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1世紀我國高等教育辦學和管理體制改革的走向

21世紀我國高等教育辦學和管理體制改革的走向

在20世紀90年代，我國高等教育辦學和管理體制改革雖然已經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但繼續深化改革的任務仍然十分繁重。這是因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仍在建立、健全之中；政治體制、政府職能的轉變，也都在繼續深化之中。

江澤民同志《在慶祝北京師范大學建校一百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又從教育創新的角度論述了繼續進行體制改革的重要性。他說，“我們要繼續堅定不移地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不斷培養大批合格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不斷造就大批具有豐富創新能力的高素質人才，不斷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要完成這一歷史任務，必須不斷推進教育創新”。而“進行教育創新，關鍵是通過深化改革不斷健全和完善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求相適應教育體制”。

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講，當今世界正處于變革的過程當中，高等教育體制改革是一個世界性的課題。世界銀行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1998年合作成立了一個包括美國、日本、南非、巴基斯坦、印度、法國、智利等13個國家的前教育部長、大學校長和教授組成的專家組，探討未來發展中國家的高等教育問題。經過兩年的研究，專家組于2000年6月發表了題為《發展中國家的高等教育：危機與前景》的報告。報告力圖從公共政策決策者和國際社會的角度，提出21世紀發展中國家高等教育發展的前景。“報告”指出，“體制是焦點”，應該“使發展中國家的高等教育體制能夠具有多樣性”，為此，高等教育體制必須形成以下的核心特征：充足的辦學自主權，同時接受政府的指導與監督；明確的層次區分——給予高等教育機構以足夠的空間發揮其各自的特長并服務于不同的需求；在競爭的同時進行合作；日益開放——鼓勵高等教育機構的知識共享并且加強與社會對話的能力。這個“報告”分析的雖然是發展中國家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焦點和核心特征，但也反映了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總趨勢。縱觀我國經濟、政治體制改革和教育自身發展的要求，以及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發展趨勢，21世紀我國高等教育辦學和管理體制改革將主要圍繞七個方面繼續深化與擴展。

一、繼續促進合并院校實現學科融合，優化資源配置

幾所院校在自愿互利的基礎上進行合并，這是我國近年來高等教育辦學管理體制改革的一項具有戰略意義的舉措，并已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院校合并不是我們首創，不過這樣大的規模，確實在世界上產生了不小影響。但是，應該看到，絕大部分的合并院校都是在最近幾年里完成組建工作的。有不少學校連“五個統一”都還未實現，更不要說實現學科融合、優化資源配置了。這就是說，繼續改革的任務還十分艱巨，但不管有多大困難，都必須堅持改革之路，以實現學科融合，優化資源配置的目標。我們必須看到，一個校園里如果沒有多種學科的相互滲透、影響，相互貫通，沒有長時間的交融和積淀，是很難形成一種高品位的文化氛圍的。學生不在這種氛圍里耳濡目染，接受熏陶和教養，就不大容易有很高的素質。隨著人類社會從工業化向信息化的過渡，學科的日益綜合化，近二三十年來，高等學校自身走向綜合與集成的發展趨勢越來越明顯。德國自20世紀70年代后期以來，工學院改為工業大學，進而改為綜合大學就是這種趨勢的初始呈現。

20世紀80年代，澳大利亞政府根據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要求，對高等教育的結構進行了重大調整。大量的工學院、教育學院、農學院等通過合并組成20多所新大學，使澳大利亞的國立大學的數量由原來的十幾所迅速擴展到了現在的37所。這一調整使澳大利亞高等學校的面貌發生了重大改變，大量單一的專業教育，改變成為系統、全面的教育；科學研究成為所有學校發展的重要目標與任務。澳大利亞大學科學研究水平迅速提高，并在材料、礦業、冶金、生物等領域產生了一批具有世界領先水平的成果。

美國哈佛大學在20世紀90年代的改革，對我們更具有啟發意義。大家都知道，哈佛是一所包括法、商、醫等11所學院在內的綜合大學。但它長期以來實行的是一種分散管理的政策，允許每所學院制定自己的政策并負責自己預算的制定和資金的籌措。不過，自尼爾L.陸登庭于1991年擔任校長以來，一直致力于改變這種過于分散的狀況，努力把這11所互不聯系的學院組成較為統一的大學。陸登庭認為，這是為了適應新的形式所必須進行的改革。首先，現在許多大學都面臨著削減預算的問題，把各學院組成一個較為統一的實體可以更好地控制成本和分配資金。其次，是建立一種必要的機制，鼓勵各學院之間更多地進行合作，促使進教師把注意力放在國家面臨挑戰的五個主攻領域（環境研究、公立學校教育、保健、職業道德和價值、智能和人類行為之間的關系）上。這些都是目前正在迅速成長的熱點學科領域。這位校長還認為，主攻這些目標會增強美國在世界新舞臺上的競爭能力，從而也將有助于維護哈佛大學作為國家領頭大學的威望。陸登庭的這種改革，獲得了哈佛大學多數教授和學生的好評與認可。哈佛大學的這種改革，是帶有一定的普遍意義的！

通過合并打造世界一流大學，在日本也引起了極大的重視。日本文部省2001年6月11日頒布的“大學結構改革方針”提出要通過“促進重組與合并”等的改革措施，扶植30所優秀大學成為世界最高水平的大學，要大幅度削減目前的99所國立大學，其措施是：（1）根據不同大學和不同領域的實際情況進行重組合并，大幅度減少國立大學數量；（2）將醫科院校等單科大學與其他大學合并，并考慮其移交地方教育行政部門管理；（3）推動大學和院系實行區域間的重組合并，等等。在這些措施的推動下，至2001年年底，“決定合并”的國立大學有12所；“正在研究合并”的國立大學有22所、公立大學有8所；“決定進行可行性研究”的國立大學有36所、公立大學有24所。累計占66％的大學在重組、合并問題上出現動蕩。私立大學將臺并納人視野的有12所，占4％。近年來，美國也有越來越多的大學(主要是私立大學)走上合并的道路。促進學校合并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財力不足，有數以百計的高等學校由于美國經濟不景氣而導致資源嚴重不足，因而要求合并。根據專家們研究，一所私立大學不虧不盈的基點是1800名左右的學生，目前美國有844所私立大學少于

1800名學生。二是為了通過合并實現優勢互補，增強實力。

我國合并院校深化改革的方向，主要也是這幾個方面：實現優勢互補，學科融合，提高辦學效益，增加辦學實力。

二、繼續加強院校合作辦學，實現優勢互補、資源共享

院校之間的合作辦學，是20世紀90年代我國蓬勃興起的一種改革模式。較早的如北京市東北片的幾所學校(對外經貿大學、中醫藥大學、化工大學等)，廣州市石牌片的幾所學校(華南理工大學、華南農大、師大等)的合作辦學。它的特點是，地理位置相近的學校各自以獨立法人身份，通過協議，就教學、科研、后勤服務等若干大家共同感興趣的方面進行合作，以達到優勢互補、資源共享、共同發展的目的。這種模式既有利于提高教育質量和辦學效益，又不涉及隸屬關系、投資渠道等外部關系，簡易可行，是教育主管部門大力推進的改革模式，并且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在教育部和天津市政府推動下，南開大學和天津大學開展了緊密合作的全新辦學模式。兩校成立了由教育部有關負責人任組長，南開、天大主管教學的副校長任副組長的本科教學合作辦學協作組，制定教學合作方案，并在兩校本科教學領域合作達成一致意見：要充分實現本科生教學資源共享、優勢互補，使兩校本科生跨校選修學分成為可能。在這個基礎上，兩校分別建設兩校共同的文化素質教育基地和工程訓練基地，面向兩校師生開放，并組織開展兩校學生共同參加的教學活動。兩校還共同申請設置本科專業目錄外的新興學科、交叉學科專業。2001學年各為對方開設l0門公共課，3年內兩校互相開設的公共必修課、選修課達到l00門以上。同時，兩校加強選修課建設，實現兩校的選修課面向全體學生開放，并實現學生任意選修，兩校互相承認學分。兩校還在本科教學領域實施全新的辦學模式改革，共同制定適應新的辦學模式的相關制度。兩校在培養研究生、攻讀第二學位等方面也進行合作。在2002年研究生招生中，天大、南大互相推薦免試碩士研究生；兩校學生可跨校選修第二專業或第二學位，并獲得另一校的學士學位。為使教學改革順利進行，兩校還根據需要互聘教師任課，并共同設立l0個研究項目。

