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學術作為一種志業》讀書報告

學術事業在除魅時代之意義

——《以學術為業》讀書報告

2014710031陳立

在韋伯的時代，以學術作為一種物質和精神意義上的事業，是怎樣的一種情況呢？以學術為業的意義在于何處？時至今日，這個問題仍然困擾著有志于獻身學術的青年人。韋伯在他著名的演講稿《以學術為業》中對從事學術事業的情況與意義展開闡述。

一、物質意義上的學術事業

韋伯首先從問題的外部環境談起，闡述了學術作為物質意義上的職業的情況。韋伯對比了德美兩國從事學術研究事業的年輕人的境況。在德國，一個以學術為業的年輕人需要從編外講師做起。不但講師身份難以獲得，而且除了學生的聽課費外并無薪水可拿。“德國學術職業完全是建立在金錢支配的前提上，因為一個并無錢財以抵御任何風險的年輕學者，在這種學術職業的條件下，處境是極其危險的。”在學術生涯的開始，年輕學者不但需要為維持生計而奔波，還要承擔他將來不能獲得可觀的收入的風險。在美國，盡管初涉學術領域的年輕學者被授予助教的職務并領有一定的薪水，但是其仍然可能因不能招攬足夠的學生聽課而面臨被解雇的風險。

同時，無論在德國還是美國，編外講師和助教都無法按照自己的希望來開一定數量的課程。考慮到對前輩的尊敬，編外講師而不能開很多課程，而助教的課表則由系里的行政官員所規劃。

更嚴峻的是，韋伯發現在德國的學術系統中，國家資本主義形態的學術機構正在逐漸發展。正如資本主義企業中工人與生產資料分離的狀態，在學術機構中，助理完全依靠國家配給給他使用的工具從事學術工作，而機構負責人則如同工廠經理，本應是知識分子的助教逐漸淪落到了無產階級一般的地位，常有朝不保夕之虞。總而言之，無論在德國還是美國，一個以學術作為終身事業的年輕人都需要接受嚴峻的物質挑戰。

更糟糕的是，即使一個年輕人能夠接受學術事業如此惡劣的物質環境，堅持以學術為其終身志業，但其學術生涯是否順遂人意，卻是純粹受著運氣的左右的。一個講師能否升任正教授甚或當上學術機構的領導，是完全看運氣的。“我幾乎無法想象還有哪個職業，運氣在其中起著這樣重要的作用”。在韋伯看來，機遇而不是才干之所以在講師的晉升中起著如此重要的作用，不只與教授的集體選拔機制有關。因為往往最優秀的人不能當選是集體意志選擇的一項客觀規律。在集體意志的選擇下，盡管錯誤的選拔可能發生，但正確的任命依然占有相當大的數量。除了集體選拔的相對不合理外，韋伯認為如此多的學術前程操于命運之手的根源最主要還是在于學術事業的兩重性。一個從事學術事業的年輕人，不但需要具備學者的資格，還必須是一名合格的教師。

韋伯時代的大學與當下如出一轍，荒唐地熱衷于競相招徠學生。一個講師能夠招徠的聽課者的數量，比其難以測算的學者素質更容易成為上級對學者能力高低評定的定量標準。相反，如果一個學者被學生冠以“差勁的教師”之名，其學術生涯幾乎也就被宣判了死刑。即使他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學者，前來聽課的學生人數仍然決定了他是否是名合格的教師，并決定了他的學術生涯是否會被判處死刑。然而，講師的講課是否受歡迎，可以說主要不是由講師的學識決定的，往往其性情、口才甚至嗓音較其學識更加能夠影響到聽課人數。因此韋伯認為，在以聽課人數論英雄的學術機制下，有志參與學術事業的年輕人的學術生涯幾乎是一場賭博，因為教學技巧乃是一種個人天賦，它與學者學術素養要想集于一體，是純粹靠運氣的。

借此韋伯嚴厲批判了當時德國大學的教育制度。德國大學的傳統乃是精神貴族式的教育，如今卻濫用民主之威名，以門生多寡論講師優劣。何況，韋伯認為以恰當的方式將科學問題呈現出來并使一個學生能夠理解問題并對問題進行獨立的思考才是教育事業中最艱難也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一個教師是否做到了這一點并不能從他的門生數量上反映。

二、學術作為內在志向的困難 物質意義上的學術事業，即作為一種職業的學術已然如此多艱，那么學術作為一種內在志向，情況又是怎么樣的呢？

韋伯認為，學術專業化已然達到了空前的階段并成為了一種趨勢，一個學者必須通過最徹底的專業化才有可能取得一些成就。只有嚴格的專業化才能使學者在某一時刻，甚至是一生中僅有的唯一的時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項真正能夠傳之久遠的成就。換言之，作為學者必須迫使自己相信其靈魂的命運取決于他眼前的草稿中所做的推斷是否正確。因此，對學術事業的迷一樣的熱情和迷狂，“你生之前悠悠千載已逝，未來還有千年沉寂的期待”的堅信是從事學術事業的必要條件。

這種對對學術的熱情加上艱苦的工作/計算，才有可能使學者獲得靈感。但這只是獲得靈感的必要條件。一個研究者即使成為了一名出色的工作者，或許終其一生也會因為靈感的無法出現而始終得不出自己的創見，這是他必須承受的科學工作的風險。一個人是否具有科學靈感，是取決于無法了解的命運，或言天賦的有無的。

在此韋伯批判了為了獲得靈感而尋找“個性”，從而追求“個人體驗”，像跳梁小丑一樣去“體驗生活”的做法。韋伯直截了當地指出，在科學的領域只有那些全心服膺于他的學科的人才有可能獲得這種個性。如果有人妄圖把自己所從事的科學事業當做一項表演，試圖以個人體驗證明自己，總想說些在形式和內容上前無古人的話，那么他除了蒙羞之外，沒有其他的結局。

