,而是先由“中間人”替公民把稅交給政府,然后這個“中間人”再找消費者把稅追繳上來,這個“中間人”就是企業,企業只是名義上的納稅人,消費者才是真正的納稅人,間接稅有營業稅、增值稅、企業所得稅、關稅、消費稅、土地使用稅、資源稅等。
外國中央政府財政收入以直接稅為主,因為直接稅對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具有調節作用,國家針對收入階層有目標地征稅,通過多級累進稅率控制各個收入階層的實際收入和財富保有。例如,2010年美國聯邦政府個稅占聯邦稅收總額的50%,另外還有35%的工薪所得稅,僅個稅和工薪所得稅兩項直接稅就占聯邦稅收總額的88%,美國聯邦個人所得稅的稅率在歷史上曾高達94%;盧森堡的個人所得稅就有17個稅級。以直接稅為主的稅制可以確保窮人少納稅或不納稅,甚至通過政府的轉移支付得到福利補貼。
間接稅則不同,間接稅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對所有消費者征稅,人活著就要消費,也就是說,間接稅是對所有居民征稅,間接稅是“劫貧濟富”,因為收入越高,消費支出占收入的比例越小,也就是納稅額占收入的比例越小,可見,間接稅對消費者來說稅率是累退的。
說公民擔負著直接稅的稅負,這很好理解,因為是自己親手把稅款交給政府的。但對企業代政府收繳的間接稅,很多人感覺不到是自己在交這個稅,認為間接稅是企業交的,與個人無關。下面,我們通過一包香煙的例子,看看間接稅是不是與個人無關。
一包香煙里有56%的生產環節消費稅(甲類香煙),5%的批發環節消費稅,從生產到批發零售各個環節7%的城建稅7%和3%的教育附加、17%的增值稅、25%的企業所得稅,對一包10元的香煙來說,里面有6元的稅。如果一個人每月吸煙開支300元,那他就為國家交了180元的稅,相當于月工資5200元交納的工薪所得稅!雖然不是他直接把這些稅交給政府,可企業“借花獻佛”,不與他商量就給交了,然后再強迫他補交稅款。
前段時間有政協委員提出“饅頭稅”其實也是這樣,中國根本就沒有“饅頭稅”,那是饅頭生產和銷售流通環節的各種間接稅。還有房子,大家都知道中國的房價高得離了譜,其實,房價里幾乎一半是政府的稅(費),在抱怨房價高的時候,應該看看房價里都有哪些稅。
目前,中國工薪所得稅不但納稅人口小得可憐,僅占總人口的3%,占勞動人口的5%,工薪稅額也僅占稅收總額的4%左右。2010年,中國平均人均稅負5463元,工薪所得稅只有200多元的樣子,也就是說,在每交的100元稅里,只有4元是工薪所得稅。如果“起征點”提高到3000元,根據財政部的測算,納稅人口將減少60%左右,稅額損失1200億元,也就是說中國交納工薪所得稅的人口僅剩1.2%,占從業人員2%,個稅稅額損失1/4,考慮到征稅成本,提高“起征點”還不如干脆放棄個稅。
中國的稅制是以間接稅為主,只有個人所得稅、居民個人的車輛購置稅和契稅屬于直接稅,占稅收總額的比重不到10%。從市場經濟國家通行的稅制來看,我們應該增加直接稅的份額,減少間接稅的份額,我們要減的不是個稅,而是企業稅。由于我們沒有遺產稅,個稅是中國唯一調節貧富差距的財稅手段,減少個稅必然使貧富差距愈演愈烈,從而激化更多的社會矛盾,影響社會穩定。
五、個稅以家庭計征才科學
個稅是“個人收入稅”的簡稱。從經濟學角度來講,個稅指的是對社會最小經濟單元的所有收入征稅,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是經濟活動的最小單元,個稅當然是針對家庭收入計征,而不是個人收入計征。
其實,市場經濟國家的個稅一開始就是按照家庭年收入計征。英國早在1798年就開始征收個稅,按照家庭年收入采取累進稅率征收(把收入由低到高依次分成幾個級,各級稅率不同,依次提高),對年收入超過60英鎊部分每英鎊征收2便士,超過200英鎊部分每英鎊征收2先令。英國在1799年征收個稅600萬英鎊(約合2007年的51.2億英鎊)。美國聯邦政府于1913年建立了以家庭戶為納稅單位、按收入個人自主申報的個稅制度,美國憲法并明確規定了稅收“用以償付國債并為合眾國的共同防御和全民福利提供經費”,全民福利是美國稅收的主要歸宿之一。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丹麥等國也都是以家庭年收入計征。就是與中國人口相當,經濟發展水平遠不如我們的印度,根據1961年頒布的《印度個人所得稅法》,他們的個稅也是以家庭年收入計征,現在,越來越多的印度納稅人在互聯網上報稅,相當便利。
根據筆者對世界幾十個典型國家個稅的研究,還沒發現哪個國家的個稅是按月工資計征的,中國個稅按月工資計征,這不能不說是市場經濟的一個怪胎。所以,中國個稅稅制必須改為以家庭年收入計征才科學。