許多城市紛紛登臺的“大學城”，又為高等學校合作辦學開辟了廣闊的天地。據《文匯報》2001年10月12日報道，由東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等企業投資建設的上海松江大學城，總面積達

4600畝，已有上簿外國語大學、上海對外貿易學院、立信會計高等專科學校等3所社會聲譽較高、學科類型接近的高校率先入駐大學城辦學，5500名新生成為第一批受意者。大學城多校共享，沒有任何圍墻分隔。各校區以教學、科研為主，建造教學、行政、實驗樓，而生活區都集中建在共享地帶，提高設施利用率。在上海市教委的領導下，大學城已建立教學協作組，負責實施教學資源共享。各校實行統一的以學分計量、以選課制為核心的學分制教學管理制度，學生可以跨校選課，教師互聘掛牌上課，各校還將開設跨校輔修專業、第二專業、雙學士學位、專升本，為學生提供廣闊的自主選擇發展的空間。大學城內各校的學科結構調整正緊鑼密鼓地進行，在保持各校優勢特色的前提下，少數完全重復的專業和差別較小的同類專業將逐步得到調整。

截至l999年底，全國計有317所高等學校開展了校際聞的合作辦學，形成了227個合作辦學體，總計571校次。但是，這種合作辦學仍有待于繼續擴大和深化，以求獲得更大的實效。

這種合作辦學也正在世界上的一些國家和地區興起，并且出現了各具特點的不同模式。

美國哈佛大學和斯坦福大學合并部分課程模式。據美國《商業周刊》2001年4月30日一期報道，哈佛大學和斯坦福大學協議合并商學院部分課程。這兩所大學的辦學思想不同，又相隔遙遠，曾相互爭奪生源、師資和公司客戶。但現在發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難得的變化。這種變化是在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形勢下作出的求生存戰略——使兩校的優勢得以互補，使之共同發展。哈佛在綜合管理和領導角色研究方面名揚四海，而斯坦福在創新、電子商務和培養企業家方面聲名鵲起。兩校利用強強聯合的魅力和名氣，開設兩校現在都沒有開設，但都在探索開設可能性的MBA課程。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院長評論說：”聯合順理成章，因為兩校側重知識領域的不同方面。”IBM全球管理開發經理說：“如果它們獲得成功，再加上它們的名牌效應，那是不可戰勝的。”據預測，這項聯合計劃意味著有l億美元以上的收入。

跨校、跨區、跨領域的合作學程模式。《時代周刊》2001年10月15日一期又以《EMBA國際新趨勢》為題發表文章說，由于時代快速發展，“危機管理”如今在商學院流行，推動學校與學校之間的交流合作。原來只是部分校長的個人嘗試做法，推動一年來竟成為EMBA(高級主管工商碩士班)的國際主流，衍生出跨校、跨區、跨領域等各式合作學程。該刊認為，歐洲工商管理學院、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研究院之所以能夠躍入全球十大EMBA學程排名，均是得利于跨校合作。這兩所管理學院，前者走出歐洲大陸，與新加坡大學合設亞洲分院；而后者是經由哈佛商學院、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和密歇根大學的鼎力協助下完成的。

相互開放專業和學科供學生選擇的模式。日本國立大阪大學和大阪外國語大學從2001年4月1日開始的新學期起，進行學科互補和學分互換的合作辦學新嘗試。兩校分別向對方開放一定數量的專業和學科供學生選擇。大阪大學開放的學科有美術史、國際法、宏觀經濟學和現代生物學等77個學科；大阪外國語大學開放20個語種專業及可進行相關語言文化研究的91個實習和研究項目。此外，兩校二年級以上學生，每年還可在對方學校選學10個學分，畢業前可選滿30個學分。與此同時，日本40所國立、公立、私立大學校長組成的“大阪府大學校長會”研究如何實施在日本尚無先例的大規模國立、公立、私立高等學校學分互換的問題。

聯合授課與交流學生的模式。據《日本經濟新聞》2000年2月18日報道，為了能夠通過聯合授課和體育文化交流與廣泛的學生進行交流，利用插班生和學士入學制度改變學習方向，并發展不同學科間的共同研究，東京都內的五所單科色彩很濃的名牌大學決定聯合辦學。這五所名牌大學在各自的專業領域都受到很高的評價。但是，他們感到，在研究和教育領域越來越高水平化和復雜化的情況下，研究學問的對象過于狹窄就成了一個弱點。因此，他們認為，為了在世界性的大學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須在保持各大學獨立性的同時進行聯合，以實現“綜合化”，這才是上策。對這種合作辦學，日本文部省一位官員給予高度評價：“能為社會提供什么樣的服務將成為大學經營的重要課題。聯合的構想成為國立大學的樣板。”

臺灣掀起互采學分、共用資源的合作辦學熱潮。在2002年上半年，臺灣也掀起了合作辦學的熱潮。臺灣“教育部“在2001年底，公布推動研究型大學整合計劃，并撥款25億臺幣鼓勵大學整并，以全面提升大學品質。2002年3月，臺灣“清華”、“交大’、“中山”、“陽明”四所“國立”大學合作籌組“臺灣聯合大學系統”；接著，臺大、政大、成大、臺灣“中山”四所“國立”大學宣布籌組“臺灣大學系統”；臺灣師大、臺北大學、中正大學、中興大學籌組“臺灣綜合大學系統”；彰化師大、高雄師大、臺北師院、臺北市立師院、新竹師院、臺中師院、臺南師院、屏東師院、花蓮師院及臺東師院等十所師范院校也進行結盟。各“系統”的合作深度并不完全一樣。例如，“臺灣聯合大學系統”的合作，包括資源共享、師資互相承認，四校同時開課、學生交流選課、共同招生、設置共同校區等，未來還可能成立一個總校區，合作的層面較深。而“臺灣大學系統”則只包括資源共享、互相承認部分學分等，涉及的層面較低。推動各院校合作辦學的直接動因是：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面對更多元的競爭，國外大學赴臺設分校，大陸大學的“磁吸”作用，對臺灣高等教育沖擊更大；島內出生率下降，學生來源逐漸枯竭，加上多元化入學方案的實施，學生不再依聯考成績高低的落點選擇學校，學生自選空間加大，合作辦學互采學分，共用資源，是吸引學生的重要途徑。

三、繼續擴大高等學校辦學自主權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特別是在90年代，我國把擴大高等學校辦學自主權作為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加以實施。為此，相繼發布了一系列文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也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但是，深入改革的任務還很繁重。擴大高等學校辦學自主權，建立學校自我發展和自我約束的機制，仍將是我國高等教育辦學和管理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之一。高等教育辦學和管理體制的改革，不是簡單的改變學校的隸屬關系，而是要把重點放在轉變政府職能，擴大學校面向社會依法自主辦學的權限，建立起自我發展和自我約束的機制上面。過去，我國高等學校曾經歷過幾度“下放”與“上收“的反復，使學校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失，其作用僅是解決學校的隸屬關系問題，都不過是換個“婆婆”而已，而對政府的依附關系依然如舊。歷史的經驗教訓深刻地告訴我們，改革高等教育辦學和管理體制，必須堅持政府轉變職能，擴大學校面向社會辦學自主權的原則．使學校真正成為具有主動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的活力和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法人主體。只有這樣，學校才能在改變領導管理體制之后獲得健康的發展。

應該充分認識到，擴大高等學校辦學自主權．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質就是要使資源得到最優配置，為此。必須使生產者對生產過程具有自主決策權。市場機制對高等教育的調節，就是把學校看做是“生產者”，而生產者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為了在競爭中求得生存和發展，必須對其生產過程享有充分的自主決策權。但高等學校的辦學自主權和經濟生產實體的自主權既有相同之處，又有不同的地方。了解這種異同，也是很重要的。