除了產出科學成果的不確定性外，科學工作相較于藝術，還受到進步過程的約束。任何一個科學家所取得的成就都是暫時性的，終會過時和被超越，這是科學的命運和真意。科學永無止境，追求被超越。科學的不斷超越，不但是我們每個人的命運，也是我們共同的目標。那么，人們為什么要從事這樣一項在現實中沒有止境的事情呢？如果出于技術的目的，科學確實能將我們的實踐活動導向科學實驗所揭示的前景，但是這只是對實用者有意義。一位科學家如果是為自己的職業尋求一種態度，那么這又是一種怎樣的個人態度呢？他“為科學而科學”地從事這些注定要過時的創造性工作又能取得何種意義上的意義呢？要解答這個問題，首先必須清楚，科學與終極關懷無關。

三、科學與終極關懷無關

科學的進步是理智化進程的重要部分。這種由科學和技術而產生的智力的理性化在實際應用中，并不意味著我們對生存條件的一般認識隨之增加，而是意味著只要人們想知道，他在任何時候都能夠知道他想知道的事情。也就是說從原則上一切神秘莫測和無法計算的力量都被可計算化了，也就是所謂的世界的除魅。

隸屬于除魅，并作為除魅運動的動力的科學，是否具有超越單純的實踐和技術層面的意義呢？ 托爾斯泰指出，文明人的生活已經被嵌入進步和無限之中，這種生活是沒有終結的，無論是誰也無法登上巔峰。在亞伯拉罕時代“年壽已高，享盡天年之感”的生命的有機循環被打破，現代人淪入知識、思想、問題層出不窮的文明之中，除了疲倦再也沒有其他感覺了。對于精神生活無休止生產出的產品，我們只能捕捉到最細微的臨時貨色。因為文明生活無意義的進步性，死亡也就失去了意義。

科學的進步真的不存在自身的意義嗎？以學術為業的獻身者，在他的整體生命中，科學職業的意義與價值何在呢？

在柏拉圖時代，科學認識的偉大工具“觀念”被有意識地發現。人們認為只要把握住某物的正確觀念，便能夠把握它的真正本質，因而科學被認為通向真理之路。而如今人們卻認為科學思維的過程恰恰是以人為方式構造出了一個抽象非現實的世界，這樣的抽象是不能夠把握真正的生活的，反而是企圖用瘦骨嶙峋的手去捕捉生活的血氣。在文藝復興時期，“理性實驗”作為科學工作的第二個偉大工具被發現。對于彼時的科學家而言，科學意味著真正的藝術——通向真正的自然之路，同時那時的科學工作還以找出通向上帝之路作為使命。可是，現在的年輕人卻要求從科學的理智化中解脫出來，以便回到他個人的自然之中，科學和上帝扯上關系，在他們看來更多的是一種褻瀆。同時，樂觀主義者將科學，或言以科學為基礎支配生活的技術歡呼為通向幸福之路的說法，也被尼采無情地批判了。

正如前述，科學的除魅力量使得世界越發赤裸地展示在人們的眼前，一切的神圣與迷魅的力量都逐漸被驅逐。對于年輕人，逃避科學似乎是一種恐懼與迷惘的本能反應。科學作為通往藝術、自然、上帝、幸福的途徑被堵死了，人們逐漸發現，天文學、生物學、物理學或者化學這一切的科學，并不能教會我們有關世界意義的知識。同時，自然科學家的行為又時刻在表明著，他們要從根本使得“意義”這種東西窒息。換言之，一個人如果想要尋求與神同在的生命，就必須首先從科學的理智化中解脫出來，因為科學是一定會將有意義之神否定掉的。

過去的一切關于科學意義的幻覺都被驅逐一空后，科學還剩下什么呢？韋伯引用托爾斯泰的話，指出“我們應當做什么，我們應當如何生活，科學沒有給我們答案。”

韋伯發現，科學并非沒有預設。除了邏輯法則和方法的有效性這一根本前提之外，科學又進一步假設了“科學研究所產生的成果，從值得知道的角度而言，應當是重要的”。但是這一點并不能被證實，因為是否值得知道，是涉及終極意義且因人而異的。

自然科學假設在科學建構內掌握宇宙的終極規律的知識是有價值的，但對于科學所描述的這個世界是否值得存在，它是否有某種意義，就完全無法證明。最典型的例子是醫學。醫學認為其有責任維持生命本身和減少痛苦，但是對于如患者懇求解脫的情況、患者是個不幸的精神病患者的情況，醫學的假設恰恰阻止了醫生中止救治的努力，并為患者及其家屬帶來了巨大痛苦。一切的自然科學給我們提供的回答，僅僅針對著這樣的問題：“假定我們希望從技術上控制生命，我們該如何做？”至于我們是否應該用技術來控制生命等一系列問題，科學都無法涉足，而只能帶有其偏見地作出一定程度的回答。不只是自然科學，對于藝術、法理學等一切人文科學、社會科學，一切人類求知的系統，其都不能向任何人科學地表明其研究的意義。最終我們絕望地發現，對于我們始終關注的終極關懷的問題，科學完全無法解答。過去我們所以為的科學對終極關懷的解答，不過是種種錯覺。科學是不涉及終極關懷的！