以2010年聯邦個稅申報為例,如果一個四口之家的年收入低于50000美元并且有兩個17歲以下的孩子,這個家庭就是“負納稅”。具體計算方法是:先從毛收入里減去家庭標準免稅額11400美元,再減去個人免稅額3650美元,四人共14600美元,這樣,納稅收入為50000-11400-14600=24000美元。根據美國2009年夫妻合并報稅的稅率,該家庭應在稅率10%的最低稅級(0~16700美元)和稅率為15%的第二稅級(16701~67900美元)納稅,納稅額為16700×10%+(24000-16700)15%=2765美元。兩個17歲以下的孩子,每個孩子課稅扣除額為1000美元,這樣,應納稅額還剩2765-1000×2=765美元。另外,夫妻合并
報稅還有800美元的工薪課稅扣除,這個家庭最終應納稅額為765-800=-35美元,也就是說,這個家庭不但免交納聯邦個稅,還從政府那里得到35美元的補貼。
通過這個例子就看出個了個稅以家庭計征的科學性,這樣充分考慮了家庭的負擔情況,如扶養的人口數、孩子教育、醫療等因素,是非常人道和人性化的制度。
再有,由于個稅是以家庭年綜合收入計征,就堵塞了我們現行個稅的漏洞,將一些所謂的“灰色收入”納入征收范圍,減少了稅源流失。同時,由于個稅以家庭計征會將個人一切收入(如禮品、禮金等)置于監管下,也有利于防腐反腐。
六、個稅以家庭計征現在就可執行
有人說中國個稅以家庭計征不成熟,筆者則不這樣認為,國外200多年前就能做的事,連印度在50年前就能做的事,那時沒有計算機,沒有互聯網,我們現在為什么還做不了呢?
其實,個稅以家庭計征并沒有“傳說”中的那么復雜,中國現在就對高收入者執行報稅,年薪在12萬元以上的納稅人在每年3月底前自行申報納稅,我們要對個稅以家庭年綜合收入計征,只是對高收入者報稅進行完善推廣即可,絕非有些人忽悠的那么復雜。
我們現在一切征收方法都可以不變,包括“起征點”和稅級稅率,仍是每月領工資就納稅(此時是預扣稅),報稅時計算出來的納稅收入平均分攤到12個月里計算納稅額即可。
把每年的第一季度定為申報上一個稅的報稅期。報稅是自主報稅,是自愿的,如果認為自己平時預交的個稅與自己的實際收入或和家庭負擔不符,個人就通過報稅進行調整。
個稅以家庭計征,我們可以設計得簡單些,對基本生活開支和醫療等必要的消費給予一定的免稅額度,免稅額每年根據居民收入的中位數進行調整。如:
家庭人口免稅項。每個家庭成員為15000元/年,這一免稅額為基本免稅額,屬于基本生活性開支,如果家庭收入達不到人均15000萬元,則差額部分由政府補上,算是對低收入家庭的福利補貼。
醫療費用免稅項。對沒有醫療保險或保險不能報銷部分的醫療費用免征個稅。
自雇免稅額。對自由職業者,也就是沒有老板、自己給自己打工的人,每年給予50000元的免稅額,因為他們的收入要拿出一部分用于工作場所的租用、旅差費等從事勞動的活動上,而非消費性支出,也就是說,收入里的一部分費用要攤到經營開支里,所以要給予一定的免稅額。下面就舉例說明個稅以家庭計征如何操作。
張三家有3口人,他和妻子以及一個孩子,只有他自己工作,月薪是4000元,沒有別的收入,也就是說,張三全家的年毛收入為48000元。首先要計算出納稅收入,先要把養老、醫療和失業保險刨去,假定是5000元,納稅收入還剩48000-5000=43000元。由于住房公積金在個人賬戶,這錢會加倍償還給自己,屬于個人收入,故在納稅收入里不考慮個人交納的住房公積金,同時,應把單位交到公積金賬戶上的費用算作個人收入。假定單位為張三交的
住房公積金為6000元,納稅收入就成了43000+6000=49000元。
我們先看家庭人口免稅項,每人為15000元,三口人就是15000×3=45000元,此時的納稅收入為49000-45000=5000元。
如果張三的妻子沒有醫保,看病花了5000,此時的納稅收入還剩5000-5000=0元。當納稅收入小于或等于零時,就表示無需交納個稅。如果張三領工資時預交稅款總額為1000元,報稅時,預交的1000元個稅就要全額退回。
按照現在的稅制,年薪48000的張三大約納稅1000元,如果以家庭計征,則他就不需要納稅了。
再看一個例子。李四也有個3口之家,他一個人工作,月薪2000元,不需要交個稅,年家庭總收入24000元,刨去養老、醫療和失業保險2400元還剩24000-2400=21600元,再加上單位給交的住房公積金2800元,納稅收入還剩21600+2800=24400元。家庭人口免稅額為15000×3=45000元,此時的納稅收入為24400-45000=-20600元,也就是說,政府應為李四家庭補貼20600元,因為這屬于低收入家庭。
個稅以家庭計征就這么簡單,我們馬上就可以實行。以家庭計征可以很好地實現個稅調節收入再分配的功能,縮小貧富差距,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
個稅標準一定要全國統一,從國際慣例看,也是如此。中國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絕不能降低經濟落后地區的標準,增加他們的納稅負擔,那樣既不公平,也會制度性阻礙人才向中西部地區流動,影響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