按照生產功能的學說，高等學校是有別于經濟生產實體的一種非營利組織，它的決策和活動是為了在競爭中企求最大的綜合效益（包括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而不是追求獲取最大利潤。如果說企業的生存和發展依靠的是獲取利潤的話，那么，高等學校的生存和發展，則靠的是獲取綜合效益。維持高等學校生存和發展主要靠兩個方面：一是學校的產品包括畢業生、科研成果、社會服務的數量、規格和質量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滿足社會的需求；二是需方在人、財、物等方面的支出能力，包括學生所交的學費、政府的財政撥款、社會團體及個人的資助，以及學生的錄取和教職員工的錄用等。在投入與產出之間有一個過程，這個生產過程的效率，取決于生產者的決策和活動本身。為此，要提高高等學校“生產過程”的效率就必須使高等學校對生產過程擁有自主決策權。但是，這種自主決策權限又不同于企業。因為作為一種非營利組織，高等學校生產的最終目的是提高綜合效益，這種綜合效益不能用利潤來衡量。而是表現為學校能否滿足國家、社會和個人的多方面需求，所以學校的辦學自主權又是有限度的，需要國家加強宏觀調控，使其能滿足社會發展的全面需要。而且隨著高等學校職能的擴大和對國家、社會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國家的宏觀調控也必然不斷加強。

因此，對高等學校辦學自主權有一個全面的認識和正確的理解就顯得十分重要。1988年6月下旬在北京舉行的當代高等教育改革政策國際學術討論會上曾對這個問題作過專題研討。與會的中外學者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可以做這樣的歸納，所謂高等學校辦學自主權主要是指高等學校在教學、學術上應有充分的自主權，使自己培養的人才和研究的成果及提供的服務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美國卡內基教學促進基金會主席波伊爾博士認為，現在需要這樣的平衡，即在給大學以充分自主權，使其保持自身學術風格的同時，還要使大學向國家和人民負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辦事處薩利姆博士強調，高等學校的自主權，實質上是賦予高等學校更多的責任，大學校長在要求學校自主權的同時，必須考慮向社會和政府承擔責任和義務。法國教育部高等教育與研究司司長比肯博士說，高等學校的自主權是有條件的，要實現學校的自主與外界的平衡，需要一定范圍內統一的管理。前聯邦德國聯邦大學校長聯席會議秘書長波德博士說，高等學校的自主權不是建立在完全自主的基礎上，而是要受到政府利用財政撥款引導和協調的影響。因此，所謂高等學校辦學自主權的實質，是指高等學校具有能主動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要求的自我調節的能力，而不是具有在封閉的系統里自我完善的權力。

從世界各國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演變的過程和經驗來看，高等學校辦學自主權的大小與下列一些相互聯系的因素有關：國家的政治需求程度；學校經費來源渠道多樣化程度；學校之間的競爭程度和文憑的等價程度；政府(國家)間接調控手段的完善程度；學校自我約束機制的完善程度，等等。

這就是說，高等學校辦學自主權是一個動態的概念，既不是固定不變的，也沒有統一的模式。對我國來講，隨著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化，政府宏觀調控手段和學校自我約束機制的完善，學校的辦學自主權，如招生錄取、專業設置、用人制度等諸多方面將繼續擴大。

四、繼續加強省級政府的統籌決策權

加強省級政府對設在本地區的高等學校的統籌決策權，變“條塊分割”為“條塊結合”的新體制，是20世紀90年代我國高等教育辦學和管理體制改革的又一項重要內容，并巳取得突破性的進展。

但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以及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必將促進區域經濟進一步發展，要求更加優化資源的配置，中央機構的改革和政府職能的轉變也將因之而不斷深化。因而還必須進一步加強和完善省級政府的統籌決策權。

加強省級政府對高等教育的統籌決策權，是世界經濟社會發展的地方化趨勢所要求的。世界銀行1999年9月5日發表的《1999／2000年世界發展報告：跨入21世紀》認為，以地方化即國家的各城市、省等為主體的經濟和政治力量不斷增大，將成為21世紀最重要的發展趨勢。地方化會與日益加速的世界經濟全球化一起，為人類的發展前景帶來革命性的變化，但也可能導致混亂，加深人類遭受的苦難。主持編寫這份報告的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全球化就像一個大浪，它能使國家傾覆，也能把它們推向前進。成功地實現地方化可以創造一種情形，即使得社會中的地方主體和其他群體能夠自由地行使個體自治，同時也有動力攜手合作。”從經濟發展進程看，全球化改變了對工業地理和區域經濟的理解。在全球化經濟中，新的世界分工不再以國家，而是按照區域的競爭力來進行。全球的要素、資源和分工在不同層次上迅速變化著，并越來越集聚于有個性的區域。而區域的崛起也推動了全球化的進程，促進了全球經濟的發展，從而也使得經濟全球化的區域特征更加顯著。

田長霖教授則論述了區域經濟的發展和高等學校的關系。他說，“美國這么強大，但真正有實力、繁華的就是幾個地區，舊金山灣區、洛杉磯、波士頓等幾個地方帶動了整個美國經濟的發展。全美國1/3的創新企業在只有170萬人口的舊金山灣區”。而“舊金山灣區之所以成功，重要原因就是有斯坦福大學、伯克利加州大學等世界級的高等學府”。正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這種地方化、區域化的趨勢，使世界高等教育出現了地方化趨勢，因為地方的經濟、社會發展，需要教育的有力支持。

所謂高等教育地方化的趨勢，就是隨著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們普遍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高等教育辦學和管理的權限逐步下移的趨勢，即由中央——省——地方下移的趨勢。美國高等教育自其建國以來，特別是莫利爾法令頒布之后，是以州政府管理為主的，但近年來又進一步強調要與地方社區相結合。以波伊爾博士為代表的一批美國學者提出要“創建新型美國學院”，就是體現了這種要求。他們所提倡的這種新型學院的基本特征是與地方社區發展相結合的。波伊爾博士在1994年的一次演講中說：“高等教育將出現一種嶄新的卓越模式，這一模式的學院將豐富院校、復興社區，并給予服務這一學問以新的尊嚴與地位。“這一新型美國學院將圍繞緊迫的社會問題組織跨學科的研究所。這種學院的本科大學生將參加實地項目，把想法和現實生活聯系起來。課堂與實驗室的范圍將拓寬，衛生所、青年中心、中小學和政府辦公室都是學生們的課堂和實驗室的一部分。教學人員將與第一線的實踐者結成臺作伙伴，而這些實踐者則可到校園任教并擔任學生的顧問。”

前幾年，臺灣當局也很強調教育的地方化問題。他們明確提出要求：今后臺灣各大專學府應與各地的產業相結合。以促進地方的繁榮發展。臺灣的“中央日報”于1995年3月13日專門為此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目叫做《大學教育應與地方發展相結合》。社論指出：“必須將大學及其所在的地區做有機的結合．使師生與當地民眾融合于一，形成‘大學城’，并促進大學所在地區的整體發展。同時亦可解決高等人力的就業問題。”社論還指出，這也是發達國家高等教育的發展趨勢，“本于此一原則，在先進民主國家的大學城，往往會與社區相結合，形成知識、教育、文化與科技的重心。”

1999年底，包括北大、清華、哈佛、MIT等在內的中美兩國著名大學校長在哈佛大學舉行了一次被稱為“超豪華陣容”的聚會，在研討大學的宗旨時，認為“促進學校為社區作出貢獻，與社區的價值觀相融合”，是其重要的教育原則和價值觀。就我國目前經濟發展水平而論，應強調加強省級政府的統籌決策權，但隨著21世紀中葉的到來，我國進人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之后，那時可能就要強調中心城市的參與辦學和管理了。

五、繼續加強社會參與辦學和管理，加強校企合作

社會力量辦學，是“社會參與”最常見的形式。“加強社會參與”是我國20世紀90年代初確定的發展戰略，國家為此提出了許多措施。這一改革在21世紀將進一步加強和深化。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以及社會多樣化的教育需求，社會力量辦學(即民辦教育)將越來越成為推動我國教育事業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辦學范圍將擴展到高等教育的學歷教育和非學歷教育的各個領域。辦學主體、辦學形式將更加多樣化，有民主黨派、工商聯及其他社會團體辦學，有企業和公民個人投資或集資辦學，有政府部門與企業聯合辦學，有實行“公辦民助”、“民辦公助”、“國有民辦”等多種形式。國家將會采取制定完備的法規等措施來進一步促進社會力量辦學的發展，特別是鼓勵社會力量辦學與國有企業改革、技術改造、再就業工程和廣大農村脫貧致富奔小康的需要結合起來，把重點放在興辦成人教育上。