四、以學術為業，還剩下什么？

物質意義上，以學術為業充滿艱辛；精神意義上，科學毫不涉及終極關懷。那么作為一個學者的內在志向的科學，還剩下什么呢？韋伯從兩方面闡述這個問題。

一方面，韋伯從學者/教師所應遵守的職業倫理準則談起。第一，學術應與政治劃清關系，合格的教師應時刻警惕自己在講臺上有意或無心地將某一種態度強加給學生。他只能要求自己做到知識上的誠實，而對于文化的價值問題，則不應予以回答，因為科學不涉及價值的終極關懷。教師如果在不會受到批評的、擁有絕對話語權的講臺上扮演先知和煽動家，實在是違背他的職業倫理。

第二，學術尊重價值多元，一名從事學術教育的人，所做的不應是為學生提供一個立場，而應該是為其提供事實，教會他的學生承認“令人不舒服”的事實。在韋伯看來，迫使學生習慣承認不悅的事實，是一個學術教育者所能達成的遠超過知識成就的成就，是一種道德成就。

第三，教師不應是領袖。有些年輕人認為他們來到課堂上除了分析問題和事實陳述之外，還應該體驗一些別的東西。他們對于教授的企求已經超出了教師的所有了。他們需要的不是教師而是領袖。韋伯告誡學生們，不但教師不是他們的領袖，也不應當成為他們的領袖。使人成為杰出學者或是教師的素質并不是生活實踐領域所需要的素質，更不是成就領袖所需要的素質。并且，正如第一點所言，學術與政治無關，在聽眾可能看法不同，卻被責令沉默的地方，教師假扮成領袖來炫耀自己的信仰，是應該被譏諷的。

之所以韋伯堅持避免把個人觀點強加于個人，除了實際原因，還因為這樣的鼓吹在原則上是沒有意義的。世界上不同的價值體系有著相互沖突的立場。

在除魅的力量下，即從純粹經驗出發去理解世界，我們必然發現唯一的真理之神（單一的確定的終極價值，如基督教的上帝救贖）被推倒了，取而代之的是千千萬萬的不美卻神圣的，因其不美且就其不美而神圣的眾神（多元的相互獨立的價值）的重生。過去在不同的宗教及禮俗、儀式中蘊含的神秘的、內心深處的、真實的卻被曾經被具象化為各種神祗的精神/價值，如今在除魅的力量下，剝離了軀殼，顯露出了他們的本來面目，以非人格力量的形式復生，對人們的生活施威。對諸神之間的爭斗起主宰作用的不是科學，因為科學與一切價值話題無關。眾神之戰僅僅意味著不同的神活在在不同的制度下并起到了不同的作用，教授在課堂上的討論止步于此即可。

認識到眾神的復生對一個現代人來說是困難的，直視這個時代的命運確實需要莫大的勇氣，這也合理地解釋了熱門對體驗的汲汲追求和對科學的恐懼與排斥。

另一方面，韋伯終于談到了聽眾最愿意關心的問題，給出了一個關于科學對現實和個人的生命意義的正面答案。韋伯的論事是十分清楚而簡單的。第一，有一些技術知識，利用這些知識的計算，可以對生活——包括外在事物和人的行為——進行控制。第二，科學為人們提供思維方法及這種方法所必須的手段和訓練。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科學可以幫助它的信徒獲得頭腦的清明。

基于科學的這一意義，教師應該做些什么呢？一個清明的教師能夠讓他的學生明白在實踐方面一個人基于對價值問題的考慮可以采取怎樣的立場，而根據科學的經驗，若想貫徹如此的信念立場，又要采取怎樣的手段，而當手段的正當性與目的發生沖突時，個人需要做出選擇。教師所做的僅僅是揭示選擇的必然性，僅此而已，而不能代替做出選擇。換言之，科學帶來的，是一個按照利多害少的權衡做出決定的原則。用形象的語言描述，教師所能辦到的就是幫助一個人贊成一個立場，侍奉某一個神，同時必然地得罪其他所有的神。只要我們對事情有正確的了解，我們就可以迫使或者協助一個人對自己行為的終極意義作出說明。韋伯認為作為教師若取得這方面的成功，便是在服務道德的力量，因為他創造了義務的意義，清明的頭腦和責任感。這何嘗不是以學術為業的大意義呢？

韋伯進一步強調了作為職業的科學，不是派發神圣價值和神啟的通靈者或者先知送來的神圣之物，而是通過專業化學科的操作，服務于有關自我和事實間關系的知識思考。對于我們服侍哪一位神，科學無法解答，只有先知和圣徒能夠回答。但是一個關鍵的事實是，這一代的迷惘者所期盼的先知根本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各種各樣活躍在政治和學術舞臺上的假冒先知。既然如此，我們如何對待神學的存在呢？韋伯認為神學及其教義事實上也并非普遍適用。一切神學都是對神圣之物做出理智上的合理化。神學如同科學，為自身添加作為存在意義的預設，預設世界必然存在某種意義。而神學往往還進一步假設神啟的事實存在，假設某些行為和狀態具有神圣的性質，但這就會導致這些假設很可能無法在一種宇宙觀內得到解釋，因此神學又發展出了理智犧牲的概念。這是科學與神學的根本的、緊張的、不可克服的區別。科學是絕對理智的。因此如果一切學術事業的從事者，現代的知識分子，也搞理智犧牲的這一套，那么是絕對不可原諒的。

五、總結 如此說來，除魅時代下以學術為業的意義難免略微讓人失望。以學術為業在物質上已然艱難異常，而精神上由于除魅和理性化的力量，我們再也無法相信科學與某種更高的精神關懷存在聯系了。“我們這個時代因為它所獨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運便是那些終極而高貴的價值已從公共生活中消失，或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驗領域，或走入人與人的私交的友愛之中。”

對于大多數讀者，這樣的事實確實略顯得失望而難以接受，同時，演講稿中似乎也透露出了韋伯的一絲迷茫與痛苦。在除魅的時代，科學被剝去了華美的外衣，理性被嚴重地質疑，非理性的頹糜之風洋溢著歐洲，我們所能夠給出的、確定的、正面的科學于學者之意義，除了韋伯所羅列的一、二、三外，幾乎再找不到更多了。其實，韋伯大概已清楚了答案，盡管答案是赤裸而殘忍的，但同時又是簡潔凝練，富有深意的：

“單靠祈求和等待，只能一無所獲，我們應當采取不同的行動，應當去工作，去正確地對待無論是為人處世還是天職方面的當下要求。如果每個人都能找到屬于自己的守護神，并對之服從，那么這個道理其實是平實而簡單的。”既然唯一之神已不復存在，尋找新的屬于自己的守護神成為每個人必然面對的命運，那么勇敢直面這一時代命運，通過努力為事追求心中的信仰，便是最淺顯也是最深刻的救贖之道了。

第二篇：學術與政治讀書報告

你越功利，世界對你越神秘

——讀《學術與政治》有感

讀完馬克思·韋伯的《學術與政治》讓我對韋伯的生平以及其思想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我不得不佩服這個在社會學，經濟學，哲學等眾多領域都頗有建樹的偉大學者，也被他思想的深度與廣度所深深折服

我認為在如今這個人人都汲汲追求名利以滿足自己的虛榮心以及權利感的時代，韋伯的《學術作為一種志業》和《政治作為一種志業》這兩篇演講無疑就是當頭一棒，向那些熱衷于追名逐利者潑了一盆刺骨的冷水，韋伯的這兩個演講，都是旨在輔導學生認識“精神工作作為一種志業”的一系列演講的一部分。當時的主辦者挑選了這位“未來有可能擔任教職”的有名學者和評論家，因為當時他們關心的不僅僅是狹義的職業問題，也包括在這個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時期，精神工作的意義。不過，似乎是故意的，韋伯讓他們的期待落空。舉個例子來說，他關于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演講，一開始便說明，大家不要期待他會對時下的問題有所評論。尤有甚者，兩個演講的形式與內容似乎都顯示講者意在貶低時下問題的重要性。韋伯沒有做戲劇化的表演，而是謹慎的陳述出長篇的分析。他沒有對時下問題做診斷，而是跳過這些問題，在思想史及社會史的領域中，進行牽涉多方的探討，他不鼓勵政治上的積極行為，而是在自己的身邊，布下一片消極不可為的氣氛。

韋伯在《學術作為一種志業》中說道：學術乃是一條瘋狂的冒險。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若想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越走越好，不僅需要天賦，靈感，熱情，還需要機運。韋伯說：“當年輕的學者要我對他們進大學教書做些建議是，我幾乎沒有辦法負起鼓勵之責。如果他是猶太人，我們自然可以說：放棄一切希望。但是對其他的人，無論基于感情或良心，我們都必須問這樣一個問題：你真的相信，你能夠年復一年的看著平庸之輩一個接一個爬到你的前面，而不怨懟亦無創痛嗎？自然，我們得到的回答總是：“當然，我們活著只是為了我們的“志業””然而，我發現只有少數人能夠忍受這種情形，而不覺得這對他們的內在生命是一種傷害。”在這里韋伯提到一種在大學校園中“凡才當道”的現象。讓我們害怕的但是有不可否認的就是無論大學的構成方式如何變化，唯一不曾消失，并且有可能變本加厲的就是機遇在大學學術生涯中所扮演的角色。這也就意味著，一個有名無實的講師，乃至于一名輔導員，是否有朝一日能夠升為正教授，甚至當上學術機構的主持人，純粹靠運氣。這一點非人為的因素無疑給了那些試圖以學術作為志業的年輕人神秘感，當然，我認為雖然機運確實在學術研究之路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這絕對不是唯一的絕對因素。在我看來，要想走學術研究的道路，熱情一定是堅決條件，這種熱情乃是超越一切功利與名譽的讓圈外人嗤之以鼻的陶醉感，若是沒有這種熱情，沒有這種“你來之前數千年悠悠歲月已逝，未來數千年在靜默中等待”的壯志，那么你將永遠沒有學術工作的召喚，那么你就最好放棄學術研究，去做別的事，因為凡事不能讓人懷著熱情去從事的事，就人作為人來說，都是不值得的事。在學問的領域中，只有那些懷著一腔熱血肯為學術獻身的人，才有可能，當然只是有可能，成為一名真正的學者。韋伯早就指出官僚化體制化的學術系統可能帶來的傷害，也指出了此路的風險和困難

當然，在《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演講中，韋伯認為合格的新聞工作者和職業政治家絕不會比以學術為業更輕松，如果說學術是一場瘋狂的冒險，那么作為一個以政治為志業的人在如今這樣一個理智化，理性化和脫魅，已沒有任何宗教先知立足的余地的時代，只能依照責任倫理去行動。這意味著一個人必須時時刻刻克服自己身上的虛榮心，其實虛榮心在學術界和知識界甚至是一種職業病，但是就一個學者而言，無論虛榮心表現的是多么讓人討厭，多么的強烈，但是這都不干擾他的學術工作，但是對于一個政治家而言，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選擇以政治作為一生的志業的人一旦被虛榮心所左右，就會瘋狂的追求權利所帶來的快感，并且像一個暴發戶似的炫耀自己的權利，虛榮的陶醉在權利感中，變得“飄飄然而不知其所以”這就是為什么韋伯說“崇拜純粹的權力本身乃是扭曲政治動力的最嚴重的方式”我們想想在當代中國，有多少立志從政的年輕人不是帶著一顆功利的心去追求權利所帶來的快感？如若抱著這樣的一種心態參與政治生活，那么我們最后成為的不是職業政治家而是權力政治家。總而言之，從事政治的人，追求的是權利，這權利或者是手段，為了其他目的服務，不論這些目的是高貴的或者是自私的；或則，這權利是“為了權力而追求權力”目的是享受權利帶來的聲望感。韋伯在《政治作為一種志業》這篇演講的最后寫道