校企合作辦學，是“社會參與”的最重要的形式，也是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和改革的重要趨勢。美國卡內基教學促進基金會在20世紀80年代發表的一個報告中，是這樣分析大學與社會外部關系的歷史發展進程的：“大學——宗教團體的關系已成為歷史陳跡大學——國家的關系也日益減少；展望未來，將產生最激動人心的管理方法——高等教育與企業界的聯系。”不久，世界銀行的一些專家對國際高等教育發展總趨勢做的專題調查研究，也得出同樣的結論，認為，從世界高等教育發展的歷史來看，19世紀和19世紀以前，宗教與高等教育的關系密切，教會對教育的影響強大；進入20世紀以來的主要特征則是民族國家的政府與高等教育的關系越來越密切，政府對教育的影響強大；在行將到來的21世紀，企業界乃至整個社會與高等教育的關系將會越來越密切，尤其是企業界對高等教育發展的影響將會越來越強有力。

1996年元月，海峽兩岸大學校長在臺灣舉行的“高等教育現狀研討會”上提出，學校與企業緊密聯結的產學合作制度，是達到雙向參與，共同培養人才，促進經濟發展的辦學新路子。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在逐步加強“社會參與”管理學校的體制，使之成為高等教育運行機制中十分龐大的一個組成部分，大大拓展了教育與外部的聯系，增強了教育和學校的適應性。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我國已有240多所高等學校與

5000多家企業開展了多種形式的合作辦學與管理，但無論是合作的深度還是廣度都還不夠，仍有廣闊的天地。特別是原屬中央業務部門舉辦和管理的一大批高等學校．它們和企業有著許多天然的聯系和歷史的淵源，更應該充分發揮這種優勢，繼續擴大和加強與企業的合作，推進學校不斷改革和發展。

加強社會中介組織的作用，是“社會參與”的重要途徑。國務院在《關于<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的實施意見》中指出：“為保證政府職能的轉變，使重大決策經過科學的研究和論證，要建立健全社會中介組織，包括教育決策咨詢研究機構、高等學校設置和學位評議與咨詢機構、教育評估機構、教育考試機構、資格證書機構等，發揮社會各界參與教育決策和管理的作用。”在21世紀，這類教育中介機構將會獲得越來越大的發展。

社會參與的另一種重要形式，是選民的意愿影響高等教育重大事項的決策。這種形式，在一些發達國家已越來越顯示其重要性。在這些國家，高等學校，特別是公立高等學校，是最大的公益事業，涉及選民稅收的相當大一部分錢是用在公立學校上的。因此，對公立高等學校的有關學費、教師工資、基本建設和發展規劃、專業建設、經費分配等許多方面的管理，都與社會各界、社區有關。政界人士為自身的前途和利益，大都要力爭反映選民的意愿。在我國，隨著政治法制化、民主化的發展，民意對高等教育的影響也將會越來越大。

六、繼續轉變政府職能，加強宏觀調控 隨著高等教育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戰略地位越來越突出，作為反映社會整體利益的政府，必然要加強對它的宏觀調控，其目的是為了使它更好地為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這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帶有規律性的現象。對此，著名教育家、劍橋大學副校長阿什比曾做過深刻的分析，他說，“在過去，每所大學都是獨立的有機體，各按其內在規律去吸收營養和發育成長。如今的大學已成為經濟發展和國家生存絕對不可缺少的事物。過去在封建王侯和教會主教的羽翼下，大學被培育成為美麗的花朵。它并不比宮廷中的樂師具有更多的推動經濟發展的作用”。因此，“以前，政府對大學采取聽之任之的態度，如今卻想逐步加強對大學的控制了。對此，抱怨之類的反抗是沒有用的。現在辦大學是很花錢的事，如果沒有資助者給大學以資助，大學就將失去存在的希望”。法國一位軍事家曾說過：戰爭太重要了，所以戰爭不能由軍人來決定。美國一位科學家引申這句話說：科學太重要了，所以科學工作不能完全由科學家來決定。我們也可以引申這句話說：教育太重要了，所以教育工作不能完全由教育工作者來決定。

不過，改革過于集中統一的管理體制仍然是我國今后一個時期教育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到21世紀初將建立起科學的分級分工管理制度。

要繼續堅持在保證全國大政方針統一的前提下，對教育事業實行分區規劃、分類指導的原則。這一點對地區間發展極不平衡的我國來講，顯得更為必要。要繼續轉變政府職能，由對學校的直接行政管理，轉變為主要運用立法、撥款、規劃、信息服務、政策指導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對教育事業發展規劃和發展規模，經費預算及統籌安排，教育質量、各類學校設置標準和各類證書學位標準等進行宏觀管理。說到底，政府主要就是對教育發展的速度、規模、質量、結構進行宏觀調控，使之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不斷提高高等教育整體的綜合效益。同時，確保學校面向社會自主辦學的法人地位。要加強教育決策咨詢系統、信息系統、督導評估系統以及其他中介機構的功能。

七、繼續優化結構，引導院校正確定位，辦出特色

在20世紀90年代，隨著高等教育辦學和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入，我們國家開始把這種改革與優化高等教育結構結合起來，其主要內涵有兩項。

其一，是把普通高等學校的改革和調整與成人高等學校的改革和調整結合起來，統籌考慮。成人高等學校的改革和調整的基本原則是：要主動適應成人教育形勢變化的要求，既要辦好一批基礎條件較好、教育質量高、有長期社會需要的成人高等學校，也要打破條塊分割、條條分割，促進部分規模小、重復設置的成人高等學校的調整和合并，要因地制宜地推進市(地)級教育學院與當地師范院校的合并；管理干部學院有條件的也要與普通學校合并。其二，高等教育辦學和管理體制的改革要與普通高等學校的布局結構調整結合起來。關于普通高等學校布局結構調整的目標，教育部原副部長周遠清同志概括為“三個三”： 第一個目標，按照全國性(面向全國招生)、區域性(面向大區或數省招生)、地方性(面向本省、本地區招生，個別特殊專業也可面向數省招生)三類不同的服務覆蓋面來規劃學校布局。前兩類學校由中央政府有關部門直接管理或與省級政府共建、共管；后一類學校由省級政府管理。第二個目標，按照社會對人才規格需求的差異性建立起合理的高等學校類型結構：少數既是教學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學校，以本科教育為基礎，同時承擔研究生教育；以本科教育為主的學校，主要承擔本科教育任務，其中部分學校適當承擔研究生教育；高等專科學校和職業技術學院，主要培養在第一線從事生產、服務和管理的各類實用型、技能型人才(其中，高等師范專科學校主要培養中小學教師)。第三個目標，逐步形成綜合性院校(文、理、工、農、醫等各大門類學科較為齊全的學校)、多科性院校和單科性院校較為合理的布局。在2002年，大致建立起新體制的基本框架，然后，再用3～5年的時間鞏固和完善，使新體制基本確立。在高等教育辦學和管理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對高等學校的布局結構進行科學的調整，其根本目的是要促使各個高等學校努力辦出自己的特色，使整個高等教育能更好地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多方面的需求，從整體上提高高等教育的綜合效益。這樣的調整優化，在21世紀將進一步加強。

上述七個方面的改革，都發端于20世紀8090年代，在21世紀仍將繼續深化與擴展。這是由經濟、政治、社會諸多因素及高等教育自身發展的要求所決定的。也正因為如此，它們又都反映了、融人了世界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的趨勢，在某些方面，從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是起著“引導世界潮流”的作用。

第二篇：淺談我國高等教育體制改革

淺談我國高等教育體制改革

一、教育體制改革的內涵

1．教育體制

教育體制包含教育機構和教育規范兩部分。其中，教育機構包括教育管理機構和教育實施機構。教育管理機構主要指各級以及各類的教育行政機構以及內部的管理機構；而教育實施機構則主要包括各級別及各類別進行教育實施的學校。而教育規范則指建立起來并且整個教育機構得以正常運轉的制度、措施及方案等。各類教育管理機構與各類別的規范結合因此形成各級各類教育管理體制。