“政治是一件并施熱情與判斷力，去用力而緩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它同時需要激情和眼光。所有歷史經驗都證明了一條真理：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執著地尋覓這個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但只有領袖才能做這樣的事，他不但應是領袖，還得是十分平常的意義上的英雄。即便是那些既非領袖又非英雄的人，也必須強迫自己的心腸堅硬，是自己能泰然面對一切希望的破滅，他們現在必須做——不然的話，連在今天有可能的事，他都沒有機會去完成。誰有自信，能夠面對這個從本身觀點來看，愚蠢，庸俗到了不值得自己獻身的世界，而仍然屹立不潰，誰能面對這個局面而淡然的說：“即使如此，但是沒關系”,誰才有以政治為志業的“使命與召喚”否則的話，他其實應該首先去培育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一種單純，直接的博愛。至于其他，他們應該踏實的去進行他們的日常活動。”

不得不說韋伯懷疑主義的論調確實讓人沮喪，但是又不得不承認這個世界確實有惡的存在的事實。神議論中有一個古老的難題所要問的正是這樣一個問題：一個據說無所不能而有慈愛的力量，是怎么回事，為什么會創造出了一個這樣子的無理性的世界，充滿著無辜的苦難，沒有報應的不公。無法補救的愚蠢？所以說全能與仁慈兩者中必定缺一；要不然就是我們的生命中必定還存在完全另外的一套補償和報應的原則，甚至一套始終不容許我們解釋近身的原則。這原則究竟是什么，我們無法解釋，當我們意識到前路坎坷時，我們還能夠一口咬定當初的自己真的不是因為滿足那顆功利心而走上學術與政治的道路嗎？當我們知道這惡的存在的事實時，我們捫心自問，自己究竟還可以繼續堅持自己所謂的志業嗎？當我們看清這個世界后我們還可以坦然的擁抱這個世界嗎？我想激發讀者與聽眾去思考這些問題應該就是韋伯”潑冷水“的目的之一。

既然我們現在已經知道這個世界是殘缺而且神秘的，那么我們又應該做些什么呢?正如韋伯在《學術作為一種志業》這篇演講的最后說的那樣“只憑等待與企盼，是不會有任何結果的，我們應該坦然走向另一條路；我們要去做我們的工作，承擔應付“眼下的要求”不論在人間事務方面還是在成全神之召命的志業方面。只要每一個人都找到了那掌握了他的生命之弦的魔神，并且對他服從，這個教訓，其實是平實而單純的。”

人類的行動是發乎意志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人類完全局限在物質條件的控制下，人并不單純的只因物質的刺激而行動，所以，你若是越功利，那么世界就對你越神秘；你若是越平實，世界就對你越溫柔。所以無論我們將來是從事學術工作還是從事政治事業，或是從事任何一種嚴肅的事業，我認為韋伯所提出的這些個人品質都是至關重要的——激情，責任感，恰如其分的判斷力，清醒，眼光等，一直很喜歡一句話“那些把世界變成地獄的人，恰好就是那些一直以來都真誠并且勤懇的想要將其變成天堂的人”如果我們內心真正的信念是為了得到權利感或虛榮心而改變世界，而不是站在一個中立的角度俯瞰世界，那么我想我們最后得到的大概就只會是世界打在我們臉上的一記響亮的耳光。

王嬌林

2017年12月24號

第三篇：《學術與政治》讀書報告

《學術與政治》讀書報告

哲學與社會學學院

思想政治教育

閆心語

以學術為業

在今天這個信息大爆炸的時代，作為社會中的個體的人在不斷豐富的知識、思想和問題沖擊中，變得忙碌，變得焦躁不安，人類再也不會達到古代社會的人所掌握知識的程度和對自身生存條件的了解，人們越是力圖了解得更多的同時，也發現了更大的未知的領域，太多的未知總是令人恐慌。中國有句古話，“活到老，學到老”這句話在現在看來，并不是那么地正確，比起這句我更欣賞的是在《莊子﹒養生主》中的一句話：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從人類的整個歷史長河來說，人類是有著掌握這些知識的能力的，但就具體的某一個時代來說，人類的理性是有限的。在自然科學興起并不斷發展壯大后，人們的理性不斷地膨脹，就像哈耶克筆下的自負，認為沒有理性所不能及的，總是力圖追逐掌握知識的寬度，而不是知識的深度，不過在現代社會這也實屬正常，時間都放在了解新的知識，新的領域，還有多少人滿懷熱情，十年如一日地思考著一個為之著迷的問題？這是我看完“以學術為業”之后，對現在生活的一個思考。韋伯的這本書恰恰可以給處于狂熱的迷戀于理性的人們一記警示，至少對于我是這樣，是時候停下來歇歇了。上了大學之后，一直很疑惑為什么老師給我們推薦的書都是以前的人，姑且說成古人寫的，并且也不太支持我們去看現代人所寫的書，現在我明白了，其實并不是現代人的智力不及前人，而是現代做學問的人太“忙”了。韋伯在演講中提到，“最佳想法的光臨，如伊赫林所描述的，是發生在沙發上燃一支雪茄之時，或像赫爾姆霍茲以科學的精確性談論自己的情況那樣，是出現在一條緩緩上行的街道的漫步之期而至的”，想法不會出現在匆忙之間。科學不涉及終極關懷

以前，毫不夸張地可以說是看《學術與政治》之前，我都認為科學與宗教總是如水與火般，是相互對立的。但在看過《學術與政治》后，卻對其產生了很多的疑惑：科學就是理性，宗教就是非理性，由于兩者性質的不同，就把兩者放在對峙的位置，這種習慣使然的結果，我們應不應該去追問其原由，去思考有何不妥？我們究竟應該怎樣看待科學，科學之于我們到底是什么？

在此之前看過丹·布朗寫的《天使與魔鬼》，看完之后，科學在我心里的神圣印象開始了瓦解。科學創造了很多的奇跡，但它也可以帶來無法估計的災難，“自鴻蒙之處，教會就與上帝的敵人進行著斗爭。但我們都無一例外地挺了過來。但是，過去的魔鬼，只是指責與憎惡??這些是我們能對付得了的敵人。可是，撒旦是狡猾的。隨著時間的流逝，他拋棄了兇暴的面具，重新換了衣服面孔??一副理性的面容。你倒是說呀，科勒先生！教會如何才能宣布那些培養了我們的邏輯思維的事物的罪過！我們如何才能反對那已成為我們社會根基的事物！每次教會提高嗓門做出提醒，你們就反過來大叫，說我們無知、偏執、專制！你們把科技創造的奇跡神圣化。讓我們明白科學的到來是要把我們從疾病、饑餓與痛苦中解救出來！看看科學——看看這位不斷床在出奇跡、無所不能且樂善好施的新上帝吧！它無視武器制造與混亂局勢！不管人們嚴重的孤獨感和沒完沒了的危機。這就是科學。1”這段話很是讓我震驚，這讓我想起了曾經在筆記本上寫過這樣一段話：“祛魅時代下的中國人的信仰該何處安放？??科學在否定并試圖摧毀人類長期以來所依賴的精神世界的時候，它本身是否考慮過重新建立一個人類的心靈的棲息場所。”，“在西方文化中已持續數千年的除魅過程，科學既隸屬于其中，又是其動力的進步??文明人的生活已被嵌入進步的無限之中”，在現在的社會，所有以前的固定的意義和價值已面目全非，人們只能在不斷的知識的刷新中追求這種意義和價值，但這個過程又是沒有終結的，因此人們的這種追求也就變得沒有意義。

近些年來，在國內出現了許多的邪教組織，如最近出現的“全能神”，又名“東方閃電”，相關部門理所當然的打擊了這些邪教組織，但每當此類的邪教出現的時候，僅僅這樣做就行了嗎？不管是政府部門還是公眾、媒體，僅僅停留在打擊或者報道案件本身，而對頻繁出現邪教組織的原因卻置若罔聞，我認為這是極其不正確的。就上邊“全能神”例子而言，為什么在國家如此大的力度不斷宣傳邪教組織的特征以及危害的現實下，還是會有那么多的人去信仰？我想，信仰的危機是我們不得不去思考的問題。這個問題是很復雜的，在看“以學術為業”第三小節和第四小節的時候，突然就蹦發出了這個問題。

現在讓我們仍然回到前邊那個問題：我們究竟應該怎樣看待科學，科學之于我們的意義是什么？

對于這個問題，韋伯的回答是：“科學是不涉及終極關懷的。”他在書中舉一個醫學科學的例子，“醫學事業的一般預設是這樣一個說明：醫學科學有責任維持生命本身，有責任盡可能減少痛苦??這條生命是否還有價值，什么時候便失去價值，這不是醫生所要問的問題。所有的自然科學給我提供的回答，只針對這樣的問題：假定我們希望從技術上控制生命，我們該如何做？至于我們是否應當從技術上控制生命，或是否應當有這樣的愿望，這樣做是否 1 選自《天使與魔鬼》 丹·布朗 第十八章 有終極意義，都不是科學所要涉足的問題，或它只有些處于自身目的的偏見。”科學所告訴的只是怎樣做，告訴的是方法，至于我們是否應當這樣做，科學給不出這樣的答案，它也不能這樣做。科學的意義是在實踐和技術層面的意義。科學是人類不斷追求終極關懷的道路上的工具，而它本身并不是終極關懷，“科學是通向自然之路”。所以我認為，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給科學與宗教貼的互相對立的標簽是不合適的，宗教是涉及人的終極關懷的，而科學則不是。韋伯在這一部分引用了斯瓦姆默丹一句話：“我借解剖跳蚤，向你證明神的存在”，在我的知識范圍內，我不敢想哪位科學家會這樣說一句：“我通過計算光速，向你證明上帝的存在”，對于大眾來說科學可能是和上帝同樣的存在，而對于科學家來說我就不能以我的角度去貿然揣測科學家們本人對其事業的定位。我認為現今用科學去否定宗教是不對的，因為二者是不同的，它們所指向的是不同的。并且在教育中，科學也不能先入為主，它只要做好對自己學科的誠實就好。學術就是學術，需要與價值判斷拉開距離。教師不應是領袖

這是使我最受觸動的一點，因為我是一名師范生。

讀完這一部分，我把這段文字的很多語句都摘抄在了我的日記本上，因為我感覺這是現在很多教師所缺少的，也是每位教師應該努力靠攏的目標。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在未來我站在講臺上我能始終秉持這一點。