2．教育體制改革

教育體制改革指的是教育機構和教育規范的改革，也就是是即教育制度的改革。教育體制改革的核心是教育機構職責權限制度的改革。如果對教育體制改革進行進一步延伸，其外延是指各級別各類別的學校教育體制以及各級別各類別的教育管理體制的改革，而該改革則包括教育行政體制及管理體制的改革。

二、我國高等教育體制的變遷

(一)建國初期高等教育管理體制

建國初期，黨和政府通過采取一系列措施，完成了徹底改造舊高等教育體制的任務，實現了國家對高等教育的主權及全國高等教育的統一領導。1958年，教育部著手進行高等學校管理權限下放工作，提出根據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相結合的原則，加強地方對教育事業的領導管理。由于在“大躍進”時期，國家對高等教育在宏觀上缺乏統籌規劃和控制指導，高等教育出現了盲目性的發展，呈現出了教育“大躍進”。1961年國家調整了對高等教育的領導和管理，形成了中央統一領導，中央與地方分級管理的格局。然而1966年到1976年，國家再次將高等教育的領導權、管理權下放給地方，致使高等教育管理體制出現無序發展的狀態。為此，自1977年，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高等教育管理體制以強調集權為主，逐步恢復了中央統一領導、中央與地方兩級管理的體制。

(二)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始動期

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的頒布和實施標志著我國高等教育體制改革進入了新的時期。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與發

展，我國的高等教育體制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縱觀高等教育的改革歷程，可大致 1

劃分為以下幾個階

1．啟動階段(1985--1991年)。

《決定》的出臺是我國第一次突破了把高等教育體制改革僅僅局限在政府之間的管理權限劃分的框架內，將政府與學校的關系置于改革的中心，高校辦學的主體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突出了高教管理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由此啟動了高等教育體制的改革。

2．總結、調整、局部推進階段(1992--1997年)。

1993年2月，黨中央和國務院頒布了《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進一步明確了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目標、內容、步驟，并就高等學校招生就業制度、財政撥款制度、學校內部管理體制的改革等方面提出了總體要求。1995年，黨和政府提出了“科教興國”的戰略方針，并在1997年召開的黨的十五大會議上將其確定為我國的基本國策。

3．加大力度、加快發展、全面推進的新階段(1998年至今)。

黨的“十五大”使我國高等教育改革和發展進入了加大力度、加快進程并取得突破性進展的新階段。自1999年開始，高等學校連續三年擴招，為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奠定了基礎。2008年，教育部直屬高校工作咨詢委員會第十八次全體會議發出了“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時代強音，提出建設高等教育強國，使我國的高等教育又站到了一個歷史發展的新起點上。

三、我國高等教育體制改革取得的進展

(一)高等教育辦學體制改革不斷推進

隨著高校辦學體制改革的推進、辦學渠道的拓寬、新教育資源的增加，我國進行了多種模式、多種機制的高等教育辦學試驗。經過多年的高等教育體制改革，我國民辦高等教育突破了在夾縫中求生存的狀況，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公辦、民辦高等學校共同發展的格局已初步形成。

(二)高等教育經費籌措體制改革成效顯著

長期以來，我國高等學校的經費僅僅依靠政府的財政撥款。1993年后，高等教育經費投入體制改革進展非常順利，特別是高等教育收費改革與建立對家庭貧困大學生“獎、貸、助、補、免”為主體的助學保障體系同步進行，使改革平穩推進。至2004年，我國高等教育經費投入總額約1800億元，其中，政府財政

撥款約占49％，其他來源約占51％，形成了多方位的資金籌措渠道，使高校教育經費短缺的局面有所改善。

(三)高等教育的招生、就業制度改革平穩推進

高校招生考試科目實行的“3+X”模式，突出了對考生能力和素質的考查。高校畢業生就業制度徹底擺脫了“統一分配”的模式，試行“雙向選擇”的畢業生就業制度，形成了在國家宏觀政策指導下，政府和學校推薦，學生和用人單位雙向選擇，畢業生自主擇業，用人單位擇優錄用的新格局。

四、我國教育體制存在的問題

雖然目前我國教育改革與發展取得了較大的成績，然而與建設教育強國的要求相比，教育在許多方面存在著不可避免的問題。

1．教育運行機制尚不成熟

現階段，我國各類別的教育運行機制并未完全成熟。以高等職業教育為例，我國還沒有較為成熟的經驗，而相關的師資隊伍尚待建立，相關的教材、實習實訓基地還不健全，并且培養模式以及教學計劃與社會需求有一定的脫節。因此，雖然高等職業教育連續幾年進行擴招并達到了大眾化的教育水平，卻并沒有為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作好準備，因而高等職業教育的效果并不理想。

2．教育經費籌措仍面臨困境

雖然近年來我國不斷增加對教育的投入水平與力度，但是財政的教育投入占全國GDP總值的比例一直很低。并且，隨著教育規模急劇擴大的情況下，財政性投入卻并未實現同步增長。從總體上說，對一些地方院校來說，提高收費成為學校經費的主要來源，這卻造成了部分學生上學難的問題，同時，教育經費問題更成為學校發展的瓶頸。

3．教育教學與社會需求相偏離

整個教育體制以理論教學為主，并未與整個社會的需要緊密地聯系起來。以高等院校為例，有些以學科分類為線索設置專業和課程，而相關的課程與社會實踐脫節嚴重，偏離實用性以及社會對人才素質整體需要。近幾年來，縱使很多高校強調德智體全面發展，但實際上卻是單純地進行教育灌輸知識卻忽視了能力培養，這導致了很多學生高分低能問題的出現。

五、十二五期間教育體制改革的方向

我國教育發展已經經歷了十一五發展的階段，“十一五”規劃綱要表明，普及和鞏固義務教育，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質量是三大主要任務。然而，鑒于我國目前十一五期間教育發展的問題，在即將到來的“十二五”階段，進一步的教育改革勢必要進一步加強。“十二五”階段，我國教育體制改革的方向

1．科學規劃教育發展體系

“十二五”期間，我國應該科學規劃國家教育發展，遵循分類清晰、布局均衡、結構合理的原則，從而形成與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相協調的教育體系。目前，我國逐步從農業大國向新型工作大國轉變，并且逐步向從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轉變的階段邁進。因此，對于我國教育體制改革而言，人才培養必須與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也就是說，國家應該在力發展應用型、自主創新型人才，從而建立擁有自主技術與創新能力，特別是自主創新能力和知識產權的強有力的支撐體系。

2．建立教育的有效競爭機制

政府必須打破教育獨家壟斷格局，從而保證教育服務于國家經濟發展。因此，必須建立公平競爭的教育供給機制。該做法的意義在于：1）強化教育與科研院所、企事業機構的聯系；2）增加非政府部門與個人對教育的投資比例；3）加強私立或民辦學校的作用，從而形成多元化辦學格局。

3．繼續加強國家財政性教育投入

教育的財政性投入是保證其發展的基礎與手段。因此，我國還應繼續增加國家財政性教育投入，使教育事權與財政權相匹配，從而實現教育公平。為實現該目標，我國必須優化教育資源配置，從而使每個公民都能夠享受教育的權利。

根據公共財政理論財權與事權相匹配原則，我國應進一步協調教育的管理體制與公共財政體制。也就是說，中英政府承擔義務教育投資的責任，并實現相對集中的公共財政機制，然而，教育的管理工作由地方負責。與此同時，針對二元經濟結構導致的教育投入問題，國家必須建立經費轉移的制度。

4．更新高考制度與學位管理模式

我國應該更新高考制度與學位管理的模式，可初步采取一年多次高考的制度以及學分制的學位管理機制。教育人才的培養應該兼顧應用型人才與學術型人

才，而在實踐中以應用型人才為主。因此，相應的人才選拔制度也應該適應人才培養的目標，即擁有兩種培養潛質的人才都有機會被高等教育錄取，而不能局限于參加高考的高中生。

5．建立間接的教育管理體制

我國將將教育權、行政權與學術權力分離，從而建立間接的教育管理體制。政府教育行政的職責主要應體現為：確立國家教育的資源布局，制定國家公共教育發展規劃，調整各級各類教育的發展規模和發展速度，建立教育市場規范化管理體系。而對于教育行政機構與辦學主體間的關系，不能夠為行政上的隸屬關系，而應為服務與被服務、指導與被指導的關系。