“教授感到他有做年輕人顧問的職責，并享有他們的信任，他可以由此證明自己同年輕人私交不錯。如果他感到，他的職責是介入世界觀和政治意見的斗爭，他大可以到外面去，到生活的市場上去這樣做，在報章上，集會上，或無論他喜歡的什么地方。但是，在聽眾可能有不同看法，卻被責令保持沉默的地方，讓他來炫耀自己信仰的勇氣，這未免太容易些了。”關于這一點，我認為是小學和中學的教師必須秉持的。人在小的時候最容易接受一種價值觀，因此，這時教師就更加應該做到這一點。美國中學的生物課本上在引用達爾文的進化論時，就在引文的后邊注了這樣一句話：僅供參考。這樣的話，就給了學生繼續充分了解知識的機會，而不是塞給他們現成的一個觀點。這樣做有什么好處呢？可以避免千人一面的社會出現，學校培養出的學生應該是多種多樣的。中國自從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是發展得很快，但文學、思想等卻沒有什么新的貢獻，由國家統一施行的義務教育，培養出來的都是一個個相似的人。在中國的歷史中，文化最燦爛的時候，大都是社會動蕩不安的時候、分裂的時候，只有在這種時候，大家才能各持己見，不會擔心被同化掉。

以政治為業

在這篇演講中，韋伯首先為我們明晰了幾個概念——政治：從廣義上來說，指一切自主的領導行為。從狹義上說，以政治團體，也就是今天的國家為例，政治就是指爭取權力或影響權力分配的努力；國家：以政治為目標組織起來的團體，它所特有的手段是暴力的使用，并且享有對正當使用暴力的壟斷權。接著，說明了支配權的三種類型：傳統型、魅力型和法制型。韋伯認為在這三種類型中，只有魅力型是以“天職”為追求的，人們對他所表現出的效忠，也是因為他的個人素質。

“對支配的經營要有持續的行政管理，這要求人的行為服從那些聲稱擁有正當權力的主人。另一方面，支配的經營需要通過這種服從，控制一些在既定情況下行使暴力不可缺少的物質資源。因此，支配的經營需要控制一批幕僚和物質的行政工具。”在這兒，我想說一下，韋伯在這段話中，所提到的幕僚和行政工具。以政治為業的方式

以政治為業的方式有兩種：一是“為”政治而生存，一是“靠”政治生存。為政治而生存的人，從內心里將政治作為他的生命。他或者是因擁有他所行使的權力而得到享受，或者是因為他意識到服務于這項事業使得生命更加具有意義；靠政治生存的人，僅僅是把他當作是收入的來源。顯然，對于前者而言，要想從內心出發，把政治作為事業，是需要一定的經濟實力作為前提條件的，這就導致了“財閥統治”的出現；而后者把政治當作收入的來源，導致了政黨政治的出現，它把國家作為一個面包籃子，通過控制從而獲得對官職的分配權。官吏和職業政治家

在這里，我感觸最深的就是在中國，很多人都認為做官了，就是從事政治了，但韋伯告訴我們官吏只是官吏，他并不是立場鮮明的政治家。

“政治發展成為一種經營，要求在由近代政黨發展出來的斗爭方式方面，做到訓練有素。政治的這一發展，決定了公共官員分為兩類??一方是行政官吏，一方是政治官吏。”官吏是政治經營的工具。真正的官吏，無論是行政官吏，還是政治官吏，從職責（從事無黨派立場的行政管理）方面來看，是不能投身于政治的，韋伯認為這一點是維系統治秩序的內在要求，“他應當（無示好惡）地領導他的部門。因此，他應明確地不去做政治家——即領袖及其追隨者——總要做和必須做的事，即從事戰斗。”我認為，這一點是很值得現代人思考的。如果每個官吏都渴望著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滲入自己的想法，那么這將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情，先不論“政治領袖”所下達的這個任務的對與錯，如果一個國家中這種官吏數量很多的話，那么其統治秩序便會岌岌可危。這讓我想起了剛剛淡出人們視線的“***事件”。***在仕途呼風喚雨的過程中，始終不忘打造、包裝個人的形象，對于一些時事他也總是采取鮮明的立場，如他曾在記者的采訪中這樣說過：“現在有些人，一講黨的優良傳統，一講社會主義，就說‘左’了。”、“不要在乎那些閑言碎語，該干的事就要干，該堅持的就要堅持”、“大慶精神、鐵人精神不僅不過時，而且正當時，重慶正處在發展建設的關鍵時期，更需要催人奮進的精神力量”。他這樣立場鮮明、充滿激情的話語，使得他作為官員的職責，轉換成了人格的魅力，在很多時候，重慶人對他的崇拜是基于他的人格魅力，而不是他作為官員應有的專業素質。用韋伯的話說，的這些所作所為已然超出了一個官吏的職責范圍。當一個政治家對一件事情采取立場的時候，他能對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承擔個人責任，他無法、也不可以轉嫁這一責任。而一名官員，如果渴望著政治家那樣的個人魅力，那么就如韋伯所言，只會是個不負責任的政治家，因為對官員的內在約束只有他本身的道德素質。新聞媒體以及新聞工作者

新聞工作者，在韋伯看來是典型的“靠”政治吃飯的人，這里要強調的一點就是這兒所說的新聞媒體以及新聞工作者指的是政黨政治所直接牽涉的那一部分。新聞媒體以及新聞工作者，對于政治家來說，尤其是現在，是政治家們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職業政治活動的一條重要途徑。

新聞工作的道路，是充滿著艱辛的。“一個成功的新聞記者，他所面對的特殊困難，是他內心向他發出的要求。”和政治相關的媒體，他們更多的時候扮演的是一個傳聲筒的角色，或者他必須迅速而令人信服地就這事或那事發表“意見”，在這兒，我認為他們所發表的“意見”更多的時候不是出自他們本人自己的意愿，如此一來的話，新聞工作者是經常要忍受內心掙扎的痛苦的，要么順從自己的意愿而失去工作，要么發表“令人”滿意的意見，就像前一句所提到的“所面對的特殊的困難”。