第三篇：淺談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

淺談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

論文關鍵詞：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

論文摘要：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是關于高等教育事業的機構設置、人員配屬、隸屬關系和職責、權益劃分的體系和制度的總稱。面對瞬息萬變的市場經濟環境，尤其是我國加入WTO后，各種新思潮對高等教育的沖擊，現行高等教育管理體制中存在的問題日益凸顯。因此，我們必須把握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和思路，積極推進高等教育管理體制的改革。

一、高等教育管理體制及其改革的涵義高等教育管理體制的含義

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是關于高等教育事業的機構設置、人員配屬、隸屬關系和職責、權益劃分的體系和制度的總稱。高等教育管理體制主要包括國家各級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門對高等教育的管理體制和高等學校的自身管理體制兩個方面的內容。具體而言，它既包括高等學校的管理機構、管理制度、管理體制、招生就業體制，也包括高等學校的辦學體制、管理權限、投資體制、管理工作、管理人員等。

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是國家管理高等教育事業的根本制度，是國家在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工作中機構設置、相互關系和責權劃分的制度，主要是明確由哪級政府對高等教育的行政管理進行統籌和決策、各級政府和高等學校之間的責權利如何劃分以及采取何種方式才能對高等學校和教育機構進行有效的管理等。其最主要的作用及意義在于：明確的規定中央與地方、政府與學校在實施高等教育管理過程中的相互關系及各自的職能。相較各個高校這些子系統而言，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是具有全局性、整體性的大系統，它決定學校的教學、科研、人事、財務、后勤等一系列管理活動，直接支配著高校的全部管理工作。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的含義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是指政府或高等學校、高等教育機構對高等教育體制的改革。改革的內容相應地分為兩個層次：一是政府(中央)與政府(地方政府)在管理權限方面的分配與安排，也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集權與分權之間如何實現合理的安排：二是政府、社會和高等學校的關系，即政府如何進行宏觀調控、社會怎樣積極參與、高校如何自主辦學。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的最終目的就在于：適應新形勢下經濟體制、政治體制變革的要求，協調政府、學校和社會三方面的關系，增強高等學校自主辦學能力，建立一個有利于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推動高等教育事業蓬勃發展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高教管理體制。

從微觀看，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是指高等學校或高等教育機構內部有關管理體制方面的改革。我國高等學校和高等教育機構的內部管理體制，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有其歷史的必然性與合理性。改革前，高等學校及其機構的管理機制基本上與上級主管部門的管理職能對口(一般由對口的職能部門，如各級教育部門統管)，具有明顯的依附性、封閉性特點，導致高校缺乏獨立、自主辦學的能力。上世紀80年代以來，高校開始對內部管理體制進行改革，改革的目的是：要形成既能適應上級主管部門的對口管理需要，又具有一定的面向社會自主辦學能力的內部管理體制，但由于種種原因，改革的結果離理想目標還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在新的歷史時期，尤其是加入WTO后，如何繼續深化高等學校及其機構內部管理體制的改革，理順政府、社會及各高校之間的關系仍然是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因此，新時期高校內部管理體制改革的目標。就是要建立符合市場經濟環境要求的，科學合理、靈活高效的，有利于高等學校自主辦學的內部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確保新時期高等教育事業蓬勃、健康、和諧、有序的發展。

二、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存在的問題

我國高等教育管理體制的形成，離不開兩個背景：其一，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其二，權力比較集中的政治體制。這兩個背景最大的相同點就是集權。不可否認，這種受集權影響巨大的高等教育體制曾經為我國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然而，面對飛速發展的市場經濟，尤其是我國加入WTO后，各種新思潮對高等教育的沖擊，現行高等教育管理體制中存在的問題日益暴露出來，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資源配置不合理。

長期以來，高校的行政人員普遍存在人員過多的問題，許多高校不是因崗設人，而是因人設崗，各院系“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嚴重浪費了人力資源。此外，高校的主要中層管理崗位，通常都是職教相兼，對科研教學和學校的管理工作兩肩挑，大部分人員由于分身乏術而有所偏重，這樣既不利于教學水平的提高和教學質量的保證，也不利于學校的管理工作的高效與有序。

第二，監督機制不健全。

由于高校部分中層管理干部“職與教”相兼，一方面，作為學校中層管理干部要參與學校的決策過程，貫徹落實學校的辦學思想和理念，制定各項具體的規章制度并監督執行：另一方面，作為教師要執行學校的各項規章制度并接受監督和檢查，使得制訂者本身也是執行者，監督者又是被監督者，監督無法保證，工作難以展開 第三，競爭機制不科學。

無論是高校行政人員還是教學人員由于缺乏科學的競爭機制，獎懲不及時，報酬不合理，激勵不到位，沒有真正做到優勝劣汰，教職員工的工作積極性調動不起來，得過且過，缺乏工作的主動性和創造性。

三、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的政策建議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的方向

首先，必須加強院校合作辦學。實現優勢互補。

自20世紀90年代始。院校之間的合作辦學在我國蓬勃興起。大量地理位置相近的學校通過協議就教學、科研等達成一致的合作意向，在合作中力爭實現優勢互補、資源共享、共同發展、最終雙贏的目標。這種辦學模式由于能實現校際間的資源互補，有利于提高教育質量，因此受到了教育主管部門和社會各界的追捧。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高等院校在自愿互利的基礎上進行了合并，并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效果。從長遠來看，高等學校通過合并實現優勢互補。進而大大提高教學質量這一辦學模式在未來的高等教育體制改革中仍應大力推行。其次，有必要繼續擴大高等學校辦學的自主權。

我國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把擴大高等學校辦學自主權作為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加以實施。高校的辦學自主權二十年來也確實取得了巨大的進展，大學比以前有了更多的辦學自主權。但是，從社會發展和高等教育發展的角度看，目前的狀況仍不理想，比如高校招生、教師專業技術職務、職稱評審、教職員工科研項目的評定等方面仍無自主權。因此，擴大高等學校辦學自主權，建立學校自我管理、自我發展和自我約束的機制，仍是我國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必須繼續堅持和壯大的重要內容。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的思路

首先。要轉變教育管理觀念。

我國加入WTO后。在教育服務方面的承諾將對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產生重大的影響。長期以來，由于計劃性、指令l生的經濟體制和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我國各級教育部門一直信奉“高等教育管理就是行政管理”、“高等教育管理體制就是行政體制或屬于行政體制”。現在，這些落后的、舊的觀念必須加以揚棄，取而代之的應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理念。從而使高等學校辦學自主權、高等教育的人才培養模式、政府的教育管理模式等滿足全球化、國際化的要求，達到提升我國高等教育的整體水平和競爭能力之目的。

其次，轉變政府部門的職能。

我國高等教育管理一直以政府行政機構設置模式為榜樣，政府對教育管理干預過度，學

校自主權過小。在目前的新形勢下，政府部門必須盡快轉變相關職能，“下放”相關權力。政府如不能做到政校分離，從繁瑣的事務性管理中退出，高校的自主辦學也就無從談起。政府也就沒有教育國際化視野。但這并不意味著高等教育完全脫離政府管理，政府管理仍是高等教育存在與發展的保障與基礎，政府主要履行宏觀的、全局性的、指導性工作。也就是說，政府部門在制定和執行高等教育政策法規的程序更為公開、更為透明：對高等教育的管理方式由直接管理轉向間接管理，由事務性管理轉向宏觀管理；進一步擴大學校的自主權等。第三，建立科學的管理體制。

建立科學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要求我們：①建立三位—體的管理體制。即在高校內部管理體制的設計上，建立起決策、執行、監督相對獨立又相互聯系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專家及各專門委員會組成決策機構；中層管理部門組成執行機構：全體教職員工、學生、社會相關人員組成如督導委員會、監察委員會等監督機構，從而保證高校的決策合理、執行到位、監督有力，確保公平與正義之理念在高等學校的貫徹落實。②建立三者和諧的管理機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中，高等學校極其機構雖然擁有較大的自主權力，但必須處于政府的宏觀調控導向之下。高校與政府、市場、社會三者的關系應是：政府宏觀調控、市場積極引導、高校自主力學、由社會監督成效。

我們相信，我國的高等學校極其機構只有在提高辦學質量、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時，增加其市場競爭能力，實現高校競爭壓力下的自我管理、自我約束、自我完善和自我發展，才能有—個更美的未來。

第四篇：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分析論文

【摘要】根據當前我國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的發展情況來看，高等教育的影響得以不斷擴張，自身建設得以不斷完善，其扮演角色亦越來越重要。對培養人才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同時要求高校能夠結合社會的發展及時對其教育管理體制中存在的問題進行改革，同社會發展趨勢保持一致。

【關鍵詞】高等教育；教育體制；體制改革

在近年來，高等教育改革如火如荼，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作為其重要的組成部分，也進行了一系列的探索與改進。

一、加強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的必要性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對高等人才的需求不斷增加，對人才的要求也不斷增加，高校在加強其人才培養的同時，還要根據社會發展趨勢及時的對其教育管理體制進行改革。近年來各校雖有很大的體制改革，但其自身管理滯后的問題日益突出，大部分依附上級管理，處于被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只有建立起與之相適應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才能使高等教育得以自身發展，才能更好的培養人才服務社會。現人才培養模式雷同，缺乏特色，難以適應綜合化和多樣化的人才需求。通過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提高人才培養的質量與效率。教育是發展科技和培養人才的基礎，不但要具有寬厚的基礎科學知識，還要具備較強的組織能力和優秀的協作品質。只有適應現代化經濟發展的高等教育才能培育出綜合性多樣化的高端型人才。從而使高校的發展能夠同市場經濟發展結合起來，培養滿足市場對優質人才的需求。

二、加強我國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的具體措施

1.及時轉變教育理念創建特色學校，加強國際合作

根據我國各地的經濟和高校的分布情況，突出重點，明確各自的辦學方向，創建特色名校。為了保持高等教育健康發展，一定要規范各類高等教育辦學形式，建立有效的辦學監督、評估和質量保證體系，以保障教學質量和受教育者的權益，從而使我國高等教育健康有序地發展。擴大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加速高校辦學的國際化進程。為了進一步的加快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進程，支持和鼓勵有條件的高校擴大留學生教育，爭取更多外國留學生和學者來華訪問學習，共同開展科學研究。支持和鼓勵高校舉辦或聯辦國際學術會議，讓教師有更多的機會出國參與學術會議。和國外著名高校、科技企業、研究機構建立經常的穩定的教育交流和科技合作。

2.加強高校的自主管理

因為我國的高校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政府主導和干涉而進行管理的，因此在高校的管理基本是國家主辦，政府直接參與，學校協助的，依附政府對高校的管理，導致學校的自主管理的被動。但是政府的高等教育管理對學校的實際情況了解不足，不能針對高校的實際情況進行管理，因此其管理手段和管理職能，在高校管理中并不能進行有效的實踐與檢驗。為了促進我國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就要不斷加強高校的自主管理水平，使高校掌握自主管理的權利，能夠根據學校的實際情況對其管理制度進行科學、合理的調整；但這并不意味著政府完全不對其進行管理，而是將直接管理轉變為間接管理，充分尊重高校的自主管理和辦學權利。政府要對高校管理中的如教育經費的管控、教育監督與評價等工作進行一定的規劃與設計。

3.完善高等教育機制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傳統的高等教育管理機制已經不能滿足當今社會發展對人才培養的需要，因此必須要進行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不斷完善高等教育機制，這也是高等教育不斷發展的必然結果，高等教育發展要同市場緊密結合起來，積極的參與到社會經濟活動中。在政府的干預下參與到市場活動中，對一些市場環境中不合理現象進行干預與指導，從而促使我國的高校能夠成為可以自我發展、自我支配的權益實體，而不是受某一方支配的機構組織。政府可以針對高校的教育管理制度制定相關的保護和約束政策與法律。近年來，我國已經漸漸形成的依法治教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并對其內容進行不斷的完善與補充，這也是我國高等教育管理不斷發展的必然趨勢和必然結果。

三、結束語

總而言之，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進步，我國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會不斷的深化與發展。一方面是我國的社會發展過程中，政治、經濟、文化等不斷發展影響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高等教育不斷發展的并經之路和必然結果。不斷加強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不改革就沒有出路，不觸及深層次矛盾就難見成效。要樹立強烈的改革意識，克服不敢改、不愿改、不會改的畏難情緒，摒棄安于現狀、小富即安的惰性思維，突出重點，攻堅克難，推動高等教育質量提升邁出更大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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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

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

摘要： 隨著我國經濟在世界經濟地位的不斷提高、融入世界經濟程度的不斷加深,外匯管理體制又面臨許多新問題，而外匯管理體制的改革對于外匯工作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本文對我國外匯管理體制的相關問題進行分析,旨在提高外匯管理的效率,進一步推動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促進我國對外貿易工作的順利開展，從而推動我國經濟的不斷持續發展。

關鍵字：外匯管理 體制改革 發展演變

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經歷了三十年的歷程,改革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隨著我國經濟在世界經濟地位的不斷提高,隨著我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程度的加深,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又面臨著許多新的問題。總結我國外匯管理體制三十年來所走過的路程和取得的成果,分析外匯管理體制在新形勢下所面臨的挑戰,對進一步推動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實現資本賬戶可兌換的長遠目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發展歷程

新中國成立后,由于外匯資源短缺,經濟發展水平低。同時,為適應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和進口替代性貿易戰略,我國對外匯實行了高度集中的分配管理體制,集中所有有限的外匯資源,實行統一管理,采用指令性行政分配方式投入到經濟建設最需要的地方。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外匯管理體制適應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開放的整體目標和經濟金融全球化的趨勢,為穩定我國的國際資本流動、配合并促進其他領域的改革、提高我國對外開放水平發揮了重要作用。歸納起來,我國的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78-1993年;第二階段1994-2001年;第三階段2002年至今。

（一）、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初級階段（1978-1993）在這一階段，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目標之一是實現經常項目的可兌換,為對外貿易開放提供保障。對于經常項目,我國的資本管制政策主要體現為強制結匯制度、外匯留成制度和雙重匯率制度。強制結匯制度和外匯留成制度是針對中資企業經常項目交易的資本管制政策。外匯留成是一種使用外匯的權利,以額度的形式表示,在使用時用人民幣配成現匯。中資企業的貿易及非貿易外匯收入必須按照法律規定進行結匯,其出口外匯收入賣給國家后,國家按規定比例給與出口企業外匯留成額度。用匯時,單位用人民幣配以額度,按國家公布的外匯牌價購買現匯,對外進行支付。

雙重匯率制度是這一階段我國對經常項目實行的另一項資本管制政策。1979年8月國務院決定,除繼續保留公布牌價外,還制定內部結算匯率。1981年正式實行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適用于進出口貿易外匯的結算,匯率為1美元兌218元人民幣。從1981-1984年,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格沒有變動,同時公布的牌價主要適用于非貿易外匯的兌換和結算,匯率為1美元兌115元人民幣。1985年1月1日,我國取消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進出口貿易外匯按官方匯率1美元兌218元人民幣結算。1985-1990年,我國多次大幅調整匯率,由1985年1月1日的1美元兌218元人民幣,逐步調整至1990年11月17日的1美元兌5122元人民幣(其中兩次大調整分別是: 1986年7月5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從3120元調至3170元,貶值1518%;1989年12月16日,人民幣匯率從1美元兌3172元調至4172元,貶值2112%。),到1993年底,官方匯率調至1美元兌5172元人民幣。由于外匯調劑市場的存在, 1985-1993年,我國實行的仍然是雙重匯率制度,官方匯率與調劑匯率并存。例如, 1993年底,我國外匯調劑市場匯率為1美元兌8172元人民幣

（二）、外匯管理體制改革推進階段（1994-2001）

這一階段，我國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建立了資本市場和全國統一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實現了匯率并軌,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正式融入了經濟全球化的大潮。1996年,我國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的完全可兌換,使對外貿易暢通無阻。但是,我國的經常項目實際上仍然存在外匯管制,體現為銀行結售匯制度。例如,我國對中資企業的經常項目外匯收入實行強制限額結匯制度,除按國家規定的比例開立外匯賬戶保留以外,必須賣給外匯指定銀行,這一措施實為限額結匯管制,屬匯兌管制;對外商投資企業實行的是意愿結匯制度,但不允許外商投資企業在外匯指定銀行辦理結售匯(也屬匯兌管制),外商投資企業要賣出外匯或者購匯都必須在外匯調劑中心進行。