在我國，據我所知，沒有一家私營的出版社，它們都是“靠”政治吃飯，這樣一來它們就很難做到不受政黨的影響，甚至成為政黨的喉舌。因此，在未來我希望新聞機構可以出現由私人承辦的。在這個諸神爭斗的時代，只有允許各種價值判斷的存在，使人們去了解、能夠接受不同的觀點、思想，從而保持頭腦的清明的是很重要的。相反，如果屏蔽掉其他價值判斷，僅僅塞給人們某一種價值是不妥當的，是逃避這種價值多樣化現實的怯弱的表現。在現代多樣化的時代，有些事情盡管不美但卻神圣，而且正是因為它不美且只就它不美而言，才變得神圣，面對這些現象，我們不能就已被我們所接受的價值或者社會上普遍流行的價值去否定，這也就是韋伯的“價值無涉”，同時我認為，也是價值的寬容。

第四篇：把讀書作為一種生活習慣演講稿（共）

把讀書作為一種生活習慣演講稿

尊敬的老師，親愛的同學們:

你們好！

我是來自高二文九班的孫夢琪。今天我演講的主題是把讀書作為一種生活習慣。

《大學》的開卷語中提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善。這就用來說明讀書能夠使人明辨是非，能夠讓人活得更明白。讀書能夠改善世風，改變一個時代。

從沉重的竹簡到輕薄的紙張，從木質篆刻到快捷的印刷，書籍，踩著歷史厚重的肩膀，飛越幾千年的世界文明。他見證了萬千文人心頭的慨嘆，他聆聽了平凡大眾風格迥異的人生故事，它包羅了自然萬物你從不知曉的生命歷程。讓讀書成為一種生活習慣，讓智慧的神靈為你指引通達的開明之境。

讀書，是腹有詩書氣自華的自信與底氣。“文字皆是有情物，字字句句皆育人”，幾千年前，王勃站在滕王閣的群山之巔，遠望一片連綿，揮筆寫下《滕王閣序》流傳千古。他胸有成竹，落筆起筆之間甚至不曾修改一字一句。王勃的這份自信與從容，與他少時博覽群書有著密切的關系。恰風華正茂的我們，更應在最美的年紀里，捧起前人智慧的結晶，播下自信的種子，讓你的人生變得有底氣，讓你的行走也帶著一縷清風。

讀書是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的鉆研與實踐。書是智慧之源的活水，讀書能讓人更新思想，充實心靈，書本的知識往往能指導實踐前進的步伐，讓鉆研伴你同行。我國偉大的領袖毛澤東就是一位愛書如狂之人，在他中南海的故居里，隨處可見書的蹤影，只留下小小的休憩之地，甚至在他晚年重病在身之時，仍不忘閱讀之事，他一篇篇仔細研磨，細細思慮，《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書籍都為他的思想奠定了理論基礎。由此可見，讀書的魅力絕不止于華麗的外表，它還能幫助我們在迷茫的社會現實中靜下心來，投身于思想的碰撞與摩擦。

讀書是少年辛苦終事成，莫白光陰惰寸功的毅力與不懈。你的書中或許沒有耀眼誘人的黃金屋，但一定有充實寶貴的心得境界。《送東陽馬生序》中的宋濂幼時家貧，每假借于藏書之家，都是計日以還，對讀書的追求，使它不畏嚴寒饑迫，終成散文界的一代宗師，與此相比，我們更應珍惜時代給予的機會，“一書難求”或許已成往事，但求書之心仍需砥礪前行。

我們從前任遺留下的文字中汲取人生的經驗，每一次讀書都是對精神世界的洗禮，都是對思想觀念的升華，都在心中播下遠方的種子，等待孤獨的旅人尋找豐盈的春天。

同學們，讓我們把讀書作為一種生活習慣。

在魯迅的“尖刀”下尋找民族的氣節。

在三毛的撒哈拉中拾取生活的碎片。

在海明威鯊魚的嘴下探尋堅定的記憶。

在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中痛擊現實的黑暗。

讓我們也暢游于書海之中，尋找你所期待的遠方，尋找你所向往的眼中的太陽。

第五篇：教師作為一種職業

職業道德規范心得體會

肖文楚

教師作為一種職業，在人類社會發展中起著橋梁和紐帶作用，承擔著人類思想文化的傳播、新生一代的培養、各種社會所需要人才的造就等艱巨任務。作為一名教師，必須具備一定的思想政治素質、科學文化素質、能力素質、教育理論素質、身心素質、風度儀表等，同時更要具備教師職業道德素質。那么，我們首先要回顧教師職業的根本職責是教書育人。這就要求我們要有較高的科學文化素質和能力素質。因此，我們要不斷的加強學習，不斷的給自己充電，在實踐中不斷進取，刻苦鉆研，勇于創新，精益求精，不斷提高，才能適應新時代的發展。如果我們只滿足于現狀，不思進取，在時代不斷發展的條件下，就會逐漸被社會所淘汰。在特教這塊特殊的園地里，教師更應愛崗敬業，盡職盡責。在這里更應突出體現愛心、耐心、細心，因為這里的孩子更需要細心呵護，更需要愛的溫暖。作為一種道德導向，愛崗敬業、盡職盡責的基本精神就在于奉獻。我們要正確處理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矛盾，一切以學校事業的發展為重。在履行自己的職責過程中，我們必須要放棄或犧牲自己的一部分利益，滿足他人或集體的需要。這就是我們常說的“蠟燭”精神吧。讓我們攜起手來，為了特教事業的發展共同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