在經常項目實現可兌換的同時,我國對資本項目的交易和匯兌實行了嚴格控制,一是除國務院另有規定外,所有資本項目外匯收入均須調回境內;二是境內機構(包括外商投資企業)的資本項目外匯收入均應在銀行開立外匯專用賬戶,經外匯管理部門批準后才能結匯;三是資本項目下的購匯和對外支付都須經過外匯管理部門的核準,持核準件方可在外匯指定銀行辦理購付匯。

實行匯率并軌。1993年12月31日的官方匯率是1美元兌518元人民幣,而調劑市場匯率為1美元兌8172元人民幣左右。1994年1月1日實行匯率并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為1美元兌8170元人民幣。利用統一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三）、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完善階段（2002年至今）

這一階段，我國對資本管制的思路進行了調整。在前兩個階段,我國強制結匯的管制思路主要是基于我國外匯儲備短缺的事實。在第三階段,我國的外匯儲備規模已改變了短缺的狀態,不僅如此,通過外匯占款而產生的基礎貨幣的擴張壓力越來越大。因此,在這一階段,我國一是轉變了長期以來形成的外匯流入越多越好的觀念,加強了對外匯流入的監測與管理;二是轉變外匯流出越少越好的觀念,逐步建立正常的、合理的、可控的流出機制。在經常項目結匯方面,逐步向意愿結匯制度過渡。到2007年8月,我國外匯局取消了經常項目外匯賬戶限額管理,境內機構可根據自身經營需要,自行保留其經常項目外匯收入。以此為標志,我國自1994年以來沿襲了13年的強制結匯制度,淡出了歷史舞臺,被意愿結匯制度所取代。

對于資本和金融項目，逐步完善并適度放松了資本項目外匯管制。首先,有選擇、分步驟地開放證券投資,拓寬資金流出流入渠道,如2002年,我國推出了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制度,允許合格境外投資機構投資于境內證券市場上包括股票、債券和基金等民幣標價的金融工具。2007年6月,推出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境外證券投資制度(QDII)。其次,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放松資本流出的管制措施,如簡化境內機構境外直接投資的各種手續、放寬購匯限制、放寬境內金融機構境外證券投資和代客理財等限制、實施/走出去0戰略,成立國家投資公司、實行境內個人對外證券投資試點等。再次,對短期資本流動,尤其是/熱錢0投機活動進行抑制,如加強外資對房地產業投資的審批和監管、大幅度核減中外資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短期外債余額指標等。

對于人民幣匯率的形成，進一步改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不再單一釘住美元,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攬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美元兌人民幣匯率由1美元兌812765調整為1美元兌換8111元人民幣,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約2101%。銀行間一攬子貨幣兌人民幣的每日收市價,作為翌日買賣中間價,上下波幅013%。

二、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演變的方式、路徑及其特點

1、國家對匯率的干預。雖然改革后的制度在對匯率的管理上有所放松，匯率隨著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而上下浮動，但政府仍可根據實際需要進行管理，政府仍發揮著主導作用。

2、中國外匯管理法規“位卑權重”。中國外匯管理法規從一開始就以國家行政管理機關(包括國務院、中國人民銀行、國家外匯管理局)制定的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的形式出現，而不是以國家立法機關通過法律的形式出現。導致中國在外匯管理這一領域只由一部行政法規《外匯管理條例》調整，一切外匯管理活動都以其為準則。

三、我國外匯管理體制的現行框架

根據《經濟法》中的我國外匯管理制度的基本框架的概述

我國從建國以來一直實行外匯管制。建國初期，基于我國國力較弱以及當時所處的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勢，我國實行比較嚴格的外匯管理制度。隨著改革開放和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順勢頒布了一系列的外匯管理新法規，形成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為主，包括其它外匯管理法規、行政規章和其它規范性文件的相對完善的外匯管理法律體系，標志著我國外匯管理進入了一個新時期。目前，我國外匯管理的職能部門是國家外匯管理局及其分局。

1、外匯管理的對象是境內機構、境內個人的外匯收支或者外匯經營活動，以及境外機構、境外個人在境內的外匯收支或者外匯經營活動。境內機構，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國家機關、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部隊等，外國駐華外交領事機構和國際組織駐華代表機構除外。境內個人，是指中國公民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連續居住滿1年的外國人，外國駐華外交人員和國際組織駐華代表除外。

2、經常項目，是指國際收支中涉及貨物、服務、收益及經常轉移的交易項目等。經常項目外匯收支，包括貿易收支、勞務收支和單方面轉移等。

3、資本項目，是指國際收支中引起對外資產和負債水平發生變化的交易項目，包括資本轉移、直接投資、證券投資、衍生產品及貸款等。

4、國家對外債實行規模管理。借用外債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辦理，并到外匯管理機關辦理外債登記。

5、提供對外擔保，應當向外匯管理機關提出申請，由外匯管理機關根據申請人的資產負債等情況作出批準或者不批準的決定。申請人簽訂對外擔保合同后，應當到外匯管理機關辦理對外擔保登記。但是，經國務院批準為使用外國政府或者國際金融組織貸款進行轉貸提供對外擔保的，不適用上述規定。

6、銀行業金融機構在經批準的經營范圍內可以直接向境外提供商業貸款。其他境內機構向境外提供商業貸款，應當向外匯管理機關提出申請，外匯管理機關根據申請人的資產負債等情況作出批準或者不批準的決定。

7、資本項目外匯收入保留或者賣給經營結匯、售匯業務的金融機構，應當經外匯管理機關批準，但國家規定無需批準的除外。

8、依法終止的外商投資企業，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進行清算、納稅后，屬于外方投資者所有的人民幣，可以向經營結匯、售匯業務的金融機構購匯匯出。

9、人民幣匯率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四、我國外匯管理體制發展方向及演變趨勢

我國外匯管理體制發展方向及演變趨勢主要受到兩個因素的影響:一是包括金融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以及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主要代表的國際經濟組織的政策傾向等在內的國際因素;二是包括我國經濟結構性調整、資本市場的完善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等在內的國內因素。

目前,我國在貿易領域已基本融入世界體系,并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在資本活動領域,我國還存在很大的空間。可以肯定的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我國的資本管制不是長久之計,正確的選擇應當是,在現有資本管制框架下研究并推動資本賬戶的穩步開放;但是,在近幾年,甚至十幾年,我國的資本管制仍然需要為經濟改革保駕護航。可以預見的是,未來我國的外匯管理體制將繼續堅持國內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金融全球化的方向,圍繞我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主要矛盾進行調整和決策,穩步推進人民幣資本賬戶的可兌換,為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完善做出應有的貢獻。

由此，我國外匯管理體制的演變趨勢

1、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和人民幣匯率制度采用浮動匯率制。根據克魯格曼“三元悖論”，即在開放經濟條件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匯率的穩定性和資本自由流動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實現，各國只能選擇其中對自己有利的兩個目標。綜合中國的現實情況，中國資本市場終究會完全開放也會長期擁有獨立自主貨幣政策選擇相應的浮動匯率制度可行。

2、合理利用外匯儲備。到國外投資、用儲備換技術、關注環境變化，加強企業社會責任;調整外匯儲備資產的幣種結構，減持美元儲備，增持歐元、馬克等貨幣資產;轉變引進外資理念，注重成本效益分析。

3、逐步確立由強制結匯制向意愿結匯制的轉變。意愿結售匯下，易于增強企業和個人自主創匯的積極性。

4、積極培育和發展外匯市場，堅持依法行政，進一步整頓和規范外匯市場秩序以及完善外匯風險的監測與化解機制。

5、建立外匯管理制度法律體系。參考別國相關法律的優點，寫出自己的法律，與世界接軌，促進中國外匯制度的發展。

五、結語

隨著我國在國際經濟格局中占據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我國的外匯管理體制也不斷實現改革，越來越適合當前我國的對外貿易格局。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面臨的國際貿易形勢更加嚴峻。因此對于外匯管理體制也要不斷加強改革，為我國的對外貿易發展提供必要的理論依據，為適應全球金融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提供必要的手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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